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

新的民族

在公元前850年之后的50年里，亚述攻打其邻国，而在希腊，三个不同部族的人创造了一段共同的历史。

耶户臣服后不久，巴比伦的老国王就去世了。他的两个儿子开始争夺王位，这给亚述的撒缦以色三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去攻打他的南方邻国。

但撒缦以色三世并没有这样做。事实上，亚述还出兵帮助其长子夺回了王位。“我在位的第八年，”撒缦以色三世的铭文这样写道，“马杜克-扎基尔-舒米（Marduk-zakri-shumi）的弟弟发动叛乱……为了帮马杜克-扎基尔-舒米复仇，我率兵前往。”亚述军队一到，那位谋逆的王子就逃跑了，“像只狐狸一样从墙上的一个洞里逃跑了”。亚述的士兵追上了他，并且把他抓了回来。撒缦以色三世最后写道：“我用剑砍死了那些跟随他一起叛乱的官员。”[1]

平定叛乱之后，撒缦以色三世带着礼物拜访了巴比伦，并且让自己的二儿子与马杜克-扎基尔-舒米联姻。在撒缦以色三世宫殿的浮雕上描绘了他和马杜克-扎基尔-舒米握手的场面，两位国王地位平等地并排站在一起。[2]

不愿攻打巴比伦并非实力不足，撒缦以色三世在位期间征战不断。亚述复兴时期的国王都特别不愿意攻打著名的古城，他们尤其担心会冒犯巴比伦的主神马杜克。撒缦以色三世则绕过巴比伦，派兵攻打东部、西北部还有南部地区，不久之后，这三个地方的人就被迫向亚述进贡。

波斯湾的源头地区是由五个闪米特部族占领的，这一地区之前是苏美尔南部边境的领土。比特-阿姆卡尼（Bit-Amukanni）部落所统治的领土位于苏美尔旧城乌鲁克附近；比特-达库里（Bit-Dakkuri）的领土要偏北部一点，离巴比伦最近；而比特-亚金（Bit-Yakin）占领了乌尔和波斯湾周边的沼泽地区。[3]其他较小的部落处于这三大部落的保护之下。[4]总的来说，亚述人把这些部落统称为迦勒底人。他们名义上效忠于巴比伦国王，但实际上没有真正受控于巴比伦。

帮助马杜克-扎基尔-舒米夺回王位之后，撒缦以色三世率兵南下至巴比伦南部边境地区，从迦勒底各部落收取贡品。这些贡品价值不菲。迦勒底进贡的是金银、象牙，还有大象皮，这表明他们沿着波斯湾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最东部可以到达印度。[5]从理论上讲，撒缦以色三世的入侵对巴比伦是有帮助的，因为迦勒底人之前参与了叛乱；不过对于撒缦以色三世来说也并没有什么损失。或许他尊重巴比伦，但是现在他已经控制了巴比伦的南部和北部边境，这就意味着巴比伦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限制。

之后，公元前840年左右，撒缦以色三世率兵北上至幼发拉底河上游，然后向西越过阿拉米人领土的最北端。在这里，也就是地中海的东北角，有一个名为丘（Que）的小国。

丘是一个新建立的王国，但是其主要人口是由一个古老的部落组成。300年前，赫梯的都城哈图沙（Hattusas）被烧毁，赫梯人四处逃散。旧王国的中心被来自欧洲南部的入侵者占领，这些入侵者跨越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在小亚细亚定居下来，建都戈尔迪乌姆，后来成为弗里吉亚人。赫梯人还失去了绝大部分海岸线。随着多利安人的入侵，迈锡尼人被赶出家园，在小亚细亚的西部边缘和南部海岸定居下来。

而四处逃散的赫梯人仅剩下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它位于旧王国的东南部，于是他们聚集在这里。他们信奉赫梯诸神，重新建立了赫梯诸国，这些王国虽小却各自独立，四周都建有城墙。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迦基米施（Carchemish）是其中最为强大的王国。

丘也是这些小王国中的一个，军事力量不强，但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通往托罗斯山脉的必经之路，也是进入小亚细亚和北部山区银矿区的要塞。撒缦以色三世出兵攻打丘，攻占了其都城，并把那些银矿据为己有。[6]

