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第十章

我們這代的責任

儘管，人們始終相信美國人享有的社會流動性高於歐洲人，美國卻不再是機會樂土。

今天，二十歲年輕人所面對的困境最能說明發生了什麼事情。許多年輕人，正要展開新生活的時候，不是充滿熱情和希望，而是面對焦慮和恐懼的世界。他們背負著學生貸款，必須節衣縮食才能償還，即使破產，那些貸款也不會減少。他們在淒風苦雨的市場中尋找好工作，就算運氣不錯，謀得差事，薪資也令人失望，而且往往低到他們只好繼續跟父母住在一起。

五十多歲的父母在操心子女的同時，也煩惱自己的將來：會失去房子嗎？會被迫提早退休嗎？因為經濟大衰退而大幅縮水的儲蓄，能讓他們安享餘生嗎？他們曉得，日子再怎麼困難，也不可能指望子女幫忙。華盛頓傳來更糟的消息：已有很多人在談，醫療照護保險計畫縮減將使某些群體的人負擔不起健康照護，社會安全計畫似乎也被送上砧板。隨著年紀較長的美國人即將步入晚年，安享退休生活的美夢似乎可望不可及。期盼子女過得更寬裕的夢想，也和一九五○年代的電影般遙遠古老。

美國發生的事情，也發生在世界上許多國家。然而，這並非不可避免的現象。有些社會就做得很不錯，即使它們的市場力量和主流政治因為能力、努力和運氣的差異，而造成很大的分配不均。除了用所得來衡量，以健康、教育、安全及攸關生活品質的其他許多層面來看，那些社會為大部分公民創造的生活水準高於美國。有些社會的分配不均遠比美國惡劣，卻已留意到眼前的斷崖，知道前頭可能有什麼危險，因而趕緊剎車往回走，最後成功地降低分配不均的程度，幫助窮人，也擴大教育。

另一個世界是有可能出現的。美國大可實現更符合基本價值的社會，創造更多的機會、更高的總國民所得、更強的民主政治，以及大部分人享有更高的生活水準。要打造這樣的世界並不容易，有些市場力量將我們拉往另一個方向。那些市場力量是由政治、由我們的社會採行的規則和管理規定、由我們的機構行事作為的方式所塑造。美國打造的經濟和社會，當中有龐大的財富是透過尋租行為而累積，有時更是直接從民眾移轉給富人，更常見的情形是透過法令規定，允許富人運用獨占力量和其他的剝削形式向社會其他人收取「租金」。

本書並不鼓吹仇富。底層九九％大致上並不忌妒頂層一％中某些人對社會所做的貢獻，也不忌妒他們實至名歸賺取的所得。本書談的是政治應該講究效率和公平，中心論點在於說明最能決定頂層所得的模型，依據前面提過的「邊際生產力理論」來看，不是基於個人對社會的貢獻。頂層一些人當然曾經做出巨大貢獻，但是的確有不少所得是我們所說的租金。這些租金將錢從底層和中層搬到頂層，並且扭曲市場，對某些人有利，卻對其他人不利。

讓市場像市場：多競爭、少剝削，以及抑制市場漫無節制的行為，也可以打造效率更高的經濟和更公平的社會。遊戲規則之所以重要，不只攸關經濟體系的效率，更攸關分配。錯誤的規則會降低經濟效率，拉大社會的分裂。

投資更多資源到教育、科技和基礎設施，並且提供更多的保障給一般公民，將提升經濟的效率、更有活力，也和我們宣稱的經濟更為吻合，提供更多的機會給社會中更廣大的人群。連頂層一％也可能因為底層許多人的能力沒有被浪費而受益。更多人會努力嘗試，終有一天躋身為一％的成員。

最後，社會更為均等可能影響主流的意識型態，進而影響個體經濟政策和總體經濟政策。前面已經談過這個意識型態所依據的幾個迷思，我們可以打破這個惡性循環，不讓頂層政治獨霸地位形成信念和政策，拉大經濟的分配不均和強化頂層的政治獨霸地位。

三分之一個世紀以來，美國的勞工先是見到生活水準原地踏步，然後是一路下滑。在經濟大蕭條的深谷期間，有人表示市場力量終將取得上風，恢復經濟的充分就業狀態，但凱因斯會反駁說：「是的，長期而言市場可能發揮功效，但等那麼久，我們都死了。」我不敢確定當他談到「長期」時，心裡想的是否像美國勞工見到自己的生活水準每下愈況的期間那麼久。

本章將探討我們必須做些什麼事，在經濟和政治上推動什麼改革以打造另一個世界。遺憾的是，我們正往錯誤的方向走；政治和經濟的變動，有使狀況惡化之虞。最後，我會以審慎樂觀的態度說明，如果我們要改弦易轍，必須促使什麼事情發生。

