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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八章 空前的强度：空间与时间的压缩
在连接时代，我们的生活刻不容缓，不停运转，破坏了以前不紧不慢的节奏。以前人们用地理思维思考，而“新阶层”的人和拥有第七感的人则采用时间思维，思考着我到底能多快做成这件事？
“网络的真实含义，妙不可言”
1.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科学家、发明家丹尼·希利斯（Danny Hillis）每隔几个月就会收拾好行李，从位于恩西诺区的家中出发，经过短途车程，从洛杉矶越过好莱坞山，驶向西南方一个人迹罕至的地区。他在那儿的每一天都在与石头和炸药打交道。希利斯出生于1956年，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从电子层面研究世界，制作出好几个当代最重要的计算机处理系统。因此，这种类似于旧石器时代搬运土石的工作与他的日常工作大相径庭。他的目标是在一个偏僻的山腰处，通过爆炸开辟一个合适的场所，建造一座高耸的钟。这座钟由他设计，按计划将运转一万年。设定一万年的期限并非偶然，希利斯制造这座钟时，人类文明差不多已经存在了这么长时间。按希利斯的描绘，人类正处于一个长达两万年的时间段的中点。很多发明爱好者、思想家以及工程师都支持这座钟的建造，如亚马逊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电子表格软件发明人米奇·凯普（Mitch Kapor）、投资人埃丝特·戴森（Esther Dyson）等。按他们的计划，这个工程的持续时间将尽可能地接近永恒，他们把这座钟称作“长今钟”（Clock of Long Now）。记得一天下午，我驱车驶入丹尼的私家车道，他正准备动身去往那个偏僻的地方。他带着工具，不仅是去改造一座山，更是去颠覆整个时间的概念，当时的场景与南加州郊区平和友爱的温和气氛反差强烈，我颇受震撼。
我认识希利斯的方式不同寻常。当时，我被一个委员会邀请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将把100万美元奖励给一位对科技世界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那时，该奖项刚成立不久，基金会幕后的董事们从一开始就在暗示一些名人，如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他们希望在“为人类的现状做出贡献”奖项设立的第一年能有一位知名的获奖人为其增光添彩。委员会坐在一起讨论时，我们了解到，我们在纸上刻意用黑体标记出来的这些名人并不想获奖，或者说并不需要获奖，他们肯定不需要这100万美元。在我们考虑认识的人中，有谁做出过重大贡献却又不引人瞩目时，丹尼·希利斯的名字立刻出现了。
20世纪80年代，希利斯开发出一台革命性的“大规模并行”计算机。它将成千上万个处理器捆绑在一起，同时处理一个问题，从而促成了整个高速计算学科的形成。传统计算机解决问题的方式与普通人大同小异，都是按步骤进行。而希利斯的设计相当于让数百万个头脑同时运转，这种设计既协调，又连贯，而且速度惊人。在那之后，他又在数项重大的科学进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比如设计出多个人工智能程序，对依靠数学运算维持稳定的机密军用飞机系统做出微调。深入谷歌技术数据库系统内部时，你会接触到希利斯的作品；对着手机讲话时，界面上的气泡对话框也包含着他的数项专利。20世纪60年代，保罗·巴兰提出，在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建立一个以分组为基础的可以长期存在的系统，这个构想是怎么演变成互联网的呢？因为当时有一群指甲脏兮兮的工程师，丹尼·希利斯便是其中一员。这批人都是计算机的先驱，比如温特·瑟夫（Vint Cerf）和乔·波斯塔尔，正是这批人使保罗·巴兰的构想成为可能。希利斯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回顾了自己在这个工程中的中心地位。演讲中，他先说自己拥有最早的几个互联网域名之一，然后突然拿出一沓装订好的纸，是一份包含当时所有互联网地址的清单，大概有50页。如果“新阶层”有会员卡制度，希利斯的会员号肯定很靠前。所以自然而然，颁奖委员会选择了希利斯，而不是比尔·盖茨或史蒂夫·乔布斯。我就是这样结识希利斯的：我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赢得了100万美元——我很推荐以这样的方式开启一段友谊。
从孩童时代起，希利斯便喜欢鼓捣各种玩意儿，他热衷于把快乐与实践相融合，而且似乎乐此不疲。在他身上，兴趣和职业没有区别。他技术娴熟，面对再冰冷的数字工程，都能倾注热情，就像贝尔尼尼（Bernini）手持凿子，画龙点睛般地为大理石雕塑注入生命。希利斯最著名的工程之一，是在麻省理工学院读本科二年级时制作的一个15英尺 [1] 高、玩井字游戏的积木玩具机器人。该机器人由一万根木轴和木杆组成，希利斯很早便想向我们展示，即使再简单的机器，也能通过它的智慧和外表来吸引人类。一大堆积木玩具就这么搁置在麻省理工学院里，这场景想想就让人发笑。但就是这堆棍子、细绳和刻度盘却能在儿童游戏里一次又一次地击败你，真叫人困惑。希利斯是一名发明家，更是一位艺术家，这也是他没有成为比尔·盖茨或者史蒂夫·乔布斯的原因之一（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盖茨和乔布斯一直都对他十分敬重）。他曾在迪士尼工作数年，如“明日世界”园区的市长一般，在现实世界为乐园设计飞车，构思新型梦幻设施。他常开玩笑说，第一天到迪士尼就知道自己来对地方了，因为他问是否能找到一副降落伞背带做实验时，得到的回答是：“要什么型号的？”
希利斯酷爱阅读，习惯把自己的前沿科技工作置于漫长的历史背景中思考。与他对话，常常会牵扯到古新世的生物学，或者其他根基深厚的事物。凭借着这种长远的目光，以及对复杂系统无与伦比的动手能力，他成了这座计划运转万年的时钟的理想设计者。
这样一项浩大的工程，存在着难以想象的困难：如何给这座钟提供动力？（手动上发条，更好地确保它不被遗忘。）如何保护它？（放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考虑到全球气候变化了吗？（有考虑，调整钟的设计，适应冰盖融化时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有为一万年后的人们写使用手册吗？（有。）用英语写吗？（这还有待决定！）希利斯与作曲家布莱恩·伊诺（Brian Eno）共同设计出了长今钟的报时钟声。与一批地质学家和物理学家合作，希利斯使长今钟成为积木井字游戏机器人的自然延伸，既有实际用途，又能传达信息。如果说贝尔尼尼的作品《阿波罗与达芙妮》（Apollo and Daphne ）激起的是看客的恐惧或愉悦，长今钟则以同样的方式传达了敬畏。
长今钟的支持者之一、“新阶层”的早期成员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称，建造这座时钟的初衷是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强调长远思考的重要性，并将其具体化。布兰德和其他支持者担心，人类来到了一个历史节点，看待事物时局限于自己生命的长度，甚至不超出下一次选举、下一个时装季节或下一个财政季度。这种“着眼于下一件事”的经济和政治模式正在腐蚀我们的沉着和耐性。一份有关长今钟的声明是这样开头的：“人类文明正在以短得可悲的眼光持续运转……我们的提议既是在制造一台机器，也是在创造一个神话。”
让长今钟运转一万年，是为了让我们以更长远的方式思考。比如依靠人力的发条机制，为什么不用电池或者太阳能呢？希利斯想要的是让以后每一代为钟上发条的人共同分担这项工作。这群人被一条长达一万年的时间线联系起来，这一万年是一段如宗教般神圣的时间。当我思考这座钟时，我发现自己渴望它可能带来的坚实感和孤立感。如今我们谁不想从当代的紧迫感中脱离片刻呢？
我对这座钟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感受到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让我们暂停片刻，好好想想支持和建造这台装置的这群人。这是一群与互联网联系最紧密的人，正是这个共同点把他们联系到一起。希利斯谈论互联网的早期情况时，他手中挥舞的不仅是那本薄薄的邮箱地址簿，同时还是他的身份凭证，证明了互联网创始之初，他就已经开始在那个虚拟的网络社区生活了。在那个相互连接、光纤运转、快如光速的世界里，希利斯算得上是一位原住民。
这些支持者都散发出浓烈的电子气息。其中一位就是杰夫·贝佐斯，他把亚马逊网站建成了一个高速市场，根基便是互联网；另一位支持者是米奇·凯普，1983年他发明了Lotus 1–2–3软件，这是第一个成功的计算机电子表格软件，打破了人类数个世纪以来缓慢的记账习惯。当时，有了Lotus 1–2–3的帮助，管理人员敲敲键盘就能查看并改动全盘生意，所以它马上流行起来。但在金融成为即时商业模式的过程中，凯普的软件发挥了重大作用，这或多或少与长今钟维持“长时间跨度”的目的背道而驰。另一位资助人，埃丝特·戴森，是网络公司最早也是最好的投资人之一。能将这样一群人招揽在一起、共同谋求改变的当然是丹尼·希利斯这位天才，但还有他们对更快的“钟表速度”、递送速度和处理速度的共同渴望。他们亲历了网络的发展，推动了网络的进步，也从网络中获利。如果你想叫上一群人，带他们到一个安静的房间，请教他们“网络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这群人就是理想对象。
2.