然后，他率兵继续向东入侵。对于亚述来说，位于底格里斯河另一侧的埃兰人一直都是个威胁。埃兰各城邦的国王认为，比起相对弱小的巴比伦来说，亚述才是更大的威胁，因此一旦爆发战争，他们更倾向与巴比伦的各国王结盟。撒缦以色三世也是巴比伦的盟友，但在古代近东，盟友的盟友更可能会成为自己的敌人。因此巴比伦与埃兰结盟就很可能会成为亚述的威胁。

48 - 图1

地图48-1 撒缦以色三世的敌人

撒缦以色三世并没有打算把埃兰正式纳入自己的帝国，但是他要求埃兰各城邦给自己进贡。亚述几次入侵埃兰，由此逼迫他们进贡。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撒缦以色三世又迅速翻越扎格罗斯山，征服了埃兰北部边境的居民。就像控制巴比伦一样，他现在控制着埃兰的两处边境。

扎格罗斯北部山区的这些居民或许早在1000年前就已经分为了两支，一支留在了这里，而另外一支游牧至东南部的印度。撒缦以色三世的编年史中有两个部落的名字：一个是帕尔苏阿（Parsua），定居在埃兰的西部地区，紧靠着扎格罗斯山脉；另外一个是玛达（Mada），一直在北部地区游牧。[7]

面对撒缦以色三世的入侵，帕尔苏阿和玛达都没有怎么进行抵抗，于是撒缦以色三世在回去后就吹嘘山区有27位不同部落的首领臣服于他。但他并没有特别看重这次入侵，因为帕尔苏阿和玛达不过是他挟制埃兰的棋子。大概100年之后，希腊人给这两个部落重新取了名字，这两个名字就是我们今天更为熟知的波斯和米底。

公元前824年，撒缦以色三世在自己儿子发动的一场叛乱中去世。临终前，撒缦以色三世剥夺了他这个儿子的继承权，并且宣布由他的二儿子沙姆希-阿达德五世（Shamshi-Adad Ⅴ，他娶了巴比伦的公主）继承王位。撒缦以色三世还没等平定叛乱就撒手人寰；沙姆希-阿达德五世虽然名义上是巴比伦的国王，但是因为他哥哥的支持者比他的要多，所以不得不逃离自己的国家。

据沙姆希-阿达德五世自己的记述，这次叛乱规模很大：

（我哥哥）亚述-达宁-阿普里早在我父亲撒缦以色在位期间就心怀不轨，煽动叛乱，策划谋逆，他煽动民众造反，时刻备战，他煽动亚述全国上下拥护他，发表异端言论使各城邦纷纷叛乱，他挑起了冲突和战争……二十七座城市，连同他们的防御工事……发动叛乱反对我的父亲撒缦以色做天下之王……他们还支持亚述-达宁-阿普里……[8]

唯一能够给予他足够兵力援助的就是他的岳父，也就是巴比伦的国王。于是他逃往巴比伦，请求马杜克-扎基尔-舒米帮助自己。巴比伦国王同意派兵帮助这位亚述继承人重新夺回自己的都城。

但是马杜克-扎基尔-舒米判断严重失误。他并不完全信任他的女婿，因此他强迫沙姆希-阿达德五世签署了一个条约，以此作为巴比伦出兵援助的条件。这个条约没有得以完整保存下来，但是明显是要求沙姆希-阿达德承认巴比伦的统治。条约中没有称沙姆希-阿达德五世为国王，仅承认马杜克-扎基尔-舒米是一国之君，而且订约时只在巴比伦众神前进行宣誓，完全无视亚述诸神。[9]

沙姆希-阿达德五世签了这个条约，为了夺回王位他只能忍气吞声。他带着巴比伦的士兵去攻打自己的那些城邦，最终攻破城墙夺回了亚述。

沙姆希-阿达德五世夺回王位之后，一直遵守与马杜克-扎基尔-舒米签订的那个条约。不知道这是因为沙姆希-阿达德五世是个恪守信用之人，还是因为他对见证这一条约的巴比伦诸神有所敬畏。马杜克-扎基尔-舒米死后，他的儿子马杜克-巴拉苏-伊克比登上了王位，沙姆希-阿达德五世开始谋划一次亚述历代国王都没有发动过的战争：入侵巴比伦。

