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想不开

赌气和挣面子，这两种心理因素之所以常常导致自杀，是因为它们是成就人格的两种方式。因此，人们无论怎样批评自杀者，一般不会从人格上否定他们，更不会轻易把他们看成精神病。无论因为多么不值得的原因而自杀，其中表现出的人格价值都是值得肯定和同情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中有肯定自杀的因素，不是没有道理。

不过，在我们看到的自杀者当中，很少有谁得到了人们毫无保留的肯定。在我们前面提到的自杀者中，人们肯定较多的，也许只有来福一个（参见3.3）。但即便是来福，很多人还是认为他的死太不值，特别是，他没有充分考虑到，他死之后他的母亲怎么办。自杀而死的人，在人格境界上毕竟还是缺点什么。对于他们的这种缺憾，人们一般不会从道德或精神健康的角度来评价，而往往称之为“想不开”。想不开的人，可以是精神健全的正常人，也可以是为人很好的善良人，但却是不够聪明、不够明理、不负责任的人。想得开的人，生活未必都很幸福，但往往是更有智慧，同时也真正实现了人格价值的人。通过想得开来成就人格价值，是“以理成人”。

但究竟怎样算是想得开呢？2000年夏天，我在武都村采访自杀现象的时候，一个叫秉德的老人曾经说：“人怎么能自个不想活了呢？喝药自杀什么作用也起不了，解决不了问题。你一死了，就什么都完了，你什么也看不见了。反正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这么做。我要是喝药死了，就看不见这个世界了，我那些孩子还得让人说不孝顺，这是何苦呢？只要想开点，什么事都能解决。”谈起这个老头来，人们都说他特别想得开。他有四个孩子，除了一个在娘娘庙中学教书，别的都在北京、天津，是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老人死了老伴，一个人过得很自在。他从不死气白赖地攒钱，总是给自己做好吃的。

可是没有想到，我一年后再回到这个村的时候，却听说这个老人上吊了。他得了一场病，就上北京的大儿子那里去治病，住在儿子的四合院里。他在那儿住着的时候，还像在农村一样，见到掉下的树枝就捡起来。他儿子笑话他说：“别这么丢人了。树枝值几个钱？”本来，秉德得的病不重，可是老人在儿子处住着就觉得不大自在，听了儿子的话，他又想了很多，然后就上吊了，让儿子非常后悔。人们说：“那么想得开的个人，怎么就为这么点小事上吊呢？”

秉德确实是个通达明智的人，但儿子开个玩笑就不能承受了。“想得开”并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人们未必仅仅靠抽象地想就能生活得更好，前两章讨论的气和面子的问题，也不是靠想想就能化解掉的。“想得开”，是成就人格价值的另外一种态度，是在过日子当中克服种种矛盾和困难的一种方式。我们通过杜衡和石兰夫妻的故事，来理解“想得开”在过日子和做人中的含义。

9.1　牛角尖

石兰是云南人，不识字，嫁到了娘娘庙镇于村的杜衡家，曾于2002年夏天喝过农药。我是在2002年冬天到的于村。我在这个村的一个向导家里，向导去石兰家里找她。当时石兰不在家，杜衡就先过来，和我谈了2个多小时。他回家时，我说如果石兰回家了，请她也过来。石兰过了一会就来了，我和她也谈了2个小时。到了中午，她女儿来把她叫回家吃饭去了。本来，我只是想了解石兰喝农药的情况，杜衡所说的，也都是石兰的事。但在采访石兰的时候，她却告诉我，杜衡自己在8年前也曾上过一次吊。在这一节，我们先来看杜衡的说法，下面一节再来看石兰的说法。

“在我看来，人们要是死拿定一个主意，就容易喝药。他们老是钻牛角尖，就不会从别的角度想想他们那问题。俺媳妇就是个爱钻牛角尖的人。她是云南来的，不认字，老是把自个陷到一个想法里头出不来，忒想不开。她喝药就是为的这个原因。那天，我正在地里浇地呢，她给我送晌和饭去。那是夏天，特别热。我忙活了半天了，吃了晌和饭，就想打个盹。可是她还老催我：‘忙去浇地，去浇地。’我挺不高兴，说话就不好听了：‘你不能去浇吗？你就没劲浇浇地呀？他妈的！’我一上火，就说了个‘他妈的’。我是态度不好，可是两口子，这不是常有的事吗？算什么大不了的？她就值得因为这句‘他妈的’生那么大气吗？她不干啊，就跟我嚷起来了。我也急了，就叫她回家去：‘我自个干。你滚！’她就回家来了。我又干了一个下午，傍黑子回的家。那时候别人都吃了晚上饭了。石兰还给我留着饭呢。我就在饭桌旁边坐下，她给我盛饭。我觉着过去半天了，她不应该还生气，就说：‘你真是个傻子，一点儿脑子也没有。’我的意思是，我不就是让她浇浇地吗，又没说她，她犯不着那么生气。我说话是有点粗，可我的意思不坏呀。我叫她去浇浇地，那有什么错呀？可是她不光没理解我晌和那些话，就连晚上这几句话也没明白。她就开始抽搭：‘行，我没脑子。你要不想让我活了，我就不活了。’当时我坐在低处，她站在高处，我看不见她的脸。可是我听着她这声音，觉得不对，就一抬头。她那个时候就把一个农药瓶子扔到桌上了，我知道她喝了药了，一下跳起来，叫人上院里来。俺们忙把她送到瀛州医院，她算是救过来了。

“她不是一个爱说爱笑的人，又有口音，说话别人听不懂，就跟村里别人交往不多。她跟俺娘的关系也特别不好。这也是俺们家里那些个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俺娘忒爱说，乱说话，有的说说，没的道道。她上了年纪了，不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她有些个话特别伤人，一下就让石兰火起来。这种时候我老是劝劝石兰：‘别跟她一样。她毕竟上年纪了，你能跟她一样想事吗？’她就是再不讲理，她也是俺娘呀，是她把我养大的。怎么也不能对她忒不好了，还是得容忍她的一些话。有时候我又劝俺娘，别忒计较了：‘她毕竟是远道来的，她比咱们都难。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咱们就都让让她。咱们别老为这些个鸡毛蒜皮的事打了。让大伙都高兴不好吗？’可是我这些个都是白费力，她们还是那样。俺媳妇就是听不明白我的意思。有时候她也能同意我说的，可是一气上来，就控制不住自个了，什么事都不细想。她老是说：‘我说的怎么就都是错的呢？凭什么就得听你的？你的就对吗？’她脾气忒犟。我觉着这就是因为她没上过学。她一个字也不认识，完全是个文盲。