要继续往后行文，必须先承认并回答这一问题。事实证明，网络与时间问题密切相连。那么，应该如何衡量和运用时间，甚至消除时间呢？只有理解这个概念，听取资深者的观点，比如希利斯，我们才能明白网络为何如此强大。不管喜欢与否，我们将会看到为何网络将给权力、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运作方式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任何时代，记录时间都是很自然的行为。生活毕竟是按照一个个的时间表来进行的：学校里的课程表，春夏秋冬4个季节，上下班的高峰期，出生、恋爱、婚姻和死亡。在工业发展前，人类依靠自然中的时间表计时，比如庄稼成熟要多久，夏至和冬至什么时候到，蜂巢要用多久才能将蜂蜜酿制成熟。人们通过潮汐涨落和季节变更来记录时间，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代代人需要在海岸边、大海上、田野中记录时间。1895年，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总结自己濒死前的缓慢岁月时这样说道：“‘夏日’‘午后’，于我而言，一直是英语中最美妙的两个词汇。”
后来，到了工业革命时期，时间变成了金钱。比如，电灯消除了白天与黑夜的差别，人们可能24小时昼夜持续地生活、生产和发展经济。在那之后，这种生活、生产和发展经济又成了必然。随着人口从乡村流入城市，人们对速度的观念发生了更新，就像德国评论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在1903年所写的一样：“城市里街道的纵横交错以及经济、职业、社会生活的发展速度和丰富形态，与小城镇和乡村的生活形成了巨大反差。”他接着解释道：“如果没有将所有活动和相互关系以一种最精确的方式组织协调起来，纳入一个超越所有主观因素而严格确定的时间表，城市的生活不可想象。”穿孔卡片、巴士时间表、一周40小时工作制相继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教育、生产、销售和生活都开始依照时间表运行。这是必需的，否则整个工业结构就会崩塌，“夏日”“午后”则变成了工作时间。齐美尔曾对怀表的传播深表担忧，因为戴上一块怀表就像看着一个不断流失资金的银行账户。
人类沦为一个个的齿轮，不受自我意志支配，剧烈搅动、运转，终遭抛弃，这种感觉让早期机械时代的居民感到不安。城市成为最早的紧凑连接的网络，工业城市更是加剧了这种趋势。城市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城市本身及其市民适应机械速度的程度。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在其时代经典《没有个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 ）一书开篇部分，描述了一个威尼斯市民被飞驰的运输卡车碾压而过的情景。他想说，不仅是城市的速度与城市生活（以及城市死亡）变得不可分割，还有那个时代脆弱的刹车与其加速度之间不相协调。穆齐尔的书，与同时代马勒的交响乐作品一样，都充满着那种事故发生前逐渐失控的感觉，你或许也曾有过体会：尽管用力踩死刹车，车子却根本停不下来。“城市就像人一样，能够通过步伐辨认。”穆齐尔的这句话，相信任何一个当代的纽约人或巴黎人都会认同。“一个离家数年后归乡的人，即使闭上眼睛，也能知道自己正位于古都维也纳。”
“通过前进的步伐来了解一座城市。”穆齐尔触碰到了一个重点：我们对事物的感知，受事物本身速度的影响。慢慢爬山时，可以聆听虫鸣，观察细小的石子，感受颜色与坡度的变化，这和开车快速上山观察到的事物完全不同，也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体验。谷歌研究发现，当搜索速度从1秒缩短为0.1秒，用户的操作行为发生变化，会搜索得更多、更深入。因此，速度改变了人们的思考方式。不久以后，当整个世界经由光纤在我们面前瞬间呈现时，当形形色色的入侵、内幕、事故通过无线网络或移动电话迅速辐射传播时，我们的时间感将永久性地迟钝。你肯定好奇，格奥尔格·齐美尔会对智能手机做何解释。
在这个相互连接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刻不容缓，不停运转，破坏了以前那种不紧不慢的节奏。从前，我们习惯早上9点打开计算机，下午5点关机，这是人类在掌控电脑。但如今，数字活动持续不停，网络无时无刻不在运转，这是必然的。以前是机器——拖拉机、火车和汽车，来配合我们的生活节奏，现在我们却要配合它们的节奏。我们想要这些机器极速运转，瞬间完成指令。
正如斯图尔特·布兰德在一份声明中所言，建造长今钟，毋庸置疑是让它作为一个永恒的标志提醒人类，在时间这个无穷无尽的连续体上，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节点。我们思考时，考虑的时间范围实在太短。但我开始猜想，长今钟还有另一个作用。设定一万年的时间期限，是为了满足网络空间先驱者的一个夙愿，甚至可能是弥补一种愧疚感。毕竟，在将世界快速连接起来的同时，这群人也毁灭了一些东西。也许他们不是故意的，但无论如何，这些东西再也回不去了。如果说，在此前的几百年里，工业革命时期的巨头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为世界构建起了贸易网络，那么长今钟的支持者消除的是另一样东西。这种东西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似乎是唯一一个可靠、安全、持久不变的，而且略带悲伤色彩，它就是时间。在人类历史上，距离和时间通常都被当作客观现实，是人类无法克服、调节和战胜的力量。时间尤其如此，它是人类生命的精髓所在，而且可悲的是，时间的多少毫无商量余地。长今钟支持者的工作职责就是克服、调节、战胜，甚至消灭时间，他们致力于在一瞬间完成那些曾经要花费数年才能做成的事。
长今钟的工程，就像那些小心翼翼隔离在北极的冷冻库。人类主食谷物的样本，贝多芬的头发和爱因斯坦大脑中的DNA就埋藏在这些冷冻库里，以防在未来的某天，我们的基本存粮或者大部分人口被一场意外或灾难毁灭。长今钟将建造在一个被炸开的山洞里，按设计运转一万年，其本身就是一个时间贮藏库。它就像一座具有保护意义的博物馆，防止即时网络走向失控，杀死那种古老而重要的时间感。我想，长今钟的制造者们知道，他们毁灭了一种独有的速度感，而这正得益于他们发明的即时网络。他们有意识地哀叹自己的罪过，想创造一个新的设备，并刻意将它与那场由他们的工作和对技术的迷恋促成的革命相隔离。对速度的渴望曾为他们带来财富，构建一个“即时世界”的希望曾激荡着他们的梦想。老实说，建造长今钟的资金正是来自他们促成的那场革命（及其首次公开募股）。亚马逊最初被贝佐斯取名为卡达布拉（Cadabra），这个如咒语一般的名字恰如其分地体现出那种招招手，想要的东西就会出现在面前的感觉。想要的东西像变魔术一样，忽然出现在眼前，成了我们期待的新速度。这群人正在谋杀时间，说到底，这也是创造网络的目的。
3.
