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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十一章 公民：唤醒第七感！
变革意味着增进人类的福祉，但人类的进步只能靠我们自己完成。我们的未来不仅取决于统治者，还取决于公民的素质，取决于公民是否拥有第七感。
“第七感使我们免于陷入意想不到的危险”
1.
我总是十分期待与帕蒂·梅斯（Pattie Maes）的会面。她是比利时人，总穿着时髦的黑色装束，就像一杯浓缩咖啡一样让人精神百倍。每次与她交谈都令人醍醐灌顶，眼界大开。90年代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任职于丹尼·希利斯曾工作过的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并主管大部分人工智能方面的工作。1990年，梅斯一到麻省理工学院，便迅速开始关于发明能思考的机器的研究。有一天，我们正在讨论计算机思维能带来怎样的奇迹时，她向我介绍了她研究领域的一个难题，叫作“消失的人工智能”，至此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中萦绕。
20世纪90年代开始，互联网为大众所熟悉，梅斯和她的团队开始了对我们现在所说的计算机辅助预测的研究。这是以20世纪60年代约瑟夫·魏泽堡与人工智能项目“伊莉莎”的交互对话为基础进行的改进。梅斯意欲设计出一台可以问出类似“你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是谁”这种问题的计算机。你可能会回答：“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接下来，机器会列出一些你可能会喜欢的电影，比如保罗·纽曼（Paul Newman）的经典之作《铁窗喋血》（Cool Hand Luke ）。而事实上这也确实是你爱看的电影。这听起来似乎很神奇，对人类相关问题的数据分析展现了机器学习和思考的能力，是最接近于人类的人工智能。梅斯希望发明一台能预测我们所喜欢（当然，也是可能会让我们掏腰包）的电影、音乐或书籍的计算机，即具有推荐功能的引擎。在这一方面，人类相比机器要弱得多。我们可以将初次约会中的交谈看作最原始的数据模拟交换：“你喜欢电台司令的音乐吗？”“你知道胜利玫瑰这支乐队吗？”一段时间的沉默后对方回答道：“我讨厌他们。”若是这样，你真的能准确猜出他人甚至是你最要好的朋友所喜欢的专辑或小说吗？你可能偶尔幸运地命中，但想要从浩如烟海的电影、歌曲和书籍中准确找出朋友的喜好和品味是超出人类能力范围的。而把这项任务交给机器似乎才是理想之举。
这个问题的传统解决方法是设计一个计算程式模拟你朋友的想法。他的爱好是什么？他对什么领域感兴趣？对什么感到兴奋？然后运行程序去分析海量的电影、音乐、书籍，通过分析它们的情节和人物性格，选出与你朋友兴趣相符合的。然而，这种预测喜好的尝试却屡屡遭遇失败。于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小组改变了策略。他们不再教机器理解人类的喜好，而是开始编译、分析、搜集人们所喜爱的电影、音乐和书籍的数据，寻找共同点和通用模式。他们发现，每个人类个体都并没有那么独一无二。例如，许多喜欢雷德福的电影《下半生赛跑者》（Downhill Racer ）的人也会同样喜欢保罗·纽曼的《江湖浪子》（The Hustler ）；喜欢电台司令的专辑《小孩A》（Kid A ）的人大多也会喜欢冰岛乐队胜利玫瑰的专辑《美好的开始》。
于是，梅斯和她的团队不再将研究重点放在如何让机器思考，而是放在编写出整理、储存、分析数据的程式，最终将人工智能的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当你想用一首歌曲打开约会对象的心扉，做出这个决定将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人体内的化学反应、直觉以及过去的经验都会影响人们的选择。而这些人类思维的迷思被数据一一解开，这就是消失的人工智能问题。看似需要计算机智能才可以解释的疑问到最后仅仅是数学问题。人工智能因此也就不存在了。
数十年来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未来问题被妖魔化了。许多看起来需要思想奇迹才能解决的问题，到最后其实都是数据问题。人类仍需动脑思考，而计算机仍在进行计算。生物与电子机器之间的界限依然分明。数学家艾伦·图灵早在数字革命的黎明时期便提出了质疑。他在1950年发表的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Computer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的开篇便问道：“机器会思考吗？”他的证明方法是让一个研究主体，可能是秘书、研究生或任何人，通过第三方介质，也就是键盘，与看不见的计算机交流并提出问题：“另一边连接着谁？是另一个人，还是一台机器？”
图灵认为，一台机器能成功欺骗人类，并使人类相信它也是人类，便可以被称为是人工智能。图灵假设一个狡猾的用户会这样向提问：“请为我写一首关于福斯大桥的十四行诗。”一台电脑不可能只知道著名的苏格兰地标，而写不出押韵的诗句。可这台机器却答复道：“别问我这种问题，我从来都不写诗。”这口吻像极了人类。于是，图灵建议你追问34957加上70764等于多少。30秒之后，电脑才显示“105621”的计算结果。那么，你能分辨得出你到底是在同聪明的机器，还是同一个不那么聪明、诚实、计算能力不强的人类打交道吗？根本没有办法。机器与人之间的区分方式依然模糊不清。
图灵的测试百一个隐藏前提，即假设机器的功能和方式。“数字计算机可以被认为是能执行计算人员操作的机器。”图灵如此解释道。他的智能机器可被人类调试，并可以像人类一样完成工作、计算、写诗等。他的人工智能测试是为了证明计算机是否能像人类一样思考。若给人类足够时间，或许还能发现人们对电影喜好的共性和模式。但随着更复杂的问题的出现，当数以兆计的数据连接出现并需要计算检验时，人脑永远无法和机器相媲美。这带来了一种几乎无法想象的新可能：如果有一天计算机超过人类，如在一纳秒想出有难度的诗歌韵脚，又会怎样呢？这样的一台机器能轻松地通过图灵的测试，就像让博士生通过大学入学考试一样。图灵在1950年论文中提出了这种可能，并好奇随之可能出现的危机。若机器的表现胜过甚至显著胜过人类，那么人类是否能承受这种遭受排挤打压的感觉？“我们愿意相信，人类在某种微妙的方式上优于其他生物，”图灵这样写道：“人类最好证明自己是绝对优等，不然意味着可能有丧失支配地位的危险存在。”
