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门里门外：新时代的权力分布

新力量存在于构建和掌控被大门分隔的空间，也就是门户领域。当第七感感知新力量分布时，一扇扇便门展现在我们眼前，随处可见。当我们相互连接的那一刻起，我们便进入门户领域了。

“第七感让我们直面当今时代，甚或所有时代的最强音”

1.

桑格尼河流过狭长的葱绿河谷，两岸是非洲南部最为世人赞誉的自然风景。100多年前，这条河曾是驻非英军的北部防线。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帝国的其他殖民地都因沙漠化而荒芜龟裂，好望角与桑格尼之间起伏的山峦丘陵地区却因气候宜人而闻名，宛如这一带变幻无定的日光下的一抹淡彩。在英国当时的制图员看来，南非无异于一座宝库，一处理想的英国船只补给站，从那里船只继续驶向龙目岛、加尔各答、本地治里，驶向更远处。“我们已经失去了美洲，”1785年探险家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在给时任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的一封信里写道，“而建立中转站有助于我们确立在印度的统治，进而巩固英国的帝国地位。”而南非就是这样一处中转站。

1814年，《英荷条约》签署后，英国夺得好望角地区的控制权，从此英军便在非洲大陆上长驱直入。他们发现每一个新开拓的领地都能带来更多的财富。殖民者梦寐以求的就是钻石、黄金和沃野千里。殖民者用其高效运作的工业化机器与勘探（开采）机械轻而易举地啃食这片疆土。“读过他国的兴衰沿革，我发现没什么比扩张更重要，”1875年，矿业巨头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这样写道，“鉴于地球面积有限，当下人类的宏伟目标应是尽己所能攫取尽可能多的资源。”当时的英国人正是这样做的。

1893年桑格尼附近爆发的那场战役，最明晰地展示出本体和权力之间残酷无情的不对称性。马塔贝勒是当地一个实力强大的部落，并一直力抗殖民者。而英国人也曾想尽办法取悦、安抚，甚至以金钱和土地贿赂这个部落及其首领洛本古拉（Lobengula），却无一奏效。英国人施以威胁，依然徒劳。“您的意思已经全部传达给了首领洛本古拉，”1892年，双方经历了又一番令人失望、毫无收效的讨论后，帝国的一位副官向开普敦报告道，“但他通晓如何对此等下策不予理会，而这在文明世界的专制君主中并不乏见。”又或许，他拥有避免祸事的直觉。一位布尔人 ^[1] 的指挥官，也是罗兹的宿敌，曾经警告洛本古拉，不要与英国人缔结任何条约：“一旦英国人从你那儿拿到财产，他就会像两手抓满南瓜子的猴子一样，你要是不把他打死，他永远不会放手。”

因此，1893年10月，英军追踪洛本古拉至桑格尼河岸，双方对峙之下，一场决定性的激战不可避免。“当时刚过凌晨2点15分，宁静的夜晚，晴朗的夜空，”一名英国步兵后来回忆道，“军号响起，军营里顿时一片骚动，到处是弹药箱打开的声音和军官的呐喊声，士兵们各就各位。外面响起一片嘈杂……祖鲁人 ^[2] 武装队以他们惯常的方式发起了进攻。”英军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他们背井离乡，长期滞留在长达5000英里的补给线。而马塔贝勒人熟悉这片土地。他们在为自己的性命、家人、荣誉而战。但随着某一个决定性的声响，胜利的天平渐渐地倾向了英军。在四起的嘶喊声中，响起喑哑的咔嚓声。弹药箱被打开了。英军第一次在非洲的军事行动中架起了机枪。

这些武器在那天清晨的桑格尼河战役中发挥了效用，其威力正如你我所想。顷刻间，这些武器使得马塔贝勒人在人数和地形熟悉度上的优势化为乌有，甚至消解了他们的愤怒。双方交战几小时后，到处都是中弹的马塔贝勒人，他们的尸体垂挂在树上，倒在土丘里，仓皇逃生时被击杀的马塔贝勒人无助地叠在一起。一名英国士兵在事后写道，武器“如割草一般”向马塔贝勒人扫射。洛本古拉得以幸存，但他的大军在屠杀后只留下一支小分队的人数，洛本古拉也不得不低下了头。战役结束没几天，他写信给维多利亚女王：“女王陛下，我想从您这儿知道的是，你们为什么要杀我？”这一纸书信使首领洛本古拉沦落于无能为力的通信者之列，一列在非洲、亚洲及印度自恃无所不知的人，在某次毁灭性的战役逆转后均写信向女王哀求。女王可曾读过这些信件？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写信者的哀求使之处于更有悖常理的失衡当中。事实上，这些当地人对他们将要面临的事情全然无知。

