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分配不均的代價

我們在第一章談過，雖然每人平均GDP持續上升（二○○九年除外），多年來，美國經濟並未造福多數公民。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為分配不均不斷升高，使頂層和其他人的差距日益擴大。第二章說過，頂層過得那麼好的原因之一就是尋租，取走比較大的一塊派，也讓派比原來該有的尺寸還小。

分配不均且不斷惡化，我們為此付出高昂代價。由於分配不均可能繼續擴大，除非我們做些事情，否則付出的代價也可能更多，尤其是底層人口恐將付出最高的代價。

普遍分配不均的社會無法有效率運作，經濟成長也不會長期穩定或者持久。當某個利益團體握有太多的力量，就會成功地促使政策對己有利，而不是提出對社會整體有利的政策。當最有錢的人利用政治力量，對其控制的企業給予高得不合理的利益，寶貴的收入就會掉進少數人的口袋，不是造福社會整體。

但是，有錢人不是憑空而來，需要有個不斷運轉的社會以維持他們的地位，並為他們的資產創造收益。富人抗稅，但社會有了稅收，才能投資以維持國家的成長。如果因為缺少稅收，使得投入教育的錢捉襟見肘，學校就無法培養聰明的畢業生，企業沒有人才可用，就難以繁榮壯大。如今，我們正在這樣的處境中，這股趨勢會扭曲一個國家和其經濟。

我們都知道，分配不均的這些極端狀況會如何演變，因為曾有太多的國家走上這條路。世界上分配不均水準最高的地區拉丁美洲，已經讓我們看見未來的樣子：公民衝突不斷、犯罪水準偏高、社會不安，凝聚力根本不存在。

本章將說明像美國這樣的經濟體，為何大部分公民的財富會下降、中位數所得原地踏步，以及最貧窮的公民一年過得比一年差。我們將先觀察分配不均對國民產出與經濟穩定造成的影響，然後探討其對經濟效率和成長帶來的衝擊。這樣的影響或是貧窮增加造成的，有些則可歸因於中產階級遭到掏空，以及頂層一％和其他人的差距日益擴大。其中，部分的影響反應在傳統的經濟機制中，有些則對政治體系與社會造成更廣泛的衝擊。

此外，我們也會探討幾個似是而非的觀念，例如「分配不均對成長有利」，以及「對分配不均採取行動會傷害經濟」等。

不穩定與產出

這次危機和當年的經濟大蕭條一樣，爆發前都見到分配不均大幅升高，或許並非偶然。當錢集中在社會的頂層，一般人的支出就有限，至少在缺少某種人為的激勵之下會是如此。這次危機爆發前的幾年內，人為的激勵來自於聯準會的政策助長住宅泡沫的形式出現。住宅泡沫製造了消費榮景，帶給我們凡事順遂的假象，但我們很快就知道，這只是暫時的止痛劑。

錢從底層移向頂層，會減低消費，因為所得較高的人和所得較低的人比起來，消費占所得的比率較低。頂層的所得15%到25%儲蓄起來，底層則將所有的所得花掉。結果，除非別的事情發生，例如投資或出口增加，經濟的總需求會低於經濟的供給能力，而這表示會有失業存在。

失業可以歸因於總體需求不足，來自消費者、企業、政府和出口商的商品與服務的總需求不足；就某種意義來說，今天總體需求的全部不足，可歸因於分配不均到了極端狀況。我們說過，美國頂層一％的人口賺走約二○％的國民所得。如果頂層一％將約二○％的所得儲蓄起來，便只會移轉五個百分點給沒有儲蓄的窮人或中層，直接提高總體需求一個百分點。因此，頂層一％依然取走全國所得的一五％。由於金錢會再循環，實際上產出會增加約一到二個百分點。在像目前這種不景氣中，表示失業率會下降相當的數量。二○一二年初，失業率達八．三％，所以這種所得移轉可能使失業率下降到接近六．三％。如果採取更廣泛的重分配措施，例如從頂層二○％移轉給其他人，將使失業率進一步下降，成為比較正常的五％到六％。

用另一種方式來觀察，分配不均升高如何減弱總體經濟的表現。上一章，我們談到這次經濟衰退中，工資占所得百分率大幅下降；下降幅度相當於一年超過○．五兆美元。這樣的金額，遠高於美國國會通過的刺激方案。那套刺激方案估計將失業率降低二到二．五個百分點。把錢從勞工手裡取走，當然會產生相反的效果。

自偉大的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以來，各國政府都了解，當需求不足，也就是失業偏高時，需要採取行動以提高公共或民間支出。但頂層一％總是十分努力抑制政府支出。透過減稅，或可以鼓勵民間消費，而這正是布希總統採取的策略，在八年內三次大規模減稅，但沒有產生效果。對抗需求不振的重擔因此落到美國聯準會的肩上，以維持低通膨、高成長、充分就業。為此，聯準會降低利率、提供資金給銀行，銀行會在正常情況下將錢借給家庭和企業。

利率降低、信用供給增加，通常會刺激投資，但事情也有可能出錯。信用供給增加有時不會刺激實質的投資、帶來較高的長期成長，而是促使泡沫脹大。泡沫會導致家庭以無法持久的方式來消費，也就是舉債。當泡沫爆破，就會帶來衰退。雖然面對分配不均升高帶來的需求不足，決策官員的反應方式不見得會造成不穩定和浪費資源，但這樣的事情經常發生。

政府為應對分配不均造成的需求不振，而使得泡沫脹大和更高的分配不均。舉例來說，聯準會以低利率和寬鬆的信用供給，來因應一九九一年的衰退，結果造成了科技泡沫，使科技股價格上漲，隨之而來的是這個產業的投資大幅增加。當然有些實質的東西，例如通訊和電腦革命帶來的科技變動，撐起泡沫，但投資人不理性的一頭熱，遠遠超過可以合理解釋的程度。

政府管理失當、會計紀錄不良，以及銀行作業不誠實和能力不足，也催化了科技泡沫。銀行兜售他們明知是「賤狗」的股票；「獎勵」薪資給予執行長獎賞，要他們去扭曲會計紀錄，列出遠高於實際水準的獲利。政府可以藉管理銀行、限制獎勵薪資、執行更理想的會計標準，以及提高保證金要求，也就是投資人買進股票時必須存入的自備款，而節制這種行為，但是科技泡沫的受益人，尤其是企業執行長和銀行，並不希望政府干預。這場盛宴長達數年之久。此外，他們也相信會有人出來善後，收拾殘局。果然，他們想的沒錯。

