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渔网：连接的复杂性

连接意味着复杂性和进化。任何系统中，作用因素和连接类型越多，就会越复杂，越难以预测。但你要明白，在未来，连接是不可避免的，进化与混乱也是不可避免的。

“网络为何传播得如此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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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当时还年轻的电力工程师保罗·巴兰（Paul Baran）原本在位于洛杉矶的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的飞行器设计工厂工作，这一年，他来到位于圣莫妮卡海滩边上的一栋低矮的现代建筑——兰德公司。兰德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是研究开发的代名词，它由美国空军和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共同筹建，招揽数学和科研人才，旨在赢得冷战。兰德公司是许多科研人员的梦想之地，那里有着浓烈的爱国情怀、顶尖的科学技术和灿烂的加州阳光。那里还有着无拘无束的知识氛围，而上锁的保险箱和热切的人心里则隐藏着危险的核弹问题。巴兰在那里安顿下来后，摆在他面前的是最麻烦、最机密的难题。

当时冷战正处于升温阶段。向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场面，人们还记忆犹新。人们第一次意识到，人类已有能力摧毁整个地球。在那样的年代里，该如何管控危机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全世界充满着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而对刚与极权主义势力打完一场世界大战的美国人来说，这并不是不切实际的担心。在许多市民和军事家的心中都萦绕着一种恐惧：一旦展现出弱点，苏联会不会发动一次迅猛的核攻击呢？所以，规避这种风险就成了美国外交部和国防部的首要考虑。“军事机构的首要目的就是赢得战争，”核军事家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在1946年的一本备忘录中写道，“但从现在开始，它们的首要目的则是避免战争。”苏联必须明白并相信，任何攻击美国的行为最终都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这种逻辑被称为“威胁制衡”，而这种平衡反而取决于美国报复的能力，尽管美国军队在苏联的第一轮导弹攻击中几乎被碾压。如果苏联的军事家能找到一种方式来消灭美国在第一回合中的反抗，那么苏联领导人可能会冒险一试。他们可能会首先去除美国的利爪，然后轻而易举地将世界撕碎。如果赫鲁晓夫1956年的名言“我们将埋葬你们”（We will bury you）是有意的，那么这一举动将成为极其便利的第一步。

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巴兰到兰德公司时，冷战已到了局势最紧张的时期，美国最严防死守的机密是：如果苏联真的发起攻击，美国将不会回应。尽管拥有无价的炸弹和导弹，人数百万的军队，但美国不会反击苏联，因为美国的校级军官将无法相互沟通或与首都的将领们对话。美国使用的军事无线电和电话系统，竟然无法抵御核攻击，这就是巴兰奉命解决的机密且致命的问题。“当时，我们不知道如何建立可以抵御敌人武器的通信系统。”他回忆道。兰德公司的计算机模拟结果显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担负美国军事通信的长线系统是一张铜线网，即使小小的物理损伤也能切断通信。苏联的攻击无疑会瞄准这一点。

美国军方已在这个问题上花费了一大笔钱（而且有一半的费用被用来掩饰这个问题）。但是，重新设计连接军事基地和战略指挥所的电话网络，同样花费不菲。因为这些线路和转接中心的布局只有几个大的中心节点，就像给自行车车轮安上了辐条，网络几乎无法在原本的设计基础上生存。如果你看到这个网络的设计图，主枢纽塞满高级指挥官，线路辐射到基地和导弹反射井，这看起来就是一个靶心。如果苏联稍微瞄准这个靶心，投掷一两颗炸弹，那这个网络将整体覆灭，美军将闭目塞听。而苏联的导弹越来越精准，美国通信系统的脆弱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很快，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我们将无法保证是否能存活的时代。”巴兰写道。

经过仔细筛选的科学家们知道，实际情况更危急。在巴兰进入兰德的不久前，科学家在太平洋测试氢弹时发现，氢弹爆炸的辐射会干扰到几百公里以外的通信。苏联的进攻就算没击中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中心节点，也会将美军通信变成一些嘶嘶作响、毫无作用的电话机。“我们的通信特别脆弱，”巴兰说，“每个导弹基地的指挥官都面临着这样的难题，要么在受到物理攻击时纹丝不动，要么采取行动，但那就意味着一场不可挽回的战争全面爆发。”你可以想象一下决策的瞬间：某位陆军上校，独自驾驶装载着炸弹的飞机在欧洲上空，或在某片玉米地的地下深处的导弹发射井旁边犹豫着，到底发不发射？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巴兰开始想，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发出反击的信号？

2.

