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市場力量與不均

上一章強調的是，尋租在製造美國高分配不均水準方面扮演的角色。分配不均的另一種常見解釋，則是強調抽象的市場力量。依照這個觀點，中層和底層的人只是因為運氣不好，遇到市場力量的發展正好不利於他們；所以一般勞工見到自己的工資下降，而技術能力高的銀行家所得則飛升。這個觀點隱含了一個想法，就是若任意干預市場的神奇表現，後果必須自己承擔；想要「矯正」市場，勢必得非常小心。

對此，我的觀點略有不同。首先，我觀察到了一些事情：科技和平均每人所得與美國相近的其他先進工業國家，在稅前所得的分配不均、稅後和移轉所得的分配不均、財富的分配不均、經濟流動性等方面卻與美國大不相同。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這四個變數在這些國家的趨勢也和美國大不相同。如果市場是主要的驅動力量，為什麼看起來類似的先進工業國家，卻有那麼大的差距？我們的假設是：市場力量是真實的，但市場是由法律、政府的管理和各種機制所塑造。每一條法律、每一條管理規定、每一個機制安排，都會影響分配，而我們塑造美國市場經濟的方式，就是對頂層的人有利，對其他人不利。

還有另一項因素會決定分配不均，稍後將在本章討論。我們說過，政府塑造市場力量，社會規範和社會機制也會塑造市場力量。事實上，政治在很大的程度內反映和擴大了社會規範。在許多社會中，高得不成比例的底層的人是由受害於某種歧視的群體所構成。這種歧視的程度，便和社會規範有關。我們將說明社會規範（例如和公平薪酬有關的社會規範）和機制（例如工會）的變動，如何塑造美國的所得和財富分配。這些社會規範和機制，跟市場一樣，不會憑空存在：當中也有一部分受到頂層一％的塑造。

供需法則

標準的經濟分析會以需求和供給來解釋工資及其差異，並以供給和需求曲線的移動來解釋工資和所得分配不均持續變動的型態。舉例來說，根據標準的經濟理論，非技術性勞工的工資是落在「需求等於供給」的那一點；如果需求增加得比供給緩慢，工資就會下降。因此，分配不均變動的分析便將重點放在兩個問題上：什麼因素決定需求和供給曲線的移動，以及，什麼因素決定個人的稟賦，也就是擁有高技術或大量財富？

不管合法還是非法，移民可以增加勞工的供給。提高接受教育的機會，可能減少非技術性勞工的供給、提高技術性勞工的供給。科技的變動可能導致某些產業的勞工需求降低，或者降低某一類勞工的需求、提高其他種類勞工的需求。

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中，經濟結構發生很大的變化。其中，美國的就業市場結構在近二十年出現變化，特別是製造業，有數百萬個工作消失。製造業正是第二次世界之後，促使廣大中產階級興起的產業。

部分原因是科技的變動、生產力成長超過需求增加的速度所造成的。另一方面，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s）的變動又使問題更加複雜，因為新興市場，尤其是中國，已經取得各種技術能力，並且大力投資於教育、技術和基礎設施，美國占全球製造活動的比例因此縮小。在活力充沛的經濟中，工作當然一直在消失和創造之中，然而這次的情況不同：新工作的待遇往往不如舊工作好。讓勞工在製造業中顯得有價值並享有高待遇的技能，在新工作上卻一文不值。此外，勞工的工資反映了變化後的地位，也就是從技術性製造勞工，變成經濟中其他某個產業的非技術性勞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美國的勞工受害於本身的成功，也就是他們提高生產力的後果。被取代的製造業勞工只好前往其他地方尋找工作，導致其他產業的工資也開始下滑。

二十一世紀初的股票市場榮景和房地產泡沫，將美國正在經歷的結構性失調暫時隱藏了起來。對於若干失去工作的人來說，不動產泡沫產生了暫時性的舒緩作用。同時這個泡沫也助長了消費榮景，讓美國人繼續寅吃卯糧。倘若沒有這個泡沫，許多中產階級的所得滑落就會立即顯現出來。

這個產業性的變遷，正是美國分配不均上升的關鍵因素之一，解釋了為何一般勞工的處境那麼糟、工資如此之低。相較之下，位於頂層的人，也就是獲得最大一分利潤的人，處境顯得是那麼好。

第二個結構性變遷則來自科技的變動提高了技術性勞工的需求，並以機器取代許多非技術性勞工。這稱為「偏向技術性勞工的科技變動」（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我們應該看得很清楚，為了減少非技術性勞工需求的一些創新或投資，例如投資於機器人，會減低非技術性勞工的需求，導致非技術性工資的下降。

將底層和中層的工資下滑歸因於市場力量的人認為，一切都是供需力量正常運作的結果。遺憾的是，倘若科技變遷如同往常那樣持續下去，這些趨勢可能揮之不去。事實上，市場力量並非總是以這種方式演出，況且沒有任何理論證明結果必定如此。過去六十年內，技術性與非技術性勞工的供給與需求，先是使工資差距縮減，接著又拉大工資差距。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實施退伍軍人法案，大量美國人接受更高的教育。一九四○年，大學畢業生只占勞動力的六．四％，到了一九七○年，倍增為一三．八％。由於經濟成長和高技術性工作的需求，與供給的增加亦步亦趨，使得教育的報酬率仍然相當高。大學畢業勞工的所得仍為中學畢業生的一．五九倍，跟一九四○年的一．六五倍相比幾乎沒有變化。非技術性勞工的供給相對減少，意味著連這些勞工也受益，工資全面上揚。美國享受到廣泛分享的榮景，而且事實上，底層的所得成長有時比頂層還快。

接下來，美國的教育程度停止改善，尤其是相對於其他國家，美國人口中的大學畢業生增加速度減緩許多。一九六○到八○年間，技術性勞工相對供給平均每年增長約四％，接下來的四分之一世紀，平均每年增長只有二．二五％。到了二○○八年，美國的中學畢業率是七六％，而歐盟是八五％。先進工業國家中，美國的大學畢業率居中，其他十三個國家超越美國。美國中學生的平均分數，尤其科學和數學，表現平平。

