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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民族

在12世纪，穆斯林国家占领了非洲大陆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其文化与很多当地的古老传统文化并存，直至两者间发生冲突。

曾横跨非洲北部的穆瓦希德帝国并不是非洲大陆上唯一的伊斯兰国家。在非洲的中部，也就是乍得湖（Lake Chad）的西边，一个名为杜纳马（Dunama）的穆斯林君主统治了加奈姆（Kanem）的领土。

正如10世纪的地理学家穆赫拉比（al-Muhallabi）所说，加奈姆是一个由众多民族混合而成的国家。^[1]大约400年前，游牧的扎格哈瓦人（Zaghawa）从生存环境日益恶劣的撒哈拉沙漠南迁，定居在乍得湖附近，并接纳了当地村民的一些习俗；在加奈姆，农民和半游牧民似乎是并存的。穆赫拉比指出，他们的财富“由诸如绵羊、牛、骆驼和马这样的牲畜组成。他们的农作物大部分是高粱、豇豆，然后是麦子……他们的谋生手段是种植这些作物，以及饲养牲畜”。^[2]

在10世纪，加奈姆仍然坚持着自己的民族习俗，穆赫拉比指出：“他们的宗教是崇拜他们的王，因为他们相信君主可以带来生命和死亡，疾病和健康。”但是在杜纳马统治时期，穆斯林已经到了乍得湖边。杜纳马的父亲胡麦（Humai）曾经师从于一位穆斯林学者，从而学到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加奈姆统治者的官方编年史《戈尔盖姆》（Girgam）中提到，杜纳马自己完成了两次成功的哈吉（hajj，即麦加朝觐）。

加奈姆的编年史有些不寻常。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早期历史都是口口相传的，许多国家甚至直到16世纪欧洲人到达之前都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但是像绝大多数国王年表一样，《戈尔盖姆》不是一个中立的记录。它所记录的，似乎是一个更为古老的口口相传的国王年表，至少比胡麦皈依伊斯兰教早11代。但是，这些王中，有《圣经》中的亚伯拉罕，这很明显是穆斯林为土著人的过去添加的内容；而且国王年表同时也显示出，阿拉伯人希望将加奈姆的君主描述为阿拉伯人，而不是非洲人。加奈姆的第八位国王是13世纪的统治者杜纳马二世（DunamaⅡ），国王年表言之凿凿地说，他“像洁白的丝绸一样”，并说第一位国王是“一个黑人，一个比火更热的战士”。^[3]

但是杜纳马一世毋庸置疑是一位黑人，而且其祖先极有可能是扎格哈瓦人。他的塞富瓦（Saifawa）王朝的首都是恩吉米（Njimi），其确切的位置仍然不得而知。胡麦的穆斯林导师，以及塞富瓦人皈依的伊斯兰教，都是沿着通往北非的贸易路线而来的。

这些穿越撒哈拉沙漠的贸易路线，从公元前600年就已经存在了。从公元1世纪开始，人们开始使用骆驼，但是穿越沙漠的旅程依然要花3个多月甚至更久。非洲大陆西部和中部出产金子、咖啡、象牙、铜等，此外还有盐，这是非洲数百年来最有价值的出口物品，是从塔阿扎（Taghaza）和比尔马（Bilma）等沙漠城镇开采而来。后来的旅行者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把塔阿扎描述为“苍蝇成群的地方”，那里的房屋和清真寺都是用盐块堆砌而成，房顶则用骆驼皮覆盖。

那里没有树木，除了沙子什么都没有。沙漠里有一个盐矿；那里的人挖盐，盐都是厚厚的一层一层的……除了在那里挖盐的美苏法（Mesufa）部落的奴隶，没有人住在塔阿扎；他们依靠从德拉（Dar’a）和西吉尔马萨（Sijilmasa）运来的椰枣、骆驼肉和谷子维生。^[4]

塔阿扎的奴隶很有可能是战俘，他们在战争中被抓，然后被所有者卖给非洲的买家。自古以来，失败者都是被奴役或者出售，不仅仅是在非洲如此。奴隶是非洲另一种主要的出口商品，被卖给沿着贸易路线经商的阿拉伯商人。由于伊斯兰教禁止奴役穆斯林同胞，伊斯兰世界之外的非洲部落就为其提供了劳动力的重要来源。^[5]

有三条主要的贸易路线为在非洲进行贸易的商人提供货物和奴隶。西线穿过塔阿扎一直到达尼日尔河边，中线从突尼斯开始向南到达尼日尔河转弯处的内陆地区。在杜纳马一世的统治下，加奈姆王国控制着最东边的贸易路线，该线路经过乍得湖，向北穿过比尔马，最终到达的黎波里。

