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新阶层”：拥有第七感的群体诞生

一个“新阶层”正在崛起并加入商人、士兵与智者的行列中。他们拥有全新的洞察力，控制着网络，是一群绝对的精英，知道被连接包围是什么感觉，而能培养出“新阶层”中顶尖成员的国家也将拥有不同寻常的力量。

“由于精通网络，一个强大的群体产生了，也因此拥有了力量和财富”

1.

1965年，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魏泽堡意外地发现，自己正在思考计算机和它的用户，而这些都是他此前没有料想到的。当时，魏泽堡正在进行一项实验，开始也是完全出于偶然。他编写了一个程序，执行现在所谓的“自然语言处理”，实质上就是用几条代码把人类对机器说的话翻译成机器能有效执行的语言。当有人问计算机“现在天气怎么样”时，计算机会用一种特殊的处理方法把这句话转变成一个指令集。为了回答这类问题，计算机需要进行大量的数字运算，弄明白你的意思后再做出回应。1965年的计算机尤其如此。

魏泽堡的程序能处理简单的对话任务，在当时这是一项重大的突破。他进一步开发了自己的算法，使计算机能够和人类进行少量对话。接下来，魏泽堡想要通过某种方式证明自己的新方法非常强大。从某种程度上说，魏泽堡看似无害的意图就是要构建一个能够进行私人对话的系统。这个程序会先接收用户打字输入的信息，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一个问题。魏泽堡采纳了美国心理治疗师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的简单对话方法，即和病人交流的最好方法不是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灵控制术，而是简单的开放性问题。魏泽堡编写了两个程序，一个叫“医生”（DOCTOR），用于理解用户输入的信息并得出作答的内容。另一个叫“伊莉莎”（ELIZA），魏泽堡借用了小说《卖花女》（Pyamalion ）中女主人公的名字，该程序运用这些数据同用户进行对话。

以下是伊莉莎和一位用户的一次讨论（魏泽堡于1965年记录）：

用户： “男人都一个样儿。”

伊莉莎 ：“在哪方面呢？”

用户： “他们总是用各种事情来烦我。”

伊莉莎： “有具体的例子吗？”

用户： “嗯，我男朋友逼我来这儿。”伊莉莎：“你男朋友逼你来这儿？”

用户： “他说我大多时候都很沮丧。”

伊莉莎： “听你这么说我很难过。”

用户： “我确实不开心。”

伊莉莎： “你觉得来这儿会让你开心吗？”

用户： “可以肯定的是，我需要帮助。”

魏泽堡的程序很快就在麻省理工学院出名了（有趣的是，这个程序比麻省理工学院里那些木讷的、玩“自赏派”的学生更健谈）。“伊莉莎”实现了魏泽堡的愿望，用户有机会体验一台会思考的机器。很快，这个程序就在其他学校和很多研究机构里流行起来，但随着它的逐步成功，魏泽堡却为反馈结果所困扰。不过他担心的不是“伊莉莎”，而是它的用户。

与“伊莉莎”交谈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迷上了人机对话，他们相信这台机器拥有帮助他们的力量。甚至连职业心理学家都写信给魏泽堡，告诉他这台神奇的机器在未来的某天可能会取代医疗诊断和心理咨询。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这种发展再自然不过了，因为在他们之前的人生里，已经习惯了事物稳步向前推进。既然有性能更好的冰箱、更牢固的安全带、更快速的喷气飞机、更多的塑料，为什么不能有一台能进行心理治疗的计算机呢？这听上去很棒啊！“很多职业精神病医师都确信，‘医生’这个计算机程序会发展成一种几乎完全自动的心理治疗方式。”几年后，魏泽堡在他的杰作《计算机性能与人类理性》（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 ）中这样写道。魏泽堡被吓坏了，他知道“伊莉莎”流露出的同理心是伪装的。“我原来一直认为，如果一个人要帮助另一个人解决情感问题，帮助者必须感同身受，”他总结道，“科学正在逐渐变成一种慢性毒药。”