不久后，巴兰便因应对这个危急挑战的独创想法而出名。他的深刻见解后来引发了现代互联网的产生。在兰德公司的时候，巴兰创造了一系列智能和技术上的飞跃，登上了伟大科学的圣坛。他设想的某种共享信息的方法，几乎未曾有人想到过。他设计的电力网络模型做到了一种关于信念、感知、科学等方面的突破，就如同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在画出佛罗伦萨的穹顶教堂的草图时也做到的突破一样。然后，巴兰发现了如何将系统强化到能够经得起最坏的冲击。巴兰的发现从本质上揭露了，有些网络一旦掌握了我们的世界，将带来不可逆的转变。你很难从人手一部手机的地方回到没人拥有手机的地方。有了谷歌你不会再去查阅《不列颠百科全书》。我们会发现，我们无法真正回到以前的股票市场、军事联盟或卫生条件。巴兰证明了，建立足以抵抗任何攻击的连接系统是有可能的，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他预测了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世界，连接系统使某个点和其他无数个点以惊人的速度相连。巴兰也想到了这些系统在遇到攻击时将变得更强。也许我们会问，为何我们世界中巨大的网络数据试图摧毁原有的事物？这是因为它们知道，我们进入现在的时代并非侥幸。它们的竞争对手是未来将会被同化的事物。未来将替代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是什么？将改进邮局系统的是什么？将重塑娱乐现状的又会是什么？一个强大的新群体能理解巴兰发起的关于网络的见解，尽管他们并不认识他是谁。我们也需要这样做。

1926年，保罗·巴兰出生于波兰格罗德诺州，父亲有一定积蓄，但对未来也缺乏安全感。当保罗（当时名叫Pesach）两岁时，巴兰一家逃往美国。年轻的保罗是个模范学生，很快便在数学方面得奖。他的天赋对休斯公司的军事工程方面具有卓越的贡献，后来他也是兰德公司里科学和安全方面的奇才。但是，那场波兰大撤离给他留下了持久且强烈的印记，正如那个年代的其他众多难民一样。20世纪40年代，当纳粹主义肃杀的迷雾笼罩欧洲时，巴兰家庭出现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面临大灾难时家人间该如何保持联系？所以，这也是意料之中，决定巴兰是否存活的问题也是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的问题。如何保持联系呢？“我考虑的是存活的可能。”巴兰曾说过。

在兰德公司两年孜孜不倦的学习后，巴兰慢慢开始摸清解决方案的整体架构。1961年夏天，他开始给空军军官演讲，在一次次的演讲中和一道道方程式的书写中，他越来越接近自己想要的答案。他后来说，他最初也不完全知道自己的方向，但他有种直觉，肯定有其他的解法。当巡回演讲结束时，他便找到了答案。

与许多创新相似，巴兰的设计从一个不可行的想法开始。他想，当一次攻击临近时，国防部可能一次性将成千上万的编码信息通过调频广播频率广播出去。导弹发射及炸弹指挥官将聚集在晶体管收音机旁，边悠闲地收听深夜棒球赛，边接收“发射”的指令。靶心形状的电话线网络将会被某种更顽强的东西代替，即使R–7洲际弹道导弹也无法轻易清除。但这种方法有一个缺点：它依赖广播塔和不稳定的调频电波。这种分布广泛又无法瞄准的网络令巴兰陷入思考。发出信息并让它们自动寻找目的地——这种想法如果能实现的话，肯定特别吸引人。如果能实现，中心枢纽不再存在，信息可以像无线电信号一样通过连接的线路在空中传递。在巴兰的系统里，军事交流信息可以从一个点跳到另一个点，每一次停下都可以重新导向原本的目的地。若以此类推，得出的网络将会像渔网一样：许多链接通过一些节点相互连接。并且，因为数据束，巴兰称为“数据包”，可被网络挪动，当某些地方的网络被切断、被核武器轰炸或破坏时，其他地方的网络仍可以用。数据包可以找到其他路径。理论上，即使是被重度损坏或辐射的网络，也可以将发射（或撤销）信息安全地从白宫带给轰炸机飞行员。

