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严守门户：破旧立新的未来时代

破旧立新的时代，破除的是旧观念和旧体系，建立的是应对各种力量组合的新观念和新体系。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最优秀的政治家将拥有第七感，将领导一个由全新原则组织起来的世界，制定一种新的国际体系。

“第七感掌控的门户，成为新时代生存与繁荣的工具”

1.

在20世纪众多中国现代外交人物中，有一位温暖且广受爱戴的人，名叫黄华。他生于1913年，卒于2010年，人生跨越了中国国际地位发生戏剧性转变的历程。在黄华出生时，中国几近崩溃；在他去世时，国家正面临着诸多问题，努力适应着世界的瞬息万变。从某种意义上讲，黄华可以说是战国时期的外交家苏秦的继承者，苏秦曾被南怀瑾大师称为目光长远之典范：在2500年前那个政局动荡、战乱频繁的年代，苏秦便已掌握时局，纵横天下。黄华曾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后任副总理，他洞悉毛泽东革命时代以及之后几十年的困局，目睹这个国家在世界上能够承担完全不同的角色的可能性，并在1978年邓小平上台执政之后，将这一可能性变为活生生的现实。

黄华总是很平静，脾气温和，气质超然。我最喜欢他的一个形象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留下的。当时，他在巴黎飞往美国的航班上，准备出席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大会。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对他进行言语刁难，而在那个画质粗糙的视频中，他毫不慌乱，安静地坐在一团烟雾里。克朗凯特纠缠不休，黄华却微笑着，给这位新闻官递了一支烟。尽管他来自贫穷、混乱、危机四伏的转型期的中国，但他镇定自若，这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位来自动荡国度的惶恐不安的代表。

黄华的英文讲得几近完美，他的名气不仅因为他坚决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而且因为他对西方与中国文化及其差异有独到见解。黄华的著名见解是：“当中国人想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先提问‘时代的本质是什么’。”黄华说：“西方人直奔主题，切入目标，他们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黄华认为，中国人倾向于审视他们所面对的任何一个问题，同时从一开始就思考围绕着这些问题的环境和条件。环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很重要，因为即使你解决了某一个具体问题，但环境依然存在。

如果把政客们寻求和平的任务比作摞茶杯，那么，中国人想知道的是：有没有风？这些杯子的产地是哪里？它们能否很好地搭配在一起？西方人则直接聚焦问题本身，怎样把杯子摞起来。西方人手头的问题经常被定义为最直接的方式：清除萨达姆，用无人机空袭恐怖分子，结束金融危机。他们的计划就是让这些茶杯保持平衡。西方的政客很少有能够注意到放置这些杯子的桌子缺了个脚，或注意到可能会起风。有人认为，中国人探究环境的本能深深地根植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中国数百年来一直是农耕社会，故而必须要对天气了如指掌。此外，中国的文字不是由一个一个独立的字母构成的，而是由字体组成，像一幅幅小图画。比如“马”字，看起来就像是一匹马。要真正读懂中国的散文和诗歌，领会其意境，意味着要“统观全景”，而不能流于字面意思。所以，苏秦和黄华采取的中国政治和外交政策都始于同一个持续几千年的问题：时代的本质是什么？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的外交政策，是黄华协助制定并付诸实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证明了这种“时代本质优先”的考量是怎样影响一个领导者的决策的。毛泽东，这位在邓小平上台之前领导中国的人，不安于现状，他是个革命者。因此，他相信他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革命时代，这不足为奇。正因如此，他使他的国家随时备战待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满目疮痍，到处挖有防空洞，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抵御外敌入侵的保护措施。他把中国的工业分配在穷乡僻壤的险要之地，以便能够在持久的战争中幸存。一位革命同志实地勘察了“二战”后的中国，并思考这个国家该如何进行自我防卫，毛泽东说：“我们还有绵绵的群山和无数的隧道。”这一切毛泽东都派上了用场。那时的中国以防卫性孤立闻名于世。

在1977年邓小平执政的时候，他读出了不同的时代意义。1983年，在与一群持怀疑态度的官员聊天时，邓小平对他们保证：“爆发一场大战争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用害怕，没有任何风险。”那些官员抛弃了毛泽东式的多疑，转而相信中国能够安全地开放、发展和改变，这种转变确实不容易。他们五味杂陈，混杂着对国家过去梦魇的铭记，因为中国自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开始就备受欺凌，先后遭受9个不同国家侵略、凌辱。对中国人来说，军事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曾经为战争而担忧，年年讨论战争的可能性，”邓小平告诉他们，“现在看来我们多虑了。”邓小平认为世界正走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他认为恐怖的、亡国的战争不会迅速殃及中国。国家建设是当前时代的核心要务，发展和建设将借助科学、金融和贸易。他向怀疑他的人们承诺，如果中国人民努力工作，到2000年，他们的人均年收入将由微薄的250美元提高到不可想象的目标——1000美元。

