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如何教出乐观的孩子

第8章 处于险境的孩子

教孩子了解他们的思维是可证实且可改变的，他们不必相信进入脑中的第一个想法。我们都有发生在意识边缘的“自动思维”，虽然这些想法十分短暂，难以察觉，但它们会直接带来悲伤、焦虑和气愤。

处于险境的孩子

我们对五六年级学生进行了实验性研究，研究结果使我们感到鼓舞。现在我们已经准备要找一个学区来进行大规模的研究。我们选择了费城外围一个中产阶级的郊区阿宾顿作为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我曾对费城东部学区主管做过一次演讲。阿宾顿学区主管路易斯·赫伯特（Louis Hebert）博士的大胆问题及热心参与青少年教育改革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阿宾顿的地理位置对凯伦、丽莎及珍妮来讲也很方便，于是我们安排与赫伯特及主管学生服务的埃米·西奇尔（Amy Sichel）博士会面来讨论整个研究计划的细节。

在学校里做实验，时常会与老师、校长、校董事及学生家长的要求起冲突。比起在实验室内可掌控的情况下做研究，这要难上无数倍。社区性的研究通常都需要许多外交及谈判手段，因为此类研究十分复杂，所以第一次会面可能不顺利。作为研究者，我们必须要制定某些特定规则，那样计划实施成功后才可复制及推广。作为学校主管，赫伯特与西奇尔必须十分谨慎，确定学生没有受到伤害的危险，并且不能让家长与学生有实验室老鼠的感觉。我们十分幸运，因为赫伯特与西奇尔均有科学家的思维模式。他们了解计划的完整性及其大规模的应用都要看我们是否将它的影响评估做得良好。

首先，必须同意测量研究结果的方法。我们同意在训练阶段之前、之后发放问卷给学生、家长及老师。不但我们可以评估变化，家长和老师也可以评估变化。我们也向他们说明了计划的目的不在于找出短期内可帮助学生的捷径，而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跟随学生直到升入高中，每隔六个月到学校来一次对他们进行评估，以此来求证此计划是否可以长期预防抑郁。

接下来，我们要应付最棘手的问题，即成立控制组。随机分配的控制组是评估计划成果的最佳方式。作为研究者我们希望给所有经父母同意参加的五六年级学生一份初步问卷，然后从检测出有较高沮丧危险的学生中，随机形成两个小组，一半参加应对技巧学习课程，另一半则为控制组。当研究者用随机方式分配时，两个小组之间就没有任何系统上的差异，例如父母教育程度的不同。两个小组之间唯一的系统性差异就是一个小组的学生参加我们的课程，另一个小组的不参加。然后两个小组的学生，不论被派为哪一组，都填写同样的问卷。既然学生是被随机分派到小组中的，那么项目结束之后，两个团体对抑郁的不同反应（即问卷的结果所显示出的差异）就可以告诉我们这项计划是否有效。如果参加应对技巧课程的学生比那些控制组的学生有很明显的沮丧感，我们就可以证明此计划可以预防抑郁。

作为整个学区的主管，赫伯特与西奇尔自然会担心家长与校董事会认为我们指认出抑郁高危险的学生后，只向一半的学生提供帮助，而让另一半学生自生自灭。最后，我们达成协议，就是同意使用等候控制组。应对技巧课程中有70名学生，而等候控制组中有30名学生。一年之后，等候控制组中的儿童可以参加其他70名学生一年前所学的课程。控制组中的儿童较晚一年进入课程而并非完全不能参加课程。阿宾顿的主管对这种解决方式很满意，但是我们却不太满意。

我们所关切的是长期预防，假如比较组仅有一年的不同，则无法发现抑郁的长期预防是否有效，以学校为基础的计划结果和治疗，通常都会很快地消失。我们的任务就是发展一套可以改变学生一生轨迹的计划，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可以一直追随到高中的长期控制组。研究结果显示当学生处于发育期时，抑郁发生率大为增加。假如无法比较发育期，我们所做的任何预防结果都会经不起考验。