巴兰回忆道：“早期的模拟显示，当设想的这种网络有50%被瞬间摧毁时，剩下的部分可以在半秒内重新设立。”换句话说，即使整个系统的大部分都被切断掉线，信息也能找到网络中的新路径。这种恢复几乎瞬间就完成了。当他开始为这些“分散式”的网络建模时，巴兰发现这些网络不仅能在冲击中存活下来，而且还可以保持一定的效率。他总结道，“花费6000美元（1964年的美元价值）用于筹建和维护”，他的设计便可“处理第七国防部部内的长途通信，而在此之前，国防部的长途通信每年需花费纳税人大约20亿美元”。

1961—1962年，巴兰手拿着分类的展示和计算尺走遍全美各地，试图说服对此怀疑的将军和工程师，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记得曾经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位于曼哈顿下城区百老汇的雄伟高大的转换总部拜访，当时枢纽网络设计部的高层充满了敌意。那栋建筑里处理的电话和电报比世界上任何信号点的都多，同样也是处于苏联的首要打击名单上。因此，巴兰本来预想会有友善的接待，毕竟他将告诉这群会有铀辐射死亡威胁的人，他找到一个方法来解救他们。巴兰的新“网”络将使轰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再无意义，因为炸毁它也不会断了美国将军们的信息来源。只有重新设计网络，电话公司的工程师们才能救自己一命。

但他们认为巴兰疯了。

“我试图向地位较高的电话公司决策层解释数据包交换技术，但讲了一半他就打断我了，”巴兰回忆道，“那个模拟工程师看起来很震惊。他对着房间里的同事翻白眼，意思就是，他完全不信。他停了一下，然后说，‘小伙子，电话在这儿就是这样工作的’。”保罗·巴兰当然知道电话怎样工作。抬高一个点，以转换到另一个点，但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设计无法抵御原本想避免的灾难。巴兰从骨子里就是一位分析家，甚至可能是一位难民，他在战火中生存，清楚地知道联系对于战争与和平来说意义重大。那些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大楼里冷漠而又斤斤计较的工程师呢？他们能担忧什么？

在巴兰的网络中，这些老电话专家即将失去的不仅仅是美国国防部每年20亿美元的投资，还有整个思维方式。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科学家们想控制地址、线路、时机以及从中央发出的信息。这种专制的设计对他们来说似乎更有效率，也许从心理层面来说更让人舒心，因为这符合他们想掌控全局的想法。历史学家卡尔·魏特夫提出了中国古代和古埃及的治水专制主义，他可能会将他们定义为“开关暴君”。“这是一种概念上的僵局。”巴兰回忆道。他去了下一站，再下一站，然而结果都是一样的。最终，兰德公司的工程师同事们看到巴兰的想法屡屡被拒，感到大受冒犯，于是大声为其声援。他们已经看过分好类的简报，知道美国有多容易被重挫，而他们的圣莫妮卡大楼也一定会在打击目标的范围内。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们要求对这张分布式的网络模型进行详细的、批判性的研究。在他们研究结束的时候，空军便开始准备筹建。

存活的能力。在核战争当中如何进行交流看起来是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而为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分布式网络。其他科学家也曾追寻这种想法，但是这种设计更加适合巴兰的问题：一个没有中央控制的网络，生存力强，不可切断。根据巴兰法则建立的最早的大型网络，被称为“阿帕网络”（ARPANET，高级研究计划网络），这种连接网络即使对于今天的互联网来说仍是主干部分。即使现在已不再有核战争的威胁，分组交换的设计仍是大部分数据得以流通于世界原因。一个想法若经过50年的技术变革仍能延续，那该是多正确的想法！而且，巴兰在50年前预测的效果现在仍在发挥着作用。当你打电话、分享视频或让机器为你思考时，这些事也是通过网格路径的数据包来实现的。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使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旧模型，我们的世界将大不相同。用一个简单的开关就可以镇压暴动。监控信息流如同监视地铁的自动门一样简单。在即插即用的连接世界里，我们的创造力将会被堵住。系统每增加一个连接，都需要官方、中央的同意，需要“开关暴君”的同意，而他们关心的更多是权力，而非我们的生存。但现在我们拥有的网络，即便运行了超过10亿次，也基本保存原来的构造。