“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邓小平的名言，不问姓“社”姓“资”，只要它能促进发展就好。这是一个勇敢的判断，事实证明，这也是一个正确的决断。没有任何大的战争席卷世界和中国，列强们并没有急于遏制这个贫穷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发展”是这个时代的代名词。邓小平派出像黄华这样的人帮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重树自己的地位，他召回了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以建立新的经济架构。他还把一些革命领袖的积极性调动到新的经济建设上来，这些项目大胆地挑战了马克思甚至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所预测的经济规律，而这些革命领袖当中就有习仲勋。几乎正如这位老人所预定的发展进程一样，邓小平的“猫论”最终“抓住”了人均年收入1000美元的目标。

有一些直接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值得钦佩的，这是源于“两点之间线段最短”的原理，但是这种基本的几何原理也一样可以愚弄我们。它总是无法描述实现我们愿望的最好方式，在当今尤其如此。我们看到，旧地图已经不太奏效了，新地图通常是由新的网络连接制成，它正在改变着每一件事情，从金融到恐怖主义。在旧地图上看起来相距万里，在网络上可能只是纳秒之遥。这些新的动力学就像恒定的风，不断地吹拂着我们的政客们想要摞起来的杯子。他们不仅会计划失败，而且还感觉不到更大的外部力量的存在。这就难怪他们几乎不可能预测，也不可能理解发生的一切。

黄华的问题“时代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是任何一项行为首要的核心问题。若这个问题回答错了，那么接下来的所有决策也都将是错误的。你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简单的、平坦的全球化世界吗？你相信民主的传播不可避免吗？或者你认为我们生活的时代会出现全球混乱与美国衰落吗？抑或一个新的伊斯兰王权“哈里王国”即将成立？

在行动之前做这种判断的重要性，反映了一个政治家对事态的真正理解，包括有多少因素是不可掌控的，有多少不同的力量可能随时把杯子（即精心设计的政策）碰倒，如人、政治、新纪元的改变力量。在任何外交家（或企业家、政治家）的回忆录中，都有一种谨慎的冷却剂为他们的激情降温。“如果单靠自己，个人将一事无成，”普鲁士的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这样说道，“他只能等待，等到时机来临，才可以一击而中，得到上帝的垂青，仅此而已。”作为欧洲政坛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俾斯麦的意思是，稳定和权力的秘诀是掌握历史的力量：启蒙、科学、产业、民族主义和技术。

在这一章里，我想做的是把俾斯麦的感知带入我们自己的时代，并且用来讨论全球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世界将如何变得有序？你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外交政策专家才可以感受新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才可以感受到当今国家体系正在以尚未被完全理解的方式发生着改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已经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包括我们如何沟通、如何购物，甚至如何思考。商人们想知道市场将如何变得有序，政治家们担忧政治系统将如何得以重塑。但首要问题，即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才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正开始一段真正的历史性转变，并且将无法避开它的影响。事实上，是网络告诉我们世界秩序未来的样子，网络还因此向我们揭示美国这个世界超级大国未来将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也许你已经猜到，这样的策略，不是依据过去工业化时期对力量的理解所能提出的。

2.

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是什么？

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已经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持续连接像锤子一样敲打着我们大多数安乐舒适的体系的窗户。如果毛泽东认为他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邓小平认为他的时代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那么我想，我们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破旧立新”的时代。破除的是许多我们曾经依赖的旧观念和旧体系，建立的是应对各种力量组合的新观念和新体系。第七感是一种感知网络工作的能力，它被列入历史、政治和哲学的范畴，已经让我们理解了这个力量整合的起源。它向我们展示了事物的瓦解不是标志着混乱或不可预知的事物，尽管从新闻标题中看起来像是那样。相反，它标志着一个巨大的建设工程。正如中国人所言“大破大立”，大规模的毁灭与大规模的建设都与网络的传播紧密相连。点击、点击、破裂，然后就是那些门户领域，即那些网络连接所衍生出的新结构。金融市场是其一，相互分享知识产权的国家也是，Facebook、谷歌或者云供应商同样也是。我们现在已经依赖去分享和学习任何一件事，从度假的照片到医学数据，包含数十亿的人和数万亿的传感器、芯片或开关。我们已经看到，各种网络渴望不同的门户把守，因为有限制会使网络内部运转更加高效。我们发现，进入每一个门户网络的内部，时间压缩可以使效率达到光速。一切都行进得更快。我们还发现，如果被门户拒之门外，我们将会孤立无助。

在俾斯麦时代，几乎每场革命或战争都与来自柏林的力量相连。将近一个世纪以后的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之间不可调和的竞争影响了全球事务的每一个问题。支持南越？在古巴布置导弹？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必须符合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面对的问题全部根植于网络。像“伊斯兰国”那样的恐怖组织依赖网络进行联络与走私；由北非危机产生的难民背井离乡，四散而逃，但仍然可以通过电话或数据与他们向往的世界保持联系：短信标志着他们新的地理位置，就像过去的街道和学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网络正在重新平衡供需关系，重塑全球经济。通过鼓励极端主义，通过把在封闭的媒体圈中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网络也在重塑政治，在网络空间开辟新的战场。过去几年里，从反恐战争到拯救全球经济的战斗，许多政策的失败都是网络力量的胜利。

