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長不是問題，分配不公平才是

歷史上的某些時刻，世界各地的人似乎同時挺身而出，說「錯了！」要求改變。一八四八和一九六八這兩個動盪年頭，就發生過這樣的事。每一次的動盪，都標誌著新時代的開啟。二○一一年，可能正是另一個這樣的時刻。

北非的濱海小國突尼西亞，年輕人揭竿而起，蔓延到附近的埃及，然後擴散到中東其他國家。大部分的時候，抗議的火花一閃即逝，但偶爾，小小的抗議竟然掀起風起雲湧的社會大動亂，把埃及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利比亞的格達費（Muammar Qaddafi）這些獨夫拉下台。不久，西班牙、希臘、英國、美國等地的人民，都因著不同的理由走上街頭。

二○一一年，我獲邀前往埃及、西班牙和突尼西亞，在馬德里的麗池公園（Buen Retiro Park）、紐約的祖科蒂公園（Zuccotti Park）與抗議者會面，也在開羅的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和年輕人談話。

對談間，我心裡十分清楚，雖然大家憤恨不平的理由因國而異，特別是中東地區的政治不滿和西方截然不同，然而，彼此間又存有一些共同的主軸——政治和經濟體系運轉失靈，而且兩者根本就不公平。

抗議者說得沒錯，很多事情的確錯了。我們的經濟和政治體系裡，政府承諾會去做的事和實際做到的事，兩者天差地遠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而且，政府并沒有設法解決關鍵的經濟問題，包括失業率居高不下，以及因為少數人的貪婪而犧牲掉「公平」這個普世價值。儘管話都講得很漂亮，老百姓確實感受到不公平，感覺遭到背叛。

年輕人起而反抗突尼西亞、埃及的獨裁者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厭倦了老而頑固的領導人，一向「只顧保護本身的利益，寧可犧牲社會其他人」的做法，卻沒有機會透過民主程序推動改革。想不到，西方民主國家的選舉政治也好不到哪裡。美國總統歐巴馬承諾推動「你可以相信的改變」，後來端出的經濟政策，在許多美國人眼裡，似乎只是換湯不換藥。

儘管如此，我們在這些年輕的抗議者，以及加入聲援的父母、祖父母與教師身上，看到了一絲希望。這些人不是革命家，更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也不想要推翻體制，他們仍然相信選舉，只是牢記它對人民是有責任的。走上街頭，只是為了促使體制走上改革之路。

五月十五日點燃的西班牙年輕人抗議運動，所喊出的口號是「憤怒」。他們痛恨明明是金融業做錯事，卻讓那麼多人承擔痛苦。自二○○八年的危機爆發以來，年輕人失業率已超過四○％。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也回應了相同訴求。那麼多人失去了房子和工作，銀行家卻依然坐領高薪；兩相對照，不公平的情況十分刺眼。

美國的抗議行動很快就從原本聚焦於華爾街，擴大到更深廣的社會分配不均問題上，行動口號變成「九九％」。抗議者喊出這個口號，呼應了我在《浮華世界》（Vanity Fair）雜誌寫的文章「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描述美國分配不均大幅攀升，以及我們的政治體系似乎給予少數人太多的發聲機會。

如今，有三個議題在世界各地引起普遍關注：市場並未依照應有的方式運作，既缺乏效率也不穩定；政治體系無法矯正市場失靈；經濟和政治體系從根本上就不公平。本書著重於探討美國和其他先進工業國分配不均的原因，同時也將解釋這三個問題是如何盤根錯節，關係緊密。

事實上，分配不公正是政治體系失能的因和果，導致經濟體系不穩定，而這又造成分配不均的情況惡化。於是我們掉進向下沉淪的惡性循環中，唯有依賴協調一致的政策，才能從漩渦中爬出。

在聚焦於分配不均之前，我將先鋪陳背景，說明經濟體系廣泛的失靈情形。

市場已經失靈

市場顯然沒有依照倡議者宣稱的方式在運作，特別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更凸顯了它們的非常不穩定，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銀行家下了賭注之後，如果政府不伸出援手，他們將使整個經濟向下沉淪。

