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當代政經危機的全診斷

南方朔（知名政論家，社會觀察家）

普雷斯曼（Steven Pressman）教授在所編的《歷史上的五十大經濟學家》（Fifty Major Economists）一書中，將二○○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列名其中。

該書介紹了史迪格里茲的生平、學術貢獻和個人特質。他的母親是新政民主黨員，對小羅斯福總統時代的改革至為推崇。他的父親則是為「傑佛遜式」的民主黨員。出生在這樣的家庭，使得史迪格里茲對政府應該為善的職能有極大的期許，並使他成為經濟學家中極有道德責任感的一位。而在專業的學術上，他最大的原創貢獻乃是在資訊經濟學上。他早就指出，市場的完善必須立基於資訊的完善。但事實上，資訊的不對等和不完善司空見慣，因而造成了市場交易甚至總體經濟策略決定的不斷錯誤。這也使得他成了經濟學家裡批判市場和總體經濟學最著名的旗手。他是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之間面對經濟危機時，最有力的「新凱因斯總體經濟學派」的掌門。

史迪格里茲在一九九三至九七年間，曾任柯林頓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在九五至九七年間甚至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在白宮經濟顧問的這段期間，由於參與決策，對現實的上層經濟運作知道的多，他那種嫉惡如仇的本性即開始顯露。他認為，美國有強大主控力的「國際貨幣基金」（IMF）和美國財政部所做的都是為了美國的金融社群的利益，而不是為了有助於全球經濟的穩定和幫助別國以解決經濟問題。為了這個原因，他和美國財政部及國際貨幣基金經常處於對立的狀態。也因如此，他遂於一九九七年辭去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同時獲聘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

儘管換了跑道，但他和美國財政部及國際貨幣基金的衝突卻仍持續。世界銀行的成立宗旨是幫助窮國脫貧，但在美國財政部及國際貨幣基金的干預下，卻對窮國貸款課以高利率，使窮國處於債務違約的風險中，惡化了窮國的問題。

對此，史迪格里茲批評得不遺餘力；而對一九九○年代末的亞洲金融風暴，他也批評國際貨幣基金對亞洲國家提高利率、造成大量公司破產倒閉之過。因為他對美國財政部及國際貨幣基金不斷的批評，使得美國財政部不斷向世界銀行施壓，要他靜音。由於他受夠了這種政治壓力，於是二○○○年他離開了世界銀行，重返校園，到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二○○一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劫貪濟富的流氓資本主義由上面的簡述，可見史迪格里茲可說是近代經濟學界少有的批判型知識分子、經濟學家。他對理性的個人、非理性的市場有著卓越的洞見，這在以前經濟問題尚未累積成重大危機的時候，人們或許將他的見解看成是一種經濟學家的學派之見。但自從二○○八年金融海嘯以來，美國及全球經濟危機日益沉重，經濟圈和一般的知識界才發現到，當今的危機其實早已在他的總體經濟學中有了洞澈性的預見。

這也是近年來他每有著作問世，世人都普遍重視的原因。

在我的知識標準裡，他已是近代天王級的政治經濟評論家。最近他出版的《不公平的代價》可以說即是一部政治經濟與社會評論的經典著作。本書條理清晰，思想深刻銳利，最難得的是，書中洋溢著高度的道德責任意識。他在本書第七章，甚至用了「流氓資本主義」這樣的名詞，來形容當今美國資本主義政經體制是如何的在劫貧濟富、製造社會的不公平。由這個名詞可以看出他的義憤！

《不公平的代價》開宗明義即指出，近三十年來美國的貧富不均在日益惡化中。在二○○八年金融危機前，頂層一％的人口取走總國民所得增幅的六五％以上。到了二○一○年，美國要努力站起來的時候，一％的人取走了經濟復甦額外創造的九三％的財富。企業執行長的一年薪酬與一般勞工相比為二四三比一，頂層一％一個星期的所得比底層五分之一人口一年所賺還多了四○％；至於頂層○．一％一天半所賺幾為底層九○％一年所賺；所得最高二○％的人，他們全部總所得比底層八○％的人加起來還多。由於貧富嚴重不均，窮人疏於照護，美國人的預期平均壽命為七十八歲，遠低於日本的八十三歲；美國的嬰兒死亡率比古巴、白俄羅斯及馬來西亞還高；二○一○年美國窮人比例為一五．一％，高於二○○七年的一二．五％。