面对这种新的态势，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处于一种奇怪的境地。一方面，美国的网络和门户网站目前在全世界处于决定性的位置。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讲，美洲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这句名言在今天依旧适用，只是需要稍加改动：美国的网络——这个国家必不可少的贸易、信息、技术以及金融网络，在当前可以说是全人类的网络。然而，美国尚未推出一个反映这一现实的战略理念，并利用这一现实去寻求安全与尊严。况且，时间不会等待美国。

如果美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就是为了防止一个能够威胁到美国的竞争者出现（比如苏联），或者为了阻止意欲分离操控亚洲或欧洲国家以对抗华盛顿的势力（比如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曾经所为），那么今天我们所关注的重点已经不同了。今天的焦点是对网络运势的掌控。一个口碑良好的美国智库在2015年的报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今的美国，没有生存威胁。”然而，这是错误的。诚然，现今没有任何国家或恐怖组织有望像苏联那样威胁到美国的存在，苏联曾经扬言：“我将埋葬你！”但是，在世界所依赖的网络中失去举足轻重的位置，代表着已经存在潜在的威胁，不仅是互联网，还包括所有联网的研究系统、数据以及DNA等领域。现在，美国被“埋葬”的可能性很小，却可能问题缠身。你将是门户的看守者还是被看守者？这是一个关于自主性和来自时代本质力量的基本问题。它呼吁美国人去思考保障国家安全的新途径，一条可以被称为“严守门户”的途径。

3.

“严守门户”是指重建与发展安全的、精心设计的国际社会，以管理从贸易到网络信息再到科学研究的所有事物。这其中的某些部分只适合美国人来做，比如门户领域，其他的可以考虑交给盟友。每一项都将被发展成新鲜事物，符合原则，从而反映出网络力量是怎样运转的。今天我们几乎处于一个极端：这是一个由为数不多的门和墙组成的世界。像北约、“互联网上的国家”，或者逊尼派国家，它们都代表着潜在的门户领域。但是，它们现在很少协同运作。美国人似乎认为，早期互联网的波斯特尔法则——“自由地接受一切”适用于每一个网络。

在冷战结束的几年里，这种想法有助于促进全球化，但是我们发现世界正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与整个系统相敌对的力量正在挤入这个系统，并使用系统中的科技与自己相对抗。不仅是恐怖分子或者黑客在破坏系统，各个国家也在动摇全球秩序的根基。这种不平衡很容易被发现。那些美国研究型大学正在培训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所学去削弱美国的秩序，这其实是一种错放的投资。我们的目标不是关闭基础系统或者把它们隔离，这样做会毁了它们。相反，更明智的策略会让它们运行得更严谨，更协调，这种策略就是门户领域。无论如何，“软实力”之类的概念都不能为这个世界带来任何一种秩序。那种“不要做蠢事”的理念，认为历史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将产生更多的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想法，都与事实不符。

有一种巨大的杠杆力量会在决定谁进入或离开联盟、研究或投资方面产生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并没有被有效地利用。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那些外交领域的大人物对他们要实现的目标并没有勾勒出一幅清晰的画面，或者说他们相信时间和全球化还有民主化将会解决世界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但这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目前最好的方式就是以我们现有的知识去工作：门户网络秩序的力量是强大的。他们比纯开放性网络的运行速度更快，并且他们提供的不只是安全，还有影响：若被排除在信息、金融门户之外，基本意味着满盘皆输。我们要吸取技术市场的教训，因为技术市场整个产业都被单一的几个赢家公司所统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因为网络为赢家系统提供了更多机会与回馈，但是设计、建立和实施这样一个系统，需要一个新秩序的蓝图，而实现这一蓝图需要心无旁骛的专注度。

如果要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从一开始就必须意识到我们周围的一切现在或不久的将来都将连成一体。对连接的需求，正是旧系统崩溃、新系统大量出现的原因。货物将通过“货箱互联网”进行运输，由于实时追踪与精确调度的应用，运输将更加高效。我们的身体将像一个“身体互联网”一样，可以通过网络被观察和治疗。我们将在联网系统内投资、学习、生活，无从逃脱。很快将有一长串的项目会以这种方式完全被连接进来。（此外，如果你好奇的话，关于健康、贫困和正义等一系列问题，也许会以新的方式得以解决。）但是，这一切的连接过程是不可遏止的，就像俾斯麦所倾听的上帝的脚步声一样。这种连接产生了门户领域。