然而，仔細觀察這個體系可以發現，這不是單一意外，讓銀行家有如此作為的誘因始終存在。

市場的優點，理論上在於它的效率，但是市場顯然缺乏效率。經濟學的最基本法則在於「需求等於供給」，如果經濟要保持高效率，必須如此。然而，現實世界中，龐大的需求沒有獲得滿足，我們需要投資好讓窮人脫離貧困的生活、促進非洲和其他低度開發國家的發展、改造全球經濟以面對暖化帶來的挑戰。但同時，我們卻有龐大的未利用資源——勞工和機器閒置或者沒有全能生產。失業是最惡劣的市場失靈形式、最大的無效率來源，市場未能為那麼多人創造就業機會也是分配不均的主要原因。

二○一二年三月，約有兩千四百萬美國人希望擁有全職工作，卻找不到這樣的機會；另一方面，美國有許多空屋，但有數百萬人被趕出自己的房子，也有很多無家可歸的人。

早在這次危機爆發之前，美國經濟就沒有兌現它所承諾的事。雖然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仍有成長，大部分公民卻感受到生活水準每下愈況。對美國大部分家庭來說，早在衰退來襲之前，通貨膨脹調整後的所得已經低於十年前。也就是說，美國打造了一具讓人驚嘆的經濟機器，但顯然只為頂層效力。

不公平，為什麼攸關重大？

本書談的是，為何我們的經濟體系未能讓大部分美國人過更好的生活、為什麼分配不公平嚴重到這種程度，以及帶來了什麼樣的惡果。

根本論點是，我們為分配不均付出很高的代價——經濟體系不穩定、沒效率、成長減緩，並且陷民主體制於岌岌可危之境。陷入險境的還不只這些，我們的經濟體系未能為大部分公眾效力，政治體系似乎逐漸被有錢階級俘虜。美國人民對民主和市場經濟的信心，將隨同其全球影響力一起消退。一旦看清現實，就會發現美國已不再是充滿機會的國家，就連長久以來引以為豪的法治和司法體系都已千瘡百孔，國家認同感也搖搖欲墜。

「占領華爾街」運動和某些國家的反全球化運動緊緊相繫。當中確實有些共通的地方：不只相信某些東西錯了，也相信有可能改變。問題不在於全球化不好或者錯誤，而是政府管理得十分差勁，尤其是圖利了特定的利益群體。

全球各地的人、國家和經濟脣齒相依，這樣的發展可以用來促進繁榮，卻也散播了貪婪和苦難。市場力量的確十分龐大，但並沒有與生俱來的道德性格，所以需要我們決定如何來管理。過去二百年，是市場表現最好的時候，大幅提高了生產力和生活水準，增幅遠遠超越之前二千年。政府在這些進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只不過自由市場的支持者並未認清這個事實。

但是，市場也能使財富集中於少數、將環境成本轉嫁給社會，以及剝削勞工和消費者。因此，市場顯然必須加以駕馭和節制，以確保它們為大部分公民的利益效力。而且，必須持續駕馭，確保它們持續為多數人效力。美國在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一八九○至一九二○年代）就這麼做過，首次通過反壟斷法（competition laws）。新政（New Deal）時期也做同樣的努力，通過社會安全計畫、就業和最低薪資法案。

「占領華爾街」及世界各地其他抗議者所欲傳達的訊息是：市場必須再次加以駕馭和節制；如果不這麼做，後果將十分嚴重。政治與經濟，必須有所變革。

不均和不公

有時，即使市場本身相當穩定，也經常造成分配不均，而這樣的結果普遍被視為不公平。近來有些經濟學和心理學方面的研究（第六章）顯示，一般人都認為公平十分重要。感受到經濟和政治體系不公平，是激起世界各地發出抗議怒吼的主要原因。在突尼西亞、埃及和中東其他地方，不只工作難找，就算有工作，也被關係良好的人搶走。

美國和歐洲的情況似乎比較好些，但也只是在表面上而已。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優秀學校的人，找到好工作的機會比較高，因此有錢的父母會設法將子女送進最好的幼稚園、小學和中學，而這些學生有遠比其他人要好的機會，進入明星大學就讀。

美國人認為，「占領華爾街」的抗議者講出了他們的心聲，因此雖然抗議人數不多，卻有高達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支持這項活動。紐約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在表示將關閉華爾街附近的祖科蒂公園營區之後，一夜之間，抗議者就收集到三十萬份簽名，以聲援抗議活動繼續下去，可見背後的支持力道有多強。

