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不均社會的隱憂

美國的分配不均問題並非自然發生的，而是被製造出來的。市場力量扮演了某種角色，但單憑市場力量尚不至於如此。

經濟法則放諸四海皆準，但我們與日俱增的分配不均，尤其是頂層一％拿走的數量，可說是美國獨有的「成就」。嚴重的分配不均，不僅無法帶給人們希望，情況還可能日趨惡化。

了解分配不均的起因，可以清楚降低其所帶來的成本和影響。本章一個簡單的論點是：儘管市場力量影響分配不均的程度，但是政府的政策卻會塑造那些市場力量。今天存在的分配不均有许多是政府實施政策的結果，包括政府有做和沒做的事情。政府有權力將錢從頂層移到底層和中層，或者反向而行。

前章說過，美國目前的分配不均水準相當異常。和其他國家相比，甚至和美國過去的水準相比，如今美國的分配不均水準高得驚人，而且一直以飛快的速度升高。以前人們常說，看分配不均的變動就像看青草長高，短時間內很難發現有什麼變化。如今已不再如此。

連這次經濟衰退期間發生的事情也顯得詭異。一般來說，當經濟走軟，由於工資和就業調整的速度相當緩慢，所以，一旦企業的銷售額下降，獲利減少的比例會更大。但這次衰退中，工資下滑，許多公司的獲利卻不錯。

處理分配不均這個問題，當然需要多管齊下。我們必須節制頂層過高的所得，強化中產階級，並且幫助底層。每個目標都需要自己的計畫，但在建構這個計畫的時候，必須更清楚地了解，是什麼因素造成這種異常分配不均的每個面向興起。

今天，我們面對的分配不均問題雖然獨特，但分配不均本身並非新東西。在西方出現資本主義前，經濟和政治力量的集中更為極端。那時，宗教因素解釋了分配不均，也將分配不均合理化：處於社會頂層的人，是因為神授權力而待在那裡。質疑這件事，等於在質疑社會秩序，甚至是質疑上帝的意旨。

在現代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以及古希臘人眼裡，這種分配不均並非預先注定好的社會秩序，權力，通常是軍事力量，才是分配不均的起因。軍國主義的目的是為了經濟：征服者有權向被征服者予取予求。古時候，自然哲學大致上不認為「視他人為手段，以達成其他人的目的」這樣的做法有錯。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提底斯（Thucydides）講過一句名言：「我們都知道，只有雙方實力相當時才有對與錯的問題，當實力懸殊時，強者可以為所欲為，弱者只能逆來順受。」擁有權力的人，運用他們的權力以強化經濟和政治地位，或者至少用於維持。他們也試著塑造想法，讓本來惹人厭惡的所得差距成為可接受的事情。

民族國家興起之初，神授權力的觀念遭人排斥，擁有權力的人於是另找保護自己地位的其他說詞。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強調個人的尊嚴；工業革命使得龐大的都市下層階級出現，握有權力的人不得不另尋理由，好為分配不均自圓其說，尤其是因為馬克斯等批評制度的人談到剝削。

十九世紀下半葉起持續至今，居於主宰地位的理論稱作「邊際生產力理論」；生產力較高的人，賺得較高的收入，反映他們對社會的貢獻較大。競爭市場透過供需法則，決定每個人所做貢獻的價值。

如果某個人擁有罕見且寶貴的技能，市場會給他很大的獎賞，因為他對產出的貢獻較大。如果他不學無術，所得將很低。科技當然會決定不同技能的生產力：在原始農業經濟中，體力和耐力十分重要；在現代的高科技經濟中，腦力比較重要。

透過一般的供需法則，科技和稀有性在塑造今天的分配不均過程中扮演某種角色，但仍有其他的力量在運作，那個力量就是政府。本書的一大主題是，除了經濟力量，還有政治力量會影響分配不均。在現代的經濟中，政府會訂定和執行遊戲規則，規定什麼是公平的競爭；什麼行為被視為反競爭且非法；債務人破產而無法清償所有債務時，誰能得到什麼；哪些行為屬於詐欺且應被禁止。此外，政府也會奉送資源，有時公開，有時則不是那麼透明，透過財稅和社會支出調整所得分配，而市場則是受到科技和政治的塑造。

舉例來說，政府會以課徵遺產稅和提供免費公共教育的方式，改變財富的動態。分配不均不只由市場支付技術性勞工和非技術性勞工的相對工資多寡所決定，也會受個人學得的技能水準所決定。在沒有政府支持的情況下，許多窮人家的孩子將無力得到基本的健康照護和營養，更別提接受教育，學到改善生產力和提高工資收入所需的技能。

也就是說，政府可以影響個人接受教育和繼承父母財富的程度。用比較正式的說法，經濟學家表示，分配不均取決於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稟賦」分配。

政府執行這些工作的方式，決定了分配不均的程度。上面所說的每一個領域，都有一些細微的決定會對某些群體有利、犧牲其他的群體。每個決定造成的影響可能很小，但對頂層有利的大量決定所產生的累積效果可能非常顯著。

