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孩子的乐观哪里来

悲观有四个来源：基因，父母的悲观，从父母或老师那得来的悲观性的批评，征服和无助感的经历。你无法改变孩子的基因，但你可以改变自身的悲观，改变批评孩子的方式，并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孩子征服的经历，你也可以直接教导孩子乐观的技巧。

每年八月，在美国俄亥俄州的特温斯堡都有一次全国性的会议。

5000对双胞胎及一些三胞胎都会来庆贺双胞胎节日。双胞胎不仅对他们自身有利，也对科学研究有帮助。研究双胞胎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机会，来验证个性的形成是受基因或经历（即先天还是后天）影响的。

可遗传的乐观

积极的父母常会有积极的子女，音乐家的子女往往都有一定的音乐天赋，酗酒的父母有可能会有染上酒瘾的子女，天才的子女往往很聪明。同样乐观的父母常会有乐观的子女，而悲观的父母也常会有悲观的子女。通过对双胞胎的仔细观察，在此有两种假设：第一种是子女遗传父母的基因包含有积极、音乐天赋、酗酒、聪明或乐观等特性；第二种是父母为子女所创造的某种环境会不知不觉地教会他们积极、音乐天赋、酗酒、聪明或乐观等特性。

同卵双胞胎有完全相同的基因，而异卵双胞胎只有平均50%的共同基因，他们的基因就如任何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一样，只是刚好同时出生而已。拿同卵双胞胎与异卵双胞胎的身高来讲，同卵双胞胎之间的身高差异比异卵双胞胎间的身高差异更为相近，因此我们知道身高与遗传有关。

我们可以从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更一致的特性中，来找出某一特质受基因或环境（及其他因素）影响的程度。例如，同卵双胞胎的智商一致性程度要比异卵双胞胎更高，差异的大小可告诉我们智商中的25%～75%是遗传而来的，其余25%～50%是由非遗传因素而来，比如养育、学校教育、幼时患病、智商测验的错误或胎儿荷尔蒙等所致。

双胞胎研究中最令人惊讶的发现就是，每一种主要的人格特质有1/4～1/2是从父母那遗传而来的，比如抑郁、工作满意度、宗教信仰、自由主义、独裁主义、活力充沛等，甚至看电视的多少及离婚的可能性都有50%的遗传性。你也许会想，这怎么可能呢？离婚和电视存在的时间还不足以演化并进行选择呀！这点的确有道理，但是人格特征，比如冲动、贪欲、行动的需求和被动性等，都是自古具有的，它们成了是否离婚或看电视多少的基础。既然人的特性及复杂的行为很大一部分是遗传而来，那么有多少乐观是遗传而来的呢？1990年8月，我们开车来到特温斯堡，希望能找出答案。

特温斯堡的双胞胎知道他们在科学上的特殊地位，都十分乐意与研究者合作。我们在会场设立摊位，请到115对同卵双胞胎与27对异卵双胞胎来完成解释风格的成人版问卷。我们查看了同卵双胞胎的答案，发现他们的答案很相似，之后又与异卵双胞胎的答案做比较。同卵双胞胎对乐观与悲观的答案比异卵双胞胎更为接近。如果同卵双胞胎中一个是强烈的悲观者，则另一位几乎也是很悲观的人。相反，异卵双胞胎之一的分数并不能预测另一位双胞胎的分数。当我们计算乐观的遗传性时，发现它几乎是50%。

但是这项发现并非无懈可击。也许这仅指出同卵双胞胎的相同的社会环境比异卵双胞胎更多，而有更多类似的生活经验也可制造出更类似的乐观。这是一种认知上的异议，有简明的方法可以克服，即研究在不同环境中长大的同卵双胞胎。当同卵双胞胎很小时就被分开，由不同的家庭抚养，他们身上那些十分相近的人格特质，只有由共同基因带来，不可能由相似遭遇带来。如果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仍比异卵双胞胎有更相近的解释风格，那么就由基因所致。

