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连接之门：网络力量的对立统一

在连接时代，力量融入网络会产生一种全新的布局。分散与集中就是网络力量的本质，既井然有序又混乱无序，既有益又有害。

“第七感解释了力量如何以新奇的方式在网络中呈现”

1.

当特使小弗兰克·威斯纳（Frank Wisner Jr.）接到电话时，不禁吃了一惊，然而他清楚这些年来所肩负的期盼。几个小时后，他准备登机了。打电话的人向他转达了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交予的特殊使命，尽管他以前也接受了许多不同寻常的任务，但他知道这一次意义重大。如果你会衡量事关生命的种种事情，那么你会与小弗兰克一样认为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小弗兰克就是这样一位敬畏生命的人。他的父亲，老弗兰克·威斯纳（Frank Wisner Sr.）也是这样。老威斯纳曾是美国冷战期间极负盛名的间谍，功不可没。“二战”期间，他曾负责战略情报局在南欧的工作，并在几年后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创建了多家机构。他是一位性格坚毅、骁勇善战的美国人，一言一行都关乎人们的生命安全。1940年，威斯纳在罗马尼亚担任间谍时，目睹了苏联红军围捕并处决他的多位朋友。他就此设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威廉·科比（William Colby）曾是威斯纳的下属，也是后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他曾说过：“威斯纳一来就如同发电机一般。为将西方自由从战争中拯救出来，他效仿圣殿骑士团的准则成立并运行政策协调处。”

小弗兰克·威斯纳也是出了名的“发动机”。白宫打来电话时，他已72岁。作为一名拥有传奇人生的外交官，他延续了父亲一生充满使命的人生轨迹，也继承了父亲那点儿神秘的圣殿骑士团情结，不论就职于普林斯顿、越南、菲律宾还是美国国务院，都是如此。当有些美国公司的高层发现自己在某个奇怪的地区亏损多达数十亿美元时，他们会第一个想到给小威斯纳打电话，尽管他仍与多个轰动一时的政治谜团事件有着扯不清的关系。小威斯纳是个滔滔不绝、固执己见但又小心谨慎、字斟句酌、充满耐心的人。这些加起来让他既值得信赖又诙谐风趣。多年以来，在我眼里，他一直是一个温暖而又风度翩翩的人物，是那种什么问题都能看得长远的人，他会在希望变得渺茫甚至有点儿糟糕时，将手温柔地放在你的膝头让你觉得心安。小威斯纳活脱脱就是信赖的代名词：高大、有点儿谢顶、卷发、忠诚。你会感觉，他能看透一切。

在20世纪80年代，小弗兰克·威斯纳曾担任驻埃及大使。当然，他谨慎的态度及优雅的魅力让他得以亲近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k）。此前，穆巴拉克曾是一名温文尔雅的战斗机飞行员，在1987年10月一个宁静的下午，时任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遇刺身亡，穆巴拉克迅速获取了政权。几年后，威斯纳来到了埃及。尽管他们并非好友，但至少两人之间坦诚相待。威斯纳就像一面镜子，这位埃及总统从威斯纳那里发现世界其他地区对美国或以色列的观点各异，甚至截然不同。所以，在2011年冬天，突尼斯骚乱持续升温，白宫发现穆巴拉克面临着一波又一波难以预料的抗议，而这位总统似乎很快就会被推翻。他们派威斯纳向穆巴拉克传递了一条信息：停止杀戮，是时候退休了。

后来，威斯纳回忆起他到达开罗时的紧张局势。整个城市弥漫着一种他从未见过的紧张气氛。他下飞机后直接面见了总统。穆巴拉克总统向他保证，局势很快就会恢复正常。他在几天前已经解雇了大部分的内阁成员，承诺将进行改革并已经开始研究从何着手，以及多久才能周密实施。他暗示威斯纳，关于他会把政权交给自己的儿子贾迈勒（Gamal）的传闻并非没有回旋的余地，只是他暂时哪儿也不会去。

威斯纳试图提出另一种解决办法，他问总统，是否打算离开埃及，比如去国外疗养？穆巴拉克拒绝了这个提议，而且提醒威斯纳他曾经历过更糟糕的。当萨达特遭到暗杀时，穆巴拉克就坐在离他只有几英寸的地方，而且他本人也躲过了6次刺杀行动。他说，他当晚便打算重返荧屏，直接与反对者对话，将他的改革以及逐渐放权的计划告诉反对者和埃及民众。他要提醒民众，埃及的民族精神有多么伟大，历史有多么悠久。他会让民众相信他会留下来，将来会长眠于埃及这片热土。穆巴拉克告诉威斯纳：“你也可以向白宫传达此意。”在他们的谈话临近尾声时，威斯纳至少从穆巴拉克那里得到了一些他此行想要得到的承诺：不使用暴力。穆巴拉克会在适当的时候优雅地离开，甚至推行选举制，但所有的一切都要按照他的时间表来进行。

威斯纳后来回忆，在那段时间，穆巴拉克被那些头脑不清楚的顾问团团围住。那些人处于埃及的权力阶层，都是家财万贯、养尊处优、无忧无虑的，他们坚信自己的地位无可撼动。可他们毕竟只是夹在现代世界与急于掌控国家政权的、疯狂的激进主义者之间的少数人。他们拘捕普通的异议者，停播正常的电视频道，与线人接洽。可这些实在不值一提，曾经行之有效的老办法派不上用场。压力不断升级。或许很容易理解他们为何会认定自己能度过困境，因为他们未曾失败。穆巴拉克当了30年的总统。至少现在，总统本人的那种三段式且富有逻辑的激昂陈词再度使他们相信：埃及需要稳定，只有我能带来稳定。因此，埃及需要我。

