“GNP里看不见纯美的诗歌，听不见超群的公共辩论。它衡量的既不是我们的智慧、勇气和学识，也不是我们的同情心和奉献精神。它只能衡量每件实实在在的东西——除了那些让生命更有价值的东西。”

——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美国前司法部长、美国前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弟弟

当曾经的美国总统胡佛努力想了解在大萧条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并打算设计、规划一种项目以应对大萧条时，还并不存在一个综合性的国民经济核算系统。他不得不依靠零散的数据——如货运量、商品价格和股票价格指数，但这些数据只能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并不全面的、经常也是不可靠的观察视角。第一套国民经济核算系统是在1937年提交给国会的，这套系统所基于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专家、美国商务部团队共同合作的开拓性研究成果。最终，这套评估标准在20世纪一直作为“信号灯”，帮助指引了很多大的经济变革。

但当经济发生变化时，我们的评估标准也必须要改变。在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我们关注越来越多的是思想，而不是事物；是比特，而不是原子；是交流，而不是交易。这个信息时代最大的讽刺是，在很多方面，我们实际上对经济中价值源泉的了解程度比50年前还要少。事实上，很多变化之所以很长时间被视而不见，只是简单地因为我们对实际的变化一无所知。有一个很大的经济层面在官方的数据中是看不到的，更不用说是大多数公司的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了。免费的数字化产品、共享经济以及我们各种关系中的无形资产及其变化，对我们的工作、生活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它们也需要新的组织结构、新的技能和新的制度，并且甚至可能也需要我们对一些价值进行再评估。

数字化经济：当音乐从物理介质变成计算机文件

我们对音乐从物理介质到计算机文件转变的故事已经耳熟能详了，但对于这场转变最有趣的部分却很少讨论。音乐隐藏在我们传统的经济数据之外。物理介质的音乐销售已经从2004年8亿个单位下降到2008年的不到4亿个。然而，同样在这段时期内，人们购买音乐产品的总量却在增长，这充分说明人们通过网上下载的方式购买的数量在快速增长。数字流——比如iTunes（苹果公司的音乐软件）、Spotify（中文名为“声破天”）、Pandora（中文名为“潘多拉”），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当然，这里的购买数据并没有反映出数量惊人的被免费共享、下载（经常是通过盗版的形式）的歌曲。在MP3崛起之前，即使是最痴迷的音乐爱好者——他们都有一个堆满立体声唱片、磁带和CD的独立空间，所拥有的歌曲数量也只能占到当今一个孩子的智能手机通过Spotify或者Rhapsody服务所获得的2 000万首歌曲的一部分。明尼苏达大学的乔尔·沃德佛格（Joel Waldfogel）做了一项充满智慧的研究，目的是寻找一定量的证据以证明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音乐的整体质量并没有下降——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应该是前所未有的提高了。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你现在所听到的音乐应该比以前更多、更好了。

那么音乐是如何消失的？音乐的价值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价格。2004~2008年，音乐销售的整体收入从123亿美元下降到了74亿美元——下降了40%。即使我们将手机上的音乐铃声也包含在内，一些音乐录制公司的整体收入也下降了30%。

当你放弃在报摊上购买一份物理介质的复制品，而在网络上以非常低的价格或者免费阅读《纽约时报》、《彭博商业周刊》或《麻省理工管理学院斯隆管理评论》时，也或者当你使用Craigslist（大型免费分类广告网站）而不是分类广告时，还或者当你通过Facebook共享照片而不是把打印的照片邮寄给朋友和亲戚时，你也会发现相似的经济现象。“模拟美元”正在变成“数字便士”。^[41]

据估计，到现在为止，互联网上数字文本和图像的页面数量已经超过了一万亿。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讨论的，比特正在让零成本变成现实，它几乎瞬间就能传遍全球。而且，一份电子产品的复制品几乎和原件毫无差别。这就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经济问题——比如对行业价值的评估。当商务旅行人士通过Skype（网络电话）给家里的孩子通话时，他对GDP的贡献率就是零——但这件事情绝对不是没有价值的。从另一方面看，即使最富裕的“强盗资本家”也无法购买到这项服务。那么，我们如何评估那些不能像以前一样可以用任何价格购买的免费产品或服务的经济效益呢？

