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好日子的一种可能^*

——回忆我的母亲

王菩钦

2002年秋，我陪儿子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找机会回到了我的出生地——河北肃宁县窝北镇。我离开这里已有24年，一切都变了模样。原来的院子现在已被四家人分住了。我试图推开门进去看看院子里现在的光景，但大门总是紧锁。

当初，这是多大的一片宅子啊，前院是三间有垛口七檩九蹬台阶的高大北房，两间西配房，两间东配房，房子全是砖木结构。正院东侧还有一个小院，院内三间北房是牲口棚，还有两间东房和两间南房；后院分里外两个院，里院是三间砖木结构的西房，两间东房和前院通着，是仓房；外院三间北房是磨房，两间北房是草房。前院向东的朱漆大门，后院向北的大梢门……这本是一个书香之家，从我的曾祖父王鹤玖在清朝做官开始发达起来。这个家最多时32口人在一起吃饭。可现在这里什么都没有了，随着1978年我最后一个离开这里，房子和宅地也都卖给了别人。

好不容易主人回了家，我走进了他们的院子——我们的故宅地，贪婪地看着这里的一切，这棵枣树是原来的！我摸摸它的树皮，好像它在感谢我以前年年给它开枷。这几棵槐树是原来的长大了！树叶噼里啪啦落下来好像在向我打招呼。这个地方是原来我们厨房的门口，这是原来东棚子没拆完剩下的几块老坯，已经碱得没了棱角……最后我的目光落在了院子里南墙上的一片拆房后留下的印迹上，那是我们南邻的北房的后墙面，当初和我们住的西房紧邻，留下的这印迹就是我们西房和人家紧贴着的那一部分。望着这印迹，我好像又坐在了自己的西房里，想起了我们的家，想起了我在这里生活的整整30年，想起了在这里操劳了近50年的母亲，母亲随着这个家兴而乐，家衰而愁……最后随着这家人全部进城而进了城。

晚上，我一夜未眠，我思念我的家。我想，如果现在这里没有人居住，我花多少钱也要把宅地买回来，让它恢复原样，我和母亲还来这里住……家，什么是家？其实母亲就是家，没有母亲就没有这个家的一切。母亲的一生占据了我的脑海，我的母亲在这个镇上是出了名的，她是远近闻名的孝顺媳妇，她是教女成才的典范，她是乐善好施的大贤人……她太不寻常了，她的好多优秀品质和故事我要告诉后人，所以我有了为母亲写点东西的冲动。

从绣女到贤妇

肃宁县城东十华里的玉皇庙村有个李家大院，大院的主人李广明没有多深的文化，但崇尚读书。他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都是秀才出身的教书先生，因家里需要人手干活，老三就没读多少书。他主要照管家里的土地。当时他们家拥有一顷多地、三头骡子、一匹马和一头驴，家里雇着长工和短工。

1908年农历十月初三，李三少爷家的大女儿出生了，她就是我的母亲李书申。母亲后来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差二十二岁的弟弟。母亲身材瘦小且体弱无力。外祖父的脾气特别暴，对孩子们很严厉。外祖母的脾气也不好，她勤劳但过于吝啬，而且嘴很厉害，所以人缘不好。

曾外祖父看母亲弱小但聪明，又有很强的求知欲，于是就在家教她读书，但外祖父、外祖母认为女子读书无用，坚决不让母亲读，就这样母亲只读了《百家姓》和《三字经》，就非常不情愿地辍学了。读书成了她终生的愿望和遗憾。

母亲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外祖母操持家务和照顾弟弟妹妹，夏收、秋收农活忙时便到场里帮着掐谷、掰棒子什么的，但母亲体弱，干得不如别人快，经常受到外祖母的训斥和挖苦：“看你这个样儿，什么都干不了，就像一个‘活死人’。”但母亲从来不说什么。

母亲十六七岁的时候，看到她的一个姑姑经常刺绣，很喜欢，就偷偷地弄点布自己画上花，学着绣。有一天她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让别人看，人们都吃了一惊，没想到她竟自己学会了刺绣，而且绣得很好。于是她的刺绣就远近有了名，求她做活的人络绎不绝，主要是给出嫁的姑娘绣嫁妆，如鞋面、枕头、裙子以及小孩的兜肚、帽子等。刺绣使母亲初步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并有了一些收入，但她从不花那些钱，到出嫁前她积攒了500多块大洋，后来全为我们这个家花掉了。由于母亲刺绣着迷，经常绣到深夜，眼睛慢慢近视了。

外祖母家日子过得不错，但外祖母太吝啬，从不舍得给母亲买多少衣服。母亲本村的舅舅很喜欢母亲，他富裕又大方，经常到县城给母亲买布，所以母亲的衣服不少，但她穿得很朴素。她是个不爱张扬的人，大部分衣服都在包袱里放着，母亲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打开包袱一件一件地欣赏自己的衣服。”直到去世前还是如此。她哪怕是瘫痪在床、言语不清时，还经常断断续续地说：“拿衣裳包给我看。”我们就拿出她的一个个大包、小包，一件一件拿给她看。

到了十八九岁，给母亲说媒的人很多，但总是这不行那不行，一直拖到24岁才遇到了我的父亲。我父亲20岁就在县城给我村大地主“南头殿”的隆圆布店当掌柜。外祖父多次到县城办事，看到过父亲，并和他聊天，发现父亲是个有作为的青年，回到家经常和家里人称赞他：城里隆圆布店的掌柜是个20来岁的小伙子，这么小就给东家戳起了店，当掌柜，真了不起。后来有人给母亲提亲，正巧是他。当时我们家从外表上看，不如外祖父家富裕。我家是爷爷老哥仨还在一起过。父亲小哥俩，堂兄弟8个，我奶奶半身不遂，全家20多口人只有30亩地，还有好几个伯父不正干，有的还抽大烟，真正是个破落的大家。所以，好多人都反对这门亲事，有外人说，大申（我母亲）嫁给这个主儿，将来非提着篮子要饭不可。但是因为爷爷和大外祖父、二外祖父都是同学，两家很投缘，再加上外祖父早已看上了父亲，他认为，“宁嫁一只虎，不嫁十亩土”。于是两家老人毫不犹豫地就拍板定了这门亲事。

1932年，母亲24岁，嫁给了我父亲王松龄，走进了一个又大又穷又讲排场的家。

我爷爷排行第三，按照这三房排，当时家里有：大爷爷和他的孩子二伯父、二大娘、四伯父；二奶奶、大伯父、大大娘，和他们的三个孩子，还有三伯父、五伯父、五大娘、八叔；我爷爷、奶奶有两个儿子，就是我父亲和七叔，加上我母亲；全家19口人。其中四伯父和二伯父早过了结婚年龄，却没成家，七叔、八叔还不到结婚年龄。家里常年雇着一个种地的、一个放羊的和一个做饭的。我父亲堂兄弟八个除七叔没到外边去，其他人都在外面学做买卖或管着自己家的买卖。当时我家在北京开着当铺，在口外有皮货庄。我母亲嫁来时只有二伯父、四伯父、五伯父和父亲不在家，其他人因不同的原因回了家，这些人在家只有农忙时帮着长工送送水送送饭什么的，他们都是公子哥，不能干农活，而且除了五伯父和我父亲、七叔外，都抽大烟。

母亲结婚后的主要工作是伺候卧床的奶奶，再和大娘们一起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当时家里主要的女人是二奶奶、奶奶、大大娘、二大娘和母亲。家里的内务原来由我奶奶管着，奶奶得了病以后，二奶奶也有病，家里的内务就由大大娘负责，主要是派人买柴米油盐之类的东西。母亲三月结的婚，到秋天，大大娘由于孩子多，不愿再管家里的事，向老人们推荐母亲。我奶奶认为母亲新来乍到，不适合管家，没同意；但过了两个月，大大娘坚决不干了，从此母亲就开始管家了。