競爭力量應該會限制超高的利潤，但如果政府不能確保市場處於競爭狀態，就會有人獨占龐大的利潤。照理說，競爭力量應該會限制高得不成比例的高階主管薪酬，但在現代企業中，執行長擁有龐大的權力，包括制定薪酬的權力，儘管需要提交董事會審核，不過，許多公司中，執行長甚至能夠操縱董事會，如此，當然少了制衡的作用，股東的發言權也少之又少。

有些國家實施比較好的「企業治理法」來限制執行長的權力，例如堅持董事會必須設有獨立董事，或者股東對薪酬擁有發言權。對於沒有制定良好的企業治理法且有效執行的國家來說，執行長便能輕易自肥。

另一方面，累進稅和支出政策，也就是向富人課的稅多於向窮人課的稅，並且提供良好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抑制分配不均的程度。反之，政府如果將國家資源給予人際關係良好的富人，則會加重分配不均。

我們的政治體系的運作方式，日益加重了結果的分配不均和降低機會的均等。我們的政治體系也給與頂層過大的權力，讓他們不只利用權力限制重新分配的程度，也用來訂定對自己有利的遊戲規則，並從一般民眾身上榨取只能稱做大「禮」的財富。經濟學家有個名詞形容這種行為：尋租（rent seeking），也就是這些人得到的收入，不是為了獎酬自身創造財富，而是從沒有他們投入努力也會產生的財富中，抓取比較大的一部分。

本章稍後會對尋租的觀念提出較為完整的定義。頂層已經學會，如何以很難察覺的方式，從別人身上吸取金錢——這是他們真正有創新的地方。

據說，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顧問科爾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曾說：「抽稅的藝術在於從鵝身上拔最多的毛，但只讓牠們發出最少的嘶嘶聲。」尋租的藝術也一樣。講得露骨一點，有两种方式可以讓你變有錢：創造財富，或者從別人那裡取走財富。前者能增加社會的財富，後者通常會減損社會的財富，因為在取走財富的過程中，財富會遭到摧毀。獨占者如果以過高的價格銷售產品，除了會從他收取過高價格的人那裡拿走金錢，也同時摧毀價值。為了取得獨占價格，他同時必須限制產量。

遺憾的是，真正能夠創造財富的人，也經常對靠自己的創新或創業精神賺得的財富感到不滿。有些人會運用奸巧的行為，例如獨占定價或其他的抽租（rent extraction）形式來取得更多財富。舉一個例子來說，十九世紀的鐵路大亨，因為建設鐵路而提供重要的服務，但他們的財富大多是運用政治影響力得來的，取得鐵路兩邊政府出讓的大筆土地。今天，在鐵路大亨主宰經濟之後一個世紀，美國頂層的財富有不少來自財富移轉，而非財富創造。

當然，不是所有的分配不均都是尋租造成的結果，或者因為政府的遊戲規則傾向於對頂層有利。市場會影響分配，社會力量也是，例如歧視。本章的重點將放在社會中不計其數的尋租形式，下一章再來談造成分配不均的其他因素。

一般原則

看不見的手和分配不均

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表示，好像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將私人追求自利的行為引導到所有的人都得到福祉。在最近一場金融危機之後，沒人會說銀行家追求私利，使得所有的人同蒙其利。這頂多只增進了銀行家的福祉，社會其他的人則必須承擔成本。這甚至不是經濟學家所說的「零和遊戲」，也就是一個人的利得，正好等於其他人的損失。這是負和遊戲，也就是贏家的利得低於輸家的損失；社會其他人的損失，遠高於銀行家的利得。

金融家追逐私利，結果對社會其他人造成災難，原因很簡單：銀行家的誘因並沒有和社會報酬契合得很好。當市場運作良好，也就是以亞當斯密假設的方式運轉，那是因為私人的報酬和社會的利益契合得很好，也就是如同邊際生產力理論所假設的，因為私人報酬和社會貢獻相等。根據那個理論，每位勞工的社會貢獻正好等於私人的報償，生產力比較高的人，也就是社會貢獻比較大者，得到比較高的薪資。

亞當斯密曉得會有私人和社會報酬不同步的情況發生。他解釋說：「同一行業的人很少聚在一起，即使為了宴飲也很少見面，但他們一有對話，結果總是共謀對大眾不利，或者設法調高價格。」市場本身經常未能產生高效率和理想的結果，所以政府必須矯正這些市場失靈，也就是設計各種政策使得私人誘因和社會報酬一致。至於做到這件事的最好方式，當然常有不同的看法，但今天極少人相信應該放任金融市場不受拘束，或者應該允許企業不受限制，蹂躪環境。

當政府做好本身的工作，一位勞工或一位投資人獲得的報酬會等於他的貢獻為社會創造的利益。倘若這些事情沒有取得一致，我們便說「市場失靈」，也就是市場未能產生高效率的結果。

當下列情況發生時，私人獎酬和社會報酬便會契合得不好：競爭不完全；當「外部效應」（externalities）存在，指一方的行為對其他人產生很大的負面或正面影響，而他本身並沒有付款或取得利益；資訊不完全或不對稱存在；缺乏風險市場或其他市場。由於幾乎每個市場都存在以上所說的一種或多種狀況，所以事實上很少人推測市場普遍具有效率。這表示政府大有揮灑的空間，可以設法矯正市場失靈。