我们决定在另一个与阿宾顿有类似收入、教育和种族混合程度的学区内成立长期控制组。这并非是个完美的解决方法，但仍是个良好的补救方法。我们与另一学区签约，并同意在阿宾顿计划结束时，对此学区的学生实施同样的计划。

计划

我们的计划听起来、看起来都与学校无关。许多即将成为我们研究对象的孩子，已经对学校产生了不安的情绪。当孩子陷入抑郁时，他们会在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及重要经验面前退缩，因此学校及其他社交事项已是主要对象。当孩子开始退缩时，他们的学习成绩也会下降。当孩子沮丧时，他们就会对以前喜爱的活动不再感兴趣。例如当温蒂不沮丧时，她最喜欢有关社会历史方面的课，尤其是有关美国内战的故事。温蒂说当她感到沮丧时，她似乎对任何事情都不在乎了。她知道以前很喜欢的那些东西，但是总是觉得很无聊，也不再喜欢那些课程或是老师了。难怪她的成绩退步了。

即使沮丧的孩子也仍对上学感兴趣，但对他来说，集中注意力还是很困难。抑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注意力减退。学校中学生的正常注意力时间很短，有轻微沮丧的孩子的注意力时间则更短。对这些孩子来讲，不但课堂上有许多事使他们分心，例如同学所讲的笑话、走廊里的噪音或是外面的吵闹声，同时他们自己也有许多负面思维，从而使他们的注意力无法集中，例如“我总是做错”、“杰米不再喜欢我了”、“我讨厌学校”等。注意力差，成绩就下降，抑郁大大削减了孩子重新振作及再尝试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计划必须将抵抗抑郁的核心技巧与吸引力相互结合起来。所以我们计划了一套12个星期、24小时的以漫画、互换角色、游戏、讨论及录像带的形式来教授每一个核心概念的计划。同时创造了两个“应对技巧”的角色——常存希望的霍莉与她的弟弟霍尔。这乐观的一对被称为“银子”，因为他们总是可以在最黑暗的地方找到银色的衬里。他们喜欢挑战，承担着帮助忧愁的格雷格及悲观的贝妮的责任。他们教导绝望的杜欧如何向自身的负面思维挑战，并协助他找到应对问题的方法。实话实说的沙曼珊帮助欺负人的布兰达及懦弱的彼得学习坚持己见及权利的技巧。每一个概念都由一个角色来演说，并且在整个计划里，这些角色出现在抵抗抑郁技巧的短剧及故事中。

宾州预防计划包括认知和解决社交问题这两个主要部分。为了使正常小学生适应认知治疗的中心要素，我们来教孩子思维是可证实且可改变的，孩子不必一定要相信进入脑中的第一个想法。我们都有发生在意识边缘的“自由思维”。它们就是我们整天对自己所说的短暂、很少能感觉到的那些话。虽然这些想法十分短暂，难以察觉，它们却会直接带来悲伤、焦虑和气愤。我们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教儿童如何捕捉他们对自己所说的话。

以下是六年级的玛莉有关如何学习捕捉自己自由思维的想法：

你知道，有时候某一首歌的歌词会在你的脑海中不停地翻来覆去，就像有一次，爸妈带我去看一场叫《音乐人》（The Music Man）的歌舞剧。看完后的整个星期里，其中一首歌的歌词一直在我脑海里转来转去，我并不是特别喜欢那场表演。凯伦告诉我们：在我们的脑子里，也有些是对自己所说的单词、句子或事情。起先我们以为她发神经，但是她教我们注意自己的想法，她是对的，她给我们定一段时间，时间到时，我们要将刚才那段时间内所想的东西写下。有时我会想“我的头发真难看”或是“没有男孩喜欢我” 。有时我会想快乐的事，但是多半时候都不是这样。

经过练习，玛莉可以注意到自己的自由思维。孩子一旦可捕捉到自由思维，他们便可以学习如何正确地评估思维。判断指责是否正确是大部分儿童已具有的技能，但是当指责是来自内部时，他们却不会应用同样的技能来判断。假设被朋友指为自私或是偷懒，多数儿童或成人会述说一连串有力的证据来反驳指责。“偷懒？谁说的？几个盘子没洗算什么？我早上6点30分就起床，做运动到8点，然后去上班一直到晚上6点才下班。回来时还得顺路去拿你的干洗衣服。偷懒，你疯了，竟说我偷懒！”

