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脸 面

我们要讨论的又一个观念是“以面成人”。在这一章,我们将继承社会科学中对“面子”的研究传统,指出,面子的意义在于它是构成人格价值的外在标准,因丢面子而自杀,也是为了保护人格价值。

“面子”这个概念大概可以算中国文化对世界社会科学的最大贡献了。胡先缙在她的经典文章《中国的“面子”概念》中区分了“脸”和“面子”的概念,指出“脸”是一种道德的认可,而“面子”则是社会中的威信和声望。〔8〕著名社会理论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将“面子”的概念融进他的理论体系中,提出了一个具有更普遍理论意义的解释框架,认为面子是“神圣自我”(sacred self)的像(image)〔9〕黄光国则用“面子”概念来解释中国社会中的权力游戏。〔10〕近年来,更有翟学伟用“面子”概念来理解中国人的行为模式。〔11〕

在对面子的诸多研究中,最具有理论深度的,当然还是戈夫曼的说法。其中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面子是在人际交往中建构起来的;第二,面子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神圣自我的像;第三,因为自我在任何文化中都是神圣的,面子是普遍人性的一部分。于是,戈夫曼把面子看做一件“神圣事物”。

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理解,我同意面子是自我观念的一种社会建构,但用“神圣自我的像”来概括它,却并不准确。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关于人性的观念下,“神圣自我”才有意义。若换个角度理解人性,我们并不能照搬这一理解。戈夫曼的说法,仍然没有突破涂尔干的人性两重性的框架。通过对“丢人”这个词的考察,我们可以理解,面子究竟怎样反映了中国的人性观。

在笔者所见的关于面子的研究中,只有胡先缙的文章提到了“丢人”的概念。她说:“‘丢脸’的另一种说法是‘丢人’。此处‘人’主要是指‘人格’,‘丢人’这种新的说法将来也很可能取代‘丢脸’。”〔12〕在随后关于面子的大量文献中,我一直没有见到对“丢人”的进一步讨论。虽然“丢人”并没有像胡先缙预言的那样取代“丢脸”的概念,但至少在中国北方的很多地区,它的使用频率极高;在孟陬人的语言中,“丢人”用得比“丢脸”和“丢面子”多得多。因此,我们在这一章会更集中于“丢人”的概念。

胡先缙在脸和面子之间所做的区分,成为后来面子研究的基本框架。她说,面子“代表在中国广受重视的一种声誉,这是在人生历程中步步高升,借由成功和夸耀而获得的名声,也是借着个人努力或刻意经营而积累起来的声誉”。而“脸”则是“团体对道德良好者所持有的尊敬”〔13〕。但后来的研究发现,这二者不能截然分开。比如David Ho就指出,脸和面子之间有很多交叉。〔14〕金耀基等也指出,在中国北方的语言中,根本不存在这种区分,但胡先缙说的两个含义还是存在的。于是他们用“道德面子”和“社会面子”来指代这两个方面。〔15〕

高戈(Ge Gao)在对中国电视剧的一项研究中指出,“有脸,是成为一个人的本质”,“在中国文化中,面子象征了人格的像”〔16〕。按照高戈的观察,脸和面都是中国人“成人”的重要方面。其中,脸是作为人的最低标准,人可以丢脸,但不会得到脸。而面子则更多象征着人的社会地位,是可以获得、丢失、给予的。高戈研究的意义,在于他指出了面子概念与更重要的“人”的观念的关联。但他做出的这种语言学的区分并不完全成立。至少在孟陬,“给脸”是一个完全允许的说法。

综合所有这些研究的成果,并参照孟陬的实际情况,我认为,首先,无论脸还是面子,都是对人格的一种反映。脸和面子的语言学区分确实在很多地方是没有的。但由于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理解人格,所以对面子的理解也会包含多重含义。人格至少包含下面这几层含义:心理的、社会的、道德的、政治的。在心理意义上,多数人有起码的自尊,即认为自己是个人,需要得到人的尊重,哪怕“小姐”、乞丐、疯子、傻子也有这种心理;但在社会意义上,这些边缘人物没有人格,不被当正常人看待;而在道德上,只有按照基本的伦常和道德观念做事的人,才有人格;在政治上,人们只有通过处理人际关系,得到别人的尊重,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人格。所有这些方面,都可以转化成面子,而且有可能相互转化。金耀基等所谓的“社会面子”和“道德面子”,只不过是容易以面子表现出来的两个方面而已。

虽然可以从这么多角度来理解人格,但人格并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简单说来,能够顺利平安地过日子,就是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过上正常人的日子,这就是其人格的心理维度;但只有具备一定社会条件的人,才能过正常人的日子,所以一些不可能这样过日子的人就被排除了出去;要能真正顺利地过日子,就必须有一定的道德要求,这就是道德维度的人格;而仅有道德还不够,还要知道如何处理人际关系,能在权力游戏中赢得人的尊重,这就是人格的政治含义。

所谓“道德面子”,就是一个人因为其道德品质而获得的人格价值;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都可以用做“道德资本”。“社会面子”,是因为人的地位高低而具有的人格价值,年岁、辈分、职位、资历、威望、财富等都可以构成社会面子,从而也会加重其道德资本的力量。那些疯子、傻子是最没有社会面子的,因而他们的道德资本也就被不屑一顾了;而社会地位高的人,其道德资本也会相应地升值,得到人们更大的重视。这样,失去脸面就是失去了道德资本或使道德资本贬值,即在权力游戏中失去了道德资本,也就是失去了人格的外在标志,即“丢人”。

说面子是人格的外在标志,而不是戈夫曼所谓的“神圣自我”的像,其区别很细微,但还是根本的。“神圣自我”把“自我”理解为一个静态的神圣存在;但中国文化中的“人格”本身,就是在不断的权力游戏中,通过“做人”或“为人”的过程形成和维持的。面子之为外在标志,并不是说,它是“人格”的摹本,与人格有一个对应关系,而是说,人们就要在维护、获得、给予面子的过程中,来形成人格,即“以面成人”。

也正是因为面子和人格之间是个动态的关系,所以并不是所有人的人格和面子都是一致的。人们常说:“好面的人容易喝药。”没皮没脸的人是不容易自杀的,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没有人格,而只是说,他们对人格的理解不同。在本章,我们会通过一个饱受争议,但在孟陬又大名鼎鼎的人物的自杀,来理解“丢人”的含义。

8.1 烈性

在周流自杀之前,我已经多次听说过他的故事了。一次我去调查嘉树的一个自杀个案,发现嘉树人的生活状况令我极为吃惊。在那里,很多人家都有很大的院子,盖了崭新的房子,至少是四明八暗〔17〕,很多是八明十六暗。我在嘉树的一个向导长勤兄弟三人都有大房子,他自家的房子足有二十多间,他的大院子中间有一个颇具规模的池塘,上面修了一个石桥,还准备在上面盖一个亭子。嘉树有很多人都在搞电料,做生意,家资巨富,甚至颇有些人远在新疆办工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周流。我所调查的自杀者是长勤家邻居的一个老太太树蕙,年轻时聪明能干,吃苦耐劳,极为好强,不愿被人落下,但就因为自己的孩子不争气,没有跟着周流干,到现在还不富裕,树蕙面子上过不去而喝农药自杀。

就是这个鼎鼎有名、间接使爱面子的树蕙自杀的周流,竟然也在2002年8月喝农药自尽。我在周流死后一个星期开始访问与周流相关的人们。他的好友于成言说:“周流是个烈性人。他的小媳妇跑了,他觉得丢不起这人,所以喝了药了。”不过,在我访得了有关周流的更多故事之后,我实在无法把他和椒兰、树蕙这样爱面子的人等同起来。很了解周流的长勤就对我说:“要算起周流做过的缺德犯法的事,早该枪毙八个过了。”无论就其做生意的经历而言,还是就其处理家庭事务的方式来看,周流都是个大恶之人,他好像也从来不顾常人所谓的脸面。那么,这样一个坏蛋,又怎么会因为丢人而自尽呢?

