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預算之爭

經濟大衰退來襲之後，政府的收入銳減，國家赤字和債務則激升。對此，美國和歐洲都有人大聲疾呼，必須盡快控制赤字，做法則通常是實施所謂的「緊縮計畫」，急劇縮減支出。

歐巴馬總統打算籌組跨黨的委員會，以研擬赤字縮減的方法，由懷俄明州的前參議員辛普森（Alan K. Simpson）和柯林頓總統的前幕僚長鮑爾斯（Erskine Bowles）領軍。華盛頓的智庫「兩黨政策中心」（Bipartisan Policy Center）提出相關的建議，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主席、威斯康辛州選出的瑞恩（Paul Ryan）也提出另一個版本。二○一一年夏，預算辯論演變成對立仇恨，眾議院共和黨議員有如挾持全國，強索贖金，拒絕允許提高預算上限，除非實施配套措施，承諾大幅縮減預算，降低支出，或者提高稅收。

共和黨出這招預算險棋，使得注意力轉移到赤字與債務縮減的問題上，遮掩了國家面對的經濟挑戰：高失業率，以及經濟的潛在產出和實際產出之間出現差距。除此之外，還有分配不均與日俱增的長期隱憂。

隨著各個委員會相繼提出建議，我們發現，有些人竟然建議降低頂層的稅率和提高中層的稅率，完全忽視了為什麼會有赤字產生。如果將注意重點放在赤字的真正起因，就會知道我們有更為直截了當的方式來控制赤字。本章將設法重述這場辯論，說明預算、財稅和支出政策可以如何用來促進經濟成長、控制赤字，同時降低全國的分配不均。

赤字史

或許我們不再記得，今天美國赤字失控竄升為國家首要政策議題，但是不過十年前，美國擁有龐大的剩餘，占GDP的二％左右。二○○一年，預算剩餘多到聯準會主席葛林斯班煩惱舉國全部債務很快就會還清，貨幣政策的執行將會變得相當困難。聯準會提高或降低利率的方式，是銷售或買進政府的國庫券。如果政府沒有債務，就沒有可以買進和賣出的國庫券。面對這個潛在的危機，布希於是提議減稅，其中大部分利益為富人所有。葛林斯班也支持減稅，他的意見舉足輕重。

這個論點值得懷疑。要是葛林斯班的預測屬實，也就是未來某日有還清國債的危險，他和總統大可請國會增加支出或降稅。我們很難想像國會不會立即答應，以避免所謂隱然在望的國債消失災難。在批評減稅措施的人看來，葛林斯班的盤算和貨幣政策比較沒有關係，和縮減政府規模的關係比較大。關心國家分配不均逐漸升高的人，則特別憂心針對頂層所實施的減稅措施，加上對中低所得美國人實施的社會保障計畫縮水，在財政限制趨緊之後的後果。

在四大力量的影響下，預算剩餘沒多久就變成赤字。首先是減稅本身，這些年的情形告訴我們，減稅超過國家所能負擔的程度有多大：二○一二年，國會預算辦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CBO）預測，如果減稅再延長到下個十年，二○一一至二○年的預算成本將是三．三兆美元。二○一二年的預算赤字中，約有五分之一可歸因於布希的減稅措施。

造成國家財政狀況急劇改變的第二項因素，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費用，長期而言預算成本估計超過兩兆到三兆美元。事實上，預算成本會持續數十年之久：回國軍人約有五成有資格領取某種殘障給付，而且這些退伍軍人的給付和健康照護成本可能接近或超過一兆美元。即使伊拉克戰爭在二○一一年結束，戰爭支出至少仍占二○一二年預算赤字的一五％。

我們沒有提高稅收以支應這些支出，而是將它們放在信用卡上，債務會產生利上滾利的效果，尤其是在經濟大衰退之前。以五％的利率計算，如果不打算償還本金，兩兆美元的國家債務需要每年償還一千億美元。現在利息偏低，因為利率相當低；一旦經濟復甦，利率回到正常水準，利息支出勢必大幅增加。

在美國進行這些戰爭的同時，也提高其他軍事支出多達數千億美元，包括花錢生產有人批評說不能運作的武器和用來對抗不存在的敵人。翻閱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CIA）的支出，你可能懷疑冷戰還沒結束。美國在這些方面的花費，相當於全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

儘管數萬伊拉克人、阿富汗人，以及數千美國年輕人因為打這些戰爭而殘廢或死亡，付出慘重代價，但是每一筆公共支出、每一筆活動，有輸家，也有贏家，在戰爭上也不例外。國防承包商抱走超額利潤，其中一些以競選獻金的形式「回收」，有些支出以「租金」（我們在第二章如此稱呼）的形式出現，也就是政府支付的價格高於競爭市場的費率。伊拉克戰爭之初，高達七十億美元的哈里伯頓公司免競價合約就是典型的例子。我們在第六章談過，外包成本很高，政府花的錢竟然多過由政府員工服務。即使政府試圖節制武器系統的成本，這方面的支出還是激增，例如三千八百二十億美元的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F-35聯合攻擊戰鬥機，已經花掉歐巴馬全部振興計畫的一半經費。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那麼多人對目前的預算優先事務感到不滿：有錢去買批評者說對於美國現在陷入，以及未來可能陷入的衝突型態沒有幫助的戰鬥機，卻沒錢協助貸款屋主繼續住在家裡。

造成赤字增加的第三大來源，便是新的醫療照護保險計畫藥品給付。雖然給付本身有其道理，但部分成本是另一大筆「租金」，只不過這次不是給軍火承包商，而是給製藥業。前面提過，提供藥品給付給醫療照護保險計畫受益人的法案有個條款，規定世界上最大的藥品購買者，也就是美國政府，不得和藥品公司議價。這筆贈與，有人估計十年內價值高達○．五兆美元。

在我們預期會有龐大聯邦預算剩餘的二○○一年，和赤字不斷增加的二○一一年，兩者之間的最大差異就是發生了經濟大衰退。

生像二○○八年那種規模的衰退，就會使一個國家的財政狀況大幅逆轉。西班牙和愛爾蘭在危機爆發前也有預算剩餘，現在卻瀕臨財政崩潰邊緣。即使美國的經濟已經進入復甦期，二○一二年，衰退造成約三分之二的赤字（一六％）是由於採取各種措施以刺激經濟的緣故，刺激方案包括減稅、對各州的補助和公共投資；全部赤字有將近一半（四八％）是經濟表現不佳的結果，導致稅收降低，以及失業保險、食物券和其他社會保障計畫支出提高。這些不足反映了二○一二年美國的GDP預測將比潛在產出低約九千億美元。