军事力量，是19世纪无可争辩的力量，它成就了欧洲的殖民统治者。当然他们也曾说谎、偷窃、发动战争，做了塞西尔·罗兹之辈认为有必要做的那些明智而肮脏的事情，就像手里拿着南瓜子的猴子。但罗兹是正确的：扩张就是一切。伦敦、柏林、布鲁塞尔、维也纳、巴黎的帝国梦想家们清楚地看到，历史的极大失衡对他们有利。这标志着一道工业、科学和理性的鸿沟是“土著人”永远不能跨越的。罗兹曾吐露要尽其所能向这个世界索取的野心，而这一不加遮掩的野心可能不过是康德的“敢于求知”的另一诉诸武力且贪婪的版本。正如没有不能问的问题，也没有远到不可开拓的地方。没有哪个国家的地位会凭借历史悠久、距离遥远或他人的慈悲为怀而得以保全。清朝官员林则徐得到的教训正是一例。1839年他被调离北京去阻止英国的鸦片销售，当时，鸦片使中国沦为瞌睡连天的瘾君子的国度。“设使别国有人贩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之也。”林则徐在给女王的信里这样写道。他认为自己正代表一个强大不朽的帝国发言。但维多利亚女王从未给予答复。如果说中国南方发生的事情曾惊动过女王陛下，那可能也是在林则徐写信的几年后，英军削弱了清朝的军事力量，并开始对香港实行长达150多年的殖民统治的消息。

英国作家希拉里·贝洛克（Hilaire Belloc）笔下的殖民角色布拉德上尉（Captain Bloo）在1898年中的一首诗中公然嘲弄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已得到马克沁机枪，而他们没有。”这些机枪象征着对桑格尼以及其他殖民前线的统治优势；这些机枪标志着现代与非现代、工业与农业之间的鸿沟。这些武器首次出现于19世纪中叶美国内战的战场上，此前理查德·加特林（Richard Gatling）将一包样品寄到白宫，并对有名的机械装置爱好者林肯总统说，这些武器可以使这场内战尽快结束。

林肯下令让部队试用这些枪支，但加特林早期的枪支着实不够成熟，不足以在南方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然而，数十年内，这些机枪在非洲以及1904年日俄战争前线得到完善。这些武器代表了一种强势且不容置疑的工业时代的战争逻辑：一部机器加一杆枪。我们像割草似的将他们扫射倒地。你也可以把这句话看成一句隐喻：归根结底，割草这一行为的目的是碾压野生的自然世界，使之屈服并赋予整洁而有用的秩序。当时，欧洲人是割草机，世界上的其他人只能是草。那些帝国的指挥官们曾经在伊顿公学的球场上磨砺性情，为的就是参与帝国的“伟大游戏”，对这些人而言，修整网球场的草坪与为国开拓疆土并没有什么两样。

桑格尼河战役的枪炮声有力地肯定了欧洲人的想法。此前他们对于工业时代魔法般的武力所持的猜疑似乎是正确的。高效的机枪与当时极具侵略性、以工程技术为导向的时代氛围相契合。当加特林和他的竞争对手海勒姆·马克沁（Hiram Maxim）兜售枪支时，所遇到的抵制都在意料之中：欧洲的骑兵军官对自己的良种马青睐有加。但最终那是一个属于齿轮、轮轴和润滑剂的时代。火车正侵袭着乡野；工厂的出现渐渐击碎用工习惯；暴富的新兴贵族大量涌现；工业联盟在政治上的攻击以及相应的反击，无不体现了这种新的能量。1869年，俾斯麦将德国几十个世袭公国统一为一个新的国家，此后数十年德国一直被铁轨修筑、焊接和工业建设的无休止的砰砰声所围绕，再加上马克沁机枪的咔嗒咔嗒声是多么自然的事。德国皇帝的长子、皇储威廉（Wilhelm）写道，防御的思想“是与德国精神相左的”。俾斯麦的国家箴言——“铁血政策”最终成为许多德国人的个人信条，与默默诵读的歌德作品相比，更能令他们感到光荣的是离开大学，脸上挂着决斗中留下的灼热、泛红的伤疤。

政治学家斯蒂芬·范·埃弗拉（Steven Van Evera）注意到，“‘一战’爆发前的数十年当中，一种可以被称为‘攻势崇拜’的现象席卷了欧洲”。人们普遍认为，战势的变化能像火车或者新工业时代的缝纫机一样迅捷。带着这种想法，德国军官们在1914年向德国皇帝保证8月开始的战争将会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开始后的几天里，英国的大学生们纷纷涌入募兵处，担心自己在战争结束前没有机会尝其滋味。法国农民离开自己的庄稼地，前往佛兰德地区的战壕，俄罗斯贵族涌向多瑙河，领导他们的政治家们也一样持有同样的信念。1914年8月3日，也就是英德开战的那个夜晚，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孤单地陷入悲痛的沉思，说道：“整个欧洲的灯火渐次熄灭，有生之年我们将无法看到它们再次亮起。”

“一战”是一场工程技术的灾难，这场灾难有其深刻的根源——国内政治、各国国王的危机感以及对殖民的极度贪婪。但它同样也源于对工业时代战争与和平本质的一次错误判断。不同于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从毒气到战舰，工业时代战争中的所有工具以及机枪都不是能带来快速胜利或永久和平的魔法。尽管在理论上、在演习里或者午夜时分在非洲灌木丛中的屠杀中看起来似乎如此，一支机械化的现代部队并非是一台为了碾压比利时、普鲁士及法国军队的蒸汽压力机。事实上，无休止地塞满各国军火库的武器助长了战争。尽管它们满足了欧洲大陆对于暴力的怪异渴望，同时也使人对快攻或突袭心生畏惧。在双方都持有武器时，希拉里·贝洛克戏谑的诗句“我们已得到马克沁机枪，而他们没有”，呈现出了出乎意料的效果。机枪并没有像加特林所期望的那样达到促成战争彻底结束的目的，而是与带刺的铁丝网、铲子及毒气并用，加重其杀伤力。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扣动扳机的恐惧也混于其中。因此，1916年7月1日的索姆河战役中，仅一天便有6万英军伤亡。