根据人们的讲述,我大体了解到,周流并不是孟陬人,而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移居到了孟陬,开始在几个村做电料生意。他后来又在离县城不远,而且在公路边上的石峦卖瓷砖,发了大财。20世纪80年代中期,周流成了孟陬最富的人,被当地干部誉为“改革开放的先锋”。周流在发财之后,找过好多情人。于成言所谓的“小媳妇”,是一个比他小得多的女人。人们都认为,这个小媳妇的出走,是周流自杀的主要原因。

在他最后的5年里,周流一直住在县城的“娱乐宫”里。娱乐宫坐落在火车站旁边。这一带本来是个村庄,因为1993年修铁路而成为县城的一部分。那里建起了很多新的小饭店,还有一个超豪华的重华大酒店(即三秀工作的地方,参见5.1)。新开的精神病诊所,也坐落在这些饭店之间。火车站与商贸城(参见4.1),是孟陬治安比较混乱的地方。娱乐宫是个大院子,其主建筑包括一个剧院和一个舞厅,周围是几排平房,房东是个40多岁的东北人,房子大多出租给了铁路工人。周流也租着其中的一间。他的房间离舞厅很近。他的尸体,就是在舞厅里发现的。

虽然一度非常富有,死前的周流已经颇为落魄,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他的房东说,周流哪怕在穷的时候也不小气:“我经常看见他一个人在饭店里大块大块吃肉,他一顿吃的肉够一般人几个吃的。”周流对朋友非常慷慨,所以存不下钱。在最后几年,他欠了一屁股债。房东说:“他还欠我1100块钱呢,好几个月的房租也没给。我知道这钱要不回来了。”他死之前,几乎天天有人来要账。

但即使在这么艰难的时候,周流还是时不时能挣到一笔钱。房东说:“我可知道他怎么干。周流是个聪明人,什么都干过。我不知道他来这儿以前干什么。就在他住这儿的5年里头,他试过好多技术,像太阳能、热水器、蚊子药。这些技术都不是他发明的,可是他都跟人家说是他的,卖专利。他一般都是买一些杂志和报纸,在里边找新技术。他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就马上把人家的新产品买下来,然后研究它。他也找懂行的人帮他研究,很快就能弄明白那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再把这技术卖给别人,说那是他的发明。他其实没文化,什么也不懂,从来没有发明过一件东西,可他靠着这个就能发财。去年我亲眼见到他这么骗一个河南人,骗得人家一愣一愣的,我心里就笑。去年年底,他又挣了5000多。可是今年他挺倒霉。人们都学聪明了,他骗不了人家了。他挣不了钱,又花得多,就借了好多钱。我这房租和电费他都没给呢。可是要说起来,周流要有钱的时候,真是不抠。”

为了了解这个传奇人物的一生,我采访了很多人。

还是长勤和我讲了周流刚来孟陬时的情况:“大约1976年,周流来了嘉树的大队办的工厂,人们都说他是厂里的地下‘黑师傅’。他家是祁州的,在那儿有不少关系。到了孟陬以后,他还常依靠这些关系。祁州有的单位的领导跟他保证:‘你生产的东西,俺们一定要。’所以,他在这个村的时候,厂里头生产的东西都能卖出去。要是别人呀,一件也卖不出去;可是周流一个电话就能全解决了。他一个月挣120块钱,在那时候可算太多了。后来他都想在这村落户,要把全家的户口都迁过来。我帮他办这事了。他媳妇比他小15岁。他那时候35,他媳妇才20。

“我跟周流的关系不错,我常跟他到外地去跑业务,我也算他带出来的。俺们在旅馆里边就常聊天。他跟我私下说:‘要按我做的事说,我早就该枪毙好几遍了。’这家伙什么都敢干,什么也不怕。我跟他一块,常叫他做的事吓坏了。

“他媳妇有个姐,也跟他一块干活,他们俩靠着。这个大姨子的闺女也跟他干活,让他弄得大肚子了。周流这个人能力确实不同一般,可是坏事也做得不同一般。他又大手大脚。他挣的那些钱,要是能存下百分之二十来就特别多了,也不会像后来那样。

“1980年,俺们那厂子不太好,周流跟我都不在里头干了。我开始做自个的生意。周流在嘉树这几年又有了好多新关系,挣了不少钱。他就上石峦去了。那个年代,行贿送礼还不时兴呢,可是他就懂这个,给点小东西就能办大事。他学会这个比别人早得多。这样,他就和好多干部熟起来了,也发了财。周流还买了好几把枪,后来被公安局没收了。

“从他到石峦以后,我就没怎么联系过他。周流胆子忒大,我怕卷到他的那些个坏事里头去。后来听说他上广州去了,又跟好几个女的靠着。人们都说,他在南方靠诈骗挣了钱了。过了几年,他带着一个小媳妇和一个小孩回来了,跟他老媳妇离婚了。再后来,因为他没什么钱了,他小媳妇跑了。他就想把自个的两个孩子让别人收养了。过了一段他小媳妇又回来,把两个孩子带走了。有人说他跟他老媳妇复婚了。我还说呢:‘这可是好事。他以后该收心了。’谁知道后来人们又说,他喝药死了。我听了特别吃惊,想不到他会自杀。周流这一辈子,什么没经过,什么难事没见过?能屈能伸,怎么会自杀呢?”

长勤和房东所言给我的初步印象是,周流虽然非常聪明能干,但几乎无视任何社会规则,无恶不作。他盗窃专利,欺骗商人,贿赂官员,私藏枪支,玩弄女性,甚至连外甥女都不放过。他不仅不断做出违法的事,而且还偏离了一些非常基本的做人原则。孟陬的人不清楚他在来孟陬之前的事,但人们知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很欢。他之所以来孟陬,就是因为怕祁州有人报复。有人说:“据说,他在祁州犯过命案。”

周流没有因为这些坏事而感到丢人,人们也没有因此就歧视他。相反,他成了孟陬的名人。他简直是通过公开挑战道德原则来为自己挣得更大的面子。按照胡先缙和金耀基等的分类,周流通过丧失道德面子来挣得社会面子。按照高戈的概念,他已经丧失了人的本质,却因此成了一个更尊贵的人。这种明显悖谬的事实,要求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面子与人格之间的关系。

周流的密友于成言现退休在家。他对周流了解得最多,详细向我讲了周流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流怎么通过做坏事来挣到面子,又怎么因为烈性而自杀。

“周流是个烈性人,在我看来,这就是他自杀的主要原因。没囊没气的人,说什么也不会自杀。

“周流年轻的时候,在他老家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头唱京剧,老演坏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就开始生产和卖电料,可是在祁州做得不忒好。他觉得孟陬是个穷县,也许有更多机会,就想在这儿发展。孟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左。他刚来的时候,没人敢办私人企业,都把他当成‘地下非法商贩’、‘黑师傅’。他一开始不是去的嘉树,在钟庄乡待着了,在那儿秘密地干。多亏了周流,钟庄的电料搞得不错。现在那儿有一个工业区,就是靠周流最先打下的底。可是钟庄的领导忒保守,怕周流给他们惹事,不愿意让他在那儿待着。所以周流就上了嘉树了。嘉树的电料产业就是周流开始的,现在可有名了。电料可是一个有油水的事啊。只要掌握了技术,就特别容易来钱。你看钟庄那边,挣不少钱呢。人们说:‘劫道绑票,不如搞电料。’不过这都是我还没认识他的时候的事,细节我也就不知道了。

“我跟周流是怎么认识的呢?我家里边挺穷的,还是几辈单传。从俺爷开始,这几辈都是就一个小子。这不,俺爹死了,什么事就都是我的了。有一回,俺奶奶病了,我没钱给她买药。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挣不了多少钱呀。买这药就缺20块。我问一个挺熟的人,能不能借给我20块钱。我对他有恩哪。他爹是地主,‘文化大革命’期间,多亏我保护他们家了。我这一问,他哭了。他说,他理应帮我,可是拿不出钱来,觉着丢人,这才哭。就在这个时候,有个人路过,认识他,就问他怎么了,他就说了这情况。那个人二话没说,拿出20块钱就给我了。过了一个星期,我领了工资,着人捎给他。他后来见着我说:‘我给你这钱,就没想着要回来。这么点钱算什么呀?’这就是周流,俺们就从这20块钱订交。那大概是1984、1985年吧。当时,人们基本上还没有摩托呢,周流就骑着个摩托。他过了一段还买了辆小卧车,更不一般了。