在思考如何縮減赤字的時候，務必謹記在心的一件事是：衰退造成赤字，不是赤字造成衰退。更多的緊縮措施只會使經濟不振惡化，大家渴盼的財政狀況改善並不會出現。

一石三鳥

美國財政狀況逆轉的原因，給了我們一帖清楚的藥方，知道如何將它放在堅實的基礎上。把布希時代對百萬富翁減稅的措施反轉回來、結束戰爭和縮減國防支出、允許政府談判藥品價格

回到能夠運作的正軌，恢復到充分就業的狀態，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能改善國家的財政狀況。雖然，所有這些行動將有助於處理目前的預算困境、改善所得的分配，以及有錢可供投資以改善未來的成長，但是我們還可以展開其他改革，幫助我們走得更遠。

其中之一，便是建立公平的稅制。正如我們在第三章說過的，投機客現在適用的稅率遠低於靠工作維生的人的稅率。這正是頂層一％成功說服社會其他人，相信符合他們利益的事也符合其他所有人利益的絕佳例子。資本利得稅率降低，並沒有帶來更高的永續成長，而是養大兩個投機性榮景：一九九七和二○○○年代初，資本利得稅降低之後，美國很快就經歷科技泡沫和房地產泡沫，絕非偶然。

布希在二○○三年暫時成功地降低了股利稅率，最高為一五％，比以薪資形式獲得相當所得的人所適用稅率的一半還低。降低股利稅率的論點是，這會促進企業增加廠房設備的投資。事實不然，而且可能收到反效果。我們在第四章說過，這等於鼓勵企業在稅率偏低時配發股利，以防稅率提高，結果使得留在公司內部、可用於良好投資計畫的資金減少。

此外，如果希望稅制不只更為公平，同時也能加重累進程度，那就需要填補各種漏洞，並且提高頂層稅率、降低底層的稅率。市政債券利息免稅，正是缺乏效率的「漏洞」實例，富人得到的好處遠高於本來希望受惠的市政機構。由於利息可申報扣除，市政機構因此能以較低的利率借到資金，但降低的幅度很小。

用簡單的數字來說，假設利率是一○％，利息免稅可能使得一座都市的借款利率降為九％。就一億美元的債券來說，市政機構一年只省下一百萬美元。至於債券持有人，不少人適用最高稅率級距，獲得九百萬美元的利息收入，卻不需要繳稅。假設他們必須繳納的聯邦和州稅合計四○％，利息就必須繳納四百萬美元的稅，因此稅後報酬是五百萬美元。根據目前的稅制，他們實際帶回家的利息收入是九百萬美元，而市政機構只節省一百萬美元的支出。也就是說，為了幫助市政機構省下一百萬美元的支出，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必須放棄四百萬美元的稅收。有錢的債券持有人得到的利益是市政機構所得利益的四倍。聯邦政府不如直接補貼市政機構，效率反而高得多。

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原則是，針對租金課稅是效率很高的做法，因為這種稅不會造成任何扭曲。例如針對土地租金課稅，不會使土地消失。

事實上，知名的十九世紀進步論者喬治（Henry George）曾經表示，政府應該只開徵這種稅。當然了，今天我們曉得租金有多種形式，不只土地能夠收取租金，我們也能就石油、天然氣、礦物和煤等天然資源的價值收取租金。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租金來源，例如運用獨占力量而獲利者。對所有這種租金開徵重稅，不只會降低分配不均，也會減低從事尋租活動的誘因，以免扭曲我們的經濟和民主政治。

右派人士表示，所有的稅都有扭曲效果，但事實不然，租金稅反而能夠改善經濟的效率。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原則是，最好是對壞事課稅，不要對好事課稅。工作有生產力，相對於對工作課稅，最好是對污染課稅，不管是石油公司漏油而污染我們的海洋、化學公司排放有毒廢棄物，還是金融公司製造有毒資產，污染都是壞事。造成污染的人，並沒有負擔污染對社會其他人產生的成本，這對經濟造成很大的扭曲；課稅有助於矯正這種扭曲，抑制造成外部效應的活動，移轉資源到社會貢獻較高的地方。這種稅能在十年內課到數兆美元的收入。

石油、天然氣、煤、化學、造紙和其他許多公司污染了我們的環境，金融企業則以有毒的抵押貸款污染全球經濟。金融業對社會其他人造成龐大的外部效應，我們說過，他們必須承擔很大責任的這次金融危機，總成本高達數兆美元。前面幾章談過，快閃交易和其他的投機行為可能導致市場波動加劇，而沒有真正創造價值；市場經濟的整體效率甚至可能下降。

污染者付費的原則說，污染者應該負擔他們對別人增加的成本。可是，我們透過紓困行動和不計其數的隱藏性補貼，事實上是在補貼金融部門。現在有日益高漲的呼聲，要求對金融業課徵各種稅，包括金融交易稅，以很低的稅率對所有的金融交易課稅，或者至少選擇性地對其中一些交易課稅，例如外匯交易。法國已經準備開徵這種稅，英國的版本限制比較多，西班牙、德國和歐盟的領袖已經主張開徵這種稅，即使稅率很低，也會收進可觀的金額。

我們還有其他的方法能夠增加收入，只要不再以低於市場的價格，將資源賣給石油、天然氣和礦業公司就行。這麼做，無異是在補貼這些公司。政府不該再不分青紅皂白地送出數十億美元的大禮，就像它不收費就讓電視台使用頻譜、允許礦業公司支付很低的特許權使用費那樣。政府應該標售這些天然資源的使用權利。此外，政府也曾賤價廉售石油與天然氣的租約，沒有好好地設計，透過標售的方式將民眾收入提升到最高水準。

我們還有其他的方法能夠收進更多的錢，包括消除埋藏在稅制中給予企業的隱藏性補貼（我們在第六章稱之為「企業福利」），或者封堵一些漏洞和其他的特別條款，不讓那麼多美國公司逃避本身應該支付的那麼多稅。

第六章曾經提出證據，指出大部分美國人認為公平很重要。前面各章也指出，由於最頂層的人繳稅金額占所得的百分比低於沒那麼富有的人，所以我們的稅制不公平，而且是社會普遍認為不公平。多數的時候，我們的社會仰賴自願性的服從，但如果人們覺得稅制不公平，他們就不會服從，這樣我們就會變成和其他國家一樣，人民服從的意願薄弱，或者只能透過侵擾性和強制性的措施才能達成。