韵律已经改变了。希拉里·贝洛克的快步舞，对于那些在战场上饱受饥饿与惊吓并深受震撼的人来说，只是遥远的回忆。西格弗里德·萨松（Siegfried Sassoon）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你们一脸坦然，以兴奋的目光

向行进的年轻士兵发出欢呼，

都散了吧，但愿你们永不知道

他们走向的，是青春和笑声的地狱。

当士兵们挖筑那些将会存留5年的战壕时，欧洲部队的将军们渐渐明白了一个可怕的战略性事实——“一战”正变为一处停尸房。欧洲大陆被围困在火车、电报和军队之中，成了一架战争机器。没有倒车挡，甚至没有可以使机器减速的开关，更别说想要把它关掉。一个庞大的、由技术推动的、高速运转的革命性体系，其构建超越任何个人和国家，已然脱离掌控。那么，那些谋划并指导如何使用这个超速复合体的人呢？他们辜负了所有人：他们的士兵、国王、军队。他们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所处时代的真正本质。

这是否似曾相识？

2.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暴力且可能会带来悲剧后果的问题，即一种新的战争方式、新的武器、新的作战理念的出现，因此你宁愿不去考虑它。新的战争方式是否给世界带来和平抑或更多变数？19世纪末，在部分实业家、银行家与政治家眼里，“枪支×机器”这一组合所具有的杀伤力将为世界带来永恒的和平。既然每个人都能持有高效的暴力武器装备，谁还敢发动战争？现在我们知道，“枪支×机器”的组合酿成了人类历史上一些最惨绝人寰的杀戮。加特林曾希望自己发明的武器能让战争停止，但这个想法不免天真，甚至疯狂。相比之下，其竞争对手马克沁更为明智。马克沁的朋友告诉他：“把化学和电学放到一边吧！要是真想发大财，发明点儿让这些欧洲人可以更容易地割断彼此喉咙的东西吧。”

那么让我们进一步追问，“网络×武器”究竟会带来什么？我们的未来是否潜伏着某种灾难，某种我们当下看来不可想象的灾难，正如一个世纪以前我们看待机枪与战壕那样？我们现在是否仍然相信战争不可能爆发？当然，这样的问题让人毛骨悚然。想想数千年来一直思考着类似问题的人们清楚地知道答案将以流血牺牲、财富珍宝及儿女们的未来来衡量。让我们站在米诺斯人的角度试想一下。米诺斯是一座热爱和平的地中海小岛，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载了该岛于2400年前覆灭的历史：“你们必定注意到了自己是座小岛，而我们掌控大海。”公元前416年的一天，一位不请自来的雅典将军向米诺斯公民会议做出如是暗示，他的士兵及战舰聚集在米诺斯的城墙外，步步逼近。雅典人欲与之结盟共同攻打斯巴达。而米诺斯人，就像可怜的林则徐或马塔贝拉的洛本古拉一样，只求不受侵扰。米诺斯人问道：“你不能同意我们保持中立，作为朋友而非敌人，你一定要我们与其中一边结盟吗？”雅典人不同意，并说道：“权力的本质即掌握权力者必须索取，无权者必须屈从。”这句话在之后人们处理国家间纷争时被反复提及。米斯人通过投票决定拒绝屈服。他们期许着，说不定斯巴达人会发起突袭，前来解围？雅典人兴许要改变主意？都没有。斯巴达人辜负了米诺斯人的期望，他们被雅典人赶尽杀绝，妻儿被变卖为奴。

当触及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平衡时，网络会带来什么？我们要如何利用自身对连接时代的所知所感来应对前方的种种危险？疯狂的进攻崇拜在19世纪末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我们的时代如我们所见，充斥着破坏崇拜。我们这个时代记述的是一种全新的网络秩序，令人充满期待也令人困惑不已。一直以来，我们都被告知相互连接会使战争变为不可能，因为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不会有赢家。但上个时代人们对“枪支×机器”大错特错的判断理应让人感到不安。我们对“网络×武器”尚未真正了解，就不用说“网络×网络×武器”了，更不用说我们目前在这本书里所读到的“极速网络×人工智能×黑箱×新兴阶层×时间压缩×日常物品×武器”。看着这样怪异的方程组合，你能确凿无疑地说出“嘿，我们会和睦相处”这样的话吗？我不能。我们应心存忧虑、恐惧，也许某天我们也将面临一个米诺斯式的选择，某个将军或信息管理独裁者或什么咔嗒作响的计算机贸然出现，并告诉我们：你们应该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连接点，而我掌控着网络。

