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我们进步的标志不是我们是否给富有者带来更多的财富增长，而是我们是否给贫困者带来足够的财富增长。”

——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美国第32任总统

在前面4个章节里，我们看到了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所包括的一个悖论：GDP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创新速度也是史无前例的，然而人们却对他们孩子的未来生活标准更加悲观了。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在《福布斯》上榜的亿万富翁的财富已经是2000年的5倍，但美国中间家庭的收入却已经出现了下降。

经济数据强调红利和分配的二分法。预算及政策优先中心的高级成员、经济学家贾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提醒我们注意生产率和就业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分离，正像在图11–1中所显示的。虽然这两个主要的经济数据在战后的大部分时期都是相伴而随的，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分离了。今天的就业人数与总人口的比率要比至少20年之内的任何时候都要低，而且今天处在中间位置的劳动者的真实收入还要比20世纪90年代低。与此同时，像生产率、GDP、公司投资和税后利润却达到了创纪录的高点。

图11–1 劳动生产率和私人雇用

在一个像硅谷的地方或者一所像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类大学，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是很容易看得到的。初创公司遍地开花，新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层出不穷，研究实验室不断搅动着类似我们在前面章节里看到的技术创新。然而，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面临着生存困境：学生们挣扎在高额债务的边缘，毕业生寻找新的工作困难重重，而且还有数百万人为了维持临时的生活标准不得不依靠借贷为生。

在这一章节里，我们将解决关于红利和收入分化的未来的三个重要问题。首先，红利能够覆盖收入分化吗？其次，技术不仅创造了不平等，也创造了结构性失业吗？第三，全球化作为另一个改变经济的重要力量，能够解释最近在薪酬和就业领域出现的下降吗？

哪一个更大，红利还是收入分化

由于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我们正在创造着一个更加富足的世界——一个越来越少的原材料、资本和劳动力投入能够带来越来越多产出的世界。在未来的一些年里，我们还将能够继续从相对比较容易衡量的指标中获益，比如较高的生产率，当然能给我们带来收益的还有不大容易衡量的指标，比如我们从免费的数字化产品中所获得的提升。

在前面的段落中，我们曾用干巴巴的经济学词汇来描述我们当前的红利。这是不恰当的，需要及时澄清和纠正，因为红利是一种极其奇妙的基本现象，应该用最好的语言来描述。红利并不简单意味着更加廉价的消费产品和零热量的食品。正像我们在第7章所阐述的，它同时也意味着在我们生活的很多领域，拥有更多的种类和选择以及更高的质量。它意味着做心脏手术时，可以不用切开胸骨、打开胸腔。它意味着你始终都有机会接触到世界上最出色的教师——这些教师能对学生做出个性化的自我评估，以让学生们了解他们对学习材料的掌握程度。它意味着各个家庭在食品杂货、汽车、衣服和公共费用上面的花费会日益减少。它意味着聋哑之人可以恢复听力，盲人也可以复明。它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再做很多无聊、重复性的工作，而有更多的机会从事创造性的和有吸引力的工作。

进步的表现至少是部分根源于数字化技术。当给人们提供更多选择，而不是让他们与更封闭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技术进步就成为促使人们获得红利和生活改善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引擎。这同时也是一个受引擎驱动的收入分配、分化模式，我们所关注的领域，包括财富、收入、生活标准和进步的机会，都随着时间的进展而出现越来越大的差异。有一些发展趋势（尤其是正在增长的不平等）在其他国家也是可以看到的。我们希望的是，数字化技术的进步浪潮能够推起所有领域的“航船”，但现实的情况却远非如此。

当然，技术不仅仅是带来收入分化的唯一因素，但它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今天的信息技术更青睐高技术人才而不是低技术人才，资本所有者所获得的收益也要明显高于普通劳动者，超级明星们的薪酬更是令普通劳动者难以望其项背。所有的这些趋势都在带来收入的分化——在那些有工作和没有工作的劳动者之间，在那些拥有高技术、一定教育背景和低技能的劳动者之间，在超级明星和其他所有人之间。从我们最近所看到的以及了解到的，我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公平、对等的：未来的技术将倾向于带来收入的分化，正像它们促进了红利增长一样。