母亲耐心照顾二位老人，博得她们的喜欢，奶奶对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感激不尽。脾气不太好的二奶奶和她自己的儿媳妇大大娘关系不好。因二奶奶有病，母亲只要有空，就到二奶奶房里去给她按摩，陪她聊天。母亲只要到了她屋，她就满脸带笑，拉着母亲的手说：“闺女你快来给我捏手指头。”母亲回忆说：“有一年你五大伯（二奶奶的二儿子）从天津买回一块浅拷色毛料，交给你二奶奶，你二奶奶和他商量送给谁（当时四五块大洋一尺），她琢磨了半天，最后送给了我。那块布料太好了，以前谁都没见过那么好的料，那料子让裁缝给做了一件上衣，我一辈子都喜欢不够。”

大大娘已有三个孩子，母亲就抢着家里的事做，给大大娘腾出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大大娘从娘家带来一个奶妈）。当时父亲不在家，大大娘的两个孩子，我的大哥、二哥和母亲在一个房里睡觉。有时大大娘回娘家，母亲就替她照管孩子。母亲说孩子们都很听话。有一年冬天，大大娘不在家，母亲早晨起来做饭，正猫腰贴饼子，一回头看到一个小黑影，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原来是大哥。“你来干什么？”他说：“婶子，我一摸身边没你了，知道你起来做饭了，我帮你烧火吧。”当时母亲激动得都流出了眼泪，才7岁的孩子怎么这么懂事啊？母亲说，睡觉去吧孩子，这用不着你，费了好大劲才把大哥哄走。大哥、二哥上学后，晚上常守在做针线的母亲旁学习。有一次二哥坐下直喊：“真冷，手真冷。”母亲说：“你的袖子那么长怎么会冷，我看看。”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二哥穿的外面的单衣袖子很长，而里面的棉衣袖子很短。母亲心疼二哥，于是放下手里的活，赶紧给二哥做了一对暖袖缝在棉袄上。二哥高兴极了，大大娘也高兴地说：“你婶子真疼你，这比给你个棉袄还强。”

二大娘脾气不太好。因为她娘家比较穷，场面上摆不上去，可能她有些自卑，对别人也有些嫉妒。叔叔们也瞧不起她家，常把她娘家瞧闺女时带来的饽饽扔到狗食槽里。所以二大娘家务也干得不多。她人穷且不争气，有时还偷拿家里的东西，常被多事的小叔子们发现，所以更被人瞧不起。她有时也和大大娘吵架。但母亲这些都看在眼里存在心里，还是千方百计和她处好一切关系。

我还有一个姑姑，是我大爷爷的女儿。爷爷哥三个就这一个宝贝闺女，所以惯得她在家骄横跋扈。她是八个弟兄的姐姐，已嫁给了县城大地主孔家，但受不了做媳妇的那份规矩，所以带着姑爷常年住在娘家。这可给家里添了不少麻烦，她经常没事找事，闹得家里鸡犬不宁。她身边还拉了几个当院的不知好歹的姐妹跟着她，她不高兴时就带着她们满院子转（我家院子很大，从向南的大门到向北的大门足有几百米），从前门到后门，再从后门到前门，边走边骂骂叨叨，目的是向人们示威。她家姑爷纯属游手好闲的公子哥，除了赌钱什么也不会做，人们敢怒不敢言，还得好好伺候着。

母亲和伯伯、叔叔的关系处得也很好。如夏天全家人吃西瓜，20多口人在屋里放一张大桌子，西瓜切成很多块，每个人自己拿着吃，因为母亲牙不好，有两个镶的假门牙，于是叔叔就主动给母亲一个勺子叫她挖着吃，这是母亲想不到的。如果不是叔叔给她勺子，她宁愿不吃也不会想起拿勺子。

我的亲叔叔排行老七，我们称他七叔。七叔正准备外出学做买卖时，奶奶突然半身不遂了，所以，七叔只得在家照顾得病的母亲。可是，过了几年后，七叔也得病了，由于当时医疗水平差，不少医生也瞧不准是什么病。母亲看着日渐消瘦的七叔很是可怜，所以，一有时间就陪他聊天，认真给他熬药，到后来七叔病重后，母亲还经常戗着七叔坐着。为了给七叔冲喜，家里春天给七叔订了婚，准备过完秋结婚。可是，没等到过完秋七叔就过世了，才20岁出头。七叔死了，当时祖父不在家，家里人商量着当天就把丧事办了，母亲思来想去觉得不合适。她觉得，不管怎么说七叔也是20多岁的人了，而且也订了婚，再者，因为奶奶得病耽误了他的前程，就够对不住他了，死后再这么草草了事，实在不该。于是，母亲向长辈们请示：“我说句话行吗？我认为七弟应该放三天再出殡……”长辈们顾虑的是，他这么年轻，放三天放在什么地方（因当地的风俗，年轻人不能放在正房屋），这三天谁守着他，等等问题。这些问题母亲早也想到了。母亲说：“把他放到后院的小北屋里，我守着他。”于是母亲的意见被采纳了，七叔被放了三天，每天白天伯伯们轮流守护他，母亲不停地去转转，上香，烧纸钱，晚上母亲也去给他上香好几次，直到深夜。母亲对兄弟的这种情谊博得了人们的称赞。

后来大爷爷去世了，这个大家就要由爷爷自己来管理。爷爷自保定高等师范毕业后，曾到兰州的一所中学当校长。后来离我们不远的一家人因自家人乱伦，杀了人，想栽赃给我们家，但有好心人告诉了我们家，家里人就把爷爷叫回来，结果那家人就没敢照计划行事，避免了一场是非。从那以后，爷爷就没再去兰州，被献县聘去当中学校长，后来任献县教育局局长，在献县被选为省议员，到北平就职。后来奶奶病了，爷爷就回了家，偶尔才到北平帮帮忙，已经基本上没有了收入。在外面挣钱的伯父们的收入都不交公，我父亲开始在肃宁隆圆布店当掌柜，后来东家调他到大同药店当掌柜，父亲的收入就全交给爷爷来维持这个家。母亲从来不参与这些事，有时家里钱紧时，她还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拿出点来家用。

几个无所事事的伯父抽大烟抽得没了钱，就偷家里的粮食出去卖，年底更为厉害，因为要账的都上门催债了。这时候在外面工作的伯伯们也回家过年了。爱管闲事的五伯父和父亲常常抓贼。他们晚上在仓房的粮囤里画上印，在门锁上做上记号，第二天一看准动了，粮食又少了很多，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爷爷一个当叔的，只能教育和维持，再有就是奉献。

这个大家一直维持到1937年，即母亲结婚5年后。那年腊月，正是我大姐一周岁的时候，分家了。我爷爷叫我二奶奶先挑，然后让我大爷爷家的二伯父挑，二伯父不好意思挑，说抓阉，结果抓了他又嫌不好，又和我爷爷换过来了。于是我们就住到了最不好的后院。

