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因SARS被隔离的日子

第九章

因SARS被隔离的日子

ALIBABA’S WORLD

How a Remarkable

Chinese Company

Is Changing the Face of Global Business.

时间进入2003年，羊年在热闹的庆祝氛围中到来。绚烂的烟火在杭州的上空绽放，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在我住的小区回响。我实现了自己环游世界的梦想，现在决定集中精力，重新点燃责任感，再次回到阿里巴巴的怀抱。这次旅行十分愉快，看了外面的世界，但又十分期待再次感受与创业企业团队同甘共苦的友情。与我第一次加入阿里巴巴时不同，这次赚钱已不是主要的目的，我答应回来后工资减半。我想作为仅有的两个西方人中的一个外国人，在汉语环境中对提升汉语水平也大有裨益。

春节过后，大街上恢复了平静，阿里巴巴在一家酒店组织了全员参加的聚会，以庆祝新年。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在我走的这些日子，阿里巴巴会有什么改变。当我到达酒店时，我十分惊喜地听到从会议室传出的欢呼声和舞曲鼓点的声音，并且看见很多年轻的面孔涌入会场。氛围和一年前相比，简直有180度大转弯。就在几个月前，公司开始赢利，今晚就是一个庆祝之夜。

关明生也加入了狂欢，与员工一起欢呼，不断高喊，这些员工大多数都比他小20岁。公司的精神面貌和业绩有了极大的好转，我立刻意识到我对关明生的管理风格的最初印象是多么不准确。我整整绕了一大圈后，才认识到关明生正是阿里巴巴所需要的COO。关明生没有给公司定下一个死板的中枢，相反，他提供了一个外骨骼—防止公司在成长过程中失去控制的外部约束。他花心思整理了阿里巴巴的价值观并落实到纸面，这一关键措施帮助公司不断扩大规模，而又不失其创业精神和坚韧的团队文化。这正是年轻公司培养新领导所需要的。

其中有位领导人物就是李琪，国际运营业务的负责人，我的新上司。大厅里人头攒动，音乐声隆隆，李琪跃上了舞台，拿了一只话筒，邀请每个人都跳起来。我们拥上了舞台，气球飞舞，旗帜飘飘，我们跳着，唱着，欢呼着，为阿里巴巴蒸蒸日上感到由衷的高兴。经过一个寒冷、灰暗的冬天，互联网的春天来了。

回到办公室的第一天，我和李琪坐下来，讨论今年的战略。他个子不高，长得粗壮，戴着大号的黑框眼镜，看起来有些像Run-DMC（美国黑人说唱乐队）的中国成员。他声音低沉、沙哑，他尖锐、开着稍微有些粗俗的玩笑，开会时逗得员工前仰后合，但他性格的另一面则异常强硬。和马云开明、和气的风格不同，李琪关注并且只看重行动和结果，过程漂不漂亮对他来说没什么意义。

马云的人生经历，让他无论与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交流都游刃有余。而李琪与外国人的关系则要复杂许多。与许多中国人很像，李琪对美国人既羡慕又不满。当然，他的不满情有可原。他曾经向我讲过如何在80年代考上广州最好的大学，但被人拒绝在五星级花园酒店门口，就仅仅因为他是个当地的中国人。外国人可以在酒店进出自由—这是当时刚开放时采取的政策，因为通常当地人被认为不可能有经济实力住酒店。李琪的英文阅读和听力没有问题，但他不愿意张口说，所以开会时用汉语。这对提高我的汉语水平来说帮助极大，但在战略讨论环节，用汉语论证我自己的观点时，还是会力不从心。

尽管这样，我依然羡慕李琪。他在公司有中国黄页业务的时候，就加入了马云的团队，他身上具有真正的创业家精神。他坚定，果敢，一手搭建了阿里巴巴的全国销售团队，这是阿里巴巴实现赢利的关键因素之一。他接地气，务实，正好能平衡马云的角色。如果马云是比尔·盖茨，李琪就是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鉴于我自己稍有懒散的倾向，为李琪这样的人工作，对我来说会很有帮助。

“我们之前没有共事过，所以我们还需要时间，适应彼此的风格。”李琪在第一天就直言，“有一点，我需要说明，我关注结果。对你的评估完全基于你能带来多大的业绩。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你需要关注的—如何为阿里巴巴带来更多的买家。我们去年做得非常成功，签下了China Suppliers，现在我们需要给他们提供需求信息。我们现在有了收入，可以不用再继续零预算的营销策略。但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划算的方法吸引全球的买家，来支持我们的销售。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突破，你需要找到突破口。”