在我們思索如何強化經濟的時候，絕不能屈服在赤字縮減論之下。我們已經在第一和第四章談過，GDP不是衡量經濟表現的好指標，它並沒有準確反映大部分公民廣義的生活水準變動，也沒有告訴我們正經歷的成長是否具有永續性。

經濟改革大計

真正的經濟改革大計會同時提高經濟的效率、公平和機會，大部分美國人都將受益，唯一的輸家可能是一％中的某些人，例如所得依賴尋租，以及和它們的關係過度密切的人。美國在頂層、中層和底層都出了問題，簡單的解決方案已不夠用。我們找出了造成美國目前高分配不均水準、低機會水準的幾個因素。

美國的機會分配不均已經升高到非做改變不可的地步。有些分配不均的成因，可能已不在我們的控制之內，有些只能長期緩步漸進加以影響，但是還有一些因素能夠立即著手處理。我們需要全面進擊，其中一些關鍵要素如下所述。

抑制頂層的漫無節制

第二章說明了頂層的不少財富是以某種方式從尋租和對頂層有利的遊戲規則而來。我們的經濟體系，扭曲和濫用隨處可見，但下列做法將使它大為不同。

減少尋租和促使立足點公平

分配不均擴大有不少是和金融業漫無節制的行為有關，這當然是改革計畫的起點。杜德∣法蘭克金融改革法案踏出了第一步，但也只是第一步而已。我們迫切需要展開下列六項進一步的改革：

抑制冒過高風險和「大到不能倒」與「盤根錯節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這是致命的組合，導致過去三十年一再出現紓困行動。限制槓桿和流動性是其中的關鍵，因為銀行不知為什麼認為利用槓桿的魔法能夠憑空創造資源。這種事情是辦不到的，只會製造風險和波動。
促使銀行更為透明。尤其是在處理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方面，應該遠比從前限制得更嚴，而且不應由政府保險的金融機構發行。納稅人不應該擔保這些高風險的產品，不管它們是保險、賭博工具，或者如巴菲特所說的，「是具有大規模殺傷力的金融武器」。
促使銀行和信用卡公司更為競爭，並且確保它們的行為符合競爭規範。我們擁有的技術足以建立二十一世紀的高效率電子付款機制，卻仍有個銀行體系決心維持信用卡和儲值卡體系，不只剝削消費者，也向商人的每一筆交易收取很高的費用。
讓銀行更難以從事掠奪性放款和濫用信用卡業務，包括更嚴格限制高利貸。
抑制發放獎金鼓勵承受過高風險和短視的行為。
關閉那些成功逃避管理和增加逃稅與避稅行為的境外金融中心。金融業者沒有理由前往開曼群島，那裡什麼都沒有，氣候也不是特別適合銀行業，唯一的理由就是為了逃避稅負。

許多改革縱橫交錯，競爭環境更為激烈的銀行體系比較不可能胡作非為，尋租也比較不可能成功。抑制金融業相當困難，因為銀行業者十分聰明，懂得規避之道。即使好不容易讓銀行規模受到限制，它們還是會相互簽署買賣契約，例如衍生性金融商品，以確保彼此之間「盤根錯節到不能倒」的地步。

加強和以更有效的方式執行競爭法。雖然我們的法律和管理規定的每個層面，在促進效率和均等方面都很重要，管理競爭、企業治理和破產的法律尤為重要。

競爭情況比應有水準還要薄弱的部門，不是只有銀行。放眼整個經濟，許多行業竟然最多只有二或三或四家公司居於主宰地位，我們曾經認為這沒什麼壞處。由於技術變遷，帶來動力十足的競爭環境，一家公司早晚會取代另一家公司，坐上獨霸位置。我們會見到「長江後浪推前浪」的競爭，而不是殺價逐底的競爭。但我們現在曉得，這還不夠，因為居於主宰地位的公司擁有各式各樣的工具，能夠壓抑競爭，甚至經常能夠壓抑創新。它們收取較高的價格，不只扭曲了經濟，也像抽稅，但稅收沒有用於公共目的，只肥了獨占者的金庫。

改善企業治理，尤其是限制執行長將那麼多企業資源圖利自己的權力。我們給予企業高階主管太多的權力，太尊重他們所謂的智慧。我們見過他們如何使用那種權力，就是移轉太多的企業資源圖利自己。法律如果讓股東對企業高階主管的薪酬擁有發言權，結果會十分不同。會計準則如果能讓股東非常清楚，企業到底給了高階主管多少薪酬，也有幫助。

全面改革破產法律，從衍生性金融商品到滅頂房屋、到學生貸款，都需要改革。破產法律給了我們另一個例子，可以看出決定市場如何運作的基本遊戲規則，除了對效率，也會對分配產生很大的影響。這方面的規則和其他許多領域一樣，對頂層愈來愈有利。