分家一年后，我大爷爷的二儿子即四伯父也和他哥哥二伯父分了家，分家后他把房子和家具卖了，都抽了大烟，背着我爷爷又要下关东。后来邻居一个爷爷对我爷爷说：“老三，你不管小余（四伯父叫寿余），他可就喂了关东狗了。”爷爷这才知道四伯父又要往关东跑。前些年大爷爷还在时，四大伯就去了关东当铁路警察，后来混不下去了，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是爷爷花80块大洋才把四伯父从东北找回来，能让他再下关东吗？只是爷爷有爷爷的难处。他问母亲：“咱们把你四哥接过来，叫他跟着咱们一起过行吗？”四伯父是个大烟鬼，已经家产卖净，而且又吃又喝，在伙里时，他就吃遍街上的肉挑子，年底给他还不清的账。从心里说，母亲是不愿意接纳他，但只是笑笑不说话，爷爷看得出来，没法子但又不能强迫，就又继续问母亲，问到第三次时，母亲说：“爹看着怎么好就怎么办吧。”爷爷知道母亲的为人，她多不愿意也不会让老人为难的。于是四伯父就成了我们家的成员。这也给我们以后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麻烦。他来我家时只穿着一条破短裤，趿拉着破鞋，来后母亲给他做了新鞋、新裤和大褂。然后就是每年年底给他还账，镇上的肉挑子、糖挑子、烧饼挑子他随吃随记账，年底人家就登门来要债。有一年家里实在没钱给他还债，就叫他到我姥姥家躲了一个月，躲了这年躲不了下年，债总是要还的。

日本军队侵占了肃宁城后，在我们那一带扫荡得很凶。老百姓三天两头要逃跑。有一次，有人喊：日本鬼子来了，往西跑！母亲抱着1周岁的二姐，领着4周岁的大姐跑，她本来就体弱，又是小脚，再带着两个孩子，根本就跑不动，远远落在别人后头。头上的子弹嗡嗡响，母亲三步两栽跤，刚向西跑出村子不远，鬼子就从北向南过来了。多亏眼前有一个土坡，母亲和姐姐们伏身趴在土坡旁，总算躲了过去。日本兵走了，她还好半天上不来气。事后，母亲执意要叫父亲回来，母亲和爷爷说：“咱们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又这么闹炸，咱们不能不要命了，快叫他回来吧，咱们不挣钱了。”于是父亲从大同回来了。大同药店没了掌柜怎么行，三番两次捎信或来人叫，母亲主意已定，没再让父亲回去。

后来，我奶奶病得很厉害，已在弥留之际，日本兵又来了。人们叫我母亲带着孩子跑，家里剩下爷爷和一些老人。母亲跑了出去又觉得不对劲，怎么能扔下老人走呢？于是母亲带着孩子往回跑，被村长拦住：“你不要命了？”“我家里有病人，我不能扔下老人不管。”“家里有别人管呢，我做主，你不许回去！快跑！”就是那一回，我奶奶去世了。没有人埋怨母亲，她是对的。等日本鬼子走了，平静下来才给奶奶料理了丧事。

1940年8月，日军在窝北东北侧建了伪据点，第二年4月撤了。1942年7月又在窝北西南侧建了更大的据点和岗楼，内有鬼子12名，伪军50名。村上好多人当汉奸为鬼子服务，刺探情报，抢掠老百姓的钱财，吃喝玩乐无所不做。村上有些好吃懒做的女人也和岗楼上的大汉奸娘们儿勾勾搭搭，跟在人家屁股后头狐假虎威到处张扬。岗楼上派人来请爷爷去给他们办事，爷爷推说岁数大了不能工作，他们三番五次派人来，爷爷最终也没答应。当时我那不争气的姑姑偷着对母亲说：“人家叫我叔去就去呗，看人家在那干的多享福啊，别人想去人家还不要呢。”爷爷后来知道了这事，狠狠训斥了姑姑一顿，叫她不准和与岗楼有关的人来往。

岗楼上又在父亲身上打主意，派人来说：“老先生年纪大了，让少的去吧。”我父亲以家里事多干不了推辞，结果他们后来想抓父亲去为他们效力。有一天父亲正在北洼耕地，岗楼上的人想来抓父亲，派人在我家门口等着。这时我们北邻的四爷看出了其中的奥妙，于是偷偷对我母亲说：“岗楼上来抓人了，我去北洼把松龄的牲口和车弄回来，叫他去刘家疃（父亲的舅舅家）躲一躲。”父亲就跑到他舅舅家躲了起来。不知是什么人给岗楼上报了信，他们知道了父亲藏在刘家疃，半夜就去敲他舅舅家的门：“你外甥在什么地方？快交出来！”老人家说：“我根本没有外甥，我只有一个女儿。那是坏人造谣。”那确实不是父亲的亲舅舅，加上舅爷很会说，终于把来人骗走了。在刘家疃不能待了，父亲又挪到我姥姥家，一躲就是好几个月，才逃过了这一劫。

孝敬公婆　乐在其中

母亲回忆她少妇时期时说：“我在娘家人们都因我没力气看不起我，说我是‘活死人’，可我到了这个大家后和人们处得都很好，夫妻恩爱，公婆喜欢，妯娌兄弟和睦，孩子尊敬，大家都很器重我，也没人说我没能耐，还管了好几年家，我很知足！”

在母亲没过门时，我爷爷这屋里除了奶奶再没有别的女人。奶奶半身不遂，卧床不能动，所以家里很乱。母亲过门后看到奶奶的被子、褥子都很脏又很旧，就全换了新里新面，添加了新棉花。奶奶说不清话，只是咧着嘴笑。从过门的那一天起，就是母亲给奶奶端屎端尿，梳头洗脸。由于奶奶不能动，大便非常困难，隔几天要掏一次大便，都是母亲亲自下手。母亲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从来没有怨言。

爷爷、奶奶不和大家一起吃饭，他们养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一天吃两顿饭，而其他人一天吃三顿饭。那么母亲一天要做五顿饭。有时候爷爷和奶奶吃的还不一样，比如吃面条，爷爷喜欢吃又薄又宽的面条，而奶奶愿吃又窄又厚的面条，于是母亲就要擀好两样面条，然后，先给爷爷煮一碗，再给奶奶煮一碗，吃完了第一碗，再每人给煮一碗。一顿捞面就要煮四锅，其他饭菜也是这样。爷爷和奶奶经常喜好不同，母亲就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每当和母亲谈论起她侍奉爷爷、奶奶的饮食时，我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将就点，让你这么辛辛苦苦地伺候？”母亲总是满脸带笑并有些骄傲地说：“不是他们让我那样做，是我从和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他们爱吃什么，就想法给他们做，我只要看到他们吃得高兴，听到他们对我的称赞，我就比什么都快乐。”母亲对老人的孝敬是发自内心的。

1940年奶奶去世时，爷爷59岁。母亲考虑到让爷爷有个精神上的寄托，有个说话做伴的人，曾多次提出来给爷爷找个老伴，但爷爷一直不答应。爷爷考虑到和母亲不好说这事，就找来了一个长辈来说服母亲。爷爷的理由是：你们两口子对我已经伺候得很好了，我拿儿媳妇也不当媳妇看，我这是一儿一女，什么都有了。再找个老伴也不会比你们对我好，我给你们找那个麻烦干什么？这事就按着爷爷的心愿没再找。没了奶奶，父亲就搬到了爷爷屋里去住。我们姐妹几个都是在爷爷屋里长大的。所以我们和爷爷的感情特别深。

母亲特别注意不让爷爷寂寞，一闲下来就到爷爷屋里和爷爷聊天。这也被当时的姑姑嫉妒，姑姑和大大娘说：“你看人家公公和儿媳妇总也有说不完的话，也不知说些什么？”大大娘很了解母亲的为人，就问母亲：“你和我叔净聊什么啊？她大姑都看着眼馋了。”“聊什么天？主要是说我娘家大爹、二大爹和这里老人们念书时的些个事，再有就是办事的一些个理儿什么的呗。”我琢磨着，母亲确实在和爷爷的交谈中获取了不少知识和为人处世的道理，只是母亲不会总结而已。