這個時代的政治人物也是泡沫的受益者。科技榮景期間，不理性的投資需求有助於沖抵分配不均居高不下所製造的經濟疲軟，使得柯林頓時代成為繁榮的年代。從資本利得和泡沫產生的其他收入課得的稅收，甚至讓國家財政看起來相當健全，而且政府在某種程度內還可以宣稱自己「居功厥偉」，經濟才能運作得那麼好。柯林頓的金融市場管制解除政策，以及降低資本利得稅率，提高科技股的投機報酬率，無異是在火上加油。

直到科技泡沫終於爆破，企業的資本需求顯著降低，尤其是科技公司，經濟陷入衰退，我們需要別的事情來重新點燃經濟。布希成功地透過國會降低富人的稅負，股利稅率從三五％降為一五％，資本利得稅率從二○％進一步降為一五％，並且逐步取消遺產稅。由於富人會將很大一部分所得存起來，所以，減稅對經濟的刺激有限。事實上，正如我們接下來要談的，減稅反而容易收到一些不利的效果。

企業都知道，股利稅率不可能永遠那麼低，因此，他們有很強的誘因，在許可的範圍內儘量發放股利。但這也表示，留在手上的現金準備較少，一有投資機會很難立刻掌握。然而，不動產之外的投資不升反降，和那些右派人士的預測恰好相反。同樣地，降低遺產稅也可能使支出減少。富人現在可以安全地存下更多錢，留給子孫花用，捐錢給慈善公益組織的誘因也同樣降低，導致公益慈善組織能夠實踐良好理念的金錢因此縮水。

令人吃驚的是，聯準會和當時的主席葛林斯班並沒有從科技泡沫中得到教訓。部分原因在於，「分配不均」的政治不允許採取不同的策略，不同的策略可以在不製造另一個泡沫的情形下，使經濟活轉過來，例如降低窮人的稅負，或者增加亟需的基礎設施支出。希望看到政府規模縮小到無力實施累進稅率或重分配政策的人，很討厭用不同的策略取代國家現在走的「不顧後果」途徑。相反地，低稅率、管理鬆弛，以及遭到扭曲和機能不良的金融業被動用來拯救經濟，暫時收到效果。

然而，聯準會卻在無意間製造了另一個泡沫。這個泡沫在短暫的時間內，比上一個泡沫有效，但長期而言卻更具破壞性。聯準會的領導人卻不認為它是個泡沫，因為根據他們的意識型態，市場永遠具有效率，所以不可能有泡沫存在。看起來，住宅泡沫的效果比較好，因為它不只引誘一些科技公司支出，更引誘了數千萬家庭花錢，只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比以往有錢。光是一年之內，房屋淨值貸款和抵押貸款就接近一兆美元，其中大多用來消費。結果，這個泡沫更具破壞性，不僅使得數千萬家庭的財務狀況岌岌可危，也讓數百萬美國人失去房子，另外還有數百萬人必須終生為財務奮鬥。

舉債過度的家庭和過剩的房地產，多年來已經成為經濟的重擔，而且將來更多年還會如此，造成失業和龐大的資源浪費。科技泡沫過後，至少留下一些有用的東西，例如光纖網路和新技術，可以做為經濟力量的來源。住宅泡沫過後，只留下粗製濫造的房子，座落在不適當的地點，也不符合國家所需，因為大部分人的經濟狀況每況愈下。這是長達三十年、從一場危機跌跌撞撞到另一場，卻沒能學到教訓的最高潮。

一個民主國家如果分配不均的程度很高，政治也可能失衡。失衡的政治管理失衡的經濟，這樣的組合十分危險。

解除管制

除了極端的分配不均造成政治失衡，還有第二種方式會導致不穩定，就是解除管制。然而，解除管制在許多國家經歷的不穩定中，扮演中心要角。允許企業不受拘束，尤其是金融業，完全符合有錢人的短視利益，所以，他們千方百計運用自己的政治實力、塑造觀念的力量，先在航空業和其他運輸領域，然後是電信業，最後更在最敏感的金融業推動管制解除。

管制指的是，為了讓系統運作得更好，所設計出的一些遊戲規則，以確保競爭、防止濫用、保護不能保護自己的人。否則，上一章所說的市場失靈，也就是市場未能產生高效率的結果，便會層出不窮。倘若在金融業，將會看到利益衝突、過多的信用、過高的槓桿、過度的冒險和泡沫。只不過，企業的人卻相信「不受節制，獲利才會增加」。他們想的不是廣大且長期的社會和經濟影響，而是自己較為狹隘、短期的私利，也就是馬上就能到手的利益。

經濟大蕭條之前也有類似漫無節制的現象。經濟大蕭條之後，美國實施一些強大的金融管理措施，包括一九三三年的「葛拉斯—史提格爾法」（Glass-Steagall Act）。這些法律的執行成效不錯，為美國建立穩定的環境。在法案通過實施之後數十年，美國經濟避開了曾令許多國家引以為苦、不斷發生的金融危機。一九九九年解除這些管制之後，漫無節制的現象以更大的力量捲土重來，銀行家們很快就利用科技、金融和經濟的進步圖利自己。他們的創新手法包括提高槓桿，以規避僅餘的管制；用新的方法承做掠奪性貸款，也用新的方法欺騙不知情的信用卡使用者。

經濟衰退和其他經濟不景氣造成資源運用不足，因而蒙受的損失十分龐大。由民間部門造成的這場危機，浪費的資源高於任何民主政府。金融業宣稱，其創新帶來更有生產力的經濟，儘管找不到任何證據支撐這樣的說法，毫無疑問的是，它造成不穩定和分配不均。就算三十年來，金融業使得成長提高○．二五％，高於金融業最誇大的支持者所宣稱的水準，也無法彌補其不當行為所製造的損失。

我們看到，分配不均如何透過政府解除管制，以及在總體需求不足時採取的政策，加深不穩定。兩者都不是分配不均的必然後果。如果民主制度運作得好一點，或許可以抗拒解除管制的政治要求，並且以能夠增進永續成長、而非製造泡沫的方式，來因應總體需求不振。這種分配不均還有其他不利影響，例如提高風險。企業厭惡風險，這代表他們在承受風險的時候會要求補償。沒有補償，企業就會減少投資，於是，經濟成長就會降低。