GDP遗漏了什么

尽管经济学家、学富五车之人、记者和政治家们都非常关注GDP，也尽管他们能对GDP做出相对完美的评估，但它仍然不能量化我们的生活福利。我们在第7章里谈到的GDP和生产率的增长趋势是很重要的，但它们还无法足够衡量我们整体的生活状况，或者说是我们的经济状况。罗伯特·肯尼迪用诗化的语言对此进行了描述，也就是我们在这一章的开始所引用的部分。

尽管用一美元的价值来衡量对辩论的刺激效果——就像罗伯特·肯尼迪所说的那样，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可以通过考量我们能够消费的产品和服务的一些变化，来更好地理解我们基本的经济发展进程。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官方的数据正在倾向于不仅低估我们的红利，而且还在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误导了我们。

除了海量的音乐，今天的孩子们也完全可以使用智能手机通过移动互联网实时获得比20年前的美国总统还要更多的信息。维基百科号称其信息总量超过了几乎囊括20世纪所有知识的《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的55倍。就像维基百科一样（但和《不列颠百科全书》不同），我们今天能够获取的很多信息以及娱乐项目都是免费的——当然还有智能手机上超过100万的手机应用程序。

因为它们都是零成本的，所以实际上这些服务在官方的数据统计中都是看不到的。它们为经济增加了价值，却没有为GDP增加美元。因为我们的生产率数据是用GDP来衡量的，所以焕发着勃勃生机的免费产品却无法驱动生产率的增长。然而，让人毫不怀疑的是，它们拥有真正的价值。当一个女孩点击观看YouTube上的视频，而不是去电影院观看电影时，她会认为她从YouTube上获得的实际价值要远高于传统的电影院。当她的哥哥通过iPad下载了一个免费的游戏应用程序，而不是去购买一个视频游戏时，他的想法也是这样的。

免费：满足了我们的生活，却对GDP毫无贡献

从某些方面看，免费产品的扩散甚至还造成了GDP的下降。如果你仅花费几个便士——而不是数千美元，就能把一部百科全书存储到你的计算机里，那么你是很明智的。但你的花费少了，GDP就会下降，虽然我们个人的生活质量提升了，但GDP的统计数据却和我们生活质量的提升背道而驰。一种生活和工作方式上的简单转变，比如使用免费的信息交流服务系统（像基于苹果平台的即时通信工具iChat）而不是短信息，浏览像Craigslist这类的免费分类广告网站而不是报纸上的广告，使用像Skype这类的免费语音呼叫系统而不是传统的电话，都能够导致数十亿美元从很多公司的盈利账面上以及GDP的统计数据上消失。

正像这些例子所表明的，我们的生活福利与GDP的关系并不是很紧密。不幸的是，很多经济学家、记者以及公共机构仍然使用GDP的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同义词。在20世纪的很长时间里，这种类比都是相对公平的。如果假定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产品在生活福利上会带来相同程度的增长，然后合算出有多少个产品单位被生产出来——就像GDP的合算方法一样，那么以这种方式得出来的数值将会是衡量我们生活福利的一个近似值。一个国家能否销售出更多的汽车、小麦以及钢铁，是与这个国家人们的富裕程度相对应的。

由于每年生产出来的那些大体量的数字化产品“一文不值”，这种传统的以GDP为衡量标准的观点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了。正像我们在第4章所讨论到的，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经常被描述为一种“信息经济”，这是有充足理由的。人们都在前所未有地使用维基百科、Facebook、Craigslist、Pandora、Hulu（美国的一家视频网站）和Google，而且每年都有数千种数字化产品被生产出来。

美国经济分析局把对经济有贡献的信息行业界定为软件销售、出版、动画、录制、广播、通信以及信息和数据处理加工行业。根据官方的统计和评估，这些行业对今天的GDP贡献率仅仅占到4%，几乎和20世纪80年代末期万维网被发明之前的份额相差无几。但很明显，这种统计和评估是错误的。官方的统计数据没有把给我们经济带来真正价值的且正在增长的很大一部分份额计算在内。