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科技的進步，尤其是電腦化，使得機器取代例行工作。精通科技的人才需求因此增加，不擅科技的人，需求則降低，導致精通新科技所需技能的人，相對工資升高。全球化使得科技進步的影響更趨複雜：可以標準化的工作紛紛流向勞工成本遠低於美國的海外。

供給與需求的均勢起初使得中層工資上升，底層薪資卻原地踏步或甚至下降。去技術化（deskilling）和外包的趨勢持續發酵。過去十五年，連中層的工資也受到影響，結果就是我們在第一章提到的勞動力「兩極化」。不容易電腦化的低待遇工作繼續成長，頂層的高技術性工作也成長。在塑造勞動市場方面，科技變動顯然占有一席之地，提高擁有技術能力勞工的溢價、導致其他工作去技術化、消除其他的工作。但是，偏向技術性勞工的科技變動和非常頂層的財富大增幾乎沒有關係。本章將在稍後討論。

還有一個重要的市場力量發揮影響力。稍早我們談到，當製造業的生產力上升使生產超過需求，將導致失業升高。市場運作良好時，被取代的勞工很容易流動到其他產業。事實上，情況不如想像得容易：新工作可能必須遠走他鄉才能找到，或者需要不同的技能。於是，底層的勞工可能「陷在」就業機會不斷減少的產業，無法另尋替代性的就業機會。

今天，就業市場發生的事情，和當年經濟大蕭條期間農業發生的狀況很像。那時，農業生產力上升，農產品供給增加，農產品價格和農場收入不斷被壓低，年復一年，只有在農產品欠收時才偶有例外。有時，特別在經濟大蕭條之初，價格跌幅更是大，三年內，農民所得減少一半以上。當所得下降緩慢，勞工會前往都市尋找新工作，經濟即使轉型得相當困難，卻仍井然有序。一旦價格重挫，以及隨之而來農民擁有的房屋等資產價值下跌，人們會突然陷在農場，動彈不得。他們無力移居，對都市工廠生產的產品需求也隨之降低，導致都市的失業升高。

美國的製造業工人如今正歷經類似的情況。最近，我回到出生地印第安納州蓋瑞附近的一座煉鋼廠參觀，雖然產量並未減少，雇用的勞工卻只有六分之一。我們看不到促使人們進入新產業的推力與拉力：教育成本升高，人們難以學得必要的技能，從事待遇和舊工資相當的工作；而在可能有成長的產業中，經濟衰退導致需求低落，職缺因此少之又少。結果就是實質工資原地踏步，甚至下降。二○○七年，每名汽車勞工的基本工資是每小時約二十八美元。現在，根據資方與聯合汽車工會（United Auto Workers，UAW）同意實施的二級制工資辦法，新進人員每小時只能領得約十五美元。

回到政府的角色

前面廣泛地說明了市場發生什麼事，以及市場力量造成分配不均上升，卻沒有提到政府在塑造市場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政府最重要的角色，是透過法律制定基本遊戲規則，例如鼓勵或不鼓勵組成工會、訂定企業治理法律鞭策管理階層慎重行事、抑制獨占租金。我們說過，每一項法律對分配都有影響，有些群體會受益，而這些利益通常是犧牲其他人而來。對分配產生的影響，往往是公共政策或計畫最重要的影響。破產法就是個好例子，我會在第七章說明破產法的「改革」如何製造出「部分賣身奴工」。這方面的改革，加上法律禁止破產時免除學生的債務，正造成美國廣大的人口陷入經濟貧困之境；不僅影響分配，效率也受到不利影響。

後面的章節也會談到政府協助塑造市場力量的其他例子，犧牲其他人，幫助某些人，而接受協助的人往往位於頂層。當然，不是只有法律會對分配產生很大的影響，政策也會。前面兩章，已經談過幾種政策，第九章會探討影響就業水準和經濟穩定貨幣政策，包括貨幣政策如何減低了勞工的所得，卻增進資本的收入。

最後，公共政策也影響創新的方向。創新並不是非針對技術不可，舉例來說，創新可以側重於節約天然資源。本書稍後，我們將談到可以改採某些政策來成功地扭轉創新的方向。

全球化的推波助瀾

「全球化」是市場力量理論的一個面向，已經成為焦點長達十餘年之久，將全球各經濟體整合得更為密切。政治塑造市場力量之深，在全球化這個領域最為明顯。運輸和通訊成本的降低，促進了全球化興起，遊戲規則改變也一樣影響深遠，包括降低資本跨界流動的障礙及貿易壁壘。舉例來說，調降中國產品的進口關稅，允許它們在幾乎公平的立足點上和美國產品相互競爭。

促使商品和服務自由流動的貿易全球化，以及有助國際金融市場整合的資本市場全球化，都是分配不均升高的影響因素，只是透過不同的方式作用。

金融自由化

過去三十年，美國的金融機構強烈主張資本自由流動，其實它們已經成為資本權益的擁護者，遠超過擁護勞工權益或甚至政治權益。

權益的意思很簡單，專指各個經濟行為人有權取得的東西。資本所有人最根本的權益就是財產不被剝奪，但即使在民主社會中，國家也可以為了公共目的而取走某個人的財產，只是必須透過「正當程序」，並且給與適當的補償。近年來，資本所有人要求更多的權益，例如自由進出國家的權益，同時反對要求他們為在其他國家違反人權的行為負起更多的責任。

用簡單的經濟學來說，全球的產出從勞工自由流動獲得的效率提升，遠大於從資本自由流動獲得的效率提升。和勞工的報酬差異比起來，資本獲得的報酬差異相較之下小得多。金融市場一直在推動全球化，而即使服務於金融市場的人不斷談論提升效率，他們心裡真正打的算盤其實是希望得到一套對他們有利的規則，並且提高他們相對於勞工的優勢。要是勞工在權益和工資方面要求太多，他們便會威脅將資本移到海外，以壓低勞工的工資。