“她是有好多压力。有她家里的压力，俺们家的压力，还有政府的压力。俺们家是挺穷，俺们都得努力干活。她从云南来，离娘家是忒远，这儿一个亲人也没有。一个女的嫁这么远不容易，她老是想娘家的人们。俺们从政府那边的压力也挺大。主要是因为这计划生育的事。俺们只有一个闺女，今年11了。”

我听了觉得很奇怪，问他为什么只生了一个孩子还挨罚。他笑了笑，说：“是忒没理吧？这年头什么有理呀？俺们生了这个闺女，就不想再要别的孩子了。可是镇政府非得让我交300块钱，办二胎证。怎么这么奇怪呀？国家不是提倡只要一个孩子吗？俺不想要二胎了，凭什么还非得让我办二胎证呢？没地方讲理呀。他们来了好几回，就让我拿这个钱。我就是不出，后来石兰烦了。一次他们又来要钱，她就在旁边说：‘又不是太多的钱，你给他们不完了吗？’她这么一说，我没法坚持了，只好拿钱。她老是这样，说这么不合适的话。等交了钱，我也不要别的，只希望他们开一个收据。要是没有收据呢，他们就一遍一遍罚，罚起来没完。他们当时没有收据，我就一遍一遍地去找他们，就是不给。俺们已经叫他们罚了好几回了，总共有2000多了。有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也一笔一笔地拿罚款。那是应该的，谁叫他们生那么多呀？可是俺们就一个孩子，也不想再要了，凭什么也得罚钱？我镇里县里都找了好几回，就想要个罚款的收据。没有收据，他们就一遍一遍罚。这是一个挺大的压力。^〔21〕

“你看，她就是这样说不合适的话，你说我能不急吗？他们本来没什么理由罚钱，还想着找理由呢。她就看不明白这个。俺们好几回吵架都是因为这种事。

“什么事都让人不痛快，石兰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些压力。因为她不识字，这就让她更难受。我念的书也不多，可是我毕竟上过几天学，认识俩字。我的好多意见，都是为全家考虑的，可她就是不明白。我有什么别的目的呢？我不就是想让全家过上好日子吗？我千方百计想让她明白我，尽量缓解矛盾，别激化矛盾。她还是不明白我的用意，也不跟我配合。我的想法跟她一不一样，她就跟我吵，从来不仔细思考一下。所以我说，她的毛病就是头脑忒简单。

“要说她跟俺娘的冲突，忒复杂了，我也说不清楚。她们老是因为一点小事就吵，就打。我举个例子。头年冬天，我一个表姐要给俺们点棒核子，就用小推车拉到院里来了。她叫俺媳妇去卸下那棒核子来。谁知道这时候，俺娘从屋里说：‘你们要那棒核子不嫌丢人呀？你们就不能自个种点儿棒子吗？’她们俩都听见了，你说这多不合适？她们就常因为这种事闹。石兰要是大度点，装没听见这话，什么也好办，家里就没有这么多事了。

“我看着俺媳妇在家里老不高兴，就让她上外边街上散散心去，学学打麻将，跟那些女的们玩玩。打打麻将，也能让她痛快点。她也试着学过，可是就是学不会。

“其实，我的压力比她大，可我就是不想让人看出来，就叫这些委屈烂在肚子里就完了。你看现在这社会，男的跟女的地位调了个个。以前是女的生活压力大，现在男的压力比女的大多多了，必须得学会怎么想开点。我明白，要是老这么闹，这么吵，对全家都不好，特别是对孩子不好。我就得学会让着她，尽量减少冲突。要是孩子因为这个受到影响，将来俺们没法原谅自己呀。有一回，我看这么闹下去不好，就想着是不是离婚。我就试着问孩子：‘你要是跟姥姥过好不好？’她立马就说不行。别看她才11岁，已经知道事了。她明白家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也知道谁对谁错。她不明说出来，可是话里话外也批评她妈妈。有一回，在做晚上饭的时候，俺们又嚷嚷起来了，她就说：‘爸爸，你不想吃饭啦？’她看上去是说我呢，其实是说她妈妈呢。她的意思是，要是再这么吵下去，她妈妈就不给做饭了。她能替所有人着想，知道怎么着说她妈妈，又不让她妈妈难受。大人们过这日子，不就是为孩子过的吗？就为了孩子考虑，俺们也不应该老这么吵了呀。”

杜衡把石兰想不开喝农药的原因归结为她没有受过教育。这是当地人经常用到的一个解释：“这农村人没有文化，遇事就钻死牛犄角，想不开，就容易喝药。”

夫妻两个在为浇地的事情吵的时候，杜衡因为生气骂了石兰。那么，按照杜衡的逻辑，石兰看不出这是一个一般的争吵，而是把它看得很严重，生了很大的气。杜衡之所以说“他妈的”，并不是因为对石兰有什么敌意，而只是因为他当时很累很不耐烦。杜衡在傍晚回家以后，本意是想跟石兰好好解释一下自己的意思，引导她理解自己的意图，使她学会想开点。但他这次的语气仍然很粗鲁，致使石兰不仅又一次气坏了，而且还想起了中午的那顿气。杜衡后来进一步解释他的意思说：“我有什么别的目的呢？我不就是想让全家过上好日子吗？我千方百计想让她明白我，尽量缓解矛盾，别激化矛盾。她还是不明白我的用意，也不跟我配合。”他一个劲说石兰傻，因为她不明白，他并没有伤害或侮辱她的意思，而只是一心想把日子过好。石兰想不开，就是因为她认死理，而不能理解他的真正用意，不能和他配合。

杜衡是从他自己的角度解释了导致石兰喝农药的一场权力游戏。他把一切责任归结在石兰身上，未免心存偏见。而在我看来，二人都是在赌气。在那场关于浇地的争执中，石兰在催他去干活时，说话也很不好听。她没有考虑到，在那么热的天气里，丈夫已经很累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杜衡自然会生气。两个人都在气头上，谁也不比对方更有理，那场争吵不过是相互的赌气而已。因此，二人真正关心的，是自己能否在权力游戏中取胜，而不是谁更有理。这场权力游戏到了晚上又在继续。杜衡强调他并无恶意；但在石兰看来，这只不过是他用以取胜的策略而已，而杜衡其实并没有更多道德资本。因此，石兰关心的不是杜衡的“真正意思”，而是怎样不向他屈服。在此，她未必真的不理解杜衡的意思，但如果她承认杜衡是对的，那就是屈服了。在整场权力游戏中，她的道德资本并不比丈夫少，那她为什么就要屈服？喝农药，就是她不肯屈服的证明；她以此表明，自己并不处于劣势，没有必要向丈夫屈服。这是一个典型的赌气喝农药案例。