但是，通常当我们指责自己时，就不会应用这种方法。对于我们向自己所说的话，我们似乎认为它一定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沮丧的人明显地倾向于接受自我批评，并将之视为事实。

为抗拒此类倾向，我们教孩子利用侦探的角色，来判断自我指责及悲观思维是否正确。我们利用大侦探福尔摩斯及指导错误思维的“糊尔模斯”的故事来介绍这个概念。

从前，在一个很像阿宾顿的小城里，有一个十岁的女孩骑着她红色的新脚踏车到学校。她把脚踏车锁在柱子上，很高兴地去上课。放学后，小女孩很兴奋地朝着她的脚踏车跑去，她迫不及待地想跨上新脚踏车，飞快地骑回家。但是当她跑到锁车子的地方时，却发现脚踏车不见了。

“啊！我红色的新脚踏车呢？”她很难过地大哭起来，就在那时候，有个戴着一顶很大的帽子、长得很奇怪的人走到她身旁。她不认识这个人，也从来没见过他。她想：“我不认识这个人，也从来没见过他。”

“请不要惊慌，小女孩。我就是鼎鼎有名、伟大的侦探糊尔模斯，我来为你服务。”

“我从来没有听过叫做糊尔模斯的侦探。你是不是说福尔摩斯呢？”小女孩问道。

“不是！我是糊尔模斯。”侦探回答说，声音听起来好像有一丝丝不耐烦，“为什么每个人总是把我跟那个家伙搞混呢？反正，我知道是谁偷了你的脚踏车，就是那个恐怖危险的丹尼！”

“哇！”女孩叫道。“好快呀！你怎么能那么快就指出是谁偷了我的脚踏车呢？”

“呀，没什么了不起。他就是我的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个名字。所以一定就是他！”说完，他就转过身，差一点绊倒自己，朝着夕阳走去。

但是我们的故事还没有完呢！因为就在那时，勇敢又可爱、世界闻名的福尔摩斯来到现场。他脱下披风，扶正他的帽子，说：“我不同意那个傻瓜糊尔模斯所说的。我就是许多书中闻名世界且勇敢又可爱的主角福尔摩斯！”

小女孩觉得这个人有点高傲，但是她急需他的帮助。福尔摩斯继续说：“我的小朋友，我不同意那个傻瓜糊尔模斯所说的。他算什么侦探？真正的侦探不会立刻相信出现在脑中的第一个名字。好的侦探会列一张嫌疑犯的名单，然后寻找证据来捉贼。我现在去寻找线索及证据，我回来时，会告诉你是谁偷了你的脚踏车。”说完，福尔摩斯披上他的披风，扶正他的帽子，很快地走向街上。

“那可真是个奇怪的人。”小女孩想：“不过，他好像对他的工作十分认真。”

那天傍晚，小女孩正在家门口玩，她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便转过身来，福尔摩斯正站在她面前。

“嗨，小姐，是我，福尔摩斯。”

“这事越来越古怪。”小女孩想，“你有没有查出是谁偷了我的脚踏车？”

“是，我查出了。首先，我猜想是危险的丹尼。但是当我搜集证据时，我发现你的脚踏车被偷时，丹尼已因逃课受罚不能出来，所以不可能是他。然后我想也许是狡猾的斯蒂夫。但是当我搜集证据时，我发现你的脚踏车被偷时，他正在用他的零用钱打电动玩具，所以也不可能是他。然后我打算去调查坏贝蒂，而我搜集证据时，发现在锁脚踏车柱子旁边，有一条绑头发的缎带，上面印着坏贝蒂的简写“BB”。然后我到坏贝蒂家，她的妈妈告诉我说贝蒂骑着一辆崭新的红色脚踏车出去了，说是因为她表现良好，从学校得来的奖品。最后，我到附近去找她，终于找到坏贝蒂。她果真骑着你的脚踏车，而且正在那吓唬比她年纪小的小孩呢！”