马杜克-巴拉苏-伊克比继位几年后，沙姆希-阿达德五世将入侵巴比伦的计划付诸行动。沙姆希-阿达德五世率军南下，但他并不是直接向南，而是沿着底格里斯河一路迂回向南，这表明他并不是很担心自己的内弟有足够的时间备战；据他自己的记录，他不仅沿途洗劫了几个村庄，而且在途中停下来猎狮，竟然捕猎到三头狮子。[10]

马杜克-巴拉苏-伊克比上前迎战，和他共同应战的还有迦勒底和埃兰的盟军。据沙姆希-阿达德五世的编年史记载，这支盟军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

他上前与我对战……于是我就与之交锋。最终我打败了他。我杀了5000人，活捉了2000人，得到了100驾战车，还有200名骑兵。我还带走了他的王帐和行军床……[11]

这说明亚述军队突破了巴比伦的防线，直捣其老巢。带往巴比伦的俘虏一行中还有巴比伦国王本人。我们无从知道亚述的王后——巴比伦国王的姐姐——见到自己的弟弟时会说些什么。

在巴比伦王宫，沙姆希-阿达德五世任命了一个巴比伦的官员作为傀儡国王，其并无真正国王的地位，只是作为他的诸侯。但是这个傀儡国王并不安分守己，他很快就开始策划发动叛乱。时隔不到一年，沙姆希-阿达德五世就不得不再次出兵，把这个傀儡国王也抓回亚述囚禁起来。[12]

此后，沙姆希-阿达德五世自称是“苏美尔与阿卡德之王”（按照古代的说法）。[13]这与他自称“巴比伦之王”的结果完全不同。因为他这样做实际上否认了巴比伦的存在，他只承认亚述的存在，认为亚述才是巴比伦文化和巴比伦诸神的守护者。当年他的岳父对他加以羞辱，如今他终于一雪前耻。

不久之后，身为巴比伦与亚述之王的沙姆希-阿达德五世便英年早逝。那一年是公元前811年，即他刚刚继位的第10年，而他的儿子阿达德-尼拉里三世（Adad-narari Ⅲ）还是个孩子。于是，沙姆希-阿达德五世的王后也就是巴比伦的公主萨穆-阿玛特（Sammu-amat）掌握实权。一个女人坐在亚述的宝座之上，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萨穆-阿玛特也深知这一点。她在为自己竖立石碑时颇费了一番脑筋，提及了每一位与自己相关的亚述国王。她是沙姆希-阿达德五世的王后，也是阿达德-尼拉里三世的母后，而且还是“天下四方之王撒缦以色三世的儿媳”。[14]

因为萨穆-阿玛特掌权一事十分不同寻常，所以她的故事也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希腊人就记载过她的事情，并且给她取了个希腊名字塞米勒米斯（Semiramis）。希腊历史学家克特西亚斯（Ctesias）说，塞米勒米斯是鱼女神之女，由鸽子抚养长大，之后嫁给了亚述国王，生下儿子尼亚斯。她的丈夫去世后，她就背信弃义地霸占了王位。[15]

在这个古老的故事里，这位传奇女王的儿子的名字尼亚斯与其本来的名字阿达德-尼拉里十分接近。而且，不只这一个故事表明萨穆-阿玛特夺取王位的手段并非完全光明正大，另一位希腊历史学家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描述说，塞米勒米斯说服她的丈夫给她五天的时间由她来掌权，试试看她能否做好。她的丈夫同意之后，她就处决了他，永远夺取了王位。

48 - 图2

地图48-2 迈锡尼人、多利安人和爱奥尼亚人

此时希腊各城邦已经合并为三个不同的联盟。300年前，多利安人的入侵使迈锡尼各城邦逐渐没落。但这些城邦并没有完全消失。残留下来的迈锡尼文明集中在阿卡迪亚地区，这个地区位于希腊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一个海湾从半岛东部深深切入，几乎将这个半岛与希腊的其他部分一分为二（这个海湾后来称为科林斯湾）。

迈锡尼的希腊移民不仅南下进入埃及，还乘船跨越爱琴海到达小亚细亚的沿岸地区。他们在这里定居下来，建立起一些村庄，之后这些村庄发展成为士麦那、米利都、以弗所等城市。迈锡尼人和亚洲人的语言与习惯混合在一起，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我们现在称之为爱奥尼亚文化。多利安人入侵时，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又沿着周围的岛屿往回迁徙，他们占领的岛屿有莱斯沃斯岛、希俄斯岛、萨摩斯岛，还有其他一些岛屿，最终他们回到了希腊本土的东部海岸。