让我们考虑一下一个很普通的例子：钱。在接下来的10年左右，大部分纸钞和铸币将消失，或者将被数字货币率先取代，然后被全新的货币流通形式所取代，这是为了一个以“比特”为基础交易的世界而建立的流通形式。一个以手机和虚拟银行注册入口的世界将很快清除原来腐臭的纸质现金经济的残余。一个人把钱从一台机器上取出来给另一个人，然后由那个人再次通过另一台机器放回去，这种奇怪的行为将要被替代成更简单、更强大的方式：“按键支付”，即在各种设备上都可以进行“按键支付”这种形式的付款。但是，这种“数字货币”不仅是印刷钞票的数字版本，最终，这种类型的钱将只存在于比特中。简单地讲，就如你的老板把你的工资由发给你支票转变为以电子方式发放给你，很多这样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更复杂的连接、数字化的世界将让钱以不同的方式分配，比如零用钱，针对某些特定类型投资的比特，甚至是只有在你的公司（或你自己）达到一定运营目标之后才能拿到的比特。

今天，最受关注的一个全数字货币范例就是比特币，这是一个基于计算机演算而产生货币的体系，而货币来自数字计算，就像黄金采自加利福尼亚的金山一样。比特币最具吸引力的属性是它将不由任何政府控制，这也意味着它远离政治压力，远离中央银行家的影响，没有国家违约的风险。如果你是印度尼西亚的农民或者爱沙尼亚的出租车司机，那么你最好把钱以比特币形式存起来，而不是保留现金。比特币易保存易周转，而且比特币交易可以采用匿名方式，不过这一特点吸引了很多大毒枭、逃税者，也催生出以比特币为流通货币的黑市经济。

比特币或其他类似的东西在未来定将拥有一席之地，但是另一种数字货币也将出现，并且它会把自己构筑成一种“门户领域”。它不像比特币那样匿名，不依靠算法为技术支撑，也不是与政府完全无关，这种货币将为了可靠性而建立，而不是为了神秘。比特币交易是秘密进行的，而这种新的货币将是透明的、可追踪的；比特币的流通不受政府干预，但这种数字货币将要由一个主要政府支持，并与政策和信用相关。想象一下，美国开始发行比特美元——一种可追踪、可控制的数字货币，并以美国的经济地位为支撑。尽管很多人可能会选择比特币（或者比特卢比、比特元……），但在回答“什么是你的安全货币”这个问题时，答案不会有大的改变，因为你会在币种前面加上“比特”这个前缀。

今天，纸币美元世界同样属于门户领域：每个人都接受美元，所以美国的现金是一种全球参考货币。但是，正如我们在前文提到的那样，英语既不会被汉语，也不会被西班牙语替代，但可以被实时翻译替代，旧的百元纸币美元经济也会在很多领域被比特美元替代。比如，因为比特美元连接到数据库，所以一比特美元可以被用于特定目的。想想外国援助吧，再想想那些数十亿美元的善意贷款或赠款通过现金支付，却被用来建设蒙特卡洛公寓而不是教室。善款的数字化处理可以被追踪监察。它很容易更新和提高，来应对商品价格的浮动和需求的变化。在一个连接的世界里，伊拉克的小店主、尼日利亚的教师和多米尼加的护士都可以借助数字工具进行储蓄和开支。比特美元的应用，可以搞定传统货币所面临的任意数量的问题。并且，它会成为一个“门户领域”，正是这一点使它变得尤为重要。那些教师们和护士们将会受到门户保护，某种意义上说，通过这种货币，将首先有助于保证他们得到钱，其次给他们提供了各种各样新式、有效的储蓄和使用方式。但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数字货币呢？谁又将支持这一新的门户领域呢？

货币还没有像视频那样通过连接便触手可及，像YouTube那样“赢家通吃”，但这种现状终将会改变。未来的财务将有很多门户领域，使交易更安全、更可靠，使比特货币与政策以及个人目标紧密相连，包括我们的储蓄、教育甚至我们买的东西。控制这种被包围的领域将是真正权力的来源，但也将是竞争之地。我们将有可能立即决定在这样一个系统中谁进谁出，比如可以立即叫停俄罗斯独裁者或锁定救援人员。

正如“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指导了美国在建立新的全球秩序方面的工作，也许这个国家现在需要一个计划去建立（或设计）所有可以决定未来力量的系统，并且像门户领域一样运行。要记住时代的本质：破旧立新。很明显，美国应该引进并推行比特币（就像中国已经开始引入数字货币），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如果我们想勾勒出二三十年以后的景象，那么我们的世界将是被新建的门户领域所决定的，它们与国家安全或经济安全息息相关。贸易、金融、教育、网络安全、人工智能以及军事事务将由未联网转为联网，所以它们将显现出新的优势。门户看守的逻辑几乎适用于任何一种情况。手握这样一支设计系统的笔，就是获得了一个具有历史重要性的地位。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力量，不仅因为门户会支持贸易或者电子商务，更是因为它与梅特卡夫的关键理念是相连的：随着系统变得更加强大，游离于系统之外的代价会迅速飙升。如果斯坦福的其他任何人都在使用梅特卡夫的以太网收发电子邮件，而你却不在其中，这就好比是一种流放。今天，很多系统符合这个逻辑，如使用谷歌的人越多，谷歌就越聪明。试想这样的情形，你试图研究伊朗的核武器，却无法访问一个即时的化学或工程数据库。当然它还是有可能的，但会变得更困难。如果研究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或者现代电子金融呢？如果没有连接到全球系统，这将是不可能的。