爷爷的屋就成了我们家的中心，我们五个孩子不上学时就待在那里。爷爷教我们认字，据说学得最好的是我三姐，她上学前就学会了几千个字。我们上学后，一放学就奔那里，在那里做作业，只有睡觉和吃饭不在那里，尤其吃饭我们都躲得远远的，因为母亲给爷爷做的是小灶，爷爷总想给我们吃，母亲让我们躲远，爷爷想给也找不着我们。这是我们家的规矩，一看到爷爷快吃饭了就跑到外面去玩。爷爷也有疼爱我们的方法，他有意把给我们的剩下，等我们回来，你一口他一口地喂。

母亲不管什么时候买来或是从什么地方拿来什么东西，总是先到爷爷屋里一样一样地拿给爷爷看。后来我也学会了这样做，买了东西拿给母亲看。因为老人不能到外面去，把买来的东西给她看的同时还可介绍外面的世界，这样既给老人解闷，又能使她了解她不能接触的东西，最主要的是使老人体验到我们对她的尊重。这算是母亲传给我们的一条好家规吧。

爷爷每天的生活习惯是，早上9点多起床，洗漱完活动活动后吃早饭，然后看书，教孩子学习或是和朋友聊天论事。中午休息片刻，下午3点多吃饭，饭后还是和上午一样工作。有一次，爷爷在和朋友谈论饮食时，朋友说，黄瓜馅的饺子很好吃。爷爷无意中告诉了母亲，母亲就试着做，想着如何配作料，如何使黄瓜鲜嫩又不出水，做成后给爷爷端上：“爹，尝尝这黄瓜馅饺子怎么样？”爷爷乐得合不上嘴：“我只是说说，怎么真的做起来了？”然后“好吃，好吃”赞不绝口。还有一次，爷爷提到槐树花馅饺子，母亲也是和做黄瓜馅饺子一样给爷爷做了，爷爷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

母亲每次做饭前都问爷爷想吃什么，时间长了，爷爷说：“人老了，自己也说不上想吃什么，你就自己看着做吧，只是别太费事。”母亲就给爷爷制定了菜谱，尽量几天不重复。爷爷爱吃炒鸡蛋，又喜欢大口大口地吃，可鸡蛋炒得太淡了不好吃，太咸了就不能吃大口，怎么办？母亲想啊想，终于想出了办法，把一个鸡蛋直接打在热油锅里，把蛋黄打开，撒上一点点盐，再把鸡蛋合上，翻个过后出锅。母亲叫它鸡蛋饺，外焦里嫩，又不淡又可大口吃。爷爷说：“谁教给你这么做的？”“我琢磨了好长时间，自己琢磨出来的，好吃吗？”“太好吃了！”爷爷常常和老朋友这样感叹：“人老了，全仗着孩子们疼。他们要是不想做，你要求他们去做是做不到的。”朋友们也不无嫉妒：“你怎么就修下了这么好的儿媳妇？”

爷爷在当省议员的时候，有一年得了病，什么药都治不好，眼见就不行了，这时，曾祖母在想尽了所有办法后，出了个自己最不愿意的主意，叫爷爷喝了点儿大烟灰试试，结果病有点好转。既然这样，那么就接着喝点烟土吧，喝了烟土病渐渐好了，于是，爷爷就坚持少量喝点烟土或烟膏。后来爷爷曾多次试图戒掉，但由于年纪越来越大而且身体很弱，屡戒不成。北平的同事也说：“你身体这么弱，是没法子戒的。”为了爷爷的身体，全家一致坚决不同意爷爷戒烟。

爷爷从北平回来后基本上没有了收入，父亲从大同回来后，一时也没有工作。当时我父母就办起了磨房，就是买来粮食磨成面供饭铺用，后来又加上碾米，这样辛苦挣来点钱维持家用。这时爷爷提出要戒烟，父母坚决不同意，有时遇到钱紧的时候，母亲就从她刺绣的钱里拿出点来应急。母亲自己攒的那点钱就这样左一次应急右一次应急地花了出去。

由于家里事情很多，我大姐要帮父母干活，10多岁了还没上学，只是爷爷在家抽空教她学习。爷爷说：“孩子这么大了，不上学怎么行啊？”大概是1950年，村上高小招生，父亲说：“叫她考考去。”结果没进过学校大门的大姐凭自己自学的知识考上了高小。于是大姐开始了上学读书。读了一年多，村上信用社招人，父亲问大姐愿不愿去，大姐说愿去，只是不会珠算，父亲说：“你只要愿意去，我教你珠算。”这时候父亲已经在信用社工作了几年，父亲利用晚上时间教大姐，发现她学得特别快，只用了三个晚上就掌握了珠算的基本知识。结果大姐一下子就考取了信用社职员，一年以后大姐被调到县人民银行工作。我大姐参加了工作，就经常替父亲给爷爷筹买烟土的钱。但是，烟土或烟膏都是国家禁卖的，越来越不好找，而且越来越贵，爷爷又一次提出不吃了。母亲认为，爷爷快80岁的人了，再难也不能断了爷爷的药。父亲去世后有一个人来问爷爷，这次弄了好烟你要多少？爷爷觉得很贵，要100多块钱一两，当时大姐的工资每月只有25块钱，所以不想要了。母亲坚持要，爷爷说：“那就要半两吧。”母亲坚持要了一两。这一两烟一直吃到爷爷去世还剩下了不少，母亲很欣慰，因为一生没断爷爷的药。

从1959年秋开始，父亲的胃不舒服。因为他平时不爱生病，所以一点半点的不舒服不在意。后来总也不好，这才看医生，县里的中医西医都看遍了，这个说是伤寒，那个说是脾湿，吃了几十服药不见好。人都要变形了，这才到天津去看（当时大姐在天津工作），结果去了7天，农历腊月初六（1960年1月4日）父亲就在天津去世了。噩耗传来，我们一家子都傻了……上有老下有小，爷爷79岁，妹妹才8岁，我12岁，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母亲一次次地号啕大哭，就我这么个不懂事的孩子还夜游了一次，被一个奶奶领了回来。奶奶说：“这孩子准是难受的，怎么半夜自己跑到前街去了？”我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开始那几天，我们没敢告诉爷爷，失魂落魄地准备丧事。等父亲的灵柩从天津运回才告诉爷爷，爷爷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这是79岁的老人失去他仅剩的一个儿子啊，爷爷在挚友的陪同下理智地、泪眼模糊地、浑身颤抖着抚摸过父亲的灵柩，刚强地挺了过来。他不能垮下去，他还要撑着这个家。

父亲去世的真不是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不出什么事日子都没法过，更何况一个弱妇人带着有病的公公和几个上学的闺女呀！

没有了父亲，大姐、二姐不在家，家里只有病中的爷爷、母亲和我们三个上学的小丫头。为了照顾爷爷，母亲就搬到了爷爷屋里住，端屎端尿，服侍起床叠被，样样比亲生女儿伺候得都周到，这是众所周知的。

1960年，母亲永远不会忘记，父亲一句话都没留下就走了。这时候家里几乎是四壁皆空，1958年吃食堂时，生产队就把各家的粮食搜光了，后来虽然不吃食堂了，又赶上自然灾害，谁家都没了家底。多亏爷爷是县人大委员，县领导照顾得很周到，允许爷爷在公社粮站买些白面。这样爷爷的生活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屋漏偏逢连夜雨，父亲去世时间不长，一天夜里，爷爷从里屋唤醒母亲说：“你听，有人喊松龄的名字。”母亲听了听说：“没有啊！快睡觉吧。”等了一会儿，爷爷又说确实外面有人喊，说：“可能是老朋友不知道他死了，夜里赶到这里找个住处，你去看看吧。”母亲觉得没人喊，但又不能拗着爷爷，于是就壮着胆子，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拿了根棍子，边往外走边大声喊：“什么东西呀黑更半夜来找事儿！”母亲喊着走到大门洞，看了看大门没有动，于是又到外院的小北屋，一摸小北屋的门，“坏了，招贼了！”因为小北屋里放着生产队的牲口饲料，母亲就意识到招了贼。小北屋的一扇门已经摘下来了，母亲什么也没动，赶紧到生产队的牲口棚里喊来了饲养员，饲养员打开门查看后说：“多亏你出来得早，东西没丢。”真是万幸，要真是丢了生产队的饲料能说清吗？这小偷真是欺负到这老的小的头上来了。从那以后，为了避免麻烦，母亲就让生产队把饲料弄走了。