魏泽堡的秘书有一次对他说：“你介意回避一下吗？”因为当时这位秘书正沉浸在与“伊莉莎”的私密谈话中。魏泽堡写道：“这种对“伊莉莎”的反应生动地表明，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受众，也会对一个陌生的技术做出夸张的判断。”他感到紧张，到底谁是真正懂得这项技术的人呢？肯定不是用户。他的秘书也对这台机器真正的运转方式一窍不通，却十分信任它，敞开心扉与它进行最私密的讨论。这种机器蕴含的巨大力量以及那些可能控制这种机器的人都让魏泽堡担忧。他不安地推测道：“程序员是一个个世界的创造者。在这些世界中，他们也是唯一的立法者。”

2.

牛津大学教授戴维·普里斯特兰（David Priestland）回顾了欧洲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他发现，要想记录过去几百年欧洲权力重心的转移，可以研究三个既独立又相互影响的群体间的联合、敌对与期望。在普里斯特兰眼里，他们就像是一个个的阶层。如果印度社会能被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的话，普里斯特兰认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精英可以划分为商人、士兵和智者。

普里斯特兰所谓的“商人”是指银行家、商人和实业家，他们利用手头的资本和政治力量使欧洲的封建经济实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如美第奇家族，荷兰咖啡贸易商，还有苏格兰棉花大亨。说起“智者”，普里斯特兰想到的是中世纪的神职人员以及帝国时期的技术官僚：英格兰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普鲁士的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意大利的尼可罗·马基亚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而他所指的“士兵”不仅包含欧洲伟大的贵族战士阶级，还有拿破仑、威灵顿（Wellington）这样的天才新贵，他们不似痴迷战争的国王般喜怒无常，而是以超越艺术家的新意运用军事力量。

普里斯特兰写道，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三个阶层的利益会像整齐排列、威力强大的齿轮一样达成统一。法国的智者、官僚与审时度势的士兵结合成了法兰西第一帝国，而英国的贸易银行家与好战的水手的联合，造就了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日不落帝国”的传奇。当然，如今依然存在商人、士兵和智者阶层。他们操控着关系国家命脉的财富基金，活跃在消息灵通的军情室，供职于教会学校和科研实验室。如果你愿意，完全可以将如今美国的强盛看作金融商业阶级与强大老练的军事阶级融合的结果。但是，目前在世界各地，一个新的阶层正在逐渐崛起并加入到商人、士兵与智者的行列中。这个阶层控制着所有人必须依赖的各种网络，他们的大部分工作我们都难以理解、无法察觉。正因如此，他们是魏泽堡恐惧的根源：他们是一个个世界的创造者，在这些世界中，他们也是唯一的立法者。

这个“新阶层”的成员控制着我们的网络。他们轻而易举地敲敲键盘就可以接触到那些极大地推动世界运转的节点。尽管他们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影响力却在日益壮大。他们控制着各种机器、各个视频网站、各大数据库；他们运用计算机经营金融市场，高效地决定着钢铁与股票的价格。如今在每一个连接系统中，总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掌控着更多的知识和权力。这些人之所以强大，不仅因为他们拥有比他人更广泛的连接，更因为他们就是这些系统的设计者和管理者。

看一下这个来自技术世界的例子：也许有100万人能写出面向对象的高水平代码，其中有10万人能把这个代码设计成新颖的数据结构，可能有几千人能运用这个代码构建一个大型数据中心。但只有几十个人真正地了解谷歌、英特尔和比特币的运转方式，是他们让机器看上去能够自我思考，知晓如何利用程序后门进行细微的黑客入侵——他们是一群绝对的精英。连接会改变事物的本质，也能让那些控制连接的人获得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他们通过自己控制的网络、协议和数据广泛地接触到我们的生活，超过以往任何一个精英群体。他们中很多人因此成为亿万富翁，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个阶层如此强大，我们可以合理推断：能培养出“新阶层”中顶尖成员的国家（或者说任何群体，甚至包括恐怖分子、罪犯和银行家）将拥有一股不同寻常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去训练数百万名程序员，或者要求每个孩子在毕业时数学考高分，这些显然是工业化的思维方式。相反，按照“新阶层”的定义，他们应该是一个人数很少的群体。我们已经见识过，在一个互相连接的世界中，微小的力量也能带来巨大的影响，一个规模不大的精英团体也是如此，比如位于帕洛阿图市施乐帕克研究中心。20世纪70年代，从这个大名鼎鼎的研究中心不仅走出了数位“新阶层”早期的顶尖成员，如计算机系统设计师艾伦·凯（Alan Kay）和约翰·西利·布朗（John Seeley Brown），在这个研究中心里还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发明，仅仅其中数项（计算机鼠标、激光打印、图形用户界面）便创造了数万亿美元的价值。在人类历史上，施乐帕克研究中心可以说是最具经济效益的一个小团体，就像在几间办公室里重新上演了一次文艺复兴。在科技世界里，仅仅几项创新便可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掌控了这些节点，就是掌控了托马斯·杜林描述的核心与精髓。