在未来，许多门户可以通过消减某些国家或人民来体现他们的力量。想象一下，如果不允许你用新的比特美元交易，你将会从一个贸易订单中被裁掉；如果你们国家的医院被内部人工智能医疗数据交换系统删掉，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再比如，网络安全也是如此。未来世界里，很可能只有少数几个数据库对困扰世界的计算机或网络的安全漏洞进行编目和分析。这些数字时代的疾病控制中心将以我们已经开始理解的门户逻辑运行，一个将主导一切的逻辑。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这个系统，它会变得更有灵气。进入这种技术免疫系统内部，能够确保一个国家的基本技术安全，离开这个系统中则意味着持久的开发风险。不过，这种杠杆关系创造了外交的可能性。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对正在考虑发展核武器的国家说：如果你愿意，就建设自己的网络安全数据库，但它将是孤立的，而且你不会知道更广泛的网络上发生了什么，没机会享有这些互通的利益。或者，如果你喜欢以一个更好的方式来保护自己，那么欢迎你加入门户系统，但是有一个特定的入门条件：不做核研究。

“每一个新的时代和每一个民族共存的新纪元，”历史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曾经写道，“都是建立在新的空间划分、新的领地圈占和地球上新的空间秩序上。”这是施密特思考了强大的地中海帝国和亚洲部落文明足迹后得出的结论，而且他的洞察力已经涉及每一个时代，包括如今我们自己的时代。它可以是建立一个国家，开创一个帝国，或是画线宣誓主权，推倒边界线，抑或是碾碎旧门户。不过有些破旧立新，改门立户的出现就像拿破仑或者希特勒的军事野心一样（施密特曾经很不明智地辅佐过希特勒），仅是一种简单的保护而已。贝尔福勋爵（Lord Balfour）作为1918年英国的外交大臣，曾站在大英帝国的优越角度考虑过这个问题。“每次我加入一个讨论——大概以5年为间隔，我都会发现一个新的领域已经出现并等待我们去守卫，”他写道，“那些门户与印度渐行渐远了，我不知道总参谋部会将他们向西带到多远。”同样，我们今天也面临着究竟要把大门安置在何处的问题。至少我们可以说，仅靠工业化时期的措施是保护不了一个国家、恐怖组织或企业的战略地位的。就像谷歌的人没有谁愿意去办一家报社，“基地”组织中也没有人试图操控航空母舰。相反，力量将以建立和控制门户的能力来衡量。

所谓“严守门户”不仅指建立门户，它还需要一个政治家的嗅觉，知道该将门户建于何地。门户将引导人口、资本和数据的流动。卡尔·魏特夫提出治水社会中的君王（以及他们手下可比作水坝一样的大臣们）将帝国之内的水引向他们的封地，而其他封地则可任其干旱。与此相似，世界的门户应当放置在支撑战略目标的位置上。1919年的巴黎和会，战胜方在讨论怎样以最佳方式重新安排世界，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就曾回忆起在此次和会上与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的短暂相处，“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劳埃德·乔治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他开始自言自语‘美索不达米亚……对……石油……灌溉……我们必须拥有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是的……神圣的土地……犹太复国主义……我们必须拥有巴勒斯坦；叙利亚……嗯……叙利亚有什么呢？让法国拿走叙利亚吧’”。这种毫无风度的傲慢，什么“神圣的土地……我们必须拥有”等，不太适合我们的时代，因为门户看守者的行为毕竟是以被看守者的善意为基础的。但是，劳埃德·乔治广阔的眼界确实值得效仿。金融、数据流、门户对我们这个年代的意义就相当于石油、灌溉、苏伊士运河曾对大英帝国的意义。

4.

严守门户，呼应了人类历史上最经久不衰的制度的外交姿态，比如罗马帝国的“纵深防御”，或者日本德川时期的保护性孤立，又如中国汉代的长城，这些体系的目的是要在国家防御中生存。从这些帝国的战略中我们认识到，除非是绝对必要的时候，不然他们首先要避免出击，因为防御姿态会更加安全。门户看守也是如此，它杜绝了不必要的浪费。

严守门户可以被简单地概括为：开发和控制物理和拓扑空间将决定任何国家的未来安全。它涵盖了金融市场、信息与物理基础设施、贸易集团、联盟结构、技术合作、货币协议等。严守门户的目标也可以简单地陈述为：保护“门内”秩序，保证安全问题与革新更加有效，加快一些特定种类的连接并抑制其他连接，管理与非门户世界的连接，并且通过使用“进出”杠杆来影响他人的利益和计划。