在二○○八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全球日益形成一個共識，同意分配不均會造成不穩定，而不穩定又會助長分配不均。IMF是負責維持全球經濟穩定的國際機構，我曾經強烈批評它不注意本身政策對窮人造成的後果。IMF遲遲才承認，要履行它的責任，就不能忽視分配不均。IMF在二○一一年的研究報告做成結論說：「我們發現，成長期間較長和所得分配較為均等，兩者高度相關。因此，在比較長的期程內，降低分配不均和維繫成長，可能是一體的兩面。」同年四月，前總裁史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強調：「就業和分配平均最終將是經濟穩定和繁榮、政治安定與和平的基石。這是IMF所肩負使命的核心，必須置於政策綱領的核心。」

經濟效率和生產力低落

分配不均嚴重，除了將導致不穩定的成本增加，也會因為其他幾個理由，造成經濟效率和生產力下降。以下，我們將依序討論「對社會普遍有利的公共投資和公共教育得到的支持降低」、「法律和政府管理大幅扭曲經濟」，尤其是尋租，以及對勞工士氣和「跟左鄰右舍比排場」問題的影響。

降低公共投資

目前的經濟論點強調「民間部門做為經濟成長引擎」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很容易了解原因。當我們提到創新，便會想到蘋果（Apple）、Facebook、Google，以及改變我們生活的許多公司，但在這些公司背後，有公共部門的影子。也就是說，這些公司能夠成功，整體經濟能夠生存，非常仰賴運作良好的公共部門。世界各地都有頗具創意的創業家，但不管他們有無能力將創意付諸實現、開花結果、把產品成功送進市場，會使一切大不相同的就是政府。

政府會訂定基本的遊戲規則、會執行法律。推而廣之，政府提供軟硬體基礎設施，讓社會和經濟能夠運作。如果政府不提供道路、港口、教育或基礎研究，或者緊盯著其他人做好這些事情，或至少提供良好的環境，讓某些人能夠去做，那麼，一般企業就無法欣欣向榮。經濟學家稱這些投資為「公共財」（public goods）。

現代社會需要集體行動，合全國之力展開這些投資；從中而得的廣泛社會利益，也不能被任何民間投資人所占。這就是為什麼，一旦將這些留給市場自行運作，將造成投資不足的原因。

美國和全世界都因為政府出資的研究而大受其益。過去數十年間，經由州立大學和農業技術推廣服務進行的研究，對農業的生產力增長大有助益。今天，政府資助的研究，仍持續促進資訊科技革命，以及生物科技的進步。

數十年來，美國苦於基礎設施、基礎研究和所有層級的教育投資不足。由於兩黨取得共識，準備縮減赤字，加上眾議院拒絕增稅，將來還會進一步縮減教育、基礎建設等公共財。儘管有證據顯示，這些投資對經濟的提振作用遠遠超過民間部門的平均報酬率，而且肯定高於政府的資金成本，相關投資還是要縮減。事實上，一九九○年代的繁榮，正是靠之前數十年的創新終於在我們的經濟中開發結果，而支撐起來的。但是，民間部門能夠用於新一代的轉型性投資日益枯竭。應用創新有賴於基礎研究，但我們做得不夠多。

我們未能進行這些極為重要的公共投資，並不讓人驚訝，這正是財富分配一面倒的結果。一個社會的財富分化得愈厲害，富人愈不願意把錢花在公共需求上，因為富人不需要依賴政府興建停車場、投資於教育或醫療照護或個人安全，他們能夠自行買到所有這些東西。在這個過程中，富人漸漸和一般人疏遠。

有錢人擔心政府太過強大，以至於可能取走他們的一些財富，投入公共投資，好對公眾利益有所貢獻，或者用於幫助底層的人，來調整社會的失衡。最有錢的美國人可能會抱怨美國政府管太多，但事實上，更有許多人覺得美國政府沒有善盡職責：過分僵化，而無法重新分配；過度分化，除了降低稅率，什麼事也不能做。

機會的終點

由於我們對包括公共教育在內的公眾利益投資不足，才會出現第一章所說的經濟流動性下降，這又對美國的成長和效率產生重大影響。每當我們降低了機會的均等，就無法以最具生產力的方式利用國家最寶貴的資產，也就是我們的人民。

前面各章談到，如今父母的所得愈來愈重要，因為大學學費上漲的速度遠比所得增加要快，尤其是教育七成美國人的公立大學。可能有人會問：擴大學生貸款計畫不是可以彌補缺口嗎？遺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同樣地，金融業難辭其咎。今天，市場存在一組反誘因，加上法令沒有禁止濫用，所以學生貸款計畫非但沒有提升窮人的希望，反而經常使他們進一步陷入貧困。金融業成功地通過法律條款，規定學生貸款在破產時仍不可免除，這表示放款機構不會有誘因去注意貸款學生所念學校，是否真正提供了能夠增進他們未來收入的教育。

在此同時，私立學校薪酬優渥的高階主管也成功粉碎一些人主張的高標準。有些人認為，某些學校剝削窮人和資訊不足的人，收了學費，卻沒有提供適當的教育，讓他們能夠找到工作以償還貸款。像這樣的學校，不應該具備申請學生貸款的資格。年輕人眼見債務負擔如何壓垮父母的生活，不願辦理學生貸款，是完全可以理解。儘管如此，還是有人得辦理學生貸款來支應學費，平均每位大學畢業生負擔的債務超過兩萬五千美元。

可能還有另一項因素使得社會流動性降低，而且會造成美國的生產力長期下滑。中層和底層家庭因為忙於生計，必須工作更長的時間才能過日子，使得家人相聚的時間減少，父母也比較無法督導子女的功課。同時，家庭的開銷必須有所妥協，儘管他們沒說，其中之一便是減少投資於子女。

扭曲的、管制較少的經濟

前面幾章的一個中心主題，聚焦於美國經濟中的分配不均，不少都歸因於尋租的結果。最簡單的租金形式，就是從我們這些人重分配到尋租者那裡。當石油和礦業公司，成功地以低於應有水準的價格取得開採石油和礦物的權利，就會發生這種事。單是二○一一年，花在遊說上的錢就超過三十二億美元。

