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与谷歌双子会面

第十一章

与谷歌双子会面

ALIBABA’S WORLD

How a Remarkable

Chinese Company

Is Changing the Face of Global Business.

2004年杭州，一个看起来平常的阴雨天下午，一封不曾预料的邮件，提起了我的兴致。谷歌团队要来中国，他们想见我们。

一个月前，谷歌上市，刷新了IPO的最高纪录，借着这股旋风，谷歌的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成了互联网行业的新晋亿万富翁和行业英雄。一时，两人占据了所有杂志的封面。与他们见面，就像是去见奥兹国的魔法师，还没见到人，先看见了光环。

我们一直密切关注谷歌的发展，对他们充满敬畏。但敬畏中带有些许的畏惧，但并没有被吓住。谷歌两个创始人来中国的用意很明显：谷歌将注意力转向了中国市场。我们最担心的情况是在谷歌总部，穿着实验服的谷歌技术工程师轻轻掰下“阿里巴巴杀手”的开关，然后阿里巴巴就消失了。不过，当谷歌的这两个家伙敲你家的门时，你最好去开门迎客。如果有机会能让他们支持我们而不与我们作对，我们就应该争取。所以最后决定，由马云、蔡崇信和我赴上海君悦大酒店一间私密会议室，与谷歌团队会面。

因为不断在谷歌搜索上打广告，我对谷歌的崇拜之情也随之增加。在被隔离的那一周，我几乎每天监测我们的广告效果，并且不断增加我们的广告投放力度。我几乎每时每刻都盯在电脑前，查看谷歌广告报告，看看每天、每小时、每分钟有多少新增加的点击量。我们在一间中国大陆的公寓里，就能协调全球营销活动，这一点让我感到惊喜。我迷上了谷歌，我惊叹谷歌如此简单的模式，作用却如此强大。

不到一年的时间，广告预算从最初的600美元，增长到100万美元，我们成了谷歌在中国最大的广告客户。随着广告预算不断增加，两家公司的关系也不断拉近，2004年春天，我和同事一行乘飞机前往硅谷谷歌总部，与谷歌员工沟通在其网站上打广告的体验。

从杭州去谷歌总部像是去麦加朝圣般神圣，我们深知，这次能亲眼看看互联网行业的中心地带，机会非常难得。走在巨大的谷歌园区，玻璃与钢筋建造的建筑物分布其中，谷歌员工在建筑物之间的空地上，有的打排球，有的滑轮滑，有的穿着短袖，戴着墨镜，品着拿铁咖啡，为下一个伟大创新做着头脑风暴。这里的风格与中国混乱的互联网行业迥然不同，它像是平行于外界的另一个世界。如果说阿里巴巴杭州的办公室是破旧的谢维特，熠熠闪光的谷歌总部就像是台崭新的保时捷。除了都是技术型车外，两者毫无相近之处。这个办公区所包含的巨大能量，让我记忆深刻。

5个月后，我在上海的一家酒店大厅等待着谢尔盖和拉里了。蔡崇信和马云还在来的路上，我到得稍早，在酒店大堂踱步。从窗户向外眺望黄浦江，在上海灰蒙蒙的雾霭中，我尝试分辨外滩边的殖民建筑。上次去谷歌总部没见到这两位谷歌创始人，我很期待这次能见到他们，一睹真容。

等到蔡崇信和马云后，我们三个先坐下来商量对策。谷歌员工没有明确表达这次会晤的目的，他们的用意是什么，只能靠猜。我们私下里认为，甚至可以说是希望谷歌提议双方达成伙伴关系，或者购买我们的大额股份。但我们决定走一步稳妥的棋。“谷歌主动要求见我们，所以我们去见面，听听什么情况再说。”蔡崇信说，“没必要向他们摊牌。”