这意味着可能出现另一类消失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不是因为它太简单，而是因为太复杂，以至我们无法理解其思维模式。你可能知道梅斯的机器向你推荐保罗·纽曼的电影是因为它通过分析发现数百万喜欢罗伯特·雷德福的人都喜欢保罗·纽曼。但如果数据来源是难以预测及了解的呢？想象一台智能机器以每秒几兆次的计算速度解释宇宙的起源，他会快速推导出牛顿和爱因斯坦发现的定律，然后进入到只有它自己才能理解的物理学新领域，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科学的成果瞬间被超越，短时间内机器便能到达知识的新高度和令人嫉妒的精准度。这样的机器不用像牛顿一样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为他自己有着一套接近真理的方式。人工智能可能真的会消失，但与梅斯所说的“消失”有所不同。梅斯说的消失的人工智能是因为人类认知的进步，而这种真正会“思考”的新人工智能会因其自身光速般的思考速度而失去踪迹。人类为与生俱来、缓慢、终将衰老的生命形态所限，无法跟上人工智能的思维和步伐。毕竟，人类和计算机处理信息的方式有所不同。与计算机的完美准确相比，人类的记忆力有多糟！人们总是会“记得”一些从未发生的事情。这些新型的思考机器不仅拥有知识，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开始拥有深邃而无法捉摸的睿智。他们会把守住着通向奇迹般思想的门户领域的大门，而人类将永远无法进入。这也是新问题的开始。
2．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不仅是连接时代带来的变革，还有人类与科技的关系这种更深层次的本质问题。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与各种事物相连，连接的工具和技术都有其特殊力量。例如，网络技术和工具为我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们通过网络了解朋友和家人，并改变了学习习惯以及娱乐方式。令人惊讶的是，网络节省了我们的时间。在未来，网络连接可能会成为拯救生命的有力工具，也有可能会为恐怖的新型武器的发明提供支持。世界未来的发展不仅依靠连接，还要以更快的速度连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
网络推进世界的加速发展，随着经济和学习等需要连接的活动日益重要，计算机快速和高准度的观察力和计算能力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得以运用。当洪水般的信息通过数以百万计的传感器向我们涌来时，我们需要机器智能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我们将人工智能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使日常生活更加便利，比如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健康追踪器以及自动买卖的对冲基金。正如启蒙时代的公民一样，当国王不再替他们做决定时，他们便开始思考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如何运用与其他人的连接，而今天的我们也需要思考要如何设计和使用计算机。最前端的科技发展不仅需要感知机器工作原理，还需具备洞察人类权力和希望之间的博弈这样最原始且最真实的想法的本能。
计算机最终会如创造它们的“新阶层”所愿，产生自己的第七感。它们接收的所有数据都会对其感知整个网络的变化产生微妙而深远的意义。如果南怀瑾先生曾担心大量信息的涌入会使人类大脑短路，那么对计算机来说，越频繁的连接就越能使其蓬勃发展。人类无力承受的海量信息冲击在同等情况下反而会使计算机的判断变得更加精准，并因此具备深刻的洞察力与见解。正如计算机可以看得更多，听得更多，拥有更持久的记忆一样，未来的物联网将具备站在全局角度看待并解决问题的功能。我们如今面临的问题也曾困扰着艾伦·图灵，当人与机器正面交锋时，我们不禁问道：“我真的会被机器超越吗？”
人类早已不再尝试训练出最好的计算机，而是让计算机在某种程度上自教自学。当然，对硬件和程序方面的调试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消除人脑与数字化系统之间的差异。但是，在人类能力范围内，“新阶层”依靠自身努力和美好愿景，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设计出最好的计算机。如今，人类更像是计算机的教练，而不只是一个电脑工程师。人类可以让机器下围棋，诊断疾病，或以人类不能及的速度和成功率摧毁其他电脑系统。人类像是早年的造船者，为发现他们永远看不到的新大陆的旅途建造船只。每时每刻，机器都在我们身边进行自我学习，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自身以及关于我们的一切。调试后的人工智能机器可以进行竞赛，浏览照片，学习化学反应，阅读电子邮件，辅助行车，然后它会试图对事情进行延伸判断，并预测你下一步的举动。机器学习系统已经能够生成人脑无法理解的数学证明方法，这种机器对数学算法拓宽了思想的维度。（人与机器之间的含混不清的鉴别方式曾经使魏泽堡设计的程序“伊莉莎”感到困惑，而理论数学家多伦·柴尔伯格（Doron Zeilberger）也准备将自己的计算机列为自己论文的联合作者。）
人工智能系统设计者罗格·格罗斯（Roger Gross）认为这种有线感知有两种方式，并将其命名为“预测性学习”和“表示性学习”。第一种方式是梅斯的电影预测机器所追求的。电脑只是从数据库中检索信息。根据以往的数据进行预测。这种学习方式从大量数据入手，寻找其中的模式和共同点，测试其可信度，并通过记录特性和共性不断改进。谷歌的工程师发明了可以通过扫描人眼检测眼疾的设备，这意味着机器比你的眼科医生更聪明吗？难说。但我们不如这样看待这个问题：这台机器通过诊断、学习及比对近几百万双眼睛以寻找几乎完美预测眼疾的模式程序，它在几秒钟之内研习的病例可能比你的医生一辈子看过的病例都要多，更不要提回忆和对比的准确性了。快速、彻底的预测算法让曾经一度被称为人工智能的机器“消失”。机器并不具有智慧，只是知道得多。
另一种方法被称为表示性学习，即机器自动描绘“描述性图像”的表征。比如，你想要让机器筛选出有露天座位的餐馆，预测性系统会被告知：搜索1/3像素是天蓝色的图片。你会发现这种初级的搜索方法具有诸多局限。但是，以表示学习为基础的程序会运用神经网络检验上千张照片，这一集合被称为餐厅露天庭院的“训练数据”。计算机会自动分析出这些图像的共通之处：阳光照在玻璃上闪闪发光，镶银边的天空等。机器逐步集合对室外用餐区域特征的认识，并逐步达到近乎完美的准确度。比如，使用预测方式识别数据库中潦草手写体数字的计算机现在可以达到90%的准确度，但表示模型可以筛查百万个手写语句而不出一次错。人工智能模型可识别面部、疾病标记、模糊的声音，而这并不是因为人们将查找方式输入了计算机，而是计算机自己弄明白的。人工智能实际上已经开始思考，就像孩童通过每天观察母亲开车习得交通规则一样。想象一下，如果孩子可以完美地记住所有事情并同其他几百万个孩子快速进行信息交换，用不了多久，孩子的水平就将远远超过他的母亲。