杜衡说石兰仅仅在赌气，是不公平的；但杜衡解释这件事的逻辑却值得思考。可以由赌气来解释的自杀过程，被杜衡说成是想不开，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人的价值。只不过，更公平的说法是，杜衡和石兰都没有想开。他们的想不开，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第一，他们没能从家庭全局来考虑，即没有充分考虑到，权力游戏的最终目的不是谁的胜利，而是更好的亲密关系；第二，即使从个人角度考虑，他们想不开是因为没能彻底理解，真正能使自己的人格价值得到实现的，并不是权力游戏中的那口气，而是和乐的家庭生活。

从人格角度来理解这场争吵，我们不可避免会面临一个问题：对人的价值而言，个人的尊严与过日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在权力游戏中，杜衡与石兰的尊严似乎难以共存，只有在权力游戏中取胜才能维护尊严。那么，要照顾全局，是不是就要放弃这口气，放弃尊严呢？那天傍晚，权力游戏运行的逻辑就是这样的。石兰之所以不肯屈服，就在于，如果她为全家考虑了，那就是输了这场权力游戏，因而也就无法保护自己的尊严。所谓的想得开，是不是就是为了全家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尊严呢？

在杜衡看来，只要石兰能够为大局考虑，自己理解和容让一下，就是想得开，从而就解决了家庭中的问题。这种想法确实简单些。在石兰看来，重要的不仅仅是全家过得好，而且要让自己的人格获得尊重。那么，这里的根本问题不仅是全家的日子如何过，而且是石兰怎样能让她的人格得到尊重。

相对而言，石兰和杜衡的矛盾还是次要的。这个家庭中最大的问题，是婆媳关系。杜衡虽然不愿意在我们面前直接指责他的母亲，但我们从他的叙述中还是能看出对老太太的不满。面对这个问题，杜衡的做法是，劝解两个女人分别为对方着想。他让石兰考虑，母亲不管怎么不对，毕竟是应该尊重的；他让母亲想想，石兰远道而来，已经很不容易了。为了共同的生活，她们都应该原谅对方的错误，相互体谅一些。

杜衡没有让两个女人牺牲自己的尊严，而是向双方都许下了道德资本。石兰如果容让了婆婆一些，那她就是因为宽容大度，不和婆婆计较；如果婆婆对石兰礼貌些，那是因为她在体谅石兰的苦衷。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策略是可以起作用的，而且是这个时候唯一可行的办法。不过，这种办法也会埋下隐患。两个女人容让一次，就都为自己积累了一些道德资本。而道德资本越积越多，就越有理由与对方发生争执。如果矛盾的根源仍然存在，那么，这种方法只不过是在延缓矛盾的爆发。而在积累了一段时间之后，新的冲突很可能会更加激烈。因此，杜衡的劝解根本就没有起到作用，两个女人没有以这种方式想开，冲突仍然在发生。

这种方式其实是在回避矛盾。按照杜衡的逻辑，如果没办法真正解决问题，那就通过无视矛盾和自我安慰来假装那些矛盾不存在。不过，个人的尊严毕竟是无法回避的。假装看不见矛盾不会没有代价，自我安慰往往就是在积累道德资本。而家庭政治永远不是一次性的权力游戏，而是一系列权力游戏。前面的权力游戏的结果总会影响后面的权力游戏，被搁置的矛盾不可能消失。用杜衡这种假装看不见的方式来想开，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在谈到关于棒核子的那场争执时，杜衡说，如果石兰假装没听到她婆婆的话，也就不会发生争吵。但他的这个逻辑和解释浇地之争时的问题是一样的。难道石兰真的能无视自己的尊严，只为全家考虑吗？即使她这一次能忍过去，难道永远都能忍过去吗？特别是在那个时候，石兰如果不和婆婆理论，在一边的杜衡表姐就会非常尴尬。她此时有义务站在表姐一边，维护她的面子。

杜衡谈到了他们家的三个大问题：贫困、计划生育罚款、婆媳母子矛盾（老太太不仅和儿媳有矛盾，对儿子也并不很好，我们后面会看到）。他虽然说这是石兰的压力，但他也承认，自己的压力比石兰大得多。我们在下一节会看到，杜衡自己也因此上过一次吊。虽然过得并不好，杜衡还是很爱面子的。他不愿意向我和别人承认，自己也曾自杀过。而这三个方面的压力，可以看做使他想寻死的原因。口口声声说石兰想不开的他，自己想开了吗？

他不仅希望石兰能无视这些矛盾，而且他自己就想通过假装看不见来想开些。他说得很清楚：“我的压力比她大，可我就是不想让人看出来，就叫这些委屈烂在肚子里就完了。”他努力无视和忘记这些问题，至少不想让外人知道家里的事情。后来石兰说他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杜衡不会像石兰那样为了一口气而大吵大嚷、寻死觅活，好像活得很窝囊，但他也不会丧失人格价值感。他至少希望维护这可怜的一点面子，不至于太丢人。但是，这些努力一点也没有使他过得舒服，反而使他更加难受。由于他不会像石兰那样向村里人自曝家丑，他也无法得到人们的同情与支持。他虽然有一些道德资本，却轻易不会使出来。直到最后难以忍受了，他也差点死去。

杜衡和我谈了很多关于计划生育的争执。而在后来石兰的叙述中，她只提了一两句。显然，是杜衡更在乎这件事。这应该不仅是因为他更直接地与那些干部们发生了冲突，而且还在于，这是他唯一敢于反抗的场合。他反抗那些干部们，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反而表现出了家庭政治中表现不出的尊严。

家庭政治要复杂得多，因为这里牵涉到道德责任、亲密关系、相互依赖。杜衡不可能像反抗那些干部们一样反抗他的母亲和妻子。他同滋兰的丈夫（参见4.3）、陈竽瑟（参见5.2）一样，既是丈夫又是儿子，夹在两个女人之间，很难做人。而他和石兰一样，不仅要负责全家的和谐，而且不能回避自己的人格价值。他虽然努力做到自己所说的，为全家考虑，该忍让的时候就忍让，但他还是无法真的无视家庭政治中那些问题，真的彻底牺牲自己的尊严。可见，这样一种回避矛盾的方式，并不能使人真的想开，因为，想得开并不是为家庭牺牲自己，而是在过日子中实现人的价值。连尊严都不要的人，怎么可能实现人的价值呢？