与此同时，多利安人占据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部和东部地区，他们还南下到克里特岛，向东远至罗得岛和卡尔帕索斯岛。多利安方言与迈锡尼语截然不同，这两种语言与爱奥尼亚方言也大不相同。

但这三个联盟或多或少都来自同一民族。爱奥尼亚人的祖先是迈锡尼人，而迈锡尼人和多利安人同属印欧人种，二者的祖先都是在几百年前南下到希腊半岛的。后来，希腊人为了解释这种相似性，就声称多利安人是赫拉克勒斯的后代，原本居住在迈锡尼，后来被赶出家园，之后又夺回了自己的土地。[16]

但是那时还没有“希腊”，只有迈锡尼人（为了和其祖先区分开来，我们称其为“阿卡迪亚人”）、爱奥尼亚人和多利安人。希腊半岛就像是以色列和阿拉米王国崛起前的西闪米特人的土地那样，是由许多各自独立的国王和首领统治的。

随着多利安人的入侵渐渐变为历史，希腊半岛各城邦进入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这些城邦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同盟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彼此之间也更多地相互交流语言风俗。[17]公元前800年前后，对于相同文化的认知越来越强烈——当然这只是大致的猜测—— 一系列不同的历史事件（很多是关于迈锡尼人的）编织在一起，呈现在两部相关的史诗作品《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很快整个希腊半岛就把这两部史诗视为半岛上所有城邦的文化遗产。

据之后的希腊历史记载，这两部史诗的作家是一个名叫荷马的爱奥尼亚人，他可能来自位于爱奥尼亚中部小亚细亚的士麦那，也可能来自爱奥尼亚沿海的希俄斯岛。关于荷马是否真有其人，至今仍有争议。有人认为荷马是个天才，还有人认为荷马只是个笔名，这两部史诗实际上是很多诗人的共同作品。这些诗歌本身带有讲故事者口头叙述的痕迹：诗歌中多次出现两个词结构的描述（酒般深红、脚步轻快、面容姣好、秀发迷人），节奏明快、朗朗上口；每个场景描述的结尾都是一句正式的表达（“于是她十分中肯地说道”，“他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沉默良久”）；[18]诗歌还采取了环式叙述结构，诗人先在诗歌的中间部分插入一段插曲，然后回到开头，接着再叙述至结尾。[19]

没有人能确定这些被吟唱的故事是在何时变成文字的。在希腊的黑暗时代，只有迈锡尼人多少保留了一些文字记载，但是数量非常少。不管这些故事是在何时被转化成文字的，但它们反映的肯定是公元前800年之前发生的事情。不只《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大多数希腊神话故事都是［正如古典文化学家肯·道登（Ken Dowden）所说］“在迈锡尼的土地上写下来的”[20]，其中关于盔甲（野猪皮盔甲）和珠宝的细节描述反映的是多利安人入侵之前的历史。[21]另一方面，这些诗歌还表明，迈锡尼人并不了解其领土之外的世界。[22]史诗语言本身更接近于公元前8世纪的语言。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这个名字是新赫梯语，是丘国居民和其他四处分散的赫梯人所使用的语言。[23]

特洛伊的故事和那些奋起反抗的英雄的故事使多利安人、阿卡迪亚人和爱奥尼亚人在神话中拥有了共同的历史。在《伊利亚特》中，在阿伽门农的号召下，所有城邦都立即派出船只，而希腊人从来没能有过这样团结一致的场面。但这个故事所描述的是希腊各城邦开始渐渐形成一种对彼此的认同感，这使希腊各城邦与其他地区的界线清晰起来。

在《伊利亚特》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形容那些希腊三角形区域之外居民的词：荷马称他们为“说着奇怪语言的人”（barbaro-phonoi）。[24]这样，世界上所有的人就被划分为两种：说希腊语的人和不说希腊语的人。

这也是一颗思想的种子，这颗种子在希腊人的脑子里生根发芽，根深蒂固。人性是二元的，要么是希腊人，要么就是非希腊人，一个人身份的关键在于他是否是希腊人。

矛盾的是，这种强烈的认同感却源自公元前800年彼此独立的希腊各城邦。他们政治不统一，没有共同的目标，生活方式也不同。不同的城邦拥有不同的国王、不同的疆域，但他们的语言都来自希腊语。相似的语言和假想出的共同历史像一条绳子，把他们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48 - 图3

[1] Luckenbill, Ancient Records, vol. 1, pp. 202–203, 264.