建立更為公平的稅制，也能額外帶進很多收入。要課徵額外的稅，有個簡單的原則：看錢在哪裡。由於錢日益流往頂層，所以要找額外的稅收，當然必須去那裡找。就是這麼簡單。好消息是，富人取走國家所得大餅中的一大塊，稍微提高他們的稅率就能有很多收入。

以前人們常說，頂層擁有的錢不足以填補赤字的大洞；但真正的情況愈來愈不是這個樣子。由於頂層一％的所得占全國的二○％以上，不讓他們有洞可鑽，對他們的所得多課一○％的稅，得到的收入會等於全國GDP的二％左右。

簡單地說，如果我們認真想要縮減赤字，是可以輕而易舉在未來十年增加數兆美元的收入。做法很簡單，就是提高頂層的稅率，因為他們取走全國經濟大餅的一大塊。稍微提高稅率就能增加很多收入；消除頂層可鑽的漏洞，以及賺得不成比例的收入所受到的待遇，例如降低投機和股利稅率，以及市政債券利息免稅；消除個人和企業稅制中可鑽的漏洞和特別條款，因為這形同補貼公司；以較高的稅率課徵租金稅；對污染課稅；對金融業課稅，至少要部分反映它一再對經濟中的其他人造成沉重的負擔；以及要求那些使用或開發國家資源，支付反映全部價值的價格，這些資源本來屬於全民所有。增加收入的這些方法，不只會提高經濟效率、大幅縮減赤字，也會降低分配不均，這正是這些簡單觀念無法成為預算辯論焦點的原因。

由於一％有許多人從得到這些贈與的部門賺取很多收入，例如從石油、天然氣和其他污染環境形式的活動、從隱藏在稅法中的補帖、從能以便宜的價格取得的國家資源、從給予金融業不計其數的特殊利益，因此，這些提議還沒成為標準赤字縮減議程的焦點。

正如我們能夠設計稅制來增加收入、促進效率與均等，支出也能做到這些事情。我們在第二章談過，租金在提高頂層收入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且指出，有些租金只是政府的贈與。前面各章也談過政府需要執行的重要職能，其中之一便是社會保障——在民間部門未能以適當的方法或以合理條件去做的時候，政府要幫助窮人和提供所有的美國人保險。近年來，針對窮人的福利計畫已經縮減，但我們在第六章所說的企業福利（也就是給與企業的補貼）卻增加。

每當有人提出減少或取消補貼的建議，接受補貼的人總是會試著防衛，宣稱那些補貼符合公共利益。好笑的是，接受政府慷慨贈與的許多公司和個人卻同時反對政府增加支出，所以他們也主張小政府。人性正是如此，私利總是影響對公平的判斷，儘管影響往往存在於潛意識。如同我們一再觀察到的，這些補貼和取得補貼的努力扭曲了我們的經濟和政治體系。下一節將說明縮減這些補貼，以及，倘若將錢花在別處反而能夠提高就業。

在赤字和需求不振的年代刺激經濟

如果經濟處於充分就業的狀態，我們會將注意焦點放在改革措施對稅法和支出計畫產生的「供給面」影響。例如，取消企業福利的改革會減少扭曲，因此，在增加收入的同時也能提高生產力和GDP。

今天，右派主張一個奇怪的供給面和需求面組合措施。他們不知為何表示，縮減赤字會恢復人民對國家和經濟的信心，因此是正面的作為，以及稅收降低會改善經濟的效率，將錢交到能夠善為運用的人手裡。當然了，如果在稅收減少的時候，赤字會下降，那就表示支出必須減少更多。事實上，縮減政府的規模才是他們真正的盤算。由於大部分的右派希望保有軍事支出，所以教育、研究、基礎設施（全是非國防項目）的支出就必須減少至蕩然無存的地步。

這樣的盤算，不只危害國家未來的成長，還會加深目前的經濟不振。本節將說明政府可以如何在聚焦於債務的同時刺激經濟，以及為何右派的盤算幾乎肯定會是災難一場。

政府可以今天借錢，投資於未來，舉例來說，對窮人和中產階級美國人提供高品質的教育、發展科技，以提高美國技術性勞動人力的需求，同時保護環境。這些高報酬的投資，將改善國家的資產負債表，而且，產生的報酬多於美國現在能夠借到的非常低利息。所有的優良企業都會借錢以挹注擴張，如果眼前有高報酬的投資，而且資金成本就像美國今天這麼低，它們就會大力借錢。

美國正處於很有利的狀況， 之所以能夠採行這套策略，一方面是因為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投資不足，公共投資的報酬很高，另一方面因為它能以那麼便宜的利率借得長期貸款。遺憾的是，右派、甚至許多中間派人士也一樣，「赤字縮減論」占得上風。儘管評等機構數十年來表現得奇糟無比，仍然受到信任，同時已經加入這場混戰，將美國的債務降級。但是債務品質受到的考驗，是投資人要求的風險溢酬。本書付梓時，利率接近零的美國國庫券有需求存在。

雖然根據經濟原則，赤字縮減論站不住腳，卻還是成為現實的一部分。投資於國家未來的策略，將在中長期內降低國家債務，但是短期內，政府必須借錢，而在赤字縮減論的影響之下，人們說那是不顧後果之舉。

即使堅持現在赤字不准增加，還是有另一套策略能夠刺激經濟。根據「平衡預算乘數」（balanced-budget multiplier）這個由來已久的原則，如果政府同時提高稅收和增加支出，目前的赤字將保持不變，經濟就會受到刺激。增加課稅當然會抑制經濟，但提高支出會刺激經濟。分析明白顯示，刺激效果遠大於緊縮效果。如果慎選增加的稅收和支出，GDP的增幅會是支出增幅的二到三倍。另外由於赤字既沒有立即增加，也沒有立即減少，一段時期後國家的債務會降低，因為成長加快會帶來更多的稅收。

還有最後一種方法，能在債務和赤字的限制之內刺激經濟，即使政府不能擴大整體規模也行得通。我們可以利用不同的稅收和支出刺激經濟的程度不同，支出更多錢在乘數大（每一塊錢的支出，會產生較多的整體GDP）的計畫上，減少支出在乘數小的計畫上；提高低乘數來源的稅收，而降低高乘數來源的稅收。

在阿富汗花錢請外國承包商做事的錢，不能刺激美國的經濟；把錢用於給付長期失業勞工，才能刺激美國的經濟，理由很簡單，因為這些人捉襟見肘，傾向於將他們領得的每一塊錢都花掉。提高非常富有的人必須繳納的稅率，頂多會使他們的支出減少約八○％；降低底層的稅負，卻會使支出增加約一○○％。因此，提高稅制的累進程度，不只會降低分配不均，也會刺激經濟。就算下滲式經濟學行不通，上滲式經濟學也能發揮作用。