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指出，在這次的危機爆發之後，約有一半的人認為我們的經濟體系不只缺乏效率和不穩定，而且根本就不公平：金融業中的許多人（為了簡便起見，我將經常稱他們為「銀行家」）抱走超高的獎金，而那些因為這些銀行家犯錯而受到傷害的人卻失去工作；或者，政府願意拯救銀行卻不願伸手幫助那些明明沒錯卻好幾個月找不到工作的人；或者，政府只是口惠而實不至，沒有具體協助失去房屋的數百萬人。危機期間發生的事，讓我們看得很清楚：決定所得的因素，並不是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而是基於其他的原因。銀行家領得很高的報酬，但他們對社會的貢獻，甚至對公司的貢獻卻為負值。社會精英和銀行家能有那麼多的財富，似乎是靠著他們能損人利己。

談到公平，所謂「美國價值」中一個重要的基本觀念就是機會。美國一直認為，自己是機會均等的樂土。艾爾傑（Horatio Alger）寫的個人從底層爬到頂層的故事，成了美國民間價值的一部分。如今，美國人認為這個國家是機會樂土的想法，愈來愈只像是一個夢而已。數據顯示，美國公民從底層爬升到頂層的機會，低於其他先進工業國家。

俗諺說「富不過三代」，意思是說頂層的人必須賣力工作，否則自己或子孫很快就會家道中落。事實證明，頂層人家的子女繼續享有財富的機會相當大（第一章將詳細說明）。

五十年前，美國年輕人在公民權益運動期間以這個國家對待非裔美國人的方式，來檢視均等、公平和正義等價值，發現美國的政策大有問題。現在，他們以經濟和司法體系的表現來檢視相同的價值，發現整個體系對窮人和中產階級有所虧待，不只對少數族群來說是如此，對大部分美國人也是。

如果歐巴馬總統和我們的司法體系發現，將經濟帶向毀滅邊緣的人，因為某些不當行為而「有罪」，或許我們可以說這個體系是有在運作，至少讓人覺得政府有責任感。事實上，那些應該定罪的人往往沒有遭到起訴，即使遭到起訴，又通常被判無罪，或者沒有定罪。對沖基金業裡有些人因為內線交易而遭到判刑，但這有如餘興節目，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對沖基金業並沒有造成危機，造成危機的禍首是銀行，但銀行家們都沒事。

如果沒人該負責，如果發生的事情不能怪罪到任何一個人，那就表示問題出在經濟和政治體系。

從社會和諧到階級分裂

美國人一直不願談論階級，樂於相信美國是個中產階級國家，這樣的信念的確有助團結。我們認為，不應該劃分上層和下層、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如果我們所說的「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是指底層的人往上爬的可能性很低，那麼美國很可能已經成為比舊歐洲還要講究階級的社會，而且階級間的鴻溝比舊歐洲還嚴重。

九九％的人仍抱持著「我們都是中產階級」的想法，卻也承認自己實際上並沒有往上爬，絕大多數都在受害中。這群人試圖形成新的聯盟「九九％」，代表了一種新的國家認同感，所根據的不是虛構的中產階級，而是我們的經濟、社會已經分裂的現實。

另一方面，社會非常頂層的、少數的那一％則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多年來，頂層這群人和社會其他人有個協議，大致如下：我們會給你們工作和繁榮，但你們要讓我們得到優渥的獎賞；你們都會分得一杯羹，但我們這杯羹比較大。富人和其他人之間的這種默契本來就相當脆弱，如今更是分崩離析。一％的人坐擁龐大財富，在這麼做的同時，除了焦慮和不安全感，沒有帶給九九％的人什麼東西。事實上，多數美國人根本沒有從國家的經濟成長得到利益。

市場體系侵蝕了根本價值？

雖然本書的重點放在均等和公平，但我們的系統似乎毀損了另一個根本價值，那就是公平競爭。舉例來說，人如果有正確的價值觀，那麼從事掠奪性放款、提供有如定時炸彈的抵押貸款給窮人，或者設計各種「辦法」來超收數十億美元透支費，一定會有罪惡感。然而，似乎極少人因此懷有罪惡感，也極少有人願意當「吹哨人」。

在美國的次貸危機中，顯現在對於最窮和教育程度最低階層的剝削上。

不少行為只能用「道德淪喪」來形容。在金融業和其他地方工作的許多人，道德羅盤錯亂了。當一個社會的規範改變，導致許多人的道德羅盤錯亂，代表這個社會生了重病。

資本主義似乎改變了它所誘捕的人。在華爾街工作的那些聰明人，除了學校成績比較好，和其他多數美國人並沒有兩樣。他們往往投入超乎想像的工作時間，獲得超乎想像的薪資，而暫時擱置了去拯救生命、建立新產業，或者幫助窮人脫困的那些夢想。再過幾年，夢想就被永遠遺忘。