“周流的媳妇脑子里有点毛病,她傻。她给周流生了两个小子一个闺女,都有点傻。周流为人仗义,对他们都不错。他发了财以后,他这些孩子也上孟陬来了。他给他们在祁州盖了三座楼。

“那还是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呢,中央三令五申,叫人们解放思想。可是这县里的人思想保守落后,受‘左’的影响太大,也都不会做生意。我那时候当一个乡的乡长,就说:‘这就像一个人,给绑着好长时间,等这一松了绑,他的两条腿还是麻的,不会动。’好多人都引用我这个比喻,还上了报纸。县领导也引我这话,说服人们办企业。周流是孟陬县最早的私人企业家之一,是改革开放的先锋。所以领导们都接见他,宣传他的事迹。他也会打扮自己,知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人模狗样的。有一回县长上地区开会去,回来跟我说:‘周流跟俺们一块去的。地区领导见了他,眉开眼笑,亲切握手,那个尊敬呀。可是见了俺们,就爱答不理的,什么也没说。周流的地位比俺们还高呢。’有一段时间,他的女秘书是他媳妇的姐的闺女,这闺女后来偷了他一大笔钱跑了。

“周流1988年在石峦建了个厂子,教人们制作瓷砖的技术。他靠这技术挣了得有100多万。他到处做广告,广泛宣传。他还跟那些个开‘三码’的说好了,叫他们从汽车站接学员来。每接一个学员,他就给300块钱。他教人们在瓷砖上印画。那画都是当地没什么名气的画家画的,可他都说是著名画家的作品。〔18〕学员们在他这儿学一个星期,交给他3000块钱学费,然后他给开5000块钱发票。这学费也不少了,可是学员们大多不是个人来学的,都能回去报销,所以不光不赔,还能赚钱。老多人来学呀。

“他教的这技术也不是他发明的,全是从报纸上偷来的。我知道他的这些花招,有一回就警告他,这可都是犯法的。他说,他的发票都没有存根。没有底,谁也发现不了。那时候我怕他出事,就派了个律师跟着他,帮他出主意,教他法律知识,尽量别做违法的事。周流跟我保证,说再也不这么做了。周流学咱们国家的法律学得特别认真,他跟人们签合同的时候,老是设置好多圈套,要打官司肯定输不了。周流是个聪明人,学什么都一学就会。他什么地方的话都会说。咱们县里这些‘小姐’,哪儿来的都有。他跟谁说话就用她家里的话,她们都听不出来是假的。他还有各种各样的证件,还有好些个记者证,谁要查他证件,他能拿出一沓子来:‘你们说我是什么人吧,随你们定。’

“周流的脾气是不好,可是他对穷人有同情心。只要见了要饭的,他从来不会不给钱。他不是个冷酷人。在石峦的时候,他资助过一所小学,还出资建过一座桥。1987年,县里在石峦办武术比赛,他出了一大笔钱。他跟周围的饭店说:‘只要是参加武术比赛的人来你们这儿吃饭,都算在我的账上。’他给这些人交了3万多的饭钱。在那个时候,这可是一大笔啊。

“1990年,周流上桂林去了,可是他走的时候我不知道。有一回,一个桂林卖电料的上孟陬来,他说他有个朋友叫周流。我还奇怪呢,周流怎么会有桂林的朋友。他说,周流就在桂林呢。是他告诉的我,周流怎么去的桂林。有一回,周流的司机撞死了个人。他不想打官司,就把那辆车留给死人的家属,跑了。周流很仗义,不会一个人跑,给那个司机也买了张火车票。死者的家属得了那辆车,价值12万。他们就是打了官司也拿不着这么多钱,也就不再追究了。周流就这么到了桂林。

“周流在桂林待了几年,后来又去了上海。1997年,他回到孟陬来了。这事齐信芳知道得清楚,是她从上海把他叫回来的。周流回来的时候,还带着个挺年轻的女的,我就问他:‘你又换了女秘书了?’周流老换漂亮女秘书,我以为这又是一个呢。可是他说:‘不是,这不是新秘书,是你的新嫂子。俺们结了婚了,有合法的结婚证。’我不明白,他没跟他老媳妇离婚,怎么会再结婚呢?周流说:‘我也有合法的离婚证。’他给我看离婚证,我知道那一定是假的。也许他的结婚证也是假的。他说:‘我不光有了个小媳妇,还有个小小子呢。他现在在上海。’听他这么说,看来是真的了。我就跟他认认真真地谈了一次话:‘流哥,咱们从20块钱订交,到现在,也有十几年了。咱们这回得好好说道说道这事。以前你虽然是泡‘小姐’,养女秘书,可是你从来没说不要了那个傻媳妇,人们都觉得你是个有良心的人。可这回你就不对了,忙叫她走吧。她比你小整33岁,以后一定会成了你的负担。这事你得好好考虑一下。’他在祁州的儿子也给我打过电话,想把那个小媳妇赶走。

“周流是不听我的。他说:‘爱怎么着怎么着吧,老弟。这个我能处理好。我准备请领导们吃顿饭,你联系他们,把他们都请来吧。’我跟县长、书记、管科技的、管工业的、管商业的,还有别的所有跟他有关的头头脑脑都找到了。提起周流来,他们都知道呀,二话没说,都答应来。什么事都在饭桌上敲定了,他在这县里不会有麻烦。凡是跟政府有关系的一切,他都让我给他打点,说:‘只要有你在,我就放心。’他还叫我跟着他干,他每个月给我开300块钱的工资,我不干。虽然我跟他这么好,我也不愿卷进他干的那些事里去。他要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助他,可是不能跟他一块干去。

“听跟着他干的人说,他跟他小媳妇老是打架。有一回,周流在南方的一个债主来了。那时候周流已经穷了,没钱。‘没钱是没钱,可我也得招待你一顿好饭。’他请这个债主到家里吃饭。他们正吃着呢,他小媳妇进来了,问那个人是谁。等她知道了这是债主,就急了,一下把桌子掀翻了。周流也急了,跟她说:‘算了,我给你1万块钱,你走吧。’他小媳妇听见这话就软了,一下子给他跪下了,就哭。周流其实不想赶她走。

“他们从上海回来后,就一直不忒好。他们一开始在铁路旁边租了一间房,后来又搬到娱乐宫来,因为欠房东的钱。他们在娱乐宫那儿的窗户上写着‘宁流新技术中心’。‘宁’是他小媳妇的名儿。这几个字现在还有呢。

“(20世纪)90年代以后,通信技术发达了,信息也快了。人们很容易就能学到新技术,周流骗不了人,没法那么卖技术了。他从上海回来,就借了好多钱,齐信芳那儿1万,我这儿7000,还有别人的好多。他总共还欠至少5万多块钱。他老是跟我说,日子不好过。可周流到底还是能耐人,一年怎么也能赚个1万来的,可是这都让他小媳妇花了。他身体也不好,脸色越来越不好看。

“他们没钱雇保姆,就用这么个法:他们每雇一个保姆,就跟人家提前说好了:‘试用期里头没工资。’他小媳妇老是在试用期快到的时候找个借口把人家辞了,这样就不用花钱了。他们就是靠这么老换保姆,小孩长大了。

“周流总是开车或骑摩托。因为他一只脚有残疾,拐,所以他不愿走道。他这穷了以后,也总骑着个摩托。他有时说叫我给他派辆车。我是不敢叫他开我的车呀。必要的时候,我就跟他一块坐我的车外出。俺们一块去过石峦和嘉树。他在这两个村都熟。那里的人们见周流穷了,对他也冷淡了。