威斯纳离开了总统府，向美国政府报告了他的所见所闻。交差后，他径直前往机场。候机当晚，在城外一家经营了多年的旅馆里，他坐在破旧的旅馆大厅，观看穆巴拉克在电视上的承诺演说。总统在荧屏上展现出十足的信心，这便是威斯纳早在20世纪80年代所认识的穆巴拉克。这个人身上总有一种自信，在面对无法预知的事情时，在他身上活生生地存在着。粗犷、英俊，收放自如的能力使你几乎就要相信，威斯纳的确也有一阵相信了，“这是一个伟人，他带领国家挺过了许多艰难时刻。这一次他也会继续下去”。6次暗杀行动，穆巴拉克总能幸免于难，他会是一个幸存者。

看着电视，威斯纳很清楚这个伟人将要面临的挑战。穆巴拉克是否考虑过呢？他是否知道身边正在发生着什么呢？他在电视机前演讲，而这场奇怪的、革命性的运动在开罗的手机上蔓延，如同在开罗的街道上蔓延一样，这恰好说明：旧势力为操控新规则而苦苦挣扎。威斯纳看过不少早前的演说录音，那些演说都希望平息众怒，实际上却更加激怒了群众。他很清楚穆巴拉克现在是剑走偏锋。

穆巴拉克在电视上告诉观众，他不会再去竞选总统，改革势在必行，但威斯纳知道还缺点儿什么。穆巴拉克需要站在抗议者的立场强调，他理解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周，威斯纳看着穆巴拉克不断在争取，他知道只有一件事穆巴拉克绝不能做——不可以傲慢自大，不可以像父亲那样以家长制的方式与抗议者们沟通。于是，在离开开罗后不久，威斯纳又回放了一遍穆巴拉克的演说，他听见这位总统用沉稳却稍稍有些刺耳的声音说道：“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都是我的肺腑之言，是一个父亲想对子女说的话。”威斯纳叹了口气，感慨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两周后，穆巴拉克从公众视线里消失了。

2.

设想一下，如果你是穆巴拉克，或是21世纪初一位有成就的独裁者，已经掌控了中东或者北非国家几十年。也许你是从父亲或叔父那儿继承了你的地位。他们教会你如何使用权力，如何掌控权力，频繁更换政府要员，不时地处决你的敌手。你会明白严酷镇压的好处，你将你的安全官员派往美国或者欧洲最好的军事院校，用（一点点）人性化来教会他们如何磨炼自己的坚毅。简言之，你已经学会使用强权，同时建立一种特定的国民逻辑，这种逻辑认定你的名字——卡扎菲、穆巴拉克或本·阿里，是稳定、繁荣甚至荣耀的同义词。现有的秩序在你看来也许是最稳定的秩序。你知道某天这种秩序是会改变的，但那一天似乎很遥远，于是你迟迟不肯改革，你会培养好自己的儿子来接替这个国家。此时，你的国民开始接触网络和手机。在2008年的某一天，金融危机爆发了，而你的辖区尚未受到任何影响，但你开始留意到一种让人坐立不安的趋势。

在冰岛、西班牙、智利，接着是以色列、乌克兰、土耳其、墨西哥，最后是纽约，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起来。这些抗议者并非由一人单独领导。反而，这些运动同呼吸、共生长，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满情绪蔓延开来，甚至连过程都相同：民众聚集开始控制某些重要的公共领域——广场、证券交易所、公园。所有运动的组织好像用了完全看不见的技术让所有人聚集：短信、上传视频、聊天室。全世界都有类似的运动，伊朗、意大利、俄罗斯到处都有。爆发在纽约的“占领华尔街”示威活动，便是针对不平等经济及金融系统的抗议活动。活动演变为自发性的社会运动，突然在成百上千个城市爆发，比如“占领华盛顿”“占领拉斯韦加斯”。

在西迪布济德这个远离尘嚣的突尼斯小镇上，一名当地的街头小贩点火自焚。警方（更糟的是，这是一名女警）没收了他的秤及水果，因为小贩的贫穷和无力抗争，警察便毫无缘由地将他推来搡去。那是2010年12月，没过几个小时，示威者开始在西迪布济德聚集。人群蔓延至突尼斯，接着是特里波利，再之后是大马士革。愤怒的人群在由视频和文字组成的虚拟前线上涌动，摧毁了整个北非的稳定。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以及也门的领导人纷纷被拉下马。他们的姓名不再是稳定的标志，而是立刻成为不公正的代名词。其他的国家，如叙利亚、阿尔及利亚、苏丹及巴林，则跌入国内动荡不安的黑洞之中。有人误以为这些运动都是争取民主的革命运动。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很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些暴动迷雾中滋生了一些更为复杂的情况。全新的、几乎是虚拟的恐怖主义组织也乘虚组织起来，这是一连串的抗议中最具破坏性的。一种新的政治力量，一种连接人、思想及破坏力的方式就此出现。不论是凶残的原教旨主义者，还是乐观积极的年轻人，都跃跃欲试。民主革命？不对。革命？对，显然这才是。

几年后，在你被人取而代之或在逃亡路上，你的祖国历经巨变，你接受了善意的美国外交官的建议，在他的催促下你去往宁静的沙特阿拉伯隐居，西班牙的社会哲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会向外界声称你得了不治之症，让你彻底解放。卡斯特尔或许不是一个诊断2008年之后影响颇广的政治疾病的合适人选。他是一个小个子，爱运动，留着一头毫无修饰的白发，他总是得意地穿着会计式的衣服，还带着西班牙的卷舌口音，这些都为他的演讲平添了一些令人惊奇的浪漫味道。这种混合风格与他嘴里经常冒出的一个词非常相像——“革儿命”。人类学家在为一个远古的、未曾开发的部落记录时，总是谨小慎微，卡斯特尔也带着这种精神，花费数十年指点评论、分门别类、阐释网络。在20世纪90年代末，他的研究便为我们所在的世界设立框架：迅速变化，被沟通与技术撕裂，以不同寻常的方式连接在一起。卡斯特尔解释道：“网络社会代表着人类社会中一种质的变化。”