丹尼·希利斯的父亲是一位流行病学家，母亲是一位生物统计学家，他的童年基本上就是一家人跟着流行病四处迁移。“哪里有流行病，我们就去哪。”他回忆道。一家人追随流行病的足迹，从德里到开罗，从达卡到内罗毕，在这个过程中，希利斯养成了强大的自我学习能力。无论是从父母那里，或是从周围的街道上，还是从新朋友身上，从任何地方他都能学到知识。比如，在加尔各答的一个图书馆里，他发现了乔治·布尔（George Boole）在1854年所著的《思维规律的研究》（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aws of Thought ）。布尔在这本书里发明了符号逻辑学，尽管他是生活在蒸汽与机械时代，他的视野却与现代计算机设计产生了共鸣。“语言，”布尔写道，“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工具，而不仅是一个表达思想的媒介。”
你现在或许已经猜到，希利斯身上散发着迷人的智慧魅力。与他共度一个下午，就如同在一个脑力主题公园中玩耍，一会儿搭乘满载伟大想法的过山车（建造一座运转一万年的钟），一会儿又品尝小巧玲珑的甜蜜小点（如何设计一个更好的围篱桩），难怪他在迪士尼如鱼得水！评论家指责史蒂夫·乔布斯，说他拥有一个“现实扭曲力场”，在这个力场中，这位苹果创始人的个人魅力混淆了现实的界限。希利斯则正好相反，他拥有一个“现实增强力场”，在他看来，很多东西都有实现的可能。
希利斯从小的梦想就是制造一台能思考的机器人。也许是因为希利斯的童年时期总是居无定所，于是产生了一个荒唐的念头，他觉得与其每到一个新地方都要去尝试认识新朋友，还不如自己组装几个朋友。这个念头不知怎么让希利斯产生了制造人工大脑的想法，这也是1974年秋天他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时脑子里想得最多的东西。他制作的那个积木井字游戏机器人，算是对这个愿望的一个响应，它那简陋的美学设计下隐藏着极大的野心。“在将来的某一天，也许不远了，我们会建造一台能够执行人脑功能的机器。”几年后，希利斯在他博士论文的开头这样写道。
希利斯和他的导师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意识到，人脑运行的方式，和当时制造的大多数机器的运行方式有所不同。生命毕竟不是一串线性数学问题，大多数早期计算机处理信息的方法却是。你看向窗外，会对妻子说：“多美好的一天啊。”这不是“从a到b到c”一步步计算出来的结果，而是头脑中成千上万条信息同时运转形成的产物。同样一个场景，如果你像老式IBM机器一样用线性方法来处理它，情况可能是这样：首先你看向天空，然后观察天空中白云和蓝天的比例，之后检测风力是否过强并测量温度，最后开口说话。这样，还没等你开口，妻子早已出门。这种在多条不同数据上同时运转的能力，是人脑最不同寻常、令人羡慕的特征之一。当然，这本质上是一个网络问题。如何同时从数百个角度来思考同一个问题，还要即时完成，这一切都有赖于连接。
因此，在制作出井字游戏机器人若干年后，希利斯开始着手设计一台思考速度超前的设备，他称之为“连接机器”。“设置机器的拓扑结构，使它与问题的拓扑结构相匹配，这种能力是‘连接机器’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希利斯这样写道。为了防止麻省理工学院的学术小组太过守旧，体会不到要领，希利斯还加上了这么一句：“这就是为什么叫它‘连接机器’。”
还在麻省理工学院上学时，希利斯已经在心中酝酿制造这台设备。但这台设备最终超出了学校的承受范围，不过他因此聚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学生，创办了思维机器公司（Thinking Machines Corporation）。希利斯的个人魅力以及这个项目的美好前景，使这个公司成为一个吸引人才、创意和资金的磁场。公司成立早期，为了寻找投资人，希利斯来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之父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在纽约的豪华公寓。当时的希利斯住在距麻省理工学院校园很近的一幢摇摇欲坠的房子里，开的是一辆消防队剩余的消防车。这位美国最大广播电视公司的创建人时年81岁，为人温文尔雅，十分有影响力。在他面前，希利斯直入主题，热情地介绍自己关于连接和网络的创意。佩利平静地说：“我一个字也没听懂。”然后给希利斯签了一张400万美元的支票。
还有一次，希利斯请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向自己透露思维机器公司可以雇用哪些聪明的年轻人，65岁的费曼竟毛遂自荐。在接下来的几个暑假里，他一直与希利斯及其团队一起工作。测试第一台连接机器时，正是费曼的一些数据帮助揭示了这个“黑匣子”优质的工作性能。这台计算机的构造，确保其能在几个小时内解决此前需要一个月才能搞定的物理问题。随着计算机性能的增强，本来已经很短的处理时间又缩短到了原来的千分之一。对于那些渴求计算结果的科学家来说，创造出这样一台机器就等于把他们的寿命延长了数年。如果说只需一个小时就能处理一个此前几个月才能解决的问题，会导致什么结果？结果就是，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会彻底改变。
思维机器公司将希利斯的计算机卖给洛克希德公司，用于隐形战斗机建模。石油公司则用这些计算机构建油气田模型。美国政府买了很多台计算机用来预测天气。在平行思维技术面前，那些长期以来单靠增加功耗不能解决的难题涣然冰释。“有时候，”一位开发计算机的同行这样评论，“连接机器与众不同，更像是科幻小说里的东西，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高科技产品。”希利斯的机器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它前所未有地将智能与速度连接起来。如果你拥有的处理器比我多一倍，也许就比我早一年解决一个基因组学或密码学的问题。但如果你能想出让27.5万台机器连接在一起的方法，而我只能连接1000台机器呢？那你可能比我提前8年解决问题。2007—2015年，希利斯型神经计算机可以处理的连接数量从100万增长到1000亿。这样的速度的确带来了类似科幻小说里的事物，如准确的语音识别、实时遗传学等。它同时明确地划分出一块阵地，这个地方将决定人类的未来，这将是一场有关时间本身的竞争。
4.