地图19-1 非洲的多民族国家

该贸易路线使加奈姆地区变得更加富裕，而杜纳马一世更是依靠活跃的奴隶贸易增加了自己的财富——这长期以来就是国王的特权。11世纪的巴克里（al-Bacri）写道：“他对于臣民有着不受限制的权力，并且他可以奴役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一个穆斯林国王不能奴役穆斯林臣民，但显然，虽然加奈姆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是伊斯兰教的信仰还没有从宫廷传到农民那里；杜纳马有大量的非穆斯林臣民可供奴役。《戈尔盖姆》中提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前往麦加朝圣时，他带上了300个奴隶在开罗出售。第三次朝圣时他想如法炮制，但是在过红海的时候他的船沉没了，他自己也被淹死了。^[6]加奈姆直到杜纳马之后的第三代，12世纪末萨尔玛玛一世（Salmama I）统治的时期，才完全皈依伊斯兰教。

而在更远的东边，岛国基卢瓦（Kilwa）已经彻底是伊斯兰国家了。

和加奈姆一样，基卢瓦也有一个文字记载的国王年表。根据《基卢瓦编年史》（Kilwa Chronicle）的记载，大约在10世纪左右，一个名为阿里·伊本·哈桑（Ali ibn al-Hassan）的阿拉伯王子从他的家乡，波斯湾东面的繁华城市设拉子（Shiraz）而来。他和他的六个兄弟以及他的父亲率领七艘船的船队来到基卢瓦。斯瓦希里人（Swahili）生活在这个岛上和附近的岸上；阿里用布匹从他们手中买下了基卢瓦，然后在那里定居，当上了岛上的国王，建立了设拉子王国。^[7]

想要知道这个故事中有多少成分来自基卢瓦的早期历史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现存最古老的编年史版本是16世纪时若昂·德·巴洛斯（João de Barros）翻译的葡萄牙语译本。阿里·伊本·哈桑的硬币仍然留存于世，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是从其他地方来到斯瓦希里的。就像加奈姆国王年表上的细节一样，这个故事源于阿拉伯人的一种假设，即一个有组织的、开化的穆斯林王国不可能由当地的非洲人建立起来。考古研究显示，阿里很可能生活在更接近12世纪的时期，而不是10世纪。但是清真寺和祈祷室的废墟确实表明，在10世纪，阿拉伯商人已经不仅仅是跟基卢瓦岛和附近岸上的斯瓦希里人贸易了，而是已经在此定居。^[8]

虽然设拉子苏丹的纪年很难确定，但大约在1150年左右，基卢瓦地区可能是由达乌德·伊本·苏莱曼（Dawud ibn Suleiman）统治，他有个名号叫“贸易大师”（Master of the Trade）。他控制的王国涵盖奔巴岛（Pemba）、桑给巴尔岛（Ianzibar）和马菲亚岛（Mafia），以及基卢瓦本身，并延伸到非洲大陆的海岸。^[9]

基卢瓦依靠贸易繁荣了起来。沿着其海岸能找到散落的宋朝瓷器，这证明它与中国南宋有海上贸易；从南方来的象牙则穿过基卢瓦地区一路向北。达乌德·伊本·苏莱曼最伟大的成就是打破了索法拉市（Sofala）对黄金贸易的垄断。从12世纪中叶开始，来到非洲东海岸进行黄金贸易的商人，都是通过基卢瓦日益富裕的港口城市交易的。^[10]

在非洲西部，其他的王朝统治着尚未被伊斯兰文化所触及的王国和部落。但是由于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随着伊斯兰教而出现的，对于这些王朝的历史，我们所知道的部分依然属于传说的范畴，这些传说带着神话的痕迹，成为历史中难以被察觉的因素。

在沃尔特河（Volta）东面和尼日尔河西面之间坐落着一座名叫伊费（Ife）的城市，当时它是非洲最繁华的地方之一。伊费曾经是一个小村庄，可能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就存在了，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大约从公元7世纪起它开始发展壮大。到了公元9世纪，伊费变成了一个有围墙的城市，城内有一座宫殿和庭院，街道铺着红陶砖，装饰着青铜雕塑。^[11]