当然，卡斯特尔开始好奇这样一种变化是如何影响政治的。2014年冬，他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回忆了在过去10年，尤其是2008年之后的感悟。那些年，他沉浸于研究历史上爆发过运动的地方。他告诉听众：“我们见证着一种新形态的社会运动的诞生。”信息技术孕育了大规模的、迅速移动的社会浪潮。这些运动从不可见的瞬间变为不可逆的、推进政治的改革，或是为了经济公平，甚至是为了回到前技术时代，尽管做这么多努力看似很奇怪。在大部分国家里，已有的组织对新一代抗议者几乎没什么可以借鉴之处。政治党派充满了腐朽之气，媒体是国家所有的，而且被富豪们所控制。对于习惯迅速控局势的新一代而言，破旧机构里那种缓慢的进程着实让人难以忍受。

无论如何，还有另一种选择。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都教过他们。因而，那些无计划的、无法控制的暴乱在很多城市中出现。几百年前那些著名的群体运动，如攻占巴士底狱、工人罢工等，都被连接行为取代。人们素未谋面，历史背景跟诉求迥异，但都被光速般的比特或是愤怒连为一体。或许这是可预见的，因为它正是模仿了2008年迅速传播的金融危机本身。英国央行高管、经济学家安迪·霍尔丹（Andy Haldane）发现，地球上的每个国家都被经济和技术（以及恐惧）连接在一起，会在瞬间同时跌下悬崖。而在此之前，世界并没有遭受过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在一个季度内，全球主要经济体缩水了近5个百分点。

与经济动荡的传播速度相比，社会与政治的连锁反应似乎发展得更快，它们彼此呼应，带来更巨大、更复杂的影响。例如，“伊斯兰国”的出现几乎完全是伴随数字化网络的，而且它本身也是对由网络领导的“突尼斯骚乱”的回应。当奥巴马总统蔑视地称“伊斯兰国”为恐怖主义的低年级代表队，让西方不用过多担心，他实际指的是那个毁了穆巴拉克的昏暗而危险的本能行为。他认为这些“孩子”成不了什么气候。然而事实是，这些群体里的年轻人并非低年级代表队，他们对虚拟世界和键盘操作非常熟悉，所有这些给他们带去了力量与吸引力。甚至在那些以美国标准来看科技落后的国家，连接的系统也能迅速孕育革命。他们乐于填补不奏效的传统媒介的空缺，他们加速了不同群体的产生，诸如叙利亚电子军等。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没有钱，没有朋友，没有出路，没有权力——一长串的绝望，意味着无足轻重。然而，“伊斯兰国”就像伊朗的博主、纽约主张社会正义的活动家们、瑞典的数字盗版军、也门蓄意报复的胡塞叛军，他们都信心满满地盯着那些有钱、有朋友、有权力、有无人机的人们，如奥巴马、穆巴拉克。“将一个有权力的人或机构名称填入空格”实在太慢了。他们遥不可及，并未相互连接。因此，尽管新型网络中的个人——年轻学生、未经正规训练的战士，是柔和的、人性化的，易被摧毁的，但他们仍在不间断地撕扯着旧的势力。这些紧密连接的系统比个人力量所能承受的更多。他们所共有的并非仅仅是某一件事或某一个身份，而是唾手可得的不间断的连接。而且他们的确怒火中烧。

那些老家伙们当然都很狡猾。他们试图截断技术本身，或者瞄准网络上的关键点。比如，“逮捕或者杀死你能找到的领导者”便是伊朗维持政权稳定的一项指令。其他政府部门发现他们可以通过跟踪反对者的亲人来摧毁他们的诉求。众所周知的关系压制便是能够迅速得到大权，用一种网络战胜另一种网络的最便捷的方式。当然，还有其他方式，例如埃及的军队则放长线钓大鱼，他们向大规模的反对者屈服，甚至让极端的网络掌控政权。但这在以后来看仅仅是个假象，是一种勾勒这些组织架构的方法，用来研究他们如何运作并记录权力的秘密来源、影响力以及资金情况。当埃及人民厌倦了由外行的伊斯兰教徒掌权时（埃及军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的），将军们便开始行动了。

卡斯特尔怀疑，这些反对者们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除了在特里波利跟大马士革留下一摊污水，什么也没有留下？卡斯特尔承认，他们的目的大部分都是毁灭性的，但这才是关键：粉碎旧的律法，分裂权力与掌控，改变了这个世界。这种革命也揭示了一种隐藏的连接逻辑。不靠谱？就好像是说地震与流行病应该被忽略一样。网络社会运动在打破曾经坚固的结构上很有发言权。他们揭露了相互连接的断层线，展现了群体如何通过网络沿着看不见的线被连接及电流驱动而获取政权。反对者与恐怖分子明白权力仅仅因为网络而存在。所以，他们有一种本能可以迷惑宫殿里那些舒服自在的人们。权威人士那些传统反应——围捕通常的可疑人员并不奏效，卡斯特尔指出：“可疑的是网络。”但是，你不能逮捕网络。

3.

在更进一步指出人们如何使用网络力量之前，我们需要看看许多领导人在低估网络力量时缺失了什么，我们需要在心里勾画出这片新的天地。正如曾经勾勒出“国王与宫殿”，或者“将领和军队”，或是“报纸与读者”的世界那样，我们需要说出像Facebook、优步或微软云端这样的公司是如何组织的，人们是如何将相同的规则运用在金融公司与军事力量之中的。那些具备网络敏感度的成功人士，与众不同的便是他们能看见网络中那些设计新颖又独特的组织结构，他们能理解权力如何运转。杰斐逊了解权力如何在一个民主国家运转，这也是他向麦迪逊建议《人权法案》的原因之一。今天的革命领袖也有相似的观点。谷歌服务器的设计师或是侧重技术的金融市场交易商，哪怕是恐怖组织，他们的过人之处便是能看到我们大多数人看不到的东西。网络看上去是什么样的？我们能像描绘忠诚那样描绘它吗？“国王在最上层，下面是骑士。”正如卡斯特尔所言，你的确不能突然逮捕网络。但是，你能否发现一些危险的地方呢？卡斯特尔所说的“权力在移动”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像我们曾经勾勒出国王与宫殿的画面一样，我在本章想要描绘的便是网络的样子。塔希尔王朝和“伊斯兰国”共同的群众运作方式是什么？为什么它们的势力都曾被世人低估？我想要描绘的网络就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万能钥匙一样，它将我们身边的网络谜题一一解开。在某种意义上，这把钥匙也打开了我们通向网络应用的大门。