每一筆貸款都是放款人和借款人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之下簽訂的合約，但其中一方對市場的了解明顯遠高於另一方，因此這存有很大的資訊不對稱和談判力量的不對稱。所以出了錯之後，放款機構應該承受主要的後果，而不是由借款人承擔。

把破產法律修正得對債務人較為有利，會給銀行誘因在放款時更加謹慎，我們會有比較少的信用泡沫，也會有比較少的美國人身陷債務之中。正如我們指出的，不良放款的最糟糕例子是學生貸款辦法；由於無法免除債務，因此鼓勵了這方面的不良放款。簡單的說，不平衡的破產法律造成金融部門虛胖、經濟不穩定、剝削窮人和財務知識能力較不精明的人，也造成經濟分配不均。

前面幾項改革的重點，都放在限制頂層（包括金融部門從業人員）剝削消費者、借款人、股東和私人交易中其他人的能力。但是，不少尋租是剝削納稅人。這些剝削戴上許多不同的面具，其中一些和贈與根本沒有兩樣，有些則只能稱為企業福利。

我們在第二章說過，政府贈與企業的金額十分龐大，從訂定條款、規定藥物採購不得議價，到哈里伯頓的國防合約採用成本加成法，到石油標售設計不良，到免費送出頻譜給電視台和廣播電台，到礦業特許權使用費低於市場費率。這些贈與是單純的移轉，從社會其他人移轉給企業和富人，但是在預算受到限制的世界中，它們造成的影響不只如此，因為這會造成高報酬的公共投資支出減少。

前面幾章說過，政府如何經常透過企業福利，將寶貴的金錢花在協助企業上，而不是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雖然各式各樣的漏洞、例外、豁免和優惠減低了稅制的累進程度和扭曲誘因，企業福利更是如此。沒辦法靠己力生存的公司，應該讓它結束。它們的員工或許需要協助轉職，這和企業福利大為不同。不少企業福利一點都不透明，或許是如果公民真的知道自己送出多少，就不會答應那麼做。除了置入於稅法的企業福利，也有置入於便宜信用和政府貸款保證的企業福利。最危險的企業福利形式，包括產業造成傷害只要負起有限的責任，不管是核能發電廠，還是石油業，對環境造成傷害的責任有限，都屬這一類。

不必為一個人的行動負起全部的成本，也是一種隱含補貼，所以舉例來說，對別人造成環境成本的所有產業，實際上都得到補貼。這方面的改革和本節談過的其他許多改革一樣，會帶來三重利益：經濟更有效率、減低頂層漫無節制、改善經濟中其他人的福祉。

法律改革，推動司法途徑民主化，以及降低「軍備競賽」。法律體系會犧牲社會其他人，產生龐大的租金。我們的體系並沒有對所有的人都展現正義。我們的體系出現軍備競賽，口袋最深的人站在最好的位置，能夠奮戰到底並且勝出。要談法律體系改革的細節，內容會超出本書的範圍，結果可能寫出一本很厚的書。這裡只要說，我們需要的改革遠比右派鼓吹的訴訟改革還要廣泛且非常不同就夠了。如果接受保守派的改革計畫，那就會像出庭辯護律師正確指出的，會使一般美國人失去保障。其他國家已經發展出負責任和保護受害人的制度，醫生執業不當需要負起責任，而且，因為不當的作為或只是因為運氣不佳而受到傷害的人，會得到適當的補償。

財稅改革

我們剛剛談到的種種改革，最後將帶來兩份厚禮：增進經濟效率和更公平均等。但即使做了這些事情，分配不均還是會相當高，而且為了提供收入用於公共投資和其他的公共需求、幫助窮人和中產階級、確保所有人民都有機會，還必須實施累進稅率，而最重要的是，將漏洞填補得更好。我們說過，近數十年來，我們製造出累進程度較低的稅制。

建立累進程度較高的所得稅與企業稅制，才能減少漏洞。我們的稅制雖然名義上採用累進稅率，累進程度卻遠低於表面上所看到的。我們說過，這套稅制充滿漏洞、豁免、例外和優惠。公平的稅制對投機客課徵的稅率，至少和靠工作維生的人相同，確保頂層繳納的稅額占所得的百分比至少和所得較低的人一樣。企業稅制應該改革，消除漏洞和鼓勵創造更多的機會與投資。

我在第四章說過，一個累進程度較高的稅制可能更有效率，這點和右派的看法恰好相反。我也曾經引用研究報告指出，根據儲蓄和勞動供給的反應，最高稅率至少應該遠高於五○％，甚至可以高到七○％以上，而且這些研究還沒有充分考慮非常高的所得來自租金。

建立成效更好及有效執行的遺產稅制，以防止新的寡頭獨占。恢復開徵相當高的遺產稅，將有助於防止新的美國財閥獨占或寡頭獨占，取消資本利得的優惠稅率也能達成相同的效果。因此而產生的不良影響可能很小：累積龐大遺產的人，大多是靠運氣或者運用獨占力量，或者出於非金錢的誘因。