用时间机器评估增长

那么，能否把GDP改良成一种能够衡量我们经济状况和生活福利的工具呢？经济学家们有时会使用一种交替选择的方式来进行这种衡量——类似孩子们的游戏“你愿意……还是愿意……”。1912年西尔斯百货公司的商品销售目录上有数千种商品，从一辆售价达335美元的西尔斯汽车到数十款女式鞋，有一些鞋的价格甚至低至1.5美元。假设我给你提供一份1912年列入所有产品和服务的商品目录——当然不仅仅是西尔斯百货公司的，还有来自其他销售商的，而且销售价格完全和1912年的销售价格一样，你愿意从那份没有其他选择余地的旧商品目录中选择商品，还是愿意以今天的价格随心所欲地选择今天的产品和服务？

你也许觉得这种对比比较困难，那么可以拿最近一些年的两份商品目录进行对比，比如说1993年和2013年的目录。如果你有5.5万美元可供消费，那么，你愿意以1993年的价格购买一辆1993年款的汽车（汽车是全新的），还是愿意以2013年的价格购买一辆2013款的汽车？你愿意以1993年的价格购买1993年的香蕉、隐形眼镜、鸡翅、衬衫、座椅、银行服务、航空服务、电影票、电话服务、健康护理服务、房产服务、照明用品、计算机、汽油以及其他的产品和服务，还是愿意以2013年的价格购买2013年的购物车里那些对等的商品和服务呢？

从商品的品质上看，你所购买的香蕉和汽油从1993年开始没有什么变化，你需要考虑的唯一不同点是它们的价格。如果这是唯一的区别，那么通货膨胀就很容易计算了，进行“你愿意……还是愿意……”这种交替选择也容易得多。虽然对于其他产品来说，尤其是像互联网、移动电话应用程序这类的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产物，在品质和特性方面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根据真实的品质和特性调整的价格可能已经下降了——即使票面上的定价是增加的。而且，有很多新产品在以前根本就不存在，尤其是数字化产品。也有一些以前的产品和服务已经停止使用或者使用功能退化了。如今已经很难找到马皮磨刀带或者1993年出产的旧式个人计算机了，也找不到以前那种能给你免费清洗挡风玻璃的加油站了。

在你选择了自己比较喜欢的商品目录之后，下一步就是要问我必须付给你多少钱，才能使你无视这两个目录之间的差别。在你计划从旧的商品目录中选择商品时，如果我能多付给你超过20%的价格，就能使你高高兴兴地从新的目录中选择商品，那么这时总的价格指数就增长了20%。如果你的收入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对购买力的侵蚀和冲击将会给你的生活标准带来下降；同样地，如果你收入的增长比价格指数增长得快，那么你的生活标准就是在提升。

这种衡量方式从理念上讲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它是大多数现代政府评估生活标准变化的基础。比如，曾经作为社会保障金指数的生活变化的成本所基于的就是这种分析。可以理解的是，这些曾经所使用的评估数据几乎一直是从买卖双方的市场交易中获得的——自由经济并没有计算在内。

消费者剩余：GDP不会统计你的上网时间

还有一种衡量我们经济福利的标准来源于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剩余这个概念。消费者剩余比较的是消费者愿意为某种产品或服务所偿付的价格与他实际要付的价格。如果你愿意付一美元去读一份晨报，但这时你免费拥有了这份报纸，那么你就获得了一美元的消费者剩余。然而，正像前面解释的，用一种对等的新型免费阅读服务来替代一份付费的报纸将会使GDP减少——即使它能增加消费者剩余。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剩余将是衡量我们经济福利的一种更好的方式。虽然消费者剩余是一个不错的概念，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很难衡量的概念。

然而，虽然衡量消费者剩余非常困难，也没有阻止一批研究学者在为此付出努力。1993年，埃里克撰写了一篇文章，计算出由计算机价格下降所带来的迅速增长的消费者剩余每年给我们增加的经济福利是500亿美元。^[42]

当然，当被研究的产品已经免费的时候，对其价格下降进行研究并没有什么意义。埃里克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后吴珠熙最近所做的一项研究，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他们观察到，即便当人们不用金钱去偿付，他们在使用互联网时仍然需要放弃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的时间。不论我们贫穷还是富裕，我们每个人一天也只有24个小时。为了“消费”YouTube、Facebook或者电子邮件，我们必须付出更多的注意力。事实上，2000~2011年，美国人花费在互联网上的休闲时间近乎增长了一倍。这暗示了，和其他休闲方式相比，他们认为在互联网上花费时间更值得。通过把使用者的时间价值纳入考量因素，并对比他们花费在互联网上以及其他事情上面的时间，埃里克和吴珠熙估算出了互联网每年为每一位使用者所创造的价值为2 600美元。但所有的这些数据并没有出现在GDP的统计数据中，如果要把这些数据计入GDP的增长——还有生产率的增长，那么每年GDP的增长便多0.3%。也就是说，2012年生产率实际的增长率是1.5%，而不是报道的1.2%。