你也许认为要找到足够多的、在不同环境下长大的同卵双胞胎来做调查是很困难的，但是瑞士的双生子老化研究就做了这项调查。1987年，有72对在不同环境下长大的同卵双胞胎，126对在相同环境下长大的同卵双胞胎以及146对在相同环境下长大的异卵双胞胎也做了一份乐观问卷并对此做了比较。调查结果与特温斯堡研究结果类似：大约有25%的乐观与悲观的分数是遗传而来。我们所估计的50%的遗传性与瑞士所估计的25%间的差别，可能反映了在相同环境下长大的同卵双胞胎的相似性。

这些结果使多数学者相信乐观有一部分是遗传而来，但是坦白讲，我并没有被说服。整个人格基因结论中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瑕疵，但这个问题对乐观来说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缺点。我在此要区分可遗传的人格特质和直接由基因主导的人格特质。假设某人生活上越成功，他就越乐观的话，有哪些特性会引起这么多的成功呢？比如英俊漂亮的外表、能说会道、有运动细胞、机械操作技巧、敏锐的观察力等均为特性之一。而每一项特性都有高度的遗传性，即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有更类似的特征。因此同卵双胞胎可能因为在生活上有类似的成功（或失败）而有类似的乐观程度，并且更多的成功往往使他们更乐观（或是更多的失败使他们更悲观）。类似的成功或失败是由类似的基因控制的特质所引起的，比如机械操作技巧、英俊的外表或聪明才智等。

一般来说，双胞胎无论是在相同环境下长大或是在不同环境下长大，都可显示某一特质是可遗传的，但是却无法显示它是否直接来自基因。这些研究对于某一特性有可能来自特殊经历而非直接来自基因控制的看法仍有所保留。基因控制了生理的因素，这可产生某些特殊的经历。下面的假说纯属虚构，但可由此看出重点：运动能力是可遗传的，因为身高（基因上的）可引起篮球队教练对他的重视（特殊经历），而引导他在运动界成名。自尊是可遗传的，因为漂亮（基因上的）从而受父母宠爱（特殊经历），因而提高了自尊。抑郁是可遗传的，因为手脚协调性差（基因上的）导致因笨拙而遭到他人拒绝（特殊经历），从而无安全感且容易受伤。肥胖是可遗传的，因为喜好甜味（基因上的）所以吃了很多甜食（特殊经历），结果变得很胖。

虽然乐观的一部分（低于75%）无疑是可遗传的，但并不表示一定有乐观基因的存在，或者说较好的幼年经历对乐观的形成并不是很重要。作为父母及教师必须时时想到：多次成功很可能会使孩子乐观。你应该尽力帮助孩子，在成功之后继续成功。正确的教导可支持并维持孩子的乐观，同时较积极的重要经历也会使孩子的乐观更坚固。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父母、教师以及关键性的经历，在孩子的乐观来源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父母

当你情绪激动时，你的孩子的警觉性也会相应提高。孩子以你轻微或剧烈的情绪表现作为信号来判断你的反应，并作为他对今后一些事情的看法。许多情绪学习都是这样发生的。 我有位好朋友有种不寻常的恐惧症（其他方面都正常），她是位电话恐惧症者。每当别人打电话给她时，这位平常好交际的人就会一身冷汗，几乎不能讲话。她知道自身的问题并且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找不出任何起因。并没有发生与电话有关的大灾难，幼年时也没有不准用电话或其他相关的经历，因此这使她的这种情况特别令人疑惑。有一年感恩节晚餐，我在厨房里帮忙，有人打电话来找她的父亲。我很惊讶地发现，平日口才很好的他，变得有点口齿不清，并且汗流不止。我于是将两件事联结在一起，儿时她曾看到父亲对电话极度焦虑的反应，可能她从父亲那里学到了这种不寻常的恐惧症。

你生气时，你会正巧向旁边的人解释令人烦恼的事情。车子被刮到了是因为那个不讲理的家伙硬要挤过来，老爸大声关门是因为他的心情不好，找不到工作是因为经济不景气，祖母生病了是因为她太老了。你本身的解释风格显露无遗，而孩子也正仔细聆听着。他学习到的不只是你解释中的特殊内容，还有你的一般解释风格，并且将你的风格变成他自己的。