“大约在他死前两三个月,人们说周流离婚了,他小媳妇跟一个给他打工的人跑了。我说:‘她终于跑了,这是好事。她早就该走了。’我安慰周流,他说,我以前跟他说的话都是对的,她到底还是离开他了。我说:‘没准她哪天就回来了。’周流说:‘不会,我知道她的脾气,她永远也不会回来。她还拿走了我的好多古董。’我说,这也许都是该着的,也许上辈子他欠下她什么了,她这是来要账来了。周流听了这话笑了。他这一回是真难受。

“有一回,我从市场上回家,正好经过娱乐宫的大门口。周流在那儿站着呢,说:‘我每到想你的时候,就能碰见你。’他说,他前几天上石门了,娱乐宫看门的偷了他好多古董。我叫他给公安局打电话,他不干。我一下就明白了,他准是欠了人家的钱,要不,他早就自个叫警察了。过了几天,我在市场上碰见那个看门的了,问他怎么偷周流的古董呀。他说,是周流自个让他拿的:‘我借给了他7000块钱,他还不了,就让我拿那些东西。我拿的根本抵不上7000。’

“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在娱乐宫门口碰见周流了,他又说想我就见到我。我知道,他其实专门在等我呢。他知道我每天早晨上早市,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可是为了面子,他故意好像偶然碰见我一样。他说:‘我的朋友老梁是个南方人,说他想给我点钱。他有个自个的工厂,造一种酒。他想让电视台给他的产品做广告。我知道你儿子有个朋友在电视台。’他还说,老梁想在石门给他买个楼,还愿意替他还债。我也认识这个老梁。周流想让我跟老梁说,能不能现在就给他点钱,可是他不好意思亲口要:‘我想要5万或6万还债。等我还了债,我也就可以走了。’当时我不明白他说的‘走’是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他是说要去石门呢。可是现在这么一想,他的意思是死。他还说,他想跟老梁合作,在石门重操旧业。我觉着,要是老梁真的给了他钱,他也不会用来还债,一定是花了。不过,我还是答应帮他问问。周流还跟我说起他跟小媳妇生的两个孩子。他的儿子叫吉祥,女儿叫如意。他说:‘我想让人收养他们俩。’那个时候,两个孩子待在他们的干爹家里。

“可是第二天,老梁自个就到我家来了。他说,周流吃了药了。他的司机正带着周流去医院呢。俺们给他的司机打电话,司机说周流活过来了。俺们又打电话给他的老媳妇和孩子,他们都上孟陬来了。周流的老媳妇说:‘这个娘们是个狐狸精,把俺们的家都毁了。’周流跟着他们回老家去了,过了一段又回来了,可是这以后我就没再见过他。我上外地去了,回来才知道他又喝了一次药,这回死成了。

“周流生性是个无拘无束的人。他个性太强,丢不起人。等他穷了,小媳妇也跟人跑了,他就受不了了,活不下去了。我觉着,这是他自杀的主要原因。周流这一死,人们都挺同情他的。他的债主大多不愿追回这钱了:‘他是还不起债死的,为什么非得逼他还呢?’”

于成言在讲完周流的故事之后,还做了一番评价:“在我看来,自杀的人大多忒骄傲,忒虚荣。他们是烈性人,突然发生什么事,就有可能气得受不了,活不下去。周流自杀不是赌气,他以前是那么富,受人尊敬,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现在变穷了,要账的人一天一天来找,媳妇还跟着人跑了,丢不起这人。我还知道有个跟周流差不多的,是南庙的童糅玉,也是孟陬改革开放的先锋,以前也是特别有名,有姐妹俩争着跟着他。他后来也像周流似的,生意不行了。他也自杀了两次,最后上吊死了。我这种事也见得不少。九河有一个从部队上复员回来的小伙子长友,不懂地里的活。他爹就骂他:‘看你这点出息。’旁边的人也都跟着笑。他回家就喝了药了,还写了个纸条,说对不起爹娘和媳妇。这也是个好面的人呀。”

比较一下长勤和于成言的叙述,我们就可以看到,虽然周流几乎无恶不作,但这种道德上的无拘无束和他的人格价值并不矛盾。我们甚至不能说周流是个没有道德感的人。他对朋友慷慨仗义,对乞丐富有同情心,投资建小学,在石峦修桥,都是做好事。

周流确实不受一般的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但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他还是看得很重,不愿意破坏。他可以不在乎自己招人恨,不怕人们说他是坏人,但他无法承受嘉树与石峦人的世态炎凉和小媳妇的背叛。他虽然并不看重别人看重的那些规则,但他不是没脸没皮的混混,而是有尊严、有地位、有骨气,当然也有面子的一个人物。他也是一个好面者,甚至对面子的珍爱程度不下于树蕙等人,只是对面子的具体理解并不一样。

长勤说周流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他可以用自己的人格力量来承受这些,但他不能承受人格的丧失和被作践。他虽然并不怎么看重道德规范,但他一定要表现出慷慨、大方、高傲来。他并不怕贫穷、艰苦、死亡,但他不能承受羞辱和限制。用于成言的话说,他是一个“无拘无束的人”。

于成言所讲的一些细节可以帮助我们看周流是如何看待他的面子的。周流是个瘸子,他认为这是自己的一个大毛病。据别人说,周流的一只脚是畸形,脚趾上翻,非常难看。他想了很多办法来掩饰这一身体缺陷。首先,他无论天气多热都穿一双大皮鞋,让人们看不出他的脚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有个外号叫“大皮鞋”。另外,他那么早就买摩托和汽车,除了夸耀之外,一个重要目的也是掩饰他的走路姿势。哪怕是在变穷之后,周流还是尽量骑摩托,而不走路。

另外一个细节,是他和于成言的两次“不期而遇”。于成言告诉我,这两次都是周流安排好的。他特意在等于成言,想让他帮点忙,但就是不肯表现出急切要求于成言的样子,所以有意把见面安排得像偶然撞上,这样也就维护了自己的一点面子。周流告诉于成言丢古董的事,是想让于成言帮他要回一些来。但他既不说是自己欠了门卫钱,也不愿意直接对于成言说他想要什么。而于成言立刻就猜到发生了什么事。第二次,周流告诉于成言老梁的计划时,也吞吞吐吐地不肯说自己真实的意图是要钱。虽然在于成言明白了真相和他的真实想法后,周流还是暴露了他的狼狈境况,但他毕竟保留了自己的一点体面。

周流这个烈性人不仅想方设法掩饰自己的缺点,而且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挣得更多面子,建立威信和尊严。作为他的好友,于成言深知周流有了钱就会乱花,而不可能用来还债。周流哪怕在最困难的时候,对朋友还是非常大方。像他对待那个来讨债的债主,虽然还不起钱,但一定要请人家吃一顿好饭,不能丢了面子。而他这次之所以对小媳妇那么生气,甚至要赶她走,就是因为她给自己大大丢了人。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周流做的一些坏事是没脸没皮的。但按照周流自己的逻辑,他深知如何为自己挣得面子和尊严。那些不道德的事并不会羞辱他,只会使他更无拘无束,甚至可能为他赢得道德资本。这些坏事,恰恰是周流培养和维护自己的人格的方法。

按照很多人的说法,周流对人格的理解和培养方式,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改革开放初期,孟陬很多暴发户是“文化大革命”时的红卫兵头目。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起来的蔑视一切、批判一切的人格,大大有助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发财致富。我们在第四章看到的江中、昌披、大招子、落蕊等人,就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非常活跃的造反青年(参见4.2)。娘娘庙村另外一个40多岁的企业家跟我说:“影响我最大的就是张铁生。我初中毕业后,他是我的偶像。我那时候在社会上闯,靠的就是白卷英雄那股劲。”在周流这些20世纪80年代暴发户的身上,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两个阶段虽然迥然不同,在精神气质上却有着隐秘的连续性。这些人崇尚反叛精神,不把法律和道德放在眼里,也不在乎社会舆论的评价,成为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面子。他们只不过试图以一种完全独立的方式闯出一片天地来,使人们刮目相看。周流和江中是成功者,成了企业家;昌披当了干部,也算个成功者;大招子、康娱、落蕊等人是失败者,被当成混混和社会渣子。