連富人也會受益於GDP提高，有時甚至足以沖銷他們必須支付的稅額。由於政府以前的計畫增加過多的租金流向頂層，可能是政府採購時支付太多錢、補貼富農或者給與企業福利。消除這些租金，將省下的錢用於增加投資和改善社會保障，便可以提高均等、效率和成長。在目前的情況中，整體經濟也會受到刺激。

希臘因素

希臘上演中的債務危機和歐洲其他地方的問題，讓世界許多角落害怕背負債務。觀察歐洲危機的許多人咸認為這證實了他們的偏見：一個國家如果實施高稅率、背負很高的債務，加上福利制度過分優渥，就會發生這種事。但是，對歐洲發生的事情做這樣的解讀，根本是錯的，因為希臘及其他歐洲國家的情況和美國有明顯的不同，這是起於貨幣體系的不同。

希臘可以說是因為支出過多而蒙塵，但是金融業難辭其咎；一家美國銀行利用衍生性金融商品，協助前任政府隱藏財政狀況，不讓人民和歐盟知道。然而，其他的危機國家則不能說它們在財政上揮霍無度，例如愛爾蘭和西班牙在危機爆發前甚至還有財政剩餘。

美國和希臘及其他國家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點，就是其他國家欠的錢是它們不能直接控制的歐元，美國的債務則是以美元計價，而印鈔機是由美國控制的。這是為什麼當有人說，「美國將無力履行債務」時如此荒謬可笑的原因。

當然，我們有可能為了償還積欠的債務而印出太多的美鈔，以至於減損美元的價值。但是這麼一來，問題在於通貨膨脹，而目前市場不認為通貨膨脹會帶來很大的風險。我們可以從政府必須支付的長期債務利率，以及它必須支付的通貨膨脹保障債券利率（或者更準確地說，一般債券和通貨膨脹保障債券報酬率之間的差異）很低而推斷這一點。市場可能是錯的，但是評等機構將美國降級，應該解釋為什麼市場錯了，以及為什麼它們相信通貨膨脹的風險遠高於市場相信的水準。評等機構一直沒給我們答案。

歐元出現之前，希臘欠的是希臘幣，現在它欠的是歐元。希臘不只欠歐元，中央銀行的控制權也交給歐洲。美國曉得聯準會購買美國政府的債券，希臘卻無法確定歐洲中央銀行會買它的銀行持有的希臘債券。事實上，歐洲中央銀行不斷揚言絕對不買歐元區國家的主權債券，除非那些國家照它說的話去做。

右翼的其他選擇

歐洲的危機不是一場意外，也非長期債務和赤字過高，或者「福利」國家造成的。原因是過度緊縮，政府縮減支出，而這樣的做法，可以預料會造成二○一二年經濟衰退，和有瑕疵的貨幣安排（亦即歐元）製造出來的災難。

歐元推出的時候，大部分立場公正的經濟學家都抱持懷疑態度。匯率和利率的變動，是協助經濟調整非常重要的手段。如果歐洲所有國家都受到相同的震撼衝擊，那麼匯率和利率的單一調整，將對所有國家都有幫助。但不同的歐洲經濟體會遭遇顯著不同的震撼衝擊，歐元取走了兩個調節機制，卻沒有替代品。基本上它是一項政治計畫，政治人物認為，共用一種貨幣會使各國更加緊密，但是歐洲內部的凝聚力不夠強，沒辦法團結一致做需要做的事，好讓歐元能夠運作，只能同意不要有太多的赤字和債務。但是西班牙和愛爾蘭的例子活生生顯示，單單那樣是不夠的。它們曾經希望，經過一些年頭，就可以完成政治計畫。

但是當一切順遂時，歐洲國家沒有做任何事情的動力；在這次以不同的方式影響不同國家的危機之後，也不會有那個動力。這些國家只能同意進一步節衣縮食，所以迫使歐洲陷入二次衰退。

放眼歐洲國家，表現最好的是瑞典和挪威。兩者都是強大的福利國家，也有大政府，卻選擇不加入歐元區。英國並沒有陷入危機，但經濟欲振乏力；它也選擇不加入歐元，卻同樣決定走緊縮計畫的路子。

遺憾的是，美國國會許多議員希望美國加入相同的「緊縮與小政府」流行浪潮中。我們說過，稅收和支出平衡增加可以刺激經濟，同樣地，平衡性縮減支出和稅收會導致經濟萎縮。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就像右派想做的那樣削減更多支出，以英勇但可能徒勞無功的方式縮減赤字，經濟萎縮的程度會更大。

揭開縮減赤字算盤

在頂層的稅率已經低於其他大部分先進工業國家的國家，縮減赤字計畫竟然強調降低最高稅率和企業稅率，聽起來可能相當奇怪，但鮑爾斯和辛普森的赤字縮減委員會正打算這麼做。這個委員會提議，限制最高邊際稅率於二三％到二九％間，而這是它更廣大的限制政府規模計畫中的一部分，目的是將整體稅收限制在GDP的二一％以下。事實上，大約四分之三的赤字縮減，是靠減少政府支出達成的。

雷根的供給面經濟學相信，降低稅率會增進經濟活動，程度會使稅收不減反增，但如同我們在第三章說過的，這樣的說法被布希和雷根減稅後實際發生的事所否定。今天的個人稅率遠低於一九八○年的水準，進一步降低稅率將使稅收減少更多。

認為企業稅率應該從現行的三五％，調降到二三％至二九％之間的論調，更缺乏說服力。但是，鮑爾斯和辛普森的委員會提議封堵不計其數的漏洞，如果真的實施，即使官方稅率降低，將表示許多公司會繳納更多的稅款。我們在第三章指出，有效稅率（企業實際繳納的稅款占收入的百分比）遠低於三五％，美國某些一流公司（例如GE）不必繳納任何稅款。雖然消除漏洞的說法令人動容，甚至如果只是單純聚焦於投資和創造就業，也幾乎無理由全面降低企業稅率。畢竟，由於利息可申報扣除，所以繳稅會等比例降低借款成本和報酬。

對於透過借款而從事的任何投資，不會受到任何不利的影響，而一旦我們考慮有利的資本財折舊率（企業可以從收入扣除一定的金額，以反映機器耗損的事實），稅制實際上鼓勵投資。如果這個委員會關心繳稅對投資的影響，我們有比全面降低稅率還要精準的稅制修補方式可用：降低在美國創造就業和投資的公司稅率，但提高沒這麼做的公司稅率。這種政策可以提高收入，並且提供在美國增加投資和創造就業的誘因。