1960年7月，我父亲去世半年多后，爷爷病倒了。母亲日夜守护精心照料了七八天，爷爷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母亲为什么能真心实意地孝敬爷爷？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先有明智贤德的老人，后有孝敬达理的子孙。我的爷爷是我一生中最敬佩的人之一。爷爷去世时我仅12岁，至今已有48年，但他的音容笑貌还时时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他的高尚品德和超人的能力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

首先爷爷知识渊博，品行高尚，乐于助人，在附近一带有极高的威望。新中国成立前村上有些贫民常因缺吃没烧来找爷爷，因为他们知道爷爷的能力和威望，只要爷爷和大地主“东大院”打个招呼，他们就把粮柴送到贫民家。曾有好几家因穷困要下关东，都被我爷爷拦下了。大地主“南头殿”因一名学徒无故死在了水井里招来了官司，是爷爷上府下县帮他们打赢了官司，他们弃乡进城执意要给我家70亩地和两头牛，爷爷不要，他们又说：“要不给你们盖三间北房和三间东房。”爷爷照样不同意，最后，他们决定给爷爷留下2万块钱，爷爷当然绝不会收。爷爷的这些做法被人们传为佳话……这些都给自己的孩子树立起了一个学习的榜样，孩子们自然会敬佩老人。

其次是爷爷在处理家务事中表现了极高的思想境界、责任感和爱心，使人无法不心服口服。爷爷在当着30口人的大家时，尽职尽责，呵护着各屋的大人和孩子，直到让各屋挑拣一份的分家过程，和收养混不下去的四侄子等等，已经足以说明了这些。

我母亲是1932年结的婚。过年时，爷爷从不让媳妇们给他磕头拜年，认为那是折磨人的俗套，我们家不要这一套。类似这样的开明之举在我家到处可见，晚辈们以有这样的家长而骄傲。

我父亲是我爷爷的独子。但我母亲没有生一个男孩，只生了五个女孩，可爷爷没有表现出一点不高兴。我是老四，出生后过了几天，邻居的婶婶家生了一个男孩，恰好也是第四个男孩，于是接生的大娘就想了个主意，去和爷爷说：“三叔，你们家他婶子生了第四个丫头，你们缺小子；南边他婶子生了第四个小子，他们缺女孩，我给你们两家换一下吧，谁也不让知道，这就两全其美了。行不？”爷爷说：“你这是做什么，生多少丫头我不是没嫌过吗？再多的丫头我也喜欢不够，你真是多此一举。”说得接生大娘很尴尬。

我自出生身体就很弱，经常生病，有一次病了好几天，药吃得再也吃不下去了，母亲白天和夜里一直抱着我，眼见就没气了，母亲说：“这孩子不行了，把她放到桌子上吧。”因为当地有个说法，孩子不能死在大人怀里。爷爷听了说：“不行，我来抱着她。”母亲能让70来岁的爷爷抱吗，于是没有放下我。奇迹出现了，我又活过来了。爷爷的这份爱心是常人没有的。

我们有个不远的爷爷叫臣，他有三个儿子，其中有一个是个土匪头子，常去劫道绑票，弄了钱物来孝敬他老子。我们分了大家以后的那几年生活上比较困难。有一次，臣爷爷匆匆来到我家，进了外屋，没直接进爷爷的屋，而是到母亲的屋掀起门帘看了看，没看见母亲，就以为母亲不在屋，然后匆匆跑到爷爷屋说：“老三，如果你没钱了，就打小六（我父亲排行老六），一打钱就来了，准多了。”^〔1〕爷爷当时说：“我这孩子没能耐，怎么打也出不来钱。”等臣走了，母亲问爷爷：“臣叔来做什么？”爷爷说：“他叫我没钱了就打小六，这不是挑唆人干坏事吗？多亏我是明白人，要碰上糊涂人得出来多少绑票的。”其实母亲已经听见了，母亲由衷地佩服爷爷。

执意教女　举步维艰

爷爷在去世前对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供孩子们上学，她们都有点小材料。”母亲牢牢记住了爷爷的遗言，再加上她自幼对知识的渴求，所以，立志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们上学。

爷爷去世时是县人大委员，所以当时的李县长代表县领导来主持召开了爷爷的追悼会。会后他提议给我们家的孩子在县里安排工作。当时我大姐已经参加工作，我二姐已去黄骅参加开荒团并在黄骅上了卫校；我三姐正初中毕业，我和妹妹还小。如果母亲同意二姐和三姐不再上学，当时完全可以给他们安排工作，这样也能大大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母亲认为，能上学就不让安排工作。结果二姐继续上卫校。三姐初中毕业后，老师们考虑到我们家的情况，没让她上高中而建议她报考了沧州卫校。三姐很聪明，她的学习成绩很好，上高中考大学是她的理想，但命运使她不情愿地走进了卫校。

三姐第一次离开家门来到了陌生的学校，发现和她共同走进教室的有不少是年龄很大的成年人，而且上课时又经常接触人体、死尸什么的，三姐产生了退学重考高中的念头。她给学校的老师写信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母亲知道后很是犯难，退学重读要绕很大弯子，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于是母亲就找到学校的老师，求他们给三姐写信劝她不要退学。她另外还想找大队干部写信说服三姐，因为大队干部是父亲的同事，母亲信得过，三姐也会听他们的话。有一次，母亲接到三姐的来信后晚上就去找干部。由于天黑，母亲的眼又不好，心里又乱，母亲觉得怎么总也走不到，走着走着天发白了，前面有一人问她：“你这么早干什么去呀？”母亲说：“我去大队部，怎么老也走不到？”“哪村的大队部？”“窝北。”“咳！你走到戴刘庄了。”母亲真是急得迷失了方向，深一脚浅一脚竟走了一夜，走到了离我村六华里的戴刘庄。母亲欲哭无泪，又跌跌撞撞地回来。三姐知道了这一切，没再说退学，认真读了下来。后来她专攻眼科并很有成就。

当时村上的人们很看不惯我们姐妹上学，他们说：“一个寡妇带着几个闺女还让她们上学，真是糊涂。闺女大了找个婆家聘了就完了，现在叫她们下来挣点工分，拾点柴火打点草也卖钱呐，这样累死累活为什么？”人们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母亲，唯恐母亲向他们借钱。就连母亲唯一的弟弟也指责母亲不该让我们上学。

母亲这时候表现出非凡的坚强和固执。没钱了，她先是翻箱倒柜，寻找祖上留下来的可以变卖的东西。只要是能换钱的当时用不着的东西，母亲就拿到集市上去卖。母亲出身大家闺秀，是有身份人家的媳妇，哪里上街卖过东西？但母亲心里只想着孩子上学、上学、上学。二大娘看不惯了，说：“这个娘儿们真糟家，把什么都卖了。”和我们同村的母亲的表妹回娘家对母亲的舅母说：“俺表姐也不顾脸面了，为了让孩子们上学总上街上去卖东西，也不知她哪来的那么多古里古怪的东西。”其实母亲上街卖的也就是老人们留下来的母亲认为不错的衣服和布料，自己没舍得用的；再有就是一些老的瓷器如碗、碟、瓶、罐和一些小木家具如食盒、帽盒什么的。这些东西，如不是万不得已是不会卖的。