约鲁巴人（Yotuba）称伊费不仅是他们的文明，并且是全世界各民族的源头。口头传承的故事保留了他们有关创世的传说：有一天，造物主欧鲁都马勒（Ólodùmarè）从天堂向外望去，看到下面无尽的海水，于是决定要创造大地。他随身携带一撮土、一只小公鸡，通过铁链爬下来，来到水面上。他把泥土撒到水面上，并把那只鸡放在上面；小公鸡用爪子一扒，土就在水面上扩散开来，这样创造出了大地。然后欧鲁都马勒把创造生命的能力授予另一个名叫奥巴塔拉（Obatala）的神［是一个奥瑞莎（orisha，意为普通的神），是欧鲁都马勒的众多面目之一］。奥巴塔拉造了个人，并给了他力量，然后这个人的16个儿子散开到了地球上的各民族中，建立了16个王国。^[12]

像所有的人类起源的故事一样，这一个故事（有许多变种版本）讲到了世界的创造者。约鲁巴人是因为使用共同的语言而联系在一起的，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形成单一的国家；这里有很多的统治者，很多的首领，很多的约鲁巴权力中心。伊费在约鲁巴人所有的城市中占据第一的位置，但从来没有成为约鲁巴人政治生活的主导。

在约鲁巴人土地的东侧，约鲁巴人与伊多人（Edo）混居在一起。这个民族有猎人和农民，生活在小村落里，村落慢慢扩大、延伸，村与村最终挨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蜂巢状的城市。这个城市就是贝宁（Benin），它被一个有着奥基索（Ogiso）头衔的国王统治着，通过和北方进行棉布、盐、陶器和铜的贸易变得繁荣。伊多人的口头传说保留了38个奥基索的名字；最后的奥基索国王，即奥基索·奥沃多（Ogiso Owodo），在位时间大约在1100年至1200年之间。^[13]他的统治是一场灾难，在位41年之后，他被臣民从自己的国家中驱逐了出去。在七八十年的时间里，贝宁四分五裂，分裂成许多迷你王国，由当地贵族统治。^[14]

最后，贝宁人终于受够了王位空缺和封建领主的暴政，派使者到达伊费，请求约鲁巴人的一个王子来统治他们。一个名叫奥然密亚（Oranmiyan）的年轻王室公子回应了请求；他抵达贝宁后娶了当地一个贵族豪强的女儿，生了一个儿子，并试图去管理这个城市。然而他的努力最终徒劳无功。据说他曾愤怒地说，这是一片“让人烦恼的土地”——在约鲁巴语中是Ile-Ibinu，“贝宁”这个名称就是源自这个短语。^[15]

他安排儿子埃瓦赖（Eweka）作为贝宁的统治者，然后离开了这个城市，回到了他在伊费的家。如此一来，约鲁巴人的血液中就融入了伊多人王室的血统，埃瓦赖成为贝宁第二王朝的创始人，他将贝宁城作为首都，并在这里建造了宫殿。他为自己加上了一个新的王室头衔：奥巴（Oba），一个与神相联系的王。根据传说，埃瓦赖的王朝直到今天从未间断，贝宁的奥巴［2011年时是勒蒂奥瓦一世（Erediauwa I），他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也曾经是海湾石油公司的一名员工，在1979年继位］声称他代表所有的伊多人。

贝宁第二王朝开始后，索宁克人（Soninke）的家园加纳王国已经开始衰落。

加纳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但至少从10世纪开始，关于该王国的故事就已经沿着贸易路线向北传播。1068年，科尔多瓦学者阿布·阿卜杜拉·巴克里（Abu Abdulluh al-Bakri）把阿拉伯地理学家和旅行者的故事汇集起来，编写了《贸易路线与王国》（Highways and Kingdoms）一书。他把加纳描述为一个处于伊斯兰文化和本土习俗之间的王国，在那里，伊斯兰信仰和传统的非洲祭司共存：

加纳的首都［昆比-萨累（Kumbi-Saleh）］由两座城镇组成，坐落于平原上。其中一个居住着穆斯林，该城镇很大，拥有12座清真寺，人们在其中一座清真寺里做星期五的礼拜。这里有拿薪水的伊玛目和报告祷告时间的人，以及法官和学者……王城距这里有10千米……王城周围有圆顶建筑，还被小树林以及灌木丛围绕着，巫师和负责宗教祭祀活动的人居住在这里……信奉同一宗教的人们，在国王接近他们时，要一齐双膝跪地并将尘土撒在自己头上，因为这是他们朝见国王的礼节。而穆斯林迎接国王的礼节只是拍手。^[16]

但是在国家遭遇困难之时，加纳基本上还没有进入有文字史料的年代。1076年，为了抢夺利润丰厚的西部贸易路线的控制权，穆拉比特的军队入侵加纳，并占领了其首都昆比-萨累；加纳国王首先丧失了国家的边境地区，然后失去了国家腹地的控制权，最后被驱逐。索宁克人开始从敌人控制的中心地带向外迁移，索宁克贵族在加纳的边缘地带建立了自己的小王国。