“啊！福尔摩斯！”小女孩喊道，“你真是了不起。你比那个傻瓜糊尔模斯聪明好几倍。那么，你现在可不可以把我的脚踏车给我呢？”

福尔摩斯低着头看着脚，结结巴巴地说：“噢！啊！嗯！我并没有把你的脚踏车讨回来。那个贝蒂，又高又大又很凶，我看你还是请你的爸妈帮你去讨回来吧！说完，福尔摩斯旋转了一下披风，调整他的帽子，消失在夕阳里了。

在第9、10、11章里，我们会教你如何应用主要概念及如何和你的孩子一起进行宾州预防计划认知部分的活动。

计划中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教孩子如何处理人际冲突和解决社交问题。容易抑郁的孩子时常显示两种人际交往风格中的一种：他们不是因不能立即得到想要的东西而欺负人，就是因不想引起麻烦被人欺负而自动退缩。难怪，消极的孩子容易被人欺负。

爱欺负人的孩子看到的每一个地方都充满敌意与侵略，他也以同样方式反抗。他的座右铭是“最佳的防御就是强力进攻” 。他需要学习如何放慢脚步，将“侵略雷达”的敏感度调低并且学习以其他方式来应对挫折。消极孩子的座右铭是：躺下装死。他们觉得坚持己见是无助的，所以每当冲突发生时就退缩。这样的孩子需要了解自己并非无助，需学习如何变得坚定自信。第12章会教你如何将社交与人际技巧传授给你的孩子。

开始计划

我们计划的第一步就是检测出容易抑郁的孩子。下面几项因素都会增加孩子抑郁的危险：父母沮丧、母亲去世、有低度沮丧症状以及家庭生活不和睦、时常争吵等。因为要找出父母抑郁的例子十分困难，而且在阿宾顿，母亲去世的例子也不多，所以我们将精力集中在后面两项因素，并尽量将许多儿童包括在内。

实际的检测过程相当简单且迅速。每一个经由父母同意参加的儿童都填写两份问卷，一份是测量抑郁症状，另一份是测量孩子对家庭纷争的看法。因为检测的方式并不需要很长的面谈时间，所以我们能够在20分钟之内评估完20名学生。

1990年冬季，宾州预防计划正式开始。丽莎、珍妮与凯伦检测了200名阿宾顿学区内的五六年级学生，选出70名有抑郁高危险的儿童参加计划。70名儿童被分为六组，丽莎、珍妮和凯伦每人各教两组。为了确保每一组所教的材料完全相同，我们对每一节课都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教学手册，并且将每一节课都录下来，作为教学评估。

计划开始的前一天晚上，研究小组一起讨论工作，并分享终于要到课堂上与孩子相见的兴奋感和紧张感。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所发展出的计划在第二天即将首次真正与一群有抑郁高危险性的孩子一起执行。将科学带到社区是件令人十分兴奋的事，且责任重大。我们将走入这70名孩子的生活，这使我想到与索尔克博士的一席谈话。希望这次心理免疫的首次实验，可以实现他崇高的理想。

那年的冬季与春季，我们一直与小组一起上课。每一组被试都有其不同的个性。有一组特别团结及友善，他们给凯伦庆祝生日，亲手做了许多礼物及糕点，凯伦完全不知情，因为她的生日还有四个月才到。另一小组比较安静，但是以极精确的方式学习技巧。而第三个小组则有许多矛盾，彼此之间的相处方式也很粗鲁。对他们来讲，维护自身权益的技巧就显得更重要。我们曾希望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却没有料到他们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许多儿童都有相似的家庭经历，因为我们检测的标准之一就是家庭纷争，组内自然有许多孩子是与时常争吵、离婚或分居的父母住在一起的。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有一个五年级的男孩，妈妈在车祸中伤得很重，爸爸不能忍受命运的转变，经常忽视儿子。托比刚进入我们的计划时，认为自己做错了事而使爸爸讨厌他。他经常反复回想他所做的事，希望能找出做错的地方来补偿。