只是，政府從來沒有完美地矯正市場失靈，但某些國家的政府做得比其他國家要好。如果政府能矯正大部分的市場失靈，經濟才有可能欣欣向榮。良好的金融管理，有助於美國及全球在經濟大蕭條之後四十年內避開重大的危機。一九八○年代的解除管制，在後來的三十年內則造成無數的金融危機，其中二○○八至○九年的危機是最嚴重的。

政府沒有做好該做的工作絕非意外：金融業利用其政治力量，以確保市場失靈不會被矯正，以及這個部門的私人獎酬繼續遠高於他們的社會貢獻。這正是導致金融業浮腫，以及頂層分配不均水準偏高的因素之一。

塑造市場

私人金融公司的一些行動經常造成市場運作不良。舉例來說，正如亞當斯密所說，企業存有設法降低市場競爭的誘因。此外，企業會設法迴避法律，或者讓法律無法有效執行。企業人士的注意焦點，當然不在於增進我們所廣泛理解的社會福祉、使市場更具競爭性，他們的目標只是讓市場為他們做工，好賺更多的錢。後果往往是促成效率較低的經濟，分配不均升高。

只要舉個例子就夠了。市場競爭激烈時，高於正常資本報酬（normal return to capital）的利潤無法持續存在。因為當一家公司賺到的利潤高於競售水準，同業就會試著以較低價格搶走顧客；一旦競爭激烈，價格就會下降到利潤為零的地步，想要尋求厚利的人將大失所望。商學院會教學生如何辨認和創造競爭障礙，包括「進入障礙」（barriers to entry），以確保利潤不會遭到侵蝕。事實上，近三十年來企業最重要的一些創新，不是為了使經濟更具效率，而是希望確保獨占力量，或者加強規避政府一切相關管理。

減低市場的透明度，便是企業愛用的一種工具。市場透明度愈高，競爭可能愈激烈。銀行家曉得這一點。這是為什麼銀行家使盡渾身解數，希望將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發行留在「店頭」市場的原因。在店頭市場裡，顧客很難知道自己是否得到好交易，每件事都是靠議價進行，而這和比較公開、透明的現代市場運作方式相反。此外，由於賣方經常在交易，而買方偶爾才進入市場，賣方擁有的資訊多於買方，並且利用那些資訊謀求自己的利益，這表示發行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賣方能從他們的顧客抽取更多的錢。相較之下，設計良好的公開標售，可以確保商品流進最重視它們的人手裡，是效率的正字標記，由公開的價格引領買方做決定。

缺乏透明度能使銀行家得到更多利潤，卻會降低經濟的表現。少了良好的資訊，資本市場就無法實施紀律：金錢不會流向報酬最高的地方，或者流向管理資金表現最好的銀行。今天，沒人知道一家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真正的財務狀況，躲在陰影中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正是部分原因。我們可能以為，最近這場危機已經迫使他們改弦易轍，事實上銀行家們抗拒改革。舉例來說，他們抗拒提高衍生性金融商品的透明度，以及實施限制反競爭實務法令規定的要求。這些尋租活動的價值，利潤高達數百億美元。雖然他們沒有打贏每一場仗，贏的次數卻夠多，所以問題依舊存在。二○一一年十月底，一家美國大型金融公司破產，創下有史以來第八大的破產紀錄，部分原因就在於複雜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顯然沒有看清這些交易，至少沒有即時看出來。

將錢從金字塔底層搬到頂層

頂層賺錢的方式之一，是利用市場和政治的力量圖利自己、犧牲他人，增加自己的所得。

金融業已經自行發展出各式各樣的尋租專長。例如，利用不對稱資訊，銷售他們設計得穩賠不賺的證券，但確定買家不知道這件事；承受過高的風險，因為政府握有救生索，會在必要的時候伸手救他們和承受損失。順帶一提，由於曉得這件事，金融業者能以比可能該有的水準還要低的利率調借頭寸；並從聯準會（Federal Reserve）那裡取得利率幾乎是零的資金。

最過分的尋租形式，近年來已經到了登峰造極之境，就是金融業的人占貧窮和消息不靈通的人便宜，以掠奪性貸款和胡作非為的信用卡業務欺負這些弱勢群體，賺進大量的金錢。每個窮人也許只損失一點，但因為有那麼多窮人，每個人一點，加起來就很多。凡存有正義感或者關切整體效率的政府都應該禁止這些行為，畢竟，將錢從窮人移轉給富人的過程中，用掉大量資源，所以稱之為負和遊戲。但是，政府並沒有制止這種行為，甚至在二○○七年左右，我們對於所發生的事情看得愈來愈清楚的時候也沒做。理由很明顯，金融業已經投資很多錢在遊說和政治捐獻上，事實證明，這樣的投資得到了報償。

我會提金融業，部分原因在於它對目前的分配不均水準影響甚鉅。金融業在製造二○○八年的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大家看得很清楚，連在金融業工作的人也不否認。但每個人都相信，真正該怪的還有其他人。的確，經濟中的其他部門跟目前的分配不均也脫離不了干係。