人們對企業、金融機構的不滿，多不勝數，而且由來已久。舉例來說，菸草公司偷偷將產品做得更容易上癮，卻試著說服美國人相信，沒有「科學證據」能證明它們的產品是危險的，儘管公司內部檔案記錄著相反的說法。艾克森石油（Exxon）也砸錢試著說服美國人相信全球暖化的證據相當薄弱。就在經濟仍然因為金融部門的胡作非為而蹣跚不振之際，英國石油（BP）的漏油事件完全凸顯了企業行事莽撞、不顧後果的一面。

如果市場真的兌現過「改善大部分公民生活水準」的承諾，那麼，企業犯下的所有罪行、所有的社會不公、對環境的傷害、對窮人的剝削，或許會得到寬恕。然而，在各地年輕憤怒者和抗議者眼裡，資本主義不但未能履行所承諾的事情，更留下許多沒有承諾的東西——不均、污染、失業。最令人心驚的是，價值退化到每件事情都可以接受，卻沒人負起責任。

政治體系失能

政治體系的失能似乎和經濟失靈一樣慘不忍睹。如今，年輕人的失業率節節升高，西班牙接近五○％，美國已達一八％。令人驚訝的，不是為何爆發抗議怒潮，而是抗議行動為什麼拖了那麼久才展開。

這些年輕的失業者，就學時都認真念書，做了該做的每一件事，出了校門卻得面對嚴苛的選擇：失業，或者只好大材小用，遷就遠比他們的資歷還要低下的工作。很多時候，甚至什麼工作都找不到。

大規模抗議行動為什麼拖了那麼久才展開？一個解釋是，在危機爆發之後，人們對民主政治還存有希望，相信政治體系會要求造成危機的人負起責任，並且迅速修補經濟體系。然而，泡沫破裂之後好幾年，我們漸漸看清，政治體系顯然失能，正如它未能防範危機發生、抑制不斷升高的分配不均、保護底層的大眾、防止企業濫用。至此，抗議者只好走上街頭。

美國人、歐洲人，以及其他民主國家的人民，原本都對自己的民主機制非常自豪。看到這些抗議者，不免懷疑是否有真正的民主存在。真正的民主不只是每隔兩年或四年一次的權利，我們的選擇必須是有意義的。因此，政治人物必須傾聽公民的聲音。但是，現在的政治體系似乎比較像是「一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美國尤其如此。政治體系並沒有矯正市場的失靈，反而火上加油。

政治人物經常發表演說，大談特談價值和社會出了什麼問題，另一方面卻又指派那些放任市場墮落的金融機構執行長出任高職。這些政治人物建構的體系明明就運作得不好，實在不該指望他們能夠重建體系、恢復正常運作、為大部分公民效力。

政治失能和經濟失靈互有關聯，而且彼此強化。擴大富人聲音的政治體系，使得很多法律和管理辦法及其施行，不僅未能保護一般公民對抗富人，更進一步犧牲了社會其他人，讓富人更加富有。

回到本書的中心論點之一：即使有基本的經濟力量在運作，但是政治塑造了市場，而且是將市場塑造成「不惜犧牲多數以圖利少數」。任何經濟體系都必須訂有法令規定，在一個法律架構內運轉。我們有許多不同的架構可用，每一種都對成長、效率和穩定產生影響，也影響了分配。經濟精英們力推對己有利、卻犧牲別人的架構，而這樣的經濟體系缺乏效率，也不公平。接下來，我會說明我們的分配不均如何反映在每一項重要決策中，從預算到貨幣政策，甚至司法體系，都不例外，以及這些決定如何導致分配不均的持續存在且惡化。

由於政治體系大幅向有錢階級傾斜，經濟分配不均因此升高，使得政治權力失衡更加嚴重，於是政治和經濟交互形成惡性循環。另一方面，兩者共同塑造社會力量，也被道德觀念和機制等社會力量所塑造，更強化了不斷升高的分配不均。