即使不考虑休闲时间，拥有更多的时间也是一件好事——我们可以通过节省时间做很多有价值的工作。Google的首席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专门研究了人们从Google搜索中所节省的时间。他和他的团队随意收集了一些Google问题，比如：“在做小甜饼时，使用黄油还是人造黄油会影响小甜饼的大小吗？”接下来，该团队在不使用Google的情况下尽量回答这些问题——比如通过在图书馆里寻找答案。结果是，在没有Google帮助的情况下，回答每个问题的平均时间大约是22分钟（到图书馆的时间没有计算在内），而如果使用Google回答同样的问题仅仅需要7分钟。也就是说，Google给每个问题平均节省了15分钟的时间。当你把这种时间差扩展到所有问题时，那么可以计算出——在这里我们使用美国人的平均时薪（22美元），Google每年可以为美国每个成年劳动者带来500美元的收入。

虽然在网上冲浪的人们究竟是在工作还是在娱乐（可能他们是为了研究工作而去查询一本书）或者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投入和产出，很难有严格的区分。但人们花费数十亿小时上传、贴标签^[43]，以及在类似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站上评论图片等，都毫无疑问地为他们的朋友、家庭甚至是陌生人创造了价值。虽然这些小时是没有报酬的，但做这些“工作”的人们可能觉得做这些要比把时间花费在其他事情上更有价值（从本质上看拥有更高的劳动报酬）。把这种想法和做法放大来看，要知道，去年Facebook使用者每天在上面花费的所有时间达到了2亿小时——其中很多时间用于创造其他使用者“消费”的内容。这些小时数是修建整条巴拿马运河所使用的小时数的10倍。所有的这些数据也没有当作投入或产出被计算在GDP的统计数据之内，但这些“零薪酬”和“零价格”的活动仍旧对经济福利做着贡献。像卡内斯梅隆大学的研究学者路易斯·冯·安（Luis von Ahn）就正在研究，如何在互联网上推动和组织数百万人通过集体项目来创造价值。

新产品和新服务：进入新经济时代

在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繁荣的初期，风险投资者经常开玩笑说，在新经济中只有两个数字，一个是无穷大，另一个是零。当然，新经济中很大一部分的价值来源于很多产品的价格下降到了零。但这一图谱的另一端是什么呢（也就是价格从无穷大下降到限定的数字）？假设华纳兄弟娱乐公司制作了一部新电影，你可以花9美元去观看这部电影，你的生活福利是不是增长了？在这部电影构思、摄制和公映之前，你不会以任何价格购买到，哪怕是无穷多的钱。在某种意义上说，电影的价格已经从无穷多大幅下降到了9美元——或者是你愿意买票去观看的最高价格。同样，我们现在也可以接触到以前从来不存在的所有新型服务——有一些服务我们在前面章节里已经介绍过。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生活福利增长的很大一部分，不仅仅是由于我们使现有的产品变得更廉价了，而且还由于我们扩大了产品的类别及可以使用服务的范围。

77%的软件公司每年都会有新产品发布，而且互联网零售业的发展也使大多数消费者能够获得更多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轻点一下鼠标，超过200万册图书就能够在亚马逊网站买到。相比来看，传统的实体书店一般大约只有4万册图书的存量，即使纽约市规模最大的巴诺书店，图书存量也仅有25万册。根据一篇埃里克与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杰弗瑞·胡（Jeffrey Hu）共同发表的研究论文的分析，其他一些类别的产品，包括视频和音乐产品，以及一些电子产品和收藏品，每当一种新产品推出之后，它都会使消费者剩余发生增长。

想象价值创造的其中一种方式是，设想新的产品总是存在，只不过价格很高，没有人能够买到。要想让人买到，就得把产品的价格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在计算机化的目录管理系统、供应链和生产系统变得高效、灵活之后，大多数实体店的存货单位（Stock Keeping Units，缩写为SKUs）都有了大幅增长。根据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的说法，对于整体经济来说，官方的GDP数据并没有把每年给生产率带来0.4%额外增长的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价值计算在内。请记住，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每年生产率的增长基本都在2%左右徘徊，因此，新产品的贡献率并不是很小的一部分。