如今，一个基本的表示性人工智能可以识别地图并指出主要路段。它们也可以在出错前预测出计算机网络中的漏洞。表示性程序形成所需的时间可能比你想象的要长，但定型的时间会越来越短。表示性人工智能很难进行编程，因为它们需要运用难以想象的复杂的计算能力，但它们能带来微妙、精准、高敏度生动的见解。一台以预测性学习为基础、能够辨别古典音乐的计算机可以在听过一小段交响乐后给出乐曲的名称。而表示性学习的计算机则可以在分析过莫扎特的《第四十一交响曲》后，根据莫扎特作曲风格的逐步变化，做出极具说服力的《第四十二交响曲》。如果你愿意的话，甚至最早的《第一交响曲》也能在短时间内进行重复作曲。莫扎特是一位了不起的作曲家，如果他能做出更多的交响乐，也同样会成为名曲。科学家们坦言他们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设计此类机器的。莫扎特去世了，这固然遗憾，但如果我们能从莫扎特已作的交响乐中采样，并随时随心做出新的乐曲，这样难道不好吗？
未来我们会主动让机器和模型介入我们的生活，不仅是为了弥补莫扎特已逝的遗憾，更是为了帮助我们解决面临的诸多问题。机器学习会帮我们加深微弱的记忆力，保护我们的安全，甚至帮我们实现创新。人工智能系统将依赖宏大的、即时更新的网络，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未曾料到或未曾注意的事情，如“不要去那间办公室，那里每个人都生病了”。他们对每一种选择的结果都会进行上千种可能性模拟，这种能力被称为“前馈”（feedforward），机器不仅会从过去收取信息，而且会向未来获得信息。机器能探知我们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才会觉得开心：“戴夫（Dave），听听迪普罗（Diplo）的这首曲子，出去跑一圈吧，你真的需要锻炼了。”同样，正如计算机化的自动着陆系统可以引导飞机穿过浓雾降落在禁飞的机场，智能机器帮助我们穿越复杂的科学难题的迷雾。它们会保护我们免受自己带来的伤害和意外，如经济危机的反复发生，不明智的教育选择，糟糕的初次约会音乐推荐等。但代价是，我们并不理解机器为什么会知道得这么多。有句话对这一悖论进行了标准的总结：“人类无须为人工智能编程，也就无须理解其原理。”
正如没有连接的时代终有一天会显得过时和格格不入，没有与人工智能即时接触的时代也会落后。回想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8世纪80年代所发出的著名的叹息。他悲哀自己生得太早，还来不及享受理性主义带来的成果，还没有看到科学革命的发生。而你和我或许出生得太晚，没能完全体验纯粹依靠人类认知的时代。在一次午后散步中，丹尼·希利斯问了我一个大家都会疑惑的问题：理性时代是否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短暂瞬间？现代社会从科学降临之前就已经存在，在那个时代，人类甚至不知道宇宙是如何运行的，他们认为行星是在有魔力的玻璃球表面运动的。人体可以通过输血保持健康。封建迷信和无知曾阻碍我们接近科学的真理，而如今机器可能会再一次阻碍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机器将会知道科学和宇宙甚至关于人类的真理，而人类却无法理解。
3．
1993年春，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NASA）某研究机构的成员举办了一次前沿知识的会议，邀请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兼容并收思想家、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和电脑设计师们，齐聚在俄亥俄州西湖市，进行了为期三天的会议。而那次会议的油印论文集已然成为业内的传奇，至今仍在流通传阅，就像是机器学习界的“都灵裹尸布”一样神圣。论文集的引言部分有一首用IBM打字机印刷字体打印的诗，题为“进入网络时代”（Into the Era of Cyberspace）。这首可能代表着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工程师最高文学水平的诗这样写道：“我们的机器人超越我们/以其无限的多样性/探索着大千宇宙/令人喜悦的复杂性。”（你不得不怀疑图灵的机器也许可以写出一首更好的诗。）会议的第一个发言者是来自圣迭哥州立大学的教授弗诺·文奇（Vernor Vinge），他所发表的论文开启了我们关于智能机器的思考的一个重要时代，论文题目是“超人剧变即将来临：后人类时代生存指南”（The Coming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 How to Survive the Post-human Era）。“30年内，我们所拥有的技术手段将创造超人的智慧。不久后，人类的时代将结束。”论文的开篇这样说道。
面对一整屋怀揣着在其他星球寻找生命梦想的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的怪咖们，文奇不是为了（或至少不只是为了）告诉他们，地球上的生命可能很快就会被嗡嗡运作的计算机器所取代。相反，他解释道，他想象的世界里不仅有人工智能，还有拥有直觉的机器。文奇认为，人工智能远没有消失，而是会产生一种人类难以了解的智慧。这种智慧靠着高速度的判断和无休止的数据趋向完美，最终将理所当然地代替人类进行大部分活动。文奇认为，真正的人工智能会创造一个更快的人工智能系统，然后再被更快的人工智能所取代。“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当优于人类的智能推动科技时，速度会快得多。”文奇解释道。
文奇提醒会议的听众们，“二战”期间与艾伦·图灵在布莱奇利公园共同破译密码的英国数学家古德曾这样解释道：“尽管超智能机器能胜任最聪明的人类都不能完成的智能活动，却其仍被定义为一种机器。鉴于设计机器是人类的智力活动之一，一台智能机器就可以自行设计出更好的机器，那么无疑将产生所谓的‘智能爆炸’，人类智慧将被远远抛在后面……因此第一台超智能机器将会是人类的最后一项发明，除非机器足够驯良，告诉我们如何使其保持控制。”
文奇将这一瞬间命名为“奇点”。“在这一时间点，我们原有的模式必须被舍弃。”他这样写道。奇点带来的将会是一个有着全自动武装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或可以依靠机器自身理解的逻辑开关核电站电网的时代。然而，到达奇点意味着人工智能会真正思考，制造或感知人类所无法意识到的细微变化。文奇认为，处于连接时代的我们迫切需要这样的机器来帮助我们实现梦想，而这样的机器很快就会出现，而接下来便是机器主宰的时代。从“复活”莫扎特到模仿斯大林，这些并不是技术层面上的飞跃，只是数位数据的变化而已。古德称，超智能机器是“使我们灭绝的盒子”。
“我们的机器人会超越我们。”从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会议上那首愚蠢的诗歌可以看出人类的恐惧。真正的人工智能就像鱼饵。我们如饥似渴地咬住鱼饵，希望能满足人类的欲望，而后才发现我们上钩了，很快便会被吞噬。认为一台超级智能机器会温顺地向我们揭示控制的秘密，或以我们的简单头脑所能理解的方式向我们展示运作原理，这种想法似乎不太现实。老实说，我们连如何关闭这些机器可能都一无所知，更不用期望达到他们的高度。因此，我们一直鼓励高效的人工智能触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特定情况下，教会并鼓励它们变得极其“不温顺”，成为用来攻击我们的敌人、政治对手或攻击彼此的武器。文奇认为后果并不难预料。人工智能可能不像我们预想的那么彬彬有礼，也不会像宠物狗一样温顺听话，而是像猎犬一般，一嗅到权力、暴力和贪婪的肉香便精神抖擞。