我的家庭很恐怖，妈妈生病无法起床。我们将床搬到客厅，好让她看到更多的人和更美好的东西，但是对她来讲仍然很痛苦。我的姐姐打算离开大学回家帮忙，但是妈妈不要她休学。使我十分烦恼的是爸爸几乎都不和我讲话了。我知道，有时候我会惹麻烦，爸妈都很苦恼。但是这一次，我实在想不出我哪里做错了。通常，如果我做错事，自己都会知道的，例如与马克打架，或是在班上取得坏成绩，但是这一次，我真的是不知道。我甚至问了爸爸一两次，但是他只是说我没有做错任何事。可是我知道我一定有，如果我没有的话，他是不会像这样生气的。

托比的家庭生活正处于危机。虽然我们的计划无法改变他所处的实际环境，但是我们可帮助托比学习如何不再责怪自己，并且加强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来应对损失及痛苦。以下是托比形容他看到的自己所发生的一些改变：

家里的情形仍旧相当差。姐姐休学一学期对家里有点帮助，我想爸爸与我之间的情况大概有些好转，但是没有太多。不过我已学会如何不再不停地责怪自己了。我们玩的侦探游戏，帮助我辨认我是否过分责怪自己。有时，当我开始想每件事都是我的错时，我就记起我们在课堂上所做的事，这对我有帮助，就好像一两天前的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在想我一定做错了什么事，否则为什么这种坏事会发生在我家。我一直在回想我以前所做过的所有坏事，这使我觉得十分难过。然后，我记起凯伦教我们如何像福尔摩斯一样寻找证据，我就开始照样去做。我本应该起来开灯，把它写下来，但我只是在脑子里想，这对我真的有帮助。我想到我做的许多好事，比如帮妈妈做家事，帮爸爸煮饭之类的。这使我的心情好很多。有时，当我很难过时，我会忘记做福尔摩斯，但是只要我记得，这就会对我的心情有所帮助的。

计划中的一名六年级女孩玛莉安最近发现自己是被领养的。她觉得好像她的整个世界都改变了。所有事都和以前不一样了，她对父母没有及早告诉她实情，感到十分愤怒。

那天，他们告诉我的每一件事情，我都记得十分清楚。我正在格兰家玩他的天竺鼠，妈妈打电话来叫我回家。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奇怪，我以为她发现我打电话捉弄丹尼，我想我大概会被惩罚。当我回到家里，爸妈两个人都在，他们叫我到客厅里坐下。我感到十分害怕，因为他们两个人看起来都很严肃。通常如果他们发现我做错了什么事，会马上对我大声叫骂，从来没有叫我坐下讲话的。我们都坐在客厅里，妈妈开始说：“爸爸和我都十分爱你，我们有件十分重要的事要和你说。”

我预料他们大概要说的是离婚，我有一两位朋友的父母离婚了，而他们讲话的口气，就好像是要讲那种事似的。当他们告诉我说我是领养的，我差一点死掉。我起初不相信他们所说的，我坐在那里一直想：“我的天，他们一定是疯了，真不相信他们和我开这种玩笑。”终于，我把他们的话听进去了，我知道那一定是真的。然后我变得非常愤怒，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愤怒。他们告诉我的唯一原因是乔纳逊在翻爸爸办公室的黑档案柜时，找到一些文件，上面写着我是被领养的。他们怕我发现，所以想亲口告诉我。如果不是因为乔纳逊，我还一直以为自己是他们亲生的呢！

在实行计划的这段时间内，玛莉安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父母对她隐瞒事实。她认为他们已谋划好不让她知道，如果不是她的弟弟无意间发现，他们永远也不会告诉她的。玛莉安对父母十分愤怒，拒绝与他们谈话，并且尽量待在自己卧室或同学家。