此外，尋租本身帶來的資源浪費降低了國家的生產力和福祉，扭曲了資源的配置，使得經濟變得孱弱；為了取得比較大的一塊派，所做的努力產生的副作用是使整塊派變小。獨占力量和特殊利益團體的優惠

稅率，確實使派變小。

「尋租」和我們經濟中的相關扭曲，規模雖然很難量化，卻明顯十分龐大。擅長於尋租的個人和企業，經常得到很大的報償，為自己的公司賺取巨額利潤。然而，這不見得表示他們的社會貢獻是正數。同樣地，為公司賺取高額利潤的銀行家，能夠得到優渥的獎賞，但正如我一再表示的，那些利潤有如曇花一現，而且和實質經濟的永續改善沒有關聯。照理說，金融業應該服務經濟的其他部分，不是榨取其他部門。

可是在危機爆發之前，所有企業利潤的四○％流向金融業。信用卡公司從交易費用抽走的錢，比商店從銷售產品得到的利潤要多；刷個卡、啟動一些電子流程，所花成本不過幾美分。金融公司不費吹灰之力賺進的錢，就和商店管理複雜的營運活動，努力以低價供應各式各樣食品賺的一樣多。

尋租以許多方式扭曲我們的經濟，將國家最寶貴的資源，也就是人才，配置錯誤，當屬其中最嚴重的錯。以前，聰明的年輕人會被吸引到各式各樣的專業，有些人服務別人，例如：醫療、教書或公職；有些人會努力擴大知識的疆界；當然，也總是有些人會踏進商界。在危機爆發之前，美國愈來愈多一流人才選擇金融業。由於金融業有那麼多才華洋溢的年輕人加入，這個部門的創新層出不窮並不叫人意外。只不過，許多的「金融創新」都是設計來規避政府的管理，完全比不上實質的創新，而且實際上會降低長期的經濟表現。

金融業不是經濟中唯一的尋租者。經濟中許多重要部門的競爭程度相當有限，尋租行為猖獗，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前面幾章曾經談過高科技產業，例如微軟公司，健康照護和電信業是引人注意的另外兩個產業。由於藥品價格遠高於生產成本，因此製藥公司砸下很多錢說服醫生和病人使用，這樣的做法是划得來的，怪不行銷支出多到超過研究支出。而且，不少所謂的研究其實是尋租，例如製藥業者有樣學樣，生產類似的藥物，分食同業公司暢銷藥品的高利潤。倘若所有的錢都投入真正的研究和真正的投資，以提高國家的生產力，我們的經濟將會多麼有競爭力，創造多少工作機會。

每當因為獨占力量而產生租金，經濟就會被大幅扭曲。這時，產品的價格太高，引起從獨占產品到其他產品的移動。即使是像美國這樣堪稱「高度競爭的經濟體」，若干產業似乎繼續坐收過高的利潤，真讓人驚訝。美國的健康照護是幾乎所有先進工業國家中最糟的，可是平均每人健康照護支出，以及健康照護支出占GDP的百分比，遠高於其他國家。雖然，造成健康照護體系這種效率不彰的原因有許多，尋租確實影響不小，尤其是健康保險公司和製藥公司的尋租。

另一方面，當競爭程度非常有限，競爭的真正影響往往是浪費，因為競爭者會爭相決定由誰剝削消費者。因此，高利潤不是尋租的唯一跡象。事實上，企業之間遭到扭曲的寡頭競爭，甚至會導致租金消失，而不是提高經濟效率；當高於正常報酬的利潤跌為零或者接近零，或者回到正常的資本報酬水準，並不見得是經濟非常有效率的證據。我們看過花大錢招攬信用卡或行動電話顧客的尋租證據，目標是盡快剝削顧客儘量多的錢，收取既難以理解、又難以預測的各項費用。業者非常努力讓顧客很難比較使用某張信用卡相對於另一張信用卡的成本，因為如果容易比較，就會增進競爭，而競爭會侵蝕利潤。

有些國家成功地抑制反競爭，和在這些國家相比，企業在美國必須支付高得多的費用給信用卡公司。企業負擔較高的成本會轉嫁給消費者，因而降低生活水準。行動電話的情形也一樣。和成功創造真實競爭的國家相比，美國人支付較高的行動電話費率，享受的服務卻較差。

尋租者造成的扭曲有時比較細微，沒有明顯反映在GDP下降上。這是因為GDP沒有評估成長的永續力，無法適當地捕捉對環境造成的成本。當GDP是來自取用地底挖出的資源，我們應該指出國家的財富有所減損，除非，財富再投資於地上的人力資本或實體資本，但是我們的衡量指標並沒那麼做。從耗用魚群或地下水而來的成長只是曇花一現，但我們的衡量指標沒有這麼告訴我們。我們的價格體系有瑕疵，因為它沒有準確反映環境資源的稀有性。由於GDP是根據市場價格計算而來，我們的GDP衡量指標本身也有瑕疵。

煤和石油等產業希望GDP就用這種有瑕疵的方式計算，不樂見天然資源的稀有性或對環境造成的傷害被換算成價格，因此，反對GDP衡量指標加以調整，以反映永續力。這類企業對環境造成成本，我們卻不向他們收費，實際上等於提供隱藏性補貼，與產業從有利的租稅待遇和以低於公平市場價格取得資源的其他贈與，幾乎沒有差別。

我在柯林頓總統任內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時，曾經嘗試要美國發表「綠色GDP帳」，以反映我們的資源耗竭和環境退化情形。煤礦業者清楚這代表什麼意思，於是動用他們在國會的強大影響力，揚言切斷參與定義綠色GDP的議員資金來源，而且不限於這項計畫。

當石油產業努力展開更多的近海鑽探作業，同時推動立法「允許業者免於承擔漏油的全部責任」時，這樣的行為等於在要求公共補貼。而且，這種補貼不只是給予資金而已，也扭曲了資源的配置。GDP，以及更廣大的社會福祉都將因此減損。二○一○年英國石油在波斯灣的漏油事件就是明證。由於石油和煤公司用錢來影響環境法令規定，所以，我們生活在污染增多的世界中。成本顯現在美國人的生活水準降低，效益則是石油和煤公司的獲利升高。同樣地，社會報酬與私人報酬也脫鉤。環境惡化、生活水準降低，社會報酬可能是負數，而私人則獲得巨額報酬。

