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

二○○七到○八年的金融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大衰退，把人數眾多的美國人，丟進資本主義製造的廢棄物洪流中載浮載沉。

五年後的今天，想要謀得全職工作的美國人，每六個就有一個無法如願；約八百萬戶家庭被迫離開自己的房子，另有數百萬人也將在不久後接到取消抵押品贖回權的通知；更多人的畢生積蓄蒸發一空。即使樂觀人士不斷看到一些綠芽，經濟要恢復到充分就業的狀態，也得等上數年之久，最快要到二○一八年。

不過才二○一二年，許多人已經放棄希望。那些在○八或○九年丟掉工作的人，儲蓄已經花光，失業救濟支票也用完了；曾經信心滿滿、相信能夠迅速重回職場的那些人，現在才發現自己其實已經被強迫退休；剛踏出校門的年輕人，背負數萬美元的債務，卻根本找不到工作；在不動產景氣正好期間買的房子，現在只能在市場上拋售，認賠賣掉；更多的房子沒人居住。金融榮景期間大有問題的部分一一暴露出來。

市場經濟最黑暗的面向之一已經見光，分配不均不斷升高，使得美國社會結構、經濟永續力從邊緣開始破損：富者愈富，其他人則坐困愁城。這並不符合美國人的夢想。美國有富人，也有窮人，這個事實人盡皆知；分配不均不只是由次貸危機和隨之而來的景氣不振造成的，而是過去三十年日積月累的結果。危機使情況更為惡化，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中產階級受到擠壓的方式，本章將在稍後探討。

社會底層遭受的痛苦則明顯可見，因為美國安全網的弱點日趨明顯，原本就顯得不足的公共扶助計畫竟然進一步縮減。儘管如此，頂層一％那群人雖然投資多少有些損失，但依然坐擁龐大財富——占全體國民所得的五分之一。

不管我們從所得分配的哪個部分來看，分配不均都持續升高。特別是頂層一％中所得最高的○．一％，占所得的百分比更高。二○○七年，也就是危機爆發的前一年，頂層○．一％的美國家庭，所得是底層九○％平均值的兩百二十倍。此外，財富的分配比所得更不平均，最富有的一％，擁有全美國財富的三分之一以上。

事實上，從財富更能看出資源取得的差異。所得分配不均的資料只能看出某個時點的經濟狀況，財富分配不均不像所得那樣年復一年波動，也這正是財富分配不均的資料那麼令人不安的原因。

美國正以愈來愈快的速度分裂。在二○○二到○七年，新千禧年第一次經濟衰退後的數年，頂層一％占總國民所得的六五％以上，日子過得十分優渥，反觀大部分美國人卻是更加窮困。

如果富者愈富，中層和底層也愈來愈有錢，那麼這是另一回事。特別是，當頂層的人所付出的努力攸關其他人能否成功的時候，我們可以恭賀頂層取得的成功，並且感謝他們所做的貢獻。只是，事實並非如此。

如今，美國的中產階級覺得自己深陷苦難之中，這樣的看法並沒錯。早在這次危機爆發前三十年，中產階級的所得就幾乎文風不動，其中，全職男性勞工所得已超過三分之一個世紀遲滯不前。

除了失業升高、失去房屋、薪資原地踏步，這場危機也使得分配不均在許多方面更形惡化。儘管富人損失的股票市值較多，一旦股市回升，他們也能在短時間內撈回相當多。事實上，經濟衰退之後的「復甦」，得利一面倒向最有錢的美國人：和二○○九年相比，二○一○年，頂層一％的美國人獲得這個國家額外創造所得的九三％。

窮人和中產階級的財富大多以房屋的形式擁有。二○○六年第二季到二○一一年底間，房價平均下跌超過三分之一，占人口百分比很高的美國人，背負龐大抵押貸款，財富基本上一夕全無。

企業執行長們非常成功地保住他們的高待遇；執行長的年度薪酬相較於一般勞工，除了在二○○八年略為下挫以外，二○一○年又回升到危機發生前的水準，成為二百四十三比一。

有些國家在分配不均水準很高時，發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而那似乎是我們正要前進的方向。那樣的畫面並不美好：富人住在門禁森嚴的社區裡，由無數的低所得勞工侍候；政治體系不安，民粹主義者向大眾承諾更好的生活，結果令人失望。最重要的是，一般人普遍感到絕望。在這些國家中，窮人曉得，脫貧的希望微乎其微，更別提躋身頂層。這不應該是我們努力追求的。

接下來，我要在這一章說明美國分配不均的程度，以及它如何在不同層面影響數百萬人的生活。除了描述社會如何愈形分裂，也將提到為何我們不再是機會的樂土；生於底層的人，爬到頂層或甚至中層的機會很低。然而，今天在美國見到的分配不公、缺少機會等問題，並非不可避免，尤其最近分配不均水準上升，根本不單純是冷酷無情的市場力量所造成的。在後面的章節，會提到這種分配不均的成因；不斷上升的分配不公對社會、民主和經濟造成的成本；以及，可以做些什麼事來降低它。