各國的競爭投資有許多種形式，不只是壓低工資、減弱對勞工的保障。我們看到了一個更廣泛的「逐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現象，試圖弱化對企業的規範、降低稅負。在金融這塊領域，已經證明逐底競爭的代價非常高昂，尤其是拉大分配不均。因為害怕金融公司可能投向其他市場的懷抱，各國爭相建立管制最少的金融體系。美國有些國會議員憂慮解除管制的後果，但也覺得無能為力：如果不接受金融業者的要求，恐怕會失去無數工作和一個相當龐大的產業。然而事後來看，這是錯誤的想法。一個國家因為管制不當而爆發危機所造成的損失，是拯救金融業就業人數的好幾倍。

十年前，一般人的觀念認為每個人都會從資本的自由流動受益，但在經濟大衰退之後，許多人難免質疑這一點，而這並不令人驚訝。有這種疑慮的人，不只來自開發中國家，某些全球化的強烈擁護者也一樣。事實上，連負責確保全球金融穩定的機構國際貨幣基金（IMF）也體認到不加節制和過度的金融整合，絕對有其風險，一個國家的問題可能很快就散播到另一國。由於擔心被波及，各國拿出數千百億美元拯救銀行。二○一一年春，IMF終於認清金融市場需要採取反應措施，包括資本管制或者限制資本跨界的波動，尤其在爆發危機期間。

諷刺的是，在金融業帶來危機期間，首當其衝的是勞工和小型企業。危機爆發之後，失業升高，工資壓低，勞工遭到雙重傷害。以前發生危機時，美國財政部力挺的IMF不只堅持出問題的國家必須大幅縮減預算，使得不景氣演變成衰退和蕭條，更要求賤賣資產，金融家接著一窩蜂搶進，大賺一筆。我在以前寫的《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書中，談到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如何成為一九九七年東亞危機的贏家之一，在二○○八年的危機也是。有些人不解，金融家如何獲得這麼多財富，其實答案很簡單：他們幫忙寫出一套規則，好讓自己獲得不錯的收入，即使在他們釀成的危機中也一樣。

貿易自由化

貿易自由化產生的影響，不像與資本、金融市場自由化有關的危機那麼激烈，但仍然緩緩且穩定地運作。貿易自由化的基本觀念很簡單，就是以商品流動取代人力流動，如果美國進口非技術性的產品，那麼，在美國雇用非技術性勞工生產這些產品的需求就會降低，因而壓低非技術性勞工的工資。如今，美國的勞工可以接受愈來愈低的工資，或者培養愈來愈好的技能，以維持競爭力。只要全球化帶來更多的貿易，不管我們如何管理全球化趨勢，這個影響都會出現。

但是，管理全球化趨勢的方式會導致工資進一步降低，因為勞工的談判力量已經消失殆盡。由於資本高度流動，加上關稅偏低，企業只要告訴勞工，「工作，公司就要搬到別的地方」，勞工幾乎都會屈服。

要了解不對稱的全球化如何影響談判力量，不妨想像，如果勞工可以自由流動，但資本缺乏流動的世界會像什麼樣子，收不足之數都可以靠對資本課很高的稅來彌補。然而，我們生存其間的世界並非如此，其中有部分原因就是頂層一％不希望變成這樣。

企業促使政府在訂出全球化規則時，必須有助提高他們相對於勞工的談判力量，接著再運用政治槓桿，要求少繳稅。為此，他們威脅國家，「除非你降稅，否則我們就要搬到稅率較低的其他地方。」企業鼓吹議案、塑造市場力量為己身效力，在主張推動全球化時，他們並未坦誠告知大眾，「這會犧牲社會其他人，讓自己富有」。相反地，它們大談似是而非的論點，並且宣稱每個人都將受益。

關於每個人都會受益這個論點，有兩個十分重要的面向。首先，如果以GDP為衡量指標，全球化將提高國家總產出；其次，如果GDP增加，下滲式經濟學將確保所有人都將受益。以上這兩個說法都不正確。沒錯，當市場運作得十分完美，自由貿易會使人從受保護的部門移動到效率較高、未受保護的出口部門，因此GDP會增加，但市場往往沒有運作得這麼好。舉例來說，被進口替代的勞工往往找不到另一份工作，於是失業。他們從受保護的低生產力工作變成失業，就會降低全國的產出。這正是美國發生的事。當總體經濟管理不良時，這樣的事必然會發生，新企業也不會出現，取代被摧毀的舊企業。

全球化可能拉低總產出的另一個原因是，它通常會使國家面臨的風險升高，從資本市場的激烈波動到商品市場的激烈波動都是。波動加劇會促使企業投入風險較低的活動，而這些比較安全的活動，報酬通常比較低。有時，避險造成的影響甚至大到使每個人的處境都變差。

即使貿易自由化使得一國的總產出增加，社會中大不分人的處境仍有可能變糟。完全整合的全球經濟，知識和資本在全球各地自由流動，將帶來的是：所有擁有某種技能的勞工，在世界各地都會領得相同的工資。也就是說，美國的非技術性勞工領得的工資，會和中國的非技術性勞工領得的工資相同，這表示美國的勞工工資將急劇下降。主張完全自由化的人，通常相信市場運作良好，難怪不會宣揚這個結果。事實上，美國的非技術性勞工已經遭受打擊。隨著全球化持續往前推進，工資將承受進一步的下跌壓力。

事實上，我不認為市場運作得很好，工資就會完全相等，但一切都會往那個方向走沒錯，而且已走到亟需關切的地步。今天，美國和歐洲的問題尤其嚴重：在技術進步、已減少許多「不錯的」中產階級藍領工作需求的同時，全球化更創造出一個全球市場，讓不同國家的勞工彼此直接競爭。這兩項因素都會壓低工資。

那麼，全球化的支持者何以宣稱每個人都會過得更好？理論說，每個人可能過得更好，贏家可以補償輸家。事實證明，情況並非如此。事實上，全球化的支持者經常宣稱，全球化意味著他們沒辦法補償輸家，也不應該做這件事；為了幫助輸家而課稅，將使國家的競爭力減退，在當前高度競爭的全球化世界中，沒有一個國家經得起這樣的後果。事實上，全球化同時直接也間接傷害底層的人，因為全球化導致社會支出和累進稅制的縮水。

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證明了，全球化幾乎肯定使分配不均顯著升高。我強調過，全球化的問題在於其管理方式。