幫助其他人

不久之前，底層和中層還能管窺美國夢，但是今天的現狀令許多人的夢想已經破滅。前面談到的改革，不只能夠抑制頂層，也能幫助其他人。舉例來說，終止某些濫用或獨占性實務可以提高社會大眾的實質福祉，一般人將花費較少的錢在信用卡、電話、電腦、健康保險和其他產品上。

此外，還有一些行動可以大為改善九九％的困境。其中一些需要資源，而前面提到的改革及第八章所強調的，將提供所需的資源。

首先，改善教育管道。接受教育的機會影響最大，但我們一直以來所走的方向，例如住宅社區依所得區隔、大幅降低高等教育的公共支持，卻導致公立大學的學費激升。這需要全國齊心協力改善教育機會，尤其是改善公立教育的品質。這又可以寫成另一本書。

有一件事，我們能夠很快就動手去做：改善以營利為目的的學校。不管這些學校的資金是來自政府的貸款、政府保證的貸款，或者私人貸款，由於學生的債務沒辦法免除，因此無法增進學生的機會，甚至是拖垮貧窮但一心向上的美國人的主要原因。有些學生可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但絕大多數是被更沉重的債務拖累。很難想像我們允許這種掠奪性的活動繼續存在，而且公共資金支持這麼做更是不合理。公共資金應該用於擴大對各州和非營利高等教育體系的支持，同時提供獎學金，以確保窮人有接受教育的機會。

政府的政策會影響頂層和底層的財富動態。我們說過，稅制如何協助富人累積財富，以及透過各式各樣的誘因將財富留給繼承人，窮人卻得不到稅制的這種幫助。政府如果對窮人提供儲蓄誘因，例如對等補助或者擴大首次購屋優惠辦法，一段時間之後，將有助於建立更公平的社會、提供更多的安全和機會，全國財富也會有更高的比例分配於底層和中層。

阻礙個人實現經濟抱負的兩大因素就是失業和生病。兩者同時發生，則是致命的組合，而且經常和破產畫上等號。美國的健康照護一向由雇主提供，這種缺乏效率且古老的體系，是美國的健康照護體系成為先進工業國家中效率最低且表現最差的一大原因。美國健康照護體系的問題不在於花太多錢，而是花了錢沒有得到應有的價值，以及太多人無法取得健康照護。歐巴馬的健康照護改革解決了一部分後者的問題，但法院提出質疑，加上公共資金縮減，可能傷害改革的成效。我們的成本之所以很高，部分原因來自保險公司和製藥產業的尋租行為。其他國家已經抑制這些租金，美國卻沒這麼做。不像美國那麼富有的國家，已經提供全民健康照護，大部分國家視取得醫療為基本人權。但即使不從這種原則性的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我們未能提供健康照護管道已經使健康照護體系更無效率，我們總是遲遲才提供若干健康照護給急需的人。這樣的事情就發生在急診室，而且由於治療延誤，往往大幅增加成本。

缺乏取得健康照護的管道，明顯擴大了分配不均，而這種分配不均又會反過來傷害經濟表現。

這次危機凸顯了我們的失業保險體系不足到可悲的地步。我們實在不應該每隔幾個月，在延長失業保險的財務支持即將截止的時候，才大費脣舌展開政治論戰，挾持失業者為人質。我們面對的新現實是：由於二○○八年經濟大幅衰退，以及大規模經濟將結構轉型，在可預見的將來會有大量的長期失業人口。

政府實施的計畫，例如勞動所得租稅扣抵、醫療補助計畫、食物券，以及社會安全計畫，在減少貧窮方面，已經證明效果很好。增加這些計畫的支出，可望進一步減低貧窮。

緩和全球化

全球化和科技都造成美國的勞動市場兩極化，但它們不是憑空蹦出的抽象市場力量，而是政策塑造出來的。我們已經談過全球化，尤其是不對稱的全球化，傾向於使勞工相對於資本處於不利的談判地位。雖然，全球化可能對整個社會有利，卻令許多人瞠乎其後，因為管理全球化的方法，大部分是依照由企業和其他的特殊利益群體本身的利益。因應全球化威脅的做法，往往使勞工的處境更糟，不只降低了勞工的薪資，也減少社會保障。在這些情況下，反全球化運動興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有無數的方法，可以將全球化帶回更平衡的位置。許多國家，熱錢發動猛烈的攻擊，無情地流進流出，大肆蹂躪，而掀起經濟和金融危機。我們需要管理跨國的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投機性質的流動。大部分國家針對無拘無束、四處流竄的資本施加若干限制，不只穩定經濟，也會促使資本市場不至於對社會下那麼重的毒手。對美國來說，這或許不是那麼容易實施的政策，但由於美國在全球經濟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的確有機會協助塑造全球化，而這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機會。