水漲，不是所有的船都高

美國一直是資本主義國家，其高度分配不均的問題卻是新的現象。

大約三十年前，所得最高的一％人口只占國民所得的一二％。在這之後，不均急劇上升。二○○七年，頂層一％的平均稅後所得達到一百三十萬美元，底層二○％卻只有一萬七千八百美元；前者一個星期所得比底層五分之一的年所得多四○％。頂層○．一％在一天半中所賺的約為底層九○％一年所賺；所得最高二○％的人，全部稅後所得比底層八○％的人加起來還多。

二次世界大戰後三十年內，美國人經濟水平是一起成長，也就是說，每個收入區間的所得都有成長，底層的成長還快於頂層，這個國家產生了一種新的團結感，進而實施退伍軍人法案之類的政策，使人們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但是過去三十年，美國卻日益分裂；不只頂層成長得最快，底層實際上不進反退。除了一九九○年代有一陣子，底層和中層的表現比較好，二○○○年左右起，分配不均以更快的步調加速成長。

經濟大蕭條之前，分配不均程度接近今天的驚人水準，那時的社會不安和最近出現的不安都和分配不均逐漸升高有關題。

一九五○和七○年之間分配不均的情況好轉，部分是因為市場的發展，更多的是靠政府實施的政策，例如退伍軍人法案擴大高等教育的管道，以及二次大戰後實施的高累進稅制。相形之下，「雷根革命」之後市場所得不均升高。說來諷刺，政府在此時竟然廢除用以緩和市場分配不均的各種計畫、降低最高稅率，以及縮減社會計畫。

市場的力量，也就是供需法則，在決定經濟分配不均的程度上扮演某種角色，這些力量也在其他先進工業國家發生作用。早在本世紀第一次分配不均激升前，美國的分配不均已經比歐洲幾乎每一個國家，以及澳洲、加拿大還高，所得流動程度比較低。

分配不均的趨勢可以扭轉，有些國家已經辦到。巴西的分配不均水準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之一，一九九○年代，它發現這導致社會和政治上的分裂，並對長期的經濟成長有其危險。

會達成共識，在卡多索（Enrique Cardoso）總統領導之下，巴西大幅增加教育支出，包括對窮人的教育，魯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總統更擴大社會支出，減少飢餓和貧窮。結果，分配不均下降，經濟成長提升，社會更加穩定。巴西的分配不均儘管仍高於美國，但在改善窮人的困境、縮短貧富所得差距方面做得相當成功。

後面會談到，政府的政策是造成美國分配不均的關鍵。若要扭轉分配不公平的趨勢，必須先改變一些政策。此外，我們更要採取進一步的行動，減緩從市場力量自行產生的分配不均。

認為目前的情況並無不妥的那些人宣稱，雖然分配不均並非不可避免，針對它做一些事情的代價太高。他們相信，資本主義要發揮它的奇蹟，高分配不均是在所難免，甚至是經濟必要的特色。那些賣力工作的人需要給予獎勵，他們才會投入心血、努力投資，對所有的人都有好處。若干分配不均的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工作得比其他人賣力，時間也長，任何運作良好的經濟體系都必須獎勵他們所做的努力。

然而本書會指出，美國今天的分配不均程度及產生它的方式，其實傷害了成長和效率。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於美國的分配不均，大多是市場扭曲的結果，不是針對創造新財富給予誘因，而是給人誘因從別人那裡取走財富。因此，在分配不均比較低的時期，經濟成長得比較強，便不讓人感到意外。不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數十年如此，最近的一九九○年代也一樣。

下滲式經濟學

不少為分配不公平辯護的人，提出恰好相反的主張，認為給頂層更多的錢，將對每個人都有利，部分原因在於這將使得經濟成長加快，這種觀念稱為「下滲式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

這樣的說法由來已久，而且很久以前就證明此說不通。我們說過，分配不均提高並未帶來更多的成長，大部分美國人所見到的是所得下降或者原地踏步。近年來，美國經驗的是和下滲式經濟學恰好相反的情形：犧牲底下的人，富人才能累聚財富高高在上。

我們可以用切派來思考這件事。將派平均切成相同的幾塊，每個人拿到的那一塊，大小都相等。照理說，頂層一％會得到一％的派，事實上，他們拿到的那塊很大，約為五分之一個派。這麼一來，其他人分得的就比較小。

信奉下滲式經濟學的人稱此為「仇富」。他們認為，不應該看每一塊派的相對大小，而是要看每一塊派到底有多大。給富人更多，會使派變大，因此，雖然窮人和中產階級得到的派，占整個派比較小的百分率，他們拿到的那塊實際上已經變大。最好這是真的，但其實不然，而且情形恰好相反：前面說過，在分配不均上升期間，經濟成長也趨緩，也就是說，給大部分美國人的那一塊變小了。

教育程度比較低、二十五到三十四歲的年輕人，日子更難過；只有中學學歷的人，二十五年來的實質所得減少四分之一以上。即使擁有大學或更高學歷，全家的處境也好不到哪裡。二○○○年到二○一○年間，經通貨膨脹調整後這群人的中位數所得減少了十分之一（中位數所得是指，有一半的人所得高於此數，另一半的人所得低於此數）。