有很大一部分流向窮人，有些則用於提供公共教育，或者轉投資於經濟，以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有些國家則除了贏家，還有大輸家，例如接受補貼的美國玉米壓低世界市場價格，墨西哥的貧窮玉米農收入下降。

在許多國家，運作不良的總體經濟導致工作被摧毀的速度比被創造的還快。最近這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和歐洲正是這種情形。在美國和歐洲的一些國家中，從全球化獲利的贏家，是位居頂層的人他們要的全球化管理方式結果相同。輸家除了底層的人，中產階級也愈來愈多。

社會變遷的影響

目前為止，我們談過市場力量、政治和尋租行為在製造社會高度分配不公中所扮演的角色。此外，更廣大的社會變遷也相當重要，包括規範和機制的變動。這些確實受到政治的影響，同時也反過來影響政治。

最明顯的社會變遷就是工會沒落。從一九八○年占美國勞工的二○．一％，下降為二○一○年的一一．九％，使得經濟力量的失衡與政治真空。少了工會提供的保護，工人處境比原來更糟。另一方面，市場力量也限制了僅餘的工會效能。企業揚言將工作機會送往海外，讓勞工擔心失去工作，只好接受「待遇低的壞工作總比沒有工作要好」，結果減弱了工會的力量。

過去三十年，經濟學上的一個世俗認知是，彈性的勞動市場有助於經濟優勢。我的看法卻正好相反，強大的勞工保障才能矯正經濟力量的失衡。

意投資於自己和他們的工作，進而促進社會更具凝聚力、工作場所更為理想。

經濟大衰退期間，美國勞動市場的表現很差，加上近三十年來美國勞工的處境很糟，大家應該會質疑「彈性勞動市場」有如神話般的優點。但是在美國，工會被視為僵化的來源，造成勞動市場缺乏效率。這樣的看法，又更損害了政治內外對工會的支持。

四十年來，分配不均可能既是社會凝聚力衰弱的因，同時也是果。勞工薪酬占國民所得的百分比，以及變動的型態，很難單以傳統的經濟因素來解釋。舉例來說，從一九四九到八○年的三十多年裡，製造業的生產力和實質時薪亦步亦趨。一九八○年，兩者突然開始分道揚鑣，實質時薪原地踏步了十五年，之後開始上升，步調再次和生產力差不多，直到二○○○年代初，薪資又文風不動。其中的一種解釋是：在工資成長速度遠低於生產力的期間，企業經理人取走了「租金」中更大的一部分。

這種情況，不只受經濟和社會力量的影響，使得企業執行長有能力也願意從企業收入中取走更大的比例，放進自己的口袋，也受到政治和它們如何塑造法律架構的影響。

企業治理大有瑕疵

政治，尤其是政治如何塑造管理企業的法律，是決定高階主管從企業的營業收入取走多大的比例、放進自己口袋的主要因素。

能接受很大的薪酬差距時，美國的企業高階主管會比其他國家的高階主管，更敢於犧牲勞工或股東以自肥。

美國的產出有相當高的一部分是股票公開上市公司創造的。公司組織享有很多利益，例如法律給與它們有限責任的保障、享有規模利益，也經常享有長期建立起來的商譽，所以，能夠利用它們本來必須負擔很高成本才能募集到的資本，賺取超額報酬（excess returns）。我們將這些超額報酬稱為「企業租金」。問題就出在，這些租金如何分配給公司的各個「利益關係人」，尤其是勞工、股東和管理人員。

一九七○年代中期以前，美國社會有個共識：同意給予高階主管不錯的待遇，但不會高得驚人；租金大致上是分配給忠心的員工和管理階層，股東很難挑釁管理階層的所做所為、很難展開收購戰，甚至更難收購委託書，掀起經營權爭奪大戰。

這麼多年來，經理人漸漸學會保護自己的利益。他們有很多方法，包括投資不確定的標的，使得公司的價值比較難以確認，萬一有人要收購，就必須承受高風險；實施「毒丸計畫」（poison pills），在遭到收購時降低公司的價值；實施「黃金降落傘條款」（golden parachutes），萬一公司被收購，可確保經理人終身享有優渥的待遇。

一九八○和九○年代起，管理階層慢慢發現，用來防止外來攻擊的措施，加上工會力量式微，意味著他們可以從企業租金取得更大的一分，放進自己的口袋，而不致遭到懲罰。連金融圈的一些領導人也承認：「我們這個大有瑕疵的企業治理制度，造成高得十分離譜的高階主管薪酬。」

有關「公平」的規範也改變了。高階主管想都不想，就從公司那塊大餅取走比較大的一塊；發給自己大筆金錢，卻宣稱必須遣散勞工、降低薪資，好讓公司繼續生存。某些圈子中，對於「公平性」的精神分裂態度根深柢固。在經濟大衰退之初，歐巴馬政府的某位官員竟然還板著臉孔表示，AIG的獎金必須照常發放，導致該公司需要一千五百億美元紓困計畫的高階主管也不例外，只因為神聖的合約不可侵犯。幾分鐘之後，他又臉不紅氣不喘地規勸汽車工人，希望工人接受修改合約，以便大幅降低他們的薪酬。

實施不同的企業治理法律，或許能夠抑制高階主管獅子大開口，例如允許股東對於執行長薪酬擁有若干發言權，但是頂層一％不想要這樣的企業治理改革，即使這會提高經濟效率。他們仍不斷運用政治影響力，以確保改革不會發生。

剛剛談過的一些力量，包括工會式微、社會凝聚力減退，加上企業治理法律給予管理階層很大的裁量權，為了自身的利益而經營公司，不只導致工資占國民所得的比例下降，也使得我們因應不景氣的方式改變。以前，當經濟陷入衰退，雇主會想要維繫員工的忠誠，並且關心他們的福祉，以便儘量留住員工。結果，勞工生產力下降，工資所占百分率上升，獲利因為不景氣而下滑。經濟衰退結束後，工資所占百分率會下降。但這次和二○○一年的經濟衰退相比，型態已經改變；經濟衰退使工資所占百分率下降，衰退過後仍在下降，企業以冷酷無情自豪，裁撤許多員工，所以生產力上升。