周流刚来孟陬的时候,是一个“黑师傅”。但这个身份从来没有让他不快。相反,他可能还非常喜欢这个黑色的头衔。他之所以能成为“黑师傅”,主要也不是因为他有知识或懂技术,而是因为他有关系,有胆子。嘉树的齐信芳曾经谈到周流在嘉树的一个细节:“周流没怎么上过学,好多技术根本就不懂,所以也出过好多错。可是他就靠胆大呀,什么也敢干。有一回俺们生产了一种新产品,需要堵上一个洞,谁也不知道怎么堵。周流想也没想,就把一个棒核子堵上了。还真行,那机器能用。俺们就都用棒核子堵眼,所有的产品都这么卖出去了。没过几天,所有的产品又都退回来了。”

周流正是通过对既有法律和道德原则的蔑视,不仅做成了很多生意,而且培养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关于瓷砖的那个手段又是一个例子。周流想用较少的成本挣大钱,学员们想缴尽量少的学费但获得尽可能大的收益。周流充分考虑到学员们的心态,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他号称那是自己的专利,上面的画还都是名画家的作品,于是产品的价值就被抬上去了。3000块钱的学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为了让学员们心甘情愿地出这笔钱,就给他们开大额发票,让学员们也占了不小的便宜。这样,由公家出钱来学习的学员们也就不在乎那笔学费了。在与学员们的这场权力游戏中,周流虽然做了非法的事,却获得了道德资本,使学员们感到他的仗义,愿意出钱学习。同样,由于他对那些拉“三码子”的非常慷慨,他们也愿意帮他拉学员。

这就是周流的做人之道。面子和尊严并不是抽象的原则和理念,而是在权力游戏中培养起来的。并不是只有法律和道德允许的手段,才能赢得他人的尊敬。任何给人面子、替人考虑、施加恩惠的做法,都能为自己赢得道德资本;甚至冒着违法的危险做一些好事,更能获得尊敬。周流慷慨大度,不拘礼法,反而为自己挣得了巨大的面子。

和很多不拘礼法、崇尚反叛的人一样,周流虽然不重视伦理规范,却非常看重自己的人格。他虽然可以和法律玩各种花招,但对朋友甚至对陌生人非常仗义。他与自己的大姨子和外甥女靠着,违背了基本的伦常观念,但他从来没有真正抛弃过他的老媳妇。他按照自己的原则笼络人心和做生意,成为孟陬数一数二的企业家,连地区干部都非常尊重他,对他甚至比对县长都好。周流成了孟陬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面子不只是人格的象征,而且是人格的组成部分。人格虽然可以理解为一个心理概念,但往往在人际交往中,才能证成和实现它的价值。由于人格本身就是富有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概念,在人际交往中挣到面子,或者说挣到道德资本,就成为做人过程中非常本质的内容。可以说,只要人处在与别人的交往之中,就存在面子的问题;而面子也只有在与别人交往的时候才有意义。因此,根本就不存在完全没有面子的人。

于成言说,没囊没气的人不会自杀。没囊没气的人就是不看重自己的人格,任人作践,毫无面子可言的人。我们在6.3看到的超远和四荒不被当正常人看待。人们可以任意欺负和取笑他们,但他们还是因为受到侮辱而自杀。我在田野调查中遇到的最可称得上没囊没气的,是韩村的韩安居。他和朋友韩少留喝酒的时候开玩笑说要互换媳妇。后来,他的媳妇秋菊真的和韩少留跑出去玩了一个月,他就也去找韩少留的媳妇,却被拒绝了。等韩少留和秋菊回来的时候,两对夫妻竟然邀了两家的父母,到县城里大吃了一顿,好像丝毫不在乎此事。但即使这样的人,最终还是不能彻底不在乎人格价值。韩安居的父亲骂他:“你真是怂。你媳妇跟人跑了,你还不生气。”韩安居虽然外面不表现出来,但到了晚上,却残酷地折磨秋菊,致使秋菊喝农药自杀。过了几天,他自己也喝农药死了。

任何地位低下、受人轻贱,乃至自己都不把自己当正常人的人,也不可能一点人格价值都没有。他们也会赌气或觉得丢人。只要处在社会当中,和别人有一定交往的人,就一定需要通过道德资本形成一定的人格,也就是要维护一定程度的面子,否则就不可能继续交往下去,也就不可能生活下去。只不过,那些边缘人无法忍受的底线会比别人低一些;爱面子的人不能忍受的底线更高一些;而像周流这样不拘礼法的烈性人,其底线会和别人不大一样。无论是谁,只要他能承受的底线被打破了,就会觉得丢人。

因此,面子根本不是爱面子之人的特权,更不是仅仅有道德有地位的人才会有的,而是在权力游戏,也就是基本的人际交往中形成的,是一种最基本的人格感。面子不是一种东西,人们虽然可以给予、丢失、剥夺、占有面子,但如果不在相互交往的时候,面子就是一个无意义的概念。即:只有在人与人的相互交往中,也就是权力游戏中,面子才能变成道德资本,起到该起的作用。

这样,因为丢人引起的自杀,就可以看做在人格受损的时候,一种挽回面子的行为。对周流而言,自杀和他的骑摩托、坐汽车、有意安排偶遇于成言的意义是一样的。虽然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众叛亲离的地步,但他不愿承认失败。即使他的失败已经是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他也不能屈服,而要维护最后一点尊严。

像周流和江中这样的一些20世纪80年代企业家,身上有些共同特质,反映了现代中国,特别是1949年以后相当一贯的精神气质。他们蔑视权威和礼法,崇尚反叛精神,富有开拓力。我们在此无意对他们做出道德评价,但若仔细审视他们的经历和生死爱欲,我们会看到,他们并不能根本否定道德规范的巨大力量。只不过,这些道德规范在他们这里都以面子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成为权力游戏中的道德资本,却并没有起到道德约束的作用。他们更加看重人格的实现和自己的尊严,更要有尊严地过日子,虽然并不想循规蹈矩。因而,当他们失去面子的时候,就往往难以承受这巨大的打击。他们虽然蔑视家庭中的道德规范,却不会蔑视家庭本身,因此,家庭中的问题可能会成为对他们的致命一击。

8.2 丢人

周流虽然是孟陬的一个公众人物,但他的自杀和我们考察过的别的自杀者一样,也是家庭政治的结果。我在于成言等人那里已经大体了解了周流与两个媳妇之间的关系。为了进一步厘清他最后的家庭纠纷,我又采访了另外一些人。

于成言告诉我,是齐信芳把周流从上海叫回孟陬来的,于是我找到了齐信芳。齐信芳的娘家是娘娘庙村的,婆家在嘉树。周流在嘉树的时候,齐信芳也和他在一个厂子里搞电料。后来,她逐渐发展起自己的生意,做大之后,离开了嘉树,在县城边上买了一大块地,在上面建了一个工厂,还有几排房子,共30多间。她出租其中的一些,还有一些给她的工人住。周流和他小媳妇刚从上海回来的时候,就在她的房子里住了一段。谈起周流之死,齐信芳说:

“周流的死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他经历了那么多,认识到世态炎凉是怎么回事,什么都看透了;第二,他本来以为小媳妇说什么也不会离开他,结果她跟着别人跑了,这是个重大打击;第三,他还不起那么多债。

“他刚来孟陬的时候,在钟庄待着。他后来到嘉树来搞电料。我跟他一块干过活。后来他又离开嘉树,我还想给大队干,可是他们不愿叫女的干了。我就想上别的省去拉拉关系。周流帮我认识了一个武汉人,我把货全卖出去了。以后我就越来越成功。周流对我的恩,主要就是这一回。