在实践中，美国也许可以基于以下基本原则发展门户看守。

首先，严守门户必须保证美国和其他参与成员国在门户秩序中的安全。当今，美国人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不安全，对此许多美国的传统盟友也有同感。严守门户意味着所有国家之间的边界更安全，各种门户内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更密切。这个战略并不意味着国与国之间互建壁垒，因为这样的隔离在一个相互连接的世界没有任何意义。但它确实意味着把你的理念由“自由地接受”升级至“慷慨、谨慎地接受，兼顾安全”。实际上，这意味着一个新的“马歇尔计划”，并不是说要像20世纪40年代那样重建欧洲，而是要建立安全门户，把美国所有的利益和盟友都囊括进来。这可能意味着重建一个新的网络以应对数字威胁，但也意味着将开发一种新的方式来协调经济政策、贸易和投资。这个世界应该知道，未来针对美国及其必须保护的盟国的战争，将会通过网络或太空无形无声地袭来，而不是大张旗鼓地陆地入侵或者炮弹轰炸。但是，美国及其盟友目前为止还没有就如何应对这样的危险达成协议。可见，拓扑技术安全将会作为曾经的空中优势及航海优势统领世界。建设完善的门户能够提供的不仅是保护，它们还将是时间和影响力的来源。长期受到保护的盟国、门户和基础设施将会产生由真正的安全感换来的自信，这代表了一种根本性的防御姿态。

第二个原则也许是美国将不会强迫任何人进入它的门户系统。目标应该非常简单，即建立运行状况最佳的网络秩序。美国的民主选择、思想自由和尊重隐私等价值观应该成为门户设计的主要特点，甚至要超过现在的门户设计。系统内的每个人都应该确保享有同样的权利：个人安全和自由、法治、决策透明、民主责任。其他国家将针对不同的价值观设计它们自己的门户系统，反映各自的政治需求或历史责任。另外，当欧洲、俄罗斯、中国建立自己门户系统时，美国不必紧张。独立自主，成为门户看守者而不是被看守者，这种渴望是合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美国的门户设计思路与美国的价值观保持一致，那么美国领导的门户将可能是未来社会结构中最好和最可靠的门户系统之一。而且，“赢者通吃”的权力本质意味着许多中小国家可能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进入一个美国主导的系统，所以美国大可不必强迫它们加入，那样会使它们国内的政治变得极其复杂。所以，“看守者还是被看守者”便不存在更深刻的政治问题了，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网络阵营。

第三个原则也许是美国应该欢迎其他国家进入它的门户，但要谨慎且收取费用。今天，美国允许几乎任何一个国家接入它的市场、技术、教育系统。在连接只会带来利益的时代，这种做法是可行的，而且这种开放性的本能应当是美国任何战略的一部分，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在连接时代风险和利益是并存的，开放不是无条件的。如果把这个系统的优势转到那些试图削弱系统的组织手中，开放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完全开放的市场可能会发生价格操控；完全开放的技术标准可能很容易被劫持；完全开放的人工智能系统也可能会被操控，反制用户。在每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权衡这种开放性，确保加入门户世界的国家要秉持同一个全球系统理念，并承诺保持其完整。

第四个原则，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强迫其他国家加入自己的门户系统。印度也许在建设一个强大的搜索引擎，但是不允许印度强求孟加拉人使用这个引擎；俄罗斯能源公司可以铺设可靠的天然气管道到欧洲，但是不能动用军事压力推动它的应用。对于美国“不强迫任何人进入美国门户系统”的承诺而言，这个原则也是一个合理的平衡。每个国家都必须找到自己的路。建立一个基于国家和民族的世界，是三十年战争换来的结果，而这场冲突留下的历史教训就是，所有的国家都应该自己决定国内的事务。那么，问题就是，每个国王是否能够决定自己国家的宗教信仰，还是可以由罗马教皇决定。结束这场战争的那些条约使得早期“教随国定”的原则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原则。“是谁的王国，即信仰谁的宗教。”天主教国王？那就是天主教的领地。

一个国家的门户看守指令是否应该要求其他国家使用相应的协议吗？美国或者德国应该强迫别国遵守那些在其国内通行的贸易、公民数据追踪以及研究方面的规定吗？不应该！网随国定，我们也许会说，“谁的王国，就是谁的网络”。在此基础上，一定程度的相互连接是可以协商的。那么，美国将在门户世界里对抗些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有一种答案是：美国将会抵制任何一个国家迫使另一个国家加入某个门户秩序的企图。

第五个原则，美国不允许出现任何手段来破坏它所建立的门户系统。网络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事实上，它们特定的设计包含了很多弱点，病毒感染或者对于关键编码的袭击都可以让它崩溃。美国限制风险的主要战略应该是防御性的，即通过更完善的门户来阻击对门户的攻击。攻击则意味着攻击者会受到排斥，相对过去来说，这将消耗更高的成本。但美国如果仅看到这一点的话，那将是愚蠢的。特洛伊人会告诉美国，仅有门户是不够的。当真正关系生死存亡的风险出现的时候，比如核武器、某种类型的人工智能或者恐怖主义，美国必须主动出击，越快越好。美国对今天的军备控制太自鸣得意了。阻止核武器扩散的失败不能重演，所以必须立即开始阻止人工智能病毒和太空武器之类技术的扩散。严守门户给了我们实施这一计划的外交杠杆，但是也要做好出击的准备。这意味着发展军事和外交战略，是摧毁拓扑结构和真实世界里美国敌人的要害。这些势力会攻击美国的每一项利益，所以美国应该理直气壮地迅速行动，清除危险。

5.