我们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群体的成就，不管是在信息技术、政治、医学行业，还是任何一个网络化的领域。我们应该如何权衡他们进行创新的勇气和具备的智慧与力量？想想那个在你的办公室维护计算机系统的小伙子，他知道些什么？又是怎么知道的？任何时候，当你看到一个网络系统，不管是最前沿的数据库还是商品交易网络，它的背后都有这样一个小伙子，或者是一个紧密的精英团体。他们对系统内部了如指掌，联系紧密，远非常人能及。他们到底想做什么？这也是第七感的一项要素。

如果你愿意，可以把“新阶层”比作过去决定着帝国命运的海洋探险家，比如15世纪为西班牙效力的克里斯多弗·哥伦布，为葡萄牙效力的达·伽马。受到贸易商行提供的“风险金融”支持（类似于风险资本的前身），这些热爱探索的船长利用他们已有的知识——导航术、航海术、造船术去接受无法预测的来自地理、天气和命运的考验。这些冒险不仅需要精湛的知识，还要十足的勇气。从加的斯出发，航行5个星期后会发生什么？如果你有忍受这些困难的决心，有找到新大陆的信念，对自己的能力有十足的把握，财富很可能就在前方。

德国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在描述这一代人时这样写道：“为了到达远方的彼岸，早期的跨洲旅行家很多时候不得不忍受艰辛的苦行生活。”就推动人类的进步而言，这个群体与科学家和贸易大亨一样不可或缺。在大海上度过长达数月的生活，冒着遭遇海难和饿死的风险，忍受着无尽的乏味无聊。这些船长明白个中艰辛，同时他们也清楚将有多么丰厚的回报：声誉、财富和知识。歌德在1787年思考航海生活的力量时，曾这样评论道：“一个没有体验过被一望无际的大海包围的人，不能真正理解这个世界，也无法看清他和世界的关系。”

和“新阶层”中最顶尖的几位成员对话，立刻就会感觉到他们全新的洞察力：他们知道被连接包围是什么感觉。像以前的水手一样，这是他们的本能，尽管这种本能来自多年的网络体验，而不是数年的海上生活。“伊斯兰国”的首领明白，一段有12名受害者身着橘红色衣服的视频，比美国的第六舰队更具影响力。他十分清楚，连接让他们变得强大，超过那些想要歼灭他们的旧军事阶级。对大多数人来说，“新闻”已经成为一个各种偏见、自我论证强化的网络，四处散布着别有用心的信息。政客对此心知肚明，他们清楚如何向互联网不断地灌输各种观点、谣言、图片，并让它们以病毒式的速度快速传播。在这些颠覆性的事物面前，老派的竞选活动就像老派的军事策略一样，选择了错误的武器，缺乏网络支持。