我們稍後會談到，儘管下滲式經濟學無法發揮作用，上滲式經濟學（trickle-up economics）卻有可能辦到：所有人，包括頂層那些，將因為給底層和中層更多而受益。

美國的分配不公平速寫

簡單地說，美國的富者愈富，富中的最富者更富，窮者愈貧且人數增多，中產階級則被掏空。中產階級的所得原地踏步或下滑，而且和巨富間的差距不斷拉大。

家庭所得差距與工資、財富，以及來自資本的所得差距有關，而且，不均日益升高。就在整體不均持續攀升之際，薪資的不均也在成長。舉例來說，三十年來，工資低的人（底層九○％）所得只成長

一五％左右，而頂層的一％卻增加約一五○％。頂層的○．一％則增加超過三○○％。

值此同時，財富的變化更為激烈。這次危機爆發前約四分之一個世紀，雖然每個人都更加富有，富人卻以更快的速度累積財富。前面說過，般的財富。正當每個人都因危機而遭受損失的時候，頂層卻恢復得很快，底層和中層卻不然。即使富人因為經濟大衰退期間股價下挫而損失若干財富，最富有的一％家庭持有財富卻是一般美國人的兩百二十五倍，幾乎是一九六二年或一九八三年的兩倍。

由於財富分配不均，頂層取走很大一部分的資本所得，也就不足為奇。危機發生前的二○○七年，五七％的資本所得流入頂層一％手中。一九七九年之後，資本所得增幅中的八分之七都到了頂層一％的人手中，底層的九五％則獲得不到三％，也一樣不叫人意外。

天差地遠的數字雖然令人驚訝，卻不夠有力地反映目前的差距。所以，我們改用一個更凸顯的方式來說明美國分配不均的現狀。沃爾瑪（Wal-Mart）帝國的沃爾頓（Walton）家族，六位繼承人的財富合計高達六百九十七億美元，相當於美國社會底層三○％的全部財富。這個數字也許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麼叫人吃驚，原因很簡單，因為底層的財富少之又少。

兩極化

美國一直自認是中產階級國家。沒人想要得天獨厚，也沒人認為自己家裡很窮。直到最近幾年，中產階級被開膛剖腹，需要中等程度技能的「好的」中產階級工作，例如汽車工，相對於需要技能不多的底層工作和需要很多技能的頂層工作似乎正在消失。經濟學家稱這種狀況為勞動力的「兩極化」。我們將在第三章解釋這種事情為什麼會發生，以及我們能夠做些什麼。

好工作不見，是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發生的事，整體薪資下滑與中層和頂層間工資差距擴大，也不令人意外。勞動力兩極化意味著，更多的錢流向頂層，但更多的人流向底層。

大衰退使得苦日子更難過

美國的經濟分裂已經嚴重到，頂層那一％很難想像底層的生活是怎麼過的，也愈來愈難想像中層的日子是什麼樣子。

以只有一個人賺錢養家、育有兩個孩子的家庭來說。美國勞工平均每週工作時間只有三十四小時，假設賺錢養家的人健康良好，一週能工作滿四十個小時，工資略高於最低水準，假設每小時約八．五美元，在支付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稅之後，每個小時有八美元，因此全年工作兩千零八十個小時，可領得一萬六千六百四十美元的工資。假設他不需繳納所得稅，但雇主每個月收他兩百美元的全家健康保險，雇主負擔三百五十美元。所以他一整年帶回家的收入是一萬四千兩百四十美元。如果運氣不錯，他也許能夠找到兩房的公寓，含水電瓦斯在內，每個月租金七百美元。於是，他一整年剩下五千八百四十美元，可供全家其他方面的開銷。如果他和大部分美國人一樣，認為汽車是基本必需品；車子的保險、油錢、維修和折舊可能輕易就吃掉約三千美元，全家剩下兩千八百四十美元——平均每個人一天不到三美元——可用於吃飯、穿衣等基本支出，但別想要有生活娛樂。萬一發生什麼意外，根本沒有緩衝的餘地。

美國陷入經濟大衰退時，前面這個家庭和全美數百萬真實的美國人認為，一定有什麼地方出了差錯。工作沒了，他們的主要資產，也就是房屋價值急轉直下，而且政府因為稅收減少，竟然在他們最需要的時候，收縮安全網。

早在危機爆發之前，美國的窮人已經過得戰戰兢兢；等到大衰退來襲，中產階級的處境愈來愈像那些窮人。這場危機釀成的人間悲劇，俯拾即是：錯過一期抵押貸款沒還，就會失去房屋，然後是無業可就，最後就是家破人亡。對這些家庭來說，一次打擊或許承受得起，再次打擊則不然。約五千萬美國人沒有健康保險，會使他們一蹶不振。最近的研究指出，到目前為止，個人破產的最大原因是家人生病。