歧視無所不在

歧視，是另一個影響分配不均的重要社會力量。美國社會中的某些群體，例如婦女、非洲裔美國人、西班牙裔美國人，至今遭到經濟歧視。這些群體的所得和財富顯然存有很大的落差，明顯著低於白種男性。

有些經濟學家表示，市場經濟不可能有歧視。他們發表理論說，在競爭經濟體中，只要有些人沒有種族、性別偏見，他們就會雇用遭到歧視的群體成員，因為，這類人的工資比沒有遭到歧視的群體中資格類似的成員低。偏見也許會導致採取種族隔離做法的職場出現，但不會產生所得差異。類似的論點流行於經濟這門專業，可以管窺這門學科的怪象。對於像我這種在歧視相當明顯的都市和國家中長大的經濟學家來說，這樣的論點構成了一個挑戰：說「歧視不可能存在」的理論，一定有什麼地方出錯。過去數十年，有許多理論發展出來，目的就在解釋何以歧視持續存在。

舉例來說，賽局理論模式告訴我們，居於主導地位的群體，如白種男性，心照不宣的共謀行為，可用於壓抑另一個群體的經濟利益。不表現歧視行為的個人會遭到懲罰：其他人會拒絕到他們的商店買東西、在他們的公司做事、供應物品給他們。另外，排斥等社會制裁也相當有效。不懲罰違規者的人，會遭到相同的懲罰。

相關的研究指出，即使在競爭經濟體中，其他的機制會帶來「歧視均衡」（discriminatory equilibria）。如果很難評估一個人的真正能力和他所受教育的品質，雇主可能轉而注意種族、族群或性別等因素，不管是否有道理。如果雇主相信某個群體中的人生產力較低，例如女性、西班牙裔美國人、非洲裔美國人，他們就會支付較低的工資。歧視的結果是，降低該群體進行自我投資、以提高本身生產力的誘因，這樣的信念會自我強化。有時，這稱為「統計歧視」（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屬於特殊形式的歧視），因為這樣的歧視造成不同群體之間據相信存在的差異。

根據剛剛談過的歧視理論，是個人有意識地歧視特定群體。最近，經濟學家提出歧視行為的另一個動因：「內隱歧視」（implicit discrimination），指非故意和非知覺的歧視，而且和外顯的想法或偏愛那些群體的表現發生矛盾。心理學家已經知道如何衡量內隱態度，也就是個人並非出於意識知覺的態度。有初步的證據顯示，這些態度比外顯態度更能預測歧視行為，尤其是在承受時間壓力的情況下。這樣的發現，讓我們對顯示系統性種族歧視的研究有了新的看法。真實世界中的許多決策，例如求才，往往必須在很大的時間壓力下做成，而擁有的資訊卻渾沌不明，這樣的情況便給了內隱歧視較大的揮灑空間。

社會學家裴哲（Devah Pager）在其所做的研究中，舉了一個受人矚目的例子，讓我們看到犯罪紀錄的污名化影響。她在實地研究中，將二十三歲的人配對去應徵真實的基層工作，以檢驗犯罪紀錄影響後續就業機會的程度。所有的人都提出大約相同的證書，包括中學文憑，好讓這群人之間的差異可歸因於種族或犯罪紀錄的影響。在受邀面談之後，不曾犯罪的白種人相對於曾經犯罪的白種人的回電比率是二比一，黑人的這個比率約為三比一；有前科紀錄的白種男性，比沒有犯罪紀錄的黑人，被考慮進用的可能性略高。平均而言，黑人的就業機會大幅下降，有前科紀錄的更是如此。這些影響可以說明，黑人男性試圖在經濟上自給自足將會遇到多大的障礙。

貧窮、種族和政府的政策間有很大的交互影響。如果某些少數族群的貧窮人數高得不成比例，而且政府對窮人提供的教育和健康照護不足，那麼，少數族群的成員便會因此受到不成比例的傷害。例如，二○○九年黑人出生時的預期壽命是七四．三歲，白人則是七八．六歲。

第一章曾說過，經濟衰退對傳統上遭到歧視的全體成員打擊很大。銀行業者一直視他們為容易上鉤的目標，也因為推銷抵押貸款，完全不管那些貸款並不適合他們的需求，交易成本也很高。今天，這些人不只失去房子，也失去畢生的積蓄，財富遭到傷害的數字令人心驚。危機爆發後，典型的黑人家庭財富淨值只有五千六百七十七美元，只及白人家庭的二十分之一。

我們的經濟體系獎勵獲利，卻不管那些利潤是怎麼來的。在以金錢為中心的經濟中，看到有人將道德顧忌拋諸腦後，也就一點也不驚訝了。

長且昂貴的法律戰之後。

此外，我們施加的懲罰，是否只是取回銀行厚顏無恥的行為所賺取利潤的一小部分而已，也永遠不清楚。在這種情況中，就算遭到懲罰，還是值得鋌而走險。二○一一年十二月，也就是在承作次級貸款之後四到七年，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同意拿出三．三五億美元，為它歧視非洲裔美國人和西班牙裔美國人的行為達成和解。這是和住宅公平放款實務有關的和解案件中金額最大的。富國銀行（Wells Fargo）和其他放款機構也同樣被指控表現歧視行為，促使美國最大的住宅抵押貸款機構富國銀行，支付聯準會八千五百萬美元，針對它提出的指控達成和解。簡單地說，放款歧視並非孤立個案，而是普遍存在的情況。

也就是說，放款和住宅歧視是非裔美國人生活水準與財富下降的部分原因，使得勞動市場歧視造成的影響更形雪上加霜。

政府的角色

諷刺的是，就在市場開始產生更為不均等的結果時，財稅政策卻降低了頂層的負擔。最高邊際稅率從卡特總統任內的七○％，降為雷根總統任內的二八％；柯林頓總統任內調升為三九．六％，最後在布希總統任內降為三五％。

降稅的目的在於創造更多的工作和儲蓄，但並沒有做到。雷根曾經保證，他的減稅方案將產生十分強大的誘因，使稅收增加。事實上，唯一增加的是赤字。布希的減稅措施也沒有比較成功，儲蓄並未增加，反倒是家庭儲蓄率降到歷年來的最低水準，基本上是零。