权力，即促使事情发生的能力，它由结构所决定，这已经成为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当我说“超级权力”这个词时，我正在描绘着一幅国际体系的图景。“高速公路”这个词，会让人联想到物流、卡车、经济权力。这也就是“组织图”如此重要的原因，或者在少数的情况下，无形的人际关系会组成一张无形的势力网。想象一下你的家庭、公司或国家的权力图。谁是决策者？为什么？我们将自己的生活封闭在公司、议会或大学，这正是我们做的另一个决定。一名商业帝国的首席执行官创造出的公司将与一个对员工一视同仁的老板创造出的公司截然不同。一支居高临下的部队与军民鱼水情深的部队截然不同，就像中国游击队克服重重艰险，在1949年成立新中国，正是得益于这种军民鱼水之情。权力总是被放至各种不同的结构中。皇帝、国王、总统和国会均能反映出某种特定的编排。而编排一旦改变，权力便开始游移。领导人会与这种毫无休止的变化做抵抗：18世纪的“开明专制”，腓特烈二世、哈布斯堡家族的约瑟夫二世、圣彼得堡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他们都将当时关于自由的新观点与操控的传统和感知相结合。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就是关于权力流动的故事。就像总统或教皇的观点一样，当时亚述王的观点还是很新颖的。历史伴随着各种新物种的发现和其他物种的灭亡而前进。这个警告对各个机构就像对臭虫一样管用，即没人会轻易放弃他的权力。

许多人十分理智地去追逐权力，直到有一天他们变得失去理智。数千年来，一名封建君王理应掌控成千上万农奴，这一观点在地主甚至农奴看来都是毋庸置疑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说过一句有关埃及的名言——建造金字塔的人并不意味他们就能够使用金字塔，也标志着几个世纪以来这种观点始终不容置疑，即使修建金字塔的过程是如此可怕。这个世界的特征——护城河、大教堂、金字塔、血汗工厂，它们存在与否只因权力允许或授权或鼓励他们而存在。我们生活中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怎么买东西、在哪儿与朋友约会、拥戴哪种政治观念，这些都能创造出恒久的结构，就像农民在田间走多了，便会踏出来一条小路。商场、民主、战争区都是人类出现后才有的人工制品。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将力量融入网络会产生一种全新的布局。最终，这种布局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商业、财富和战争区，也留下了一个新颖且富有活力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教育、医学和安全在一种十分高效的规划下、在一个历史性的范围内得以保障。对我们来说，这些结构还是有些不能想象的，就好似埃及奴隶也能投票一般。他们建议的可能，特别是激进且广为流传的礼仪，往往会被掩盖，因为我们现在很难勾画出他们的样子，就像在1985年人们很难想象搜索引擎一样。我们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不是因为你可以在手机上观看视频，而是因为你为什么可以在手机上看视频，这些都暗示了我们身边那些陈旧且紧张的结构。但是现在构思一张权力图景，可以有助于讲述权力的故事以及权力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

4.

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来临前，政治和经济权力往往高度集中。国王和封建君主控制了大多数的经济生产。神职人员决定能够与上帝进行交流的人选、方式以及时间。在一些早期银行业发达的城市里，如阿姆斯特丹、热那亚、里昂，少数家族控制了财政大权，进行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科学、历史甚至地理，都紧密相关却晦涩难懂。在修道院和大学里，保护和编辑既有知识的使命已远远超过了对新思想的渴求。在那样的年代里，只有幸运的抑或是勇敢的少数人，才能决定大多数人的经济、政治和知识。可以想到的是，在少数幸运的实权人物手中，权力会变得一团糟。

随着时间的推移，裂隙就会产生。最早产生的裂隙也是最根本的：使天主教会分裂的便是分歧。起初，这是16世纪一位年轻的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功劳。路德在晚年经常提及有一句话改变了他的人生观，《罗马书》（Romans）一章17节讲道：“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正如《罗马书》的书名一样（全称为《保罗达罗马人书》），它是一封使徒保罗（Saint Paul）给一群顽抗者的信。而就在当时，居住在罗马的犹太人在精神上行将灭亡。保罗尽量使语言简洁凝练。传播信仰所需要的不只有信仰而已。《罗马书》教导人们要相信上帝，也就是信仰，这样足以通向天堂里所有的富饶之地，即上帝的正直、来世和宽容。

然而，在马丁·路德的那个时代，通往那些富饶之地绝非易事。除此以外，精神控制已成了一个赚钱的买卖。富丽堂皇的天主教会、规模宏伟的大教堂、华丽异常的服饰，这些都是教会兜售死后升入天堂的赎罪券，哄骗信徒大量购买，不断聚敛资财的结果。以上帝之名的利欲熏心之徒与路德的因信称义形成强烈反差。当路德看到教会的神职人员正兴高采烈地将赎罪券变成现金时，他感受到的是天主教会散发着恶臭且怪异的虚伪。1517年夏，路德忍无可忍，他写了反对教会的《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 ），并在10月31日将其贴在当地教会的大门上。他在《九十五条论纲》第5条中指出：“信徒无论给教皇付出什么，教皇都无法影响信徒死后之事。”他在《九十五条论纲》第65条中又指出：“福音是他们钓取人类财富的网。”