拿上面假設中的家庭為例，說明社會保障計畫的一點小小變動就能對貧窮家庭造成很大的影響。這戶家庭每個月有兩千八百四十美元可以支出。隨著經濟持續衰退，許多州紛紛縮減幼兒照護補助。舉例來說，在華盛頓州，照顧兩個子女的平均每月成本是一千四百三十三美元。一旦少了幼兒照護的公共補助，這筆開銷馬上就吃掉前述這類家庭剩餘收入的一半。最後，每個人一天只剩不到一．三美元可用。

少了安全網的勞動市場

對於失去工作、又找不到另一份工作的人，面臨的困境更大。二○○七年十一月到二○一一年十一月，全職就業人數減少了八百七十萬，加上這段期間約有七百萬新人加入勞動行列，所以真正的就業機會減少一千五百萬個。一再尋找卻無業可就的數百萬人終於死心，退出勞動行列；年輕人決定待在學校，因為連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展望也相當黯淡。這些「失落的」勞工，有助於官方的失業統計數字把勞動市場的現狀描繪得過於明亮。二○一二年初公布失業率「只有」八．三％。

美國的失業保險制度，是先進工業國中最不大方的一個，根本沒有盡到對失去工作的人提供適當扶助的作用。一般情況下，保險只涵蓋六個月。危機爆發之前，勞動市場處於充分就業狀態，充滿活力，想找工作的人，大多能在相當短的時間內找到，即使工作不合他們的期望或技能。經濟大衰退期間，情況不再如此，大約有一半的失業者長期無業可就。

在國會非常激烈的辯論之後，適用失業保險的期間已經延長，即使如此，數百萬人發現失業給付到期時，仍然找不到工作。隨著經濟衰退和就業市場持續疲弱，到二○一○年，我們的社會竟然出現所謂「九九人」的新族群，指失業超過九十九週的人。即使在最好的州，即使有聯邦政府的補助，他們還是被遺忘在寒冷的角落裡。這些人當然有在找工作，但能給他們的工作就是不夠多，平均每個職缺有四名求職者爭取。由於失業保險延長到五十二、七十二，甚至到九十九週，因為必須耗費很大的政治資本，極少政治人物提議對這群人做任何事情。

從《紐約時報》二○一一年底所做的調查，可以看出失業保險制度不足的程度：只有三八％的失業者獲得失業給付，約四四％不曾獲得任何給付；獲得補助的人當中，有七○％認為給付很可能在他們找到工作之前就用完；四分之三獲得補助的人表示，給付金額遠低於他們上一個工作的收入；一半以上的失業者因為失去工作而發生情緒或健康問題，卻無力接受治療，因為超過半數的失業者沒有健康保險。此外，許多失業的中年人，看不到尋得新工作的希望。四十五歲以上的人，平均已經失業將近一年。

這份調查唯一正面的數字是，有七成的人樂觀表示，他們很可能或有點可能在未來十二個月找到工作。美國人的樂觀天性似乎仍然存在。

這次經濟衰退之前，美國在若干方面的表現似乎優於其他國家。雖然中產階級的薪資可能沒有成長，至少想找工作的人都找得到，這也正是「彈性勞動市場」主張者長久以來吹噓的優點。然而，這場危機顯示，這個優點似乎也消失了，因為美國的勞動市場愈來愈像歐洲，不只失業高，且失業期間長，年輕人倍感挫折。我想，在了解目前的趨勢所預示的未來之後，他們恐怕會更加沮喪：長期失業的人的就業前景將比運氣比較好、條件類似的人要差；就算找到工作，薪資也會低於條件類似的人。在高失業的那年進入勞動市場的人，壞運氣會顯現在其終生收入上。

經濟不安全

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麼有那麼多美國人愈來愈沒有安全感。即便現在有工作可做的人，也曉得那不是鐵飯碗。由於失業水準高、社會保障水準低，生活可能突然急轉直下；失去工作，意味著失去健康保險，甚至是失去房子。

工作看似有保障的人，退休生活也不安全，因為近年來美國改變了年金的管理方式。以前，大部分退休給付是透過定額給付退休辦法提供，也就是個人能夠確定在退休的時候拿到多少，而由企業負擔股市波動的風險。現在，大部分勞工改用確定提撥制，個人必須負責管理自己的退休帳戶，並且承擔股市波動和通貨膨脹的風險。這顯然有風險：如果有人聽從財務分析師的建議將錢投入股市，那麼二○○八那年肯定大受影響。

經濟大衰退對許多美國人造成三重打擊：工作、退休所得，以及房屋，全都岌岌可危。儘管，房地產泡沫曾為所得下降的後果提供暫時性的緩衝，在他們努力維持生活水準的時候，支出可以多於所得。事實上，在二○○○年代中期，也就是經濟大衰退來襲之前，底層八○％的人，支出約為所得的一一○％。

當泡泡爆掉之後，這些美國人不只必須量入為出，許多人更必須將支出壓低在所得之下，以償還龐大債務。背負抵押貸款的人，超過五分之一慘遭「沒頂」，房屋欠的錢比本身價值還高。這些房屋不再是支付退休生活或孩子大學教育學費的存錢筒，而是一種負擔。此外，許多人有失去房子之虞——不少人已經失去。我們注意到，自房地產泡沫化以來，失去房屋的數百萬戶家庭，不只失去頭上的屋頂，不少人失掉了畢生的積蓄。