我们到达会议室，谷歌员工和我们寒暄，请我们先就座，谷歌团队其他成员正在会间休息，会稍后到。我们环顾了会场，很显然我们不是谷歌那天见的唯一客人。会场椅子四散，会议桌上堆满了零散的文件和吃剩下的零食。曾以为这次将是一个正式讨论潜在合作可能性的会议，但眼前这一切更像是走进了谷歌内部头脑风暴会议。

等待的同时，我们和谷歌员工聊了起来，他们是国际销售和运营部门的高级主管。随着上市成功，他们告诉我们，谷歌现在将注意力转向了国际市场。他们还提到，为了这次环球旅行，还包了一架私人飞机，但说这个似乎有些没什么必要。

忽然，拉里·佩奇进了会议室，和我们一一握手，他在桌子的另一端坐了下来。我在很多地方读过有关他的文章，我期待着一位魅力十足、散发着个人光芒的互联网先锋出现在我面前，但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技术狂人。他弓着背，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说话时，声音很尖，语调单一，目光一直对着谷歌员工，没怎么看我们。他转身时，头和肩膀同时微动，举手投足像个机器人。他的风格让谷歌员工也感到尴尬，也让其他人感到不适。尽管他是个让人尊敬的人，但和他热络起来却很困难。

拉里提了一个问题，顿时击碎了我们认为谷歌来上海是为了提出收购的希望，他问：“那么，阿里巴巴是什么？”

显然拉里根本不了解我们，马云似乎也没介意，花了几分钟，简单地向谷歌团队介绍了阿里巴巴的业务和历史。马云一如既往，面带微笑，充满热情，但谷歌团队似乎听过无数类似的故事，显得毫无兴趣。

我们仍然不清楚谷歌的动机，所以我们问了问这次会议的目的。然而，谷歌却问了一系列关于公司运营和收入模式的问题作为回应。

“你们绝大多数的广告客户在哪里，是在大城市还是分布于全国？”

“你们如何向这些客户销售，通过中介还是直接销售？”

“你们销售团队有多少人？给他们付多少薪水？给他们提供什么授权？”

一开始我们非常礼貌地回答，但随着时间推移，会议的目的越发明朗—我们被“谷歌（搜索）”了。阿里巴巴被扒了个精光，并且他们所获得的信息都被谷歌收集了起来。犹如连珠炮似的提问还在继续，我意识到阿里巴巴只是众多公司中的一家，谷歌团队会见了这些公司的高管，然后收集信息，好利用这些信息与我们竞争。

我望了望马云的反应。他的笑容已经消失，面露不快，身体在椅子里越陷越深。看到他的表情，我知道他很失望，甚至感到厌恶。蔡崇信也同样被惹恼，我们的回答开始变得官方，会议的气氛令人难堪。

当问到了某个特别敏感的问题，我试着用玩笑让会场气氛变得轻松点儿，“我们可以告诉你们答案，但首先得把你们谷歌搜索引擎的算法告诉我们。”蔡崇信和马云笑了起来，但拉里和他的团队面不改色，继续着他们的问询。

或许是觉察到了我们的不适，一位谷歌的普通员工插了句话。

“众所周知，阿里巴巴现在是谷歌在中国最大的广告客户，我们想得到你们的反馈，以便我们更好地改进。”

因为我专门负责在谷歌投放广告，蔡崇信和马云都朝我看了过来。“嗯，和雅虎比起来，我们更喜欢谷歌的技术，更重要的是，满意我们得到的结果。”我这样告诉他们，“但有一点，雅虎提供的服务更让我们满意。雅虎团队专门花时间和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的广告投放更加有效。”

拉里插话进来，开玩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用雅虎的服务，而要给谷歌付钱呢？”

我看了看马云，看到他非常震惊的脸。虽然这仅仅是个玩笑（无聊的玩笑），但拉里的回答揭示了谷歌作为一个技术公司与阿里巴巴这个服务公司之间最深刻的差别。与雅虎一样，阿里巴巴从一开始就使用人工编辑，并以此为傲，这与马云公开申明过的理念一致，即：“我们不是一家互联网公司，我们是一家服务公司。”谷歌，恰恰相反，认为任何事情都可以由机器完成，其中包括客户服务。鉴于这个区别，比起谷歌的创始人，马云与杨致远更加投缘也就不足为奇了。