在金融、生物技术以及任何一个被连接改变的行业，都有“新阶层”人物的存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一个共同特点：自学成才。很多最知名的“新阶层”人物都曾辍学，或从不起眼的地方脱颖而出，不足为奇。他们走的是一条新路，在这条路上，老式的教育方法似乎成了最大的包袱，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自己从事的事情了如指掌。计算机科学家、人工智能先驱吴恩达（Andrew Ng）曾经这样总结他们的处境：“在构建机器学习系统时，做出优质的决定很关键。每天早上醒来，你所面对的处境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曾有过同样的经历。你面对的不是一个既定事实，没有任何步骤可供参考。”想必哥伦布、俾斯麦、科西莫·德·美第奇都曾有过同样的想法。这种新奇带给“新阶层”成员的显然是一种震撼的人生体验：接触全新的事物（数十亿用户相连的网络世界、会思考的机器、新型的贸易网络）。但我们这些依靠系统的人，多少能够体会到魏泽堡50年前不寒而栗的感觉。我们也清楚，这些系统背后有一群人一直存在。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一群怎样的人类。

3.

简单地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悖论。现在将我们包围的是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的“黑匣子”。我们完全不知道它们如何运转，为何运转，也不清楚它们的管理人持有怎样的价值观。拉图尔所说的“黑匣子”，是指我们每天不加思考地使用着的科技和网络。实际上，这些系统运转得越好，就越难引起我们的注意。“科技成果，”拉图尔说，“会因为自身的成功而让人无法察觉。”比如说，你现在很难理解桌上这些设备的操作系统和网络协议，而这在20年前完全不可能。那时，即使是普通的计算机用户，也必须面对不停闪烁的光标，靠输入“C:\>”提示符执行进程。这种现象延展到生活中的很多其他领域。“黑匣子中的每一个零件，”拉图尔写道，“自身也是一个装满零件的黑匣子。”股票投资组合是这样，计算机是这样，装有生物传感器的心脏也是这样。也许你以为自己清楚某件工具如何运转，但你真的清楚吗？环顾四周，你看到了多少块屏幕？每一块屏幕都充分表明“新阶层”正在发挥作用。

这股模糊的力量，就像在我们与居住的世界之间蒙上了一层迷雾，让人毛骨悚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尽管“新阶层”正在让我们更快地接触到更广阔的知识，他们同时也在疯狂地让我们的世界“黑匣子”化。这就无可避免地与启蒙运动的警句“敢于求知”产生了矛盾。你敢于了解为什么你的计算机能免遭数字攻击吗？你敢于了解如何研究基因信息吗？数据加密又是如何运作的呢？答案通常是：你没办法知道。答案太过复杂，而且如果真的告诉你，整个系统的安全性就会被削弱。这不是在说假话，真的不太可能弄明白这些问题，它们都太过复杂。在奇怪的专业术语里，“物体”和“边缘”这样简单的词汇都会有特定的基本含义，面对这些语言，你马上就晕头转向了。而如果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告诉你，就等同于把你和其他人暴露在各种风险之中。我们好像回到2000多年前那场著名的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哲学辩论：这个世界能不能像希腊人所认为的那样，被人类认识、解剖并理解呢？还是如犹太拉比 ^[1] 所言，真理的本质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不可看透的？毕竟，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我们都想知道机器内部的秘密。至少我们想让这些机器对我们负责。

这种矛盾类似于访问硅谷这样的地方所产生的不安感。沿着门洛帕克市沙山路前平淡无奇的沥青小道驱车前行，你将看到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几个风险投资基金所在地。在这些办公室里，人们梦想革命，讨论革命，为革命提供资本。你可能以为将要看到一个梵蒂冈似的宏伟壮丽的地方。实际上，这条两英里的沥青路上，极目所见，稀松平常，办公室看上去像一排稍显荒谬的牙科诊所。它们就是一个个“黑匣子”。你或许听过著名的制造行业的“三难”困境：在质量好、速度快和价钱便宜这三个特点之间，我们只能同时取其二。如果一个东西质量好且运输迅速，那么估计不会有多便宜。如果又快又便宜呢？那也可以，但质量就不会太好。