“是，我明白。买家，买家，买家。”我说，尽可能地表现出很自信的样子。但自信的背后是紧张。我去哪里找突破口呢？

我们看了看日历讨论将来一年的计划。“4月，‘广交会’将在广州举办，”李琪补充道，“届时来自全球的买家将聚集于此。我们销售团队到时也将会有一个巨大的展台接洽Chinese Suppliers的会员，并且推销我们的服务，你把这几天预留出来。”

我期待着几个月后去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称广交会。这次展会势必会非常考验人，需要长时间站在展台前，和人群接触。但至少这次我能出去走走，与阿里巴巴的国际买家见面，说说英语，接触外面的世界。虽然我很喜欢杭州，但我还是需要时不时地出去透透气。

恰恰在那个时间段，我开始从西方媒体读到一些令人不安的新闻，关于一种神秘的疾病，很多人已经为此住院。一开始大家认为这是一种变异的流感，只会影响到一小部分人。但不久这一疾病就有了名字SARS，具体死亡人数也被报道了出来。

很快这一疾病就从广州传播到了人口密集的香港，人们开始出现恐慌。西方新闻节目上出现了医院、救护车和人们为了防护、戴着口罩的镜头。

读到关于该疾病肆虐的新闻，我认为如果还需参会，我自己和团队的安全就成了问题。在这个关头，依然到SARS的暴发中心，与来自全球各地成千上万陌生人握手，在我看来是下下策。我给李琪和关明生写了一封邮件，其中用词强硬，表达了对可能会出现团队的健康风险的担忧，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新考虑这一参会计划。李琪对此看法不同：

“政府说没问题，就没问题。我确定如果有问题，广交会就会取消，政府就会让大家知道去广州不安全。波特，你看，我到时会去，其他的高管也会去。如果我们不去，感觉像是我们派了小兵，没有派将军。我们必须去，以显示对团队的支持。”

他讲得有道理，如果阿里巴巴要参加，就不能是我们自己留在杭州，而只派遣新员工去参会。但我对这个决定感到失望。没错，广交会是我们最重要的销售活动，取消我们的展台会让我们蒙受损失。但现在的情况似乎是一个危险信号。但我不能指责李琪，他有他的判断依据。

几周后，我到了广州，坚守在阿里巴巴在广交会的展台，与来自尼日利亚、伊朗、乌兹别克斯坦、美国，及拉美国家的买家交流。如果全球贸易是全球经济的引擎，那么这些人就是维护引擎的机械师。他们有实干精神，并且精打细算，他们总是希望供货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好的价格生产优质的产品。常年在外旅行，历经各种艰难谈判，与他们相比，和我一同在商学院学习的那些投资银行家和管理顾问就是像活在蜜罐子里，差距太大。

那一年的广交会完全不同于其他年份，通常，会场人声鼎沸，数以万计的买家和卖家互相交流，然后做成生意。但那年只有中国的参会者出席。国际买家绝大多数避而远之。我与个别几个来中国的海外买家聊天，China Supplier的基蒂·宋（Kitty Song）在我旁边工作，与当地顾客聊天。她开朗、热情，即使时不时地咳嗽，也还不断与供货商打招呼。由于买家较少，本土出口商常常驻足在阿里巴巴展厅了解如果外国买家不愿意来中国，互联网如何能帮助吸引国外买家。

我们在广交会后销售额有了新突破，更让我如释重负的是一周后，我们安全返回了杭州。我们拿命去冒险并且活了下来。我居住的小区周围桂花开了，空气中充满了甜甜的香味；我一手拿着啤酒，一手拿着门球杆。当我与小区里的外国朋友在外面消遣，恰巧碰见一位当地的记者，采访我是否担心SARS（当地媒体开始报道这一疫情）。“不，我不担心，”我说，“我认为问题有些夸大了。事实上，我刚从广州回来，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回到办公室，马云走到了我的办公桌前，脸上带着顽皮的笑容，他如果有新的想法时，通常会有这样的神情。

“回来之后一切都还顺利吗，波特？”

“一切都还不错，”我回答，“李琪和我合作得很愉快。”

“那太好了，”他说，“因为现在销售额很棒，公司业绩不错。我做了一个决定，相信三年后，人们肯定会说这是个我们做得最聪明的决定。”

他的话让我产生了兴趣。“是吗？什么决定？”

“你等着看就好了。非常重大的决定。”他笑着走开。

接下来一周是五一劳动节，也叫作五一黄金周，人们放假一周，不用上班。我想借此机会更好地熟悉杭州。历史上杭州曾经是一些朝代的都城，西湖是这座城市的主要景点，也是无数绘画和诗歌描写的对象。白天，全家老小，三五朋友聚在岸边，打打牌，品品从附近农庄茶田里新鲜采摘的西湖龙井。傍晚，学生和刚毕业的大学生从宿舍、拥挤的小屋里跑出来，在杨柳依依的白堤边的长椅上，在夜色的掩映下，你侬我侬。