在重新塑造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們必須了解，會有逐底競爭的現象發生，以至於所有的人都受害。美國站在很好的位置能夠制止這種事情，美國可以努力爭取更好的勞工權益和條件、加強金融管理、加強環境保護。

連全球化的支持者也應該了解，緩和全球化符合他們的利益。如果不善加管理全球化，那會有很大的倒退風險，陷入保護主義或以鄰為壑的政策形式。

美國可以採取一些明確的政策，以提高全球均等和效率的方式，重新平衡全球化。舉例來說，目前美國的稅法只對美國企業匯回國內的獲利課稅，因此鼓勵了工作外包。我們的全球競爭體系鼓勵企業設立的位置，不是根據效率，而是根據財稅競爭；企業喜歡這麼做，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租稅競爭能提高企業的稅後利潤。但這樣的做法，扭曲了全球的經濟，也傷害對資本公平課稅的能力。照理說，美國可以對在美國營運的公司在美國市場銷售所獲得的利潤課稅，不管它們在什麼地方生產。

恢復和維持充分就業

對人民福祉與分配影響最大的政策，就是維持充分就業。除非美國小心謹慎，否則可能落入與某些歐洲國家類似的處境，失業永遠居高不下，這是資源很大的浪費，也會更擴大分配不均，減弱經濟和財政狀況。七十五年來，我們曉得如何維持經濟於充分就業或者接近充分就業的基本原則。第八章說明了，設計良好的總體政策可以同時達成三個目標——降低債務和赤字、加快成長和就業，以及改善所得的分配。

實施能夠維持充分就業的貨幣政策及貨幣機構。我們一向比較依賴貨幣政策甚於財政政策，以達成短期的穩定，道理很簡單，因為這可以用比較快的調整速度去因應變化。但是，治理和主流經濟模型上的不足使得貨幣政策一敗塗地。第九章說明了我們需要在理論上、治理上和政策上有所改革：也就是我們需要更負責任和更具代表性的中央銀行，以及從過度重視通貨膨脹轉為更平衡地重視就業、成長和金融穩定。

總需求如此疲弱的理由之一，在於美國進口太多，比出口多○．五兆美元以上。如果說，出口可以創造就業，那麼進口就是摧毀就業；我們摧毀的工作一直多於創造的工作。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美國是用政府支出（赤字）彌補進出口間的缺口，讓美國即使面對貿易逆差也能維持充分就業。但是，我們能夠繼續以這樣的速度借多久？正如我在第八章說過的，借錢的好處，尤其是借來用於高報酬的投資，其利益仍然遠高於成本；但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情況或許不再如此。無論如何，美國的政治正使控制赤字、甚至金融投資變得困難。如果這種情形持續下去，而且貿易逆差繼續存在，幾乎不可能維持充分就業。更重要的是，由於人口老化，美國應該為未來儲蓄，而不是寅吃卯糧。

從全球的觀點來看，我們還有另一個理由，必須矯正貿易失衡，就是全球失衡。長久以來，進口和出口之間龐大的差距，令人憂心。也許不是上次經濟大衰退的原因，卻有可能是下一次經濟大衰退的成因。

恢復貿易平衡已經證明是非常困難的事情。美國曾經嘗試用競爭性貶值的方式，也就是將利率降低到低於競爭對手，而這通常會使匯率下跌。我將匯率比喻成「選醜比賽」：美國的政治和經濟管理雖差，歐洲似乎有過之而無不及，於是貿易失衡持續不退。

匯率主要決定於資本流動，但是金融界本身很少注意它造成的後果：當資本在美國尋求安全的避風港，美元匯率會被推升、出口受到傷害、進口受到鼓舞，於是擴大貿易失衡，衝擊就業機會。但即使勞工的生計岌岌可危，金融家的錢卻比較安全。這當然是市場力量運作之下的結果，但市場力量是由各種法令規定塑造的，允許資金在不受限制的情形下自由流動。這是將金融業福祉置於一般勞動人口利益之前的又一個實例。

一些提案可望恢復貿易平衡、協助經濟恢復充分就業，但是，其中有個問題，就是全球化的規則主要是由貿易律師設計的，律師的注意力放在特定產業面對的障礙，而不是和整體系統有關的宏觀思考，使得某些改革可能和現有規則相互衝撞。

我們的經濟將經歷大規模的結構轉型。全球化和科技帶來的變動，需要勞工在各部門之間和各工作之間大規模地流動，而市場本身在處理這些變動上並沒有做得很好。為確保這個過程的贏家多於輸家，政府必須扮演積極主動的角色。勞工需要積極主動的協助，幫助他們離開因為新工作創造出來而失去的工作，以及大量投資於教育與科技，確保新的工作至少和失去的工作一樣好。當然，只有在有工作可做的情形下，積極主動的勞動市場政策才能運作。如果我們不能成功改造金融體系，使其回歸核心功能、供應資金給將來的新企業，那麼，政府可能需要扮演更為積極主動的角色，提供資金給新企業。