在所有标志着现代生活有别于前人生活的事物中，最明显的莫过于生活节奏的飞速加快，延误不断减少，以及不断出现的即时体验。很多年前，梅尔文·康威提出过有关网络如何影响现实的定律。依照这个定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机器内部发生的事情，正在凸显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新闻头条越来越多地报道网络带来的恐慌、网络造成的金融危机，以及网络大亨，而这只是生活总体加速的冰山一角。网络在加速，我们也在加速。
当然，面对飞快的速度，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并不新鲜。在托尔斯泰小说的结尾，安娜·卡列尼娜在呼啸而来的火车下结束生命，她的自杀既是一场个人悲剧，也是对那个时代的隐喻，是对让人迷失自我的、由蒸汽、引擎和铁路所带来的现代速度的一条注解。速度具有杀伤力，对旧思想和旧习惯尤其如此。1840—1940年，从安娜所在的圣彼得堡到沃伦斯基所在的莫斯科，需要花费的时间平均每年缩短10分钟左右，俄罗斯的经济与政治产生了深深的裂缝。而对常常参加绚丽的舞会，继承着世袭财产的安娜来说，她那不紧不慢的世界被工业化、现代化撕扯得四分五裂。托尔斯泰1910年的离世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新旧速度之间的激烈冲突：82岁时，他抛弃家人，前往俄罗斯的乡村小镇沙马尔蒂，希望能远离现代化带来的嘈杂，安享最后的时光。但是，他想早点到达，于是选择了乘坐火车，却死在了途中的一个车站里。这种落幕十足是果戈理小说中的荒诞人物，想要利用现代技术回到过去，却以悲剧收场。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美国铁路系统也经历着转变，而且没有片刻迟疑。美国那时正在全速利用现代技术通向未来，与欧洲有着根本性的区别。1893年，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一篇有关边境和美国生活的著名文章中这样写道：“美国边境和欧洲边境截然不同，后者是一条设防的边界线，从稠密的人口中穿过。”美国的铁路、公路和贸易发展没有遭遇任何实质的阻碍，几乎是不受遏制地奔向一片荒野。在那代人看来，唯一能够限制这种扩张的，显然只有技术本身。1840年后的30年中，一些细微但举足轻重的工业细节得到完善，比如蒸汽机提速，运输工具加固，铁轨变得笔直，以及在晚上移动和重新装载货车车厢的能力，这让美国超越了其他国家，最快地进入蒸汽时代。“美国边疆最重要的一点，”特纳这么解释道，“是它位于自由土地的这一边。”人们追求更快的速度，没有物理和心理上的阻碍。
铁路直达运输的飞快提速揭示了一条在我们这个互相连接的世界里显得越发重要的至理名言：速度越快，距离就越无足轻重。当你的时速从5英里加快到50英里、500英里，速度表上的刻度越高，在一定时间内行驶的里程数就越微不足道。随着速度的加快，在相同时间里，我们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一个小时跨越5英里、50英里，甚至500英里的距离。马克思把这种过程称为“用时间消灭空间”。他是正确的，速度会杀死距离。从人力划桨帆船到风动力帆船的转变中，我们不难看出，增加的速度与缩短的距离之间是简单代数关系。但是，在依靠铁路和空运的工业化运输时代，事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影响我们生活质量和贸易质量的提速仅需要数十年的时间。从马到火车再到飞机，速度提升用了150年的时间。每一次新的提速都会大幅减少距离对我们的影响。
关于这个过程，有一种专门的说法叫作“时空压缩”，是1966年由美国社会学家唐纳德·贾内尔（Donald Janelle）提出的。贾内尔看到，火车、飞机和轮船等交通技术的发展，以及那些让它们不断提速的细微创新，正在破坏人类原有的空间习惯。这些技术让我们能够更快地运输货物，地图的作用也因此大不如前。当我们坐飞机越过一座山时，这座山并不重要。如果我们坐着篷车穿过沙漠，你会对这片沙漠抱有恐惧之情。坐在机动车里，我们只会有些许谨慎，但是坐飞机的话，这片沙漠就无关紧要了。贾内尔认为，造成这种时空压缩的，不仅是科学进步，还有人类强烈的经济需求。几个世纪以来时间和空间的崩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类渴望开拓远方市场，获取廉价劳动力，以及将自然资源运输到所需之处。这就是“文明化”。
人类对速度更快、利润更高的贸易需求，表明从马到火车再到汽车和喷气飞机的提速，是现代市场和现代生活的一个必然特性。贾内尔指出，我们应当期待这个趋势一直持续下去。那些掌控了速度的人会赢得巨大的财富。快人一步将享有竞争优势，快人十步则会带来决定性的优势，如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所言：“十足的速度，代表绝对的力量。”“时空压缩”这个概念措辞巧妙，就像一个魔术把戏的名字。要不改名叫“压缩了的空间”，或者“减少了的时间”？这种恰当的措辞背后，是发生了革命性剧烈变化的运转机制。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力量的争夺都围绕着对空间和领地的控制，而这种革命尽管令人难以置信，却意味着对权力的争夺将会变为对时间的控制。
1968年，贾内尔在地图制作者专用的参考期刊《专业地理学家》（Professional Geographer ）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时空压缩的论文，自然是按照专业地理学幻想的模样进行了夸张。“地理学家就像物理学家一样，长久以来，一直都在关心空间中一个个点（地点）的位置……”他这样写道，“然而，在研究空间关系时，地理学家并没有采用‘速度’这个概念。如果地理学家对人类定居点相互靠近的速度提问，这样不会显得牵强，而且还有重要意义。”我们也应该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你我之间是以怎样的速度接近彼此？我们又是以怎样的速度去往这个星球上遥远的地方？贾内尔的这篇论文写于20世纪60年代末，当时速度的提升还受到音障的实际限制。但想象一下，如果把他这番深入见解带到我们这个网络不停运转且越来越快的时代呢？连接的两点之间以光速靠近，在一个地方发生错误、创新或是袭击，是否能够迅速在另一个地方上演呢？
5.