每個赤字縮減團體都想要處理稅制中的扭曲性層面，許多條款是由特殊利益團體刻意置入的，希望激勵經濟中的特定部門。但是，沒有一個團體建議直接攻擊我們在本書強調的企業福利和隱藏性補貼，包括給予金融業的補貼，部分原因正如第六章說過的，右派成功說服了許多美國人，相信攻擊企業福利無異於掀起「階級鬥爭」。

扣除額的影響

支持縮減赤字的許多人，特別注意對中產階級非常有利的一組扣除額，就是抵押貸款利息扣除、健康照護給付扣除。但是，取消這些扣除額等於提高中產階級的稅率，而他們的所得多年來原地踏步或節節下降。關心中產階級的任何人都曉得，如果取消這些扣除額，應該以比較低的稅率補償他們，而不是補償頂層。

大部分經濟學家會支持取消房屋抵押貸款扣除，因為這會使人花太多錢在房屋上面。此外，我們可以怪罪抵押貸款扣除鼓勵過度舉債。政府其實是在補貼債務，這是給銀行家的另一種隱藏性補貼，他們才是真正的受益人。而且，由於比較有錢的人適用的稅率較低，所以，和所得較低的人比起來，他們從抵押貸款扣除獲得的利益較高。

依照目前設計的所得稅申報扣除額，既有扭曲作用也不平等，甚至無法有效地提高都市地區的房屋自有率，因為許多所得較低的人住在那些地方，房屋的供給有限，抵押貸款補貼可能促使價格上升，導致他們較無力擁有自己的房子。

但是取消的時機值得關切：取消扣除額將使居住成本更為昂貴，從而壓低房價。由於背負抵押貸款的美國人有四分之一，約一千一百萬戶家庭，抵押貸款高於房屋的價值，住宅部門的危機只會惡化。我們會見到更多的抵押品贖回權取消、更為凋敝的社區，而且未來許多年，經濟中的這個重要部門會繼續死氣沉沉。住宅市場低迷的時間愈久，經濟處於目前的衰退狀態會更長。

然而，我們有辦法擺脫這個困境。二○○九年，首次購屋者報稅時可以抵減一萬美元，這給了首購者淨值，因而有助於提振房地產市場。繼續且擴大實施這項計畫，適用於所有低所得家庭，將同時有助於刺激房地產市場、恢復經濟的健康狀態，也能讓所得較低的家庭買得起房子。

推而廣之，我們設計了各式各樣的稅制條款，例如退休帳戶享有特殊優惠，以鼓勵個人增加儲蓄；他們是否真的增加儲蓄尚有疑問，但由於這些條款對高所得個人的利益遠高於其他人，所以真的有儲蓄的富人因此變得更加富有，低所得個人則沒有享受到等量齊觀的待遇。如果政府提供低所得家庭可兌現的投資抵減辦法，也就是即使沒有繳納任何稅款，也補助他們的儲蓄，將提高這群人的儲蓄誘因，甚至可能縮短底層和頂層間的差距。

縮減赤字的均等辦法

簡而言之，雖然赤字縮減不是今天經濟面臨的主要立即性問題，縮減赤字的工作做起來沒有那麼困難。只要把二○○○年到今天導致政府財政狀況逆轉的所有措施再反轉回來就行，包括提高頂層的稅率、消除企業福利和隱藏性補貼、提高沒有在美國投資和創造就業機會的公司相對於有這麼做的公司之稅率、對污染者課稅和收取費用、不再低價奉送國家資源、減少軍事浪費、不管是向製藥公司還是向國防承包商採購都不支付過高的價格。採取以上所說的種種做法，所創造的收入將多於任何赤字縮減辦法。

將上面所說的辦法和各個委員會提出的改革措施相比，我們可以得到兩個結論裡面的一個：有些人刻意設法繼續以圖利頂層、傷害其他人的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或者他們已經中了毒，接受扭曲理性經濟政策制定的一些迷思。

當前的迷思

預算的辯論因為某些迷思而混淆，其中一些已經談過。供給面的迷思主張對富人課稅會減少工作機會和儲蓄，每個人都會受害。事實上，每個產業都有不同的迷思版本：例如縮減軍事支出會減損就業機會；減少煤或石油產業的租稅優惠會減損就業機會；造成空氣或水污染的產業，或者製造有毒廢棄物的公司宣稱，強迫污染者支付它們對別人造成的成本，會減損就業機會。

我們說過，歷史和理論都強烈不利於供給面經濟學，但這件事幾乎已不被人放在心上。今天，我們的問題不在於供給，而是在於需求。大部分公司手頭上多少有些現金，能夠做它們想要的投資，但是它們生產的產品少了需求，就不會去投資。要刺激投資，我們就必須用心思考怎麼做最能刺激需求，放更多的錢到中層和底層的口袋裡，稅的不少負擔放到中層人口肩上，只會使情況更糟的原因。

總體政策（貨幣和財政政策）的責任是維持經濟處於充分就業的狀態。當經濟情況良好，在接近充分就業的狀態運轉時，過度的軍事支出和闊氣的企業福利不會創造就業，它們只會扭曲經濟，將勞工從生產力較高的用途移動到生產力比較低的地方。沒錯，如果我們矯正這些扭曲，擁有特定部門技能的若干員工會受害，因為他們的技能不再被需要，但我們不能就此主張將他們留在原地。我們該做的事，是對受影響的勞工積極提供技能調整的協助，然而右派一向拒絕提供這種協助。

效果最強的迷思，或許就是宣稱「提高百萬富翁或企業的稅率將傷害小型企業，進而減損工作機會」。事實上，受這種稅率影響的小型企業少之又少，不到一％，其獲利只會略為降低。如果雇用一名員工或購買一台新機器，稅前獲有利潤，稅後也一樣獲有利潤。假設雇用一名員工，一年為公司帶進十萬美元的報酬，而公司必須支付（包括所有的稅額）五萬美元，公司不論大小都會淨賺五萬美元。要是公司老闆現在必須就那筆利潤額外繳納五％的稅，那麼它的淨利會減少兩千五百美元，但在扣除這筆稅額之後，還是會有很高的利潤足以雇用一名員工。截然相反的說法，最叫人瞠目結舌的地方，在於它們悍然無視於基本經濟學「加稅之前獲有利潤的投資和工作，不會在加稅之後就失去利潤」的原則。