我们帮助玛莉安从多个角度来看她父母的动机，这减少了她对父母的气愤，并且使她能够跟他们谈论自己的感觉。

我真的很喜欢来参加这项计划。珍妮人很好，而且她帮了我许多忙，她帮我最多的就是这件领养的事。我对爸妈十分气愤，甚至无法与他们待在同一个房子里。我放学回家后，不是到萨拉家，就是躲到自己的房间，把门关上。我就是这样对他们不理睬，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幼稚，但我实在没有办法。当我坐在饭桌旁时，我必须不停地告诉自己：“不要做任何傻事，吃饭，闭嘴。”我跟你说，我真的想端起饭菜向他们扔过去！

珍妮帮我放慢我的思维，找出关于这件事的症结来仔细分析我对自己所说的话。我觉得如果他们真正爱我，就应该立刻告诉我。既然他们告诉我的唯一原因是乔纳逊发现了，那么他们说不定打算永远不告诉我。但是珍尼帮我想出他们没有及早告诉我的许多理由，以及为何决定要等我长大后才告诉我的原因。也许他们要等我长大后更懂事了再告诉我，也许他们怕我知道后会难过，所以不想告诉我。我总共想出了七个原因。当我开始想到这些不同的事之后，我就不再觉得这么难过了，我甚至开始问他们一些关于这件事的问题。

在12个星期内，我们与孩子共相处了整整24小时，听他们的故事，帮助他们提高应对能力，实在很难跟他们说再见。如果能够偶尔与孩子们打电话，问问他们的近况，那该有多好！但是因为这是个研究计划，特别设计来测量12个星期内的课程对儿童是否有长期拒抗抑郁的影响。我们知道，计划一旦结束，我们对待这些参加过课程的孩子，是不可能与其他控制组的孩子有任何不同的。

结果

在接下来的两年内，我们数次回到学校来测量这些孩子的抑郁症状。这个计划项目对抑郁有着十分明显的预防性影响。计划开始之前，控制组与预防组均有24%的孩子有中至高级的抑郁症状。在计划结束之后的第一次测验中，预防组降到13%，而控制组仍在23%。因为我们的计划是要预防抑郁，我们对长期数据更感兴趣，而不是计划所带来的即时的减轻效果。如果我们发现计划可立即减轻抑郁，但如果没有长期影响的话，就算是失败了，我们的目的在于教导孩子一套可以适用一生的技能。我们相信，一旦孩子开始应用这些技能，他们就会开始有较多的征服和较少的失败，而这些可以相对地可改善他们的心情，强化他们对这些技能的使用。我们希望创造一个螺旋上升的自我加强的系统。

每六个月我们都分析一次最新资料，而每一次我们都发现预防抑郁的成功。两年之后，参加适应技能组的孩子中，只有22%显示中至高级的沮丧症状。相对的，控制组有44%的孩子有处于同一阶段的抑郁症状。与孩子道别后的两年内，只有在每六个月施测一次时才会接触，预防组的孩子只有一半会抑郁。

对于这项结果，有两个事实必须说明：第一，所有心理治疗的正面影响会随时间流逝而逐渐消失。这是众所皆知的，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因为人们会忘记所学过的东西，或是会再回到曾经引起问题的环境，或是不再得到支持与鼓励。我们当然希望这个计划能够带来持久的效果，但是根据现有文献，最可能的预期就是我们计划的效果可以在早期进入高峰，然后逐渐消失。第二，当孩子步入青春期，抑郁会逐渐增加，并且青春期的抑郁比率会比儿童期更高。所以我们预测，在追踪期，有沮丧症状的孩子的数量会逐渐增加，我们希望这个计划可以减少这个趋势。

现在让我们再回头来看实验的结果。计划刚结束时，有强烈沮丧症状的孩子总数减少了35%。两年之后，有强烈沮丧症状的孩子数目减少了100%，但是孩子经历青春期的抑郁的整个趋势增加了。在一段时间之后，将控制组的孩子与预防组的孩子做比较，显示他们的沮丧症状增加的更多。宾州预防计划很了不起地将抑郁的自然增加速度减慢了，我们的计划是规律中的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预防计划的效果反而加大了。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计划是否能预防抑郁？”答案是肯定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计划是否增加了孩子的乐观？”答案也是肯定的。每一次孩子填写抑郁测验问卷的时候，他们也填写了第6章中的乐观与悲观的测验问卷。我们一致发现，在预防组内的孩子较少以会以悲观方式来解释坏事件。尤其是计划帮助他们减少以永久性原因来看问题的倾向。莎瓦娜注意到自己的改变。