我家真的有一件传家之宝——玉猴骑马，是一只猴子扬着手骑在马上，手里拿着一绺摔子。猴子和马的身子是晶莹剔透略带蓝色的宝玉，猴子的眼睛到了夜间12点就转动并发出亮光。整个宝贝有不到两寸高。这件宝物是曾祖父在清朝为官时留下来的，曾祖父最喜欢他的三儿子我的爷爷，所以把宝物传给了他。爷爷一直保存着，父亲去世后，爷爷才说明了宝物的来历，把它交给了母亲。可是，在母亲要遵照爷爷的遗言，供孩子们上学走投无路的时候，母亲想到了那宝物。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拿出它，又一次一次地放下。她耳边反复响着爷爷的话“让孩子们上学”。她夜里看着闪闪发光的猴子的眼睛，终于下了狠心，卖掉它。在当地卖，没人识货，肯定卖不出大价钱。于是母亲找来了在外面工作的八叔，叫八叔拿到北京卖给了玉器行，八叔拿回了票据，当时卖了300多元钱。这个数字虽然不大，但那时一个普通职员一年的工资也不过如此。是这点钱让我们姐妹坚持了读书，是这点钱使我们一家人有了现在的生活。每当母亲给孙辈们讲这个故事时，总有人不无遗憾地说：“要是不卖，现在该多值钱啊。”母亲总意味深长地说：“不卖，怎么会有今天，怎么会有你们？现在你们哪一家的钱不比那宝物多呀？”确实，这是母亲最英明的决断，从这里可以看出母亲的远大目光和宽阔胸怀。

家里的东西是有限的，而我们一家人吃饭和我们上学花钱是无限的。没有了可变卖的东西，就只能去借钱。有些人怕我们借钱，总躲着母亲，母亲知道这都是些嫌贫爱富的人。其实借钱并不难，父亲生前交了不少朋友，他们经常主动来关照我们。西头的王顺义爷爷和东头的王玉琢爷爷就是其中叫我们无法忘记的人，母亲经常从他们两处交替着拿钱，有时候他们还主动把钱送到家里来。是他们帮我们度过了那难熬的岁月。

我的那位四伯父，从爷爷把他领到我们家，虽然让爷爷和父亲为给他还吃喝债、赌债着了不少急，但他算是我们家的一个主要劳动力。尤其是父亲去世后，更显出了他的重要。但也正是这时，在他的耳边吹风的人多起来。他们这样说：“你就是个牛，为这群孩子拉磨。将来闺女们都娶了，谁还管你？”“你这是狼叼来喂狗，何苦呢？”于是四大伯提出了和我们分家。母亲是个从来不想依赖别人的人，更听不得人们那些小看我们的话。既然他提出来了，就和他分家吧。分什么呢？他本来不是这个家的人，来时带的几亩地也都成集体的了。母亲就把东房分给他（只许住不许卖），把粮食按人头分开，就开始各自做饭。母亲是更加困难了。

1963年是自然灾害过后的大涝之年，刚刚好转一点的生活又罩上了新的阴影。这年我考上了县高中。我记得我们8月5日开学，几个同学打着雨伞淋了一路到学校报道，到学校后看到教室、宿舍到处漏水，雨还不停地下。8月8日洪水终于来了，县城平均水深4尺，肃宁成了重灾区。

我到县城上学，最重要的是吃饭问题。当时我的户口都在自己村上，户口到不了学校，就得自己带粮食到学校换饭票，或者自己带干粮到学校。我家离学校20多里地，带干粮是不可能的，只有带粮食，或用粮食在粮站换粮票带到学校，这样坚持了一年。偏偏1964年我妹妹又考上了肃宁中学初中，一个人还凑合，两个人可就不好凑合了。家里根本拿不出那么多粮食换粮票。母亲回忆那时说：“真是愁得我眼发蓝呵，我一个人晚上坐着想法子，想啊，想，想着想着，听见‘咕咕哏——’人家的鸡叫了，天明了。常这样一夜一夜地睡不着。”母亲终于想出了法子：卖房子！

我们家是一个大院，分里院、外院。里院有东屋和西屋，西屋是正房。外院西边是三间北房、碾磨棚和一个大猪圈，西南角是女厕所；东边是两间小北房（已拆），东南角是男厕所；东西两部分中间夹着大梢门。母亲决定卖掉外院的西部分。想法一公开，就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首先二大娘散布：“这个娘们真不想过了，糟得就剩下这点破房子了，还想卖。”然后就是在卖房的过程中百般刁难，在写卖房文书时，无中生有地说和邻居之间有伙项，企图阻止卖房。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因为我们家没有男孩，将来女孩都出了嫁，他们还想拣点便宜。但母亲懂得党的政策，知道女人也有和男人一样的权利。就因为这男女平等的政策给母亲撑着腰，母亲一生热爱党。房子卖了270元钱，当时只买了90多斤高粱。可是这90多斤高粱换了粮票就够我们俩吃两个多月了。很快就有了政策，我们的户口迁到了学校，吃饭问题彻底解决了。三姐1963年卫校毕业有了收入，大姐、三姐从钱上给我们一些资助，使我们更得以安心学习。

母亲不仅千方百计从经济上给我们创造条件使我们能够读书，而且在其他各方面都一切为了我们的学习出发。在我们上学期间，母亲从不让我们做家务，都是我们主动要求干活时，才给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干。因为我们全是女孩，难免有些人劝母亲：“闺女家要学针线，学做饭，要不将来过不了日子。”母亲不信这一套，坚决不让我们在这些婆婆妈妈的事上费心思，让我们一心用在学习上。所以我们姐妹个个在班上学习名列前茅。其实，学习能搞好的人，那点家务完全可以无师自通，后来我们姐妹都称得上管家能手。

我们家离学校很近，和完小斜对门，完小的西侧是初中。母亲喜欢我们读书，也特别喜欢学生。那时学校的条件不好，学校供的水不够学生喝，所以学生下课后好多人都跑到我们家喝水。母亲从来不烦，还特意给学生们准备好喝水的碗。学校有什么活动，如搞卫生什么的，用什么工具，可以随时到我家来拿。只要我们有，母亲都愿意帮忙。几乎在完小上过学的人都认得我家和我母亲。

在我三姐上初中的时候，有部分离学校远的学生需要住校，但学校没有那么多宿舍，好多学生要到校外的老百姓家找房住。母亲主动把小北屋和东屋拿出来让学生住。这些人多少年后还记着当时热心帮助他们经常问寒问暖的老妈妈。

母亲不仅热爱学校和学生，而且对学校的一切都感兴趣。闲暇时，我们就给母亲讲学校的事情，她特别愿意听。我上高中时，几星期回家一次，在家里住一夜，几乎整夜跟母亲讲学校的事。我讲学校的老师们对我怎样，同学和我的关系如何，讲我们的学习，讲我们的劳动，我们的文娱生活，我们的宿舍，我们的操场，等等，她都细心听着，还不时给我当参谋。母亲的这些做法是对我们学习的一种精神支持。说话的主角是我们，她只是个被动的听者，她的听就是一种暗示，暗示在我们家只讲学习。假若我们回家后说话的主角是母亲，而且她只讲村上东家长西家短，谁家的闺女出嫁了，谁家娶了个好媳妇，谁家的闺女学会了做什么活之类的话，那我们还会安心学习吗？这种无声的精神支持力量是无穷的。到现在，母亲叫上名字来的我们的同学也不下几百个。