路德除了尽可能恢复使徒保罗自我信仰的观念外，还设法引出一个关于权力的艰难论争。路德指出，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就是我们的关系。这种关系无须协商，更无须购买。它无须华丽的服饰、教堂，抑或是镀金权杖。对于路德来说，第一个观点“上帝就在我们身边”引发了他强烈的精神动荡。这与他以前所了解的权力格格不入。路德在晚年曾回忆道，约在1508年，他开始学习圣·奥古斯汀（Saint Augusting）的书籍，也从中了解到信徒可以与上帝进行直接对话。他写道：“当我看到‘你，最仁慈的神父’时，我想到了无须教会为中介，我也可以与上帝相通，这使我几乎迫不及待想与上帝交流。”马丁·路德真的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吗？不过从那时起，路德便认定权力应由信仰传递至信仰，而非由信仰传递至金钱，再至教会，最后至信仰。这便是与上帝交流的一个异端想法：即使不通过教会作为中介，信徒也可以实现救赎。

这一观念对当时一些传统的教义产生了冲击，教会立刻察觉其中潜在的危险。于是，教会将路德列为异端分子，之后更是列为疯子。路德还认为，天主教会只是一个徒有其表且毫无用处的关卡，他还提出了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权力究竟应该如何分割？如果路德的言论是对的，并且教徒可以与上帝自由地交流，那么另一些问题就会引起人们的思考。我们应该直接拥有政治权力吗？思想呢？金钱和土地呢？我们可以掌控自己的经济命运吗？“因信称义”就是“理念至理念”或者“真理至真理”，抑或是发生一个更加剧烈的转变——“公民至公民”？横亘在人民和权力之间的有很多规模庞大、值得信赖、舒适安逸（以及贪得无厌）的机构，而教会只是众多机构中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

路德并不是孤独的。一个难以发问亦难以回答的时代即将开始。例如，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早于路德十几年前，他便提出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他曾写道：“许多世纪以来人们已达成共识，认为地球作为宇宙的中心，是静止不动的……如若我的言论与此相反，定会被视作疯狂的想法。”马基雅维利、伽利略、伊拉兹马斯和一众思想家都在同样的质疑精神下辛勤研究。一旦他们“疯狂的想法”被证实是真理，便开启了探索新世界的道路。启蒙运动便这样开始了。旧的权力中心就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一样；也许他们认为这些改变是毫无必要的。在1547年的特伦托会议上，天主教会自信地宣称“本次会议宣布，如若有人违逆天主教会的旨意，将罪无可赦”，以此应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但是，宗教改革已势不可挡。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曾写道，这个世纪的格言可以概括为“敢于求知”。他认为：“启蒙运动，除自由外，别无他求。”

宗教改革的出现，真是一个代价昂贵的诉求。

5.

在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的几年后，欧洲各国便开始分崩离析了。欧洲大陆一直以来的权力象征——集中与无可置疑被连根拔除。欧洲大陆出现了另一番景象。个人与上帝的交流以及宗教“一人，一祷告”的方法激化了其他固有矛盾的斗争。几乎每个宗教团体都曾有控制人民和限制人民选择的行为——教会、国王、封建制度、神话不断遭到削弱。英国哲学家、政治家弗兰西斯·培根在其著作《新工具论》（The New Organon ）中发现了这一变化，他认为，“人类知识和人民权力实际上是一样的”。他的意思是人类知识就是力量。当这本书被译成拉丁文传至开普勒与伽利略手上时，人们可以想象这本书里所蕴含的力量与希望。前者当时正在奥地利林茨从事研究工作，而伽利略则在威尼斯，在他入狱的10年前，以此书为慰藉。身处启蒙时代的欧洲民众就是用质疑权愉快顺利地消除了大部分的旧制度。路德的宗教异端首先造成了宗教改革革命的爆发，战争致使每个欧洲皇室家族都陷入了教会和政府的竞争，以及皇室家族之间的竞争。三十年战争 ^[1] （1618—1648年）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席卷整个欧洲的战争，其浴血奋战的结果就是建立了国王有权选择宗教的新平衡。正如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条约》所规定的，“谁是此地的主人，便有权决定此地的宗教信仰”。这一共识带来了短时间的安稳。毕竟，你可以往这句话里灌输个人想法，于是人们开始进一步要求——“我的地盘，我的宗教”。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革命性的骚乱必然会将权力从一个舒适的、不对等的、由少数控制多数的形式，转化成一个更对等的形式。路德的宗教改革观使上帝直接可以及时地与每位选民进行交流。（就像哥白尼最终从科学的角度，使我们有能力去质疑上帝究竟是否存在。）人们常常争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尽管在提出“生而平等”的重要概念的过程中，引发了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大量解放战争，但实际上，每一代人对这一概念都越发重视。

民主政治体制将权力平衡视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于是国家政权通过世袭或刺杀来获取，变革为人民大众决定一切的共和制。市场也同样反映权力的新变化。产品质量怎么样？价格如何？市场有需求吗？这些问题都是最基本的，而不是哪位君主可以控制的。将权力下放至商人、政治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便意味着思想、政治和创新领域都有了竞争。他们会变得更好、更优秀。所有这些相互影响的部分一起推动了历史上第一次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一个“商业社会”，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解释道，“通过交换，人们才能生存，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儿商人的样子”。斯密不是指每个人都是真正的商人，而是说在一个市场化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的劳动、想法、资产都是一种商品。只有通过竞争，我们才会获得自由。为了选票，为了工作，或是为了资源。

如果陈旧的信仰与体制无法承受这些强大且均衡的力量所施加的压力，那么新的信仰与体制便会取而代之。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将这些基础称为“人类搭建的支撑结构”。不仅是机会均等，还包括影响均等或权利均等的想法都需要有新的容器，如投票室、立法机关、工会。法律准则是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一部可以在整个社会公正推行的法典、秩序的准则远比声望、权力或出身这些惯常的优势更加重要。人们在法院里因法律得以平等。反过来，这也意味着一个新程度的公平颠覆了社会秩序，也意味着提升个人地位的渴求变得不再遥远。居斯塔夫·福楼拜在那本讲述攀高结贵的悲剧之作《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 ）里对权力进行了警示：“只要远远地看着你的偶像就好，他们镀金的外表会粘住你的手指。”