乍看起来，地理学是各学科中最缺乏活力的，它以地质学那如冰川运动般缓慢的现实为基础，而地质学衡量速度的刻度通常是一个世纪移动几英寸的地壳构造板块。而现在，火车、飞机和数据传播这些更快速的运输连接正在地毯式地覆盖这个缓慢移动的地质层。这些高速网络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地理分布。数学家和数据架构师把它们展现出的这种地理分布称作“拓扑结构”，是指任何一类能够通过连接重新排列的布局。它所描述的是，两点之间的速度和距离会影响到两点之间到底离得有多“远”。你可以这么想：地理结构在大多情况下是一成不变的，拓扑结构却能在一瞬间发生变化。在地理学的范畴里，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永远都相距400英里。而在拓扑学看来，是最快连接的距离——光纤电缆约0.3毫秒。
听到网络工程师谈论某个“拓扑结构”的设计时，你能联想到的是，建筑师正在讨论某座桥或某幢大楼坐落地点的自然地理特征，但工程师们考虑的是自己设计中的时间、潜在因素以及设计进度问题。使用某个软件应用，连接到证券市场，或者把自己连到传感器上，其实是在连接拓扑结构。能察觉到网络拓扑结构的氛围和变化，就表明具备了一种新的感知力，即“第七感”。以前人们用地理思维思考，他们想的是可以跨越的空间范围。“新阶层”的人和拥有第七感的人都用时间思维进行思考：我能多快做到这件事？想想拿破仑在他那个时代是怎样用与敌人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战场的。敌人看到的仅仅是士兵争斗的平面，而拿破仑具有革命性的眼光却看到了第三个维度，即能被炮弹布满的天空。掌控第七感的人也能用同样的方式透过现有的场景看到相互连接的拓扑结构。尽管这些拓扑结构时常难以辨认，或仅由纤细的光纤组成，但我们应该试着将它们看作真实的事物，它们既是财富创造的地方，也将是财富耗散的地方，战争也将在拓扑结构中爆发——拓扑结构和自然地理一样，每一处都关系重大。所以，认清这点十分重要。
从拓扑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出互联网、纽约证券交易所或者真主党的运作环境。拓扑结构能根据其自身设计、连接对象以及连接速度和密度的改变，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变化。比如说，20世纪20年代华尔街的拓扑结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个人在特定的某一天正好去了交易大厅。如今，这种运转环境已经全球化，并受到来自全世界的消息、传闻和实时利益变更的影响。就像改变河道的位置会彻底改变一座桥的用途一样，改变一个市场或交战地带的拓扑结构会使与其相连接的所有事物发生变化。黑客、恐怖分子和聪明的企业家意识到，强者可能变得无能，而无能的人也能成为强者。他们身上体现出的就是第七感的本能。而正是因为他们受到了能改写命运的拓扑结构变化的影响，才能够轻松拥有这种本能。由于即时连接的存在，边防安保力量将被无人机取代，基于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而推送的高连接度的信息将冲击广告业，思考速度缓慢的医生将被数据库无情取代，这就是拓扑结构的力量在起作用。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进步，网络世界的拓扑结构也在变化，它确实变得太快了。每一个新网络、新平台或新协议都会改变连接的方式。这一进程使我们对距离的感知发生改变，就像高效的缝纫机带来不可思议的改变：只需用新的针法轻轻一扎，原本遥不可及的事物，便出现在眼前。连接的速度和质量，决定“远”或“近”的真实程度。从某种程度上说，位置和速度一样，是可变的。
现在任何一个互联网络上，距离就是一张无比柔软、没有边界的纸。通过对折，可以把纸上相去甚远的两点连在一起；同理，也可以通过弯曲空间，把网络中的不同节点连接起来。网络世界的地图，甚至是各个国家和城市的地图，将不再是一张张特定的图表。无论喜欢与否，轻轻一拧，我们便被连接起来了。如果我们还坚持你我毫不相关的老观念，便是相当危险的。同理，启蒙运动的整个根基，对个体力量的细微关注，也变得危险重重。
将虚拟的拓扑结构运用于现实世界，并利用微妙的连接元素获取影响力，甚至是绝对控制，在当今时代变得十分重要。发现rowhammer内存漏洞的研究者之一托马斯·杜林，曾用一句话完美地诠释了网络安全的新定律：“想要控制一个物体，你并不一定要先拥有它。”他在2014年的一场叫作“为什么约翰尼不知道他是否被黑客破解了”的演讲中说道：“被黑客攻击，就是在所有权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事物失去控制。”一直躺在口袋里的手机，实际上正在被一个千里之外的人用键盘盗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再次展现了连接改变事物本质的方式：有了连接，即使没有所有权，物体也可以被操纵。举个例子，一支军队如果能成功控制关键的拓扑性基础设施，比如银行、数据库和通信系统，也许无须攻占敌方领土，就能控制这片地区了。同样，一个国家也可能兵不血刃，就侵占另一个国家。你应该记得，我们曾说过，网络将会让国家分裂。只要控制了关系国计民生的连接，就能实现彻底的控制，这些连接悄无声息却又不可或缺。今天，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大公司在没有取得所有权的情况下控制了汽车、金融系统和酒店房间。连接带来价值。米开朗琪罗曾说：“每块石头里都有一座雕像，雕塑家的任务就是把它发掘出来。”所有网络都有一个拓扑结构，将军、商人和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发现它、利用它。
有连接就有拓扑。虽然网络可以以无数方式设计，但它们内部都有拓扑结构。保罗·巴兰的网络、数据中心的轴辐、交易系统不断变化的网络都是一幅幅连接地图。随之而来的是，系统中的任意一处风险，会在几乎所有与其连接的地方出现。持续不断的连接，带来的是持续不断的威胁。对拓扑结构的划分，不仅取决于我们如何描述相互间的连接方式，更确切地说，是以一种叫作“信任表”（trust graph）的东西为基准。这不仅是指一个简单的表格，它还同时回答了两个问题：你相信谁？相信到什么程度？在老一辈人的眼中，网络只是由一堆电线、开关和插座组成的东西，容易遭受攻击，能够轻易从墙上拆除。但连接系统真正的力量来自无形的信任纽带。当你和一个人或一件物体相连时，还连上了它此前信任的对象。比如，所有欧盟国家选择和每一名边境警卫相连。他相信谁？他值得信任吗？金融系统和技术网络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你和你所连接的人或事物相同，那么你也是这个人或这台机器做出信任选择的总和。“在我们已构建的系统中，”杜林解释道，“我们无法确定控制权到底在谁手中。”如果你或任何与你相连的人犯下一个信任错误，就可能因为失去控制权被秒杀，易受攻击，成为黑客入侵的牺牲品。
如此看来，现在任何事物（飞机上的导航系统，数字医疗设备，无人运输机）都可能变得危险，这也让我们对以拓扑结构为基础的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任何地方，只要和其他事物有所连接，都可能因为某种方式遭受攻击。蒙古的市场、欧洲的机场以及中国的城市，都有可能在同一个时刻受到攻击，因为他们彼此相连。遇到传统的冲突，我们能够确认并观察受到重创的地区、战场和平民区之间存在清楚的界线。然而，一个互相连接的世界并没有这种分界线，到处都是战场。以前，一支灵活的或陷入绝境的军队总能撤退，以撤出战场的方式来赢得时间，而现在这种以空间赢得时间的军事策略几乎已经绝迹。空间就是一面能被网络穿破的墙壁，除了保护性更好的拓扑结构，我们退无可退。这不仅意味着战争地带与和平地带间的界线荡然无存，也意味着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差别将彻底消失。网络无时无刻不在运转，危险也就时刻存在。而我们也知道，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人们的政治需求截然不同。