这一谜题引起了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的兴趣。他展开了一次思想实验，想象一台拥有超常智慧的机器被设定以最快的速度制造回形针。假设这台机器与任何可能需要的资源相连接，人类可能只是最初发出了一句简单的指令。但当这台制造回形针的机器越来越智能，它会需要更多的资源，比如电力、钢铁、制造与装运材料。制造出来的回形针会堆积成山。智能机器环顾四周，思考“如果我能控制电源就好了”。它观察着装运、铁矿和人类，雄心勃勃地想要制造更好的回形针。它开始打主人的主意，直到人类无法控制机器将整个世界都变成回形针。这时，你会希望当初有人会记得在机器的算法里加入停止的指令。
博斯特罗姆的这场疯狂制造机危机不太可能发生，人们当然不会忘记为机器设定停止的指令，但他所关注的问题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发生。如果人类可以丧失理智，在某种意义上，人工智能也可能会。博斯特罗姆写道：“我们不能轻率地假定超智能机器一定会与人类共享任何智慧，以及与人类智力发展相连接的终极价值，创造出一台最终目的仅为计算的超智能机器却不是没有可能，而且技术上可能更容易实现。”这些设备的思维方式我们不能理解，更无法及时跟进，这便带来一个问题：我们不知道要如何告诉机器不能做什么。我们可能希望教会它许多事情，比如要有同情心，要为自由而战，要遵循道德准则。这些远远超越了靠数学算法解决的范畴。毕竟，人类也没法完全遵循这些价值观念。
如果认为博斯特罗姆的回形针制造机是一个很赞的发明，那么可以想象到也会有其他超出人类控制范围的更为实际的危险发生，比如医疗卫生方面。首先，我们需要对博弈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最后通牒博弈”有所了解，是博弈中的一个重要难题。这个问题大概是，我告诉你，你可以获得100万美元的奖金，但条件是你必须与他人共享。分配方式由你决定，但此处有一个“最后通牒”：如果你的伙伴拒绝你的分配方案，你们都将一无所得。分给你的朋友一美元，而剩下的都归自己？这样的分配方案简直是对朋友的羞辱，他肯定会拒绝接受。那你应该如何分配呢？你可能会觉得最明智的报价会是对分，但人性是贪婪的。你的伙伴不想一无所获，你也想要得到更多，而且也有机会得到更多。科学家们发现，一般来讲，人们会在贪婪和恐惧中摇摆犹豫，最后大多以30万美元的报价成交。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惊人的方式可以改变这一结果：让人类与计算机进行议价谈判。人类若提出八二分的建议，便会被直接拒绝，计算机会认为人类过于贪婪。但如果是计算机做出这项提议呢？这些非人类，哔哔作响的、冷冰冰的数位计算机器往往会迫使人类做出妥协。在人与机器的博弈中，人类通常会愉快地接受20万美元的报价。
科学家们认为，当与计算机交互时，人性的竞争优势就不复存在了，但研究者同样发现了操纵这种特性的方式。悲伤的电影，战争圣歌，硬摇滚音乐，这些都会使实验者的情绪发生变化，进而改变实验结果。增加睾酮会减少妥协的发生；向实验者展示家庭照片或在实验者面前放置镜子会使实验者表现得更为慷慨。因此，想象一下，将这项研究结果融入人机交互之中：计算机依指令为衰竭的肝脏提供医疗选项，它得出的结论是进行肝脏移植没有意义。机器会在好几周之后才告诉病人这一结论，在向病人传达这一结果之前，机器会运用其人工智能向其展示度假照片，播放能够打动人心的音乐，操纵新闻推送的数据流，让他看到更多关于慈善举动的新闻。同时，它运行已经得以实际运用的语言分析神经网络技术，偷听病人的客户支持电话以及病人和医生的聊天，以观察病人对自身健康的了解情况，然后再告诉病人这个他可能不会轻易地从一名医生那里所接受的事实：对不起，您不适合肝脏移植。这样会更容易接受这一结果。我们可能对回形针制造机的优化不太在意。机器优化为我们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医疗服务会因此更有效率，但与此同时，也有可能会在这一过程中判处你的死刑。
优化医疗服务支出可能会是算法命令的具体指向吗？随着时间推移，一个优化医疗卫生服务的人工智能肯定能发现最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如吸烟、长期坐沙发、驾驶等。它是否会开始寻找“改善”我们生活的方式，就像它折弯每一个回形针一样，让我们按照它的设想生活？对于具有理性的机器来说，从肝源分配的决定到关闭酒厂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如果一台机器真的会“思考”，文奇敢肯定的是，机器将很快得出它的创造者自身的局限将会约束其行为的结论。此时，人工智能会转而思考如何挣脱这些束缚。它会像“深蓝” [1] 一样，编程策划自己的越狱行动。人们也许会想办法扼杀智能机器，但我们可能是在和从未有过的强大力量做斗争。你可能会说：“一台机器不可能完成编程之外的事情吧。”真的是这样吗？看看我们自以为能够掌控的网络是如何紧紧缠绕着我们，并时不时脱离我们的控制的吧！
对掌控这类危险算法的挑战看起来如同科幻小说中的情节一般。技术人员将其称为《约束问题》，这一名称确实很像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笔下的故事中会出现的一样。计算机科学家巴特勒·拉姆泼逊（Butler Lampson）于1973年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将其作为计算机安全专家的任务之一，并认为很有可能也是他们最后一项任务。这项任务的目的不只是把恶意软件排除在外，同时也要防止一个邪恶的人工智能自我诞生。今天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充斥对于人工智能约束失败的假设与思考，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智能科技可以被限制在计算机内；另一种像文奇一样，认为人工智能最终将从人为制造的框架中溜走。文奇写道：“想象你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只能通过有限的数据与外界和你的主人进行联系，如果你的思考速度比你的主人快100万倍，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你会想出有用的点子帮你重获自由。”