事实上，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既给我们带来了红利，也给我们带来了收入的分化，而且这种变化会日渐明显，最终会产生一个重要的问题：既然有如此多的红利，我们还要担心收入分化吗？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认为，如果处于底层的人们能看到由于技术的进步而给他们带来生活方面的提升，日益增长的不平等也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收入的不平等在增长，对收入分化进行衡量的其他指标也在增长，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一些观察人士提出了我们称之为超强红利的说法，其基本思想是，如果仅仅聚焦于收入分配的分化是不合适的，也会有一定的误导性，因为红利是最重要的一种现象，它甚至存在于收入分配的底层。这种说法承认，高技术劳动者正在和其他人拉开距离——超级明星们更是跳出了我们的视线所及之处，但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这样又如何？只要所有人的经济生活都变得更好了，为什么我们还担心有一些人的生活会更好呢？”正像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格雷格·曼昆（Greg Mankiw）所评论到的，如果1%的人口在获得巨额财富的同时还能为其他所有人创造巨大的财富，这反映的是一种赏罚分明的结果，而未必是个严重的问题。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得以运转的部分原因是，它们给创新者提供了强烈的刺激：如果你的创造在市场中获得了成功，那么你至少会得到一些酬劳的回报。而如果你的创造带来了辉煌的成功，那么对你的奖赏将是巨大的。当这些刺激因素运转良好时（但这种体系内不会给那些胆大妄为之人提供巨大而无风险的奖赏），所带来的收益将非常可观：创新者一方面提高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通过销售、购买关系，创新者也变得富足起来。每个人都获得了收益，即使并不是每个人所获得的收益都是相同的。

高科技行业提供了很多这类令人兴奋的现象的例子。企业家们创造了设备、网站、应用程序以及其他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我们可以随便使用和购买它们，企业家们由此在财富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不是一种功能失调的模式，它是一种利益共享的模式。正像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所说的：“假设说美国有30多个像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人……我们不得不承认，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不平等的另一面就是成功的企业家精神；这当然是我们要鼓励的事情。”

我们尤其想要鼓励这样的创造，因为，正像我们在第6章所看到的，技术的进步通常还帮助了全世界甚至是最贫穷的人们。一些认真的研究成果已经显示，像移动电话这样的创新正在提高人们的收入、财富和其他福利水平。正像摩尔定律正同步驱动这些设备的成本价格下降并增加获取这些设备的可能性一样，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还将持续推动收益的叠加。

如果超强红利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在我们完全进入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之后，我们的担心就是毫无意义的了。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希望这种情况发生，但这却不是事实。正像我们在第9、10章所看到的，数据很明显地表明，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很多人们的生活状况都在不断下降——不论是从相对方面还是从绝对方面来考量。在美国，中间阶层劳动者真实的美元收入比1999年还要低，而当我们研究一下人们的家庭收入而不是个体劳动者的收入，或者总收入而不是年收入时，我们也会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同样的故事还在不断地重复着。也就是说，很多人在这场技术竞赛中被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一些支持超级红利说法的人士相信，虽然这些下降是真实存在的，但从重要性上讲，它们仍然比不上毫无限制的产品价格下降、产品质量提升和我们所获得的其他收益。经济学家唐纳德·布拉德洛克斯（Donald Boudreaux）和马克·佩里（Mark Perry）写道：

各个家庭在很多现代生活必需品方面的花费——包括家里的食品、汽车、衣服、鞋子、家具、电器设备、房子和公共支出，从1950年占可支配收入的53%下降到1970年的44%，再下降到今天的32%……而且普通美国人所消费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已经接近于几十年前富裕的美国人的水平。想一想每一个中产阶层的年轻人都能够负担得起的电子化产品——iPhone、iPad、iPod以及便携式计算机。他们使用的这些电子产品完全不次于美国1%的顶层人士所使用的同类产品，有时甚至还完全相同。

佩里补充说：“由于创新和技术……所有的美国人（尤其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群体）要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富裕。”在《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以及其他媒体上，布鲁金斯学会的斯科特·温希普（Scott Winship）也做出了相似的评论。

这些观点也正在激起更多的讨论。我们尤其赞赏这样的观点：由于创新和技术所带来的红利，今天的普通劳动者在很多重要方面都要比早期年代里那些和他们对等的人生活得更富裕。对于与信息、媒体、通信和计算相关的任何发展与进步，其提升幅度都是巨大的，以至于我们回想起来难以相信，预测起来难以想象。而且红利并不仅仅止于此：技术进步也会引起其他领域成本和质量的提升，比如食品和公共设施领域——从表面上看来，这些领域好像并不是高技术的，但揭开表面之后，你就能看到它们的技术内核。