距离、速度和权力的交织改变了事物的本质，时空压缩理论的提出人贾内尔早已预见到这一点。他称之为“位置效用”（locational utility），意思是某件事物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尽管没有改变，却因连接和速度的增加离我们越来越近，变得更加强大有用，息息相关。一枚三个小时就要落地的核弹和一枚三个月才能落地的核弹，几乎是完全不同的物体。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中说过一句名言，对大多数人来说，比起听到100万中国人失去生命来说，失去自己的半根手指会更痛苦。在这个十几亿中国人离我们只有区区数纳秒的时代，这句话开始呈现出别样的意味。连接改变事物的本质，这是说，网络会改变所接触事物的位置效用。当连接使物体瞬间清晰可见时，这个物体的潜力就彻底改变了。也难怪，在加快世界的进程中，大量的财富被创造出来。我们现在的担忧，也是制订世界或商业策略时面对的难题，即我们的拓扑地图尚需一段时间才能趋于稳定。还有很多东西有待连接，许多拓扑结构有待构建。
丹尼·希利斯早期思考长今钟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时间就像一部车，而你就在这部车上。”他说得没错，在这个相互连接的时代，这部车就在一条拓扑轨道上运行。你的“迅速”将决定你乘坐什么样的车，进而决定你能取得多大的成功。河流、海洋和山川构成了不同的地理景观，同样，我们居住的拓扑地区也拥有各自的特性。有的地区突飞猛进，有的地区则受到政治的钳制。圣菲 [2] 和孟买的市民或许会选择不同的方式压缩时间。但是我想，每个人都会怀有这样的渴望：用更少的消耗，做更多的事情。时间的压缩使我们有可能花费更少时间，活得更精彩。德国哲学家彼得·斯劳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和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描绘过这样的现象：有些人已经可以利用头等舱机票和移民局预批函在机场和边境自由出入时，有些人还在难民营和贫穷陷阱中苦苦挣扎。新秩序中的这些赢家被称作“动力精英”（kinetic elite）。这些人是拓扑旅程中的头等舱乘客，拥有通向一把特殊的、流畅的拓扑结构的金钥匙，一把可以给予他们在金融和信息方面的优势，以及消除空间和捕捉时间能力的金钥匙。
网络设计的专业术语中，有一个词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种现象。这个词语源于一种特殊代码，目前的数据库多有采用，我们也因此得以理清目前不断出现的种种变化。这个词叫“映射化简”（MapReduce），2008年由谷歌公司最早提出，由两个广为人知的计算机性能组成：“映射”（Map）和“化简”（Reduce）。如果贾内尔和希利斯曾经遇到，那么他们也会构想出这样的程序。其实，“映射化简”所做的工作，就是将诸如“鲍勃·史密斯住在哪儿”这类问题指向答案，通过瞬间读取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的数据，缩减问题和答案之间的空间距离。然而，“映射化简”的隐含功能，就是在仅仅几微秒的时间里完成旧式机器要花很多年才能完成的事情。它能将大堆松散的数据简化为片刻便能看懂的图表。如果说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对于亨利·詹姆斯和维多利亚时代的高贵精英来说，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词汇是“夏日”“午后”，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词汇可能就是“映射化简”。这是一个代表整个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的魔力代码，完美地体现了时间和空间的缩减，以及对全部旧地图的压缩。
6.
时间压缩至关重要，因为在过去，最成功的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让人们解放自我，过上梦想的生活。自由就是拆毁通向权力、安全和知识的阻碍，例如攻占巴士底狱，挣脱殖民主义。同时，自由也为公民提供构建教育和社会支持的基础，维护法律和稳定。目前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富裕国家之所以进化得如此成功，得益于国民拥有自由，能够真正地生活，不被旧时的习惯和权力分配方式禁锢。在现代化之前，你的出生地和父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一生。现代国家通常让国民自己做主。如我们所见，这便是启蒙运动创造的奇迹：自我实现，敢于求知！
展望未来，最美好的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需要做的，不单是让我们变得自由，而是我们必须能够压缩时间。如果一个统治体系阻碍我们获取最佳数据，无法快速学习，不能通过网络获取更多的时间、健康和知识，那么它必须给出合理的解释。曾经，民主这个概念骇人听闻；如今，这样一个同时追求自由与时间压缩的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也将迫使我们大幅修改制度。能够实现这种速度自由的国家、企业和意识形态将会茁壮成长，飞速发展。因为历史因素、社会或思想格局，无法实现速度自由的人和机构，将与未来失之交臂，他们迷恋控制胜过迷恋速度。如果创新的速度不够快，不能开发出合适的工具来处理大量的数据流，或者不能消化最出色的新技术，他们将形成新的“趋异俱乐部”。高速运转的网络将跳过这些人，他们将无从自卫，敌人可以轻易操控他们的时间，就像数百年前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资源被殖民者轻易掠夺一样。
接下来的10年里，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从自动驾驶汽车到战争机器人，一切将变得平常。想想随之而来的高效率：物流与运输成本大幅下降，自动操控和自动装卸的卡车遍布全球。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很可能引领潮流，采纳这类系统，但智利或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要滞后数年才能实行自动物流。而很多国家过于落后，无法抵挡技术攻击，从而带来可怕的军事不平衡。所有的权力都将依赖即时智能的网络，有些国家将拥有这种网络，有些却没有，这个差异将是决定性的。随着每一次的技术更新，这种差异会越来越大。比如，想想“二战”后，空军力量是如何把战场从二维变作三维。“只有强大的国家能够抵挡三维的包围。”1942年历史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这样写道。即使在今天，美国在任何一场战争中，都要先确保自己的空中优势。一个国家若占据了空中优势，那接下来一切皆有可能。但网络增加了第四个维度，即时间优势。你能比敌人移动得更快吗？你能让他们无法动弹吗？还是说你是四维的受害者？无论是对自己时间的控制还是对敌人时间的控制，都将决定你的实力。