多莉是个九岁的女孩，与妈妈茱蒂、继父杰可及继父的儿子艾力克斯住在一起。在多莉出生以前，茱蒂在一家房地产大公司工作，她喜欢这份工作，尤其喜欢管理办公室的其他员工。茱蒂可以成功地解决纠纷，因为公司里常有纠纷，她也就很快地成为团队中不可缺少的成员。

当茱蒂因分娩而决定要暂时离开公司时，她与老板讲好产后三个月回来工作半天，一年后回来做全职。虽然她的老板希望她能更早回来上班，但怕失去她，就答应了她的要求。

多莉出生后，茱蒂不想那么早回去上班。她惊讶地发觉自己很喜欢当妈妈，并且想到多莉要交给别人带就觉得不舒服。多莉的爸爸本来就不太喜欢自己的太太上班，所以很赞成茱蒂的决定。茱蒂很害怕又不知如何告诉她的老板，公司一向对她很好，她也觉得食言毁约十分不好意思。她没有与老板约定时间当面来讨论这件事情，只是寄了封很简短的信，告知不再来上班。公司的人打电话来找她时，她也避而不接电话。一个好的职业生涯，却不幸地有了个不好的结尾。

现在多莉长大了，茱蒂想再出去上班。她考虑了好一阵子，但是每一次做了计划后，就会觉得十分焦虑，因此认为还不是去上班的时候。晚餐时，杰可向她提起这件事。（部分是茱蒂对自己为何不能找到工作所作出的解释。）

杰可：我好一阵子没有听到你提找工作的事了，最近有什么进展？

茱蒂：嗯！我不知道！（我总是很忙！）还没有时间去找工作。我有空会去的。

杰可：听起来不太有劲，找工作是否仍然让你觉得紧张？

多莉：你为什么紧张呢？妈妈。

茱蒂：噢！我想我对这件事情是有些紧张。（我几乎有十年没有正式工作了，我甚至不能想象自己再在那种环境中上班。）

杰可：那的确需要适应。不过从你告诉我的关于以前上班的情形中，可以看得出你做得很好也很喜欢。你为何不打个电话给他们？也许他们有职位空缺。

艾力克斯：妈妈，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茱蒂：噢！我在房地产公司工作，我主管办公室的事情。（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即使我那时做得还好，反正我现在也绝对不能打电话给他们，（我离开的时候破坏了关系，我怀疑他们是否还记得我，就算是记得我吧，也不会对我有好处的。）我不要再做那种工作！（烦事一件件，总是没完没了。）

杰可：那么，也许该考虑你的专长和你喜欢做的事，我们可以一起想想哪些工作适合你。

茱蒂：专长呀，这可难了。

多莉：你是个很好的妈妈，这算不算是专长呢？

茱蒂：谢谢你，小甜心，我想好妈妈在职场上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杰可：啊，慢着！那可不是真的。它的确有市场价值，要不要去托儿所看看，或者，你是个好妈妈是因为你有耐心、有创意，又有许多精力，这些都是你的长处。我们该寻找……

茱蒂：杰可，谢谢你的帮助，但我就是无法相信这些会助我成功。无论我想得到什么工作（我都得与那些年轻、更有学问的人来竞争。）大部分公司可能更想雇用更有经验、更有资格的员工，他们为什么还要雇用一个已经十年没上班的中年主妇呢？