[2] Oates, pp. 109–110.

[3] Alan R. Millard, “Chaldeans,” entry in Dictiona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ed. Piotr Bienkowski and Alan Millard (2000), p. 70.

[4] 两个较小的部落分别是比特-沙阿里和比特-士拉尼。据说在迦勒底语中，“比特”是“……之家”的意思，不过这一时期并没有关于该种语言的文字记载；各部落名称中其他的部分指的是每个部落的祖先名字［参见H.W.F.撒格斯（H.W.H.Saggs）《巴比伦人》（Babylonians），第134页］。这表明他们与西闪米特以色列人有着共同的传统，无论是在部落划分还是在语言方面；希伯来语中“家”的单词是“拜特”（bet）。

[5] Brinkman, “Foreign Relations of Babylonia,” p. 279.

[6] Olmstead, History of Assyria, p. 144.

[7] Saggs, Assyria, p. 77.

[8] Luckenbill, Ancient Records, vol. 1, p. 254.

[9] Olmstead, History of Assyria, p. 156.

[10] R. W. Rogers, A History of Babylonia and Assyria, vol. 2 (1971), p. 95.

[11] Luckenbill, Ancient Records, vol. 1, p. 259.

[12] J. A. Brinkma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Post-Kassite Babylon, 1158–722 BC (1968), pp.169–170.

[13] Brinkman, “Foreign Relations of Babylonia,” p. 279.

[14] Saggs, Assyria, p. 79.

[15] 克特西亚斯还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医生，关于他的作品我们只有第二手的资料，原稿早已逸失，但之后一位名叫狄奥多罗斯的希腊历史学家借鉴了大量克特西亚斯的叙述，并且标明了出处。狄奥多罗斯多数的故事都是捕风捉影，因此很难说他笔下“克特西亚斯的叙述”有多少是真正来自克特西亚斯本人的。

[16] Terry Buckley, Aspects of Greek History, 750–323 BC: A Source-Based Approach (1996), p. 35.

[17] 历史学家一般把希腊历史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黑暗时代（公元前1150年至公元前750年）、古风时代（公元前750年至公元前490年）、古典时代（公元前490年至公元前323年），以及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23年至公元前30年）。考古学家对希腊历史的划分稍有不同，他们依据的不是由历史记载的事件，而是关于艺术形式变化的古老的年代表：早期的黑暗时期被称作亚迈锡尼时期（公元前1125年至公元前1050年）；之后的一段时期被称作是原型几何时期（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900年）；而从黑暗时代的中期开始被称作几何时期（源于一种陶器风格），这个时期被划分为早期（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850年）、中期（公元前850年至公元前750年）以及晚期（公元前750年至公元前700年）。这些年代表可以在很多标准参考书中找到，如萨拉·B.波默罗伊（Sara B.Pomeroy）的《古希腊：政治、社会及文化史》（Acient Greece: A Political , Socila and Cultural History）等。

[18] Donald Latimer, “The Iliad: An Unpredictable Classic,” in Robert Fowl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omer (2004), p. 18.

[19] 鉴于本书是关于历史而不是关于文献调查的，因此，对于荷马的身份、这些诗歌的结构和语言、这些诗歌的英雄主义以及其揭示出的早期希腊人对诸神的崇拜等问题，在此不做进一步探讨。此类问题远非一本书的内容可以涵盖。而对于这些问题，也已经有许多著作在进行探讨，因此我不复赘言。

[20] Ken Dowden, “The Epic Tradition in Greece,” in Fowler, p. 190.

[21] Robin Osborne, “Homer’s Society,” in Fowler, p. 206.

[22] Ibid., p. 218.

[23] Robert Fowler, “Introduction,” in Fowler, p. 5.

[24] Sarah B. Pomeroy et al., Ancient Greece: A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1999), p. 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