意大利历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科（Giambattista Vico，也叫乔瓦尼·巴蒂斯塔·维科）曾说：“强者与弱者之间没有司法平等。”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如此，快的人和慢的人之间不存在平等。能最有效地压缩空间和时间的国家、企业和个人，还有“动力精英”，他们在争夺财富与机会时，享有明显的优势。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商品爱货币。”（Die Ware liebt das Geld.）速度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商品，并且速度爱货币（顺便说一句，这种感觉是相互的）。对速度的追求带来了竞争：我的速度越快，你就越觉得自己需要更快，也就越能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缓慢。
加速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像痴迷于速度一样，我们渴望再加速，这让蒸汽轮船、铁路、飞机和公路的早期设计者们大吃一惊。他们低估了自己制造的时空压缩工具是多么受欢迎。喷气航空公司的创始人曾想当然地认为，从洛杉矶快速飞往纽约的人每星期最多也就1000位。英特尔公司提议将发明的芯片安装到个人电脑中后不久，戈登·摩尔在一个晚宴上问了这样一句话：“想要拥有自己计算机的工程师会超过几百位吗？”事实证明，有，而且多达数十亿。高速公路的设计者把这种惊人的现象称作“诱增交通量”，即高速公路上流动速度越快，路上的人就越多。20世纪50年代，面对拥挤不堪的城市道路交通情况，洛杉矶的城市规划师们想出了增加车道数量的办法。他们开启了一系列施工项目，拆除了环绕洛杉矶的旧运输网络，建造了一个新运输网络，分布着有20条车道的高速公路，像橄榄球场那么宽，像盘子一样平坦，但洛杉矶的交通状况越来越差。
我们渴望的到底是什么呢？计算机系统设计师将高速连接的极点称作“状态全满”（statefulness）。这个词和国家（state）并没有什么关系，它指是连接所处的状态（state）。早期的电路状态无非两种——带电或不带电，也就是有没有接通开关。如今，说到连接“状态全满”，是指这个连接不断持续、永远运转。从这个意义上讲，视频通话便是“状态全满”的连接，书信则不是。看一眼身边的妻子，是一种“状态全满”的连接，看照片则不是。老一辈在家中对家人、在学校对朋友说“回头见”时，他们就“中断了连接状态”。而当今一代从未真正离开彼此，我们可能在挥手道别时说“总会见到的”，然后通过全球卫星定位系统、Twitter或者其他社交网络追踪彼此的动向。技术让我们保持持续连接的状态。“‘孤独’没有反义词，如果有这样一个词的话，我想说，它就是我人生中最想要的东西……”千禧一代的作家玛丽娜·基根（Marina Keegan）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并准确地描绘出了这种时代潮流。“与找不到称心的工作、城市和伴侣相比，我更怕失去这张网，失去这种说不清道不明、远离孤独的感觉。”在照片分享软件Snapchat的早期界面里，为了播放视频，用户必须一直把手指放在屏幕上，这多少表现出触摸和连接之间牢不可破的关系（这与交友软件Tinder中向左滑动表示“从我的世界消失”的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发现，网络压缩的不仅是空间和时间，同时还缩短了通向知识的道路。我们现在与各类知识的连接也是状态全满。我们姑且称之为“技能时间压缩”，一种曾经需要训练整整10年或者运用价值百万美元的机器才能掌握的技术，现在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被我们学习、运用并且不断进化。叙利亚电子军 [3] 劫持了数个网站，向敌人的计算机植入世界级的恶意代码，展示了流畅的数字化攻击能力，而在一年前，根本没人听说过他们。当然，这种变化也有吸引人的一面，例如挂上耳机，你就能和一位历史学家游历梵蒂冈；用上一个周末，你就能学会如何制作酵母面包。网络工具重组DNA、修改计算机代码、设计流行软件越变越复杂，也越变越简单，实在是不可思议。如果说之前的时代把划时代的工具交到了人类手中（如刀和火车），那么当今这个时代赐予我们的则是一股触手可及、塑造思想的新力量。
7.
回到1988年的秋天，当时丹尼·希利斯和他的团队忙着向各大公司推销他们神奇的连接机器，尝试打破他们能找到的每一项运算速度的世界纪录。就在这时，大规模并行超级计算机领域出现了另一台设备。见过它的人都认为这是一台古怪的机器，外形完全出人意料。它的设计师不是一名出色的并行计算的思考者，也不是魅力十足的电视网络创始人或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实际上，这台机器的成功与一个奇怪的事实有关：它的创造者对希利斯思维中广泛存在的并行设计基本一无所知。但奇怪的是，这台机器远比连接机器更加“并行”，而且更便宜、更简单，也更快速。事实是，这台机器是人类历史上运行最快的并行机器。
创造这台机器的念头产生于康奈尔大学一名22岁的研究生罗伯特·塔潘·莫里斯（Robert Tappan Morris）的心中。莫里斯的计算机作品确实是独创的，他是第六章中提到的美国国家安全局传奇科学家老罗伯特·莫里斯的儿子，正是老莫里斯写出了那几条让人发笑又令人生畏的计算机安全的黄金法则。“一、不要有计算机。”小莫里斯创造的机器完全由软件组成，采取紧凑、简单的计算机程序形式，自己编写设计，能在互联网的早期系统中流畅、快速地传播。组成这个程序的代码只有99行，大部分计算机执行该代码只需几纳秒便可达到这样的效果：这个程序会在联网的计算机上找到一扇敞开的门（1988年，软件破解尚未风行，找到敞开的门很容易，找到上锁的门反倒很难），后来逮捕莫里斯的警察把这个程序称作“蠕虫”。莫里斯的程序像一条溜出宠物门的狗，它嗅来嗅去，试试能不能多撞开几道门，程序也会悄悄潜入机器内部，并把自己加载到机器上，搜寻任何没有安全防护的密码。然后继续前往下一台。不停敲打，不断试探，然后前往下一台。莫里斯的代码设计就是一次次简单地重复这个过程。结果就是，每台机器的存储空间都会被同一个程序的多个副本塞满，机器性能大幅下降。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机器就像一幢塞满小狗的房子。这种传播像流感一样，一旦持续几个小时，一股毫无章法、无休无止的巨浪就会形成，把网络阻塞得水泄不通。
莫里斯后来解释，他原本只想把这个程序当成一次演示，类似于一次测试。他想展示如何把机器设计得更安全，但他几乎立刻就发现自己犯下了一个错误，“蠕虫”正在失控。他发邮件问一个朋友：“到底如何制止这个程序的传播？”但他的朋友也毫无办法。不过，他们至少警告了系统管理者，一个危险的代码马上会摧毁他们的机器。他们这样写道：“有一个病毒可能正在互联网上流传。”不幸的是，这条信息留在了哈佛大学的一台已经拔了插座的计算机里，没有发送出去。因此，在莫里斯将代码发出去后的几个小时，整个互联网几乎毫无防备地崩溃了。在1988年11月2日和3日，为了尽快遏制病毒如“机器人一般”地机械传播并将它彻底消灭，人们关掉了美国所有的机器，拔下墙上的插线，抹去电脑系统的数据，然后重装。
1988年的秋天，莫里斯的“蠕虫”真实地演绎了著名生物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一段清醒且深刻的见解：“19世纪过后是20世纪，而20世纪过后……又是19世纪了。”克罗斯比的意思是，因为拓扑连接，我们再次来到一个传染病肆虐的时代。这是实话，莫里斯的程序就像一场传染病，画出了高速数字传染时代的新路线。但在达到“感染高峰”时，这条“蠕虫”病毒还做了另一件事，这也正是我们这么关心这个问题的原因。它感染了成千上万台机器，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机器同时在协调一致地运转。根据后来的计算，莫里斯的“蠕虫”在令人难忘的短短48小时的存活时间里，成为史上最强大的并行计算机。这样的并行达到顶峰时，成功实现了每秒运算4000亿次的处理速度，是目前最昂贵的超级计算机速度的两倍。