分组交换系统，例如互联网，能让任何有某些连线并能结绳的人（技术行话是，任何拥有即时光纤电缆和TCP/IP连接的人），把自己织入全球的大网中。这就是为什么你一打开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便能立刻轻松接触到全世界的数据。现在，每分钟有一万台设备连接到互联网——不仅仅是连线的市民、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还有医疗工具、比特币矿山和飞机诊断系统。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人都能连接”这个理念，就像宗教改革时期路德的“人人都能与上帝对话”、启蒙运动时期康德的“敢于求知”一样。当人们提出“怎么会有人愿意将照片与全世界分享”或者“你为什么会交出自己的DNA”时，他们关注的都不是重点。现在很多东西只有互相连接起来时，才是完整的或是有用的。我们说，连接改变事物的本质，因为我们认可并推进这种想法：即时连接是所有设备、程序和人的一种基本权利。无论如何，这确实是一种向往。

3.

现在，根据巴兰法则设计的网络允许任何人随时随地进行连接，能接触到无法想象的、强大的科技力量。但与此同时，世界也在连接我们。连线的“圣战者”、货币、生物信息，它们也都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正在用数据连接、机器和折扣航班来谋杀异域风情。当异域风情时不时地反过来杀我们，我们会惊讶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和外围开始了拉锯战，网络的张力将旧结构撕得粉碎。连接将事物放在这张紧绷的网上，从而改变了事物的本质。第七感感觉到这种张力了。去连接每一位病人、医生、每一个飞行器、每一种货币，但最后每一个都被扭曲、改变了。有些变得更好，有些则猛然被折断，再也不能重建，有些仍在痛苦地适应。这种网络拉锯不仅造就了伟大的新财富，还冲击了旧想法和旧制度。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不稳定的原因。随着巴兰的网络渐渐成长，它将接触到的一切纳进一个新结构里。

相互连接的设备也总在改进。在巴兰的时代，几十位科学家能够共享一台电脑是件难得的事儿。几十年后，个人电脑革命给每个人带来了一台机器。而现在，一个人在生活中会同时拥有几台电脑：手机、有线电视，还有即将到来的自动驾驶的汽车。因为有了连接，我们可以在数据中心连接到成千上万台设备，融合软件、硬件和我们开始依赖的连接“任何件”。现在这个司空见惯的魔法始于1965年高登·摩尔（Gordon Moore）之手，他是英特尔公司的创始工程师之一，因在1959年引进了集成芯片而闻名，每个小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每两年就会翻番。很难想象这种节奏居然能被忍受，但后来它确实一直在发挥作用，这种现象被称为“摩尔定律”。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继摩尔之后成为芯片巨头英特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1997年被评为《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我为《时代周刊》撰写了那篇稿件，我还记得格鲁夫接受采访时，露出忏悔的神情：“我总是在考虑商业，总是在工作。而高登·摩尔离开办公室后，他就不再工作，而去钓鱼了。”摩尔自信十足，因为他已发现了我们时代的基本法则，计算能力和消费只会无休止地被浓缩。他深知这一点不可避免，于是拥有一种“去钓鱼吧”的豁达。然而，格鲁夫必须使英特尔公司赶上摩尔定律的脚步，使那种必然真的发生，于是他总是惴惴不安。因为到处都有竞争，一个错误若延续半年便能拖垮整个市值几十亿美元的企业，其他小公司也经常有这样的事发生。格鲁夫的座右铭也是他的一本书的书名——《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 ）。不过，格鲁夫出名的焦虑也确实得到了回报：英特尔获得最快的速度、最多的连接。偏执狂似乎成为最好的反作用力。

你也许好奇，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那个愚蠢地对巴兰的演讲翻白眼的老工程师在这个新世界里该怎么办。他们曾经共事的纽约城那座古老的电话开关的殿堂，现在已变成了高级公寓楼。这家公司几十亿美元的长途固定收入最终被网络提供的免费分组交换服务所摧毁。“小伙子，电话就是这样工作的”，巴兰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想的是什么呢？大量广泛的连接改变了一切，包括电话工作的方式。巴兰最后离开了兰德公司，创建了几个最重要的（也是最赚钱的）早期互联网公司。几年后，他更加明白发生了什么：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那些脆弱的系统所面临的真正危机不是俄罗斯的导弹，而是某种信息炸弹，一种对持续连接的渴望打破了旧工具的控制。是的，它还代替了旧结构。但因为它原本的构建是为了生存，所以它有种非凡的特性，即使是巴兰也没有预料到：它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去创造。

4.