新的社會契約

遊戲規則會影響不同參與者的談判力量，我們建立的遊戲規則，已經削弱勞工相對於資本的談判力量，勞工因而受害。缺少工作機會和失衡的全球化，造成就業的競爭，導致勞工落敗，資本的擁有者則獲勝。不管這是不是深思熟慮的策略所產生的意外結果，都必須認清已經發生的事情，並且改弦易轍。

維持能為所有人效力、符合正義、公平和機會原則的那種社會和政府並不會自然而然發生，必須有人來盯著這件事。不這麼做，我們的政府和機構會被特殊利益群體俘虜。對此，我們需要制衡的力量，但我們的社會和機構組織在平順中發展。所有由人組成的機構都可能犯錯；所有的機構都有它的弱點，沒有人會因為許多大公司剝削員工，或者傷害環境，或者從事反競爭行為，而主張消滅這些企業。相反地，我們認清那些危險之後，會試著加以管理、改變行為。雖然明知永遠不會完全成功，但這些改革至少能夠改善行為。

但是，我們對工會的態度卻完全相反。我們指責工會，許多州甚至明著設法削弱工會，卻沒人認清工會其實能夠發揮重要的制衡力量，對抗特殊利益群體，以及捍衛基本的社會保障，而這是勞工要接受改變、適應不斷變遷中的經濟環境所不可或缺的。

歧視是最令人反感、最難消除的分配不均來源。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歧視形式，但幾乎每個地方都有種族和性別歧視。市場力量本身無法消除歧視。我們曾經說明，市場力量加上社會力量會使歧視揮之不去，但是這種歧視會損害我們的基本價值、基本認同感、我們的國家概念。頒訂禁止歧視的強大法律絕對有其必要，但是過去的歧視造成的影響持續存在，即使我們成功地消除今天的歧視，其影響還是會如影隨形。

幸好，我們懂得如何改進歧視的現象，這比強硬的配額還要柔軟，如果懷抱善意來執行，可望協助社會朝符合基本原則的方向演進。由於教育是機會之鑰，在消弭歧視上，教育尤其重要。

恢復永續和公平的成長

我們曾經說明為何下滲式經濟學行不通：成長不會自動使所有的人雨露均霑，經濟成長確實會提供我們資源，可用於處理社會上一些最棘手的問題，包括因為貧窮而產生的問題。目前，美國和歐洲經濟體面對的主要問題是缺乏需求。但是終有一天，當總需求上升，使美國人又有工作可做，重要將換到供給面。

到了那個時候，構成限制的是供給，不是需求。但那不是右派所強調的供給面經濟學。我們可以提高沒有投資的公司的稅率，降低有投資和創造就業機會的公司的稅率。這麼做，比起有些企業要求全面降稅，更有可能促進經濟成長。右派的供給面經濟學誇大了租稅誘因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企業所得稅方面，卻同時低估了其他政策的重要性。政府投資於基礎設施、教育和技術，是上個世紀經濟成長的基石，也能成為本世紀的成長基礎。這些投資將擴大經濟，使民間投資更具吸引力。

正如經濟史學家菲爾茲（Alex Fields）指出的，一九三○、四○、五○和六○年代是生產力高成長的期間，高於之前和之後的各個年代，而能有這樣的成功，必須歸功於公共投資。

我們需要引導投資和創新的方向，以保護就業和環境，從節省勞力轉而走向節省資源。在目前的情況下，這是創造失業的委婉說詞。這件事做起來不容易，必須推力和拉力雙管齊下。以創新來說，我們可以由政府出資展開基礎和應用研究，強迫企業為造成的全部環境傷害負擔成本。這會給企業節省資源的誘因，不再只將注意力放在取代勞工上。我們不要像現在那樣全面實施低利率，這樣會鼓勵用機器替代低技術勞工，而可以改用投資抵稅的方式以鼓勵投資，只有節省資源和保存就業機會的投資才享有扣抵優惠，摧毀資源和工作的投資則不給予優惠。

本書從頭到尾強調重要的不只是成長，而是什麼樣的成長，或者稱之為「成長的品質」。使大部分人變窮、環境品質受害、人們必須忍受焦慮和疏離的成長，不是我們應該追求的。好消息是，有些時候我們可以塑造市場力量往好的方向走，並且因此獲得收入，以促進成長和增進社會福祉。

立即性的問題

我已經鋪陳出長期的經濟改革藍圖，但是，現在九九％感受痛苦的最大原因在勞動市場和房地產。就房地產來說，我們談過會計標準對債務重整造成很大的阻礙，而政府的重整計畫並沒有設計為強迫或甚至鼓勵抵銷本金。遊戲規則對銀行有利甚於對房屋所有人有利，那些規則必須改變。第七章討論取消抵押品贖回權時，談過這件事。