刚开始时，我就像那个悲观的贝妮。我总觉得难过，并且认为我总是做不好事。正如我的继父搬走时，我以为那是因为我的关系，就好像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去世，我以为是因为他不让我去吉儿娜家过夜，我生他的气，所以他才死掉的。现在看起来我不再这么想了，宾州大学的人到我们学校来，帮助我们改善状况。我们做一些有漫画人物的功课，例如在一页的上方有两个孩子打架，然后后面写出了其中一个孩子的感觉，比如很伤心、很生气之类的。然后我们要猜出这个孩子在想什么，并把它写在图片中间的圈圈里，就像是漫画人物说的话一样，我们做了很多这类的漫画练习。有时候，我们也会画一些最近发生的事情，而不用已画好了的图片。

我觉得漫画实在很好，因为当坏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时，它让我学会怀有希望地去对待。丽莎教我辨别事情会永久持续而你无法改变它的想法，与你可以至少改变它的一部分的想法之间的不同。她会叫我们做很多练习，甚至留功课给我们做。我本来最讨厌功课，但是她没有留太多功课，所以我想这还算好。

阿宾顿计划之后，我们在宾州威沙希孔学区内的学校施行宾州预防计划，也取得了相似的成功结果。我们为费城的孩子修改计划，改变一些语句及故事来反映都市的生活。同样我们也获得了很好的短期效果，并进一步通过追踪这些儿童来看效果是否会持续。到目前为止，费城地区总共有四个学区内的350名儿童参加了这项计划。

当我们对这些成果引以为傲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仍旧没有答案。我们安排临床心理学博士班资深的学生凯伦、丽莎及珍妮来教导儿童一些持续地减少抑郁危险的技能。除非其他人也能够如此做，否则我们计划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每年我们最多可以亲自教导100名儿童，但是有成千上万的儿童都需要能从此计划中受益，即使有一小队博士水平的心理学家也不一定够用，更何况请心理学家的费用很高而学校的预算很紧。

为了使我们的计划得到广泛应用，我们需要有个双边计划，主要涉及老师和家长。首先我们必须训练学校的老师，像心理学家一样教导他们学习这些技能。我们从费城近郊的上达比学区内选择了一组教师，首次让他们直接在自己学生中实行这个计划。这些老师同意参加密集性培训，然后每周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在他们的学校里给小组孩子上课。我写这一章的时候，有六位初中老师正在教导七年级与八年级的学生小组，我们将它与由布林芧尔学院心理学博士班学生所主持的小组来做比较。由其他有类似危险程度的儿童组作为控制组，就像在阿宾顿所做的，我们将追踪这些孩子，从初中直到高中。

广泛传播的另一种做法就是指导父母如何教导自己的子女。将孩子所要学的技能教给父母，这样可使孩子生活在乐观的环境里，这样儿童预防计划项目结束后，父母仍可继续提高孩子的技能，因此父母学习并练习我们在抑郁预防计划中教给他们孩子的那些技能也是十分重要的。

到今天为止，威沙希孔学区内有30位家长参加。他们上七次课，每次两小时。我们将家长参与的孩子与我们直接教授但是家长不参与的孩子进行比较。计划刚完成时，并没有发现这些小组间有任何显著的不同。当然，在家里的加强期还没有真正开始。目前我们正在搜集追踪资料，来看长期下来两组之间是否有什么不同。

我们从家长那边听到许多成功的故事。在回馈问卷、信件和电话中，参加计划的家长告诉我们，他们看到了孩子与自己的改变。一位家长谈到了如何与儿子有前所未有的亲近感。“这个计划对我最好的影响就是加深了我和儿子之间的联系。现在如果有事情不顺利，他会将我视为一项资源，或是可以帮他找出问题的人。以前，我大概是他求助的最后一个人。”

接下来的四章包括了家长与老师训练计划的中心内容，还有许多你和孩子要做的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