不过，杜衡的生活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他最后指出，他唯一的希望，完全在女儿身上。女儿为家庭带来了真正的欢乐，是女儿使他不愿意再吵，打消了离婚的想法，使他愿意继续承受艰难的生活。而后面我们会看到，对于石兰来说，生活的希望同样在女儿身上。那么，为了女儿而过下去，这是不是又是为了家庭牺牲自己的人格呢？这是不是能使他们真的想开呢？

9.2　没心没肺

石兰是这样讲的：

“我是13年前来的这个村。我娘家穷，我不愿在云南待下去了，想嫁到北方来。我和另外一个女孩一块来的北方，上这个县来，我们先是在九河找的人家结婚。我嫁的那个人是个干部，为娶我花了3000块钱。我生了一个男孩，可是后来我才发现，我受骗了。他有一种怪病。我不能受这个骗，我就要求离婚。他同意了，我们挺和平地就离了婚。后来我就上这村来了，遇上了杜衡，他问我愿不愿意嫁到这村里。杜衡他哥哥和嫂子也来跟我谈，我想了想就答应了。杜衡的嫂子说，我提出什么要求来都可以。我也没别的要求，就希望房子里有家具。他们就在里边放了些个旧家具。结婚那天，他嫂子借给了我一身新衣服，让我3天以后还她。我觉得又被骗了，不过比第一回还是好点。至少我找的这个男人是健康的，我还是决定先在这个村安顿下来。我们结婚前还找了个媒人，他们要我给媒人500块钱。我不给。我觉得他们家对我也不是那么好，就拿把刀站在当街，说：‘你们要是欺负我，我立马死给你们看。’他们看我挺认真的，也就不敢怎么样。

“我离那次婚的时候，法院允许我把孩子带走。等我在这个村安顿下来，我叫村干部帮我去要孩子去，可是他们说我得给他们800块钱。我知道他们骗我，就不拿钱。我大伯子他们不愿意我把孩子带过来，这事就这么算了。

“等这些事都办得差不多了，我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他知道我这边安顿了，就觉得放心多了，他可不知道我在这个家里受的这些罪。

“我婆婆对我不好，可是我没有和她一样过。我尽我的能力挣钱养着她。这些天我还在一个砖厂里干活呢，一天挣10块钱。我还种棉花和麦子。

“杜衡脾气特别不好，所以我们经常吵。我喝药那天，他怪我不去浇地，我特别难受。我活着是为的什么呀？我为他们干这么多活，花这么多力气，他们就用打骂回报我啊？我觉得还不如死了呢。我这么每天烦心，为的什么呢？我尽力伺候好杜衡和婆婆，可是他们老是骂我。再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他们说我的话都那么难听，我根本受不了。再穷我也不怕，还是伺候他们。而且有孩子，我也愿意承受这么多困难，可我就是受不了那些难听的话。我就是想不开。也许这都是该着的。那天晚上我给他们做的面条。我婆婆和大伯子先吃完了，我等着杜衡回来吃。他一回来就又说我，我婆婆在旁边也添油加醋，说：‘你在这儿这么多年了，光吃饭不干活。’我实在受不了他们说的这些话，抓过一瓶子农药来就喝。我一共喝了七大口，心里想，等我死了，一切就都好了。第一口喝着有点甜，第二口就不甜了。等我喝完了第七口，咽下去都挺费劲了。我把瓶子往桌上一扔，就失去知觉了。这就是我喝药的经历。

“后来我们大嫂子听说我喝药这事了，就说：‘她最好死了，她死了我就放心了。’这个家的人就这么说话。我婆婆说：‘俺们这么穷，就是她吃穷的。’我刚来的时候他们就很穷了，要不她儿子怎么找不着媳妇，得娶一个云南来的呢？我从来没有嫌过他们穷，她还容不得我，老是打我。这种日子真不如死了好。

“我给我婆婆花过不少钱。去年我在砖厂挣了2000块钱，全都给她买了药和衣服了。她得了脑血栓，挺严重的。我要是不伺候她，她就死了。她好了以后对我说：‘你对我真是太好了。你这是救了我的命啊，比我的那几个闺女强多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她那时候挺好的，可是过了不久，她就变得还不如以前了，根本就忘了她自个说过的话。

“我婆婆今年65了，身上有好几种病。我好好伺候她，不把她说的那些话太当回事。她要是骂我骂得太厉害了，我就尽量假装不知道。她看上去跟正常人不一样，总是不理解别人在做什么。她好像爱看我生气。她说那些伤人的话的时候，自己一点也不生气。要是家里打架了，别人谁也吃不好饭，可是她说了那些话后，吃得还特别香。她根本不把自己说的话当回事，可是别人怎么做得到呢？

“杜衡长期胃疼，我有乳腺炎，我们为买药花了不少钱，还借了2000块钱。我婆婆病着的时候，我也借了5000多块钱。好容易还了这些债呀。我每天都上地里去干活，有了时间还去别人的果树地里或砖厂里帮忙。有的时候我只吃点咸菜。我就是这么省吃俭用来还债。可是每天回到家，我听见婆婆那些骂人的话就发抖。她那些话让我一阵阵发凉。有时候我婆婆睡不好觉，坐起来就嘟嘟囔囔的，让别人也都得起来。我尽量不管她，就好像没听见她说什么。

“每个月，我婆婆在我们家和大伯子家轮流住半个月。我们那个大嫂子是个不好惹的女人，一点也不怕她。她嫁给大伯子，是因为换亲。^〔22〕我婆婆要是骂她，她从来不怕。她知道怎么对付我婆婆，婆婆也拿她没有办法。

“大嫂子对我也不好。我喝药以后两天，她对我说：‘俺们谁也不喜欢你。你这个王八操的。你滚！’她经常这么跟我说话。我就是不滚。不管她说什么，我不认输。是你把我叫来的，又是你要赶我走啊？赶我走就那么容易啊？我偏不走。我是没上过学，所以受你们欺负。可是只要我有口气，我就是不走。把你气死！我家在5800里以外呢，我怎么走呀？我不是不讲理的人，可是你也不能把我逼得太狠了，我知道怎么对付你。我不是跟你过日子，我不依赖你。我没花过你一分钱，也没有吃过你一口。你凭什么赶我走呀？你凭什么这么骂我？我把这些跟乡亲们说了，他们都挺同情我的。我大伯子上过高中，念书更多点，所以他们两口子就老是骂我，欺负我不认字。我紧紧抱着我女儿说：‘你们要把我赶走，没门。我有理，走到哪儿都有理。有理的人不怕你。’村里好多人都知道这次吵架。他们都知道谁对谁错。我靠自己的力气挣钱吃饭，根本就不怕她。