严守门户策略可以用来解决很多安全问题，它和当年的“遏制”和“权力平衡”的策略一样，提供了一幅战略图。比如在中东地区，它可能意味着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防御联盟，它由一些相互隔开的受保护的地区组成；在贸易方面，这些原则有助于发展更多更好的体系，就像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在面对全球变暖等生态挑战时，严守门户策略意味着为产业重组提供资金支持，或者给那些不情愿的国家施压，让他们采取行动以换取进入其他贸易与技术门户领域的身份。让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中美关系，这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它的解决也许能决定下个百年政策的施行。

对于美国人与中国人未来的关系，目前大多数的观点普遍不乐观。尽管有不懈的外交努力，甚至双方有共同的利益，但在历史上这种原有强国和新兴国家最终开战的例子比比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政治中一个最发人深省的问题，一些历史学家称之为“安全困境”。如果我们想在家中更加安全，就去加强房屋的警报系统，并且为所有的窗户装上铁护栏，这将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可是国际政治不会那么简单。当一个国家为了寻求安全而让自己强大，那么这个过程中，它会使邻国感到紧张不安。19世纪90年代，德国意识到英国海军可以切断德国的贸易通道，于是德国皇帝命令建造更多的战舰，英国被迫做出回应，很快，军备竞赛接踵而来，每个国家均以追逐自己的安全为目的，却以更不安全的结局收场。这的确是一个困境，是一个难题，就像柳条编织的手指套环一样。任何一方产生的力量越大，它会卡得越死。美国在2012年把军事焦点转向了亚洲，中国马上感觉到压力，开始深化国家安全的重要改革，而美国只是在权衡这一行动可能造成多大的威胁。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即将发生的冲突的怒火，我们是能够感知的。北京和华盛顿正在开启旧的历史模式。但是，这么多连接的动态系统应用于这个世界，很多事情与以往大不相同。世界的连接会改变可能产生的敌意的性质吗？这两个国家毕竟已拴在同一根绳子上，利弊共存。网络理论已经向我们表明，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中国、俄罗斯，或恐怖主义，而是拓扑力量的整体发展演化。当然，全球网络的发展也挑战着中国。所以，也许我们可以考虑的逻辑问题是：如果中国不是美国最大的危险，美国也不是中国最大的危险，我们应该发展些什么？

应用于中国的严守门户策略和应用于其他国家的一样，都应该以美国的目标为起点，即“美国相信，世界已经进入了革命性的巨变时代。全球的变更交替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将建立与其价值观保持一致的门户秩序；美国将欢迎其他国家的加入，但这是有条件的；美国反对迫使其他国家加入任何门户秩序的企图，并将会与任何可能打破其整体设计的势力做斗争”。从这一观点出发，对中国的政策已经足够明确：美国将不会寻求遏制中国，也不会强迫中国去改变。相反，华盛顿方面会开发一个安全门户网络留作己用。在一个连接时代，经济、贸易、安全和技术作为整体国家方案的一部分将会得到重建。我们欢迎中国建立自己的系统，也拭目以待，看看可能会吸引哪些国家加入。但是，和其他国家一样，我们不允许中国强迫其他国家加入。此外，倘若中国想要加入一个门户体系的建设，那么中美之间将会形成更好的合作途径，从核武器扩散到新的国际机构的建立，这将为合作共享提供范例。至少，两国可以开始共同绘制合作蓝图，可以开始在很多领域练习合作。

我们应当记住，中国和美国有许多共同的烦恼。国际秩序并没有人们希望的那样运行良好，似乎尚未准备应对新的压力。世界的混乱将对中国发展的愿景构成沉重的压力，而正是在世界体系的改革合作上，这两个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同时，华盛顿只有采取门户网络秩序中成功防御的姿态，才能做到相互连接，并可能达成信任与合作的关系。尽管有些美国人经受不住诱惑，想利用劳埃德·乔治那样的帝国精神来建立门户系统——我们需要中东，拿下；我们需要控制数字货币，拿下！但这样的做法必然带来冲突。门户建立的过程必须是开放的、合作的，需要新的外交方式，更需要明白目标是什么，那就是一个能够达到美国安全需求、对他国有吸引力且管理严谨的门户秩序。