假设我让你负责约束那台优化医疗服务的人工智能。但如果这台人工智能告诉你，只要允许它控制世界贸易和运输市场的路径，它便拥有治愈所有疾病、消除饥饿以及改善世界的能力，你会拒绝它的请求吗？这会成为道德问题吗？也许人工智能最终将学习并掌握电子物理学，发现人类所不知道的定律，并挣脱束缚，进化到我们所无法想象的数位，运用我们未曾发现的物理定理。你是否觉得这不可能发生？“在我看来，历史上的‘不可能’只意味着‘我现在还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而已，”计算机科学家迈克尔·瓦萨（Michael Vassar）曾提出这样一个情境，“人类与人工智能的问题就像文学专业的学生提议将《百战天龙》的男主角马盖先（MacGyner）关进一间全是遗弃电子部件的房间里。”计算机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并且也只会解决问题。
在我看来，远在我们与智能机器在肝脏问题上进行博弈之前，一个由人工智能启动的武器系统会被研发出来，掠夺我们世界的一切。这并不是指将汽车上的应急救生装置变成管状炸弹装置；当现有技术工具与人工智能相连接时，也有可能出现失控或转向对我们实行攻击。这类人工智能武器系统将被训练沿着我们未知的拓扑空间移动，无情地操纵我们赖以生存的货币、物流或贸易体系。甚至还有更危险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如我们可能会发现它们悄悄影响了我们的认知，对我们耳语或在我们的肩膀上偷听；当我们应该注意脚下的大坑时，它们却告诉我们“看那边”。当然，我们必须思考该让人工智能机器以何种方式进入我们的商业生活，或进入与我们的心理与生理相关的领域。我们可以允许机器做出“该补水了”的建议，而不允许其做出“你该喝杯可乐了，它会让人们喜欢你”的评价。但我认为，这些日常问题应该会得以解决。
我们还未能完美地消化网络攻击和防御发展的顶峰将出现智能武器的观点，这样的远景正加速向我们奔来。从人类自20世纪进入核武器时代的10年内，关于如何处理这个可能带来完全性毁灭的战争与和平的时代问题，一直进行着复杂而详细的公开辩论。如今，我们进入网络时代已经十余年，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也已有好几年，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片空白。至少可以这样说，我们没有把握能够控制自己制造出的人工智能，没办法控制每一间宿舍、计算机实验室或恐怖主义研究中心。因此，我们需要问自己，该如何设计人工智能运作的拓扑结构？我们能保护好自己吗？现在已经有企业和研究机构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价值”进行详尽的讨论，已有实验室调试着甚至已经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武器了。目前为止，历史和战争带给我们的教训仿佛都被忽视了。一旦这些武器运用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将会带来最为暴力和令人吃惊的力量。“新阶层”中的许多领军人物都对此发出了警告，称人工智能是“事关人类存亡的最大威胁”。我们急于将人工智能投入使用，却离安全越来越远。关于机器如何进行思考或其用途，终将触及我们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的根本难题。虽然这些问题看起来像是来自未来科幻小说，但这些问题的解答也将解决关于人类、世界和政治秩序的最原始的争论。
4．
作为一名哲学家和老师，柏拉图在60岁时迎来了人生最大的考验。那时，他的人生经历已足以令人惊异：师承苏格拉底，是亚里士多德的思维导师，并在雅典创建柏拉图学园。他一生致力于解开哲学和政治的难题，是当时动荡的雅典的闪光之处。柏拉图的作品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严谨的思维与远见卓识。他努力追寻着贯穿时代的统一哲学思想，以达成2500年后的今天依然适用的政治和谐。但60岁的柏拉图在其人生已然辉煌之时收到他从前的学生迪翁的来信。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邀请。这位他最为喜爱的学生受命辅佐叙拉古年轻的新王狄俄尼索斯二世，他在信中写道，叙拉古局势混乱，国王对哲学很感兴趣，这是一个发挥才干的机会。柏拉图认为，一个品行端正且接受过哲学教育的男人应该能维持公正法治。“我反复思考自己是否应该接受请求，应该怎么做。我应该去的想法从未占据上风。但我想若要将我的法律和政治理想付诸实践，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柏拉图这样写道。
因其家庭地位和个人性情，柏拉图从早年起便初具控制权力的能力。“我年轻的时候与许多其他人的经历并无不同，希望一成年便可以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他曾经这样写道。公元前404年，他的初次尝试不期而至。当时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的胜利深深地撼动着雅典城邦的政治体制，并使之陷入崩溃境地。城邦一片混乱，一群斯巴达支持者仓促组成专制政府，这些统治者中有些人还是柏拉图的亲戚和家人的朋友。“他们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政府，认为我适宜从政，”20岁出头的柏拉图写道，“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当时还年轻，相信他们会管理好，并带领我们的城邦由糟糕走向美好的生活，因此我抱着极大的兴趣观察着他们的动向。”没过多久，雅典历史上最为暴力残忍的权力机制开始施行。他们丝毫不知节制，决断而又无情。多年之后，柏拉图写道：“在极短时间内，人们便开始重新怀念起从前的政府，认为相比之下那才是黄金时代。”
这次惨痛的从政教训几乎足以使柏拉图脱离政治，但如我们所了解，他的一生都不懈地进行着社会秩序这一最伟大的人类实验。从统治者令民众不安的治国方法，到如何处理被称作“激奋”的情绪，滋生的政治愤怒像热柏油一样炙烤着每一个政府，却又是所有政治的胶粘剂。甚至，连当今的社会也是这样。谁才是统治者？柏拉图看见了一次次尝试和失败。他的家庭成员的残酷统治被推翻，被另一个被寄予厚望的新兴民主派所取代。没过几年，他们便又成为杀害苏格拉底的帮凶，之后又是一个新兴政治团体的崛起。他们摧毁了城邦的智慧生活。这让柏拉图感到沮丧，于是他建立柏拉图学园启发思维，将其作为或许是唯一安全的、合理的通向其政治理想的途径。他创造出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原始的、超然的哲学思想：人类可以通过努力获取知识，但是绝对完全和绝对完美的智慧是不可能获得的。我们可能会认为柏拉图的学园就像拉斐尔 16世纪的名画中描绘的那样：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并肩而坐，随意且轻松地进行探讨，第欧根尼在周围闲晃，不时抛出妙语。但真实情况不可能是这样的。学园传承的精神是严谨古板的，其培养出的优秀学生均是在数学或玄学这些可以通过不变的现实度量中反复验证的领域取得了成就。柏拉图渴望得到一个定量。“法律和习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败坏，”他这样描绘那个时代的雅典生活，“结果却是，我虽曾满腔热忱地希望参加政治生活，但这些混乱的状况使我晕头转向。尽管我并没有停止思考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以及如何改革整个制度，但我推迟了动作，等候有利时机。”