現代的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一種複雜的遊戲，想贏的人不能只具備一點點智慧。但是贏得這場遊戲的人，具備的特質卻經常叫人不敢恭維：有能力規避法令，或者訂定對己有利的法律；存心占別人便宜，連窮人也不放過；必要時使出不公平的手段。套句某位成功玩家的話，「贏或輸都沒關係，重要的是如何玩這場遊戲。」這根本是句廢話，輸贏才是真正重要的，市場也始終以一種簡單的方式來佐證這點，就是你擁有多少錢。

贏得尋租遊戲，為頂層帶來許多財富，但這不是他們取得和保存財富的唯一手段，稅制也扮演了關鍵角色。這一點，後面會談到。由頂層所設計的一套稅制，頂層繳納的稅負低於公平的比例，稅額占所得的百分率低於遠比他們貧窮的人。我們稱這種稅制為「累退制」。

雖然，累退稅制和尋租是分配不均日益升高的關鍵，但還有一些更廣大的力量，對美國分配不均的另外兩個面向：掏空中產階級、增加貧窮，產生特別影響。

管理企業的法律，以及引導企業領導人與決定報酬如何分配的行為規範，兩者交互作用。如果貨幣主管當局可能是因為擔心通貨膨脹升高而採取行動，維持失業於偏高的水準，那麼工資就會受到抑制。強大的工會有助於降低分配不均，而力量薄弱的工會則會讓執行長（有時和他們協助塑造的市場力量結合起來）更容易提高分配不均。政治在工會力量、企業治理效能、貨幣政策執行等各個領域都扮演要角。

市場力量當然也舉足輕重，即使這些力量有一部分受到政治的塑造。舉例來說，市場力量是指平衡技術性勞工的供給與需求，不過這也受到科技和教育變動的影響。今天，美國並沒有利用市場力量和政治相互平衡的方式，也就是在市場力量可能導致差距擴大的期間，透過政治流程以抑制分配不均升高，或者政府出手緩和市場過度的行為，而是任令兩者結合起來，一起擴大所得和財富的差距。

尋租的形式與結果

前面提過，我們將當前政治犧牲眾人、圖利富人的許多方式，稱之為「尋租」。尋租有多種形式，包括來自政府的隱藏性和公開移轉與補貼、減低市場競爭的法律、現有競爭法執行不力、法令規定允許企業損人利己，或者將成本轉嫁給社會。「租金」（rent）起初是用來描述土地得到的報酬，地主是因為擁有土地而收到這些給付，不是因為他做了任何事情。這和勞工大不相同，因為工資是為了補償勞工所提供的勞力。後來，「租金」被沿用到獨占利潤或租金，也就是只因為控制獨占物而獲得的收入。

最後，租金這個名詞進一步擴大，包括因為類似的擁有方式而得到的報酬。如果政府給予某公司獨家權利，進口數量配額有限的某種商品，例如糖，那麼因為擁有這種權利而產生的額外報酬，稱為「配額租金」（quota-rent）。

天然資源富饒的國家，便以典型的尋租行為著稱。這些國家以有利的條件取得資源，遠比創造財富容易致富。這通常是一種「負和遊戲」。一般來說，這也是這類國家比缺乏資源的國家成長得緩慢的原因之一。

更讓人不安的是，我們可能以為資源富饒便能夠協助窮人，確保所有人都能接受教育和健康照護。對工作收入和儲蓄課稅，可能削弱誘因；相形之下，對土地、石油或其他天然資源課徵「租金」，資源不會消失，還是會在那裡等著人們取用，即使今天不用，明天也會用，不會產生不利的誘因效應。原則上，這表示應該會有龐大的收入，可用於挹注社會支出和公共投資，例如投資於健康和教育。想不到，擁有最多天然資源的國家，竟然名列分配不均最高國家的清單上。這些國家顯然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會尋租，通常是那些擁有政治力量的人，而且他們會確保資源的利益大多歸自己所有。拉丁美洲的最大產油國委內瑞拉，在查維斯（Hugo Chávez）上台之前，有一半的人處於貧窮狀態。

尋租行為不只是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等資源豐富國家所特有，包括美國在內的現代經濟體也流行這種行為。它在這些經濟體中有許多形式，其中有些非常類似於物產富饒的國家：允許某些人以低於公平市場價格的水準取得國家的資產，例如石油或礦物。如果政府將價值十億美元的某座礦場以五億美元賣給你，要想不富有也難。

另一種尋租方式正好相反：以高於市場價格的水準賣產品給政府。製藥公司和軍事承包商非常擅長這種尋租形式。例如，政府公開補貼農業或者隱藏性補貼，減低競爭的貿易限制，或者隱藏在稅制中的補貼，便是向民眾收取租金的另一種方式。