在退休帳戶出現虧損、房屋價值損失六．五兆美元之後，一般美國人深受打擊，特別是原本就較為貧窮的美國人。二○○五到○九年間，一般非裔家庭損失五三％的財富，一般西班牙裔家庭損失六六％。就連典型美國白人的家庭財富淨值，也在二○○九年大幅下降為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九美元，比二○○五年少了一六％。

生活水準下降

到目前為止，儘管這些所得數據看起來黯淡，卻沒有充分反映大部分美國人生活水準下降的事實。許多人不只得面對經濟上的不安全感，健康方面的保障也愈來愈少。歐巴馬總統的健康照護計畫目的是為了擴大保障範圍，但經濟蕭條和隨之而來的預算緊縮，使情況往反方向走，窮人所依賴的醫療補助計畫（Medicaid）已經縮水。

缺乏健康保險是導致健康惡化的一個因素，尤其是窮人。美國的預期壽命是七十八歲，低於日本的八十三歲，或者澳洲或以色列的八十二歲。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二○○九年美國平均壽命在全球排名第四十，緊接在古巴之後；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和產婦死亡率略低於若干開發中國家，但是嬰兒死亡率比古巴、白俄羅斯和馬來西亞等國還要高。

前面說過，近三分之一世紀以來，典型全職男性勞工的所得原地踏步，沒有念過大學的人的所得則是下降。為了避免所得減少得更多，只好拉長工作時間，婦女和丈夫一起加入勞動行列。要注意的是，所得相關統計並沒有考慮休閒時間的喪失，以及對家庭生活品質帶來的影響。

除了冰冷的經濟事實，我們也能從社會型態的變化看到生活水準在下降。年輕成人和父母住在一起的百分比愈來愈高：二十五到三十四歲的男性有一九％，比二○○五年高出一四％，這個年齡群的女性與父母同住的比例，則從八％增為一○％。這些年輕人被稱做「回巢族」，因為缺乏獨自生活的能力，可能是被迫待在家裡或者畢業後回家住。就連結婚這件事，也因為缺乏所得和安全感而受到影響，男女同居而沒有結婚的人數比二○一○年躍增一三％。

普遍和持續性的貧窮，加上公共教育和其他社會支出長期投資不足的後果，也反映在其他的指標上，顯示我們的社會不像它應有的狀況那樣運作：儘管暴力犯罪統計數字跟一九九一年的高點相比有所改善，水準還是偏高，比其他先進工業國家糟得多，也對社會造成沉重的經濟與社會成本。

花在保護生命和財產上面的錢，無法增進福祉，只能防止事情惡化。可是我們將這些支出視為GDP的一部分，就和其他支出一樣。如果美國越來越高的分配不均，導致防止犯罪的支出增多，這些錢就會出現在GDP的增加上，但是我們不該將此和福祉的提升混為一談。

入獄服刑的人，甚至扭曲了失業統計數字。坐牢的人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原本的失業機會也比較高。如果不坐牢，這些人很可能使已經頗高的失業人數增加更多。從這個觀點來看，美國真正的失業率會很糟，比歐洲還要糟。

貧窮正在蔓延

經濟大衰退使得人數日益縮減的中產階級日子更難過。正如本章稍早之前所舉的家庭例子所示，底層的人生活格外艱困。

愈來愈多的美國人難以取得生活必需品，我們稱這種人為「窮人」。二○一○年，窮人的百分率為一五．一％，高於二○○七年的一二．五％。在最底層，二○一一年美國的赤貧家庭數目是一九九六年的兩倍，達一百五十萬戶。所謂赤貧，是依世界銀行針對開發中國家使用的貧窮基準，指每人每天靠二美元或更少的錢生活。

「貧窮差距」（poverty gap）指的是一國窮人平均所得低於官方貧窮線的百分率，則是另一個顯著的統計數字。美國的貧窮差距為三七％，是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排名最差的國家之一，和西班牙四○％、墨西哥三八．五％、韓國三六．六％等國相去不遠。

貧窮程度是以依賴政府滿足基本食物需求的美國人比例來表示，七個人裡面有一個；即使有政府協助，仍有人數眾多的美國人至少每月有一次是餓著肚子上床。他們不是在節食，而是買不起食物。

衡量貧窮和衡量所得一樣困難，爭議也不少。直到二○一一年之前，貧窮的基準是根據政府實施各種計畫前的所得；前面所說的各項數字，都是這麼得來的，代表了缺乏政府安全網之下的生活樣貌。

政府實施的計畫確實發揮了作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作用尤其大。許多計畫，例如失業保險，只針對面臨短期困境的人，提供短期的協助。一九九六年，為推動福利制度改革，實施了「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協調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福利給付訂有時間限制，聯邦政府的資金上限通常為五年。