在這個小型企業信用取得受到限制的年代，也許有件小事令人關切，那就是提高百萬富翁的稅率可能降低他們從事理想投資的能力。理由很簡單，因為稅後能花的錢減少。當我們慷慨地拿錢給銀行，大家的理解是：它們可以和將繼續放款，說來諷刺，在經濟大衰退得到政府很大支持的銀行業者宣稱，「優良的小型企業如果有好的投資計畫，還是可以取得所需的資金」，但其實不然。銀行家表示，小型企業無法取得貸款，不是因為銀行沒有履行他們那一邊的談判工作，而是因為經濟衰退使良好的放款機會消失。但即使投資能力出問題，我們還是有更好的處理方式，而不必給企業空白支票，期望由於某些原因其中一些錢就會往下滴落，最後就會創造就業機會。

縮減社會保險

當右派沒有那麼激烈反對富人稍微多加點稅時，頂層一％和他們的盟友卻鼓吹縮減社會保險，包括經常被他們不屑地稱為「中產階級權利」的老人健康照護和社會安全計畫（年金）。右派反對採行這兩項計畫，現在更將國家財政困難怪罪於這些計畫。

右派最希望將這兩項服務改為民營。民營化當然是根據另一個迷思而來：政府辦理的計畫一定缺乏效率，因此民營一定比較好。事實上，正如我們在第六章說過的，社會安全和醫療照護保險計畫的交易成本遠低於提供相當服務的民間公司所辦理的計畫。會有這樣的情形，不應該讓人驚訝。民間部門的目標是賺錢——對民間公司來說，交易成本是好事；收入和支出之間的差距愈大愈好。

公營計畫的收入和支出間的差距，長期而言確實會製造問題。就社會安全計畫的例子來說，差距可能相對比較小，不確定性則很高。社會安全計畫的財務狀況受薪資、人口和壽命的影響很大。經濟預測者在預測經濟大衰退這件事上，並沒有表現得很好，連在經濟大衰退發生前一年也沒有預測到，所以我們對四十年後的經濟預測，不該懷有太大的信心。這個計畫甚至可能出現剩餘，尤其是如果移民水準相對於總人口繼續維持在經濟衰退發生前的步調的話。我們當然必須準備迎接社會安全計畫長期出現高赤字的可能性，而這將需要我們改變提存或給付規定。

現在做些調整是有其道理的：提高社會安全計畫的最高提存所得，二○一一年的提存所得上限是十萬零六千八百美元，結果需要繳薪資稅的薪資不到八六％。隨著壽命增長，繼續調整退休年齡，但必須實施配套措施，增加對因為部分殘疾而提早退休者的扶助；以及提高系統的累進程度，使之更能反映社會中與日俱增的分配不均。位於頂層的人，目前得到的，略低於他們的提存金額；位於底層的人，得到的略多。

將天平再傾斜一點，擴大高所得個人的提存金額，能夠幫助位於底層的人，並且使社會安全計畫產生更堅實的財務基礎。更長期而言，可能需要再多做一些調整，例如略為加稅和略為減低給付。但即使在標準情境中，差距仍屬溫和。

社會安全計畫是實施得極為成功的計畫，不只幾乎消除了老年人的貧窮問題，也提供民間保險計畫難以企及的一種保障，保護參與計畫的人不受股市的波動和通貨膨脹影響。依賴民間年金的許多美國人曉得我在說什麼：即使政府努力確保民間年金的資本達到適足水準，企業還是會對員工耍花招。在公司破產前，執行長可能帶著很高的薪酬走人，年金基金卻岌岌可危。

布希總統的「社會安全計畫民營化」計畫，目的不在於提供更多錢給退休人士，或者提供更多的保障或提高效率。民營化計畫只想做一件事：給一％更多錢，卻犧牲九九％，也就是給華爾街更多錢。這件事牽涉的金錢可能十分龐大。社會安全計畫基金就高達二．六兆美元，華爾街只要每年管理這筆錢的一％，基金經理人每年就多出兩百六十億美元的飛來橫財。

醫療照護保險計畫

和醫療照護保險計畫有關的問題比較複雜，但只是複雜那麼一點點。美國的健康照護體系缺乏效率，只提供一流的健康照護給有幸擁有良好健康保險的人，或者富有到不必靠保險就能享有的人。健康照護體系充滿著扭曲和租金，高昂的交易成本落入保險公司手中，成為它們的利潤；高昂的藥品價格則成為製藥業者的利潤。

事實上，提高健康照護部門的效率，就能夠解決和醫療照護保險計畫、醫療補助計畫（Medicaid）有關的長期赤字。如果美國交付健康照護的成本與成果較為良好的其他先進工業國家相當，例如在壽命、嬰兒或產婦死亡率等方面，美國的預算問題將獲得解決。

可是，各個赤字縮減委員會提出的建議只說，醫療照護保險計畫支出的成長必須設定上限，卻沒有表示如何達成。要不然就是像瑞恩的計畫所建議的，將醫療照護保險計畫改成醫療券計畫，也就是給個人一張憑證，可以在民間市場購買健康保險。如果沒辦法用自己的錢補貼醫療券的不足，那就只好將就使用醫療券，去買能夠買到的最好保單。其中的涵義十分清楚：如果醫療照護的整體成本上升，但花在老人身上的支出訂有上限，有能力拿自己的錢去支付的人，就必須掏出錢來；拿不出錢來的人，只好得過且過。對他們來說，這等於是在實施醫療配給。

社會安全計畫和醫療照護保險計畫的大部分改革，都必須緩步漸進實施，所以，縮減這些計畫不會對目前的赤字立即產生很大的影響。一方面，這是個大優點：我們現在可以大談特談財政責任，卻不致妨礙經濟運行。另一方面，對真正的赤字鷹派來說，這是很大的缺點。空談不值錢。右派希望現在就大砍特砍支出，並且承諾將來縮減社會計畫。但是，現在就真的砍下去將使經濟不振惡化，中層和底層的困境也會雪上加霜。

怪罪於受害人

另一個迷思是，窮人只能怪自己。失業者之所以無業可就，是因為他們過於懶散，找工作也不夠賣力。面對擴大失業給付的提議時，相信咎由自取的人擔心會有道德風險的問題。他們認為，提供保險給失業者，會降低他們找工作的誘因，而這又會導致失業升高。在經濟接近充分就業狀態運轉時，這種說法是否站得住腳，不是這裡關心的重點。但是由於每一個職缺就有四個人來應徵，今天的問題顯然並不在於工作沒人應徵，而是工作不足。如果有較多的人在找工作，一有少數的工作出缺，去應徵的人勢必較多。基本上這並不會改變就業水準。