我們需要給銀行誘因，甚至要求銀行重整抵押貸款。要求它們認列抵押貸款的損失，稱為「依市價計值」，將消除債務重整的一大障礙。租稅誘因，也就是如果現在重整債務而發生損失，將給予有利的租稅優惠，如果因為取消抵押品贖回權而產生損失，優惠程度則較低，或許可以當成胡蘿蔔。要是這個辦法還是行不通，就有必要強制重整債務。

美國的破產法訂有第十一章，讓債務過度沉重的公司能夠重新開始，即使是因為本身的愚蠢造成的。我們體認到，維持企業繼續營運的價值及保有就業機會的價值。我們在第六章談過，如果讓企業重新開始是理想的做法，允許家庭重新開始也一樣很有價值。

目前的政策傷害了家庭和社區，我們需要房屋所有人的「第十一章」，勾銷家庭積欠的債務，交換將來出售房屋時分享一部分的資本利得。

這次危機爆發之初，應聲崩垮的兩個民間抵押貸款公司，也就是房利美和房地美，遭到歐巴馬政府接管，政府現在因此擁有所有抵押貸款很高的比例。不重整政府持有的抵押貸款是不合理的。納稅人、房屋所有人和我們的經濟都將變得更好。

處理抵押貸款問題，是促使我們的經濟繼續運轉的必要手段，但是這麼做還不夠。勞動市場也腳步蹣跚，每六個勞工中就有一個希望得到全職工作卻找不到。如同第八章所說，透過財政政策以更積極的方式刺激經濟，可望大幅降低失業率，而且，更積極主動的勞動市場政策可以訓練勞工從事經濟復甦之後將創造的新工作。這些工作可能不同於製造業和遭到摧毀的不動產業的舊工作。

政治改革大計

經濟方面的情形很清楚，政治呢？即使我們採行最低限度的經濟改革大計，政治程序會允許嗎？這樣的事情要發生，必須先有重大的政治改革。我們都受益於運作良好的民主政治與社會，每個人都能吃免費的午餐，因此，民主政治是我們最重要的公共財，但是我們對民主順暢運作的投資不足。事實上，我們在很大的程度內，將這項公共財的支持和維護交給私人，結果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我們允許民間公司和富裕的個人花錢「告訴」我們不同的政策和候選人有什麼價值。而且他們有充分的誘因，扭曲資訊。

我們可以採行不同的機制安排，但是同樣的，我們可能往錯誤的方向行進。政治獻金的改革可限制企業提供競選資金的範疇，但最高法院在公民聯盟一案中，取消了大公司捐獻的限制。我們本來可以要企業對股東負起更大的責任，強迫企業召開股東會議就競選捐獻進行投票。由於企業控制了國會，我們不可能採取這項或與其類似的立法，抑制企業的政治權力，或甚至連認真討論也不可能。我們可以提供更多的公共資金，或者要求廣播電視業者提供免費播放廣告的時間而降低競選捐獻的需求。但是，從競選廣告賺進很多錢的廣播電視業者和企業都不會支持這種改革。在它們的反對之下，國會幾乎不可能通過這方面的法案。

我們可以像北歐幾個國家那樣，設法確保有更大的管道可以取得偏差較少的資訊；或者像許多歐洲國家那樣，以公共資金支持各式各樣的獨立智庫，確保以平衡的觀點辯論不同政策的智慧。

我們可以像澳洲、比利時和盧森堡那樣，強制投票，降低金錢在政治程序中的重要性。這也會改變各政黨的注意焦點，不再只顧著動員選民投票，轉為重視將政見告知選民。難怪，它們的選民參與率遠高於美國，澳洲更是超過九○％。有些政治改革會使選民的登記和投票更為容易，投票也更有意義，因此，確保政治程序更充分反映九九％所關切的事情，從而提高選民的投票率。有些改革將代表我們的政治體系從根本發生變化，但其他的改革，例如縮減不公正劃分選區的空間，或者妨礙議事的空間，則可以在我們目前的政治結構中達成。

這些方法無法保證成功，可能只略微降低一％的政治力量。可是加上前一節所說的經濟改革大計，可能開啟了經濟、政治和社會的新時代。而這把我們帶到最後一個問題。

有希望嗎？

本章所說的政治和經濟改革大計，假設雖然市場力量在目前的分配不均水準中扮演某種角色，但市場力量最終還是被政治所塑造。我們可以重新塑造這些市場力量，以提升社會公平。我們可以促使市場運轉，或者至少運轉得更好。我們永遠無法建立一個機會完全公平的體系，但我們至少能創造更公平的機會。經濟大衰退並沒有製造美國的分配不均，但使不均惡化到不能忽視的地步，也進一步限縮一大群人所能接觸的機會。根據本章前面所說的藍圖，採取正確的政策，我們能改善情況。我們並非要消除分配不均或者製造完全平等的機會，只是要降低分配不均的水準、提高機會均等的程度。問題是，我們能走到那裡嗎？