当今网络时代，出现了一个相似的“三难”困境：系统能够做到迅速、开放或者安全，但我们只能同时取其二。一个真正安全的计算机网络可以同时做到开放，但速度会很慢，它必须像银行保安检查落后社区的顾客一样，细心地查看每个数据包和每一条指令。拿机场来说，你想要它快捷同时非常安全，那这样它就不会很开放。如今，在大多情况下，我们想把市场、国家、数据变得安全、快捷。在我看来，这会让系统更加封闭。现在的贸易谈判便是如此：近些年的贸易谈判大多私下进行，以保证成功。金融业也是一样，比起那些依赖公开信息的人，掌握内部优势的人更容易占上风。“新阶层”之所以不同，不仅因为他们掌控着不可见的连接系统，更因为他们握有强大的权力来源。

这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结果：从前，历史就在人们眼前发生，因此人们不可能错过大规模的战争；革命性的事件会成为新闻头条，因此科学上的突破创新会受到人们的广泛分享和讨论。当这个星球发生重要变化时，人们会有所意识并加以理解。在雅典中心广场上，公众观看并记录伯里克利（Pericles）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托马斯·杰斐逊在巴黎遇到的暴乱也明显预示着即将来临的改变。如今，在网络系统的中心，也就是“黑匣子”内部发生的微妙变化，也会对外部世界产生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权力的转移在我们尚未意识到时就已经发生，就算有所意识，可能也无法认清它的力量。计算机代码设计、搜索算法、数字货币结构、DNA改造规则，所有这些事物的决定权都将掌握在“新阶层”的手中，而这些人却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了我们现在所能知晓并控制的机器、公司和政府。几年前，我惊恐地意识到，将来，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都会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

直到现在，我可能还没有从这种惊吓中恢复过来。

4.

将来，如何教育和利用这群拥有超凡设计才能的人将决定国家的成败。但培养他们，也有压力：我们可以让他们尽情发挥自己的潜能，但是，什么是他们不能攻击的呢？要掌控那些回答问题、转移资产、保护数据、分析DNA的协议——很难想象任何单一的权力痕迹将会超过我们现在的平台。“新阶层”做的事情从本质上看都是有战略性的，他们做大多数事情都是受一种战略直觉的指引。即使是微小的进步，不管是手机上的指纹识别功能，还是某个自动翻译软件，背后都蕴含着一种坚毅而纯粹的信念：坚信网络革命会继续下去，相信用在编程上的高效理念也可以用来引导世界。这里的风险显而易见。“尊重，理解和爱，”魏泽堡在思考“伊莉莎”的作用时这样写道，“是技术不能解决的问题。”

受“新阶层”操纵的几个最大的平台，控制着数十亿人，他们被一条越来越粗的绳索紧紧束缚。人们在虚拟世界的点点滴滴，在真实世界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下来。实际上，操控这样一股力量的战略杠杆，其重要性不亚于领导一个国家。大型网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与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权势的深度与效力，而是获取和运用权力的方式。“新阶层”拥有令人钦佩的坚定信念，几乎称得上是一种信仰。他们相信自己的作品是万能的，他们是绝对的技术决定论者。看到他们的事业和权势逐渐扩张，你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像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正在撼动一个岿然不动的物体。“新阶层”相信自己的“黑匣子”会让政治和历史的重要性消失殆尽，而且很快就会实现。

在人类历史上，这种牵涉到无数生命的巨大野心，总是融合了对商业与技术的掌控和对发展进步的信心。例如，东印度公司的发展不仅依靠改进了船舶设计、精确的地图和精准的导航，更是凭借着对大英帝国的信心。“新阶层”与从前的商人、士兵和智者这三个阶级有着同样的目标：用自己创造与掌控的工具来获取更强有力的统治。如果看一下“新阶层”中最有权势的几个成员的商务活动，我们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他们似乎在下一盘大棋，而且很清楚接下来要怎么走。进行价值10亿美元的收购，投资前景广阔的研发计划，花一亿美元雇用优秀的工程师——这一切都显示出“新阶层”心中的宏图。吸引他们的是10亿用户吗？是的，但核心不在于用户，而是“黑匣子”的诱人魅力以及控制中心连接的重大意义。

5.