大众点评：为什么小饭店也能与连锁酒店竞争

数字化也给我们搜索和购买当前的产品和服务带来了很大的便利。降低搜索和交易成本意味着我们能够快捷地完成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在这一过程中，效率增加了，也更加方便了。例如，点评网站Yelp收集了数百万顾客的评论以帮助食客找到价格实惠、菜品上乘的饭店，即使是他们到其他城市旅行也可以实时浏览。还比如，你只需要点几下鼠标，就可以在订餐服务网站OpenTable上预订一桌可口的饭菜。

简而言之，像这类的数字化工具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同。在过去，由于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够通畅，即使销售方效率低下或者出售的商品质量不好也能很容易就掩盖过去，加之地理距离因素也限制了销售方之间的竞争。而像FindTheBest和Kayak这样的类比网站出现之后，航空旅行、银行、保险、汽车销售、动画和其他很多行业都正在被消费者的搜索能力和彼此竞争的销售方所改变。现在，不具备一定服务标准的销售方已经很难再吸引信息不通畅或者易于轻信他人的消费者了。而且，销售方也无法同其他地方的能够提供更好服务的销售方“绝缘”了。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卢卡（Michael Luca）在一项研究中发现，逐渐增加的透明度有助于小饭店与大的连锁酒店进行竞争，因为消费者通过类似Yelp网站上的服务评级就能很快地找到满意的饭店，而不必考虑凭借高额的市场推广费用堆砌起来的品牌饭店。

由日益增长的共享经济所带来的无形优势——更好的匹配度、更快捷和贴心的客户服务体系以及逐渐增加的便利性，被1996年的波斯金委员会标识为很难被官方价格和GDP统计数据估算的因素。这是另外一种衡量方式，以这种方式衡量，我们真正的增长要比标准的数据大得多。

无形资产：决定生产的未来

正像免费的产品而不是实体的制造产品在经济消费的份额中日益重要一样，无形资产在经济的固定资产中所占的份额也日益增长。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生产对实体设备和生产结构的依赖会越来越少，而会更多地取决于知识产权、组织资本、用户生成内容和人力资本这四大无形资产。

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和版权。自从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创造者和发明者带来的专利权所占的比率一直在迅速增长，而其他类型的知识型资产也在增长。另外，有很多研发项目从来没有像知识产权那样正式化，但仍然拥有很高的价值。

无形资产的第二大类别——甚至是更大的类别，是像商业流程、生产技术、组织形式和商业模式这类的组织资本。要想有效使用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新技术，几乎不可避免地需要改变生产的组织架构。例如，当公司在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上投入数百万美元以创建一套新的企业资源规划系统时，它们通常也要把流程改变的成本计算在内——其投入的成本将是原先投入到硬件和软件上成本的3~5倍。然而，虽然在硬件和软件上的投入通常可以计入国家的资本存量中，但新的商业流程——这些组织资本通常比硬件延续的时间更长，一般不计入资本存量。我们的研究认为，就美国经济来说，如果与计算机相关的无形资产能够保持一个恰当的比例，将会给官方评估的固定资产带来超过2万亿美元的增加额。

用户生成内容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却是迅速增长的第三大类无形资产。Facebook、YouTube、Twitter、Instagram、Pinterest（中文名为“拼趣”，堪称图片版的Twitter，网民可以将感兴趣的图片在Pinterest上保存，其他网友可以关注，也可以转发图片）以及其他在线内容网站的使用者不仅消费免费的内容、获得我们前面谈到的消费者剩余，而且也制作大部分的内容。每天在YouTube上新制作的视频达到43 200小时，同样每天上传到Facebook上的新照片也有2.5亿张。使用者也贡献了有价值的内容，但这些内容的价值却是无法衡量的——类似亚马逊、TripAdvisor（全球最大、最受欢迎的旅游网站）和Yelp这类网站上的评论内容。另外，用户生成内容包括被用于分类评论和按有用程度排序（例如，当亚马逊网站询问“这条评论对您有用吗？”之时）的简单的二进制信息。硬件和软件公司现在竞相提升用户生成内容活动的效率。比如，智能手机及其应用程序现在就包含往Facebook网站上贴图的简单或自动的操作工具。这些内容对一些使用者来说是有价值的，可以被认为是给我们的整体财富带来额外增加的无形固定资产。