我們在前面兩章說過，尋租者的一個重要目標，便是影響法律和管理，使其對自己有利。如果我們可以說美國是「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的國家，那麼我們可以更有自信地說，美國是「律師所有、律師所治、律師所享」的政府。美國歷來的四十四位總統中，有二十六位當過律師；眾議院有三六％的議員擁有法律相關背景。即使他們不是狹隘地追求律師的財務利益，也可能成為「認知俘虜」。

法律架構理應提供誘因給個人和企業，使他們不致表現壞行為，而使我們的經濟更具效率。但是，我們設計的法律體系有如軍備競賽，雙方的主角都十分賣力，要贏得對方，表示必須花費比對方多的錢，因為優秀和聰明的律師十分昂貴。輸贏往往不是由案件或議題的價值決定，而比較常由口袋的深度決定。在這個過程中，也由於不斷採取行動以影響訴訟結果，以及一開始便防止訴訟產生，而使資源遭到很大的扭曲。

美國社會的好訟成性對總體經濟產生的影響，可以由一些研究看出：律師（相對於人口）較少的國家，經濟成長得比較快。另一項研究指出，社會中律師的百分率高，較易使人才離開創新活動，例如工程和科學。這樣的發現，和我們先前談到的金融業影響一致。

再說清楚一點，由於金融業和更廣大的企業成功地避開了保護一般公民的政府管理，法律體系往往是窮人和中產階級所擁有的唯一保護來源。但是，我們並沒有一個高社會凝聚力、高社會責任水準和政府管理良好的法律體系，保護我們的環境、勞工和消費者，而是維持了一個非常昂貴的「事後問責」體系，太過依賴事後對那些造成傷害的人施予懲罰，而不是防患未然，在傷害造成之前就限制相關的行動。

企業在與社會其他人的爭戰中，成功擊退了對其不利的政府管理，卻遇到律師這個對手。雙方都花費很多錢進行遊說，以確保他們能夠繼續抽租。在相互加碼的過程中，似乎形成一種制衡力量，抑制企業的行為。雖然，比起任由企業制定規則相互制衡的結果當然比較好，但是這種體系的成本實在太高昂。

影響政治的那一％人口，不只扭曲了我們的經濟，甚至鼓勵經濟去做不該做的事。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對銀行紓困，等於鼓勵銀行去冒過高的風險，正是最明顯的例子。

許多人表示，外交政策被富人扭曲的成本更高。伊拉克戰爭會爆發，主要原因是覬覦伊拉克的石油，布希圈內人，包括副總統錢尼（Richard Cheney）的哈里伯頓公司（Halliburton Corporation）可能獲得龐大利潤，而不是布希決心要消滅一位獨裁者。頂層從戰爭得到的利益，可能高得驚人，付出的成本卻是低得不成比例。頂層一％的人很少從軍，因為志願役軍人的待遇不足以吸引他們的子弟。國家打仗的時候，最富有的階級感受不到稅賦提高的痛，因為國家會借錢充當軍費，一旦預算吃緊，被刪除的是中產階級的稅賦優惠和社會福利，富人享有的優惠租稅待遇和許多租稅漏洞仍然毫髮無損。

外交政策是平衡國家利益和國家資源的策略。由於頂層一％大權在握，不必支付戰爭的代價，所以將平衡和節制的觀念完全拋諸腦後，使得一般人冒的險無上限，企業和承包商卻有利而無損。在世界各地方，承包商喜歡興建道路和建築，尤其是如果他們的政治捐獻捐對人的話，可以獲得龐大的利益。同理，對美國承包商來說，軍隊是超乎想像的肥羊。

效率與工資

本章的中心主題在於，美國社會的分配不均起因於私人獎酬不同於社會報酬，儘管有「占領華爾街」這種鼓舞人心的行動，人們普遍接受這樣的分配不均水準，使得美國很難採行有效的政策。總體經濟不穩定、產業解除管制，以及有關基礎設施、公共教育、社會保障和研究投資不足，在在見證政策失能。

我們用一個完全不同的理由來解釋，為什麼高度分配不均會使得經濟無效率和生產力低落。我們都同意，人不同於機器，必須加以激勵才會努力工作；當我們覺得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時，就很難被激勵。這是現代勞動經濟學的中心信條。效率工資理論（efficiency wage theory）指出，企業對待員工的方式會影響生產力，包括支付多高的工資。事實上，這是著名的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在一八九五年寫道：「待遇高的勞工通常效率高，因此不是昂貴的勞工。」他也承認，「雖然效率工資理論很樂觀，但這對分配理論有非常複雜的影響力。」

效率工資理論再度受到重視。發展經濟學的學者們發現，營養不良的勞工生產力較低。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發現，營養不良的士兵戰鬥效能也相對低落。教育學者已經指出，飢餓和營養不足會阻礙學習，這是為什麼學校營養午餐計畫那麼重要的原因。如今，每七個美國人就有一人處於營養不良的狀態，貧窮美國孩童的學習恐有受損之虞。

對處於經濟困頓的中低階層的人來說，現實生活裡總有無數的焦慮：會失去房子嗎？能否供養子女接受好的教育，以後才有機會出人頭地？退休之後將如何維生？對這些人來說，花費在焦慮的心神愈多，專注工作以提高生產力的精力就愈少。

經濟學家穆萊納珊（Sendhil Mullainathan）和心理學家沙菲爾（Eldar Shafir）證實，在匱乏狀況之下，做出的選擇往往導致匱乏更加惡化。此外，壓力和焦慮也會損害一個人學習新技能和知識。如果學習受到損害，生產力成長速度就會比較慢，而這對經濟的長期表現絕不是好事。

激勵員工時，必須要讓他們感覺受到公平對待。目前，勞工對工資差距不公平的感受日益濃厚。當高階主管一方面表示，必須降低工資或者必須裁員，公司才能保持競爭力，卻同時提高自己的待遇，勞工當然會認為這樣是不公平、不合理的。這會影響他們對工作的付出、對公司的忠誠、和其他人合作的態度，以及投資未來的意願。大家都知道，快樂的員工生產力也較高；如果員工認為高階主管的待遇過高，就不可能是快樂的員工。

普利斯通（Bridgestone）輪胎的個案研究，顯現令人心寒的情況。公司獲利一年之後，管理階層要求每次輪班自八小時改為十二小時，而且白天班和晚上班輪調，並將新進人員的薪資調低三○％。結果工廠生產出許多有瑕疵的輪胎，這些瑕疵品和超過一千人的死傷有關，迫使普利斯通必須進行大規模的召修。