抗議者的訴求和成果

抗議者或許比大部分政治人物更了解發生的事。在某個層次，他們的要求很少：希望有機會發揮所長；希望有權找到像樣的工作，領到像樣的薪資；希望有個較為公平的經濟和社會，讓他們感到有尊嚴。在歐洲和美國，這群人的要求不是革命性的，而是漸進式的。但在另一個層次，他們要求很多：希望有個民主制度，重要的是人，不是錢；希望有個市場經濟，做它該做的事。這兩項要求互有關聯，不加節制的市場運作得不好。政府必須適當管理，讓市場以應有的方式運作。為此，我們需要有個民主制度，能夠反映一般人的利益，而非特殊群體或只是頂層的利益。

有人批評抗議者提不出什麼藍圖，其實這樣的批評弄錯了抗議運動的要點。他們是在表達對政治體系的挫折感，對選舉程序感到失望。無論如何，他們敲響了警鐘。

抗議者在某些方面已經取得很大的成就。智庫、政府機構和媒體都證實了，這群人指控的事情確實存在：不只市場體系失靈，而且分配不均高得沒道理。「我們是九九％」一詞已經植入眾人的意識中。

沒人敢說，這些運動將引導我們走向什麼地方。但有件事，我們相當肯定：這些年輕抗議者已經改變了公共論述，以及一般公民和政治人物的意識。

結論

突尼西亞和埃及爆發抗議運動之後幾個星期，我寫下了這段文字：

當我們緊盯著這些街頭民眾發出的吼聲，不禁想問自己一個問題：怒火什麼時候會燒到美國？在某些地方，美國已經變得像這些遙遠的不安國度，尤其是，頂層的那一小撮最富有的一％人口緊緊扣著幾乎每件事。

幾個月後，抗議人潮出現在這個國家。

本書試著徹底理解美國如何成為分配如此不均、機會大為縮減的社會，以及可能會帶來的後果。

儘管今天的美國已經偏離以往的抱負很遠，然而，我們可以採用不同的架構，讓整體經濟運作得更好，對大多數公民更好。這個不同的架構，有一部分需要市場和國家間取得平衡。後面我將說明，這個觀念得到現代經濟理論和歷史證據的支持。在這個不同的架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之一是重新分配所得，特別是當市場運轉過程產生的結果落差過大的時候。

批評重新分配的人會說，重新分配的成本太高。他們宣稱，反誘因太大，窮人和中層得到的利益，遠大過頂層的損失。右派人士經常表示，我們可以更為均等，但需要付出成長減慢和GDP降低的慘痛代價。我會說明事實恰好相反：我們現在的體系不遺餘力將錢從底層和中層搬到頂層，但由於這個體系缺乏效率，頂層得到的利益，竟然遠低於中層和底層的損失。事實上，不斷升高的龐大分配不均，讓我們付出極大代價：成長減慢、GDP下降，經濟也更加不安定，而這還不包括我們付出的其他代價：民主制度減弱、公平感和公義感縮水，甚至貶損我們的認同感。

關於本書的幾個提醒

首先，我經常使用「一％」這個詞，指的是位於頂層的經濟和政治力量。有些時候，我心裡想的其實是人數更少的一群人——頂層一％中的十分之一；有些場合，例如談到精英教育時，我指的是人數略多的那群，或許是頂層五％或一○％。

讀者可能覺得我談太多銀行家和企業執行長、談太多二○○八年的金融危機及其後的餘波盪漾，尤其，美國的分配不均由來已久。然而，這不只是因為它們成了輿論的代罪羔羊，也是事情出差錯的徵兆。頂層的分配不均和執行長有關，因為這些領導人協助塑造我們對於什麼是好經濟政策的觀點，除非我們了解這些觀點有什麼錯，以及這些觀點是如何過度滿足自身的利益、不惜犧牲其他人，否則，我們無法重新訂定政策，以確保經濟更為均等、更具效率和更有活力。

任何通俗讀物，需要比學術性的寫作更重視遣詞用字，不能到處出現限定條件和加上註腳。因此，我要事先致歉，並請讀者參考我在有限的註腳中所提到的一些學術著述。此外，我也應該強調，在譴責「銀行家」的時候，有過度簡化之嫌：我認識的許多金融家，有些人力抗掠奪性放款；有些人希望抑制銀行曝險過高；有些相信銀行應該專心經營核心本業，甚至有幾家銀行正是那麼做的。儘管如此，我們很清楚看到，大部分重要的決策者都不是這樣：不管在危機爆發之前，還是爆發之後，規模最大和影響力最強的金融機構其行事作為遭到批評，可說是罪有應得，而且有人必須負起責任。當我譴責「銀行家」時，指的是從事詐欺和不道德行為的人，他們在機構內塑造出那樣的文化。