母亲费尽了心机让我们读书，也盼望着将来有个出头之日，盼着我们将来有点作为。谁知我和妹妹正读得上劲，而且成绩都很出色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1966年我高中毕业。我们5月份就进行了毕业考试，填报完了高考志愿。由于我学习成绩突出，学校保送我上中国科技大学。“文化大革命”使这一切成了泡影。妹妹当时读初二，她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要继续读下去她会比我强。我们无法读书了。在学校我们造反、串联、斗批改、夺权，折腾够了，1968年9月，我们回家成了回乡知识青年。

妹妹才读完了初二，她需要继续读书，否则这点文化在农村也不够用啊。1970年，各乡中学开始招生，我们村的窝北中学也开始招高中。招生办法是大队贫下中农推荐，每个大队有具体指标，再分配给生产队指标。好几年没招生了，好几届的初中生合在一起，光我们生产队就有20几个，可只有2个上高中的指标，人家首先考虑贫下中农，我家是中农，当然轮不上。妹妹彻底失去了上高中的希望。

不能上学得寻找别的出路，正好这年华北油田招工，凭着我三姐的工作关系，妹妹成了华北油田的职工。走时母亲嘱咐她：“你的书没念完，得想法接着念啊！”妹妹确实聪明，去油田后先是当电工，后来她为了能有机会学习，要求调到了中学当初中语文教师。一个刚读完初二的人当初中教师，她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后来她遵照母亲的嘱咐，拿了两个大专和一个大本文凭。母亲的愿望实现了！

我回乡时已经21岁，从1966年大学就停止招生，但我心里总盼着哪天恢复招生。1970年底终于有了大学开始招生的消息，但也是推荐上学。我一个普通百姓虽然算回乡知青中干得不错的，但自知无靠山又没有贿赂拉拢人的本事，对被推荐上学是无望的。由于种种原因我1971年春结了婚，然后是生孩子，过日子；没有了上学的念头。

1977年10月要恢复高考制度，而且允许我们这些30岁已经结婚的老三届参加高考。这一消息宛如晴天惊雷，使我高兴得夜不能寐，一下子回到了11年前。那颗早已泯灭的上大学的心又重新燃烧了起来。比我更高兴的是母亲，她的愿望又可以实现了，她又可以供我上学了。

我的孩子当时4岁，我们娘儿俩和我母亲一起生活，孩子的父亲在北京。母亲说：“在家你只管复习功课，其他的事我全包了。”我每天5点钟起床到大大娘的闲院子里去复习功课，母亲看着孩子做饭并收拾家务，星期天也是如此。一连两个多月，70岁的母亲为这已出嫁生子的30岁的女儿考学费尽了心，受够了累，人都瘦了一圈。

我们没白辛苦，12月高考，我以平均84分的好成绩名列全地区前十名。由于填报志愿的问题、我的年龄问题、第一年恢复高考录取不规范等问题，我被一个专科学校录取。学校虽然不理想，但毕竟圆了我的大学梦，更圆了母亲的“大学”梦。

我30岁去上大学，孩子还是离不开母亲。这时虽然在经济上可完全不依赖母亲，但比经济更重的负担是，一个70岁的老人要独自带一个4岁的顽童生活三年，简直无法想象会有多难。母亲带着孩子在老家待了半年，实在没法维持了，而且姐妹们也不放心，母亲就带着我儿子离开了老家，先后在我舅舅家、华北油田的妹妹家、沧州的姐姐家居住，给他们每家带来了说不尽的麻烦。

我的儿子从生下来就没离开过我母亲，直到我大学毕业孩子上学。儿子从小就接受姥姥的教育观念，所以很小就立志求学，从他上初中起，母亲又来到我家和他在一起，直到送他去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读书。

“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母亲以她崇高的信念承受了常人无法承受的困难和压力，付出了她全部的心血和力量，终于没有辜负我爷爷的嘱托，实现了她自己的愿望。她的五个女儿大小都成了才，都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女儿中有两个高级技术职称，两个中级技术职称，现在都健康退休。

扶贫济困　胸纳百川

母亲天性善良，看不得那些受苦受罪的人。只要她有一点能力帮助他们，她是决不吝啬的。

母亲刚嫁到我们家时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所以外面的事情也不了解，后来自己过日子了，才了解到原来外面有那么多穷人。每当她看到乞讨的妇人或孩子，她没有一次让他们空手而归，如果看到他们的衣衫破烂，还经常找些旧衣服鞋子给他们。母亲回忆说：“你大姐从小就会过日子，每次她看到我给人东西都去向你爷爷告状：‘我娘又给人东西了。’你爷爷就说：‘她有就给吧，你别管。’”

窝北镇不欺生，这是人所共知的，所以窝北外来人很多。新中国成立前有一家姓李的老人带着三个儿子从献县杜梨花来到窝北，因没有住处就住到了王家祠堂里。这家的老大外号“和尚”，是个盲人，没有结婚。老二叫李民，有老婆孩子；老三叫长青，也没结婚。他们来到窝北靠给人打工过活，“和尚”就给附近的人家挑水糊口。因祠堂（后来改为完小）和我家斜对门，母亲对他家的情况很清楚，常常给他们吃的和穿的，尤其是棉衣棉被和孩子的衣物及用品。“和尚”常给我们家挑水，因他是盲人，所以由他的侄女领着他挑水。他有一次给我家挑水来，母亲问他吃饱饭了没有，他说：“吃不饱啊，没那么多粮食。”从那以后，每次挑水来母亲都给他和他的侄女干粮夹咸菜，叫他们吃饱。他非常感激。

我们的邻居钟大伯，夫妻死得早，留下了四个孩子，最大的七八岁，最小的才几个月。开始他们由自己的亲戚收养，后来就自己过了。母亲也经常照顾他们，特别是秋收的时候，他们愿意帮母亲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如摘花生、掰棒子什么的，母亲就给他们做点好吃的，他们有时不愿走就在母亲那儿睡。他们的衣服鞋子母亲也给做，生活上的其他事也照顾着。后来这家的哥哥结婚，生孩子，直至母亲离开窝北一直照顾着他们。现在哥哥45岁的儿子来看望母亲时说：“我父亲临死前说：‘可不能忘了你六奶奶，她可没少帮咱们。’”母亲在做这些事时可没想什么回报，她只是愿意这样做。

还有个同族的二爷爷，老两口无儿无女。他们主要靠生产队照顾，到1976年左右他们不能自己做饭了，当时母亲已经70岁了，还带着我和我三姐的两个孩子，母亲每天把孩子们锁在家里，去给二爷做饭。生产队长看到这种情况后对母亲说：“你给老人做饭，队里给你记工分。”母亲说：“伺候老人我愿意，如果给记工分就找别人吧。”母亲就这样自觉地天天去照顾两个老人，达一年之久。有一次，有人说这家的奶奶死了，把母亲喊了去。结果仔细一看，老太太是把绳子系在了脖子上要自杀。人们把绳子解下来，发现老太太拉了一裤子屎，别人全躲得远远的，母亲给她脱下来，叫别人挑来水一遍一遍把屎裤子洗干净，晒干。

前面提到我那四大伯，在我父亲去世后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和我们分了家。其实我们也就困难了那几年，到1968年我和妹妹回乡后情况马上就好转了。因为我们和四大伯在一个院里住，就是我们困难时，我们做了好吃的也总给他吃，衣服总是母亲给他做。生活好转后我们就不分彼此地照顾他，和一家人没什么区别。直到1978年5月母亲也离开家后，每到麦收和秋收的时候母亲都回家帮他收拾管理家，直到母亲不能干活为止。后来我们姐妹都在城里安了家，每到冬天我们就接他到城里直到过完春节再回家，后来他年纪大了来城里不方便，母亲又让我们出钱送他去乡敬老院，直到他去世。在处理四大伯这个问题上，母亲显出了极高的风格和宽阔的胸怀，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接纳这么一个本不该自己接纳的人，操碎了心，着够了急。