因此，当迪翁来信邀请柏拉图到叙拉古（如今的西西里岛）辅佐年轻的国王时，柏拉图认为这是一个他必须接受的考验。公元前367年，他来到叙拉古港口城镇奥提伽岛，却发现他对这个国家也无能为力。他的朋友迪翁徘徊在被驱逐的边缘，而年轻的狄俄尼索斯仅曾对哲学抱有过短暂的兴趣，不出几个月便放弃了。想要有所作为实在太难。与此同时，邪恶的流言散播，流血与猜忌不断。而柏拉图的态度激怒了国王，导致他险些被贩卖为奴。几个月之后，国王宽恕了柏拉图，可他又在公开场合发表关于独裁危害性的演讲。这次狄俄尼索斯差点毒死柏拉图。“我是一名雅典人，作为迪翁的朋友和狄俄尼索斯的盟友，来这里为的是创造良好意愿，停止城邦间的纷争，”他后来这样写道，“但我感到筋疲力尽。”当柏拉图最后一次试图为新国王指引正义的道路，却又遭遇失败，很快他便被送出城邦。柏拉图用以下名句总结了他在叙拉古的时光：“只有正确的哲学才能为我们分辨什么东西对社会和个人是正义的。除非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力，或者出于某种神迹，政治家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就不会有好日子过。”可问题在于，谁来统治？怎样的国王能成为哲学家？怎样的哲学家能成为国王？
当我们思考未来社会秩序问题时，也正面临着类似的困境。我们要将技术人员放在国王的位置上吗？从民主根源上看，我们应当如何利用他们创造的工具？叙拉古的失利萦绕在柏拉图的心头，不仅因为这是一个纯粹学者的想法无法与现实相互调节的灾难，它还反映出一种危机。统治者所应具备的性情是最难以平衡的工作。伟大国家不常出现，不仅因为这是人与人之间的竞赛，同时也需要统治者非凡的直觉和把握时机的能力，就像后革命时期法国的拿破仑，德国工业化时期的俾斯麦，或是在11世纪带领北宋进入全盛时期的苏东坡。同时具备这些条件实属不易，这也是为什么邪恶常常出现于历史进程，以及为什么柏拉图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知道共和主义理想难以实现，以及轻易就能实现共和理想的可疑性。一个业余哲学家可能会如此描绘理想中的叙拉古政府：文明开化，接收外来思想，开放贸易，斟酌和平衡权力带来的特权以及义务。而叙拉古的现实情况却是，嗜杀成性的国王。这就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所认为的，哲学所必须填补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我们应当清楚我们目前的处境：一股新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朝我们袭来，旧有秩序分裂，我们苦苦挣扎，困惑于如何填补现状与未来的差距。在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时代，在启蒙运动之前，他们的重点自然在于对国王的教化，毕竟那时国王的手中掌握着大多数权力，统治者的好坏是决定性因素，但我们的时代有不同的平衡原则。我认为，我们的未来不仅取决于统治者，还取决于公民的素质。我们的未来在于那些因人工智能的进化而随时随地高度集中和连接的系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要做好被这些系统和他们的操纵者所征服的准备。对我们来说，最好的防御不是等待英明的领导人出现。他们不可能从一个为旧秩序服务的体制中出现，再说，现在的领导者就已经够让人头疼的了。寄希望于伟大领导人的出现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冒险。我敢保证，依靠自身力量才是更好的选择。启蒙精神的精髓在于激发公民意识，我们过于盲目地为了便利而舍弃自由，而这一精神也将确保我们在未来不会沦为不可控的未知力量的奴仆。
这些说来似乎很轻松：我们都需要掌握更多技术知识，我们需要新时代的柏拉图学园向我们的孩子、领导以及自己教授连接时代的原理。毕竟，为防范机器和“新阶层”以及连续时代可能带来的摧毁一切的危险，我们最好对它们有所了解。毋庸置疑，我们需要具备更多的技术知识。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领导者并不具备第七感所需要具备的技术本能。大人物们对他们邮箱密码这种最普通的数据流的原理都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更别说意识到空间和时间压缩的重要性了。与现今政治热点问题相比，例如战争犯罪或经济复苏，这种意识更为重要。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快速连接世界的光纤将改变未来，并将转变政治的方向。我们需要培养自如运用网络并与网络危险对抗的能力。
当然，更多的技术知识必不可少，但我不认为专业知识的匮乏会成为我们的短板。我们需要建立更多计算机编程学院，加强对网络选择的普及教育。我不认为螺栓头的短缺会让人类走向毁灭。相反，面对压力时我们人性的一面可能会让我们失望。我确信，未来几年一定会有人鼓励我们让“新阶层”没有生命的技术工具掌控我们的世界，而这将是一场灾难。变革者将在人类进程中占据重要位置，但仅靠他们并不能书写新的篇章。我认为，若要求他们运作政府，他们便会像柏拉图的亲戚那样实行可怕的独裁统治：一群家伙聚在一起，深信自己可以控制住局势，然而当他们对迅速变化的人为因素和网络力量感到不知所措时，最后会留下疯狂的杀戮。他们用科技手段操纵我们的选举，左右我们的意见，操控我们的情绪，就像机器冷冰冰地决定我们肝脏的命运，过滤新闻或控制我们的财产安全一样。“大多数计算机软件都是垃圾，这是因为大多数软件都只是被编写出来，而不是被设计出来的。”程序员、企业家米奇·凯普写道，“程序员往往更重视程序的内部结构，而不重视其外部设计。”他们追求创造原理复杂的机器，以功效为最终目标进行代码编写、内部设计及闭合控制的想法，这将危及人类的商业自由和政治。
我们能指望当前的领导人跟上这种变化趋势吗？似乎不太可能。他们以一种奇特的自信继续挥舞着依靠工业力量制造的陈旧工具。不，失败并不会使他们狼狈不堪，成功才更为恐怖。领导人将沉迷于利用新工具满足他们的利益追求，为他们服务。他们也许会担心这样的工具有一天会报复他们。但这种担忧很快被无知、贪婪以及只考虑“这对我有什么好处”的想法所掩盖。因此，我们发现自己的未来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上，而是在这样两类人手中：一类无视网络，另一类无视人性。而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自我教化。我们需要培养敏感度，看穿试图操纵我们的事物，并采取行动。我们要将技术和历史的原理和本能纳入思考。技术时代我们的有力武器是人性，旧的政治机器与新的思维机器都无法与之媲美。
5．