人们对于上层生活的追求并不会因此而止步。《包法利夫人》的读者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毕竟他们都是接受过教育的人。他们身边有标准化的度量方式，新兴的全球信贷和货币流通，这些都成为传播希望、权力、准入的工具。“她想要死，但是她也想活在巴黎。”福楼拜这样描绘了这个可怜的艾玛·包法利（Emma Bovary），宿命般地沉溺于多一点、再多一点的可能之中。她不是孤独的，就像博物馆里总是挤满首次来参观的人。科学会议将人们聚集在一起进行思想辩论。全球工业博览会将理论知识转为实际的工业效益。钢铁、蒸汽和电力使用效率的提升，展现出希望与成就的良性循环，而在这个循环中，实验室和市场、科学家和商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所有在《包法利夫人》中出现的人物——攀高结贵的家庭妇女，贪婪的投机者，极度乐观的发明家，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不乏其人。他们就是现代社会中各色人物的缩影。

“所有确定不变的关系都已消失不见，所有新成形的物质在固化前便已陈旧。所有固体已消散在空气中，所有神圣之物都已被亵渎。”这段话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49年描述的关于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多的人“敢于了解”，有争议的理念变得无法避免。有关进化、电力或政治的观点都引起了人们的好奇。约翰·洛克、艾萨克·牛顿、查尔斯·达尔文都因他们的思想而备受瞩目，同样他们也吸引了一批维护他们的大众。争论就是为了揭示真理，让人们也能与路德一样，感受到一个重大观点被发掘出的震撼。但是，这些辩论记录都得保存下来，不论是在学术期刊、书中，或是反复在书信里被人提及，这尤为重要。

大多数历史知识都遭受过脆弱不堪的阶段：一些重要的观点会因灾祸而遗失，因某名异教徒被迫害致死而消失，因图书馆着火而化成灰烬，抑或是因战争而丢失。这就是为什么莎士比亚的戏剧得以完整保存，但不幸的是，萨福（Sappho）的诗歌在公元前6世纪却少得可怜。知识的广泛传播得到了保障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和最出色的艺术。牛顿曾说过：“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看得更远。”牛顿推动科学革命所用书的数量与天才的数量不分伯仲。这样一来，知识的保存和发展，新的对称性，不仅是历史上最大幅度的权力转移，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好事。

当然，换个角度来看，这也差不多是最糟糕的事情，对称性也有其阴暗面。也就是说，国家之间只有通过使用大规模、具有杀伤性的力量才能决定其战略走向。每年，欧洲的科学和工业引擎都批量生产出具有前所未有的破坏力的器械。拿破仑最大的胜利便得益于法国火炮工厂的工业实力及法国大革命解放的人民群众。法语中“levée en masse”这个命名便暗示雇佣兵或贵族，还有当人民群众也与他们统一阵线之后，规模究竟会有多大。当大英帝国取代法国成为世界第一时，生产规模和军舰吃水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德国“铁血”商业引擎挑战了英国对地球的统治。大小、规模和安全紧密相关，这从美国对世界的统治中便可窥见一二。美国工业不容争辩的生产力是温斯顿·丘吉尔在1939年后那紧张的两年里唯一的慰藉。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他写道：“我知道美国已经打算参战了，并准备集中全力，誓死抗争。希特勒的命数已定。墨索里尼的命数已定。至于日本人，他们会被碾成粉末。其他就只剩下对势不可挡的力量的合理运用了。”或者，我们逆向思考一下——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Yamamoto）对首相近卫文说：“如果你告诉我战争的必要性，那么在与美国和英国对战的前6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里，我会一路狂攻，将一连串的胜利摆在你的面前。我还必须告诉你的是，如果战事延长至两年或三年，我便没有信心赢得最后的胜利。”被碾为粉末，势均力敌，这就是一个最有决定意义的对称结构，在纯粹逻辑学中，权力的存在是无可争辩的。直到现在，亦是如此。

6.

当今时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权力？究竟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勾画出它源源不断的需求？

很可能会有人说，群众对群众的权力世界正在与我们渐行渐远。毕竟在网络中，现在任何一个微小的碎片都会带来巨大的，甚至致命的、具有颠覆性的压力。一个聪明的电脑黑客、一个散漫的恐怖分子、一个有坏点子的避险投资经理人，甚至一个纯属意外的错误连接都会造成大面积的破坏。将如此多的权力存放在一个系统里实属前所未有，然而只要一个错误便会让其不堪一击。如今，虽然有些东西强大了，却又好像变得更脆弱了。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很高，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的社会、法律或年轻人的联系不畅了，那么这个国家的国会比其财政力量更加不堪一击。

但是，这个“针刺力”（Power of a Pinprick）的不对称并不能说明一切。当网络的决定性特征影响到小微力量并推动它们发展时，另外一些事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数量庞大，甚至具有历史性的力量聚合。互联网平台如Facebook，软件系统如微软，搜索引擎如谷歌，都变得越来越难以取代，谷歌每天回答全球50%以上的问题。那谷歌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公司吗？是Facebook吗？还是说他们的权力被广泛分配？抑或是，它们的权力被凝缩成数学算法和云数据？

想要了解网络时代——我指的不仅是互联网，还包括所有你能想到的连接系统，最开始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在连接系统里，对力量的诠释不仅要通过深度浓缩，还要通过海量分配。对于网络世界的理解，不应只是简单的随机术语。在不久的将来，权力及其影响会变得比封建时代还要高度集中，甚至比最有活力的民主还要分散。我们可能会说，网络力量就像是由数以亿计的紧密相连的点连接至一个十分重要且高度集中的内核。我们的世界充满着数不尽的连接设备和快节奏的人们，但是我们也有集中化的公司、协议和系统。在以前，生物研究是很复杂的，它需要10亿美元的实验室，而如今，一个基于大量云数据的遗传数据库（集合）的工作台（分配）便可取而代之。你可以用你的手机（分配）录制高质量的视频，再通过诸如Instagram（社交软件）这类的中央站与数百万人分享你的视频。金融工程师可以设计出一款新的交易工具（分配），但利润多少则取决于它与这熙熙攘攘、能决定价格的市场（集合）的连接程度。