当然，你会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工程师们感到些许遗憾。看似无害的设备或个人，在连接的时候就会显现出独特的甚至危险的一面。这一点可以看看股票市场是如何工作的，或者生物学家是如何工作的。以上两项若在未实现连接的20年前将不会有同样的结果。我们现在被许多网络包围，其中的各种关系与连接产生了一种“我从未想到过这一点”的恒动态。“人类关键的利益系统迄今为止还没有准确的模拟。”科学家约翰·霍兰德（John Holland）在一篇有助于建立混沌科学学科的著名文章中如此论述。霍兰德用了几年时间思考这些难题及难以模仿的系统，他发现了至少一个共同点：无论是金融网络，例如外汇期货，还是免疫学网络，或是我们的大脑，高度连接的系统都有着霍兰德称为进化的结构——它们从不重样。它们可塑性很强，可以轻易根据内部压力或外部变化而改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无法预料的混乱发生，从政府倒台到经济危机。连接意味着系统有了新的形式。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变得更好、更强，也更能适应。这不是简单地出乎意料或是孰好孰坏；事情的根本是，这些系统正在进化。霍兰德认为，世界上充满了演变，与生物进化、气候变暖、强者生存一样。他将产生这些革新的网络称为“复杂适应系统”。

当霍兰德选用“复杂”这个词时，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区分。精密的机械装置能被设计、预测，并受控制。从这个层面看，喷气发动机、人工心脏和计算器都是复杂的。它们也许包含无数的交互部件，可以被设置，重复制作和利用，但它们不能改变。相反地，复杂的系统不能被精确地设计，很难完全被控制。从这个层面看，人的免疫系统是复杂的，万维网是复杂的，雨林也是复杂的：在亚马孙河流域，此起彼伏的蚊虫鸣叫，无数的虫鸟花树，每时每刻无数的相互交流中遵循着某种秩序。那繁弦高管的交响曲《蓝调时光》在黎明时有一个浪漫的爆发点，你可以在渐渐清晰的鸟鸣中听到整个森林渐渐醒来，那就是复杂的声音，因为没有一个音符是重复的。

“complex”（复杂）这个词源于拉丁语“plexus”，意思是“有很多部分”，暗示着任何事物相互交织、多层次的本质。有些看起来简单的东西，像一朵花、皮肤、一美元的价值，实际上都是“plexus”，承载着抽动和影响。新连接的织就，无数的交互作用不可避免地、出乎意料地爆发出来：金融恐慌、流行病或革命运动。高峰期的交通也是复杂的——移动的信号，川流不息的汽车、行人、自行车决定了系统最终的状态：塞车还是不塞车。星期五下午5点的洛杉矶不是中央设计的，那里喇叭长鸣的交通高峰期是交互作用产生的，而且每天都有些不同。任何系统中的作用因素和连接类型越多，就会越复杂，越难以预测。相反，如果只是精密的系统，便不会产生不确定性，它们只会运行。将精密的喷气发动机装在载客飞机的机翼内才有意义，尽管这种发现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不断精进才得以实现。如果将喷气发动机研制得精密到极致呢？这并不是明智之举。

我们的网络世界大多是纷纷扰扰、新潮涌动的交互作用——不仅难以预测，而且经常处于创造新事物的风口浪尖上。像霍兰德这样的科学家将这个过程称为“涌现”，意指自下向上的交互作用，在手机、芯片、贸易商或汽车之间建立一种秩序，且经常是前所未有的样子。一个复杂过程的根本不确定性意味着，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总会忘了它也正在发生变化。人们很容易理所当然地认为，运行着的事物遵循了可预测的、线性的、难懂的逻辑，这是一种“a导致了b和c”的过程，例如，革命带来了自由，自由带来了民主。这种预言通常是错的，而且我们对经济或政治领域的事件总觉得惊讶，这些都证明了像经济或选举这样的复杂系统，其中的机制总会使过分自信的策划者的希望落空。我们看待某些问题，例如伊拉克政治或收入不均，通常认为它们是“费解的”，其实是我们懂得不够多。