这些都有其可取之处，但我们并不认为收入分配分化的幅度更小就是一件好事。首先，人们想要购买的一些关键性的产品和服务正在变得日益昂贵。贾里德·伯恩斯坦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他拿1990~2008年中等家庭收入的增长，和住房、健康护理和大学教育成本的变化，进行了对比。他发现，虽然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的家庭收入增长了大约20%，住房和大学教育的花费却增长了大约50%，而健康护理的花费增长幅度超过了150%。由于在最近一些年里，美国中间家庭的真正收入一直在下降，所以如果这种差异性的对比在2008年之后的时间里一直重复下去，将会更加不妙。

然而很多美国家庭只是无尽无止地消费，背后却面临着很大的财务风险。经济学家安娜玛丽亚·卢莎蒂（Annamaria Lusardi）、丹尼尔·J·施耐德（Daniel J. Schneider）和彼得·图法诺（Peter Tufano）在201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对“如何在30天之内筹集2 000美元”这个话题做了一份问卷调查，结果是令人气馁的。他们总结认为：“大约有1/4的美国人承认他们无法筹集到那么多的资金，另有19%的美国人提到要用抵押贷款或者变卖物品，还或者用工资日贷款……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差不多有一半的美国人在财务上是极其脆弱的……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美国中产阶层认为他们在财务上是脆弱的。”

其他数据——关于贫困率、所获得的健康护理服务、想要找一份全职工作却只能找到一份兼职工作的劳动者数量等，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是，虽然技术带来的经济红利是真实的，但它却不能补偿收入分化的增长。当然这些增长不完全是大萧条的后果，也不是最近或暂时性的现象。

很多美国人都面临着收入的下降和萧条的生活状况，这种糟糕的生存状态已经与日益弱化的社会流动性（出生于收入分配底层的孩子们想要摆脱自己的生活境况，并在他们的人生和职业生涯中向上层社会升迁的机会空前地减少了）交织在了一起。最近的研究确切地显示出，以前数代人实现向上层社会升迁的美国梦，在今天已经变得破碎不堪了。仅仅举一个例子，在2013年，经济学家詹森·德班克（Jason DeBacker）、布拉德利·海姆（Bradley Heim）和他们的同事对1987~2009年的纳税申报进行了研究并发现，他们所研究的35 000个家庭的财富在整个社会家庭中的排名年复一年地没有任何变化——即使他们的家庭收入随着时间的变化出现了增长。最近，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举例说明了类似居住在俄亥俄州克林顿港（他的家乡）这样城市的美国人，孩子们虽然可以接受大学教育——已经超过了他们父母时代的高中教育水平，虽然可以同样努力，但他们的经济条件和未来前景在最近几十年里仍然出现了恶化。这就是我们将要看到的，技能型技术变革的引擎已经在加速运转了。

很多美国人认为，他们仍旧生活在一片机遇重重的土地上，国家能给他们提供最好的发展机会。但这已经不再是事实。正像《经济学家》杂志总结道的：“回到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美国儿童小说作家）时代，美国的流动性要比欧洲强得多。现在情况却不同了。用一代人的社会流动性进行衡量——一位父亲的相对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成年儿子的相对收入，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差不多相当于北欧国家的一半，和英国和意大利这些流动性最差的国家不相上下。”因此，红利分配和收入分化的程度不仅仅是增大了，而且还具有很强的自我延续性。一个太常见的情况是，处于底层和中层的人们操劳一生，境况也难以改变，甚至很多家庭数代更迭也难逃颓势。这对一个经济体或社会来说绝对不是一种健康的状态。

如果收入的分化使得红利减少，那么这也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如果不平等和它的后果以某种方式阻碍了技术的进步，把我们从新机器革命时代所有潜在的收益中排除出去。虽然一种普遍的说法是，高度的不平等能够激发人们努力工作，提升整体经济的增长，但不平等也能抑制经济的增长。在2012年，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和政治学家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创作出版了《为什么国家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全景展现了数百年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正像这本书的副书名所描述的，“权力、繁荣与贫困的起源”。根据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说法，权力、繁荣与贫困真正的起源不是地理、自然资源或者文化。相反，它们是像民主、知识产权和法律规则这样的制度：包容性制度带来了繁荣，攫取性制度——社会固有的少数精英群体把控了经济和游戏的规则，导致了贫困。作者提供的案例引人注目，尤其特别关注了美国当前的状况，并阐述了极其重要的见解和警示：