各国领导人将中国的崛起、网络武器、恐怖主义或美国的衰落称为时代的“重大问题”，这些标签也是由外交界的大人物们贴上的。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一直忽视了那股刺激着他们的革命性的统领力量：网络。无论是拔除“伊斯兰国”武装组织，遏制俄罗斯的领土扩张梦，还是要理解经济学或对冲基金的问题，这些都绕不开连通性。现在，金融、生物数据及人工智能的新平台频频涌现，其繁荣得益于网络连接。而当我们所知的世界展开反击、濒于瓦解或竭力挣扎时，也必须有人来设计、构建并保护这些生态系统。此前，我曾希望将第七感运用于实际问题，而战争与和平的致命考验是我需要考虑的。无论人们对世界持哪种看法，实际上得到真理的最大挑战还是宏观战略的绘制。得其要领，安全就有所保障。时代的能量也可为你所用。不得要领，等待你的则是发生在索姆河、米诺斯、广州和桑格尼的一场场战役。想想刘亚洲将军曾说过的：“什么都可以出错，战略不能错；什么都可以失败，战略不能败。战略的失败是最彻底的失败。”

正如100年前欧洲的元首们没能认清其时代的本质一样，当今世界大国的领导人可能也正在无视我们所处世界的危险性与可能性。现在你知道了第七感是什么。谁具有第七感？我们应自问，我们目前是否比海勒姆·马克沁做得更好？我们是否运用连接时代制造出某种工具，便于我们充分发挥其潜能并更高效地割断彼此的喉咙？我认为并没有。但为了弄明白个中原因，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新感知思考网络，加强对网络的理解。

3.

政治学的本质问题不难阐明。无论是昔日古罗马广场上的塞涅卡（Seneca）、桑格尼河边的洛本古拉，还是今天华盛顿的国会议员们，对它们来说都是如此。谁掌握权力？原因何在？我说的“力量”是指控制、告知他人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的能力，当然也包括免受“屈从或送命”这种命令的制约能力。20世纪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权力恰当地定义为“动力”，即不顾他人抵抗，获取自己所欲所求的一种能力。不要发展核武器，不要袭击我们，和我们结盟攻打斯巴达，这些请求和命令都是动力在实际中应用的例子。

我们的世界正缓步迈入一种新秩序，动力见之于各式各样的内外有别的界限。当第七感感知这一新权力分布时，一扇扇门展现在我们眼前，随处可见。世界并非是一种庞大、扁平、均等连通的表面结构，而是被一个个大门紧锁的密闭世界填满。Facebook、比特币使用者、有权使用基因数据库的医生、新阶层的成员，这些引领变革的投资者们伪装得像是沙山路上的牙医诊所，无一不是大门紧锁、内外有别的世界。环顾四周，看看在你自己、你的家人或你的公司周围有多少扇大门。比如互联网、英国富时指数100 ^[3] 、你的苹果或安卓操作系统。在这个连接时代，在连点成线的同时，点也被圈定在某个范围内。此刻，我们并非只是置身于各类网络之中，而是被围困甚至包裹住。若是说塞西尔·罗兹时代的雄心是开疆拓土，因为疆土越多，动力越大，那么在我们的时代，力量在于构建和掌控被大门分隔的空间，也就是门户领域。

今天，没有比看守者更加重要、更令人敬畏、更具影响力或更有利可图的职位了。网络设计的关键步骤之一便是界定谁在特定网络内，谁在其外。在金融市场、互联网主干网或人类免疫系统内部，接纳与否的决定都起着重要作用。而无论是罗马帝国的崩塌，还是肺衰竭，最初的迹象都在于进出关口上的把控失灵。数据流、移民、黄金、专利和药品的流动与流通都是可以依利弊放行或阻断，从而得到控制。

我所说的“门户”不仅指进出通道，也包括各类协议、语言及块链。约束及塑造所有拓扑结构的都是门户。代码、密码、二进制指令统统勾勒出一条区分内外的界限。贸易协定、金融规则及法律条文也无一例外。若你想发家致富或引领变革（或想二者兼得），又或是你想在工具或思想层面粉碎一些障碍，或是领导宗教复兴，或是要散播仇恨，为变革推波助澜或植入隐蔽的计算机代码，那么，你需要思考的根本的问题是：那些门户在哪里？如何才能摧毁它们？如何建立属于自己的门户？

如果说旧有的等级制度热衷于树立国王、强权或教皇等顶端权力者，那么我们的时代需要的则是阀门、协议和大门。我们迫不及待地建立连接，意味着我们同样渴望油门和刹车。权力的重新排序将引发对拓扑空间的争端。金融、生物学、贸易以及所有其他权力来源的大门将由谁来看守？这些领域的权力争夺的重要性与决定性并不亚于罗兹及其同侪曾经展开的角逐。门内还是门外？可以用这样的问题来衡量你自身的强力：你是看守者，还是被看守者呢？

4.