杰可：哇！茱蒂，你的确紧张，也许你就是需要个开始，要不要把这个星期的目标订为看招聘广告或写履历表之类的？我知道这样的计划曾对我很有效。

多莉：对，就像是我不想整理房间时，你总是告诉我，我可以从捡起黄色衣服开始，或是捡所有的袜子，或所有以S开头的衣服。那使我做得更快，也蛮好玩的。

茱蒂：多莉，我想这比你所做的要复杂许多，这不是因为我需要别人督促，而是（我没有被雇用的条件。）不论用什么小把戏来激励我的动机，最终情形应该仍是一样的。

茱蒂是个正在酝酿中的悲观者，并且以明显的信号向她的子女传播她的解释风格。我们来看看她对不能找到工作的解释风格。

·我没有被雇用的条件（永久的、普遍的、人格化的）；

·无论我们想到什么工作，我都得与那些更年轻、更有学问的人竞争，况且我已十年没上班了（永久的、普遍的、人格化的）；

·我总是很忙（永久的、普遍的、人格化的）；

·烦事一件件，总是没完没了（永久的、普遍的）。

她的家人试图打破她的负面想法，让她表现出一种比她目前状态更好的解释形态。他们认为如果茱蒂可以反驳自己的灾难性想法，那么她就可以给自己新机会。

·那的确需要适应（暂时的、局部的、非个性的）；

·也许你需要个开始（可改变的、局部的）；

·你的确紧张（暂时的）。

我们的资料显示，茱蒂的孩子正在一点一滴地学习她对所发生的坏事件的悲观性理论，并将妈妈的理论变成自己的。我们发现母亲的乐观或悲观与她的孩子（不论男孩或女孩的乐观或悲观）都有很强的相关性。

即使只有部分的解释风格是从父母那里学来的，假如你是个悲观者，也必须改变自身的风格。在第9、第10及11章，我们会提供改变孩子解释风格的认知技巧，我们也会教你如何改变自身的悲观看法。

教师与教练

将自己的解释风格不经意地强注于孩子身上的成人，并非仅是父母，教师与教练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他们每日接触的事物都直接关联于孩子的成功或是失败。当他们批评孩子时，他们的批评方式就会影响到孩子对世界的看法，孩子很快开始运用从他所敬仰的成人那里学到的某种解释风格，并用它来批评自己。

杰迈尔和瑞秋都是费兹维特太太七年级英语班的学生。费兹维特太太一向以出高难度测验闻名，她要求学生背诵古典文学片断，又要每个学生将自己最喜欢的诗做人格化处理。没有人对费兹维特的教学创意及热情存有任何质疑，多数学生上完她的七年级时，都被灌输了对阅读、写作，尤其是思考的热情。虽然费兹维特掌握了做老师的技巧，但有时她也犯一种普遍存在的错误。请注意下面她在期中与学生的个别谈话，特别是跟瑞秋（女孩）的谈话与跟杰迈尔（男孩）谈话的不同点。

费兹维特：请进，瑞秋，让我们来谈谈这学期到目前为止你的表现，你有什么感觉吗？

瑞秋：我很喜欢关于讽刺、嘲弄的东西。我的父母总是说我太过讽刺，现在我可以告诉他们其他著名的讽刺性人物，他们一定会喜欢的。

费兹维特：好极了，我把他们的小女孩变成了个讽刺怪物了！我很高兴你喜欢这个部分，但是你的成绩不太好，尤其是写作。到目前为止，你写作功课多半是60多分，有些70出头。写作似乎不是你所擅长的。有的人就是有这种本领，有的人则没有。但是你拼写及朗诵的成绩不错，你对那些部分相当在行。

瑞秋：我想你说的对。我的写作不行。大概是像我爸爸，他说他们在写作及其他英文方面都不好，他很擅长数学。

费兹维特：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和短处。下次交作业前，可以先让我看看你所写的，也许对你会有一些帮助，好不好？

瑞秋：谢谢你。

杰迈尔的写作成绩也不好，请注意她对杰迈尔所说的话。

费兹维特：让我们来看看你的成绩，杰迈尔。

杰迈尔：唉！我最讨厌这部分。

费兹维特：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样？

杰迈尔：先告诉我坏消息吧！

费兹维特：好！你的写作成绩不好，分数多半在70出头，我看你似乎对功课没有下多大工夫，是吗？

杰迈尔：哦！写作不是我喜欢的，你是知道的，我无法以那种方式来表达自己。

费兹维特：你在说些什么啊？我听过你和女孩子讲话，听起来好像你只要真心想要，就知道如何有效地运用语言。我相信你只要用心去做，一定可以得到80分或90分的。

杰迈尔：也许吧！只是那些题目实在很难令我感兴趣，我对雷德利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

费兹维特：好，那么你对谁才有话可说呢？

杰迈尔：我对女孩子有很多话可说。

费兹维特：那么这星期你写关于女孩子的短文，我们再来看着你会写得怎样。要好好用心写。我知道你有很多话，只要把它们写在纸上就好了。现在，好消息就是你拼写分数已经渐渐增高。你看，我是对的，这只是专心的问题。你花了一点工夫，成绩就提高了。写作也是一样的。