我村的大地主之一，“二西院”的小姐王继温因和丈夫离婚，自己带着一个孩子在我们村过着流浪生活，母亲经常给他们吃和穿。有一次，母亲在地里干活看到有人在庄稼地里躲躲闪闪的。母亲问：“谁呀？”“是我，大妗子。”这时母亲才知道是王继温的儿子在地里找东西吃，原来他没穿着衣服。母亲说：“你快跟我回家，我给你找条裤子穿。”“大妗子，我这么大了，没穿衣服不好意思进村，来我给你干活，你去给我拿衣服吧。”母亲一看，他都十四五了，长得和大人差不多，确实不能光着屁股进村。于是母亲放下手里的活，回家找了条旧裤子给他拿来穿上，他很高兴，他可以进村，可以见人了。

我们村有一个老红军王汝户是个老光棍，他后来进了县光荣院。在他没进光荣院之前，他的生活也相当困难。不知他怎么和我母亲攀上了亲戚，他喊我母亲大姐，他是三天两头到我家来：“大姐，给我弄点吃的。”“大姐，给我缝缝衣服。”母亲对我们说：“不许烦王汝户，他是有功的人，又沾点亲戚，与咱毫不相干的人咱还管呢，管他更应该。”于是他生活上的困难母亲全包了。

母亲就是这样，看到别人有困难只要自己有能力就一定要帮。比如生产队里买煤或其他什么东西，总有人拿不出钱来，或差块儿八毛的，母亲总是乐意替他们交上。这些人肯定都是些老弱病残或孤儿寡母的。所以母亲离家几年后又回家时，有好几个人去还钱，这个块儿八毛那个三块两块，母亲执意不收或送给他们的孩子。

在母亲眼里，世界总是美好的，人们都是善良的。不管别人怎样对她，她都会拿出自己的全部热情全部真诚来对待别人。所以她得到了人们由衷的尊敬。

享尽天伦　安度晚年

我们姐妹五个相继离家进了城；随着我最后一个离开家，母亲也在1978年5月离开了自己生活了70多年的故土，开始了近30年的城市生活。

在我安好家之后，母亲首先来到我家，因为她离不开她带了八年的外孙。在我家，母亲执意和外孙住一间卧室，目的就是能时刻不离开外孙，孩子做作业她在旁边看着，等孩子一闲下来祖孙俩便滔滔不绝地拉家常，从母亲的家族讲到我们的家族，从母亲小时候开始讲到现在她所经过的事情，讲的爱讲，听的爱听。有时候儿子读书叫姥姥听，她老人家虽然听不太懂，但这能满足她的求知欲和她对自己出身于书香门第的自豪感。这祖孙俩真是心有灵犀，虽然两个人的文化程度差距很大，但是，对知识和学问的崇拜把两个人联在了一起，多年来他们俩总有说不完的话。儿子长大后，每当他把自己的著作拿回家放到姥姥手里时，姥姥比得到个金元宝还高兴，她虽然不会读，但她爱不释手，摸了又摸，翻了又翻，有时候半夜睡不着了起来抱着书摸来摸去，心里充满幸福。

母亲的五个女儿和外孙人人都孝顺有加。母亲是很有规矩的，她规定：你们五家，我愿在哪一家就在哪一家，我不说走谁也别来接，我要想到谁家去，谁就来接我，只许接不许送。所以，大家都要看母亲的意思行事，大家对她言听计从，毫无怨言。母亲最喜欢和孩子们拉家常，就是到了接近百岁的时候仍然思路敏捷，她谈话的内容多和孩子们的学习工作生活有关，总是鼓励人们好好学习和工作，要成就事业，活出尊严。母亲的话从来没有腐朽味道，更不是婆婆妈妈的唠唠叨叨。每当这时候，母亲说上多少话也不会感觉累，得知孩子们个个如意，她会感到无限满足和幸福。

母亲不管在谁家都住在最舒适的房间。在这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母亲吃的应有尽有，有时候我们转遍商场也不知道买什么合适，山珍海味、中西糕点、南北水果，她老人家随时享用。但是，母亲是个非常节俭和疼爱孩子的人，每次孩子们给她买了东西来，她都劝说不要为她多花钱，尽管孩子们非常愿意这样做。我前面已经说过，母亲是个非常喜欢添置新衣服的人，所以，每到换季时我们都会给母亲买时兴的服装，母亲的衣服面料从清朝末期的夏布、宫绸、毛哔叽到现在的南韩丝、真丝皱、羊绒应有尽有。一包袱一包袱的装了好几箱子，闲暇时她就拿出来一遍一遍地欣赏，这也是她的一大乐趣。

母亲总是忘不掉自己生活了多半生的老家，所以，过两年我们就带母亲回老家看看，虽然老家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房子和亲人，但是，母亲帮助过的人和老朋友很多，他们会热情接待母亲一行人。在回家的过程中，母亲还会继续帮助一些人。这使母亲得到无限的安慰，她和一些同龄人比较，觉得非常知足。她说：“和我一般大的人，多数都死了，活着的谁都不如我过得舒心。”母亲在75岁时游了一次北京，迈着那三寸金莲参观了故宫、天安门和颐和园，当时由于她的年龄和小脚，招来好多回头客，还有不少外国人和她打招呼。母亲后来逢人就讲这段经历。由于母亲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后来没有再到外面旅游，这是我们的最大遗憾，后来各家的生活条件都非常好了，如果母亲的身体允许，我们会带着母亲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我要告诉世人，孝顺是不能等的，在老人健康时积极行孝吧，否则，后悔莫及。

母亲活得非常明白，对于金钱看得很轻，所以，当初变卖了家产后，她就把钱给我们姐妹分了，自己没留下什么。到城里来后，每年我们姐妹都主动给母亲一些钱，孩子们也给姥姥一些钱，但老人家从不自己买东西，于是她给人们规定了数，谁都不许多给。每年她收到几千块钱，到年底就都处理掉。这些钱她主要用来奖赏孩子们，曾外孙们每次考试后她都会根据成绩的好坏给予不同的奖励，算着把钱奖励完为止。

母亲的性格开朗，说话风趣，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离不开笑声。母亲是幸福的，她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比我的同龄姐妹们谁都生活得痛快，我没有儿子，比有儿子的享福多了。”

2005年6月23日母亲突然左侧肢体不能动弹，且说话不灵有口水，经医生诊断为脑血栓。她在病榻上顽强地坚持了485天，于2006年10月21日离开了我们。

母亲养育我们付出了无人可比的艰辛，我们姐妹和我们的孩子个个孝顺，轮流守在她的身边。在母亲病重说胡话时我们照样依顺，我们没有一人烦过，我们做到了女儿该做的一切。唯一的遗憾是母亲最疼爱的外孙，因妻子生产在姥姥辞世时没守在身边。

母亲，一个伟大的母亲，她给后辈们留下了永远享用不完的精神财富。

2003年4月动笔，2007年2月完稿

注　释

*在陪我做田野研究期间，母亲顺便回了老家，开始写这篇回忆文章。后来断断续续，一直写了几年。当本书的中文稿与母亲的回忆录同时完稿时，姥姥已辞世3个月了。将此文附于书后，既为纪念我的姥姥，更希望为本书思考的“过日子”问题提供一个更积极的参照。——吴飞按

〔1〕意思是：你打了孩子，孩子没办法，就去当土匪，抢钱来孝敬你。——吴飞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