最近，經濟學方面的實驗更證明了公平性的重要：提高自認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勞工薪水，對生產力影響很大；對自認受到公平待遇的人則沒有影響。我們可能以為，提高某些人的工資的同時，降低其他人的工資，會提高前者的生產力，降低後者的生產力，兩者正好抵消。但是經濟理論說，低工資勞工的生產力降低幅度，高於高工資勞工的生產力上升幅度，所以，總生產力是下降的。

消費主義的影響

下滲式經濟學可能是不切實際幻想，但是下滲行為確有其事。社會愈來愈多人渴望仿效收入比較高的人的生活。

經濟學家指出，相對所得與相對剝奪都很重要。對個人來說，重要的不只是絕對所得，相對所得也很重要。因此，個人也會關切自己相對於別人的消費力，也就是「跟左鄰右舍比排場」的問題，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那麼多美國人寅吃卯糧，為什麼那麼多人願意長時間賣力工作。

多年前，凱因斯提出一個問題。數千年來，大部分人必須花費大部分時間工作，只求能夠生存。從工業革命開始，生產力的增長前所未見，人們逐漸掙脫了維持生計的枷鎖，愈來愈多人只需花費一小部分時間工作，就能滿足生活所需。問題是，人們將如何花費生產力紅利？

有的人決定享受更多休閒時間，有的人決定享用更多的產品。對此，經濟理論無法做出明確預測，但我們或可假定，理性的人會決定同時享受更多的產品和休閒時間，歐洲的情況正是這樣。美國人的選擇則是減少休閒時間、享用更多的產品。

美國高度分配不均，對別人的消費相當敏感，或許可以解釋上述現象。我們增加工作時間，也許是為了維持自己相對於別人的消費，成為習慣性的競爭，個別而言，合乎理性，但就為自己設定的目標來說，卻屬徒勞無功。亞當斯密在二百五十年前便指出那種可能性：在「追求出人頭地的普遍性競爭中，每當有人冒出頭來，就必須有人掉到底下。」雖然根據標準的經濟理論，凱因斯的問題沒有「正確」的答案，但美國的答案卻令人不安。每個人都說自己賣力工作是為了家人，但在他們賣力工作的同時，留給家人的時間卻愈來愈少，家庭生活品質反而更形惡化。

分配不均與效率取捨

我們曾經解釋過，為何分配不均對我們的經濟不好。然而，部分右派人士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他們將重點放在誘因上。

依照右派看法，誘因是促使經濟運作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分配不均則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因為某些人就是會生產得比別人多，任何重分配計畫必然會沖淡誘因。支持這種看法的人也表示，執著於結果的分配不均是錯的，尤其是執著於任何一年的分配不均。他們認為，重要的是「終生的分配不均」，關鍵則是「機會」。因此，效率和均等之間勢必要有所取捨。在右派人士看來，美國為了更加均等而必須付出的代價太大了，事實上，代價會高到連中層和底層，尤其是仰賴政府補助的人都會同受其害。一旦經濟轉弱，所有的人所得都會下降，稅收減少，政府的計畫當然得隨之縮水。

本章的看法恰好和右派人士相反，我認為，分配更公平，經濟才會有更高的效率和生產力。右派人士心裡想的是完全競爭的經濟體，私人獎酬等於社會報酬；我認為，經濟會有尋租行為和其他的扭曲發生。

右派人士低估了我們需要採取集體行動，以矯正普遍存在的市場失靈，卻高估了金融誘因的重要性。由於所有這些錯誤，又使右派人士過度強調累進稅制的成本，而輕視了它的效益。

本書的中心論點之一在於，美國經濟中尋租行為普遍存在，嚴重戕害整體經濟效率。尋租經濟的特徵，就是私人獎酬和社會報酬間存在很大的差距，這正是誘因誤導了方向之故；獲得高獎酬的人，不見得是貢獻最大的人。在頂層的私人獎酬大幅高於社會貢獻時，重分配可以降低分配不均的傷害且提高效率。

拉近兩者差距、縮小尋租的範疇，並且矯正其他的市場失靈，讓整體市場運作得更好，也會同時降低分配不均、提高效率。這一切恰和右派人士堅決主張的看法相反。

另一方面，右派人士也低估了我們經濟中其他不完全現象的重要性。如果資本市場非常完全，那麼，每個人將能投資自己，直到額外的報酬等於資本成本為止。然而，資本市場絕不完全；個人不能輕易取得資本，也無法擺脫風險。

這些不完全最重要影響，就是許多家庭幾無財富，以及政府提供的教育機會十分有限，人力資本的投資不足。於是，國既是財富和所得分配高度不均，也是缺乏均等機會的社會。反之，分配日益平均、機會日益均等，將能增進國家的生產力。

此外，個人避險市場並不健全且缺乏，無法防範突如其來的重大風險，例如失業，也對資源有限的人構成沉重負擔。在缺少社會保障的情況下，個人福祉會降低，也抑制了從事高報酬和高風險活動的意願。

倘若能提供比較好的社會保障，將有助於創造較有活力的經濟。

獎勵薪資的不利影響

政治右派人士和許多經濟學家一樣，傾向於高估獎勵薪資的利益、低估它的成本。當然，在某些情況中，金錢獎勵能夠吸引人才研究棘手的問題，並且提出解決方案。

然而，獎勵薪資用在某些情況中恐怕會十分荒謬。如果心臟外科醫師的薪資高低，是取決於病人手術之後能否生存下來，或者心臟瓣膜能否用上超過五年，會讓醫師更加小心或者更為努力嗎？醫生努力確保每次手術都做到最好，理由和金錢無關。有趣的是，在某些領域中我們發現，獎勵薪資有時會收到反效果，所以，訴訟案中專家證人的酬勞不准根據判決結果來支付。

由於財務獎勵制度無法設計得十分完美，所以往往扭曲行為、過度強調數量，以及不重視品質。因此，大多數的產業都不會採用金融業那種簡單、會造成扭曲的獎勵辦法來酬賞其執行長。相反地，他們會考慮相對於類似職位的其他人的表現，同時評估長期的績效和潛力。獎酬經常以升遷的形式給予，並假設即使缺乏「獎勵薪資」，員工也會盡最大的努力，高階主管尤其如此。