並非所有的尋租都透過政府向一般民眾榨取金錢，民間部門也能做。例如透過獨占業務和剝削資訊較少、教育程度較低的人，而從民眾榨取租金，例如銀行的掠奪性貸款便屬於這一類；或者，企業執行長利用自己對公司的控制權，從中提取較高的百分率給自己。在這方面，政府也會因為沒有出面制止這些行為、沒有將它們訂為非法，或者沒有執行現有的法律，而間接助長。事實上，政府可以有效執行競爭法律以限制獨占利潤；針對掠奪性放款和信用卡濫用訂定有效的法律，以抑制銀行的剝削程度；設計良好的企業治理法律，以抑制企業高階幹部從公司收入提撥資金給自己的比例。

觀察位居財富分配頂層的人，可以感受美國分配不均的特性。位於頂層的人，極少是使科技改頭換面的發明家，或者改變我們了解自然法則的科學家。杜靈（Alan Turing）的才華提供了現代電腦所根據的數學，愛因斯坦也是。或者如雷射的發現，湯斯（Charles Townes）扮演了要角，發明電晶體的巴迪恩（John Bardeen）、布雷頓（Walter Brattain）和夏克利（William Shockley），乃至解開DNA之謎的華生（James D. Watson）和柯里克（Francis H. C. Crick）。這些人對我們的福祉做出重大貢獻，卻沒有一個人從經濟體系得到很大的獎賞。

相反地，財富分配頂層的許多人，在某些方面是商業天才。舉例來說，有人可能說賈伯斯（Steve Jobs）或搜尋引擎、社群媒體的創新者，各自表現才華。賈伯斯去世前在《富比世》（Forbes）雜誌的全球最富有億萬富翁名單上排名第一百一十名，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排名第五十二。許多這類「天才」，是在巨人的肩膀上建立他們的商業帝國。發明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的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等巨人，根本不曾名列《富比士》的億萬富豪。伯納斯李可以成為億萬富翁，但他選擇免費提供自己的構想，而大大加快網路發展的速度。

仔細觀察頂層人士的成功，可以看出他們投入不少才華於設計運作方式，利用市場的力量和其他不完美的漏洞，以確保政治為他們效力，而不是為更廣大的群眾效力。

我們已經談過金融家，他們占頂層一％或○．一％人口很大的一部分。雖然其中一些以創造價值的方式得到財富，其他人的財富卻主要得利於無數尋租形式。除了我們討論過的金融家，頂層還有獨占者及他們的後代，透過機制，成功地取得和維持市場的霸主地位。在十九世紀的鐵路大亨之後，洛克斐勒（John D. Rockefeller）和標準石油（Standard Oil）接棒。二十世紀結束時，換上蓋茲和微軟雄霸個人電腦軟體產業。

放眼其他國家，則有墨西哥的企業家史林姆（Carlos Slim）。《富比世》將他列為二○一一年全球最富有的人。由於史林姆主宰墨西哥的電話產業，所以收取的價格高達較競爭市場的好幾倍。墨西哥的電信系統改制民營之後，他取得很大的一分，財富因此一飛沖天。世界上許多巨富，都是靠民營化帶來的機會。

我們說過，以很高的折價取得國家資產，十分容易致富。舉例來說，俄羅斯現在許多寡占企業家，起初的財富都是因為以低於市場價格購買國家資產，然後透過獨占的力量，確保利潤源源不絕而來。在美國，政府大部分的贈與通常比較不露痕跡。比方說，我們設計出售政府資產的一些規定，其實等於部分贈與，但不像俄羅斯人那麼明目張膽。

上一章談過，另一群重要的巨富是企業執行長們，已經成功地從企業收入中領取愈來愈高的報酬。例如聯合健康集團（UnitedHealth Group）的漢姆斯里（Stephen Hemsley）在二○一○年就領走一．○二億美元。後面會說明，近數十年來，這些執行長能夠累聚這麼多財富，並不是因為他們的生產力突然提高，而是他們更有能力從自己理該效力的企業取走更多。加上，人們的疑慮降低、容忍度更高，也促使他們敢於上下其手。

最後的一群尋租者由頂尖律師構成，包括那些協助別人以規避法律、但通常不致坐牢的方式尋租而變得更富有的人。他們參與了複雜稅法的訂定，將一些漏洞放進裡面，好讓客戶能夠避稅。接著，再設計複雜的交易，以利用這些漏洞。他們設計出複雜且不透明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也協助設計似乎合法的契約安排，以產生獨占力量。目的是不讓市場按照應有的方式運作，而是做為圖利頂層的工具，然後從中得到巨大獎酬。

創造可以長久維持的獨占

在經濟學家看來，龐大的財富隱藏著問題。我說過，競爭法則理該會使高於正常資本報酬的利潤迅速降為零。如果利潤是零，要如何建立財富？缺乏競爭的利基是其中一條管道，但這只能稍微解釋過高的利潤。因為成功會吸引新業者進入，利潤很快就會消失。成功的真正關鍵，是確保永遠不會有競爭，或者至少在夠長的時間內沒有競爭，因此而能在那段期間大賺特賺。要取得維持長久的獨占，最簡單的方式便是爭取政府授與獨占權。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英國就讓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獨占它與印度的貿易。

還有其他的方式，能夠取得政府准予獨占。例如專利，通常讓發明人在一段短暫的時期，獨占相關的創新，但專利法的細節可以延長專利期間，減少新公司進入，因此而提高獨占力量。美國的專利法正是在做這樣的事。設計這類法規的目的，不在促使創新的步調加快，而是讓租金達到最高。