老师以不同的方式批评不同的学生。有时批评反映事实（你太矮了无法跳过六尺高的杆），但是有时它们也反映了老师的偏见和坏习惯。卡萝尔·杜威克（Carol Dweck）记录了关于对女孩与男孩的偏见。她是研究“课堂无助感”的首席调查者，她观察三年级的课堂来调查孩子失败时，老师是如何来批评他们的。她发现老师对男孩子的批评与对女孩子的批评有极大的不同。当女孩子成绩不好时，比如瑞秋的写作，她的老师批评她没有能力。被批评的孩子将它内化，就好像瑞秋说的，“我的写作不行，大概是像我爸爸，他说他在写作及其他英文方面都不好”。

要注意：将失败归罪于能力差是十分悲观的，因为能力是永久性的，而一个才上小学的女孩子，竟不停地被批评能力差这是十分可怕的。相反，当男孩子成绩不好时，三年级的老师批评他们不用功、吵闹、不专心（当然，这些批评中有一些是事实），这类的评语一般较无害，因为努力、注意力及行为都是暂时的及可改变的。

由于性别上的微小差异，评语对孩子的影响是不同的。请记住：对失败的悲观解释会使孩子害怕去尝试，在面对失败时，会造成他们无助及消极；而乐观的解释是以将失败视为挑战，用行动来反应与制造希望为基础的。人格研究家雅克·巴伯（Jacques Barber）研究成年男女如何解释他们人际交往上的失败以及成就上的失败。一般来说，男性与女性在总体乐观水平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研究者将两个范围分开来看时，就出现了明显的差异。男性对工作乐观，将失败归于短暂、局部与外在的原因；而对人际间的失败则持悲观态度，提出永久、普遍及人格化的原因。女性恰好相反，她们对人际上的失败持乐观态度，却对工作上的失败特悲观态度。

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俄亥俄州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连续记载了所有高中取得第一名的毕业生以及他们大学毕业后的生活记录。大学毕业后，大多数的男性第一名的毕业生都加入有前途的职业；在大学时代末期，女性第一名就开始落后了，她们选择相对来说没有前途的事业或者辍学。也许部分原因是当女孩子面对成就上的失败时，她们听到类似缺乏能力这样的悲观性解释，而且经过社会的磨炼真的相信这种解释。男孩子所听到的是：相信只要他们更努力、听话、专心就可以克服失败。当女孩子长大成人后，她们带着将工作上的失败视为永久性的解释风格的包袱；而当男孩子长大成人后，他们学到的风格是努力工作就可以征服失败，因此他们会更积极地投入工作。

霍文效应

托马斯·霍文（Thomas Hoving）是很难缠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长，他以高度的鉴赏力、察觉欺诈的能力以及自身在艺术判断方面不可动摇的自信心而闻名，但是他并不是一向都是如此充满自信心的。

他19岁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成绩不及格，他感到焦虑、自卑并对自己的判断力很怀疑。在辍学之前，霍文决定去上最后一门课，那是有关雕塑方面的高年级讲座。第一天上课，教授讲台上放了一件有细长管子的发亮金属物。

“诸位”，教授对八位普林斯顿的学生说，“请对此物件的美学优点特质提出意见。”

“圆滑的流动性”，长青联俱乐部的一位4年级学生说。

“球形和谐”，三年级的学生附和道。课堂里学生一个接一个地喝彩，直到只剩下这个三年级的长着青春痘的霍文。

“嗯，这个东西磨得太光滑、太机械化、太冷、太流线型、太具功能性，这不是艺术品”，霍文道歉地喃喃而语。

这件物品是妇科用的子宫镜。

“从此以后”，霍文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止我了。”

霍文转变的事件是正面的。我相信，打破儿时或青少年期生活惯例的一项重要事件，不管好坏，可能会使孩子重新定义自己是谁、自己有什么价值，从而显著改变他们的悲观或乐观。研究这种罕见事件极端困难，也正因为他们极为少见，所以霍文效应的证据比父母、老师或基因影响乐观的证据要弱。一项证明从研究悲剧事件得来，那就是母亲的死亡，因为这种不幸事件足以让我们做深入研究。