记得在斯诺登公布第一批机密文件的那个星期，我和“新阶层”的一名成员在一起，我们同时发现自己认识的每个人都像看小说似的贪婪地阅读这些文件。人们互相发短信：“你看过这个了吗？”这种感觉就好像不讨论一下这些文件的技术水平，你都没法吃完一顿晚饭。就像很少有人理解一群棒球手要坐在一间屋子里观察泰德·威廉姆斯（Ted Williams）的挥棒技术一样，所以能够理解斯诺登公布的文件对“新阶层”巨大吸引力的人也不多。这么说吧，1965—1980年左右出生的人总是被称作“懒惰的一代”“被遗忘的一代”“一事无成的一代”。我们必须好好讨论一下婴儿潮出生的这代人。他们真的是美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最自私的一代吗？这是不是在反抗他们无私的父辈呢？他们退休后，只是让其他人一边为他们将来的医药费埋单，一边垂涎他们资金不足的养老金，同时还要应付他们一手创造的那套任人摆布的政治制度吗？还是说他们让我们变得宽容，坚定了美国人的信心？但无论如何，他们真的是“被遗忘的一代”吗？也许，比较而言，他们是无关紧要的一代，是一群消极可悲的懒人。

但大多数伟大的网络公司都是由“被遗忘的一代”创建的。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对他们来说是颠覆性的，培养了他们的乐观主义，也创造了他们展开一场全新探索的可能性。波斯塔尔法则中所说的“开放待物”似乎是合理的，这场经历催生了贸易、金融和交际领域的新连接。无线上网技术、网络通信协议以及其他方面的进步让连接世界变成可能。但这些事情发生的背景是什么呢？从柏林墙倒塌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这20年，对一小部分幸运儿来说是不可思议的20年。他们感受到了无限希望，体验到这个忽然开放的世界飞速发展。生活中充满获利的机会，与他人连接变得无比容易，叫人惊叹。

因此，斯诺登泄密事件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就好像美国国家安全局把大部分数字可见的世界扭曲成一座社交网络的圆形监狱，当别人沿着光缆线路捕捉你的数据信息时，你就成了这个监狱的“一员”。长期与技术打交道的人都不单纯。我们清楚，在网络中构建的事物蕴含着巨大的可能性，但更强大的力量还未出现。斯诺登泄密事件暴露了“新阶层”的另一面：他们对网络了如指掌，却抱着不同的目的。“新阶层”成员可以一边听着电台司令乐队的《命运警察》，一边按照《OK电脑》（OK Computer ）的逻辑监视他人并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没法保证网络在未来一定是个好东西，或者一定会被用在正确的地方。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其他机构用作收集的工具，都是监视、存储和分析我们信息的杰作。这些工具的安全运转必须依靠人类。那么，面对这样的权力和责任，人类到底是怎么做的呢？就像沉迷在“伊莉莎”对话中的秘书一样，“新阶层”中止了自己的人类意识。

回顾自己的成长岁月（那时欧洲还未陷入“一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痛苦地想起那一代人对事物的偏执。“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文明是一种由少数几个人的个性和意志建立起来的单薄、脆弱的外壳，只能通过巧妙制定、精心维护规则和习俗才能使文明得以维系。但我们不尊重传统智慧，也不在意习俗的约束。”他这样写道。接下来的“一战”与“大萧条”以及之后的“二战”，终于给他们上了宝贵的一课，让他们明白，“少数几个人的意志”到底可以意味着什么。

第七感的本质不会只被科技扭曲，就像粉碎旧制度一样。如果我们发觉自己也被科技迷惑，我们最后也许会放任它肆意生长。拥有第七感，不是让科技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更不是屈从于科技的强大力量。相反，它要求我们把握住这个连接时代的本质，并想想如何进一步利用它，而不是让它侵蚀掉我们最关心的事物。的确，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新的阶级来确保技术的不断进步。不仅如此，我们也需要确保这些进步与我们的根本目的相符。我们马上将看到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什么，同时我们将见证最佳的技术与最热切的渴望是如何成功融合的。但在那之前，对于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网络，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亟待解决。也只有这个问题，能让我们与“新阶层”分庭抗礼：网络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

[1] 拉比，是犹太教精神领袖的俗称，是赋予犹太社团德高望重的。——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