獎勵薪資，尤其是金融業用的那套方法，可以用來說明薪酬會造成多大的扭曲。銀行家因此而有誘因去追逐過高的風險、行為短視，以及採用欺騙和不透明的會計手段。年頭好的時候，銀行家可以抱著高額的利潤回家；壞年冬的時候，便將虧損留給股東去扛；真的快要混不下去了，爛攤子就丟給債券持有人和納稅人。

尤其在經濟大衰退之後，銀行靠著大眾提供的呼吸器維生時，情況更是令人感到憤怒。前面說過，政府等於遞給他們空白支票，以接近零的利率借錢給他們，他們再拿錢去「投資」報酬率高得多的債券。

位銀行家朋友告訴我，如果政府願意以那些條件借錢給他，任何人，就連他十二歲的孩子都能大賺一筆。銀行家居然把這樣獲得的利潤，看成好像是靠自己才華賺來似的，仍舊理所當然地領取早已習以為常的高薪。

獎勵薪資制度的不當，除了銀行家們的薪水，認股權也是大有問題。情況好的時候，高階主管拿得多；股價下跌時，他們卻沒有承受等量的損失。此外，認股權也鼓勵不誠實的會計實務，讓公司看起來好像經營得不錯，確保股價繼續上漲。

為此，企業積極發揮創意，採取不誠實的會計實務。一種做法是針對認股權本身做帳，讓股東不知道他們的股票會因為新發行的認股權而沖淡多少價值。當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名義上獨立的機構，負責訂定會計標準）在證管會和經濟顧問委員會的支持下，試圖強迫企業對其給予高階主管的利益提供誠實的會計帳目時，企業執行長個個暴跳如雷，顯示他們心虛而意圖欺瞞。擬議中的改革並不要求企業放棄認股權，只是要求企業以股東容易理解的方式揭露公司給了高階主管什麼。目的只是希望提供更充分的資訊，讓市場運作得更好。

由於會計標準影響市場對企業未來展望的看法，企業也需要一套標準，才能讓自己看起來經營得不錯，所以我們設立了一個獨立機構，負責訂定這些標準。但是，企業接著打出王牌，也就是用他們的政治影響力，讓資深政府官員介入，在本來應該獨立且不具政治色彩的過程中，繼續維持企業的欺騙行為。

事實上，如果一個人真的有心獎勵，而非意在欺瞞，大可設計出不同的薪酬制度。良好的獎勵制度也許應該根據公司相對於業界其他公司的表現發給薪資，但極少公司這麼做。由此可見，他們不是不了解什麼叫做獎勵，就是對設計和績效有關的獎酬結構不感興趣，或兩者兼而有之。缺乏設計良好的薪酬辦法，反映了另一種市場失靈：企業治理不足，允許高階主管有圖利自己的空間，包括訂定自肥的薪酬制度，而不是對社會或甚至對股東有利。

到目前為止，我對獎勵薪資的批評，都在傳統的經濟分析範疇之內。所謂獎勵，就是要激勵人，比方說，激勵他們賣力工作。心理學家、勞工經濟學家和其他的社會學家，曾經詳細研究哪些因素會激勵人們，而經濟學家似乎在許多地方大錯特錯。

和外在獎酬（金錢）比起來，內在獎酬（把工作做好而得到滿足）往往會對人產生更好的激勵作用。舉個例子來說，兩百年來，不少科學家的研究和觀念都是為了使我們的生活改頭換面，而不是為了追求財富。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探求真相、動腦筋思考的樂趣，並且從中得到成就感及同儕認可。當然，這並不表示他們會拒金錢於門外。況且，如同前面說過的，一個人如果滿腦子想的都是自己和家人的下一餐在哪裡，就會因為分心而無法做好眼前的工作。

在有些情況下，專注於外在獎酬（金錢）反而會減損努力。大部分老師會進入教育，不是為了金錢，而是因為他們喜愛孩子，樂意獻身教學。最優秀的教師如果進入銀行業服務，可能賺到遠高於目前的收入。如果有人認為，只要多給老師五百美元或一千五百美元，他們就會更加用心教書，這樣的說法簡直是在侮辱老師。事實上，獎勵薪資反而會腐蝕人心，因為這會提醒老師自己的待遇有多低，見錢眼開的人可能受不了誘惑而另尋待遇較好的工作，留下只能擔任教職的人。同時，如果老師認為自己的待遇很差，將會傷害士氣，而產生不利的誘因效應。

有個常聽到的故事，也證實了前述的看法。有家日間托兒所遇到一個問題：有些父母總是無法準時接孩子，於是決定要加以收費、提供誘因，激勵父母準時來接孩子。結果，許多父母，包括那些偶爾遲到的人，本來都會想方設法準時接小孩；基於社會壓力，他們會想做「正確的事」，也就是儘量準時接孩子，即使不能每次都準時來接。收取費用之後，把這樣的社會義務轉化成金錢交易，使得父母不再覺得負有社會責任，而是改為評估遲到的效益高於或低於罰金。如此一來，遲接小孩的情形反而增加。

標準的獎勵薪資給付方式還有另一個缺點：大部分雇主認為，團隊合作是公司經營成功絕對不可或缺的，然而個人的獎勵可能傷害這種團隊合作。因為除了建設性的競爭，還會產生破壞性的競爭。相較之下，根據「團隊績效」而支付薪資可以促進合作。說來諷刺，標準的經濟理念總是鄙視這種獎酬制度，認為個人將失去誘因。一般來說，個別努力對團隊的績效影響微乎其微。

經濟理論未能準確衡量團隊獎勵的效果，原因就在於它低估了人際關係的重要性；個人會努力工作，以取悅團隊中其他人，同時他們也相信這是該做的事情。另一方面，經濟學家也高估了個人的自私，因此，由員工擁有的公司在遇到危機時，表現得比較好，裁員人數也比較少，也就不會讓人感到驚訝了。

標準經濟理論談到行為時，是以理性個人主義為主流方法。他們相信，每個人評估每件事情所採取的觀點，都不會注意別人做了什麼事、他們得到多高的待遇，或者受到怎麼樣的對待。羨慕、忌妒等人的情緒，或者公平的感覺並不存在，如果存在，在經濟行為中也沒有占得一席之地；就算確實出現，也不應該理會。經濟分析應該忽略這些的存在而往前推進。對非經濟學家來說，這樣的方法似乎毫無道理，對我來說也是。前面說過，個人如果覺得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有可能減少努力，而團隊精神則可以激勵士氣。事實上，這個為美國的短期金融市場量身打造、以個人為中心的經濟學，正傷害經濟裡的信任與忠誠。