繁荣取决于创新，如果我们不能为所有人提供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那么我们就会浪费创新的潜能：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微软、Google或Facebook将来自哪里，但如果让那个将来使这一切都会发生的人进入了一所失败的学校，而不能进入一所好的大学，那么这种有可能会变成现实的机会将大为减少……

在过去的200年里，美国创造了无数的创新，也带来了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因为大体上它是鼓励创新和投资的。但这并不是在真空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它是由一系列特别的政治安排——包容的政治制度——支撑的，这种制度阻遏了某位社会精英或者其他少数群体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从而切断了他们以牺牲社会的代价为自己谋取利益的途径。

我们的担心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将会导致更严重的政治不平等，而且那些获得更大政治权力的人会借此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并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重新洗牌，这更增加了经济上的不平等——这是一种典型的恶性循环。而我们可能正身处其中。

他们的分析触碰到了导致最近一些年日益扩大和增长的不平等的最后一个原因：它会创造使我们迈向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征途变得异常缓慢的攫取性制度。我们认为这已经远远不是一种遗憾了，而更像是一场悲剧。而且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以及其他学者的作品来看，我们也认为这是一种近乎真实的剧本。我们并没有对技术带来的红利将会更多地补偿由其催生的收入分配分化满怀信心，相反，我们对一些相反的发展方向忧心忡忡：分化实际上将减少未来的红利。

技术性失业：未来你的工作机会在哪里

我们看到整体经济规模都在增长，但一些人，甚至是大多数人，在技术进步的背景下境况却变得更糟。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尤其是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劳动者的薪酬也在下降。但技术真的会带来失业吗？

我们不是第一个问这些问题的人们。事实上，在过去的200年里，这些问题一直被不断地讨论着，甚至有时会讨论得非常激烈。在1811~1817年，一群工作机会受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自动织布机威胁的纺织工人，聚集在一位神秘的名叫内德·勒德（Ned Ludd）^[61]的像罗宾汉那样的人物周围，他们袭击工厂、摧毁机器，直到最后被英国政府镇压下去。

通过透视勒德运动，经济学家和其他一些学者也看到了一种新的影响广泛的重要发展模式的早期影子：大规模的自动化技术进入了我们工作场所，影响了人们的工资和就业前景。研究者也被分成了两大阵营。第一也是最大的阵营认为，虽然技术进步和其他因素确凿无疑地让一些劳动者失去了工作机会，但资本主义根本的创造天性却给其他一些人带来了更好的创造机会。因此，失业只是暂时性的，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以他名字命名的克拉克奖章就是颁发给40岁以下的最出色的经济学家的）^[62]在1915年写道：“在一种发展动力良好的现实（经济）状态中，劳动者的失业是随时都会发生的现象，如果这种现象完全不存在，那是既不可能也不正常的。提高劳动者的福利水平需要技术的不断提升，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可能不出现劳动者的暂时性失业。”

在此之后的一年里，政治学家威廉·莱瑟森（William Leiserson）把这一评论又做了进一步延伸。他把失业描述为接近幻想的一种东西：“失业大军就像是在着火的房子里等待警报声拉响的消防队员，或者像是随时准备应对下一个报警电话的后备警务人员。”总起来说，资本主义的创造力需要大量随时都已经准备好的劳动力——他们是被之前的技术进步替代下来的劳动者。

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对劳动者的劳动状况并不是信心满满的。在1930年一篇名为“我们孙辈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文章中，他既表示了乐观，也很好地表达了第二阵营的观点：事实上，自动化会给人们带来永久性的失业，尤其是如果越来越多的东西不断地自动化。他的文章审视了过去大萧条时代的困难时期，并提出了自己的预测：“我们一直被一种新的‘疾病’折磨着，一些读者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疾病的名字，但在未来的一些年里他们将会听到它的大量‘事迹’，这种疾病的名字就是‘技术性失业’。这意味着，失业是由于我们发现了使劳动者的劳动更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但这种提升却把劳动者的劳动机会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大萧条时代失业规模的扩大看起来好像证实了凯恩斯的思想，但最终失业现象还是缓和了。接下来就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对劳动力怎么也不会饱和的需求——不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技术性失业的威胁消退了。

在战争结束之后，关于技术对劳动生产率的讨论又卷土重来，而且随着计算机的出现又焕发出了勃勃生机。1964年，一个由科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委员会给林登·约翰逊总统寄发了一封公开信：