即使沒有獨占權，企業也可以製造進入障礙。有各式各樣的實務會抑制新業者進入，例如維持過剩產能，讓有意進入的人知道，一旦他進入，現有的公司可以提高產量，把價格降低到讓新進業者無利可圖的地步。中世紀的「行會」成功地抑制了競爭，許多專業至今仍然保有那個傳統。雖然這些人表示，目的只是為了維持一定的標準，例如醫學院限制學生人數或者限制外來學有專精的人員。但是，限制他人進入確實有助於維持高所得。

上個世紀之初，由於人們關切獨占形成了那段時期許多財富的基礎，包括洛克斐勒，而且日益壯大，因此在努力打擊托拉斯的總統羅斯福主導之下，美國通過許多法律，將獨占事業解體，防止某些獨占實務執行。接下來的年頭中，石油、菸草和其他產業的無數獨占企業分裂。

直到今天，放眼美國的經濟，還是能夠看到許多部門中總有一家或幾家公司處於主宰地位，例如個人電腦作業系統中的微軟，以及電信業中的AT&T、威瑞森（Verizon）、T行動（T-Mobile）和史普林特（Sprint）。

有三個因素使得市場的獨占升高。第一，關於政府在確保競爭方面應該扮演的角色，存有觀念之爭。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如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和史提格勒（George Stigler）相信市場應該自由而不受束縛；市場本質上就是競爭的，而看似反競爭的做法其實反而能夠增進效率。在奧林基金會（Olin Foundation）等右派機構的部分贊助之下，他們展開龐大的「教育」計畫，讓人民、尤其是法官，曉得這些新的法律和經濟學信條，並且取得成功。然而，這件事發生的時機相當諷刺：就在經濟學探索各種理論，以解釋為什麼似乎有許多公司存在市場之中，市場卻往往缺乏競爭之際，美國的各級法院卻接納市場「本質上」具有競爭性之說，並且要求不這麼認為的人負很高的舉證責任。舉例來說，經濟學有個強大的分支，稱做「賽局理論」（game theory），解釋了共謀行為如何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心照不宣地繼續維持。

同時，不完全和不對稱資訊的新理論指出，資訊不完全如何損害競爭，並且有新證據證實這些理論言之有物、具有重要性。

無論如何，芝加哥學派的影響力不容小覷。就連公然違法的行為，也很難遭到起訴。例如，有家公司採取掠奪性定價法，也就是降低價格以迫使競爭同業退出，然後運用獨占力量，再提高價格。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理論認為，市場具有競爭性且效率高，如果進入市場很容易，居於主宰地位的公司迫使對手退出，得不到好處，因為那家公司退出之後，很快就有另一家公司遞補上來。但在現實情況中，進入市場沒那麼容易，掠奪性行為確實存在。

導致獨占升高的第二個因素，和經濟的變化有關，例如，某些新興的成長性產業比較容易創造獨占力量。電腦作業系統就是個明顯的例子。正如大家都說相同的語言，溝通起來很容易，如果全世界都用相同的作業系統，也會很方便。全球各地的互連與日俱增，自然而然會帶來標準化。如果有公司獨占被選定的標準，自然就會受益。

我們說過，競爭在本質上就不利於市場力量的累積。一有龐大的獨占利潤出現，競爭對手就會搶著分一杯羹。於是，導致美國獨占力量升高的第三個因素趁機而入：企業找到抗拒新業者進入市場的新方式，以降低競爭壓力。微軟便是個中佼佼者。這家公司在個人電腦作業系統享有近乎獨占的地位，如果不同的技術傷害到它的獨占地位，勢必蒙受很大的損失。網際網路以及連上網際網路的網路瀏覽器的發展，正是這樣的一種威脅。

網景（Netscape）根據政府出資進行的研究，將瀏覽器帶進市場，微軟決定粉碎這個潛在的競爭對手，它推出自家產品Internet Explorer迎戰，卻無法在公開市場上競爭。微軟決定利用它在個人電腦作業系統的獨占力量，確保競技場不公平，於是它採用一種策略，稱作「恐懼、未定、懷疑」（fear, uncertainty, and doubt，FUD）。當使用者將網景安裝在Windows電腦上時，就會隨機發出程式設計錯誤的訊息，讓使用者對相容性產生焦慮。這家公司開發新版Windows時，也不揭露完全相容的必要規格。最聰明的做法是，它以零元的價格供應Internet Explorer，將其綁在作業系統中。沒有人能和零元的價格競爭，網景在劫難逃。

以零元的價格賣東西，顯然不是短期內利潤最大化的策略。微軟的眼光放得遠，意在維持其獨占地位。為了做到這點，它願意犧牲短期利潤。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微軟成功了，只不過方法是如此明目張膽，世界各地的法庭都紛紛指控它運用反競爭手段。到頭來，微軟還是贏了。因為微軟非常清楚曉得，在網路經濟中，一旦取得獨占地位便很難打破。由於微軟雄霸作業系統市場，所以有誘因、也有能力主宰許多其他的應用。