各國中央銀行家及右派人士的標準說詞是：他們並非沒有妥善管理總需求，以維持經濟充分運轉。他們將過錯推往別的地方，尤其是勞工要求過多的工作保障和太高的薪資，傷害了勞動市場的運作。這次危機證明了他們對勞動市場的看法錯到什麼地步。美國號稱擁有彈性最高的勞動市場，經濟表現卻遠比對勞工保障較強的國家還差，例如瑞典和德國。原因很明顯――降低薪資的結果減低了總需求和加深經濟不振。

緊縮措施的價值

最糟的迷思說，緊縮會帶來復甦，而政府增加支出則不會。這個論點說，企業人士見到政府的帳簿好轉之後，就會生出更多的信心，更多的信心就會帶來更多的投資。有趣的是，根據這個論調，持有這種看法的人應該支持我們的第一個經濟復甦策略才是：增加公共投資。由於一些公共投資機會普遍相信預期報酬很高，遠高於政府借錢去投資必須支付的利率，更多的公共投資會使長期的國家債務降低。一旦如此相信，應該就會產生信心而爆發更為強勁的經濟活動。但是主張採取緊縮措施的人，並沒有支持提高公共投資。

緊縮措施有沒有價值，另一個思考方式是回顧歷史。歷史告訴我們，緊縮措施幾乎不曾發揮功效，而且理論告訴我們，為什麼不必為此驚訝。經濟衰退是由缺乏需求造成的，也就是總需求低於經濟能夠生產的水準。當政府縮減支出，需求會降得更低，失業於是上升。

「緊縮措施會帶來信心」的這個迷思，往往是根據另一個迷思而來——認為一國政府的預算就和家庭預算一樣，每個家庭遲早都必須量入為出。當一個經濟體的失業率很高，這個簡單的原則並不適用於國家預算，因為擴大支出反而能夠擴大生產，增加雇用本來會失業的人，從而創造就業機會。一個家庭的支出多於收入，無法改變整體經濟，一國政府卻可以。而且，GDP增加的程度會是政府支出金額的好幾倍。

金融部門強調信心的重要，但是政策如果會造成更多的失業和降低產出，就無法恢復信心。信心只能透過帶來成長的政策而恢復，緊縮措施所做的事恰好相反。

緊縮措施的主張者提出證據，說有些國家在經濟不振時，因為實施緊縮措施而復甦。仔細觀察，會發現那些國家都很小，而且它們的貿易夥伴經濟欣欣向榮，因此，增加出口可以輕而易舉取代縮減政府支出造成的影響。美國和歐洲今天的情形並非如此，因為它們的貿易夥伴本身的經濟也紛紛欲振乏力。

或許有人會說，主張緊縮措施的人，應該已經從以前不計其數的經驗中，得知緊縮措施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胡佛（Herbert Hoover）總統的緊縮措施，使一九二九年的股市崩盤惡化成經濟大蕭條，IMF的緊縮措施將東亞和拉丁美洲的經濟不振轉成衰退和蕭條；歐洲幾個國家（英國、拉脫維亞、希臘、葡萄牙）自行實施的緊縮措施現在正產生相同的苦果。但是緊縮措施的主張者似乎沒有接受這些一面倒的證據。

就像中古時代的醫生相信放血可以治病，一旦病人的病情沒有好轉，他們會表示病人需要再放一次血，二十一世紀的經濟學放血者也不動搖。他們要求實施更多的緊縮措施，而且找來許多藉口，說明為什麼第一次下的劑量未如預期般發揮功效。於是失業增加，薪資降低，中層和底層所依賴的政府計畫萎縮。

相形之下，政府增加支出則取得了成功。由於人民預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爆發，政府勢必增加支出，而將美國拉出經濟大蕭條的泥沼。雖然新政提供了若干刺激作用，有助於美國經濟在一九三三到三六年間復甦，刺激效果卻沒有大到足以克服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減少支出，以及農業部門疲軟共同造成的影響。農業部門人口占全國的四分之一，這段期間所得急劇下降，單單一九二九到三二年間就降低五○％。接著，到了羅斯福第一任期末，也就是一九三六年，財政保守派擔憂赤字升高而施加壓力，促使他縮減聯邦支出。經濟復甦於是戛然而止，並且轉為負成長。

刺激無效的迷思

主張採取緊縮措施的人，反擊增加政府支出的支持者說，「這種支出無法刺激經濟」。他們首先拿二○○九年二月執行將近八千億美元的刺激方案，並沒有拯救經濟免於深陷衰退之中來批評。他們說，政府增加更多支出也辦不到。然而，刺激方案的確發揮了效果，若非採行刺激措施，失業率一定超過一二％，比實際上最後達到的最高水準高出兩個百分點以上。

政府確實犯下幾個錯。第一，它低估了經濟不振的深度和長度，認為即使不祭出刺激方案，失業率最高只會上升到一○％左右。政府的經濟學家低估了泡沫的規模，他們根本無法相信不動產價格虛漲了那麼多，所以認為價格下跌只是暫時性的現象，等到房價回升，人民就會恢復消費；企業見到經濟快速復甦，便不願讓優秀的員工離去。事實不然，泡沫很大，在泡沫爆破之後五年，不動產價格仍比危機前的水準低三○％，有些地方比危機前的水準低五○％以上。所以，情況愈來愈清楚，即使金融業完全恢復健全，不動產部門還會持續低迷許多年。這是個問題，因為危機爆發前所有的投資中約四○％投資於不動產。

第二個錯誤是，政府相信主要的問題是金融危機，沒有認清根本的需求是結構轉型。製造業的生產力大幅提高，超過需求的增加幅度，不可避免地表示勞工將必須從那個部門移出，正如經濟大蕭條之前的年頭中，農業生產力大幅提升意味著勞工必須從農業移往製造業。此外，全球化展開之後，製造業中愈來愈多的工作將流往開發中國家和新興市場，使得結構轉型的需求更為迫切。

政府也沒有理解另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也就是分配不均日益升高，和它對危機前發生的事情所造成的衝擊，以及之後可能發生什麼事。危機爆發前，家庭的平均儲蓄率接近零，而這表示許多美國人正在動用儲蓄，也就是儲蓄率為負值。由於頂層二○％人口擁有全國所得的四○％左右，儲蓄約一五％的所得，這表示底層八○％的人口，擁有剩餘六○％的全國所得，儲蓄動用率是所得的一○％。同樣地，即使銀行完全恢復健全，以及即使住宅部門去槓桿化（也就是還清過多的負債）完成，這些家庭也不應該恢復消費持續高於所得的做法，銀行也不應該借錢給他們。因此認為危機發生前的過度消費水準會恢復，是不切實際的。