“去年八月十五，我女儿嫌我做的饭不好吃。大伯子听见她说的话了，跟我急，拿着把刀要捅我。我让女儿吃点馒头或米饭，不理他。我能自己照顾好我的孩子，用不着他来管。有的时候我跟杜衡吵架，他也横插一杠子。那是我们自己的事，跟别人没关系，他凭什么管，凭什么骂我？

“其实我跟杜衡的关系不错。我们俩脾气都不太好，可是我们互相理解，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冲突。就是他娘和他哥老是挑事，才这么老打架。我闺女3岁的时候，杜衡和他哥吵了好几次。杜衡是个爱面子的人，死要面子活受罪。他也不愿意跟他哥和他娘生气，就什么事都自己扛着，最后还是扛不住。他一直胃疼，这些矛盾对他的身体也不好。他老是睡不好，总想着这些事。

“就是那年，杜衡上过一次吊。有一回我婆婆对他说：‘你怎么吃这么多，让别人都饿死，你就高兴啦？’当时他正胃疼得挺厉害，可他娘一点也不关心他。我们每次叫她吃饭，她都特别烦，说：‘我不用你们叫我吃饭。老叫我干什么呀？’她现在还老这样呢。我女儿这么大了，她有时候连她孙女都这么骂。我闺女也挺生气，我就劝她别理奶奶的这些话。我们对我婆婆再好，她也学不会尊重别人。那一次，杜衡实在是受不了这些事了，所以就不想活了。他在我们那屋里的房梁上拴了一条绳子，准备上吊。幸好，我闺女看见了。她还小，不怎么懂，可是也觉得不对劲了，就叫他：‘爹，爹。’叫了几声，声音挺大，我在外边听见了，觉得不对，赶快进屋来，见他的头正往里套呢。我抄起把剪子，上去把绳子剪断了。杜衡下来了，就开始哭。我婆婆知道这事，一点也不劝劝我们，还是老骂人。你说她值得我们尊敬吗？

“我叫她吃饭的时候，她老是那么骂：‘我不用你这王八操的叫我吃饭。你们都是先吃饱了才叫我呢。’可等她出门上当街去，就告诉别人说，我们不给她吃。开始人们都相信她，还问我们，怎么不给她吃饭呢？人们总这么问，也是杜衡想死的一个原因。可是后来，大家也就慢慢地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把她的话都当成胡说。现在谁也不拿她的这抱怨当真了。

“我公公活着的时候，我婆婆不会这样。她比我公公小10岁，他能控制住她。可是在我公公死了以后，就没有人能控制她了，谁都得听她的。人们要是不听她的话，她就特别生气，常摔盘子摔碗的，还会砸锅。就我记得的，她至少砸过六口锅了。有一回，我在地里打完农药回了家，她就没完没了地说我。后来我跟她吵了几句，她受不了了，就走了，去她闺女家了。她在那儿待了3天，就哭着回来了。她闺女根本就受不了她，把她赶回来了。她有三个闺女，她们和女婿们都不喜欢她。有一回在大姐家里，大姐刚买了肉来，可是我婆婆不让吃。大姐夫就气坏了，他们吵了一大顿，最后我婆婆让人家赶回来了。

“有件事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是她丢人的事。有一回，她上她大闺女家去，跟她女婿吵得特别厉害。别的几个闺女也都去了。她们要商量商量这件事。我婆婆想着不光轮流在兄弟俩这边住，还要在闺女那里也住，可是闺女们谁也不愿管她。她说，可以给每个人300块钱，可是她们还是不愿意，所以又吵了一大顿。杜衡是最后知道这件事的。他对他娘比别人都好，说：‘娘，你什么也不给我，我也管你。’

“你看，她自己不把自己当人，这儿女们怎么把她当人？她跟我大伯子住的时候，我大嫂子一点好吃的也不给她做；可是等她娘家爹来了，她就做特别丰盛的菜，还特意给他包饺子。她这是故意气她。她见我大嫂子这么做，心里生气，可是一声也不敢出。我嫂子不怕她，别人都不怕她，她就有跟杜衡和我发歪的本事。谁对她好，她就欺负谁。每想到这些事，我这脑袋就麻木。”

听到这里，坐在旁边的一个村民就说：“人家他们都比你们聪明，都知道怎么对付她。你也应该学会怎么处理这些麻烦。你就是没心没肺呀。你该多几个心眼，不能太在乎她的话，别老因为这个生真气。生气对你身体还不好呢。”

石兰听了，笑着说：“我确实是没心没肺，这话说得没错。我也努力想装听不见她那话，不在乎。可是要有自个的心肺真难呀。有时候她骂起来，要骂我自个也就算了，可是她连父母跟十八代祖宗都骂上了。你说这时候我能站在旁边装听不见？她这么骂我的时候，我总是浑身发抖呀。我跟她差不多每天都吵。有的时候我闺女看我不高兴，就劝我说：‘娘，你不能把这些事告诉俺舅吗？’我上孟陬来以后几年，我弟弟也过来打工了。我弟弟特别壮，有劲。他要是知道了家里这些事，一定会帮我打架来。可是我不愿意让娘家人知道我这儿的情况，免得他们担心。前几年，有一回我把这里的事告诉我弟弟了，他就来找他们评理。在那以后，我再也不跟他说了。所以我娘家人谁也不知道我的处境到底怎么样。他们要问起来，我就说：‘什么都挺好的。’

“有一回，我们早上下地以后，我婆婆把尿盆里的尿倒到水缸里了，那是喝的水啊。还有一次，她把刷牙水泼到锅里去了。你说这让我们怎么力？这种事多着呢，都让人特别生气，她要把我气死了。有一回，我连着三天没吃好，就觉着堵心。我就离开这个村，在大姑子家待了六七天。她对我说：‘你就当她不是正常人，别把她那些话当真。’”

旁边的一个村民又插嘴说：“有的时候，你就得装傻。别忒聪明了，别把什么事都弄得那么明白。你要忒聪明了，就受罪去吧。她要是这么做，你最好装不知道，就像什么事也没有一样。那样，你就高兴多了。”

石兰接着说：“杜衡的脾气也没准，变来变去。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不高兴。因为吵架，他也摔过两口锅。有一次，我们俩打得特别厉害，他骑在我身上，抓着我的头发打我。我觉着这下我该让他打死了。我就脱了衣服，说：‘好啊！你打吧，打死我吧，我不活着了。’这个时候，我真是不在乎是死是活了。我说了这几句话，他就停下来了，开始哭。从那次以后，我们俩整整两年没有打过一次架。虽然我们也是常吵架，可要是我婆婆不挑拨，我们的关系挺好的，没有什么矛盾。她对她儿子也不好啊，有一回急了，她让杜衡给她交‘养育费’，因为是她把他养大的。”