眼看着会议陷入僵局，谢尔盖·布林，大声嚼着一个苹果，进入了会议室。他和我们打了招呼，并没有选择加入会谈，而是在会议室里走来走去，啃几口苹果，时不时插上几句。他穿着休闲，瓜子脸，黑色的头发梳在脑后，像是刚从斯坦福大学校园里玩完飞盘比赛归来的样子。他待人随和的风格，精力充沛的状态似乎受硅谷的影响更多，而非他的祖国—俄罗斯。一开始，谢尔盖和拉里的搭配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和谐，拉里看起来就是个电脑狂人，每天足不出户的宅男。但谢尔盖一说话就可以看出，他随和的外表下，有着一颗专注且坚定的内心，并且热衷于攻克复杂问题。

“我来之前，大家都聊了些什么？”他问。

马云又把之前说的主要信息重复了一遍，谢尔盖则还在屋里转悠。尽管在屋里走来走去，却感觉他在掌控着这次会议，给人以傲慢之感，谢尔盖很显然就是谷歌双子中更善于与人打交道的那一位。虽然两家公司的风格不一致，马云还是与谢尔盖热络起来，会议的氛围也变友好了。过了一会儿，谢尔盖坐了下来，话题转移到中国政府对网络的监管。

我们都知道谷歌在中国市场，面临一个困境，特别是在监管领域。虽然谷歌在中国还未建立实体公司，但通过口口相传，谷歌在中国的服务增长迅速。谷歌在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服务时常被防火墙封锁。如果谷歌真想成为中国搜索领域的领导者，则需要建立起本地的运营，搭建本地团队，也就意味着遵守本地法律。

在之前与谷歌员工的谈话中我发现，在其公司内部，还没有就如何应对审查问题达成一致。我尊重并且敬佩谷歌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不作恶”的理念，但我也认识到，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谢尔盖是第一个主动聊起这个话题的人。

“我们仍在研究如何建立起我们的中国网站，”他说，“很显然，防火墙是个关键。我们让谷歌搜索显示未经过滤的信息，然后中国政府自身的防火墙主动剔除那些政治敏感的结果，如果这样，你认为中国政府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是对我来说最理想的状态，这样我们就不用主动去过滤了。”

马云摇了摇脑袋，“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但政府绝对不会接受”。

“为什么？”

“从政府的角度看，这就像是你去了一个国家，走在大街上，随手乱扔垃圾，期待着警察会跟在后面，帮你捡垃圾。”

谷歌团队似乎有些沮丧，谢尔盖又提出了一些其他想法，谷歌高层希望能在中国不用审查搜索结果，还能开展业务。但在马云看来，这些想法没一个能满足遵守当地法律这一基本要求。

“要知道，”马云说，“中国政府十分支持互联网。我从1995年就开始做互联网业务，我从来没碰到过任何人找我说，‘马云，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如果你们在中国的业务能够为这里的人们带来工作机会，你们就对社会有益，政府就会支持你。你在中国运营业务，你就需要遵守中国的法律。这对于任何公司、任何国家都一样。”

谷歌团队沉默了。自己审查内容，对于他们来说很难接受。谷歌公开宣称自己的使命就是“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益”。这个使命本质上要求每个人都能获得信息，继而为草根阶层带来经济、社会甚至政治上的权力。

在谷歌团队考虑这些选择的时候，会议室几度沉寂。当一位谷歌员工提示时间到了的时候，才打破了沉默。在我们握手道别时，我意识到谷歌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弄清楚在中国开展业务需要厘清的道德问题。但我也知道他们终究会找到方法，而到那时，我们最好也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