最近的財稅政策中最叫人驚訝的一點，便是降低了資本利得稅率。首先是柯林頓做這件事，接著是布希，使得長期資本利得稅率只有一五％。依這種課稅方式，我們等於是讓非常富有的人搭乘幾乎免費的便車，因為富有的人有很大一部分的所得是資本利得。投資人與投機客的稅率低於努力工作維生的人，實在沒道理，但我們的稅制就是這麼設計的。而且，資本利得要到實現的時候，也就是賣出資產才課稅，稅負遞延給了他們很大的利益，尤其是在利率偏高時。此外，如果資產在死亡後轉手，則死者在世時獲得的資本利得根本不必課稅。

隆納德‧蘭黛（Ronald Lauder）從他母親雅詩‧蘭黛（Estee Lauder）那裡繼承大筆財富，稅務律師甚至在思考如何幫他「吃乾抹淨」，也就是賣出股票之後不必繳稅。他們打的如意算盤，以及其他人類似的避稅計畫，利用放空和衍生性金融商品等複雜的交易。雖然這個特別的漏洞終於堵住，富人的稅務律師仍不斷想方設法贏過國稅局。

股利的分配不均高於工資與薪水的不均，資本利得的分配不均高於其他任何形式所得的不均。降低資本利得稅，等於降低非常富有的人必須繳納的稅額。事實上，底層9○%獲得的資本得利占全國不到一○％；年收入低於十萬美元的家庭，資本利得收入占全國不到七％，頂層四百位納稅人領取的股利接近全國股利的五％。二○○八年，他們平均每人獲得一．五三七億美元（合計兩百一十五億美元），二○○七年平均每人獲得二．二八六億美元（合計九百一十四億美元）。將資本利得稅從一般稅率三五％降為一五％，等於在二○○八年給了這四百位納稅人平均每人三千萬美元的贈與，二○○七年是四千五百萬美元，二○○八年的總稅收因此減少一百二十億美元，二○○七年減少一百八十億美元。

最後的影響是，巨富的平均稅率低於比較不富有的人；而稅率比較低，意味著他們的財富增加得更快。頂層四百戶家庭二○○七年的平均稅率只有一六．六％，遠低於一般納稅人的二○．四％。二○○八年，頂層四百戶的平均稅率略微提高為一八．一％。雖然平均稅率自一九七九年以來的確有略為降低，從二二．二％降為二○．四％，頂層一％的稅率卻降低了約四分之一，從三七％降為二九．五％。

大部分國家都有開徵遺產稅，不只是向比較有能力繳稅的人多課點稅，也為了避免繼承而來的帝國永遠存在。富人如果能將財富傳給下一代，會使整個社會終生機會的立足點更容易傾斜。如果愈來愈多富人逃掉稅負，加上遺產稅降低，那麼繼承得來的財富所扮演的角色會更加重要。布希總統任內，二○一○年曾經完全停徵遺產稅，但只有那一年。在這些情況之下，以及愈來愈多財富集中於頂層一％，或者頂層○．一％的人手中，美國更可能成為由寡頭集團繼承財富的國度。

富人和巨富往往利用企業來保護自己和隱匿所得，而且努力確保企業的所得稅率偏低、稅制充滿漏洞。有些企業大力地利用這些條款，以至於不用繳納任何稅款。即使美國的企業稅率達35%，理該高於世界許多國家，但企業真正平均負擔的稅率和其他國家相當，而且，企業稅收占GDP的百分率平均還低於其他先進工業國家。

各種漏洞和特別條款減損了企業面的稅收，使得它們從一九五○年代中期占聯邦稅收的三○％，降為今天的不到九％。如果美國企業是透過外國子公司投資海外，獲利直到匯回美國才會課稅。這對企業來說是大好消息，對社會卻產生不良的效果，因為這等於企業將股利再投資於海外，在境外創造就業機會，而不是在國內創造。然而，企業並不知足，更哄騙布希總統再給他們租稅假期，說是為了投資，在假期內匯回國內的錢，只課五．二五％的稅；這些企業信誓旦旦地說，會將錢滙回國內，再投資於美國。果真，布希以如此的低稅率實施了一年的租稅假期，這些企業確實有將錢匯回來，光是微軟就匯回超過三百二十億美元。可是證據顯示，並沒有因此出現額外的投資，只看到這些大企業成功避開了應繳的大筆稅額。

財稅政策可以讓富人變得更富，或者抑制分配不均升高，政府支出計畫則能在防止窮人變得更窮方面，扮演格外重要的角色。例如，社會安全已經幾乎消除老人的貧窮。最近的研究顯示，勞動所得的租稅扣抵能夠貼補貧窮勞動家庭的所得，就降低了貧窮率二個百分點。住宅補貼、食物券和學校午餐計畫都對降低貧窮產生很大的效果。提供給貧窮孩子的健康保險等計畫，讓數百萬人受惠，降低這些孩子因為一場疾病或其他健康問題而終生遭遇障礙的風險。這和支出金額遠高於此且只有極少數人受益的企業補貼或租稅漏洞，形成鮮明對比。

美國花了遠比這還要多的錢在大型銀行的紓困計畫上，協助銀行保有優渥的獎金。我們為銀行及AIG等其他公司張開的安全網，遠比為窮人張開的還要強。

美國令人瞠目結舌的另一件事是，市場受到政治和尋租行為的影響和扭曲，在市場製造的分配不均水準高於其他先進工業國的同時，政府透過財稅和支出計畫以緩和分配不均所做的事卻很少。特別是，在市場製造的分配不均持續上升之際，政府做的事情愈來愈少。

政府與機會

在第一章列舉的種種發現中，比較讓人不安的是，美國已經成為機會相對不均的社會；不只比過去低，也低於舊歐洲等其他國家。

本章稍早談到，市場力量扮演了某種角色：隨著教育得到的報酬上升，擁有良好教育的人過得相當好，只有接受中學或更低教育的人，尤其是男人，處境則相當悽慘。在今天經濟不景氣中更是如此：擁有大學或更高學歷的人，失業率只有四．二％，只有中學以下文憑的人，失業率則為三倍高，達一二．九％。最近的中學輟學生，以及畢業後沒有申請到大學的人情況更是慘不忍睹，失業率分別高達四二．七％和三三．四％。