觀察這些計畫，同時仔細檢查各個群體的不同需求，能讓我們看到更細微的貧窮畫面，鄉村地區的人，住屋成本較低，老人面對較高的醫療成本。和比較舊的基準相比，如今，鄉村的窮人較少，都市的窮人較多，貧窮的小孩較少，貧窮的老人較多，因為較舊的基準沒有考慮不同貧窮群體的不同狀況。根據新的基準，貧窮人數一直迅速增加，單單二○○九到一○年就增加約六％，因此，現在每六個美國人大約就有一個處於貧窮狀況。

事實上，我們擁有財富和資源，能夠消滅貧窮，社會安全和醫療照護保險計畫幾乎消除了老人中的貧窮。而且，不如美國富有的其他國家，在降低貧窮和分配不均方面，做得比美國還要好。

今天，美國約有四分之一的孩童生活在貧窮之中，尤其令人不安。選擇不對貧童的困境做任何事情，將對國家產生長遠影響。

不再公平的機會

相信美國基本上是公平的，以及我們生活在機會均等的國度中，有助於我們凝聚起來，這是美國人強而有力且由來已久的迷思。而且，它愈來愈像只是個迷思。

當然也有例外，但對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來說，重要的不是極少數的成功故事，而是攸關身處底層和中層多數人的事。這群人進入頂層的機會有多高？子女過得比父母好的可能性有多高？

個充滿機會的國度，那麼照理說，生於貧窮或低教育程度家庭的人，成功進入頂層一○％的機會和生於富裕、教育程度高、背景良好家庭的人一樣。但其實根本不是如此，證據顯示，情況變得更糟。根據「經濟流動性計畫」（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的研究，美國比起其他受調查的國家，「父母的教育程度和子女的經濟、教育與社會情緒結果關聯比過去更高」。其他國家包括英國、法國、德國和義大利等「舊歐洲」國家、其他講英語的國家如加拿大和澳洲，以及瑞典、芬蘭和丹麥等北歐國家。其他不少研究也證實了這些發現。

機會減少和分配不均升高兩者同時發生，這樣的型態在各國都看得到，分配比較不均的國家，機會也比較不均等。這種關係格外令人不安的地方，在於它所預示的國家未來景象：近來分配不均升高，意味著將來機會水準會下降，分配不均水準則會上升，除非我們做些什麼。否則，二○五三年的美國，社會分裂程度將遠高於二○一三年的美國。接下來各章將談到的，隨著分配不均而產生的所有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也將更形惡化。

更糟糕的是，底層的人很有可能繼續待在那裡，就像頂層的人那樣。其他國家大致也是如此。尤其美國，往上爬的機會要低得多，生在底層家庭的孩子，只有五八％出人頭地，而當他們確實往上爬，通常只能爬高一點點。此外，在美國，一旦某個人進入頂層，也比較有可能繼續保持在頂層。

我們還可以用其他方式，彙總窮人的不利處境。新聞工作者蔡特（Jonathan Chait）要我們注意經濟流動性計畫和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研究當中兩個最顯著的統計數字：

● 學業優秀的窮人家孩子，和中學成績差的較富裕孩子比起來，比較不可能從大學畢業。

● 即使窮人家的孩子念完大學，也比富裕人家的低成就子女貧窮。

這並不叫人驚訝，畢竟「教育是成功之鑰」。在頂層，這個國家讓精英接受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但一般美國人只得到普通的教育。美國高知名度學府的學生組成，鮮明地反映了教育機會分配不均的事實：只有約九％來自人口的下半層，七四％則來自頂層的四分之一。

到目前為止，我們描繪的是日益分裂的社經畫面。它不只呈現在所得資料中，也出現在健康、教育、犯罪上。父母的所得和教育分配不均，直接化為教育機會的分配不均，機會的分配不均甚至早在入學前就已經存在，也就是「營養」和「暴露在污染環境」的情況有所差異，並且造成終生的影響。因此，生長在貧窮家庭的人，很難逃脫經濟學家所說的「貧窮陷阱」（poverty trap）。

雖然有這些黯淡的資料，美國人仍然相信機會的迷思。根據一項普優基金會（Pew Foundation）所做的民調發現，「每十個美國人，約有七個已在人生的某個時點，實現或者可望實現美國夢」。就算是迷思，「相信每個人都有公平的機會」這樣的信念確實有助激勵人們努力工作：看起來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即使眼前有人坐頭等艙，而其他人坐的是經濟艙；下一趟航程，位子可能反過來。這樣的信念有助於美國避開若干歐洲國家的階級分化和緊張。同樣地，隨著現實根深柢固，大部分美國人終於了解經濟遊戲對自己不利之後，曾有的信念便顯得岌岌可危，疏離漸漸取代激勵。久之，社會不再展現凝聚力，而是出現新的裂痕。

任由頂層抓一塊更大的派

就在人們愈發同情那些為生計而掙扎的貧窮家庭之際，位居頂層的人卻日益惹惱大眾。曾經，社會有廣泛共識，認為頂層是因為付出勞力才賺到那麼多錢，所以對他們讚譽有佳。但在最近這次危機中，銀行高階主管造成龐大虧損，卻仍坐領高額獎金；企業在裁員、聲稱養不起那麼多員工的同時，卻將省下來的錢轉為高階主管的高額獎金。於是，讚美變成了怒吼。