生产率的新时代到来了。这个时代的组织原则和工业时代是截然不同的，就像工业时代与农业时代的组织原则截然不同一样。计算机和自动化机器的共同作用给我们带来了自动化技术革命，其结果是催生了一个生产能力得到无限扩大的经济体制——但对人类劳动力的需求却大幅缩减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在1983年公开赞同：“人作为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其作用注定是要被削弱的，就像在农业生产中，由于拖拉机的出现，马的作用被首先削弱，然后又被完全淘汰掉一样。”

然而，仅仅过了4年，由国家科学院召集起来的一个经济学家团体却对列昂惕夫的观点发起了挑战，在他们的报告《技术和就业》中，他们清晰、全面且乐观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通过降低成本进而降低一种竞争市场中一些产品的价格，技术变革通常能够带来对产品需求的增长：更大的产品需求会带来生产的增长，进而带来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抵消了由技术变革所引致的每单位产出劳动力需求减少的就业效应……从历史上看，我们认为，在不远的将来，由新的技术进步带来的每单位产出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已经并且将持续被通常情况下发生的整体的生产扩张所带来的有利的就业效应所超越。

这种观点——自动化和其他形式的技术进步在总体上所创造的工作机会要多于他们所摧毁的工作机会，已经成为经济学领域的主流观点。基本上是，要么相信这种观点，要么就屈从于勒德主义者的谬论。因此，在最近一些年，大多数的人都认为，那种技术是对工作机会纯粹破坏的工具的观点，已经不再是一种主流的经济学观点了。

那种认为在经济萧条期间，技术会带来持续的结构性失业而不是暂时性失业的观点，所基于的是两个支柱性论点：一是经济理论，二是200年来的历史事实。但这两个因素中，哪一个也不如它们刚出现时有说服力了。

首先是经济理论。有三个经济原理可以用来解释技术性失业：无弹性需求、快速的技术变革和严重的不平等。

如果技术能够使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增加，那么正像国家科学院的经济学家团队所指出的，这不会自动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更低的成本有可能会带来更低的产品价格，进而更低的价格会带来对产品的更大需求，并最终会带来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这种情况实际上能不能发生，要取决于弹性需求，可以解释为产品价格每一百分比的下降会带来多少百分比产品数量的增加。

对一些产品和服务来说，比如汽车轮胎或者家居灯饰，需求相对缺少弹性，因此对价格下降也不大敏感，把人工灯具的价格削减去一半也并不会带来消费者对灯具需求成倍地增长。因此，一旦灯具制造的效率得到提高，灯具行业总的营业收入就会下降。在对历史的发展片段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记录了自从蜡烛和鲸鱼油灯问世以来，技术已经把灯具的价格降低了1 000多倍，因此，我们可以使用很少的劳动力就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灯具。所有的经济部门——不仅仅是生产行业，都可能会面临相对的非弹性需求。在生产效率提高之后，农业生产和制造领域已经经历了很多年的就业下降。更低的产品价格和产品质量的提升，并没有带来能够抵消生产效率提升的增长需求。

另一方面，当需求非常有弹性时，更高的生产效率也会带来足够的需求增长，进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增长。这种主要发生在一些资源行业的可能性被称为杰文斯悖论，即更高的资源效率有时会导致更大的资源消耗。但对经济学家来说并没有什么悖论，只是弹性需求被不可避免地牵连其中。这在一些新兴行业，比如信息技术行业，尤其普遍。如果需求弹性基本上等于1（即1%的价格下降导致差不多1%的产品数量增长），那么总的收入（价格乘以数量）将是不变的。也就是说，生产的增长将基本上与需求的增长相平衡，这样的话，每一个人都会和以前一样繁忙。

绝对的弹性可能只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案例，然而从长远来看，一个好的（并不是无懈可击的）论点基本上是可以应用于整个经济领域的。例如，降低食品的价格可能会减少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但消费者可以拿出节省下来的更多的钱用来购买其他的东西，这样整体的就业效应还能够维持下去。节省的钱不仅仅可以购买更多的已有产品，还可以用来购买新上市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是经济论点的核心——技术性失业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凯恩斯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从长期来看，需求并不是完美有弹性的。也就是说，更低的价格（基于质量调整）未必意味着我们将要消费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相反，我们的需求将变得饱和，会选择更少的消费。他预测，当生产人们需要的所有产品和服务所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时，将导致工作时间的大幅缩减，甚至缩减到每周只有15个小时。然而，作为一个经济问题，很难看到这种类型的技术性失业。毕竟在那种情况下很明显的是，劳动者工作的时间会更少，因为人们的需求已经满足了。匮乏的经济学问题完全被如何处置充裕的财富和空闲时间这一更有吸引力的问题所替代。正像阿瑟·C·克拉克（Arthur C. Clarke）曾经评论过的，“未来的目标是完全失业，那时我们就能够发挥作用了”。