打开手机的那一刻，便不经意进入门户领域。当我们订机票、基因信息被存入数据池、获得新学位、掌握一门计算机语言、通过各类连接平台问候好友时，我们便走进了门户领域。简言之，当我们相互连接的那一刻起，我们便进入其中。看守者选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他们制定我们所要遵循的规则，决定我们可改变和不可改变的范围。一旦我们身处门内，他们也会向我们提供速度、知识及安全性的奖励。看守者可以是人类或是协议和条约，他们决定谁可以加入特定的封闭团体、谁被拒之门外及其原因。看守者给予我们压缩时间的裨益，即使这会使我们暴露在一触即发的潜在灾难中，灾难一旦爆发，将顷刻波及封闭空间内的所有人。看守者掌控金融数据应以怎样的方式和速度在“内幕”知情者与无知的局外人之间流动。你在自己的手机上、医疗记录上或购物车里看到的所有选择都是由看守者决定的。如果看守者们愿意，他们也可以在其能力范围内操控你生活的每一步。更有甚者，他们可以扭曲数据、操纵机械、左右你的行为。改变选举结果与改变搜索结果一样地轻而易举。

设立看守者的想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报业。当时的政客、广告商及数位社会学家目睹了印刷行业信息爆炸时代的来临，他们对世界在众多报纸报道中呈现出的样貌感到不安。主编的个人好恶或报社老板的经济利益决定了哪些“事实”可以被刊登。次要的国际事件成为散播恐惧的饵料，重大的世界变革却被忽略。而如今的看守者能施加更为深远的影响。今天的看守者可能是政府部门、监管者、首席执行官、机器或调查委员会，每个看守者都控制着我们信任、依赖的体制的设计与发展，并于无形中施加更具历史意义的力量。想得到精确的DNA分析？想免疫于传染病？想获得网络防御？除非你进入某个领域，否则你无法得到你想要的。互联网、美元交易、选举名单，这些看似开放的系统其实也是有人看守的。当然，偶尔在看守者与被看守者之间，在某个系统内的人与掌控系统的人和工具之间出现平衡。“传统文学主要聚焦于看守者，他们是那些手中掌握力量的精英，而被看守者通常被认为是软弱无能的，”信息理论学家卡琳娜·娜恩（Karine Nahon）曾写道，“但在网络世界中，必须充分考虑被看守者的角色，因为屈从于看守并不意味着被看守者软弱无能、缺乏选择或是被强迫的。事实上，被看守有时也是一种选择。”当然，有时也是迫不得已。

在我们过去那个节奏更慢、与计算机网络连接较少的世界里，门户同样重要。国家、政府、军方、宗教秩序——所有一切都丛集于地界、前线、教条等明确的界限之内。20世纪将英国、法国和俄国连接在一起的三国协约，对于三个国家的安全而言是一个防守体系，正如2500年前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一样。决定在唐朝的疆域之下谁可以用丝织品换取香料是看守者需要做出的选择，18世纪中国战略家的傲慢选择不亚于特洛伊议会所做出的是否将木马移入城内的决定，这一缺乏谨慎的决定带来了悲剧性结果。而在当下这个依赖网络的时代，对门户的控制权让看守者拥有了特殊影响力。当你最终可以感知我们这个时代的拓扑结构时，当你准备在愤怒、挫败、希望或好奇的情绪中采取行动时，首先需要提出的问题是：我所置身的拓扑结构中，门在哪儿？

不难想象，这个无处不在的即时智能网络时代的门户与特洛伊或唐朝时期的门有所不同。这不仅是因为今天的门是由数位和概念而非砖石砌成，也在于其潜在力量的本质是不同的。几十年前，当经济学家对信息时代快速聚集的第一笔财富进行思考时，他们发现了这一区别最显著的特征。传统商业总随时间推移而竞争激烈，利润渐低。但许多高科技公司似乎正依靠与之相反的新逻辑运行。它们存在得越久，其营利性越大。“我们对市场和商业运转方式的认识是由100多年前欧洲的几位经济学家传授给我们的，即英国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以及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几位同代人，”1996年夏天，经济学家布赖恩·亚瑟（Brian Arthur）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 ）中这样写道，“这一认识明确地建立在收益递减的假设之上：在市场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商品或公司最终都将受到制约。”19世纪90年代，马歇尔首次将这一现象命名为“收益递减”。当某一行业竞争性加强，其利润或投资回报将缩减。亨利·福特发明了汽车，最初他没有任何竞争对手，赚了一大笔钱。但福特的垄断并没有维持很久，不久道奇兄弟也进军汽车制造业，同时还有沃尔特·克莱斯勒以及之后一大批新兴的汽车制造商们。他们每人都从福特那里分了一杯羹，而每个汽车制造商的利润都缩减了。随后日本制造商跻身其中，韩国制造商也出现了。新企业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每一方的利润都下降了。随后是印度制造商也进入了市场，然后中国企业也来了。

当布莱恩·亚瑟研究20世纪90年代高科技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这些公司的利润随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当高科技市场日渐成熟，一些公司的边际利润随时间推移增多，而非减少。马歇尔的19世纪工业经济学从未对这样不合常理的利润分布展开思考。亚瑟解释道：“收益递增是一种趋势，即领先者走得更远……收益递增是在市场、商业和工业内部运行的积极的反馈机制，使获利者赢取更多，使失败者输得更惨。”换言之，赢者赢得一切，没有第二名。

正如亚瑟所写，他当时想到的是新生的计算机软件行业。比如说，亚瑟以微软的Word文档（文字处理软件）为载体传一份他的文章给你，那么如果你想看到亚瑟的文章，你可能需要自己拥有Word软件。如果你要把它传给其他的朋友，那么他们也将处于类似的情形。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用户获取了这一程序。这也变成了读取数据的一种标准，行话叫作“平台”。

