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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章 战争、和平与网络
世界正进入一个变革的新时代，新势力开始撕扯已经建立的全球秩序。不断连接的世界是历史上最大、最快、最全面的网络，它会帮我们摆脱旧的冲突，但更能使其复杂化。
“第七感触及战争、和平与力量，无论喜欢与否，这些问题都将为我们的生活增添滋味”
1.
2009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意外地接到了美国国防部的一个电话。当时，美国陷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近十年之久。这两场战争异乎寻常，局势不断变化，隐约预示着更激烈的战事将要到来，这种局面是最让士兵和政客感到不安的。老兵常说：“混乱和敌人一样可怕。”这句话似乎生动地描述了这两场战争的整个进程。一次，在为一群刚晋升的一级准尉做演讲前，一位上将把我拉到一旁。他告诉我，这些军官久经沙场，目睹手下士兵被隐蔽的敌人袭击身亡。他说：“你要记住，征战十载在这些人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挥之不去！”在这两场激烈的战争中，美国一些最出色的军方人士试图以其惯有手法，毫不留情地给予敌人正面攻击。他们在报纸、杂志上大肆宣扬战争的正义性，士兵接受了无数个小时的语言培训，在千万个漫漫黑夜冒着危险巡逻、守卫。但这一切的努力似乎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对战争的掌控感从不会长久。这两场战争，起初看似胜券在握，却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而且还不断制造着混乱与恐惧。
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将、反暴乱专家维克多·克鲁拉克（Victor Krulak）曾有感而发：“为之准备的战争，往往并非实际遭遇的战争。”可以看到，“9·11”事件之后，这句话一直回响在美国的战场上。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教训是，国防部和作战部队并未做好准备来迎接他们将面临的挑战。士兵们身着迷彩服，乘坐薄皮悍马军车，以坦克作为先前部队开赴巴格达——但这一切都错了，而且是极其危险的。这两场战争中最致命的武器，是那些隐蔽的简易爆炸装置（简称IED）。这些装置通常由炸药、胶带和可用手机遥控的引爆管构成，它们与带刺的铁丝一样散布各处，防不胜防。对于简易爆炸装置带来的威胁，一位军官后来回忆称：“这是传统军事力量遭遇战术突袭的当代实例，即使说不上有什么战略性的意义，但也蕴含军事行动上的启示。”现在这个时代，小问题往往会迅速升级为战略危机。战场上爆发的激烈瞬间，比如炸弹在非装甲卡车经过时被突然引爆，会让一个师的耗资10亿美元的军事行动受阻。这时，几乎每个人心中都产生了同样的疑问，有时甚至会大声喊出来：“怎么会发生这种事？”紧接着，这个问题就会变成“我们究竟在这儿干吗？”这些小破坏炸翻的不仅仅是悍马军车，它们更是撼动了美国关于军事战斗的整个理念。
走进五角大楼，人们震撼它的高大、开阔的空间结构，惊叹它的庄严。于是，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里肯定有人把所有事情安排妥当。但是并没有，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这座建筑磅礴气势的背后，是美国军力不可言喻的历史厚重感，其力量是那样地夺人心魄，但今天的五角大楼常常无力应对风云变幻的世界，这种反差带来的巨大冲击让人难以释怀。对此，不安的情绪在美国大兵中蔓延开来，这些人曾身处这个超级大国势力范围的边缘地带，在寒风中度过无数个战败的夜晚。他们的忧患意识算是对五角大楼的一丝慰藉，这个庞大而古老的机构，正面临着发展迅速而又势不可挡的未来。
到2009年，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逐渐降温，美国的将军们又开始思考，世界范围内是否有其他裂痕正在蔓延。当然，外交官对此也会担忧。但对军方而言，这一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因为战场上每天都有士兵阵亡。军方高层不断质疑：自己是否忽略了什么？在自己的组织中，在其恢宏规模的掩映下，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裂痕悄无声息地将精心筹划的方案变得愚蠢而危险？在美军人数比10年前减少了30%的情况下，他们该如何应对当今世界？于是，他们打了几通电话。
2.