“宏观模型没能预测这次危机，也似乎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解释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让–克劳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在论及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时感叹道。市场和政府发现，他们的系统不是“大到不会失败”，而是联系太密切且难以控制，可能还太复杂而难以理解。特里谢的话听起来可能有点像战斗疲劳症（长期作战引起的精神疾患）。“我是金融危机期间的政策制定者，我发现这些模型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其实，我想更深入挖掘的是：在危机的表面上，我们感觉被传统的工具抛弃了。”

这种被抛弃的感觉来自在复杂性的年代采用机械的思维方式的一种尝试。如果你觉得，一支空军可以轻易将一次叛乱敲打粉碎，某些老牌可靠的企业应该生存下来，因为它依靠着几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那么你就会错过了活力四射、创意及破坏力十足的复杂连接。如果说网络总是打败阶层，好像也不太对，因为网络也有自己的层次和结构。但是想想穆巴拉克、欧盟和雷曼兄弟——看起来稳定的系统，却因为网络力量冲击波的重击渐趋崩溃。复杂的互相作用系统——网络通常本质上就是这种系统，可以分裂为坚硬的、分层的东西。当你看着工作的公司或生活的国家，你真的觉得它在面对这种突然且连接的压力时可以适应得很好吗？

我们这个年代经常发生分裂，大部分原因在于连接工具很容易就连接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数码设备便是如此，通过精细的设计轻易便可以互相连接。你可以拍一张照片，发送给朋友，编辑一下，再往下传。全世界的数据可以简化为一串串数字1和0，不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隐喻：我们的贸易、货币、意识形态，现在全都互相影响。

在发明智能手机和3D眼镜以前，英国数学家艾伦·图灵（Alan Turing）就预料到它们的到来，当时他梦见了他称为“通用设备”的东西：一个抽象的盒子，这种设备由1和0组成的数字化数据开始，通过设计可以做成任何事。因为一切最终都被简化为二进制编码，几乎所有数据都可以被分享、被研究、被组合或重新合成。我们周围有许多事物具有简易可编程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世界比以前更加复杂。比如，以前相互连通的火车或船舶，它们变化不大，而且也确实不经常改变。但在数字化的世界，许多最基本的物品和代码都可以被颠覆，像数字乐高一样，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连接起来。我们之前说到，第七感针对的是由于连接改变事物本质而引起的扰动不安的浪潮。原本是和善之举的连接，却使原本难懂的事物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一个物体，例如一件货物、一只股票，点击进入网络的瞬间，它就受制于所有伺机而动的复杂的野性：阶式渗透、压倒性的外力、意料之外的内部故障等只在连接的压力下才会显示出来。连接到一个不断进化的系统中，即使是看起来毫无关系的点，面对动荡、感染或创新，都会变得脆弱不堪。

这不是求平均值的游戏，复杂程度不是取决于你所连接事物的平均值，而是取决于你所连接的最复杂的设备。就像过去战争时期的货船是“二战”时期U型潜艇指挥官们大开杀戒的目标：因为它的行驶速度与护航队里最慢的船一样。你我可能有着最简单的生活，离群索居，而电脑却实时联网。但我们的投资呢？它们绑定了市场，那里满是晦涩难懂的复杂事物。当然，这创造了重要的新机会和新需求——企业拉平了这片博弈场，让我们也可以管理风险，获得与大投资者平等的机会。但当我们说“我们无处可藏”时，也许我们的意思是：即使是看起来最无关紧要的举动，例如将打印机连接电脑或到巴黎度假，都可能有暴露在一个复杂世界的危险。这些危险随着网络速度在增长。正是在管理和使用那些复杂事物的时候，我们才能找到连接时代的生产力。但别搞错了，复杂系统的破坏力也是游戏的一部分。