薪資占所得的百分率節節下降，也就是分配不均升高，當然會使經濟在沒有政府協助的情形下，復甦更為困難。

經濟分析上的這些錯誤，會產生一些後果。由於政府相信，經濟會在銀行恢復建全之後迅速自行復甦，所以端出的刺激方案規模太小、為期太短。政府既然認為經濟不振為期短暫，以為企業會留住員工，但企業的想法不一樣，裁減員工的人數多於政府的預期。此外，刺激方案沒有設計得夠好；一塊錢的支出，本來可以產生更大的刺激作用。由於政府相信在金融部門復甦的同時，只需要短期的緩和劑，所以，對這些經濟上的弱點比較掉以輕心。

政府在這個領域判斷錯誤，又因為另一項錯誤而使情況更加嚴重：政府認為，如果它的發言人可以「唱高」經濟而「恢復信心」，強大的美國消費者就會回來。二○○九年三月，官員開始提到一些復甦的跡象，但是到了夏季，這些跡象紛紛消失。接下來幾年，希望的微光偶爾綻現。一再激發信心的努力，實際上可能反而傷害到信心，尤其是傷害人民對政府和聯準會的信心，不曉得國家領導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政府的支出效果很好？

政府的支出能夠有效刺激經濟，是很有道理的，畢竟過去就是如此。比方說，如果政府提高支出，GDP的增幅會是那個金額的數倍之多。GDP的增幅和政府支出的增幅間的關係，稱做「乘數」。右派人士說乘數很小，甚至可能接近零，這樣的說法不足為奇。沒錯，當經濟處於充分就業狀態，增加政府的支出不會提高GDP，一定會排擠其他的支出。如果聯準會調高利率或減少信用供給，以確保政府增加支出不致造成通貨膨脹，則投資就會遭到排擠。但在失業居高不下，而且多年內可能保持在高水準，以及當聯準會承諾不調高利率以因應的時候，要評估政府的支出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剛剛所說的經驗就不管用。在這些情況，特別是經濟大衰退的情況中，乘數可能相當大，遠遠超過一。

政府的支出如果投入高生產力的投資，包括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效果當然更好。除了這些投資帶來的直接高報酬，還會有其他的利益，例如民間投資報酬會增加，因此民間投資會「擠入」（crowded in），使赤字縮減。這麼一來，不只會增進信心，連消費者都知道未來的稅負會減輕，於是，今天可能消費更多，連民間消費也會「擠入」。

政府花在結構改革上，以協助資源從競爭力較低的舊部門流向新部門的錢會刺激經濟，而且較高的所得會讓個人和企業擁有更多的資源，以適應改變後的經濟。

面臨緊縮措施的許多歐洲國家，也同時需要加快結構改革的速度。它們重視的結構改革，往往不要求政府協助經濟走向新部門。相反地，它們所做的事情混合了適得其反的措施（降低最低工資）和降低租金的措施（例如更有效地執行競爭法和減少執照發放的限制），再加上倉卒實施民營化等效果不明的措施，結果在許多國家反而造成租金升高和效率受損的後果。這些改革美其名為提高競爭力，即使以前所未見的步調推進，全部的效益要實現，恐怕得等上好幾年之久。但是這些改革頂多只能改善經濟的供給面。正如我們一再指出的，今天經濟的弱點來自需求面以遣散員工或降低工資的方式導致勞工所得降低，只會減少總需求、降低GDP，以及削弱那些必須執行結構轉型的人做這件事的能力。經濟調整可能受到損害。

事實上，除非現在就設法增加需求和成長，否則提高效率的結構改革會使經濟生產產品和服務所需的勞工減少。長期而言，結構改革固然有利，但短期內有提高失業和降低產出的風險存在。

結論

銀行家和頂層一％其他人對於如何因應危機的看法，包括降低薪資和縮減預算，都不會恢復經濟的繁榮。他們主張的政策能不能在目前的經濟疲弱情況中，非常成功地縮減赤字，甚至還不明朗：GDP降低和失業升高，將意味著稅收減少和支出增多。連它們是否符合一％的利益也不明朗，但是我們很容易了解為什麼他們會有那樣的想法。如果銷售額維持不變，降低工資（「進一步提高勞動市場的彈性」）將使利潤增加。此外，銀行家滿腦子想的，總是如何把錢收回來；他們想到的是某個家庭欠他們錢，如果那個家庭縮減本身的支出，才會有更多的錢還銀行。但是，拿家庭和整個國家的經濟相比是錯的：縮減政府的支出會摧毀需求和摧毀工作，如果家庭的所得隨著政府支出縮減而降低，家庭將沒有錢償還銀行。如果家庭所得下降的幅度是政府支出縮減的好幾倍，還款會更加困難，這正是經濟學告訴我們的。

叫人訝異的是，許多人已經受到緊縮迷思和「政府預算就像家庭預算」的迷思所誘，包括自命飽學權威之士和一般公民、政府人士和政府外人士。許多人被右派關於總體經濟的一種微妙、平行的論點牽著鼻子走：政府已經端出振興措施，但經濟沒有變得更好，反而更糟，因此振興措施無力發揮作用。事實上，振興措施確實發揮了作用，因為它阻止失業率攀升得更高。

一％控制和扭曲預算的辯論，表面上關切支出過多，實際上是要掩護縮減政府規模的計畫。這樣的行動，將減弱今天的經濟、降低未來的成長，而就本書最重要的主旨來說，會使分配不均升高。他們甚至利用預算之爭的場合，主張降低稅制中的累進程度、削減已經相當有限的社會保障計畫。由於經濟相當疲弱（今天缺乏需求，未來缺乏投資），赤字縮減論者的注意焦點可說放在錯誤的問題上，至少目前是如此。

即使赤字縮減論者的說法有其道理，我們也說明了有其他的財稅和支出政策，能夠同時提高經濟的效率、提高國家的產出和降低失業率，並且處理美國最棘手的問題，也就是分配不均與日俱增。

歸根究柢，分配不均的主要原因是失業。沒有工作可做的人固然受害，有工作可做的人也一樣受害，因為高失業對薪資構成強大的下跌壓力。由於美國的政治僵局限縮運用財政政策（課稅與支出）以恢復經濟的充分就業狀態，所以我們將希望轉移到貨幣政策。正如本章所說，情況甚至更糟：赤字縮減論可能引導我們採取緊縮措施，而這會進一步減弱經濟、加重貨幣政策的負擔。但貨幣政策有克盡其責嗎？下一章將說明為何貨幣政策並沒有如同它該做的那樣，真正為美國效力：在很大的程度內，它是設計來服務金融業和頂層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