如果你接起华盛顿打来的咨询电话，要求你就如何应对变幻莫测的世界发表下自己的看法，你就不难发现，近年来美国军方将减少恐怖分子作为主要目标之一，但似乎事与愿违了。这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令人烦恼，但这也是许多全球化问题的一个共性。例如，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覆盖全球市场的同时，也加深了贫富差距的鸿沟；我们建立更多连接、促进世界现代化的同时，也把自己与一些极为传统的风险捆绑在一起；美国发动了人类历史上耗资最高的反恐战争，却不安地发现，此举催生出更多的恐怖分子。2003年10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在一份备忘录中对反恐难题的本质做了概述。他问道：“我们每天抓住、杀死、威慑或者劝止住的恐怖分子有多少？为了对付我们，激进组织和那些激进的牧师每天招募、培训、部署的恐怖分子又有多少？前者数量超过后者了吗？”尽管这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6年过后，依然难以回答。死去的恐怖分子很多，新加入的也很多。
这一难题最后出人意料地变成了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反恐战争的范畴。过去数十年里，花费不菲、设计精密的大型系统曾风光无限、所向披靡，现如今却被基于网络而快速发展的新力量不断吞噬。这不仅仅体现在军事方面，全球传媒巨头、大型制造工厂等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压力有一部分源于“革新者的困境”，即在旧体系里已是殿堂级的大公司，却错过了新事物。例如，最好的杂志公司曾为跨入数字媒体领域拼尽全力，但凡在知名杂志社工作的人都得到了雇佣、奖励和晋升的机会，毕竟他们在平面媒体行业表现不凡。而现在面对互联网呢？这却成了难题。
其实，新事物难倒旧事物的真正原因更为深刻，这也是本章将要探讨的内容。人们将会发现，常用的语言无法传递网络的力量。放开固有的观念并非易事，不仅因为人们依赖旧观念，更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无法理解抓住新事物意味着什么。坦率地讲，我们并不明白基于网络的相互连接会对市场或敌人产生何种影响，正如几百年前，人们同样不知道蒸汽机将使航海发生怎样的变化。当然，历史记住了蒸汽船的制造者，但历经了几十年的困惑和对新事物的抵制，直到新的语言及科学出现，才证明了这项变革的伟大之处。同样，今天我们对网络的理解正处于初始阶段。
越困惑，就越寄希望于已有的观念，此乃人之常情。人们心想，兴许旧观念能奏效呢，之前一直都这样呀。事实上，风险越大，人的权力越大，就越难驱逐旧的观念。现如今，在国际事务的舞台上，极其重要甚至具有毁灭性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成了讨论的焦点，而关于网络如何运作、网络对安全有何影响等问题一直没有被详细讨论。嗯，这样说也不太对。还是有许多关于网络的讨论，不过仅限于那些想攻击并侵蚀现有秩序的人。这些人发现旧力量对市场、领土或经济的扩张徒劳无用，而新事物正对此虎视眈眈，他们从中看到了新的机遇。拉姆斯菲尔德曾对一个问题忧心忡忡、抓耳挠腮，这个问题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为何落于人后？但这个问题忽略了一个更耐人寻味的问题：新的力量之源能使这个国家再次领先吗？最担心此问题的自然是军方，毕竟他们是最早感受到新事物的震撼力的。
自2001年以来，反恐战争进一步推进，这种推进至少创造了大量的数据。五角大楼里面，分析团队聚精会神地处理电话及短信记录。他们查看人际关系图，研究一项项微小数据，查出何人被杀，其原因及时间是什么。他们将所有数据输入目标电脑及数据库，结果显示，“9·11”事件之后一年年过去了，恐怖主义却像疾病一样四处传播。乍一看，这不是什么重要发现，毕竟革命性的想法、危险的意识形态和恐慌通常看起来就像流行病一样。但如果认真研究国防部的数据，就会发现，这种“病毒”的传播速度相当惊人。流行性疾病，即使是最恶毒、最具侵略性的病毒，如埃博拉病毒和耐药性肺结核，也需通过人体接触传播，且可以被监控、阻断甚至隔离。但恐怖主义的传染速度是士兵及数据分析者不可企及的，甚至无法完全监控。2003年，拉姆斯菲尔德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越努力，越是棋差一招’？”