“周流后来到了石峦,他媳妇也跟他住在那儿,在一个小房子里。周流挣了钱,一点也不给他媳妇,觉着她傻。其实,他要是给她点呢,她就帮他存下来了,他后来也就不会这么穷。周流跑到南方的那一段,他老媳妇把石峦的那个小房子卖了,回祁州去了。她在老家开了个小卖部,挣了点钱,给她闺女当嫁妆。她闺女去年结的婚。她结婚前来找过周流,周流的小媳妇是不愿意给她钱,可周流还是给了她一点。周流的老媳妇有俩姐姐,她们爹娘早死了,都不容易呀。周流有了钱,先是跟她姐搞,后来跟她外甥女搞。他没脸见他老媳妇呀。

“后来周流去南方的时候,带着他老家的一个闺女,就是他的小媳妇。人们都说她是东北的,其实她就是祁州的,她父母在大庆油田上,她跟父母赌气,回祁州和她爷爷住,后来不知怎么认识了周流。他在南方待了几年,后来到了上海。他小媳妇最开始给他生了个闺女,他就打电话把他老媳妇叫到上海去了,去照顾那个孩子。她到了上海才知道,周流叫她是当保姆去了,特别生气,就指着那个小孩说:‘这就是你们叫我来上海的原因?我跟你们说:这个,你们稀罕,我可不稀罕。我不伺候她。’她离开上海就回来了。谁说他老媳妇傻呀?那净瞎说。她是有一种头疼病,疼起来特别厉害,她就糊涂。一般的时候她好着呢。她跟周流结婚的时候才17岁,也比周流小好些个。

“1997年,他给我打了几次电话,叫我跟他合作弄点东西。后来我就去上海跟他谈这事。那时候他和他小媳妇跟刚生的小女孩在一块,雇着个老太太当保姆。周流说他在开发一种新型的坐便器,想在孟陬生产。我不看好这个。他就说想跟我一块回孟陬来。我说我第二天就想回来,他说那就第二天走。我就这么跟他一块回来了,那个小女孩还在怀里抱着呢。

“他们刚回到孟陬的时候,我叫他们住在我这些房子里。他从我这儿借了1万块钱。可他那种坐便器没做起来,他没钱还我,就搬到火车站那儿租房子了。后来不知道怎么着,他又搬到娱乐宫那儿,租了间小房子。

“他在我这儿的时候,我跟周流说,他不该要那个孩子,那孩子比他孙子还小呢:‘你这个媳妇比你儿媳妇都年轻。’我的意思是,这个女的靠不住。他说,这个小媳妇是个好人,跟着他不是为了钱:‘不管我是穷是富,她都愿跟着我。’我就不信这个。那时候他们状况已经不好了,那女的还花一大些个钱雇保姆。他要再穷点,她能跟着他?我知道,她跟周流刚好的时候,他一定是跟人家吹,说他有钱,在石峦有房子。等他们回来,她才知道那房叫他老媳妇卖了。更何况,那只是特别小的个房子。后来,他们又生了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我觉得他们连第一个都不该要,更别说第二个了。他媳妇说:‘我要是什么时候不想要这孩子了,还可以卖了他挣钱呢。’你听这话!

“周流回来,又试了几种技术,都弄不成。他老是跟我说:‘我很快就又有钱了。我这一年就能还你那1万。’他每年都这么说,每年都还不了。就在他死前没多久,他还说很快就还我钱呢。

“后来,他那小媳妇跟一个给他打工的人跑了。那个小子是个东北来的逃犯。我是不敢收留这种人,可周流老是要这样的人。他觉着,这样的人对他特别忠心,还认那人当干儿。结果他干儿把他媳妇拐跑了。后来他小媳妇又回来了,可是没多久又跟另一个人跑了,那个人又老又丑。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就听说他又老又丑。”

周流的家庭政治比别人的都要复杂,因为他和两个女人同时保持着夫妻关系。一方面,他不仅从来没有和老媳妇彻底断绝夫妻关系,而且那边有一大群儿女;另一方面,他和小媳妇又以夫妻的名义过在了一起,还生了一对儿女。有时候,他同时要和两个女人进行权力游戏。比如,他把老媳妇叫到上海来看孩子,就取悦了他的小媳妇,却极大地羞辱了他的老媳妇。到后来,周流基本上不管他老媳妇和她的儿女了,他老媳妇就成了那个家庭的实际家长,所有事都由她来拿主意。她含辛茹苦,好不容易给女儿凑了些嫁妆。在这个家庭里,她比周流的道德资本丰厚得多。在她女儿向周流要嫁妆的时候,周流又同时在两方面玩权力游戏。一方面,他有责任给女儿一些嫁妆钱,要不然在他老媳妇面前就很丢人;另一方面,他小媳妇不愿给这些钱,因为那些钱毕竟算是他们两个的共同财产,他们还要在一起过日子。周流在与小媳妇的权力游戏中赢了,却输了与老媳妇的权力游戏。

由于周流一直对不起他的老媳妇,他在她和她的儿女面前根本就没有什么道德资本可言。而他老媳妇为儿女们受了那么大累,付出了那么多,因而在与周流的权力游戏中,就有更多的道德资本。用齐信芳的话说,周流“没脸见他老媳妇”。周流之所以自杀,不仅是因为他小媳妇跟人跑了,而且也和他在老媳妇面前的地位有关。

关于周流最后一段时间的生活细节,他在娱乐宫的房东给我讲了一些:

“我开始不知道那个女的是他的小媳妇。周流的过去我一点也不知道。那女的是东北人,今年28岁。他们刚住进来的时候,关系挺好的。周流对他小媳妇特别好,她给他生了一个姑娘一个儿子。那女孩今年5岁,男孩3岁。今年夏天早些时候,他小媳妇跟他的一个工人跑了。出了这事,周流就寻过一次死。那是半夜,我正睡觉呢。突然有人把我叫起来,说周流吃了安眠药了。我赶快跑他屋里去,发现他已经不知道事了。他吃了有200片。我叫了几个人,一块送他到附近的一个诊所。他要在我这房子里死了,我得担责任啊,所以我得想方设法救他。我们到了诊所,医生说他们没办法,我们赶快又去县医院。他在县医院里救过来了。这回我给他花了200块钱。等他醒过来,我求他说:‘流哥,你可别这么干了。你要在我这儿死了,我可说不清。’周流笑了,说:‘我不这么干了。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死了。’他看上去是想通了,应该不会再寻死了,所以我就放心了。谁知道,他过了一个月就又寻死。我可是让他给骗了。

“他死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发现的。我不知道他这回吃的什么,但一定不是安眠药。我估计是蚊子药,是他的一种新产品。本来,周流的小媳妇刚跟人跑了,周流吃安眠药被救过来,他老媳妇来了孟陬,他们就一块回祁州去了。我们以为他们不会再回来了呢。我还觉得,他回祁州就是为了不交房钱。我知道他们没钱,也就没怎么计较。我也听见周流跟他老媳妇保证,再也不跟小媳妇见面了。可是过了一个月,他小媳妇回来了。她问我周流上哪儿去了,我就用我的手机给他祁州的家打电话,然后让他小媳妇跟他说话。天,她在我手机上说了足有10分钟,可不是自己的手机了。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说了什么,只听见他小媳妇说,她身上只有5块钱了,还说她把金耳环都卖了。她叫周流赶快回来。后来我又听见周流好像跟他老媳妇商量是不是回来。他老媳妇最后答应,他可以回来,可是不能超过5天。他跟小媳妇还是有感情啊,不能看着她这样。

“周流很快就回这县里来了。我不知道他跟他小媳妇都吵什么,反正他们吵了好几次,然后就一块出去了。过了一个多星期,周流一个人回来了,那是下午3点。他什么也没跟我说,我也不知道出什么事了。那天我正感冒,也没力气问他。那天晚上,我很早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起得也比较早。我看见舞厅的大门开着,就挺奇怪,谁这么早开舞厅的大门呢?我走进舞厅去看,发现周流躺在地上,早死了半天了。他嘴角那儿有一长溜白乎乎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我离远了看着,像塑料,就纳闷,周流怎么吃塑料呢?走近一点就看出来了,那是他吐的白沫子。我赶快给他儿子打电话。他几个亲戚都来了。〔19〕他们看见周流死的这样,就知道他是喝农药死的,也就没找我的茬。他们进了舞厅就开始哭。我可急了。他们这么一哭,我这舞厅还做不做生意?我说:‘你们哭我管不着,可别在这儿。你们能不能上外边哭去?’周流屋里有两块玉,一个手机,还有70块钱。那两块玉看上去挺值钱的,可是他们这些人谁都想不起来替他还债,我也就没问他们要。我跟周流也算这么多年的朋友了,也有感情啊。他这一死,我也挺难受的。

“他们把周流抬走了。我听说,在周流死以前,他和他小媳妇为两个孩子吵了。很多人说周流把两个孩子卖了1万块钱。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可我觉得,他喝药的一个原因,应该就是那俩孩子。我也没问这些事。谁知道到底怎么了?”