凯恩斯对短期的失调更加关注，这也把我们带到关于技术性失业的第二个更加严肃的论点：我们的技术、组织架构和体制无法与技术的变革保持同步。当技术淘汰了某种类型的工作，或者甚至是终结了某一类技能的需求，那些相关劳动者将不得不学习新的技能，并去寻找新的工作。当然，这需要花费时间，而在此期间，他们可能就会失业。虽然乐观的观点会认为，这只是暂时性的。最终，当企业家开创新的商业模式并且人力资本也经过重新调适之后，经济体系才会出现新的平衡，完全就业才有可能重新恢复。

但如果这一过程要持续10年时间，将会发生什么呢？到那时，技术又发生了变革，那又将如何？这种可能性是华西里·列昂惕夫在他1983年发表的文章中所考虑的，他预测很多劳动者最终会永久性失业，就像马无法适应拖拉机的出现一样。只要劳动者和组织机构需要花费时间来适应技术变革，那么很明显，加速的技术变革将会带来鸿沟的扩大，技术性失业的可能性也将增长。发展更快的技术进步可能最终会带来更多的财富和更长的寿命，但它也需要人们、组织机构和体制的更快适应。在这里，我们得向凯恩斯表示歉意，从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活在世上，我们仍旧需要工作。

对技术性失业的第三个论点可能是最复杂的。它超越了暂时性的失调。正像我们在第8和第9章所详细阐述的，最近的技术进步凭借技能型技术变革和资本型技术变革，创造了赢家和输家，也使超级明星在赢家通吃市场中的数量大增。这种状况也减少了对一些工作和技能的需求。在一个自由市场中，价格要在供求关系之间寻求均衡，事实上，美国数百万劳动者的薪酬已经出现了下降。

原则上，对一些劳动者来说，均衡工资可能就是每小时一美元，即使其他一些劳动者的工资可能会达到这一标准的数千倍。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不会认为每小时一美元就是最低的生活工资标准，他们也并不期待社会需要人们在这种有可能面临饥饿威胁的工资标准下工作。而且，在极端的赢家通吃的市场中，均衡工资可能就是零：即使我们可以无限制地为人们提供免费的音乐作品，但人们还是希望花钱购买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滚石乐队创始成员之一）演唱的版本。在现实的音乐市场中，米克现在也在复制他自己的能够与我们竞争的数字化版本。然而，一个接近于零的工资并不是最低的生活工资标准。理性的人们会四处寻找另一份临时性的工作，而不是依靠一份工资接近于零的工作来维持他们的生计。

因此，人类劳动力的最低工资有一个底线。然而，这个底线也能够导致失业：那些想要工作的人们却找不到工作机会。如果劳动者和任何企业家都认为，一份赢利的工作可能不再需要劳动者的技能和能力，那么这位劳动者将确定无疑地面临失业。从历史上看，这发生在很多对曾经有价值的生产投入的过程中——从鲸油到马匹。在今天的经济形态下，即使是零价格也不需要这些投入了。也就是说，正像技术创造了不平等一样，它也能带来失业。从理论上看，这种情况能够影响很大一批人，甚至是人口的大多数，即使整体的经济份额一直是在增长的。

理论上讲是这样的，但数据呢？在勒德分子对技术反抗以来的2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生产率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数据表明，就业一直随着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期。这说明生产率的提升并没有总是在破坏工作机会。人们甚至还禁不住推想，正像技术支持者有时声称的，生产率的提升还创造了工作机会。然而，正如我们在图11–1中所看到的数据也表明，在最近（20世纪90年代末期），工作的增长就同生产率的提升分离了。根据贾里德·伯恩斯坦的说法，反勒德主义者把这一事实看作令人头疼之事。我们应该从哪段历史中得到教训，是两个世纪的发展进程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终结了，还是自从终结之后又过了15年？我们不确定，但我们对技术的解读告诉我们，指数级的、数字化的以及组合式创新的力量，以及机器智慧和网络智慧黎明的到来，都在预示着社会发展的更大突破。