微软从其极具感召性的经济影响力中获益：开发Word软件也许花费了数百万美元，但是一经完成，额外的软件副本每份只需花费几美分。这种赢利能力需要用一种全新的经济学进行解释，也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竞争”的真正意味。一旦Excel电子表格或Windows系统被人们接受，成为一种标准，你便无法与之展开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新兴的、乐观的，甚至更具优势的竞争对手涌入市场，就像道奇兄弟与福特展开的竞争，但是他们都在向一面由习惯和封闭技术建造的牢不可破的墙发起进攻。这是合法的吗？亚瑟想知道答案。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这种垄断企业对所有人都无益。（正如美国司法部以及他国司法部对微软的调查所指的那样。）但事实确实如此吗？微软的“平台红利”固然可观，但如果某种方式能使全世界获益呢？在微软数十亿美元的研究投入给我们带来的便利、高效和好处面前，微软公司的巨大利润变得相形见绌。亚瑟写道：“收益递增使商业运作与以往不同，并与我们关于商业运作的诸多想法相左。”

20年前亚瑟在工作时发现的重要现象，我们现在称之为“网络效应”。这一概念改变了我们如何思考商业问题，尤其是被看守的连接系统所具有的棘手且令人向往的力量。在亚瑟的论文发表几年后，我们中的数十亿人沿着他预言的路线疯狂奔跑：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挤向那些单一的赢利行业，使其得到近乎垄断的地位，以换取“门内”的诸多益处。在亚瑟发现软件业利润递增后的20年，9个10亿用户的平台已经出现，而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微软办公软件、Windows操作系统、谷歌搜索引擎、谷歌地图、Facebook、Whatsapp ^[4] 程序、谷歌浏览器、Youtube和安卓系统都有超过10亿的用户，且每个平台都展现出“如果你用，我也要用”这种极具感召力的逻辑。如亚瑟推测过的那样，利润和权力源源而来。

正如亚瑟所预示的那样，如果有10个人使用Whatsapp、Facebook或Youtube，第11个人很难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当第11个人加入时，第12个人就更难特立独行了。这也是为什么Windows在其首次发行之后的30年内能够在全球90%的电脑上运行；谷歌能拥有65%的市场占有率；安卓系统能在81%的新手机上运行；Whatsapp依靠不到50个在职工程师，吸引了近10亿用户；Facebook将10亿用户联系在一起，其地位至今无人可撼。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10天内7个朋友。”最初几年这句话像符咒一样挂在Facebook的产品经理们嘴边。如果你我开始使用Facebook提供的服务，并在10天内找到7个朋友，那么很可能会成为长期用户，享受这个被看守的世界的诸多好处，也使得第8个朋友更难（实际上是不可能）驻足他处，不出多久便已经没有其他选择。这就是网络世界体现出的动力。

亚瑟之后的网络理论家们将这种富者更富的体系称为“分配权力法则”。因为，如果你对某一数字产业的公司进行排列，就会发现赢家公司的指数以几十甚至上百的倍数将其他公司远远地甩在身后。他们挣脱了传统商业所体现出的正态钟形曲线。钟形曲线分布的形状就像一张车主分布图一样：20%的人开福特，10%的人开尼桑和丰田，诸如此类。或是像身高分布图：大多数人会在5英尺7英寸 ^[5] 到5英尺11英寸之间，但只有30%多的人身高不在这一范围内。然而，网络系统催生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赢家。情况并非像50%的网络用户选择互联网，其他人选择其他不同的网络那样。用户会纷纷涌入单一的优质网络集群，情况更像是世界上总共有90%的人购买福特汽车，或者90%的人身高刚好是5英尺11英寸那样。

这些系统能更好更快地运行且获利更多，是因为他们也是共享性的系统。它们被技术标准和相互连接的大门看守着。当我们说网络世界也需要门时，指的正是门户。如果你不得不依次在Facebook、交友网（Friendster）、聚友网和谷歌+上面一个个地寻找你的朋友，那你一定会筋疲力尽的。因此其中一个网站会脱颖而出。数据科学家们将其成功归于偏好依附，即如果布莱恩·亚瑟正在使用微软Word软件，我也在使用它，那么你很可能也要使用。但其中还蕴含另一个奥秘：更广泛的使用会加快整个系统的运转。设想5个机械师试图修好一架坏掉的引擎，如果他们都讲英语，那么车会在更短的时间内重新上路。网络优化自身，使其更快、更好地压缩时间。赢家获得一切，因为我们也将从随之而来的高效中受益。

在这些最新的集群中，还有一项发挥作用的特征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使用这些系统程序，不仅是因为其他人几乎都在用，同样也是因为，当更多用户与他人生活产生交集时，当机器与我们的生活发生连接时，这些节点会变得更加智能。谷歌地图可以预测从你家到办公室的最快路线，原因在于它可以观察几亿用户的动向，这些用户默默地用谷歌地图标记自己的位置与速度。当更多人使用支持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设备时，数据将被进一步完善，就像将一段录像由低分辨率变为高清。这样的成功吸引了更多的用户。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用户都是谷歌的传感器。医学诊断、网络安全、交易算法、检索等，基本上所有芯片、人和传感器的连接串都蕴含这一逻辑。技术公司的领头羊深谙此道。比如，谷歌于2015年推出人工智能系统TensorFlow并宣布免费开放时，许多专家认为，谷歌在很大程度上领先其竞争者近10年。在传统经济学看来，这一举动简直疯狂，但以网络逻辑来看，这一策略目的明确：越多的用户使用TensorFlow，系统就会变得越智能，反过来又会吸引更多的用户。TensorFlow和其他即将出现的人工智能系统是思维与数据的深度融合，并具有自学能力，它们都将是被看守的世界。

5.