其中一个王国由马林凯人（Malinke）部落的苏苏家族（Sosso）控制。甚至在昆比-萨累陷落之前，苏苏家族就已经抵抗过伊斯兰教和本国国王的控制。穆拉比特的介入使他们有机会宣布独立，然后迫使周围的部族服从他们。到了1180年，苏苏家族的领导者迪埃拉·坎特（Diara Kante）集结起足够规模的军队侵入昆比-萨累，赶走了穆拉比特人。在1200年，迪埃拉·坎特的儿子苏芒古鲁·坎特（Sumanguru Kante）继位，他同时继承了父王的王冠和他的剑。^[17]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苏芒古鲁将证明自己是奴隶贸易和伊斯兰教的一个强劲的反对者，他担心，这两者将威胁到非洲自己的道路。

[1] 中世纪非洲的历史因为每个非洲人对于非洲的身份都有不同的认知而变得越发复杂。在本书中，我使用“民族”（people）这个词来指使用同一语言的群体［扎格哈瓦人都讲同一种撒哈拉语言，这种情况有时被称为“族群性”（ethnicity），有时也被称为“种族同一性”］；用“部落”（tribe）指靠血缘关系联合起来的群体，不管有时候它们内部的关系多松散；用“宗族”（clan）指独立的家族群体；而用“王国”（kingdom）指政治单位。一个加奈姆王国的居民可能同时属于扎格哈瓦或者萨奥（Sao）语言群体，也可能拥有独立的部落或宗族身份。在非洲历史上，“部落”这个术语特别难以被定义，不同的学者用它来表示不同的概念：比如血缘关系、政治单位或者语言单位等。在本书中，“部落”总是包含着血缘关系。

[2] Nehemia Levtzion and Jay Spaulding, eds., Medieval West Africa (2003), p. 7; Muhammad Fasi and Ivan Hrbek, Africa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Eleventh Century (1988), p. 449.

[3] “The Bornu Girgam,” translated in Journal of the African Society 12, no. 45 (Oct. 1912):75.

[4] E. W. Bovill and Robin Hallett, The Golden Trade of the Moors, 2nd ed. (1995), pp. 160–161.

[5] Paul E. Lovejoy, Transformations in Slavery (1983), pp. 15–16.

[6] Levtzion and Spaulding, p. 7; Humphrey J. Fisher, Slavery in the History of Muslim Black Africa (2001), p. 238.

[7] J. D. Fage and R. A. Oliver, eds., Papers in African Prehistory (1970), pp. 259–260.

[8] Richard Gra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4 (1975), pp. 202–203.

[9] G. S. P. Freeman-Grenville, “Some Recent Archaeological Work on the Tanganyika Coast,” Man 58 (July 1958): 106.

[10] Ibid., pp. 107–108.

[11] Elizabeth Allo Isichei, A History of African Societies to 1870 (1997), p. 251.

[12] Jeffrey Brodd, Primary Source Readings in World Religions (2009), pp. 34–35; Jacob Kehinde Olupona and Terry S. Reynolds, eds., Òrisà Devotion as World Religion (2008),pp. 151–152.

[13] 贝宁的早期历史不可能确定精确的日期。很多事件的还原仅仅是基于贝宁历史学家雅各布·艾哈勒夫巴（Jacob Egharevba）的记录。他在20世纪时收集并记录下口头传说，那时距离事件的发生已经太久太久了。斯特凡·艾森豪夫（Stefan Eisenhofer）在《非洲的历史》一书中的“贝宁王表：纪年的一些问题”中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综述和讨论。请参阅：History of Africa 24（1997）：pp.139—156。

[14] Kevin Shillington, ed., Encyclopedia of African History (2005), pp. 226–227; Dmitri M. Bondarenko and Peter M. Roese, “Between the Ogiso and Oba Dynasties: An Interpretation of Interregnum in the Benin Kingdom,” History in Africa 31 (2004): 103–115.

[15] Roger Blench and Matthew Spriggs, eds.,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vol. 3 (1999), p.313.

[16] Nehemia Levtzion and J. F. P. Hopkins, eds., Corpus of Early Arabic Sources for West African History, trans. J. F. P. Hopkins (1981), pp. 79–80.

[17] Djibril Tamsir Niane and Joseph Ki-Zerbo, Africa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Sixteenth Centuries (1997), pp. 124–125; Abiola Irele and Biodun Jeyifo, eds.,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frican Thought, vol. 1 (2010), pp. 406–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