怪不得，微軟的獲利如此龐大。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平均每年獲利七十億美元，十年來平均一百四十億美元，二○一一年更增為兩百三十億美元，也為很早就買微軟股票的人創造了可觀的財富。一般認為，儘管微軟居於主宰地位且擁有龐大的資源，卻不是真正的創新者：它並沒有開發出第一個廣為人們使用的文字處理軟體、第一個電子試算表、第一個瀏覽器、第一個媒體播放器，或者第一個一家獨大的搜尋引擎。創新都發生在別的地方。這點相當吻合理論與歷史證據：獨占者從來都不是優秀的創新者。

放眼美國經濟，許多產業中都有為數不少的公司，一定有競爭。事實上，情況並非如此。以銀行為例來說。雖然美國有數百家銀行，前四大卻占有全國約一半的銀行資產，和十五年前相較，集中程度顯著增加。在大部分比較小的社區中，頂多只有一、兩家銀行。當競爭如此有限，價格可能遠遠超過競爭水準，這也是為何這個產業享有一年估計超過一千一百五十億美元利潤的原因，其中不少落到高階幹部和其他銀行家手中，因此成為頂層分配不均的主要來源之一。以信用違約交換（credit default swaps，CDSes）這類產品為例，有四、五家非常大的銀行幾乎完全占有整個市場，市場如此集中，不免讓人憂慮他們會祕而不宣地相互串通。

有時，串通行為一點也不隱密，而是明目張膽地進行。銀行業者訂了一個重要的利率，稱為「倫敦銀行同業拆放利率」（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Libor），抵押貸款和許多金融商品都與此利率連結。銀行業者似乎努力操縱著這個利率，好讓自己從不知情的其他人手中賺取更多錢。

即使法律把禁止獨占實務寫在紙上，也得要加以執行才有用。尤其，在芝加哥學派學者們的鼓吹之下，人們傾向於不干預市場的「自由」運作，就算結果有違競爭原則。而且，政治人物總是有很好的理由，不便採取太過強烈的立場。畢竟，如果對微軟太過強硬，很容易被扣上「反商」的帽子，對競選捐獻並不好。

制定規則和挑選裁判

在「公平的」遊戲中獲勝是一回事，能夠訂定遊戲規則、並將內容寫得足以提高自己的獲勝機率，又是另一回事。如果還能選擇裁判，缺乏競爭的情況會更糟。

在今天的許多領域中，政府管理機構負責監管某個部門、訂定和執行法令規定，例如電信業中的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證券業中的證券管理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以及許多銀行業務領域的聯準會。問題是，這些產業中的領導人會運用自身的政治影響力，設法讓認同他們觀點的人進入這些管理機構服務。

經濟學家稱此「監管俘虜」（regulatory capture）。有時，這種俘虜和金錢誘因有關。在管理單位做事的人，來自他們必須管理的產業，將來也大有機會回到那個產業做事。他們的誘因和業界的誘因相當吻合，只是這些誘因不見得符合社會其他人的利益。如果任職於管理機構的人，對所管理的產業服務得相當好，從公職卸任後的生涯將會得到優厚的酬賞。

但是，有時俘虜的動機不只出於金錢，而是主管官員的思維是被他們所要管理的人俘虜，這稱為「認知俘虜」（cognitive capture），比較屬於社會現象。雖然，葛林斯班（Alan Greenspan）和蓋特納（Tim Geithner）進入聯邦準備理事會之前不曾在大銀行工作，但他們自然而然有一種關係密切的感覺，所以可能會有相同的思維。儘管這些銀行家把事情弄得一團亂，根據銀行家們的思維，紓困時不需要對銀行設定嚴苛的條件。

銀行家派出數量龐大的說客，說服在政府管理過程中有角色的任何人，相信銀行業不應該被管理。據估計，每一位美國國會議員就有二．五名說客。如果你想要說服的對象，一開始就認同你的立場，遊說起來會更容易。這是銀行和其說客使出渾身解數，以確保政府提名已以某種方式「被俘」的人出任主管官員的原因；銀行家試著否決信念和他們不同的人。

柯林頓主政時，我親眼見過這種事。當時，聯邦準備的可能人選浮上檯面，有些甚至來自銀行界。如果，有任何可能的被提名人所持立場不同於銀行業，也就是不認同市場會自律及銀行可以管理本身的風險，反對聲浪就會排山倒海而來，導致那些人不會被列入提名名單，或者即使獲得提名，也不會贏得贊同。

政府的慷慨給予

此外，還有另一種致富方式。你可以用很簡單的方法，安排政府把現金交給你。這件事有很多方式可以辦到。舉例來說，不為人察知的立法變動，就可以坐收高達數百十億美元的利潤。

二○○三年，政府延長業界非常需要的醫療照護保險計畫藥物給付時，就是個例子。法律中訂有條款，禁止政府議定藥品的價格，等於讓政府每年送出約五百億美元或更高的金額給製藥公司。推而廣之，政府的採購支付遠高於成本的價格，就是政府慷慨給予的標準形式。