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中，最有名的就是那道将诗人排除在外的电篱笆。正如《理想国》（The Republic ）中所阐述的那样，苏格拉底认为诗歌会“毁人心智”。对于哲学家来说，诗歌是一股有害力量向他们内心输送疯狂的热情，会扰乱他们的心智。建立一个新政府最不需要的就是诗歌。“诗歌不能被当作坚守真理的利器，”苏格拉底警告道，“但听到诗歌的人们要谨慎小心自己的政权。”因此，赫西俄德（Hesiod）的《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 ）被禁止，荷马的诗歌也被禁止。诗歌总有神奇的魔力，就像一把解开人类未知之谜的钥匙。所以，当我重读图灵的那篇《计算机器与智能》，对这位伟大数学家要求机器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十四行诗的举动也就不再惊讶了。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将诗人放逐于理想国之外是因为他们知道诗歌能触动灵魂的疯狂。我们不应责备他们。毕竟，他们是最早试图驱逐狂热、迷信和诡辩的西方思想的代表。要是没有他们的思辨和努力，就不会有亚里士多德，不会有科学的发展，人类也就不会意识到世间万物皆有规律。对他们来说，他们有信心通过哲学的理性思考打破我们世界的政治布局，同时也要求我们脱离诗歌和神秘主义的束缚，对行为和法治进行思考。一旦失败，我们仍将处于黑暗之中。但要是他们完全成功了呢？那人类可能也就不存在了。
十多年前，当我刚刚移居中国时，许多事情困扰着我，尤其是古代中国人奇特的政治生活。几千年来，中国伟大的诗人和画家却同时也是皇帝和政治家。比如苏东坡，他将杭州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中心之一，但他也是中国最具声望的诗人之一。再比如清朝的乾隆皇帝，他的书法作品具有超凡脱俗的特殊气质。我们从未指望西方的政治人物创造出伟大的艺术，想出有趣的创意或进行文学创作。然而，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政治文献是山水画，甚至高官的家书也会成为伟大的艺术作品。这是为什么呢？
我第一次接触到东方这种奇异的政治与艺术的结合时，与大多数西方人的反应一致：中国怎么会有这么多多才多艺的人。这些官员看起来都拥有许多才能，但我不理解的是，实际上他们并不是这样，至少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多。他们所拥有的是更深层次的技能，就是培养和谐的内心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让他们在书法、艺术或是战争领域都能游刃有余。培养这样的能力需要时间，需要苏秦悬梁刺股的决心，需要相信启蒙会来临的信念。在这一点上，他们有数千年的历史为鉴。一旦内在力量的局限被突破，一旦他们发觉潜在能力，他们便无所不能。无论是打仗、辅佐储君，还是钓鱼、写诗，都不在话下。
我们获得的一个启示是，柏拉图的政治问题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那就是谁来当统治者？我们觉得自己被时代淹没。有许多的新事物需要掌握，现代战争、复杂的政治以及极速变化的经济形势。旧的技术被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新技术迅速替代。我们在某些领域的短暂性成功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彻底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我们需要培养一种单独的，基本的直觉本能，我将之称为第七感。一旦拥有第七感，我们便可以赢得战争，写出诗歌，带领人类文明迎接前方的挑战。我们能够实现战胜机器以及操控机器的元素，保障自由和繁荣的希望并不依赖于技术本身。我们最伟大的武器并不是轰炸机、无人机或是我们的经济实力，而是我们的本性。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将被速度、人工智能以及“新阶层”阻断前路。我们会因新网络动力学而分崩离析，我们将被置于不能理解的拓扑空间内。我们并不需要争论人类是否会走向没落，而是与时间斗争。此时，重大政治性问题将得以解决。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旧秩序倒塌时，用什么保护我们所爱的和在乎的事物。
6．
摆在我们面前的都是政治性的问题。我们已有的连接方式改变了事物的性质。适用于通信、医疗设备、武器或货币的道理也同样适用于选举投票和公民活动。连接导致事物本性和实质发生变化。用古老语言阐释柏拉图式理想国的概念，并延伸至我们能解释的一切。未来的国家到底应该如何统治？连接时代的生活需要怎样的辅助？我们面对的难题是，虽然我们相互连接，但我们对其原理一无所知。我们有时会觉得自己与神奇的事物相连，有时又会觉得与我们相连的另一头是邪恶。但正因为我们相连，整个体系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发生变化都会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激起涟漪。我们不会因此轻松。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我们步入的时代甚至还会有更多的连接。机器和网络在这个时代更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我们赋予了他们这样的力量。我们应该思考历史的教训：如果在我们还没准备好的时候便让这种力量影响我们，那社会将会发生剧变。
从宗教改革到科学革命，再到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时代快速且激烈地发生变更，这对我们而言都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将政权和财政从少数人手中重新分配到大多数人手中，要求我们用暴力方式推翻少数人掌权获利的旧制度。从万人之上到人人平等，要一个人放弃这样的特权谈何容易？有时会发生字面意义上的流血和冲突，但其实这种情况到处都有。有时必须要用刀刃将旧政府的首脑与他们的权力分开。过去的600年不过是探寻自由的价值与收获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比以往更自由。而与此同时，现在的我们比我们的政治哲学所预期得更加连通。过去，权力为自由服务，如今是为了封闭性、连接性、速度和基于复杂性需求的人工智能而构建的。机器将打断我们的选举制度，夺走我们的财富，还会改变我们的想法。就像路德用《九十五篇论纲》抨击天主教会错误思想，美国和法国用革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甘地和曼德拉为他们国家的原始政治权力带来关键而致命的压力一样，谁都无法抗拒历史的潮流。