第四个和最大的种类是人力资本的价值。我们所有人不仅在学校里学过很多年像阅读、写作和算术这类的学习技能，同时也学会并掌握了一些工作和生活方面的技能，所有的这些技能都能帮助我们提高生产效率，当然在一些情况下，还有助于我们获得更多的劳动报酬。这些技能对国家的资本存量也是有一定贡献的。根据戴尔·乔根森和芭芭拉·弗罗曼尼（Barbara Fraumeni）的说法，在美国，人力资本的价值要比全部的实物资本大5~10倍。当然，人力资本对经济的重要性并不是一如既往的。根据伟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理解，在第一次机器革命时代，其中一个最不利的条件是迫使工人去做重复工作的劳动方式。他在1776年记录道：“一个一生中只做几个简单操作动作且其动作所带来的效果相同和近乎相同的人，是没有机会发挥他的理解力的。”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讨论的，当日常工作变得越来越自动化以及对人类创造力的需求逐渐增加时，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将会突显出来。

虽然这些无形资产很重要，但官方的GDP却忽视了它们。比如，用户生成内容就是以无法衡量的劳动力创造出了无法衡量的资产，然后再以无法衡量的方式进行消费，最终创造出无法衡量的消费者剩余。然而，在最近一些年里，人们也尝试使用卫星账户^[44]来进行相关核算——跟踪的就是美国经济中的这些无形资产。例如，由美国经济分析局创设的新卫星账户测算出，在研发资本方面的投资占GDP的比例大约是2.9%，这部分投资在1995~2004年，每年带动的经济增长大约为0.2%。

当然，很难准确地说，这种对无形资产的错误估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正常的数据。但我们非常有信心地说，官方的数据严重低估了它们的贡献。^[45]

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新标准

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可以衡量的工作才能够完成。现代GDP的核算体系当然是经济发展的一大进步。正像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比尔·诺德豪斯（Bill Nordhaus）所说的：“虽然GDP和国民收入的其他核算办法听起来晦涩难解，但它们毫无疑问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但数字化商业的崛起意味着我们的经济标准需要创新了。如果我们使用的计量工具是错误的，那么我们也将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最终的产出也会出现失误。如果我们仅仅衡量有形资产，那么我们就会抓不住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经济福利的无形资产。如果我们不对环境污染和创新进行衡量和评估，那么我们的环境污染将会更加严重，而创新也会明显不足。并不是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可以计算的，也不是所有可以计算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斯蒂格利茨（即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所说的：

一方面，GDP事实上可能是衡量经济福利的一个糟糕的标准——甚至衡量长期以来的市场行为也显得不够完美。另一方面，社会和经济的变化也使得各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但与此同时，在经济和数字技术领域的进步，也为提升这种糟糕的衡量标准创造了机会。

新的标准在概念和实施上都有所不同。我们可以采纳以前的一些调查数据以及一些研究学者一直在使用的技术。例如，人类发展指数使用健康和教育数据以填补官方GDP统计数据的一些缺口；多维贫困指数使用10种不同的指数——比如营养成分、环境卫生、饮用水，来评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福利；而儿童死亡率和其他健康指数都被记录在类似人口统计和健康调查这样的家庭调查数据中。

在这一领域，有几个很有前景的项目。乔·斯蒂格利茨、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让–保罗·菲图西（Jean-Paul Fitoussi）针对我们如何全面拉动经济数据研究开发了一个详细的指导项目。另一个很有前景的项目是由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斯科特·斯特恩（Scott Stern）、罗伯特·劳瑞（Roberto Loria）和他们的同事正在研发的社会发展指数——他们已经开始在不丹测评国民幸福指数。另外还有盖洛普健康幸福指数，其研发人员也一直在做长期的民意调查。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提升，我们诚心地支持他们。但最好的时机和前景是使用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工具：数字化时代集大体量、多类别和及时性于一体的海量数据。互联网、移动电话、设备中的嵌入式传感器都在持续不断地传送着数据。例如，罗伯特·莱格伯恩（Roberto Rigobon）和阿尔伯特·卡瓦罗（Alberto Cavallo）通过统计全球的每日在线商品交易价格而测算出的通货膨胀指数就非常及时，在很多情况下，也要比官方通过每个月调查很少的一些样本而得出的数据可信得多。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正在使用夜间的人工光源卫星地图来评估世界不同地方的经济增长状况，以及通过评估Google搜索频率来了解失业和住房供给方面的变化。可以说，这类信息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经济的状况，就像它已经改变了市场、生产、金融、零售和商业相关的方方面面一样。