就像任何一场出人意料的传染病一样，“蠕虫”病毒成了一座社会、文化和技术的里程碑。首先，莫里斯因此遭到逮捕，被处以一万美元的罚款，若干小时社区服务，还有几年的缓刑。后来，他去过一家很有分量的互联网公司工作，在麻省理工学院当过老师，还因为做出的其他成果获得了数项计算机领域的最高荣誉。
接下来，在该病毒被隔离的差不多一年后，计算机科学家、早期恶意软件专家之一弗雷德·科恩（Fred Cohen，实际上，他还是“计算机病毒”这一术语的发明者）写了一篇文章，对“所有计算机病毒本质上都是坏的”这种看法提出了质疑。他注意到，莫里斯“蠕虫”创造了不可思议的纪录：每秒计算4000亿次。“使病毒对计算机完整性构成严重威胁的功能，”他写道，“也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机制。”这种乐观的粉饰遭到了愤怒的反击。同样广受尊敬的计算机研究者尤金·斯帕福德（Eugene Spafford）回应道：“科恩博士在业内大名鼎鼎，却提倡不加约束地编写病毒。即使附加了特定的条件，这也是一种极不负责、极不道德的行为。”
一条模糊的分界线就这样划分出来。莫里斯“蠕虫”向我们展示了大规模的连接、交互和速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同时也奠定了当今世界的模型。就病毒可能带来的结果而言，谁是正确的呢？科恩还是斯帕福德？整个世界以超快的速度运转，将时间压缩为乌有，这是我们想要的吗？
所有人都可以像斯帕福德建议的那样反对整个网络。或者，也可以听从科恩的提议，着眼于这个飞速向前的世界的本质，并从中发现令人惊叹的事物。当然，斯帕福德并没有错。放任人为创造的电脑病毒越来越快地失去控制，确实很恐怖，也让人一头雾水。如今我们正在进入的世界，同样有些事让人摸不着头脑。网络正在对现存的每一种结构产生影响。它与人类最基本、最宝贵的诸多数据息息相关：我们的DNA、婚纱照、语音邮件，最基础的知识，存钱的习惯。它具有无比的速度和深度，正在日益全面地掌控整个世界和世界里的每一个人。这个新的网络秩序是人类有史以来创造过最了不起的，但也是最可怕的东西。回想一下希利斯制造并行计算机的梦想：“配置机器的拓扑结构的能力与问题的拓扑结构是相匹配的。”如果我们真能重组思维、网络、政治以及经济，那我们应如何应对当前的问题：贫困、激进主义、疾病以及各种不平等。第七感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拓扑结构环境，一如它曾展现给企业家、商人和恐怖分子的样子，在这个环境中，我们可以开始建设新的大厦。
8.
“一个人的启蒙可能延迟，但不会延迟很久。”18世纪的伊曼努尔·康德在其文章《何谓启蒙》（What is Enlightment ）中这样写道，意在解释这个过程的含义。我们可以这样改写：“一个人的联网可能延迟，但不会延迟很久。”目的是弄明白我们一直在研究的连接，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
第一，网络似乎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分配力量。启蒙运动之前，力量集中在教士、国王和战士手中。从宗教改革到工业革命的一系列事件，逐渐把这种力量解放出来。民主制和资本主义的目的，是把政治交到大多数人手中，并为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带来繁荣。但我们见到，网络能以一种空前的强度在集中力量的同时分散力量。网络给予了我们比之前任何一代人都要多的力量，但也把更多的影响力集中到强大的公司和网络协议上。拥有数十亿用户的公司（以及数十亿美元的财富）能以惊人的速度被创造出来，通过这个现象，我们也可以看出哪些权力能加以利用。无人机、金融衍生品、网络恐怖分子、一波波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却无法脱离技术版图的移民，这些都是网络力量的产物。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完全连接起来，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第二，网络的组成部分很复杂，而网络的本质却很难懂。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喷气发动机很复杂，而雷暴却很难懂。两个事物都由活动的部分组成，但雷暴不可预测。难懂的系统具有创造性。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络就是从上百万个交互中产生的，拼车服务、金融危机、政治运动也是一个道理。“伊斯兰国”从连接中产生，次贷金融危机也是如此。我们不能指望这个过程在短时间内会终结，事实上，它还在加速。
第三，追踪软件破解者和黑客的踪迹时，网络的一个特征便会显现出来。相互连接的系统充满弱点，核心部分却有无穷的力量。黑客们渴望控制这些力量核心。控制一个连接所有人的系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控制了相连的所有人。贸易、政治、金融，这些系统都体现了这个逻辑，而引发的结果就是历史准则的逆转。在过去，战争、革命、选举这些重大事件都在公开进行。从现在开始，历史可能在暗地里被决定，被算法操纵或由网络设计主宰。我们只能看到它们的影响，却无法阻止它们的诞生。
第四，现在出现了一个新阶层，他们控制着我们依赖的诸多系统。如果说过去时代被商人、圣人或士兵主宰，那么现在，我们越发依靠一群精通技术的年轻人。能用最优的方法培养这些人的国家和公司（或者恐怖组织），将取得不可估量的优势。这群人的新想法既是他们最大的优势，也是最大的危险。尽管他们对网络了如指掌，他们的思维方式却不曾受到历史、政治和哲学的影响。大多数时候，世界在他们眼中就是一台用来编码的机器。
第五，我们发掘出一个全新而无形的地貌，它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的未来。这些拓扑结构就是一块块相互连接的场地，力量在此流动。在网络中，股票被交易，计算机遭到攻击，进口商品被调运，生物数据被记录和研究。在这一个个不同的环境中，布局能被瞬间改变。在未来，控制拓扑结构和以前控制大海、天空或是资本一样地至关重要。
最后，我们认识到了网络的目的：压缩时间。尽管这些系统在技术上出神入化，但核心始终是满足人类的欲望。用更少的消耗做更多的事情，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更精彩。压缩时间的愿望，是我们渴望互相连接的原因。启蒙运动时，人们需要自由，而现在，人们想要压缩时间。这是一个基本的需求，也是一个政治性的需求。而我们现有的机构，没有一个能满足这种需求。
这6个要素构成了一种全新的感受能力，能够看到它们在这个世界上发挥作用就意味着拥有了一种强大的思考感受方式——“第七感”。我们将要面对的变化，其规模不亚于启蒙运动，它将颠覆一切。我们已经看到，从政治党派到商业市场，旧世界中的各类体系越来越不可靠。手握权力的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似乎并没有一个清晰可信的理解。大多数人开始感受到，我们面临的危险就像是近在咫尺的地狱中喷出的滚滚烈焰。引领我们走进未来的是一群对网络一无所知的年迈的领导人，以及一群不了解世界的年轻技术者。
还有最后一件事，我们还没有真正学会，但你或许已经猜到了：如果我们要去塑造这个世界，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 1英尺=0.30米。——编者注
[2] 圣菲，阿根廷23省之一圣菲省的首府。——编者注
[3] 叙利亚电子军（Syrian Electronic Army），是一个支持叙利亚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的黑客组织。——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