這種貧富懸殊目前已被跨代遺傳，好學校的學生只有九％來自人口的下半層，七四％則來自頂層的四分之一。

根據二○一二年大選時的統計，美國的累積國債在歐巴馬的第一個任期內，已由一○．六兆美元增至一六．二兆；美國的名目生產率是八％左右，有一千兩百萬人正在找工作而無業可就，但實質上還有另外的六百萬人已因長期失業而退出了勞動市場，這兩者相加，美國的真實失業率應該已到了一二％的水準，特別是青年的失業率已到了四○％的水準；而美國人領取政府糧食券維生的家庭，已由四年前的一千四百五十萬戶增為二千二百五十萬戶。美國雖然不振，但二○一二年的第三季仍有二％的成長率，但國民每週平均薪資，名目上是七五一．二二美元增至八一一．一五美元，但若扣除通貨膨脹，其實是減少了一％。

因此，由上述的硬數字，可以看出美國的貧富差距是在擴大之中；由於貧富差距的遺傳以趨固定，以前的人相信美國是個機會無限的「幸福寶地」之說已不再可能。美國不再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度，而是「一％有、一％治、一％享」的社會，而由貧富的動態演變，可以說那極富的○．一％或一％，他們財富的增加乃是以極大多數人財富的減少為代價而造成的，這已是在劫貧濟富。這也是史迪格里茲將當今的體制稱為「流氓資本主義」的原因。

期待新進步主義時代來臨《不公平的代價》開宗明義即揭櫫了美國貧富不均的這個課題。但美國貧富不均的擴大，隨著「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展開，早已人盡皆知。任何中等程度的新聞工作者，都不難對此侃侃而論，犯不著由史迪格里茲這樣的大家出手。於是，便進入了本書的核心部分，他那種「市場失靈，政府失能」的政經病理學的分析，而這正好是史迪格里茲學術專業的核心。

在學術上，他最大的貢獻乃是市場的不完善性，而最大的原因就在於資訊的不完全和不均衡。由於資訊即是權力，因此在經濟社群裡，最富的人擁有完全不符比例的超大特權。大銀行可以從事欺詐性或掠奪式的貸款，可以推出欺詐式的金融衍生性商品，可以推動暴利形同掠奪的信用卡。

除了這種藉著資訊壟斷而牟取到的暴利外，他們還可藉著龐大的財力而進行政治遊說，使政府自動放棄監督的責任，甚至透過政府的公權力而獲得種種補貼和利益輸送。人們所謂的「市場自由競爭」事實上早已不存在。這都是造成「市場失靈，政府失能」的關鍵，也是金融海嘯發生的原因。

因此，在本書第二章到第六章對「市場失靈，政府失能」所做的病理診斷，乃是我讀過的最有知識縱深、也最吻合現實的深度批評。他將控制了經濟資訊權的極少數富人企業高層，如何濫用權力、牟取不當利得的行徑一一指出。例如企業高層如何藉著規避責任，以酬勞議價的方式獲得千萬甚至上億的年薪；如何透過權力的運作以保持壟斷來獲取利益；如何透過資訊的不對等來向窮人進行詐欺，以及透過遊說參與甚或主導政府的角色，來制定對他們有利的遊戲規則，使他們獲得動輒千百億元的補貼暴利和特許權益，並享盡稅法上的優惠利益。他在這方面的分析，甚至政治批評家都沒有他的深度和廣度。

最近我讀到哥倫比亞大學另一位著名學者薩克斯（Jeffrey D. Sachs）教授的新書《文明的代價》（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書中指出，美國銀行家、大公司等特殊利益關係的遊說其實是已到了極恐怖的程度。例如二○○七年時，有一百八十八名聯邦參議員和眾議員再不幹議員後已正式轉任遊說客。而在一九九八至二○○四年間，半數卸任的參議員、四二％的卸任眾議員都成了遊說客。另外，有三千六百名國會助理當了遊說客。二○○八年的一項調查指出，布希政府時的官員有三百一十人、柯林頓政府時的兩百八十三名官員都改行遊說。大公司的老闆高幹和政治權貴早已混合為一。這時候再說什麼「政府有能」，早已成了空談；「政府失能」已成了常態。

本書在做了病理學分析後，最後的四章乃是從人類宏觀的角度，根據他的政治經濟學見解來談可能是本書最重要的部分了。包括法治的重建、總體經濟中的赤字與就業、倫理學的重新重視，以及如何走向未來等重大的改革方向。

近年來，世界上普遍出現一種新主張，就是自從一九八○年代以來，這個世界已經進入新的貪婪自私年代。官吏的貪污及官商勾結加重，有錢的老闆高幹則多行不義，造成了貧富差距的擴大，也危及經濟的成長，促成了民主認同的倒退。因此，知識界已在呼籲一個「新的進步主義時代」，而史迪格里茲這本著作就是這股趨勢下的重量著作。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可以從本書中獲得極多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