这种相互牵引、像太妃糖似的关系网在小（你的手表）和大（连接数据系统）之间不断延伸。一想到网络力量，这个画面就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在解放广场的民众，他们神奇般的出现就是通过手机或者一些如YouTube这样的平台，将一些曾经隐形的表层形式变为现实。如果这样，那么穆巴拉克身边的人被迷惑也就不足为奇了。相互连接的恐怖分子团体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看似寻不出踪迹，却能通过连接世界各地的海量信息平台吸引追随者，而那些激进的分析家一直以为招募宗教狂热者需要寺院、学校，以至最终个体之间的接触。

300年前，亚当·斯密就曾说过，在商业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名商人。在现在相互连接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节点。我们处在中间与外围之间那片紧绷而延伸的区域。当我们说连接改变事物的本质时，这的确是一种我们需要思考的平衡。约翰·帕吉特和沃尔特·鲍威尔在其研究复杂连接系统的巨著《组织和市场的出现》（The Emergence of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 ）中写道：“社会结构，更应该被看作社会生活流动的漩涡，而不是一栋石屋。”这一观点暗示出种种不安：我们是所有的结构中的一部分——议会、大学、工作的公司，甚至连我们的思维都是临时关系的组合。当然，这些关系也可能马上发生变化。

集中与分配之间的矛盾就好似一把液压钳。这种运动改变了约定俗成的旧式行为习惯。以我的父亲为例，他是一名传统医学领域的顶尖心脏病医生。几千年来，传统医学都是以医生为中心。当你躺在担架上奄奄一息，鉴于父亲拥有数十年的培训及临床经验，他便是你最大的救星。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几乎每一个患者都会怀疑并胡乱猜测父亲的诊断，甚至连父亲救活的那些人也会这么做。导管还没从鼻子里取出，这些病人就开始上网搜索自己的病情，相信那些真假参半的信息，并和网上那些患有同样疾病的人互相探讨。这样一来，父亲的诊断便受到了挑战。若有一天“DNA互联网”、诊疗病历、实时更新的医疗数据库出现，智能机械都能比我父亲更胜任诊疗工作。数据中心与传感器之间持续不断的信息交流会使得这些系统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将患者心跳的细微却惊人的变化、新药物治疗所遗留的化学嵌合体，以及患者临终前每分钟的感受都呈现出来，而这些是父亲永远都不愿看到的。

互联网引起了集中和分配，并导致许多现有结构的解体。以令人担忧的全球经济为例，财富高度集中，而廉价劳动力所进行的工作却极为分散。正如我父亲在医疗领域的关键角色受到的挑战一样，全球的中产阶级正同时受到来自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双重压力，他们的工作被机器以及越南的血汗工厂所取代（分配）。经济利益却正以极快的速度向精英阶层积累，同时带去更多信息、机会以及充分的连接。

将经济置于网络层面审视会带来新的巨大压力。一位韩国朋友在谈到韩国经济低谷的时候这么对我说：“我们失败了。”韩国的电脑和电视制造商曾希望开发出自己的核心软件，也曾希望自己的硬件制造技术不可超越。但他们已然丧失了市场，从谷歌、Facebook、苹果等类似的公司创办之日起，他们就已经开始丧失市场了。韩国本土的同行没有吸引力，也没有机会与之竞争。如今，中越两国利用其廉价劳动力进行流水线生产，使得一度广受赞誉的韩国制造业已不能和中越两国的制造业相提并论。无论是在首尔的技术公司工作，还是在我父亲的心脏病学办公室工作，两者都有着奇特且共通的一面。

这种网络引领的摧毁模式几乎随处可见，这是有力的知识核心与广泛分布的各式连接的产物。报纸不再深度报道切题的消息，反而充斥着没有营养的大众新闻和故作聪明的社会新闻；曾经播出经典电视剧《欢乐酒家》（Cheers ）和《宋飞正传》（Seinfeld ）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廉价上传的视频和各种网络平台。

比特币和其他电子货币亦是如此。这些电子货币正一点点地蚕食着央行原本不容置疑的权威。无人机如今也成为连接的产物，只要利用各种航空技术，并通过一连串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信号对无人机的飞行轨迹进行定位就可以完成。这些给我们传统的安全观带来的冲击将会同“集中—分散”对医疗和金融业带来的冲击一样：让传统的方法变得效率低下、毫无用处。自控无人机对战航空母舰？边境防御？人类士兵？想想19世纪的巴黎欧仁·奥斯曼（Baron Haussman）为了控制住启蒙运动时代那些放纵易怒的市民所推行的政策。他将城市中宽敞的林荫大道、狭窄的人行街道及城市中轴设计成辅助警察快速隔离暴徒的通道。我们的城市呢？为了抵御非对称性无人攻击机，自动救护车以及机器警察，城市需要人保护。不久的将来，正如20世纪的汽车一样，无人机也会对我们的城市提出重新规划的要求。康威所说的网络力量法则再次发挥了效用。虚拟正在变为现实。

7.

连接是一种解放——这个简单的、曾吸引人的想法是错的。如今，连接常常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下，这种状态强而有力，并且时刻变化。这样的平衡存在于自然法则的最基本的单位中，即原子核内。20世纪物理学的重大突破在于，证实了原子中核外负电子与核内质子、中子所表现出的电力平衡。在这一意义上看，氢原子是最简单的情况，仅有的一个电子和一个质子达到了平衡。铀则是另一种情况，它所拥有的92个电子和92个质子一一对应，达到了平衡。网络也是这样一种能量的平衡：外在的设备越多，网络的内核就会越强大。比如，当谷歌每小时只接受少量提问的时候，其内核就没有必要进行更新升级，这种简单情况类似于氢原子。但是现在，谷歌的信息量已经趋于爆炸。手机、汽车，或者任何一种网络浏览器都如同环绕在数据中心外的电子一般，有着无穷无尽的需求。这样的规模是惊人的，据内部人士透露，谷歌服务器的内部业务量占到了互联网总业务量的10%。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处理上亿的连接点，而所有这些连接点都被中心信息核所牵引。设备越多，信息核就会越强大。分散与集中如今就是力量的本质。