她说完这话，旁边的人都笑起来了。一个村民说：“话糙理不糙，她这话也对。不是她把杜衡养大的吗？别管她怎么样，你们还是得管她。”

“我经常觉得，活着真是没意思。有时候我就会想到死。我其实是个挺爱交往的人，可是这儿很多人听不懂我的口音。所以我跟人们聊得不多。这村里还有两三个从云南来的媳妇，我就是跟她们说得多点。不过我跟别人说到家里这事，他们也挺同情的。

“两年前，我回了一趟云南看我父亲，在家待了两个月。这儿的事我一点也没有跟他说。那一回，我上北京去坐火车，杜衡陪我上的北京。他回来的路上，遇见人拦路抢劫，抢走了他3000块钱。等他回到县里，他骑着摩托又撞了个人。伤得不重，可还是被要了500块钱。杜衡忒老实了，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理。”

一个村民在旁边插话说：“你们要是好好过日子，你们早富起来了。你那么卖力地干活，老是因为吵呀闹的糟蹋钱。我猜，你们花的这种没用的钱，起码得有2万了吧？”

“是啊。那回回云南，也是因为我想把户口迁过来。我早该迁过来了，可是这些年就是办不成。我老家的干部给杜衡写了封信，可他没收到。就因为这些个阴差阳错的事，也打过好多回架。因为计划生育的事，也罚过好多钱。有这么多事，我们就富不起来呀。

“有时候我婆婆骂我，说：‘你就是生不了个男孩。’我说：‘你要是想要男孩，就找个能生男孩的当你儿媳妇。你那么能耐，怎么就让你大儿子娶了换亲，叫二儿子到了26还打光棍，还得娶我呢？’杜衡今年39，我36。我们结婚13年了。

“我就是该着嫁到这么个家庭来，该着有这么个婆婆呀。我能怎么办？幸好，我还有个懂事的闺女，她总能劝劝我。她今年11了。我和杜衡要吵起来，她总是能看出谁对谁错来，批评错的那一个。我们调整关系就全靠她了。有的时候，我和杜衡都生气，不愿干家务，她就把那些活都干了。她现在做饭做得很好，长大了，也懂事。地里的活忙的时候，我们早晨3点就得起来。等6点回来的时候，她早做好早饭了。她比我聪明多了。我就是老觉得对不起闺女。有一回，我们包饺子，是白菜馅的，她说：‘我想吃肉饺子。’听她这么说，我眼泪马上就下来了。”

从石兰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哪怕是在她喝农药那件事上，直接的导火索其实也不是杜衡，而是她婆婆。杜衡有意无意地略去了这一节。石兰认为，虽然她的丈夫脾气也不好，他们不是没有吵架，但他们两个的关系还是很好的，矛盾的根源，还在婆婆那里。而婆婆导致的种种麻烦，使她不时失去生活的信心，觉得活着没有意思。

石兰不像杜衡那么遮遮掩掩，不会假装没有问题。她承认，自己根本就想不开。但她也曾经尝试着无视婆婆的那些话；但这不会根本改变家庭关系，也没有真正消除矛盾。她也曾试图对婆婆好些，使她改变自己的办事方式。石兰在婆婆生病期间悉心地照顾她，这虽然换回了婆婆一点感激的话，却还是没能使她变好一点。即使石兰可以容忍婆婆的一些恶言恶语，在婆婆骂起她的父母和祖宗，把尿倒到水缸里的时候，她也不可能不生气。可见，通过装看不见来想开，只能暂时回避矛盾，却不能解决问题。

石兰的大姑子和嫂子给出了另外一种想开的方式，就是在权力游戏中彻底击败老太太。她们不会假装那些矛盾不存在，而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于这样一个不讲理的婆婆，杜衡的大嫂子故意不给她做好吃的，以此来激怒她。她和女儿女婿们吵起来，结果被赶了出去。她的那些女儿都不愿管她，哪怕她愿意给钱也不行。她们完全无视家中的亲情，不考虑老人的感受，因而总是能在权力游戏中取胜。在场的其他村民也都认为，她们和老太太这样玩权力游戏，是聪明的。而石兰却没心没肺，不能像她们那样想得开，因而就总是陷入麻烦之中。

不过，人们对她们的评价却颇为含糊。大家自然知道，她们之所以这样对待老太太，首先是因为老太太做得不对；不过，谁也不会无保留地认同她们的这些做法。因此，在石兰在场的时候，大家虽然劝她向她们学习，变得聪明点，但在她离开后，大家都认为，杜衡和石兰做得更好些，而另外那几家都不能算孝顺。

这使我们想起所厚的故事（参见3.3）。所厚对他的儿子们不好，他的儿子们因而也不孝顺他，使老人最终上吊而死。杜衡家的情况和所厚家的很像。如果只从权力游戏的角度看，儿女们如此报复父母似乎也有理由；但是，家庭生活中毕竟不是只有权力游戏。她们彻底无视这层亲密关系，还是不符合家庭生活的基本原则，不能按礼义做事。她们虽然成功地报复了自己的母亲，避免了人格价值受母亲的侮辱，也不能算实现了正义。

在此，我们看到了两种想开的方式。杜衡的方式，是试图通过假装冲突不存在，来维护家庭中的亲密关系，结果变得很窝囊，在压力太大的时候也想过死；但他姐姐和嫂子的办法，则是完全无视家中的亲密关系，在权力游戏中对老太太不留情面，来维护自己的人格价值，结果变得很冷酷。他们面临的矛盾都是，家庭的和谐与个体尊严似乎难以兼得。石兰和他们的不同在于，她二者都难以放弃，结果两种策略都采取过，但都无法做到彻底。一方面，她也试图无视婆婆的那些话，但不可能全部无视；另一方面，她在和婆婆发生矛盾的时候，气急了也会反抗，但还是不可能像大姑子和嫂子那样绝情。石兰之所以会用喝农药这种危险的方式反抗，正是因为她处在二者的矛盾之中。像她大姑子和嫂子，是不可能用喝农药来反抗老太太的。既然要同时认可亲密关系与人格价值，那似乎就注定无法以上述的两种方式想开。要做一个既有尊严、又有情义的人，是不是永远不可能想得开呢？

和“赌气”与“爱面子”一样，想得开也是成就人格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又不可避免地与过日子中的各种矛盾纠缠在一起。杜衡的做法，完全牺牲了自己的内在尊严，拼命维护全家的稳定与颜面。他想做个孝子，但无法承受各种压力。他的姐姐和嫂子保护了自己的尊严，却落下了不孝的名声，不能算是好女儿与好媳妇。