乔治·布朗（George Brown）是伦敦一位精力旺盛且有着奇特经历的社会学教授。30多年来，他研究伦敦贫穷主妇的抑郁前兆，发现那些在11岁前母亲去世的成年人中，一生患抑郁症的危险性很高。母亲的过世是永久性的（她不会再回来）、普遍性的（孩子有许多事都依赖母亲）。从那时起，就成为他们看待损失的标准，所有的挫折很快被灾难化为永久及普遍的损失。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幼年失去母亲的妇人，得知她成年的儿子将移民去新西兰的消息，她不认为儿子离开是去创造新生活并且还会回来，而是将儿子视为死亡。在幼时遭受身体虐待或性虐待的成人，也会有悲观的解释风格。父母争吵、分居或离婚，是给孩子带来创伤的更常见的事件。父母之间常出现纷争，那么他们的孩子会较为悲观，甚至会患抑郁症。

相对的，一项意料之外的挑战所获得的征服感可成为持续一生的乐观的主要动力。

1950年，我15岁，我正在马铃薯田里做着成为布鲁克林道奇队内野手的白日梦。我很努力地提高我不算太好的棒球技术。我也知道我近视、太胖、跑得慢、笨拙，球时常从我的手套边飞过，或是从我伸出的球棒边飞过。我讲话女孩子们都听不懂，我很容易脸红，难怪我喜欢的女孩子从来都不正眼看我。

那个夏天，我遇到了我的响尾蛇。

它朝着我的右边看，虽然岔开的舌头在飞舞，但是它还没有发觉我。我走了几步后就停下来，我可不能错失这次机会，不能让这条蛇在我的后院横行。我有球棒，也有响尾蛇，所缺的只是结果。我们两个中，一定有一个得死。

当我挥棒时，我完全落空，棒子打到离目标还有好几寸的地上。“只用棒尖打”，正如爷爷警告我不要做的那样。它转过头来，好像在决定是否要咬我，但是它的眼睛闪着恨意，口里发出嘶嘶声。它正对着我，摇动尾巴作响，并朝我露出储存毒液的尖牙，它的嘴又白又宽。我弯下身一棒又一棒地挥击它，它终于在离我几英寸的地方停止前进了。

我等到它完全停止抖动后，用手从靠近它尾巴的地方把它拎起。我走向屋子，手臂向前直伸，蛇在我的面前摇晃。“我的天呀”，爷爷说，“这个小孩自己抓了条响尾蛇。”

那个夏天我瘦了12斤，秋天开学后，我体型匀称、走路姿势优美、跑得更快，并去参加学校的舞会，我也学会与女孩聊天……

在父母家，我最近找到一张1950年照的黑白相片。相片中有个胖胖的戴眼镜的小勇士，手里握着一条三英尺半长刚被打死的响尾蛇。那个小男孩笑得很灿烂。

相反的情形也一样是真的。不寻常的无助与失败，例如母亲去世、身体上遭受的虐待、父母剧烈的争吵，或是发育期在性爱方面被严厉地拒绝等，都可能使乐观崩溃。“我永远不能完成一件事情”“世界不公平”或是“我没有值得别人爱我的地方”，从这些地方发展出的理论是不需外力协助就可自行完成的。一旦悲观出现，就会得到强化。每一项拒绝与失败都会有一些永久及普遍的真实因素。发展中的悲观者抓住这些因素，并将它们视为唯一的因素而忽略其他较乐观的因素。发展中的悲观者只要打开电视或是阅读报纸，即可加强其悲观的想法，悲观就会成为他的生活方式了。

总之，悲观的来源有四个：

·基因；

·父母的悲观；

·从父母、老师或教练那里得来的悲观性的批评；

·征服和无助的经验。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该如何干预？如何将悲观改变成乐观？如何加强并维持孩子的乐观？你无法改变孩子的基因，但是很大程度上基因决定了他成功或失败的经历。你可以改变自身的悲观，改变批评孩子的方式，并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孩子征服的经历。你也可以直接教导孩子乐观的技巧，这将是第四部分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