我又采访了幼儿园的一个老师。她是周流孩子的老师,两个孩子都在她那儿住过。我跟她谈起来时,她还不知道周流已经死了。但对于夫妻俩的关系,她提供了房东不知道的一些细节:

“周流的闺女周如意,今年5岁了。她生日是二月十五的,在我那儿过过两次生日了。他儿子吉祥也在我那儿待过,不长,就几个月。一开始,如意在我班上,是个聪明可爱的女孩子,我挺喜欢她的。周流看我喜欢,就问我能不能照顾如意。他说,他们两口子都忙,不能花太多时间在孩子身上。他们让我把如意带回家去,一个月给我400块钱,我答应了。如意身体不好,刚来的时候瘦得皮包着骨头,跟只小鸡儿似的,走的时候又壮又鼓溜了。他们一个月来看如意一两回。每年过年的时候,我把她送回家去两天,他们再把她送回来。他们是挺忙,我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

“第一年他们每个月都按时给钱。到今年他们的经济状况好像就不好了,有时候就给不上。2月份他们就没有给。到3月底,周流的媳妇给了我400。我就问她:‘这是2月的还是3月的?’我也不是小气人。他们要真没钱呢,也没关系。不过我就想弄清楚,是怎么算的这账。她说回去算算。过了一会,周流打过电话来了,跟我道歉,说他弄错了。他以为他2月已经给了呢。他们倒不错,很快就给了。可是最后一个月的一直没给。

“一开始我不知道周流还有个媳妇。有一回,在周流面前,如意说,她有一个妈,一个娘,我这才知道。‘妈’就是周流的小媳妇,‘娘’就是他老媳妇。如意嘴甜,说:‘娘比妈还好呢。’私下里边我问起来,她说,这是爸爸教她说的,其实妈比娘好多了。周流的老媳妇我就见过一次,印象不好。今年刚入夏的时候,我送我闺女去火车站,离娱乐宫挺近的,我就想把摩托放周流那儿,让他帮我看一下。我在他门口,看见有个老婆儿,正坐在一张躺椅上呢。我就跟她说,我是周如意的老师,她对我就点点头,爱答不理的。我可不高兴了,那时候也不知道她是谁。我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周流的老媳妇。我以前不知道,那年轻的跟他不是合法夫妻。

“他们两口子一开始关系挺好的。就是从今年过了年,他们好像就老是吵啊打的。他小媳妇还跑过几回,每回都弄得周流特别紧张。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周流的一个电话,他说他在河南呢。听他那声音特别急,他说如意的妈妈跑了:‘要是她到你那儿来,别让她把孩子带走啊。’我听了就糊涂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如意的妈妈怎么会跑了呢?他又说,不能让如意跟她妈走。我说:‘那好吧。我就让如意待在我家里。既然你说这话了,除非你们一块来,要不我不会让如意走。’周流就放心了。这是第一回他小媳妇跑。过了一个月,她回来了。后来他们又老是吵,他小媳妇又跑了几次。周流好几次都跟我说,别让如意跟她跑了。有一回,如意在他们家里呢,周流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如意的妈妈又跑了,让我把如意接我家去。我就到娱乐宫去了。我跟如意刚从屋里出来,就看见如意她妈在院子里站着呢。她没有跑,可能他们又吵得挺厉害。

“5月的时候,周流的小媳妇又跑了。她回来的时候是个星期五。周流给我打电话说,他小媳妇回来了,想看看闺女。我就让如意回家了。到星期一,他们三口儿一块上我家来了。如意的妈妈穿得特别漂亮。他们把如意放在我家,他小媳妇就自己走了。周流说,他们离婚了。我说:‘不可能,她星期五回来,星期一又走,哪儿能给你们办离婚?法院开门吗?你们是合法夫妻吗?’周流什么也没说。我这时候才知道,那女的是东北来的,周流的老媳妇在祁州。周流还告诉我,有个给他打工的,比他小媳妇还小8岁,他们打算一块走。我说:‘她比他大8岁,怎么在一块儿呢?’周流说,他们发誓永远在一起。不过他说:‘我知道她早晚还会回来。他不可能跟她待长了。’周流说对了。过了几个星期,我就听说他们俩在一个旅馆里给抓住了,人家说他们通奸。周流对他小媳妇还是有感情,就到处找人,把她救出来了。

“可是他小媳妇刚回来一个星期又跑了。周流给我打电话,说有人愿意花3万块钱买他的两个孩子。我说:‘你怎么能卖你自己的孩子呢?’第二天他上我家来,问我愿不愿意要如意。他说:‘昨天我摔了个跤,摔得挺重。我知道我身体不好,怕是活不了多长了,早晚如意不会跟我。我要不卖了她,也得把她给了人。我看你挺喜欢她的。你要愿意,她就是你自己的孩子了。’我就劝他,他刚60,怎么就想到死了呢?摔个跤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意在旁边也哭,我心里特别难受。过了几天,周流又来了。如意就跟着他走了,以后就没回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如意和周流。我不知道他最后到底卖了如意没有。

“大约6月15号,我们家那口子在街上看见他们了。周流跟两个孩子正吃羊肉串呢,看见他了,就叫他一块吃。他见这么一个老头带着两个小孩坐在那儿吃羊肉串,心里就挺难受的。最后他没让周流给钱,是他给的,一共20多。至少那时候周流还没卖他的孩子呢。”

这几个人的叙述虽然在一些细节上不同,但我们毕竟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周流与他小媳妇的生活,以及他自杀的原因。周流虽然有过好几个情人,但他和这个小媳妇是相当认真的。两个人虽然没有正式登记结婚,却俨然以夫妻的关系生活了好几年,还生下一对儿女。因此,他们两个的关系,与葛曼和石磊的关系非常不同(参见4.1)。按于成言的说法,周流为了使这关系显得更正式,还伪造了离婚证和结婚证。因此,他们两个在一起要过日子,也就会出现家庭生活中总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周流不可能像石磊对待葛曼那样,根本不把小媳妇当回事,而必须认真地和她玩权力游戏。

几个人的叙述差别最大的,就是小媳妇究竟和几个人跑了几次。我们已经很难查到此事的真相了,但可以确定的是,她一定跑过不止一次,也不止和一个人跑过。也许她最开始是偷偷跑的,但按照如意的老师的说法,跑后来已经成了他们家庭政治中经常发生的一件事。他们只要吵架了,小媳妇就有可能威胁说她要跑。有时候她真的会跑,但有时候只是说说而已。像5月那一次,她甚至当着周流的面出走。因此,我们需要把她的出走放在他们的家庭政治中来理解。

齐信芳说,周流曾经向小媳妇许诺,他有钱,在孟陬还有大房子。她之所以大手大脚花钱,一个原因就是相信周流对她的许诺。可是他们回到孟陬后,小媳妇发现根本就没有大房子,而周流也越来越穷。这使我们想起何芳来。何芳就是因为丈夫不能挣钱,使她最初的希望破灭而越来越不满(参见3.1)。周流的小媳妇也因为周流无法让她过更舒服的日子而对他不满。周流的许诺无法兑现,他就失去了道德资本,在家里也就没有多大面子。小媳妇反而可以用他原来的许诺来挤对他。因此,在他们之间的权力游戏中,周流常常并不占上风。因为周流对不起她,小媳妇可以充分利用她的道德资本。哪怕是在她因为失望而准备和别人跑的时候,周流都不能理直气壮地阻止她。