20世纪70年代，电气工程师鲍勃·梅特卡夫（Bob Metcalfe）第一次展示了这些迅猛增长的集群所具有的拓扑魅力。当时，梅特卡夫正在寻找向门洛帕克传送数据的更好方法，比如向自己的妻子传送购物清单；他完善了名为“以太网”的连接协议，并很快成为计算机连接的标准协议。梅特卡夫观察到，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加入由斯坦福大学以太网连接机器的门户中，系统的影响力正在呈指数级增长。比如说，只连接一部手机的系统并没什么用处。可以打给谁呢？连接两部手机的系统意味着只存在一种连接可能，那就是彼此之间。而当接入系统的手机数量乘以二，比如从5部增加到10部，可能搭建起的连接数量却不是原来的两倍，而是从25增加到90。鲍勃·梅特卡夫与妻子之间传送购物清单的数据共享方式与一个连接无数夫妻的全国性网络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所以梅特卡夫夫妇创建了一家网络公司并因此成为亿万富翁。

梅特卡夫定律还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揭示出网络门户的独特动力，即每个新增用户不仅会使网络影响力呈指数级增长，同时，断开连接所要付出的代价也会以同样的速度，甚至更快的速度增长。如果今天我让你无法连接谷歌服务器，你会感到痛苦。一天过后，当更多的信息资讯、网站或服务上线，你的损失还会更多。网络科学家拉胡尔·通加（Rahul Tongia）与欧内斯特·威尔逊（Ernest Wilsow）将这一现象称为“梅特卡夫定律的另一面”。比如，无法进入拥有100万名用户的癌症遗传特征数据库也许并不会让你伤脑筋，然而如果你错失的是与10亿人的基因进行比对的机会，后果可能很严重。设想一下，如果你明天无法与纽约证券交易系统、电话服务、智能诊断网或网络安全补丁相连接，你将感到无所适从。这种情况不同于将你的福特换成道奇。门户领域内的赢家赢走了一切，意味着输家将一无所得。

网络科学中的一个分支理论——“排队论”可以帮我们理解个中原因。研究表明，在大量设备连接的系统中，设备在寻找素数或DNA图谱等主要任务上所花的时间越多，各个设备之间交换运算方式所占时间越少，系统工作速度则越快。优质的传输协议能避免此等恼人的低效率出现。事实上，近年计算机系统的一大突破是它们能够同时处理海量信息，使信息在世界各地保持并行的状态。这一至关重要的技术飞跃使时间压缩成为可能，而这一飞跃全然取决于门户的精心设计。

因此，置身于门户系统内意味着更快的速度，这种速度得益于顺畅的沟通。这些系统的设计目的是压缩时间，即缩短你与朋友、股票交易、保护性联盟的距离，其速度高于那些缺乏共同规则的系统。赢家依靠网络获得的越来越多，因为这样更节省时间。这也解释了为何门户将主导我们的未来。现代的门户与过去的门不同，因为走向慢到不可想象的世界将付出巨额代价。这也是为何对网络门户的掌控要比持有塞西尔·罗兹的金矿更具诱惑。回想一下旧工业时代的权力游戏，并与现在的情况做个比较。150年前，英德两国在工业产出方面展开竞争激烈的冲刺赛，希望能一较高低。但如果网络效应在当时已然显现呢？如果英国在工业革命中最初的领先地位使其掌握了90%的全球贸易呢？德国甚至不会试图与之竞争。德国人将像20世纪的交友网一样，孤立、增长缓慢、势单力薄、最终破产或被收购，所以也就没必要发起“一战”或“二战”了。但当时与现在不同。

6.

一旦10亿人彼此相连，Facebook这样的社交应用必会应运而生，这是人们相互连接的门户。一旦每个人可以记录、观看并分享视频，像YouTube这样的视频网站便会出现。我们并不否认这些创始人的聪明才智和管理能力，而是说我们应谦逊、虚心。网络的确需要特定的事物。当我们试图想象面前的世界时，当我们试图寻找帮助我们应对、预测和控制这一充满危险的世界的权力工具时，我们必定会一次次发问：网络需要什么？

这个世界需要实现快速货币兑换的协议，需要基本语言协议，需要可以交换信息技术安全、管理漏洞信息的平台，需要加快交流速度的即时翻译系统，以此取代英语、中文、西班牙语的语言学习。我相信，这样的世界也需要某种联盟、某种类型的超级大国，甚至渴求新的政治形态。任何控制这些门户领域的国家都有可能利用这一地位创建更多被看守的平台，达成平台之间的连接协议，就像连接物理世界的公路和喷气式飞机一样。在最受欢迎的12款移动应用当中，其中9款与谷歌、苹果、微软的系统相连。这就是门户领域的不变法则：连接即是权力。这一权力进一步扩大了优势。总而言之，守门是最有效的控制手段。