由此可见，做人的内在矛盾，和过日子中的内在矛盾没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在第二部分看到，过日子的矛盾，往往是因为权力游戏与亲密关系相互依赖但又难以得兼；同样，做人的矛盾，也是因为，人格价值与厚道善良难以得兼。在这二者的挤压下，人们可能因为赌气或维护面子而自杀。赌气和维护面子都难以成就完美的人格，于是，就会有人试图通过放弃矛盾中的一方来想开点，但既然放弃了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人格还会得到真正的实现吗？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别的村民们为石兰出的主意。

石兰虽然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想开，人们还是认为，她做人比她大姑子和嫂子更厚道，比杜衡更直率。至于她现在的痛苦，人们给出的建议是，让她不要那么没心没肺。他们这样说的意思是，她要学聪明一点，遇事多考虑一下，有点自己的主意。不过，在谈到面对她婆婆的辱骂时，他们又建议她不要那么明白，要学得傻一点。她怎么可能同时变得既聪明又傻呢？

人们说让石兰聪明点，意思是，她在过日子上要明白些，多花点心思。他们觉得，杜衡和石兰因为毫无意义的争吵毁坏了很多东西，浪费了很多钱财，结果使这些年的辛勤劳动都付之东流，这是最不值得的。他们说：“整天赌气打架，什么用也没有，而且气大伤身。”他们认为，杜衡和石兰最愚蠢的地方在于，他们没有想清楚，过日子最重要的是什么，也不知道，究竟怎样才对自己最有益。所谓有自己的心肺，就是要把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想清楚，而不要整天陷入琐碎的意气之争。

他们说石兰应该变傻一点，其实和这种聪明并不矛盾。他们的意思是，石兰还是应该尽量无视婆婆的那些话，对权力游戏不要太当真。石兰对婆婆的反抗是有理由的，但就像他们所暗示的，反抗不是过日子的目的，也不是成就人格的根本问题。对一场权力游戏的胜负，她不必在意。这种权力游戏中的得失，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那么，“聪明”和“傻”其实是一个意思，都是让石兰转移注意力。一方面，她应该更理解过日子的道理；另一方面，她应该傻一些，对权力游戏不要太认真。有心有肺的人知道生活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可以通过认真过日子实现自己的人格。

表面看来，村民们所建议的，一方面无视婆婆的辱骂，一方面认真过日子，既维护和平，也重视尊严，和石兰正在做的似乎没有什么区别。而这个方法已经证明是没用的了。那么，他们的这一建议到底有何新奇之处呢？

虽然这两个方法看上去很像，但其重点并不一样。他们并不是简单要石兰同时兼顾亲情与尊严，而是让她集中在更重要的事情上。石兰以前的做法，只是消极地对待过日子中的矛盾；但在人们看来，她应该更积极地去思考和创造，成就自己的人格。争吵和逆来顺受都无法使人想开，想开是要更透彻地理解过日子的道理和目的，从而理性地把次要的事情放在一边。这并不是另外那两种想得开的方式的简单相加，而是生活重心的彻底转移，是一种更积极的生活态度。这样一种乐观、理性、积极、向上的自强不息的态度，可以在更完美的意义上成就自己的人格，而不是片面地强调尊严或和平。

这种新的态度，简单说来，就是要“过日子”，不是简单地掩盖矛盾，也不是消极地维护尊严，就是要把家庭生活当成一个事业，勤劳、乐观地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不仅要努力促进家庭和睦，维护尊严，而且要使全家富裕和快乐起来，树立未来的希望。说到底，真正想开了，就是好好过起来。而今，杜衡和石兰家里不仅关系不好，而且相当贫困，但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他们仅存的一点希望，就是女儿。

说到最后，石兰和杜衡一样，都提到了他们的闺女。他们都认为，自己的一切希望和支柱，就在闺女身上。正是这个闺女，是使他们可能想开的最重要因素。在有人想寻死的时候，孟陬人劝人想开点的最常用办法是提到对方的亲人：“想想你的孩子，你怎么能就这么死了呢？”“你要死了，你娘怎么办呀？”对此的最一般理解是，这是通过提醒人们的家庭义务，来阻止人自杀。如果这么理解，就好像人们的生命不仅属于自己，而且还属于父母和孩子。而我们在这项研究里已经一再强调，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家人过日子有着更根本的生存论意义。对父母和孩子的义务，并不只是一种被动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家中亲人的存在，意味着日子还有过头，生活还有希望；只有把这些人生义务尽到了，一辈子才算圆满，才算成就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人们在想到这些亲人的时候，就会更理解自己生命的意义，因而不能把它轻易葬送。杜衡和石兰对闺女的态度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他们并不是在被动地讲一种责任与义务。在提到孩子时，他们都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感动和对生活更积极的爱。而这种爱，正是过日子和做人的根本动力和道理，也是使他们想得开的最终源泉。

9.3　综论

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我们从家庭政治和人格两个方面考察了自杀中的正义问题。由于中国的多数自杀是家庭中的委屈导致的，我们发现，家庭中的正义问题不能用判然二分的是非正误来衡量，而要从亲密关系与政治过程的相互表里来理解。人们之所以陷入循环往复的委屈中，往往是因为他们既想获得正义和温暖，又分不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于是，理解这一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如何理解家庭中亲人之间的正义，即礼义。

从个体命运与家庭政治两个相互交叉的角度思考正义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厘清，对每个个体而言，正义究竟意味着什么。由于“正义”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并不来自先验的是非善恶观念，而是使家庭成员各得其所的一种安排，所以我们考察了使每个人各得其所的“宜”究竟是什么。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只有能够过上正常日子的人，才拥有起码的人格。“以家成人”是人之宜的最基本含义。疯子、傻子等边缘人之所以遭到歧视，是因为他们没有成家过日子的资格。而这些边缘人的自杀不被当做自杀，是因为自杀被当成了正常人的一种特权。自杀首先不是一种病态行为，而是以不太好的方式对人格价值的追求。

因为赌气和挣面子而自杀就是实现人格价值的两种努力。我们认为，就反抗不义这个目的而言，两种努力还是能达到自杀的目的的。不论自杀者是否死成，这种方式都是对不义的一种有力打击，也是对自己的尊严的有效维护。不过，若是从对人格的总体理解来看，它却不是人格价值的完美实现。这是因为，虽然要过上有尊严的日子，一个人必须有一定的气节和面子，但仅仅靠出一口气或维护面子，并不能成就完美的人格。