这种牵引运动，通过力量的核心及分散点无情地拉扯着那些已固化的结构、事物和人群。这足以解释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曾依赖过的一些机构土崩瓦解的原因。连接改变了事物的本质，私人医生、银行存款、军队，以及上亿的国民，莫不如此。一旦人们与市场、知识和世界取得联系，他们的生活将不可避免地瞬息万变。试回想，曾在启蒙运动时期起关键作用的绞刑台，当时不论人们建立了多少，现如今都将被推倒。

如果你利用工具和技能来审视这个世界，将这个世界视为一张振荡着且拉扯着的关系网，那么你可以从坦克、军人和常年的社会稳定中看出其中的脆弱性和可能性。一旦你发现了新的规则及其影响，哪怕是电流源的影响和控制这种最不容置疑的事，也会显示出破绽。美元，航母，边防线，无一不是如此。第七感这一概念最初是由对力量重组的感知所定义，假设你看见一个孩子拿着手机，细想一下就会感受到互联网潜在的力量。假设你看见一个怒气冲冲又没受过多少教育的自称恐怖分子的人，你绝不会联想到一个低年级代表队。相反，你会感到惊讶，这种惊讶会让你不悦。我的一个朋友控制着世界上最大的比特币安全保险库，他曾经这样告诉我，“平台曾无比重要，而如今重要的却是协议。”他指出，渠道和规则连接着世界不同的体系，从根本上影响着权力的分配。比特币的数据区块链规则或者类似IPv6 ^[2] 这样的寻址协议，揭示出我们在未来都将彼此连接。这些例子揭示出一个事实，即外在互联网施加的压力将变得具有可操作性。

请你试一下，右手握拳，左手张开，两手保持几英寸距离。把左手想象成不断振荡的、连接着的各种互联网，把右拳想象成聚集的能量。那么右手就是谷歌地图，左手就是无数的安卓手机，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图景。互联网存在于左右手之间，存在于一种集中与分散并存的对立状态中。无论我们与什么人、什么物体产生连接，比如自己的父亲、报纸、难民、玩具无人机，都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其本质属性。以前的领导者的权威正在消退，当前伟大使命的促成因素还不连贯，我们的时代实质上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而领导者仍旧被相互拉扯的力量所左右，在这种对立的状况下我们应当自我塑造，并为新的建设而时刻准备，这一点我相信你已经意识到了。互联网的力量虽然会造成对立，但同时也能够导致创造的发生。

这样的矛盾让我困惑已久。显而易见，能量正以惊人的速度集中，同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这一现象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它是如何进行运转的，驱动力量又是什么？弄清这些问题需要抛弃我们西方非黑即白式的思维方式，认识到对立的两个方面是可以取得平衡并能统一在一个整体里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认知上的飞跃。最终我得出的结论是，事物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对立统一的。

举个例子，1127年，来自北方塞外的女真铁骑进军中原，统治中国长达168年的北宋王朝覆灭。北宋的文武官员、社会贤达，自当时的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南下，渡过长江，建立南宋，定都湖畔城市临安，即现在的杭州。临安，即“取得安定”之意。对南宋统治者而言，这座小城确是一处可让他们远离战乱，休养生息的佳境。

此城临西湖而建，湖水在绵延起伏的丘陵与茶园间静静流淌。诗人、政治家苏东坡曾将西湖比作美人，因其能给人一种内心的安静平和而不乏赞叹。中国文化中将水视为阴，南怀瑾大师建学堂的太湖也是如此。南宋统治者摆脱了侵略这股盛气逼人的“阳气”，最终来到了拥有和平的“阴气”的南方。阳，即积极行动，暴力侵犯，极具创造力；阴，即平静祥和，风调雨顺。阳是雷雨，阴是雷雨后的平静，土地湿润，作物生长。阴阳调和的概念源自中国最古老的哲学思想，著名的政论文集《淮南子》有言，“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阳生于阴，阴生于阳”。杭州便是阴的代表，那里孕育了千古流芳的哲学、诗歌和艺术。伟大诞生于平静，时至今日，坐拥西湖之畔，品当地龙井，内心安定，自然超脱。

我们可以用阴阳调和的理论来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今互联网力量的分散并非真正的分散。互联网的力量最终是强大的，以其惊人的创造力创造出不计其数的设备，让人们充满梦想，并在这一古老平衡的外围增添了许多代表着暴力的阳气。而在其中心则是默默地进行着算法，呈现出一种浓厚的，静止的，甚至是安静的状态，聚集着大量的阴气。事实上，这种相互对立的争论在互联网革命伊始就已出现。1949年，电脑科学的开拓者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将信息视为一种脉动，这种脉动带有熵系统的不稳定性，我们可以称之为“阳”。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的1948年，机器设计师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用一种不同的眼光来审视数字时代，认为数字时代具有稳定性和结构性，我们可以称之为“阴”。因此，维纳提出控制论来描述这种数字秩序。这一概念来源于一个希腊词汇kibernetes，即在船只遇到风浪时进行的有序指导。

我们现在明白了身边的网络是阴阳兼具的，既井然有序又混乱无序，既有益又有害。在这个相互连接的时代，力量既集中又分散。这些统一体中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作物需要雷雨的滋润，雷雨又需要吸收地面辐射的热量。或可认为，正是与女真铁骑暴力战争的阳气催生了杭州的阴气，并带来了繁荣。大量分散着的连接点引发了革命、经济危机以及粉碎性的革新，但也让人们强烈地趋于团结，相信让我们聚集在一起的凝聚力。对立统一的观点并非中国文明独有，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传统中同样存在，比如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曾指出的“万物为一”。或者你可以认为，无恨则无爱、无静则无乱、无丑则无美，又或是我们即将看到的，无创造则无毁灭。

[1] 三十年战争，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编者注

[2] IPv6是互联网工程任务但设计的用于替代现行版本IP协议（IPv4）的下一代IP协议。——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