企業高階主管，包括造成危機的那些人的薪酬之高，可以說明一切。我們說過，執行長的待遇和一般勞工的待遇之間存在兩百倍以上的巨大差距，這個數字顯著高於其他國家，例如日本只有十六比一，甚至遠高於四分之一世紀前的美國。以前，美國的比率是三十比一。相較之下，現在看起來相當奇特。

不加細究的話，我們很容易認為，這些年來執行長們的生產力相對於一般勞工提高了許多。其實，從可以取得的美國公司經營成功資料來看，這樣的看法根本站不住腳。其他國家的高階主管也仿效美國同行，要求領取高薪。

與他國相比

放眼全球，美國的分配不均水準，不只是先進工業國家中最高的，相較於其他國家，分配不均水準的絕對值也在持續升高。事實上，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差距已經拉大。一九八○年代中期以來，法國、匈牙利和比利時的分配不均沒有顯著升高，土耳其、希臘的分配不均實際上已經下降。如今，美國的分配不均水準正接近那些機能障礙社會的水準，例如伊朗、牙買加、烏干達和菲律賓等。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 Development Program，UNDP）制定了一個「人類發展」的基準，用來彙總所得、健康和教育等方面的指標。在調整分配不均的影響之前，美國二○一一年的排名是第四，看起來相當不錯，只落後挪威、澳洲和荷蘭。一旦考慮分配不均，美國的排名便落到第二十三，落後所有歐洲國家。

所有北歐國家的排名都遠高於美國，這些國家不只提供國民普及教育，也提供完善的健康照護。對此，美國的標準說詞是：挹注這些福利給付的稅收會扼殺經濟成長。其實並不然。事實上，從二○○○年到二○一○年，稅率很高的瑞典經濟成長得遠比美國快，瑞典的年平均成長率為二．三一％，美國為一．八五％。

這些國家中，有位前財政部長告訴我：「我們因為課徵高稅率而成長得這麼快，表現得這麼好。」他的意思當然不是說財稅本身帶來比較高的成長，而是用稅收挹注公共支出，投資於教育、科技和基礎設施，而公共支出維繫了高成長，其所產生的正面影響大於高稅負帶來的不利影響。

吉尼係數的背後

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是分配不均的一個重要指標。當人口等比例分享所得，也就是底層一○％的人得到約一○％的所得，底層二○％的人得到二○％，依此類推，那麼，吉尼係數是零，表示沒有分配不均的情形。相反地，若所有的所得歸於頂層一人所有，吉尼係數將是一。從某種意義來說，這表示「完全」分配不均。

比較均等的社會，吉尼係數是○．三或更低，包括瑞典、挪威和德國。最不均等的社會，吉尼係數達○．五或更高，包括非洲一些國家，例如南非有種族分配不均歷史，和長久以來以社會和政治分裂著稱的拉丁美洲國家。美國尚未躋身這個「不均拔尖」團，但已經在朝那個方向邁進。一九八○年，我們的吉尼係數才○．四，今天便已升抵○．四七。根據聯合國的資料，我們略比伊朗、土耳其不均，卻遠比歐盟的任何一國來得不均得多。

所得分配不均的指標並未充分反映分配不公的重要面向。美國的分配不均情形，事實上可能遠比數字所顯示的還要糟。在其他的先進工業國，家庭不必擔心如何支付醫療費用，或者是否負擔得起父母親的健康照護；獲得像樣的健康照護，被視為基本人權。在這樣的國家中，失去工作是件大事，但至少有一張安全網。除了美國，沒有一個國家有那麼多人擔心失去住屋，對於中底層的美國人來說，經濟不安全已是生活現實。這是非常真實的大事，卻沒有反映在上面所說的各種指標當中。否則，美國所發生的事情和各國相比可能糟得多。

結論

危機爆發之前的那幾年，許多歐洲人視美國為典範，想知道他們可以如何改革經濟，像美國那樣運作良好。歐洲也有自己的問題，主要是因為各國結合形成貨幣聯盟的時候，沒有做好必要的政治和機制安排，使其運作不良，所以，現在為沒有做好這件事而付出高昂的代價。撇開這點不談，他們以及世界各國現在終於曉得，平均每人GDP不能提供清晰的畫面，讓我們看清社會中大部分公民發生的事情，以及了解經濟運作的真實情形。一直以來，外界都被平均每人GDP資料誤導，認為美國表現良好。