在杭州游览7天后，我似乎还没有准备好重新工作。我忽然得到不用上班的通知，原因却让人高兴不起来。

“波特，明天别急着上班了。”打电话的人是张璞（Monson），阿里巴巴的公关负责人。

“什么？为什么？”

“我们的一位员工被发现可能感染了SARS。所以你和其他6个人明天可以不用上班了。我们会通知你什么时候来上班。哦，你们都将被隔离。”

“被隔离？这是什么意思？”

“工作人员会来你家，把你反锁在屋里。他们只是希望确保安全，以防万一。”

我意识到，我将被隔离。

“张璞，我们哪位同事被诊断为SARS了？”

“呃……”他停顿了下，不知是否应该告诉我。

“是基蒂，基蒂·宋。”

我吃了一惊，基蒂·宋？我们一起共事过几天，一起聊天，见了同样的人，我在展台边和她一起工作。我担心她的状况，同样也担心我自己。如果她得了SARS，我也有可能被传染。

第二天一大早，我听见公寓门外钻孔的声音，继而传出铁链的叮当声。我被反锁了起来。

我很紧张，联系了我的父母，让他们知道我现在被隔离了。

“哦，他们一让你出门，你就赶紧回家吧，波特。”我母亲恳请道，“一想到我唯一的儿子现在还在中国身处SARS中，我的心脏都受不了了。”

我试图安慰她，告诉她我并没有处于危险中，虽然被隔离了，但我很好。但其实我心里还是紧张。还需要10天时间才能判断是否感染，现在就只能听天由命。

我接到了一个当地政府官员的电话，他向我介绍隔离程序。每天都有护士穿着防护服来我家消毒。会打两个电话问体温。虽然不能离开公寓，但我可以点想吃的东西，工作人员帮忙安排送到公寓，放在门外。被隔离也未必是件坏事，我心里想，我列出了第一份菜单—虾、西兰花和米饭，以及做沙拉的原料。

几天过后，形势变得严峻起来，基蒂已经从原来的“疑似SARS患者”成为“确诊SARS患者”。阿里巴巴员工被隔离的人数从7人增加到500人—所有在杭州总部工作的员工都被隔离在家中，无法上班。为了保持网站正常运营，500名员工把电脑搬回家，远程办公。工作电话被转接到了家里，员工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帮着接电话。

这段时间对公司而言很难熬，但对基蒂来说，可以说是煎熬。我被锁在宽敞的公寓里，受到作为外国人所获得的格外关照，而基蒂被安排在了医院病房里，和其他两位SARS患者共处一室，其中一位的病情正急剧恶化。

无论是在维持网站运营还是给予基蒂支持方面，对公司来讲，这次挑战意义非凡，也能让团队更具凝聚力。白天的时候，团队成员继续工作，在线上交流。夜晚和周末，团队成员在公司的内部网上进行卡拉OK比赛。

我被锁在公寓，每天没什么事情可做，为了分散自己对健康的注意力，我在谷歌广告搜索平台摸索着我们投放的广告。我说服李琪给我划拨了600美元，在谷歌竞价链接（Google’s AdWords）上做些尝试，效果立竿见影。一直以来，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找到能向180个国家的细分商务客户做广告并且成本低的方法。

通过在谷歌上打广告，我们就可以通过模糊关键词如“中国球轴承供货商”获得目标网页的流量。通过谷歌广告，我们忽然获得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目标流量，价钱是每次点击5美分。我的关键词广告很快就从6个增加到500个。这会是我们急需找到的突破口吗？

随着基蒂身体恢复健康，员工的士气也有了提升。终于，我听见门口的铁链松开的声音，接着有人敲了敲门。我打开门，门口相机闪光灯不断，警察和当地官员前来慰问我。

“你可以出门了！”他们说，被关了7天后，我急切地想出去看看蓝天和呼吸新鲜空气。给我母亲报了平安后，我拨通了马云的电话。

“我也刚被放出来。”他说，“他们告诉我基蒂已经恢复健康，明天就可以出院。”

最终是皆大欢喜。我们安然度过了危机，不仅如此，阿里巴巴在这次挑战中做到了迎难而上。在灾难中，我们保证了网站正常运作，并且，浏览量飙升。经过这场疫情，中国人开始广泛地接受电子商务，这样买家和卖家无须见面就可以交易。如果考验一家公司的标准是如何度过危机，那么我们应该获得满分。这场危机对我们来讲是件好事，因为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更加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