网络将所接触的一切从复杂的事物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也许我们可以说，工业革命将简单事物复杂化，我们可以想想机械化农业为耕田带来了什么。但在网络时代，由于混乱伴随着连接产生，原本复杂的事物变得综合化了。复杂系统被分成很多模块，但它们是可以预测的。综合系统则完全改变了规则，而且一旦综合连接的网络开始流转，将会产生令人吃惊的交互作用。正是因为没有中心规划，在某种意义上，最好的连接系统才创造了从电脑死机到市场泡沫的混乱。卡斯特尔的社会抗议就是以这种复杂的方式出现，例如2008年经济危机后的冷凝物。研究者们循着他的足迹研究了2011年西班牙的反紧缩运动，发现这场运动大部分是由在连接中发展起来的新组织所组成。其他的西班牙抗议团体，例如工人、反堕胎活动分子和地区分离主义者，则是依赖已存在几十年之久的组织。但西班牙“愤怒者”运动，也被称为“15M运动”，则是依赖出身于政治真空地带的团体，就像“占领华尔街”运动、突尼斯骚乱、“基地”组织一样。一个关于“愤怒者”运动成员的调查，看起来就像对新互联网公司的检阅：年轻、古怪，生动地与历史连接，绝对少不了的持续性连接。他们将人们从传统的政党中分离出来。他们的诉求包括创造新事物的可能性和摆脱腐败的旧政治的机会。这也说明了，如果看着这个世界并认为它只是充斥着一些随机事件，只是所谓的“黑天鹅”，那将是大错特错的。实际上，到处都有模式。通过数据科学的工具，它们可以被搜寻、定位和研究，同时它们也可以被感觉到。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寻找这些模式，它们可能会让你吃惊。但它们就在那里，而在那里人类历史比地震更令人震撼。

即使无法预测，但任何系统中的复杂性都能测量，不管是印度尼西亚的珊瑚礁，还是俄罗斯的电脑网络。有多少节点相互连接？它们的交互有多快多深入？连接的乘法运算产生了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我们说，网络将会毁坏阶层，这就是原因之一。

正如你的预想，系统越复杂，产生的交互作用越多，也意味着前方的路将比我们以前面对的更难走、更具挑战性。在未来的日子里，金融市场救火，打击恐怖分子，管理生物能源开放的风险，只会变得更困难，而非更容易。知识分子和商人们争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创新的尽头了”。他们追问，飞行汽车在哪儿呢？！但这么说的确是错的。（尤其是因为无人驾驶的飞行汽车可能很快就能实现。）连接的系统具有创新能力，并给人惊喜。因为其中充满激情，迸发新主意。并且我们知道，前方徘徊的是一个更快、更复杂的世界。例如，量子计算可能将计算机运行速度提升1000亿倍。自主机器人系统将踏入我们软弱的血肉之躯无法生存的领域——或深入海底，或抵达太空。“许多生物学和社会学理论因为缺少数据而无法测试，”一个网络系统研究团队指出，“现在我们不仅有数据，还有分析方法。”许多事情尚未开发，许多神奇的新手段能帮助我们发现新事物。无论如何，你该明白：未来，世界将相互连接并变得更加复杂。

当我们说网络“想要”某事时，这是使用了拟人手法：10亿相互连接的用户想要联系起来，因此Facebook出现了；上万亿网页需要被搜寻，因此谷歌出现了。首先，这些连接催生了我们在前一章中看到的那种残忍的举动，也解释了我们这个年代那些重要公司独特的力量和价值所在。然而，一旦完成，分配及连接的网络就开始“想要”其他东西。它们渴望创造。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最成功的投资者及领导者都有着近乎病态的渴望去推倒、摧毁旧系统。他们有信心，如果他们奋力摧毁现在的均衡状态，将会出现一种新的均衡。

他们是对的。物理定律和历史法则支持着他们。在商业领域，旧商业模型的摧毁催生了新的模型。在恐怖主义方面，在公共场合的暴力比瓶装的怒火更有用。这是加速混乱、传递希望、达成新政治的手段。如果第七感包括了打破旧平衡的意愿（甚至是渴望），那也是因为有着一种信心：相信更好的事物将会出现。

到了晚年，保罗·巴兰转入了哲学视角，他开始相信他的网络有着平稳不懈的能量，在世界范围内自我摧毁将是不可避免的。“宇宙中的每个事物，”他写道，“在重力作用或辐射作用下都与其他事物相互连接。”我们现在知道巴兰的话里包含了多少真理。我们被连接推动着，就像受重力作用一样。连接意味着复杂性，意味着进化。巴兰的话里有一个奇怪的前提，“在重力作用或辐射作用下”，这个前提告诉了我们很多内涵。连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进化与混乱也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