随着我们能够获取的数据更多以及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够提出正确问题的能力甚至变得更加至关重要。不论一盏路灯的灯光有多么明亮，你都不会在灯光下找到丢失的钥匙——如果你的钥匙不是在那个地方丢失的。我们必须努力思考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什么是我们想要的，以及什么是我们不想要的。GDP和生产率的增长是重要的，但它们只是达到目的（生活福利）的手段，并不是目的本身。我们想要增加消费者剩余吗？那么降低的价格或者更多的休闲时间可能是有所进展的标志，即使它们导致了一个更低的GDP。当然，我们的很多目的是非货币性的。我们不应该忽视经济的衡量标准，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让这些标准把我们的其他价值排挤在外，因为这些价值更是可以衡量的。

同时，我们需要记住，GDP和生产率数据忽视了很多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即使我们从一个足够窄的经济学视角来看。而且，每当出现一种新产品或服务，或者当之前已有的产品变得免费之后——当它们被数字化之后就常常变得免费了，我们所衡量的东西以及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之间的差距都会被拉大。

[41]　作者在这里提到的“模拟美元”来自于DVD、CD（尽管它们已经不是模拟信号制品了）、付费有线电视、一些电视台（包括其授权的衍生品），它们的计价单位都是美元。而“数字便士”来自于亚马逊视频点播、苹果iTunes商店和其他网站上的下载服务，通常计价单位是美分。——译者注

[42]　在这之后，又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和发现。去年，经济学家杰里米·格林伍德（Jeremy Greenwood）和凯琳·考派基（Karen Kopecky）使用了一种相似的方法计算出了个人计算机给经济福利所带来的增长贡献。另两位经济学家——施恩·格林斯坦（Shane Greenstein）和瑞安·麦克德维特（Ryan McDevitt），合作研究了日益广布的宽带入网带来了多少消费者剩余增长。他们研究了宽带真正的价格随着时间的下降，以及这一服务的使用者增长了多少。从以上的研究中，两位经济学家估算出，与实际付出的价格相比，人们愿意付出多少价格去购买这项服务，然后他们算出了消费者剩余的多少。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个团队采用了一个更直接的方法。这个团队调查了3 360位消费者，询问他们愿意为互联网提供的16项专门服务付出多少钱。得出的结果是，他们平均的付出意愿是每个月55美元。基于这一计算，该团队估算出美国人每个月从免费的互联网中获得的消费者剩余超过了350亿美元。这其中，占比最大的单一服务类别是电子邮件，而类似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络则紧随其后。

[43]　即Tagging，Tag在中国并没有统一的中文名称，有的称之为“分类”，也有的称之为“开放分类”或“大众分类”，还有的称之为“标签”。Tag是一种更为灵活、有趣的日志分类方式，可以为每篇日志添加一个或多个Tag，然后可以看到博客大巴上所有和你使用了相同Tag的日志，并且由此和其他用户产生更多的联系和沟通。——译者注

[44]　卫星账户（Satellite Accounts），是一种附属账户，是用来衡量那些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没有或不能作为一个独立产业经济部门的产业规模的核算体系。——译者注

[45]　和无法衡量的无形消费品不同，对无形资本产品的不恰当衡量不会自动偏离官方的生产率数据。一方面，像所有的无形资产一样，无形资本产品使得产出更多。但同时，它们也用于生产，因此使得投入也更多。在一个投入与产出以同等比例增长的稳定国家里，这两个作用就相互抵消了，因此，在由产出或投入界定的生产率数量方面没有发生什么偏离。对于某些类型的无形资产来说，缓慢而稳定的增长基本上都是真实发生的，比如由教育行业培养的人力资本。但其他种类——像与计算机相关的组织资本或者数字内容网站上的用户生成资本，都是在快速地发生增长。对于这些种类的无形资产，官方的生产率数据实际上大大低估了经济的真正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