我们一再强调，一个正常的人就是从出生开始，在各个阶段完成各种应该完成的责任，最后寿终正寝的人。评价命运的基本依据，也在于这一辈子是否能顺利过完。自杀者虽然追求了非常重要的气节和面子，却人为地打断了过日子的进程，使很多必须完成的责任无法完成，从而也使许多应该享受的快乐无法享受。因此，自杀者即使报复了一时的不义，维护了一时的尊严，也不能成就一个完美的人格。

真正想得开的人，并不是麻木地放弃了人格价值的人，也不是为了尊严而潇洒地逃开了一切责任的人，而是能深切洞察人生的真正价值和过日子的道理，能够认真、和乐地与全家人一起过日子，按照礼义做事，理性地控制情绪，追求幸福，力求完美而积极地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责任的人。因为人永远生活在家庭之中，只有在家庭的和谐中，人才能真正实现完满的人格价值；只有不对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斤斤计较，能够从大局考虑的人，才能获得家庭政治中真正的正义。由于命运总会带来不可把握的因素，因此并不是每个按照礼义做事的人都能获得幸福；但是，这样做的人至少能够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完成人格价值，实现家庭生活中的正义。“以理成人”不仅指向“以家成人”的内在原则，而且会统摄“以气成人”、“以面成人”这些方面。

真正明白道理的人，有了和睦、富裕、喜乐的家庭生活，也就更可能成就内在的气节和外在的地位。和睦、富裕、喜乐三个方面，能够全方位实现家庭生活的幸福，从而也可以最大程度地滋养家庭成员的人格。仅仅为了一时意气而拼命，并不能成就完美人格。当然，如果仅仅实现了和睦，即家庭成员之间不闹矛盾，但生活贫困，整日愁云惨淡，还是不能过好日子，最终也会破坏和睦气氛；毕竟，贫困与抑郁都容易导致家庭矛盾和自杀。

基于上面的讨论，我们如何来理解中国当前的自杀问题呢？显然，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简单的精神医学问题。从家庭生活的角度来看，是礼义出了问题；从精神气质的角度来看，是人们对人格的理解出了问题；而从社会总体来看，是一个正义的问题。

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本来是针对传统家庭中的等级制所造成的结构性的不公发起的。那么，已经基本铲除了旧式家庭制度和家庭理念的现代中国家庭，本来应该进入了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充满天伦之乐的小康之世了，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不公，从而导致那么多自杀呢？若从“礼义”的角度理解，这种家庭革命虽然清除了等级制，使家庭中不再存在剥削压迫这种制度性的不公，却并没有找到在亲密关系中实现正义的好办法。如果家庭中只剩了亲密关系，仅仅依赖亲密关系来解决不同人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异和冲突，那最终不仅不能实现正义，而且会把亲密关系本身也破坏掉。而这正是很多自杀者的家庭正在发生的事。因此，经历了现代革命的中国家庭，虽然失去了等级制，家庭规模也变小了，但家庭关系反而变得更加复杂，更难以处理了。

从个体人格的角度看，独立精神和人格价值得到了空前的强调，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反抗权威”和“蔑视成规”也成为一些中国人精神气质的主旋律。但对这种人格独立的片面理解使人们过于在乎自己在家庭政治中的利益，很难深入思考日常生活的意义，更把过日子的古老智慧当成庸庸碌碌的陈腐观念抛弃掉。人们要么以任性赌气的方式一味反抗，把在权力游戏中取胜看得比幸福家庭更重要；要么以并不道德的方式积累道德资本，把面子看得比伦理规范更重要；要么把蔑视家庭伦理当做自由，将不负责任当做洒脱，却很难认真地在普通的家庭伦理中成就有尊严的生活模式，更不会认真思考家庭生活背后仍然存在非常微妙的道理。这种思维方式，把很多生命葬送在了空洞的反抗之中。

至于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理解自杀背后的正义问题，我们会在第十章详细讨论。

注　释

〔1〕参见Lin,Yuan-Yuei,The Weight of Mount T'ai,Ph. D dissertation, 1990, Wiscon sin University at Madison。

〔2〕参见Arthur Kleinman,Social Origin of Distress and Disease,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中译本见［美］凯博文：《疾病与苦痛的社会根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3〕参见吴飞：《麦芒上的圣言》，香港，道风书社，2001。

〔4〕“总理”，就是“红白理事会会长”，每村一个，大村会超过一个。

〔5〕参见王同亿主编：《现代汉语大词典》，318页。

〔6〕参见Anthony Giddens, "A Typology of Suicide"。

〔7〕参见James Weiss, "The Gamble with Death in Attempted Suicide", in The Sociology of Suicide。

〔8〕参见Hu Hsienchin, "The Chinese Concepts of 'Face'",in American Anthropology, 1944, vol. 46, no.1。中文译文为胡先缙：《中国人的面子观》，见黄光国等：《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9〕参见Erving Goffman,"On Face-Work:An Analysis of Ritual Elements in Social Interac tion", in Psychiatry,1955,18（August）,pp.213-231。

〔10〕黄光国的一系列相关文章收入黄光国等：《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11〕参见翟学伟：《中国人的脸面观》，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2〕胡先缙：《中国人的面子观》，见黄光国等：《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46页。

〔13〕同上书，40～41页。

〔14〕参见David Ho, "On The Concept of Face",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6, vol. 81, no.4。

〔15〕参见Ambrose King and John Myers, "Shame and an Incomplete Concep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 Study of Face",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ocial Research Center, 1977。

〔16〕Ge Gao, "An Initi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Face and Concern for 'Other' in Chines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98, 22（4）, pp.473, 475.

〔17〕即：外面看上去是四间房，但里面还有屋子，其实是八间，是孟陬乡下比较讲究的一种房屋结构。

〔18〕曾经有个业余画家和我说起，周流一次给他看一个大画家画的画。结果他发现，那就是自己的一幅作品。

〔19〕按齐信芳的说法，周流的儿子们很长时间都没告诉他老媳妇，周流死了（在我采访齐信芳的时候，她还不知道）。其实他的几个儿子也没来孟陬，因为他们恨他。负责他的丧事的，是他的大姨子，就是那个和他靠着的大姨子。

〔20〕参见Anthony Giddens，“A Typology of Suicide”。

〔21〕关于计划生育问题，杜衡讲了很多，此处略去。

〔22〕当地的“换亲”一般是指：如果两家的儿子都因有残障或家里穷而找不到媳妇，又都有姐妹，便互相嫁娶，如甲家儿娶乙家女，乙家儿娶甲家女。换亲是相当不光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