有些贈與隱藏在曖昧不明的法律條款之中。在解除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管制的一項重要法案中有個條款，在企業破產時，也給與衍生性金融商品「優先求償權」（seniority）。也就是說，如果一家銀行倒閉，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求償權，優先於員工、供應商或其他債權人，即使一開始是衍生性金融商品造成企業破產。眾所週知，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在二○○八年的危機中扮演要角，也因此才有後來的一千五百億美元AIG紓困行動。

銀行業還有其他的方式能從政府的慷慨給予受益，經濟大衰退之後看得尤其清楚。當可以視為政府機構的聯準會，以接近於零的利率無限制借錢給銀行，並且允許它們以高得多的利率回過頭來借錢給美國或外國政府，便等於給了它們價值數百十億美元的隱藏性贈與。

除了這些以外，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控制數量龐大的石油、天然氣和礦物等天然資源的特許權。如果政府不收一毛錢，給你開採這些資源的權利，即使不是天才也能大賺一筆。

十九世紀的美國政府就做過這樣的事，因為任何人都可以主張擁有天然資源。今天，政府通常不會免費奉送資源；它往往會要求付錢，但索取的金額遠低於應有的水準。這是奉送金錢較為不透明的方式。如果一塊土地下面的石油價值，在扣掉開採成本之後，價值是一億美元，而政府只要求某人支付五千萬美元，等於免費奉送五千萬美元。

柯林頓總統任內，我們曾經試著要礦業公司支付比名目金額要高的價款，購買它們從公有土地開採的資源。礦業公司及靠其慷慨捐獻而當選的國會議員，大力反對這些措施，並且成功地加以封殺，一點也不令人感到意外。

這些人辯稱，這種政策會阻礙經濟成長。事實上，採用標售方法之後，只要資源的價值高於開採成本，企業就會相互競價，以取得採礦權，而一旦有人得標，也會去開採資源。標售不會阻礙成長，只會確保民眾從他們擁有的東西得到對等的收入。現代的標售理論指出，改變標售方法的設計，能替政府帶進遠多於從前的收入。一九九○年代起標售電信頻譜，就已經測試過這些理論且運作得相當良好，為政府創造數十億美元的收入。

有時，政府的慷慨給予不是廉價出讓資源，而是改寫規則，以提升企業的獲利。要做到這一點，有個簡單的方法，那就是保護公司不受外來的競爭威脅。關稅是海外公司支付的稅額，不是國內公司支付的，事實上就是對國內生產商的一種贈與。要求接受保護，不受外來競爭威脅的公司總是能夠搬出一套理由，說整個社會是受益人，它們本身如果獲有任何利益都是附帶的。這當然是在自圓其說，而且，雖然有些時候這樣的說法有三分真實，但因為這種論點廣泛濫用，所以很難讓人認真看待。由於關稅使外國生產商處於不利地位，所以有助於國內公司提高價格、增加獲利。有些時候，或許會有一些附帶利益，例如國內就業上升，或者企業投資於研究發展的機會增多，將提高生產力和競爭力。但關稅同樣經常保護已經失去競爭力、不可能重拾往日雄風的黃昏產業，或者偶爾是保護那些賭錯新技術、希望延後面對競爭的公司。

乙醇補貼便是這樣的一個例子。有個計畫，打算以貯存在美國的主要作物玉米中的太陽能，來取代我們對石油的依賴。這種計畫的魅力似乎很難抗拒。但是，將植物能轉化成提供能源給汽車使用的形式，所費不貲。

由於巴西研究以蔗糖製造乙醇相當成功，美國如果要競爭，就必須對巴西以蔗糖提煉的乙醇課徵每加侖五十四美分的稅，而且一實施就是許多年。從開始提供補貼之後，過了四十年，美國仍在扶持一種似乎長不大的幼稚技術。二○○八年經濟衰退之後，油價下跌，許多乙醇工廠即使得到高額補貼，還是宣告破產。直到二○一一年底，補貼和關稅才獲准取消。

這種扭曲性的補貼能夠持續那麼長的時間，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政治。這些補貼的直接受益者便是玉米乙醇生產商，而這個行業的龍頭是大公司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Archer Daniels Midland，ADM）。ADM的高階主管和許多企業高階主管一樣，玩弄政治比創新還行。他們捐獻很多錢給兩大黨，因此，當國會有人指責對企業過度慷慨時，議員遲遲才拿乙醇補貼開刀。對此，乙醇的代言人表示，真正受益者是美國的廣大玉米農。事實並非如此，尤其是在開始補貼的早期階段。

美國的玉米農已經得到政府的大量補助，約有一半的收入來自華盛頓，而不是來自「土壤」，為什麼還需要進一步的協助？其中的道理讓人難以理解，而且和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格格不入。事實上，政府補貼農業的錢，絕大部分並不像許多人所認為的那樣，流向貧窮的農民或家庭農場。補貼計畫的設計揭露了它的真正目的：將錢從我們手裡重新分配給富人和企業農場。

叫人遺憾的是，政府對企業的慷慨給予，並不止本章所提及的這些例子。但要詳細說明政府批准的每一種尋租實例，恐怕得另寫一本書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