正如我們在第一章說過的，要接受好教育，日益有賴於父母的所得、財富和教育程度，因為隨著各州縮減補助，大學教育愈來愈昂貴。另外，想要進入一流的大學就讀，必須先進入一流的中學、小學和幼稚園，而窮人念不起高素質的私立小學和中學，也住不起提供高素質公共教育設施的富裕郊區。許多窮人本來住在接近富人的地方，部分原因是為了提供服務給富人，使得公立學校的學生來自多元化的社會和經濟背景。史丹福大學的畢秀夫（Kendra Bischoff）和李爾登（Sean Reardon）最近做的一項研究顯示，這種情形正在改變，如今住得接近富人的窮人愈來愈少，住得接近窮人的富人也愈來愈少。

在美國，社區甚至自動隔離成「自有房屋」的人和「賃屋而居」的人，公民環境也因此而截然不同。我們都知道，社區的素質有賴於居民努力防止犯罪和改善地方性的治理，對擁有房屋的人來說，會比租屋者更願意付出這方面的努力，並且得到報償。如果社區有愈多居民也付出類似的努力，促使地方政府更重視社區居民的需求，得到的報償通常也更高。因此，有一些經濟力量，從家庭財富及自有房屋的不同，導向家庭所住社區公民素質的不同。美國實施政策，以提高低所得者的住宅自有率，正是反映了人們了解住宅自有率會影響社區素質，以及生活在充滿犯罪的暴力社區，會傷害健康、個人發展和學業成績。

我們在第一章也指出，即使同樣是大學畢業生，有幸擁有較為富有的父母和雙親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將來的展望也比較好。

扮演的角色也日益重要，特別是在像二○○八年以來這樣的勞動市場中，僧多粥少，每個工作都有許多求職者應徵的情況下，有沒有經驗就變得舉足輕重了。企業利用這種失衡，提供無薪或低薪的實習機會，而這在履歷表上是很重要的一項。有錢人家的子弟不只比較容易得到好的實習機會、占得比較好的位置，也經得起從事要抵消引起機會分配不均升高的這些市場力量，需要政府的作為，但是政府在躋身「人力資本」和求職管道差異方面做的事情愈來愈少。我們說過，由於累進稅的程度減輕，尤其是遺產稅降低，政府在「金融資本」方面做得少，沒有設法拉平立足點。簡單說，是我們製造了一個對富人有利的經濟和社會體系，以及政治環境。展望未來，目前的分配不均不只可能永遠存在，還會繼續惡化，在人力資本、金融資本兩方面都將出現更高的分配不均。

結論

在本章稍早和在第二章，我們看到遊戲規則如何協助頂層創造財富，並且造成底層處境更為艱難。對此，今天的政府有雙重責任：為稅前所得分配不均負起責任，並且也未能透過累進稅制和支出政策以「矯正」分配不均。

在分配不均升高之際，我們卻減少作為以降低衝擊，聽起來很奇怪。但其實這是可以預料得到的。放眼世界，社會愈均等，人們會更努力保有社會凝聚力；在分配比較不均的社會中，政府的政策和其他的機制往往會使分配不均持續存在。這個型態已有許多文獻紀錄可查。

合理化分配不均

本章一開始，我們就解釋了頂層如何經常設法合理化他們的所得和財富，以及「邊際生產力理論」，由於對社會貢獻更多，所以那些人得到更多，如何成為現行學說，至少在經濟學的領域是如此。同時也指出，這次危機教我們質疑這個理論。億萬富翁巴菲特稱衍生性金融商品為「大規模殺傷的金融武器」，將掠奪性貸款的新技能玩到爐火純青地步的人、協助創造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人，或者設計不計後果的新抵押貸款造成次級抵押貸款危機的人，往往抱著數百萬美元，有時是數億美元，轉頭就走了。

早在那之前，我們已經看得相當清楚，薪酬和社會貢獻間的關係相當薄弱。前面提過，偉大的科學家有了新發現可作為現代社會的基礎，但他們的所得通常只及貢獻的一小部分，和把世界帶到毀滅邊緣的金融鬼才所得的報酬相比，只能說是小巫見大巫。

然而這裡面有更深的哲學論點：我們實在無法區分任何個人的貢獻和別人的貢獻，孰輕孰重。就科技變遷來說，大部分發明都需要結合前人的智慧，絕非前所未見的全新發明。今天，至少在許多十分重要的產業，所有進步的一大部分都依賴政府斥資進行的基礎研究。

艾爾帕洛維茨（Gar Alperovitz）和達利（Lew Daly）在二○○九年曾說：「如果我們得到的不少東西，是好幾代的歷史貢獻給我們的免費禮物，那麼，這裡面有個深沉的問題，也就是現在或者未來，到底有多少可以合理說是任何一個人『付出勞力得來的』。」同樣地，任何企業家的成功，不只有賴於這個「繼承而得的」技術，也仰賴機制環境、法制，以及一批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工，同時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可用。

分配不均是給人誘因所必須？

為現狀辯護的人經常提出另一個論點：我們需要目前的高分配不均，才能給人工作、儲蓄和投資的誘因。這種說法，有兩個混淆之處：第一，是我們不應該有分配不均；其二，分配不均水準若低於今天，我們會過得更好。我和其他學者們，並不主張完全的均等。我們知道，這會導致誘因減弱。問題是，如果分配不均稍微降低一點，誘因減弱的程度到底有多嚴重？我會在下一章解釋，比較低的分配不均反而會增進生產力。這和他們的看法恰好相反。

許多所謂的獎勵薪資當然不是真的在獎勵，只是巧立名目，為巨大的分配不均自圓其說。同時，欺騙無知的人相信，少了這種分配不均，我們的經濟體系就不能運作。二○○八年金融災難發生後，銀行便為他們支付高階主管的錢稱為「績效獎金」而感到難堪，而不得不更名為「留任獎金」，雖然唯一留下的是壞績效。