像這樣的一本書，有賴於數以百計的研究工作者累積的學術、理論和實證貢獻。集結這些資料以描述分配不均發生了什麼事，同時解讀為什麼會發生，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雖然書內各章節的註腳會表達若干感謝之意，仍不得不提及薩茲（Emmanuel Saez）和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嘔心瀝血之作，以及我最早的共同作者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爵士長達四十餘年的研究。由於我所提論點的一個中心部分，在於政治和經濟交纏不清，所以必須擴大到狹隘的經濟學範疇之外。我在羅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的同事福格森（Thomas Ferguson）於一九九五年寫的《黃金準則：政黨競爭的投資理論與金錢驅動政治體系的邏輯》（Golden Rule: The Investment Theory of Party Competition and the Logic of Money-Driven Political Systems）一書，率先以如椽之筆探討了「為何在根據一人一票建立起來的民主政治中，金錢似乎相當重要」的謎團。

政治和分配不均之間的連結，最近成為不少著述的關注焦點，一點不叫人意外。本書在某種程度內，從赫克（Jacob S. Hacker）與皮爾森（Paul Pierson）所寫擲地有聲的《贏家通吃政治：華盛頓如何令富者愈富，卻不顧中產階級》（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一書留白的地方談起。他們是政治學家，我是經濟學家，我們都絞盡腦汁試圖解釋，何以美國的分配不均逐漸升高且居高不下。我問：我們該如何調和已經發生的事情和標準的經濟理論？儘管我們是透過兩個不同學門的透鏡來探究問題，卻得到相同的答案。

借用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的話來說：「一切都是政治的緣故，笨蛋！」我們也看得愈來愈清楚，分配不均升高對民主政治造成的重大影響，正如巴特爾斯（Larry Bartels）所寫的《不平等的民主：新鍍金時代的政治經濟學》（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以及麥卡提（Nolan McCarty）、普爾（Keith T. Poole）和羅森塔爾（Howard Rosenthal）寫的《兩極化美國：意識形態與不均的財富之舞》（Polarized America: The Dance of Ideology and Unequal Riches）等書籍所反映者。

在每個人都有一票的民主制度中，金錢如何且為何力量那麼強大，一直是個謎，但願本書能夠提出一些解釋。更重要的是，我試著說明經濟和政治間的連結，然而我們越來越清楚看到不斷升高的分配不均，同樣也對政治不好，在此我要解釋的重點將會是為何對我們的經濟也很不好。

半個世紀前，我本來在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主修物理學，喜歡數學理論用優雅的方式描述世界。當時，社會和經濟動盪、美國公民權益運動開展，使我的心思落在別處。會有那樣的渴望，部分原因是我在印第安納州蓋瑞（Gary）那個美國工業重鎮長大成人的經驗。我親眼見到分配不均、歧視、失業和經濟衰退。才十歲，我就在想，為什麼這個國家那麼富裕，每天花不少時間照顧我的那位好心女士，為什麼只念完小學六年級，也不懂為什麼她要照顧我，而不是照顧自己的小孩。

那個時代，大部分美國人把經濟學看成是賺錢的學科，而我應該不是當經濟學家的料。我的家庭積極參與政治，告訴我金錢不重要；金錢永遠買不到快樂；重要的是服務他人和精神上的追求。但在騷動不安的一九六○年代，我在阿默斯特接觸到新的觀念，發現經濟學才不只是研究金錢；它其實是一種探究的形式，能夠用來研究分配不均的根本成因，加上我對數學理論的偏愛，或許很有發揮的餘地。

我在麻省理工學院（MIT）寫的博士論文，主題正是分配不均、它如何隨著時間演變，以及對總體經濟行為，尤其是對成長造成的影響。我根據若干標準假設（稱作「新古典模型」），指出在那些假設之下，分配應該會收斂到個人之間出現均等的狀況。標準模型顯然有錯，在蓋瑞長大的我看得很清楚，標準模型說經濟效率很高，沒有失業或歧視，顯然也有不對的地方，我因此著手追尋不同的模型。

市場不完全，尤其是資訊不完全和「不理性」在這些模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說來諷刺，就在這些觀念逐步開展，並在經濟學這門專業的部分地方找到立足點之際，相反的概念「只要政府不插手，市場就運作得很好」，卻在某些公共論述中生根茁壯。本書和之前的一些書，試圖撥亂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