我们真的认为美国和中国可以合作进行这一项目吗？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并不重要，而这也是严守门户具有吸引力的一个原因。尽管美国建立的系统应该具有足够的弹性以鼓励合作，但其设计应该达到这样的要求：无论中国是否赞同，该系统都能运行。我们可以从另一个网络系统——生物学中汲取教训。自然体系在面临冰川期、洪水等压力时，各个物种经常协同求生。科学家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和厄尔斯·萨斯马里（Eörs Szathmáry），在他们的名著《进化中的重大转变》（The Major Transitions in Evolution ）中，记录了生命如何变得更加复杂的过程——从细胞到人类再到人类社会，而这一过程就是物种之间持续不断的成功合作的过程。具体来讲，他们不仅关注到进化本身，也同样关注到“共同进化”，即在面临共同挑战的时候，物种会在一个生态系统中通过一起改变以提高适应性。例如，亚马孙雨林因为全球变暖而升温，花儿长出更长的花瓣来保护它们的雄蕊，授粉的鸟儿随之长出了更长的喙得以探及花心。每一个物种都随着外力的变化而变化，两者都变得更加适应对方。促成各种进化的基本特征是生物体一起改变的能力，即合作的能力，而不是竞争。史密斯和萨斯马里发现，成功的进化都是共同进化。他们的结论是：“这个概念可以适用于整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如果美国能够在它自己设计的门户后面获得安全，那它同时就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建立了一个新的、强大的基础。而中国便是合作国家之一。

6.

门户世界等待着我们，但它也留下了一个终极的问题：权力本身在这些系统中如何分配？认为网络削弱了美国的权力，这种观点已司空见惯，但门户逻辑和历史教训都表明，在未来的世纪中，美国甚至可以扮演更加核心的角色。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世界充满了当年革命时代才有的危机，稳定的美国市场和军事实力有了新的吸引力。10年前，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曾请求美国撤兵，而现在，从欧洲到亚洲，对美国的军事支援的请求持续不断。门户逻辑认为，一个单一的系统能够统治全局是因为整个体系都会受益，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世界政治问题。它将有助于消除一个流行观点：“美国面临着一个相对衰弱的时代。”这个观点甚至在美国的思想家中也有所流传。不错，对于纯粹的国内生产总值而言，美国经济可能不会像从前那样占据统治地位，但是这个国家依旧可以控制即将出现的大多数重要的门户领域。非常简单，只需建设符合自己需要的门户系统即可。对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言，美国可能将继续主导一个世纪，并且目前尚不明确消费能力是不是衡量影响力的一个标准。

美国的贸易、金融或安全门户如果运行良好，会有一种诱人的力量。这并不是说美国的安全需要独善其身或者只专注于国内问题。那样的话，在这样一个全世界都可以与我们即时相连的时代会有太多的危险。正确答案是，为了美国以及对世界秩序拥有同样视角的其他国家，我们需要构想并共建一个由各种门户组成的世界。

大多数传统的外交政策会从历史中寻求启发，看到的是一个不断剧烈动荡的“权力平衡”。一个国家崛起几年，然后再被他国超越。毕竟，这是过去500年来占主导地位的欧洲秩序，这也是一些人认为美国作为强国的时间已经终结的原因。但历史不仅是接力棒的传递：从法国到英国到美国。只要对人类历史稍加了解，你就会知道在很长时间内，在世界的某些地区总是存在一个主导国家。欧洲、亚洲、中东、南美等都曾孕育了这样的国家，它们一代又一代长期主导着所在的体系。公元14世纪到19世纪，中国领导了东亚秩序；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7世纪，亚述帝国征服了十几个小国；公元12世纪至14世纪，德里苏丹国霸权统治了南亚；公元16世纪起，印度蒙兀儿帝国享有了近200年的统治；罗马人掌控地中海长达几个世纪之久。事实上，政治学家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man）、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和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已经绘制出这些国家和帝国千年来的兴衰，并得出结论，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大约一半的人类历史中都存在一个的主导国家。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思考，考夫曼和他的同事们注意到那些长盛不衰的帝国都是高效运行的。他们拥有权力的工具，使得帝国可以以不同寻常的低成本运转，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而新的领土所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他们的成本。历史上的强国将轻而易举的扩张和高额的回报结合在一起。总之，它们的发展就像我们一直在讨论的网络一样。“罗马的崛起，是因为它将创新与传统的共和国体制的优势结合起来，使它拥有一个能够包容外族的独特的能力。”研究人员解释道：“摩揭陀国是古印度城邦中执政最持久的；秦国通过商鞅自我强化的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军事征募改革以及官僚行政改革，使秦国在当时的国际体系内发展为一个最具洞察力且极为有效的国家。”和几乎所有其他持久统治的帝国一样，印加人、汉族人以这样吸引人的逻辑执政运行。现代的网络系统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增加新的节点，比如传感器、盟友、运算法则，所以能够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那么，通过网络的控制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强大的帝国吗？连接的逻辑表明：可以。如果你接受这种观点并理解美国长久保持强盛的含义所在，那么它就改变了黄华所提问题的答案的性质。如果“时代的本质”是需要支持一个单一的、强大的网络力量，是人类现在渴望门户和门户看守机制，那么我们该如何回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网络朝着使它自己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因为，一个赢家的模式对我们想象力有所影响。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美国政治家的任务将是制定一种新的国际体系，领导和激励美国及其他地方的人民摆脱独善其身的诱惑。他们将领导一个由全新原则组织起来的世界，而其中最优秀的政治家将拥有第七感，他们也将领导其他的国家，前提是这些国家的公民也拥有第七感。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现在就让我解开这最后一个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