不过,周流并不会自认倒霉。他毕竟是一个烈性人,而且也并不是一点理都不占。他对小媳妇一直很好,几年来一直在养着她。于是,我们又看到了好多家庭中都曾出现的矛盾。一方面,由于他没能实现诺言,周流无法阻止小媳妇离开他;另一方面,在她真的那么不尊重他的时候,周流还是会觉得不平。第一次吃安眠药,应当就是对这种处境的一次反抗。

而周流第一次吃安眠药被救之后,他的老媳妇来到了孟陬,于是,他又开始了与老媳妇的一场权力游戏。如意的老师抱怨周流的老媳妇对她爱答不理。我们比较几个人的叙述,大体可以看到,她遇见周流的老媳妇,应该就发生在周流第一次吃安眠药之后。那个时候,小媳妇跑了,老媳妇被叫到了孟陬。她的孟陬之行意味着在家庭政治中的全面胜利。当初,周流挣了那么多钱却不给她,在上海极大地侮辱过她,后来又几乎抛弃了她。她靠一个小卖部养活孩子们,最后为女儿积攒了嫁妆钱。而今,周流的小媳妇终于跑了,周流在孟陬的小家庭彻底瓦解。他将来怎么过,完全要听老媳妇的。她并没有像周流当初对她那样抛弃他,而是表现出相当大的善意,到孟陬来看他。她这么做,也是在展示自己的道德资本。在这个家庭里,现在是她面子最大,是她说了算。在他老媳妇面前,周流一点尊严也谈不上了。她可以随便骂周流的小媳妇,而他一点也不敢还嘴。她也可以轻视任何同小媳妇和她的孩子们相关的人。如意的老师之所以和周家有关,就是因为她是小媳妇的孩子的老师。也就难怪,老媳妇对她一点也不友好。

周流回到祁州,就几乎是向老媳妇彻底投降了,也与小媳妇断绝了一切关系。所以他向老媳妇保证,再也不见她了。可以想见,在祁州的家中,周流虽然会过起更舒服的家庭生活,但无论是在老夫妻之间,还是儿女们对他们的尊重上,周流都会远远比不上他的老媳妇。

如果他的小媳妇一个月后不回到孟陬,周流也许就不会自杀了。我们不知道,在最后几天里,周流和他小媳妇到底商量了些什么。但根据人们的推测,他们应该是在说卖孩子的事。我们虽无确凿的证据,但通过间接的消息得知,如意和吉祥到底被卖了。据说,两个孩子很精,马上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刚被卖就向买他们的人叫“爸爸”。

当时周流的小媳妇在外面混得几乎身无分文,又来向周流求救。周流对她还有感情,无法遵守与老媳妇订的再也不见她的誓言。他求老媳妇准许他回孟陬,无疑又是大丢面子的事。他老媳妇最后虽然答应了,但只准他待5天。

周流在孟陬的那最后一周一定是非常痛苦的经历。第一,他要卖掉自己的孩子。第二,他小媳妇虽然在需要他帮忙的时候又来找他,但她显然不愿跟他复合了。周流还是愿意帮助她,甚至不惜触怒他的老媳妇。但他小媳妇却一点也不感激,而是得到帮助后再次离开。第三,他在孟陬已经待了一个星期,超过了老媳妇准给他的5天假。他若回到祁州,一定要低声下气地向老媳妇解释自己究竟做了什么,也必须承受老媳妇的詈骂和怒气,那就会更加丢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流最终自杀而死。一方面,和第一次自杀一样,这是周流对无情无义的小媳妇的反抗;另一方面,他也是为了避免在老媳妇面前再丢面子,所以不愿意再回到祁州。

8.3 综论

吉登斯谈到,耻感和罪感是引起自杀的主要心理原因。〔20〕在周流的故事中,“面子”既涉及耻感,也涉及罪感。他从一个知名企业家到穷光蛋,连媳妇都跑了,觉得很丢人,这就是一种耻感;而他因为对不起老媳妇,最后在她面前抬不起头来,可以算作一种罪感。不过,真正导致周流自杀的,既不是耻感,也不是羞感,而是面子感或人格价值。按照于成言的理解,周流之所以自杀,还是因为他是个烈性人。在人们看来,耻感和羞感固然难受,但自杀并不是对它们的接受和默认,而是看重人格的人在没有别的出路时一种激烈的反抗,是对耻感和罪感的坚决拒绝。对耻感的拒绝,大体相当于金耀基等所说的“社会面子”;对羞感的拒绝,大体相当于“道德面子”。而二者都可以理解为人格价值。因为丢人自杀,并不是在失去尊严之后的无奈之举,而是在无法保全人格时一种消极的抗拒。

可见,因丢人而自杀并不是丢人导致的一个消极后果,而更是对人格的积极维护。因此,人们才会认为,虽然丢面子是常有的事,但自杀并不是谁都能做出来的,而是一些尤其看重自己人格价值的人才会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丢面子有可能导致一些抑郁症的症状,但在文化上,我们不能把自杀仅仅当做抑郁症的后果,而要理解为对导致抑郁症的原因的反抗。

和赌气一样,爱面子也是成就人格的一种方式。喜欢赌气的人也常常是爱面子的人。于成言说周流是烈性人,这话不仅可以用于爱面子的人,也可以用于喜欢赌气的人。椒兰就说,她是一个爱面子的人。但爱面子的人未必都会因赌气而自杀。像周流的两次自杀,都不能算赌气。

赌气涉及的更多是内在的尊严,往往是针对某个人的反抗,赌气的人往往不过多考虑赌气的后果,采取任性的行为;面子涉及更多的是外在的地位和权力游戏中具体的道德资本,常常基于对总体状况的不满,甚至包含着后悔。所以因面子问题自杀的人往往会经过长时间的考虑,而且往往不是针对某个人,所以因面子自杀的人,大多报了必死之心。从于成言和如意老师的叙述中,我们知道,周流应该早就想到要死了,而且在不同的场合透露过他的想法。对于他而言,最后的自杀和以前的开大额发票、修桥补路、资助小学等的意义是一样的,即都是为了成就他的人格价值,只是因为这时已经太丢人了,整个的情况已经到了非常绝望的程度,他已经不可能积极地成就人格,而只能消极地完善人格,即:消极地否定已经一塌糊涂的人格状况,使自己不至于过于丢人。

因丢人导致的自杀,往往涉及绝望的问题。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烈性的人之所以自杀,并不是因为被绝望所压,而恰恰是对绝望的反抗。丢人者可能比赌气者表现出更多的抑郁症的症状,但其自杀的心理动因仍然是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虽然这样的人往往很难有完善的人格了。

归根结底,面子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不仅是人格价值的外在象征,而且是它的重要组成因素。人格价值是在与他人的权力游戏中得到认可的,而权力游戏的胜负,往往取决于道德资本的有无和多少。无论道德面子,还是社会面子,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们要么本身就构成道德资本,要么会影响道德资本的作用,从而影响到权力游戏的结果。

由于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人群而存在,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权力游戏,所以,任何人那里都存在人格问题,因而也就存在面子问题。哪怕是再低贱的人,只要和他人交往,面子在他身上就会起作用。可以不夸张地说,人只要活着,就是在实现自己的人格的过程中,因而就在塑造自己的面子。孟陬人会把乞丐、疯子、傻子、“小姐”这些边缘人看得非常低贱,因为他们没有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生存环境,没有过日子这种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但他们毕竟仍然是在人群中生活,仍然在与人的交往中型塑自己的人格,因而也存在面子问题。

面子与社会道德规则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因为面子总是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所以它总是和道德规则联系起来。但周流在破坏一些道德原则时,却仍然可能获得道德资本,来为自己赢得更大的面子。规则总是由人制定的,总有可能出现反例。但在家庭问题上,周流对规则的破坏却不可能没有代价。到了最后,他对家人的伤害都遭到了惩罚。之所以如此,根本上还是在于,家庭是所有人际关系的根源,也就是人格价值的根源。而要塑造面子,家庭政治仍然有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