根據獎勵薪酬辦法，薪資理應隨著績效而提高。銀行家的做法司空見慣：當決定薪酬的準繩衡量出來的績效下降時，薪酬制度理應改變，然而在實務上，績效好的時候，薪資很高，績效不好的時候，薪資還是很高。

釐清分配不均的來源

經濟學家喜歡爭論導致美國分配不均升高的各項因素之相對重要性。包括工資和資本所得的分配不均升高，以及愈來愈高比例的所得流入造成市場所得不均升高的所得形式，而且正如我們在本章稍早說過的，累進稅程度降低和支出政策減弱也導致稅後和移轉所得增加得更多。

其中，關於工資和薪水日益分散的解釋，引起的爭論尤其大。有些人將重點放在科技上，偏向技術性勞工的科技變動；有些人則注意社會因素，例如工會力量減弱、抑制高階主管薪資的社會規範崩解；還有人重視全球化；有人則注意金融業的比重升高。

強大的利益團體更是各有自己的解釋。努力打開市場的人說，全球化扮演的角色太輕；主張強化工會的人，認為工會力量式微是中心課題。有些爭論和所重視的分配不均不同面向有關：金融業所扮演的角色加重，可能和中層人口的工資兩極化不太有關係，卻和頂層的所得與財富增加大有關係。此外，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力量扮演不同的角色。比方說，全球化可能在二○○○年之後扮演較為重要的角色，重要性遠高於之前十年。

不過，經濟學家日益形成共識，認為很難將不同力量所扮演的角色切分得一清二楚。我們不可能執行對照實驗，觀察如果其他每一樣事情都相同，工會力量增強會使分配不均發生什麼事。此外，各種力量會有交互作用：全球化的競爭力量（威脅將工作移往別處）在減弱工會的力量方面，一直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在我看來，有不少辯論都已離題。重點在於，美國及世界其他國家的分配不均已經上升到不容忽視的地步。

偏向技術性勞工的科技變動可能是目前分配不均問題的核心，尤其是對勞動市場的兩極化來說。但即使如此，我們也不可坐視不管，接受那樣的結果。貪婪也許是人性中天生的一部分，但並不表示我們什麼事情也沒辦法做。

我們可以且應該管制銀行、禁止掠奪性貸款、要他們為詐欺行為負起責任，並且懲罰其濫用獨占力量。力量較強的工會和較高的教育程度也可以緩和偏向技術性勞工的科技變動帶來的影響。甚至於科技變遷也不是不可避免會繼續往那個方向走：要求企業為它們的生產作業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付出代價，也許能夠鼓勵企業從偏向技術性勞工的科技變動，轉向節省資源的科技變遷。

低利率可能鼓勵企業安裝機器人，取代容易例行化的非技術性工作。所以，不同的總體經濟和投資政策，有助緩和我們經濟的去技術化步調。

同樣地，雖然經濟學家對全球化在分配不均升高一事上扮演的確切角色莫衷一是，我們仍然呼籲要注意，全球化不對稱會使勞工處於特別不利的地位；我們可以設法將全球化趨勢管理得更好，也許能因此降低分配不均。

我們也說過，金融業占美國總所得的比例成長如何造成分配不均升高；一方面在頂層創造財富，另一方面是在底層製造貧窮。蓋爾布雷斯（Jamie Galbraith）曾經指出，金融業較大的國家，分配不均較高，而這樣的關係並非偶然。我們談過解除管制，以及隱藏與公開的政府補貼如何扭曲經濟，不只使得金融業壯大，也增進其將錢從底層挪到頂層的能力。我們不必確切知道，分配不均有多高的百分比應該歸因於經濟金融化增加，才能了解政策需要改變。

造成分配不均的每項因素都必須處理，而且要特別強調直接造成經濟衰弱的部分，例如獨占力量和扭曲性的經濟政策持續存在。分配不均已經根深柢固於我們的經濟體系之中，需要全盤處理（將於第十章更完整地說明）以連根拔除。

不同的分配不均模型

我們在這章解釋了不同的分配不均理論，其中，有些分配不均似乎比較「有道理」，也就是頂層的所得看起來比較像是他們應得的，而抑制分配不均和重新分配的成本比其他理論還要高。決定所得的「成就」模型，重點放在每個人的努力上；如果分配不均主要是努力不同的結果，我們會很難挑它的錯，而且不給獎賞似乎不公平，也缺乏效率。本書作者序中提到的艾爾傑故事，便屬於這個傳統：超過一百則白手起家的故事中，每個故事的英雄都是靠自身努力而擺脫貧窮的。這些故事或許有一絲真理，但只是一絲而已。我們在第一章說過，扮演重要角色。

本章和上一章的中心論點也包括，分配不均不只是自然力量或者抽象的市場力量造成的結果。分配不均在很大的程度內，是政府的政策塑造並引導科技和市場力量，以及更廣大的社會力量造成的。對此，我們既抱持希望，又感到失望。懷有希望是因為這表示分配不均並非不可避免，改變政策就可望實現更有效率和更均等的社會；感到失望則是因為影響這些政策的政治程序很難改變。

有個造成分配不均的原因，尤其對底層來說，本章著墨甚少。在本書付梓時，我們仍處於經濟大蕭條以來最糟的經濟衰退之中。總體經濟管理不善，不管以什麼方式偽裝，都是主要的分配不均來源。失業者比較有可能淪落到貧窮之境，而這種人愈多，經濟不景氣的期間愈長。泡沫曾令一些窮人產生財富的錯覺，但那只是曇花一現；我們說過，當泡沫爆破，底層的財富一掃而空，因此，產生新的財富分配不均水準，並且凸顯底層的脆弱。第九章將討論美國和其他國家採行的總體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便反映出頂層的利益和意識型態。

本書的另一個主題是「有害的動態」與「惡性循環」。我們在上一章說過，分配不均升高如何造成機會較不均等，進而帶來更高的分配不均。下一章，我們將提到境遇急轉直下的更多例子，更高的分配不均如何傷害人們對集體行動的支持，這些行動能夠確保每個人因為良好的公立學校教育，而發揮潛能。我們將解釋分配不均如何造成不安，而不安本身又使分配不均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