早在二○○八年，深入觀察的經濟學家便曉得，靠債務驅動的成長難以持久；即使表面上看起來運轉順暢，然而頂層巨大的利得扭曲了整幅畫面，大部分美國人的所得已在下降之中。

經濟體是否成功，只能以觀察一段相當長的期間內大部分公民的廣義生活水準發生什麼事情來評估。以這種方式來看，美國的經濟表現並不好，而且至少三分之一世紀以來都是如此。雖然從一九八○到二○一○年，美國的平均每人GDP增長了四分之三，但是正如我們說過的，大部分全職男性勞工的所得卻下降。對這些勞工來說，美國經濟未能帶來他們所期望的生活水準提升。美國的經濟引擎並沒有失去生產的能力，問題出在美國經濟引擎的運作方式，是將成長的利益交給頂端人數愈來愈少的天之驕子，甚至取走以前給底層的一些東西。本章點出美國經濟一些鮮明且叫人不安的事實：

一、近年美國的所得成長，主要發生在頂層的一％。

二、因此分配不均與日俱升。

三、所以底層和中層實際上反而比世紀之初還要窮。

四、財富分配不均甚至高於所得分配不均。

五、顯然不只所得有分配不均的現象，反映生活水準的其他各種變數（例如不安全感和健康）也一樣。

六、底層的日子格外嚴峻，經濟衰退又使情況更糟。

七、中產階級空洞化。

八、所得流動性極低。「美國是個充滿機會的國土」，已經成為一種迷思。

九、美國分配不均的程度高於其他先進工業國，在矯正這些分配不均方面，美國做得比別人少，而且，分配不均上升的速度比其他國家要快。

美國的右派人士希望宣揚「美國是充滿機會的國度」、「大部分人從市場經濟得到利益」，尤其是在雷根解除經濟管制、縮小政府的規模之後。儘管右派的成員想要否定我們所說的事實，但資料日積月累，很難如願以償。尤其，他們無法否認底層和中產階級的日子過得很差，頂層則取走這個國家愈來愈大的所得百分比；而且，底層或中層爬到頂層的機會，遠低於頂層繼續待在那裡的機會。此外，右翼也無法否認政府能夠協助改善貧窮的事實，而這表示，包括社會安全在內的政府計畫縮減，除非設計得非常小心謹慎，否則可能使貧窮惡化。

對此，右派祭出四種說法來反駁。第一，任何一年總有人窮困潦倒，也有其他的人飛黃騰達，真正重要的是終生分配不均。一般說來，所得最低的人到了晚年會有比較高的所得，因此終生分配不均低於這些數字所顯示的。經濟學家曾經認真觀察終生所得的差異，遺憾的是，右派的願望和今天的事實並不吻合：終生分配不均很高，在任一個時點，幾乎和所得分配不均一樣高，而且近年來增加幅度很大。

右派有時宣稱，美國的貧窮不是真正的貧窮。畢竟美國的大部分窮人擁有其他國家的窮人難以奢望的舒適便利設施，例如電視、室內盥洗室、暖氣，也有免費的學校可念，應該感激活在美國。但是，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一個研究小組發現，我們不能忽視「相對剝奪」（relative deprivation）。根據美國各都市的基本公共衛生標準，室內盥洗室是基本配備。中國生產便宜的電視機，連窮人也買得起，即使在貧窮的印度和中國鄉村，也普遍有電視可看。在今天的世界中，這並不是富裕的象徵。有小型電視可看，並不能意味著他們就不貧窮，也不表示他們正參與美國人的夢想。

第三個反應是在統計數字裡面挑骨頭。有些人可能宣稱，通貨膨脹數字高估，因此所得成長可能低估。真要說有問題的話，我懷疑那些數字低估了典型美國家庭所面臨的痛苦：當家庭成員為了維持生活水準而工作更長的時間，便經常傷害到家庭生活。本章前面談過，美國窮人和中產階級的不安全感與日俱增，而這並沒有反映在所得統計數字中。我們可以推斷，真正的分配不均可能遠高於各項指標所顯示的。最近，美國統計調查局仔細觀察貧窮統計數字，發現二○一○年的貧窮率從一五．二％上升為一六％。

右派最後反駁的一點，指分配不均有經濟和道德上的理由，並且宣稱對分配不均做任何事情，就會「殺了金鵝」，減弱美國經濟的成長力道，連窮人也會身受其害。正如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羅姆尼（Mitt Romney）所說的，「分配不均應該是私下悄悄討論的事情。」

在機會國度中，窮人似乎只能怪自己。後面的章節會討論這些論點。大體而言，我們不只不應該怪罪窮人應該為自己的困境負責，也不該採信「頂層是靠自己的力量賺到錢」的那種說法。整體而言，頂層一％的人不是靠自己有重大的社會貢獻而賺到那麼多的收入。所謂重大的社會貢獻，是指像一些偉大的思想家改變人們對世界的理解，或者偉大的創新者使我們的經濟改頭換面。最後，我們也將說明，為何營造更為均等的社會能夠創造活力更充沛的經濟。

經濟大蕭條的創傷，不計其數的人失去工作和房子，已經引發連鎖反應，不只影響當事人的生活，更影響整個社會。現在我們知道，對大部分美國人來說，即使在衰退前，經濟的表現也不如應有的水準。我們不能再忽視美國愈來愈高的分配不均，以及這件事造成的嚴峻經濟、政治和社會後果。但如果我們想知道應該做些什麼事，就必須先了解是什麼樣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力量使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