簡單說，政治右派主張獎勵薪資是美國維持高生產力水準之必須，但實際的情形恰好相反，許多公司採用的獎勵薪資辦法，製造了更高的分配不均，反而對生產力不利。

高估累進稅制成本，低估其效益

政治右派不只低估分配不均的成本，忽視市場扭曲所能帶來的影響，也放大了透過累進稅制矯正分配不均的成本，同時貶抑公共支出的效益。

舉例來說，雷根總統曾經宣稱，降低稅制的累進程度可以帶來更多稅收，因為儲蓄和工作會增加。他錯了，降稅後稅收實際上顯著降低。布希總統的減稅措施，結果也沒有比較好；他的措施和雷根一樣，只是使赤字升高而已。柯林頓總統提高頂層的稅率，美國反而經歷一段快速成長的時期，分配不均略為下降。當然，政治右派講得沒錯：如果邊際稅率接近一○○％，誘因會顯著減低。但是上述的例子告訴我們，我們還離這水準很遠。

事實上，加州大學的教授薩茲（Emmanuel Saez）、巴黎經濟學院皮克提（Thomas Piketty），以及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的史坦契瓦（Stefanie Stantcheva）審慎探討了提高稅負的誘因效應和降低分配不均的社會效益之後，估計頂層的稅率應該訂為七○％左右。這也是雷根總統開始為富人謀求福利之前的水準。

但我相信，這些數字也未能充分反映加重累進稅制的效益，理由有三。第一，我們先前指出，提高公平性可以提高生產力，而上述學者的計算和大部分經濟分析一樣，忽視了這點。

第二，人民覺得經濟和政治體系不公平，傷害到他們的信任，而信任是社會運作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下一章將更詳細說明美國的分配不均及其擴大的方式，如何傷害到信任，以及信任降低如何削弱我們的經濟和民主。加重累進稅制或許對恢復信心、相信體系公平，能有一些貢獻，而這將帶來龐大的社會效益，包括有助於經濟成長。

第三，上一章說過，稅制缺乏累進效果，包括總統候選人羅姆尼在內的頂層稅率偏低，主要來自稅制的特別條款，例如資本利得稅偏低、資本利得的定義廣泛，以及企業和個人所得稅充滿漏洞。這些因素扭曲了經濟，也降低了生產力。我們說過，那麼多美國公司不必繳什麼稅的原因之一，在於其海外子公司將所得匯回美國國內後才需要課稅，該項條款無異鼓勵這些公司投資海外，而不是投資美國。消除這些條款，可望提高累進效果和強化美國經濟。此外，由於頂層的收入來自尋租收入，倘若針對這些租金下手，我們大可以加重累進稅，卻不致對誘因產生任何不利影響。

降低富人的稅負，使赤字和國家債務大幅升高的另一個負面影響是製造了壓力，導致政府減少教育、技術和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而右派人士低估了這些公共投資的重要性。公共投資不僅直接產生高報酬，也能做為高報酬的民間產業投資的基礎。我們曾經提到，政府投資於研究與技術所做的貢獻，包括十九世紀第一條橫跨北美的電報線，以及二十世紀打造出網際網路和第一個瀏覽器。

最近的研究顯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是生產力高度成長的時期，奠定了後來生產力持續成長的基礎。其中的理由之一，便是政府投資於道路。這種公共投資只能透過課稅，才能取得永續性的資金，以目前分配不均的水準來看，我們確實需要設計良好的累進稅制。和累退稅制比起來，累進稅制造成的扭曲效果較低。企業執行長不會因為一年帶回家的薪水從一千兩百萬美元降為一千萬美元，就減少努力。

總之，由於社會中巨大的分配不均，對頂層一％的少數人課稅，可以獲得大量的稅收，縱使讓社會的某些生產性活動有所損失，但和針對多數人課徵較高稅率以籌措同樣金額的錢相比，所產生的影響一定小得多。

結論

如果今天貧窮的人明天就能富有，或者獲得真正均等的機會，分配不均的不利影響或許會比較小。就在「占領華爾街」運動吸引人們注意到分配不均日益升高的時候，政治右派人士以幾乎自豪的態度表示：他們和相信結果均等的民主黨不同，始終致力於機會的均等。領導眾議院預算委員會的威斯康辛州共和黨議員瑞恩（Paul Ryan）竟然表示：「我們不要將注意焦點放在重分配上，應該將重心放在向上流動性。」

這樣的觀點反映出兩個事實面的問題。第一，此話的言下之意是說，我們在結果均等方面失敗了，機會均等卻表現成功。其實不然。第二個問題是，累進稅制主張的是結果均等。正如蔡特所說，民主黨其實不是主張結果均等，而只是主張政策應該「離開使所得分配不均激升、政府的改善努力微乎其微的原地」。

或許最根本的一點是：沒有一個人是靠自己的努力成功的。開發中國家有許多聰明、努力、活力充沛的人仍然貧窮，不是因為他們缺乏能力或者努力不夠，而是因為他們在運作不良的經濟體中工作。一直以來，美國人都受益於舉國集體努力而發展出來的基礎設施與機制，然而頂層一％正試圖取得這個體系所帶來的利益中的大部分，為此，他們寧願摧毀整個體系，也要保住現在擁有的利益。

我們為分配不均付出很高的代價，而分配不均正使經濟受到愈來愈大的傷害，包括生產力降低、效率降低、成長降低、不穩定升高。降低這種分配不均的衝擊，遠遠超過可能需要承受的任何成本。我們已經找出分配不均的成因與影響，更重要的是，我們已經證實「較高的分配不均和較低的成長有關」。

長久以來，美國以身為公平的社會自豪，每個人都有出人頭地的均等機會，但是今天的統計數字告訴我們的卻不是這麼一回事。美國的窮人或甚至中產階級躋身頂層的機會，低於歐洲許多國家。頂層一％對社會造成最大的負擔是：侵蝕了我們的認同感。由於分配不均會使經濟變弱，大多數人向上流動的機會更加黯淡。

除了喪失認同感、使經濟衰弱，美國的分配不均還製造了另一個問題：民主瀕臨險境。接下來兩章將探討這個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