我們的民主可能往一邊傾斜，但提供兩條管道或許可以進行改革。九九％可能發現他們被一％所騙：對一％有利的事，其實不符合他們的利益。一％非常努力說服其他人，相信另一個世界不可能出現，以及，去做一％不想要的事情不可避免會傷害到九九％。本書花了不少篇幅，揭穿這個迷思，並且指出，我們其實可以有個更具活力、更有效率的經濟和更公平的社會。

二○一一年，我們看到數百萬人走上街頭，抗議他們所處的不公平社會。埃及、突尼西亞和利比亞的政府被推翻；葉門、巴林和敘利亞爆發抗議潮。那個地區其他地方的統治家族，躲在有空調的閣樓裡緊張地注視著一切的發展：自己會是下一個目標嗎？他們擔心得有道理。這些社會中的極少數人（低於一％）控制比例十分龐大的財富；而財富是決定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要素；在那些地方，不同形式的貪瀆成了司空見慣之事；而且，最富有的人經常積極阻礙可望改善一般人生活的政策付諸實施。當我們盯著這些街頭民眾宣洩怒氣，也許會想問自己一些問題。什麼時候會輪到美國？什麼時候會輪到其他西方國家？

我們的國家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已經變得像這些不安的地區，只顧著滿足一小撮精英的利益。身處在民主制度中，我們擁有很大的優勢，但是這樣的民主愈來愈沒有反映多數人的利益。人們已經察覺這點，這件事反映在他們對國會的低度支持，以及選民投票率極低等事情上。

改革有可能發生的第二種方式是：一％可能發現，美國發生的事情不只和我們的價值不吻合，甚至不符合一％本身的利益。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曾經提到美國社會特質的一個要素，稱之為「正確理解的私利」（self-interest properly understood）。每個人都有狹隘的私利：我現在就想要對我有好處的東西！正確理解的私利則不一樣，意思是「關照別人的私利」，換句話說，也就是留意共同的福祉。事實上，這是一個人最終得到幸福的先決條件。托克維爾並沒有表示這是崇高或理想的觀點，他提出相反的說法：這是美國人務實的一面。精明的美國人應當了解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留意別人的求需求，不只有益心靈，也有助利益」。

頂層一％住最好的房子，接受最好的教育，看最好的醫生，過最好的生活，但有件事情，似乎不是金錢能夠買到的：了解他們的命運和其他九九％如何生活息息相關。整個歷史上，頂層一%最後會學到這點，但往往學得太晚。

我們已經見到政治和經濟無法分離，以及如果我們要保有一人一票的體系，而不是一元一票，就需要改革政治體系；但是，在分配不均程度如此這般的經濟體系中，不可能實現公平且回應大眾需求的政治體系。我們最近看到，如果缺乏更深的共同感，政治體系將無法運作；如果經濟這麼地分裂，如何擁有這種共同感？見到經濟日益分裂，我們只能問：這對我們政治的未來，預示著什麼？

對於半個世紀後的美國，我們看到兩個可能景象：一是富人和窮人分化更加嚴重，富人住在門禁森嚴的社區內，送子女上昂貴的學校，接受一流的醫療照護；在此同時，其餘的人所居住的世界缺乏安全保障，頂多只能接受普通的教育，實際上是得到配給式的健康照護，只能希望和祈禱不要罹患重病。底層有數百萬年輕人感到疏離，失去希望。對此，經濟學家給了它一個名稱「雙重經濟」，也就是兩個社會並存，但幾乎彼此互不認識，難以想像另一方如何過活。我們是否會掉進某些國家所在的深淵，門禁更加森嚴，社會更加分裂，我不知道。但我們正緩慢接近那個惡夢。

另一個可能景象，則是富人和窮人差距縮減，大家休戚與共，共同致力於創造機會和公平，「人人享有自由與正義」名符其實，大家都正視世界人權宣言，不只強調公民權益的重要性，也強調經濟權益十分重要；不只強調一般公民的財產權，也強調經濟權。在可能景象中，政治體系活力日強，與八○％的年輕人疏離到懶得去投票的另種景象大為不同。

我相信，只有第二個景象才符合我們的傳承與價值。在這樣的願景中，我們的經濟成長將遠遠高於社會繼續嚴重分裂時所能達到的水準。我相信，美國改弦易轍、恢復公平與機會的立國根本精神仍然為時未晚。但是時間可能一點一滴在消逝。四年前，大部分美國人曾經勇敢懷抱希望。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形成的趨勢，本來或許可以扭轉，事實上卻更加惡化。

今天，那個希望正忽隱忽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