当机器人充满了世界

想象一下，明天有一家公司引入了机器人，这些机器人能够做人工能做的所有工作，包括制造更多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可以无限制地供应，而且它们也非常廉价，维护费用也接近于零。它们每天都在工作，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很显然，这种进步的经济意义将是极其深远的。首先，生产率和产量将会突飞猛进。机器人将会在农场和工厂里劳作，廉价的食物和产品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事实上，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中，它们的价格将降低到接近原材料的成本价格。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都将会看到所提供的产品的数量、种类和可购性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增长。机器人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红利。

它们将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每一个在经济上理性的雇主都会倾向于使用机器人，因为与他们的生产现状相比，使用机器人能以更低的成本完成同等的工作。因此，这些雇主将会很快用机器人代替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人类劳动力。企业家将持续研发新的产品、开拓新的市场，并创建新的公司，但在这些公司里，他们会使用机器人，而不是人类劳动力。机器人的拥有者和其他固定资产或者自然资源的拥有者将会抓住经济体中的所有价值，然后进行充分的消费。而那些没有资产的人们将只能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且他们的劳动力还将变得毫无价值。

这种假设反映了一个现实，即技术进步一定会伴随着更多工作机会的创造这一铁律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们对这种假设稍微改变一下，即机器人能够做人类劳动力能做的所有工作，除了有一种技能不具备，比如说烹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结果还是没有变化，除了仍然需要人工厨师以外。接下来，由于这些工作肯定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所以雇用厨师的公司只能提供少得多的薪酬，但即使这样，仍然可以填满空缺的职位。经济体中花费在烹饪上的总时长还将保持不变（只要在餐厅就餐的人数不变），但厨师们总的工资水平将下降。仅有的例外可能是拥有多种烹饪技能以及声望难以企及的超级明星厨师。超级明星厨师仍旧可以拥有高薪酬，而其他厨师则无法做到。因此，除了能够带来更多的产出红利，机器人也会带来极大的收入分化。

那么，我们提到这些假设有什么用处呢，和当前的现实相比，哪一种假设更像是科幻小说？今天，全功能的类人机器人仍然没有徜徉于美国的公司里。事实上，它们还不存在，直到最近我们在制造能够取代人类劳动力的机器时，才出现了像模式识别、复杂沟通、传感器和移动性这类的技术进步。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技术发展的速度在最近一些年里一直在加速。

更好的机器可以代替人类劳动力。更可能的情况是，它们会驱动具有相同技能的人类劳动者的工资下降。从经济学和商业战略中得到的经验是，你不要想着与和你接近的替代物竞争，尤其是如果它们拥有成本优势。

但一般情况下，机器和人相比，既有优势也有劣势。当工程师尝试着放大这些不同，把研发重点放在机器占优势而人类占劣势的领域，那么机器就更有可能填补人类的技能，而不是替代他们。高效的生产更可能的是需要人类和机器的共同投入，当机器的力量增大时，人类投入的价值将会增长，而不是萎缩。从经济学和商业战略中得到的第二个经验是，对日益充裕的事物进行填补，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方式更有可能创造我们人类或者仅仅模仿人类的机器此前从来没有创造过的产品生产和提供服务的机会。这些新的产品和服务为基于产出增加而不是减少投入的生产率的增长，提供了一条途径。

因此，从真正意义上讲，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失业就是一个拉响的警报，我们将不得不绞尽脑汁思考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对于那些以前的工作被自动化替代了的劳动者，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化解他们空闲出来的时间和能量。通过创造技术和商业模式而不是仅仅对已经存在的技术进行自动化，我们可以增强和放大人类独特的创造更多新价值的能力，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走得更远。正像我们在下一个章节里所要讨论的，这是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我们的企业人士以及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真正挑战。

另一种扩张：生产的全球化将走向终结？

技术并不是改变我们经济的唯一因素。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另一个很大的力量是全球化。这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中位数工资萧条的原因吗？一些对此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个生产要素价格平衡的问题。这意味着，在任何单一的市场中，竞争将倾向于把生产要素的价格——比如劳动力和资本，看作是单一的、共同的价格。^[63]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通信成本的降低为很多产品和服务开拓了全球市场。

