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的写作始于2010年秋天的一个周末,那时我在北京参加一系列有关未来政治走向的讨论。本书的撰写一直持续到2016年的春天,此时,美国、中国乃至全世界正努力应对政治及战略上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在2010年是很难想象的。那时,没有人想到经济危机会持续如此长的时间,甚至趋于恶化,几乎没有人预料到中东及北非地区的事态发展。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世界范围内的众多问题都包含一个共同的主题——网络。显然,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弄明白网络这种新系统的运作原理,可以说这源于某种感知;对于还不了解网络系统的人而言,培养这种技能相当重要。
在本书撰写期间,我与众多朋友就相关内容进行了探讨,受益匪浅。那位将我领进南怀瑾大师的世界的朋友,无数次与我讨论哲学、佛教与人生的各种问题,对此,我深怀感激。赵汀阳总是耐心地教我许多学问,他是我所知最具创造思维的人之一。对于中国社会承前启后的若干问题,李岱、李方、郑海泉不厌其烦地一一解答。感谢这些朋友们以及其他中国友人,是他们的包容让我有机会深入中国社会。南怀瑾大师(2012年秋仙逝,享年95岁)对学人严格要求、不断鞭策、强调心于一境的重要性,能得到他的指点,幸甚之至,唯有感激。
我很幸运,拥有一帮至诚至真的朋友,他们与我交谈、讨论,并仔细阅读本书原稿,在他们的帮助下,书中的观点得以成型并得以完善。雅各布·韦斯伯格(Jacob Weisberg)就初稿进行了剖析,使我对许多观点的组织更为紧凑。根据鲍勃·鲁宾(Bob Rubin)、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吉姆·贝克(Jim Baker)、吉迪恩·罗斯(Gideon Rose)的反馈意见,我认真思考原稿存在的若干问题。伊藤穰一(Joi Ito)、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总能以哲学式的思维考虑问题,作为挚友,他们的活力与乐观也影响着我看待问题的方式。李大乔(Michelle Kydd Lee)始终热情地与我交流她的深刻体会。德文·司布真(Devon Spurgeon)为本书观点的形成提供了持续且有力的支持。感谢艾丽西亚·约翰逊(Alicia Johnson)、哈尔·沃尔弗顿(Hal Wolverton)给予我大力支持,分享了许多有创意的想法。感谢拉塞尔·戈德史密斯(Russell Goldsmith)、戴夫·威尔特沙夫特(Dave Wirtschafter)、阿南德·格里德哈拉达斯(Anand Giridharadas)、尼克·比尔顿(Nick Bilton)、乔伊·斯特恩(Joel Stein)、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仔细阅读了本书的前几稿,并提出宝贵意见。非常感谢资深计算机科学家文森佐·艾奥佐(Vincenzo Iozzo)、托马斯·杜林通读了全稿,以其专业眼光帮助我改进文稿,并提升了我对机器的理解。在好友约翰·伊士曼(John Eastman)的激励下,我开启了著书立说的职业生涯,人生取得了很大进展,他也帮我完善了本书的大部分观点。布鲁斯·费勒(Bruce Feiler)密切关注本书的写作历程,相识10年,他总是源源不断地为我提供智力支持,耐心地给予我各种建议,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与亨利·基辛格共事的经历,带给我巨大的支持与激励,这才有了本书的出现。他让我放飞思想,自由创作。在那样的工作氛围下,我与同事们每天探讨各种重大的政治及权力问题,既出于求知欲,也源于使命感,期待着能碰撞出富有创造性的思维火花。基辛格咨询公司的同事雅米·米希克(Jami Miscik)致力于公共服务与奉献,是我心中的榜样。伊蓓尔·科利亚多(Ybel Collado)专业知识扎实,她的大力支持在本书撰写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我安排了大部分的商业活动。对于她的帮助,由衷地致以深深的谢意。
在写作的两年中,我不时地向利特尔·布朗出版社(Little, Brown and Company)的本书编辑约翰·帕斯利(John Parsley)征询意见,他的每一次回复都能使书中的观点更加犀利、睿智。里根·亚瑟(Reagan Arthur)对我的见解表现出极大兴趣与认可,使其得以成书出版。萨布丽娜·卡拉汉(Sabrina Callahan)、齐尔·莫斯康(Zea Moscone)、莉萨·埃里克森(Lisa Erickson)帮助本书囊括了更大的读者群。鉴于我常常往返于中国和美国、跨越两个时区,流程编辑帕梅拉·马歇尔(Pamela Marshall)及其团队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感谢简·冯·梅伦(Jane von Mehren)、斯图尔特·里德(Stuart Reid)、苏珊·韦尔(Susan Weill)在本书付印前,帮我检查了原稿,使其结构更为紧凑。感谢我的经纪人埃德·维克托(Ed Victor)给予我无条件的支持,他的求知欲很强且极具思辨能力,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是我工作伙伴的不二人选。
在我奔波于世界各地期间,父亲巴里·雷默(Barry Ramo)、母亲罗伯塔·雷默(Roberta Ramo)、还有珍妮弗(Jennifer),是我永远的精神支柱,他们总是给予我信心和快乐。本书最大的功臣莫过于我的妻子诺拉(Nora),她帮我塑造了书中的观点并不断改进,是她让我明白:终究是连接造就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