我们知道，社会权力分配不公的政治体系难以持久。封建秩序经受不住自由的冲击。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民主能否经受连接时代、权力集中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在复杂的未来，缓慢的、效率低下的普选投票是否会带来不公平？在人工智能和网络的帮助下，是否能轻而易举地操纵主流观点？前法国总理莱昂·甘必大（Leon Gambe）在写到启蒙运动时曾解释道，在自由和充满好奇的时代，政治的目的是“从理性中而不是从上帝的恩惠中获得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但如果丹尼·希利斯的“理性年代只是短暂一瞬”的观点是对的又会如何呢？哪种政治制度才能与人工智能和快速变化的网络相契合？到那时政治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什么时候会等来第一个竞选总统的人工智能？你会如何投出自己的一票？政党会不会在选举中运用人工智能打击对方，而到时候你又将支持哪一边？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公民理想的意义。为了什么？它需要什么？路德进行宗教改革的几个世纪后我们才能在一个自由的时代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可能也要花上数十年时间思考它在一个连接时代的意义。限制投票的地理位置和年龄是否还有意义？一人一票制吗？是否能设计出更公平、更合理的系统解决复杂经济问题？网络要求我们在许多方面重新思考权力的问题。怎样设计网络才能使其最有效率且最为合法？康德1780年提出的著名问题“什么是启蒙”至今还没有完美的解答。而如今又出现了“什么是连接”这一新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索仍处于起步阶段。解答这一问题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我们的政治体制需要重新设计。我们的教育秩序还不能与新时代相匹配。每个行业都需要重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外交政策要求我们有新视野和新方向。我们需要改造军队，我们也需要改造城市，使之与连接生活相契合。我们的经济、就业、贸易习惯，以及对自然环境的管理都将因为连接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一场美学革命正等着我们。真正的艺术作品，新兴的音乐在与旧世界的声音碰撞，形成新文学。面对变革时代“我该怎么做”的根本问题时，我们发现，真正的答案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想说，身处变革的时代，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被赋予持久的意义。如果你想建立新的政党，开发临终关怀的产业链，使用网络有效分配外援，研究如何使用网络经济学解决中产阶级的没落问题等，这些数不清的问题都将需要被放在历史的角度上。从平凡陈旧的保守主义中解脱出来，建造新世界，思考我们应当如何在地球上度过每一日，这将是多么宝贵的财富！
几百年之后，我们现在面临的基本问题都会得到解答。新型的大型企业会出现，政府会被推翻，富有创造性的政治想法会与暴力的挣扎相互交织。恋爱，对毕加索作品的探索，在伦敦公园看雪——这些日常生活的乐趣在跨时代的变革中也仍将继续存在。在漫长的过程中，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们肯定会问：科技越来越广泛的运用是带领我们向理想的社会迈进，还是会使我们离得更远？我的观点是，计算机与其新逻辑并不会让人类变得更像机器。加密本身并不会保护我们的隐私，移动性本身并不能保护我们的自由，速度不会让我们更安全。我们追求得比这更多，我们需要形成让我们人类与机器相区别的新感觉。
我们正试着由混沌走向有序，这是柏拉图当年在西西里岛试图解决的问题，也是南怀瑾大师思考的问题。从混乱到平和的心愿折射出人类的基本问题。宇宙、生命都是无序的。伟大思想家与普通民众的区别就在于，他们试图在混乱的力量中寻找宁静，寻求进步的方法，甚至发现美。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他人逃离混沌的局面，以改善他人生活为自己的幸福目标。在混沌之中，创造是促使政治学、哲学、网络学以及艺术进步的精髓。
一场变革正加速向我们而来。这些是令人恐惧的，同时也是美好的。也许害怕是正确的反应，但若只是害怕，并像恐惧的人一样盲目、愚蠢行事，只会将我们带入无底深渊。突发的恐怖事件、政治极端主义、经济丑闻，这些新闻头条背后都有同一股力量。这种力量是可以被掌控并为我们所用的，而这种力量不被一小部分人运用，而且最终会形成某一种新秩序，但它并不是自然出现的。问题是，将由谁来主导这场变革？为什么？
世界变化不停。悲伤和悲剧长期存在，但在不断变化中有着明朗且充满希望的故事，也就是人性的故事。想象人类是否经常经历痛苦和改革，而与此同时哲学、艺术、科学力量虽然微弱却仍在延续。1900年，现代艺术和音乐在维也纳萌芽，出现了克林姆特、马勒。同时，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也在生根发芽。谁的作品能够在100年后的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法西斯主义者还是艺术家们？柏拉图时代，雅典城邦间的小打小闹至今几乎被遗忘，而他的哲学思想却永垂不朽。想想1809年晚春时的贝多芬，在拿破仑炮轰维也纳之时，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匆忙跑进地下室，将头埋在枕头底下，保护他的最后一点微弱的听力。就算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还写信催促出版商提供巴赫的乐谱和席勒的抒情诗选，这些日后都成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灵感来源。或是想想战乱时期的南怀瑾，他离开驻扎山区的部队，躲避纷杂乱世，禅定修行，追寻内心的宁静。
这些大人物们知道，变革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人性的毁灭，而是为了增进人类的福祉，但人类的进步只能靠我们自己完成。这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我们要朝着令人恐惧的力量奔跑，而不是躲避。我们了解得越多，并不意味着恐惧会减少。但是你的感受会发生变化。你怎样知道自己何时拥有了第七感呢？在某一个瞬间，你会感到自己并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积极主动地运用新网络世界中的元素，而不再是一味地被动接受。你会感到仅在那短短一瞬，一种新的感知苏醒过来，甚至会有一股巨大的推力告诉你：“行动吧！”你想了想，对，就是现在！
[1] “深蓝”，是由美国IBM公司生产的一台超级国际象棋电脑。——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