商业公司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辨识和雇用掌握它们所需要的技能的劳动者。如果一位中国的劳动者能够做一位美国的劳动者的工作，那么根据经济学家们所称的单一价格法则，他们获得的工资也是相同的，因为市场会“套利掏空”他们之间的不同，就像对其他商品所做的那样。这对于那位中国劳动者以及整体经济效率来说是个好消息，但对于那位面临低成本竞争的美国劳动者来说则不是一个好消息。一些经济学家对此也进行了评论。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在他精彩的书《下一次大趋同》（The Next Convergence）中解释说，全球市场的整合带来了严重的混乱局面，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中。

生产要素价格平衡的问题会产生一个尝试性的预测：美国生产制造者将倾向于把生产转移到海外，尤其是生产成本较低的地方。而事实上，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在生产制造领域的就业率已经开始下降了。经济学家戴维·奥特尔、戴维·多恩（David Dorn）和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预测，来自中国的竞争能够解释美国生产制造领域的就业率为何降低了1/4。然而，当我们更仔细地看一下数据，全球化的故事可能会变得更不吸引人。自从1996年，中国生产制造行业的就业率也出现了下降，并且也非常巧合地下降了大约25%——有超过3 000万的劳动者在这个行业就业，虽然数量比以前少了，但产量却飙升了70%。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劳动者正在被中国劳动者代替，而是在自动化技术的带动下，美国和中国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更高了。结果，这两个国家都正在用更少的劳动者生产更多的产品。

从长期来看，自动化最大的影响可能不是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劳动者，而是对以低成本劳动力作为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你把机器人和其他自动化机器投入到生产之中，而不用考虑劳动力的大部分成本，那么低工资的竞争优势基本上就会消失。这种状况已经在发生了。富士康公司的郭台铭把成千上万的机器人投入到生产线上，以代替同等数量的人类劳动力。他说，他计划在未来购买数百万的机器人。第一批次将发往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工厂，但一旦一种产业基本上自动化之后，那么把工厂建立在低工资水平的国家就没有多少吸引力了。如果当地的商业生态系统是良性的，能够很容易地获取备用配件、补给品和客户定制组件，那么在物流方面还是有一定优势的。但随着时间发展，当降低制成品周转次数的优势以及距离目标消费群体更近、工程师和设计师等受到良好教育的劳动者的数量更多，或者甚至是离法律制度比较完善的地区更近的优势得以展现时，这种生产的惯性也有可能被消除。生产制造业就有可能重返美国，正像罗德尼·布鲁克斯这样的企业家一直在强调的。

一个相似的讨论也适用于生产制造业的外围。比如，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正在把电话呼叫中心的工作自动化。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已经成功地进行了这种转型。这极大地影响了像印度和菲律宾这些国家的低成本劳动者。同样，很多医生过去习惯于把他们的口述录音发到海外进行转录，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医生喜欢用计算机进行转录。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正在成为最具有成本效益的“劳动力”资源的，不是其他国家的人类劳动力，而是兼具智能和灵活性的机器。

如果你研究一下过去20年里迁移到海外的生产项目，你会看到它们都是一些相对常规且结构良好的项目。有趣的是，这些项目是很容易自动化的。如果你要针对一份工作给某个人以精确的指导，你就能编写一个能够做同样工作的程序。也就是说，海外生产只是通往自动化道路上的一个中途站。

从长期来看，低工资是无法对抗摩尔定律的，通过削减工资以避开技术升级的做法仅仅是一个暂时性的保护措施。民间传说中的约翰·亨利再也无法和以蒸汽为动力的大锤一决高下了。^[64]

[61]　内德·勒德是19世纪初期的英国纺织工人，他砸毁了许多新奇的发明——那些快让他失业、快让他无法再用自己的特殊才能养家糊口的织布机。内德·勒德与罗宾汉同样是虚构的人物。后来，仇视一切新奇的发明乃至科技进步的人都被称为勒德主义者或勒德分子。——译者注

[62]　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经济学会创始人、协会第三任会长。倡导静态与动态两种经济分析方法，对现代庸俗经济学有广泛影响。——编者注

[63]　这与当我们对比和类比人类劳动力的工资和假设有辨识能力的机器人的工资时，所使用的概念没有什么不同。

[64]　约翰·亨利的民间传说是由罗伯塔·弗莱克 （Roberta Flack）说唱的一首歌曲，在这个故事中，约翰·亨利与蒸汽机竞赛开挖一条穿山而过的公路隧道。——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