不足为奇的是，近年来，国家之间正加速建造物理屏障、栅栏和围墙。美国政治学家罗恩·哈斯纳（Ron Hassner）与贾森·威滕伯格（Jason Wittenberg）通过对全球围墙建筑的数量进行统计，发现自“二战”结束以来共有51处国家间的围墙，其中以柏林墙最为著名，超过半数的围墙是在2000—2014年间匆促修筑完成，更多的围墙还在施工中。匈牙利、肯尼亚、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正在边界打下柱坑，并对今后的修筑工程进行着初步勘探，其中一些国家的行动尤为迫切。比如，西班牙政府曾于1998年在其撒哈拉根据地附近竖起10英尺高、带有刀片刺网、顶部装有摄像头的围栏。圈起的土地属西班牙政府管控，因而严格来说属于“欧洲”领地，也成为偷渡者难以抗拒的诱惑。围栏并不足以阻挡移民的狂潮。于是2001年，西班牙政府环绕第一道围栏修筑了另一道屏障。而后在2005年，数千个绝望的非洲人向这些围栏发起协同进攻。十几名移民在这次行动中失去生命；1000人越过了这些围栏。为此，西班牙又修筑了第三道高达20英尺，有摄像监控的带电围栏。

不同于马其顿防线或中国长城这样的传统防线，21世纪以来，以色列、美国或西属摩洛哥等地筑起的屏障并非是为了阻挡可以发起闪电进攻的装甲部队，而是为了拦下走私犯、间谍、罪犯或一波波逃窜的难民。对界限之内的人来说，边界内外世界的不对称性是极具吸引力的。这些边界多由更富有、更现代、更稳定的国家划定和修建，这些国家不顾一切地想要管控人员的进出。现代世界的围墙、栅栏和战壕似乎变得越来越长、规模愈加宏大、防御日益完备，哈斯纳与威滕伯格如是总结道。现在我们应该察觉到，门户的出现是连接的必然结果。

2014—2015年的埃博拉病毒大流行之后，比尔·盖茨在回顾致命疾病的传染问题时，从历史的角度表达了对“连接–门户”这一理论的堪忧。“未来20年的某一时间很可能会暴发一次传染性远远超出以往的流行病，”他写道，“事实上，在所有可能导致全球1000万以上人口死亡的事件之中，发生概率最大的是自然原因或由生物恐怖主义引发的流行疾病。”这就是一个快速变化、相互连接的世界所要付出的代价。

由保罗·维利里奥的那句话可以推演出，如果说飞机带来了航空事故，那么网络将会带来网络事故。人们之所以能成功应对埃博拉病毒，部分原因在于应对措施是在门与门之间，而非墙与墙之间完成。这些门即是一条条关于生物反应、医疗护理、流行病监控、急救直升机的协议和科学创新。聚集在埃博拉病毒周围的一扇扇门就是解决方案。如果仅仅隔离该病毒，它将会迅速增加、生长、变异，最终将以更危险的形态逃脱。盖茨表示，这个世界已然具备疾病传播所需的一切条件，因此需要更多更好的门，但我们却错失了修筑的机会。是的，此刻你可以稍事休息，为下面这个意外的、离奇的事实感到茅塞顿开，就是在我们这个充斥着门的时代里，最富有的公民名叫盖茨（Gates，英文中“门”的意思），恰如百年前那个从岩石下钻取石油的年代里最富有的人名叫洛克菲勒（Rockefeller，英文中“岩石采伐者”的意思）。

1929年，金融危机曾带来历史性的全球经济萧条，其后数十年，经济学家、政治家对于问题的根源争论不休。他们忽视了什么？当时的世界已由一个高速运行的经济系统连接，而政治家与银行家却忘记了在系统中加入必不可少的刹车。他们试图在奄奄一息的政治结构下运行工业引擎。而当时，释放财政压力和货币压力的基本调节机制尚未发明、改进或实施。未来的几年里，当我们被自身的金融危机压得透不过气，或是因突然降临的军事政变或社会传染病的盛行而惶惶出逃，你认为引发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答案将会是：门户的运作失灵。一些地方门户太少，而别处又太多。

谨记我们这个时代萦绕不去、持续存在的脆弱性。我们随时可能面对战争与和平的难题。我们每个人都像是那些可怜的米诺斯公民。挑战随时可能出现，而系统内部任意一处突然颤动都将有可能使整座大厦动摇，甚至破裂。但今天的我们并没有得出守住大门的中心理论，不知如何实现门内与门外的平衡。不难看出我们的系统满是漏洞与前后矛盾。从今往后，我们周围将会围绕着更多的门。计算机研究员菲利克斯·林德纳和桑德罗·盖肯曾经这样描述我们这个复杂的世界：“在一个复杂的体系内，没有哪一扇门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门户。”正是基于这一观念，我们得以着手研究捍卫自身安全的新方法。

[1] 布尔人，指居住于南非的荷兰、法国和德国白人形成的混合民族的称呼。——编者注

[2] 祖鲁人，亦称“阿马祖鲁人”，是南非的主体民族。——编者注

[3] 英国富时指数100，是当前全球投资人观察欧股动向最重要的指标之一。——编者注

[4] Whatsapp，是一款用于智能手机之间通讯的应用程序。——编者注

[5]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