总是落后于人，这是作为将军的噩梦。这种永远追不上的感觉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对于我的听众——那些新晋将领来说，是很煎熬的，但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现实。穿甲弹是一种管状炸弹，爆炸后会变成一大块红热的铁块，在100码 [1] 以外就可击穿一辆坦克。如果某天一个巴格达人弄明白穿甲弹的制造原理，很可能十天后，几千英里以外的阿富汗的村庄里就会有位官员被类似的抛射弹击毙，而美军却还没来得及升级其防御体系——这就落后了。如果一位美军将领来到一个伊拉克的陌生小镇，拿到了一张他可以完全相信的人的名单，但一个星期后，就会发现，其中一半的人都出现在恐怖分子的通信记录上——再一次落后了。
美国人知道这些是如何发生的，数据显示再清晰不过了。例如，简易爆炸装置的扩散就是一个范例，当然，“基地”组织没有理工学院这种地方可以让炸弹制造者聚在一起安全地研究、设计或悠闲地交换炸弹布置理念。这样的地方在被发现的几个小时内就会被“战斧”巡航导弹或“地狱之火”导弹夷为平地。尽管经常有制造炸弹的大部头著作被发现，例如塔里克·穆罕默德·阿勒萨瓦（Tariq Mahmoud al-Sawah）著名的400页炸弹制造指南，但它们都已过时（艾尔莎瓦推荐用卡西欧手表作计时器）。不，真正起作用的因素被个人和技术连接的网络所覆盖，有时是明确的，但其他大多数时间是虚无缥缈的，直到爆炸的瞬间才成为现实。截至2011年，可以抽丝剥茧般在网上的某些角落发现一些网站，像“阿尔萨穆特殊爆炸的入门教程”，网站上上传了暗图并引发了激烈的辩论，这是一种类似汽车炸弹狂人们的同好网站。更甚者，加密聊天室和信息服务都在暗暗作用，提供实时小提示（如不能用铜，而要用铝来做炸弹包裹）及建议（如海军陆战队在早上更容易被瞄准）。当士兵说正在攻击一家“恐怖主义网站”时，他们是当真的：他们的对手就是一个能自我修复、不断成长并不断更新的网络。
在面临简易炸弹装置威胁的几年之后，国防部组织了一支特遣部队，称为“简易爆炸装置联合对抗组织”（JIEDDO）。这个团队专攻令人惊奇的工程学，并且发挥了敢想敢做的美国精神，在名字的发音中就体现出来：“快！行动起来！”（Gee! Do!）该组织中的科学家和抗战者发明了悄悄监视街上情况的方法，他们可以对正在布置炸弹的恐怖分子开火。他们改进了汽车的平滑器，可以使爆炸产生偏差，并首创了新型盔甲，可以吸收反复的意外爆炸袭击。正如它的宣言所称，简易爆炸装置联合对抗组织正在努力“击败简易炸弹装置这种具有战略影响的武器”。
不难理解，100美元的土制铁管炸弹竟扰乱了美国15万亿的国家利益，这确实有点儿怪异。不过你会感觉到简易爆炸装置联合对抗组织的局限性，这从该组织的任务宣言上就能看出。打败那个装置？这远远不够。“击败装置”与“碾碎生产这些东西的网络”还是不同的，后者才是最终目标。该组织推出了一个又一个很好的防御措施，但这些炸弹还是不断涌现，而且不断更新，更具杀伤力，恐怖分子抱着不拥有炸弹誓不罢休的决心，如同我们渴望得到最新款的手机、电脑游戏或宽屏电视一样。这就引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捣毁一个网络到底意味着什么？能赢吗？能先发制人吗？从某种程度上，简易爆炸装置联合对抗组织遇到的困难与我们所有人现在面临的很相似：旧事物与新事物的对抗。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它拥有超音速导弹、世界最先进的雷达和用之不尽的喷气燃料，却无法阻止一群没怎么受过教育、发展落后的乌合之众。哪里出了错？这种失败是否暗示着这个时代里一些更深刻的内容，一些关于具有支配性的国际影响力的地位的内容？确实是。为了搞清楚，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3.
1787年12月圣诞节的前几天，托马斯·杰斐逊在巴黎给詹姆斯·麦迪逊写了一封信。麦迪逊当时正在大西洋彼岸的费城为修改美国新宪法费尽心思。当时夏天才刚刚过去，而新宪法早在春天便完成了初稿。两个人经常联系，往来的信件中有着熟悉的革命同志情怀。杰斐逊当时44岁，作为美国驻法大使，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投入工作当中，称自己已被欧洲大陆的魅力“彻底征服”。麦迪逊当时36岁，距其1808年当选总统还有20年的时间，年轻这一优势将助他成为杰斐逊的继任者。在某种程度上，麦迪逊是美国第一位真正的外交政策总统，他发起了“1812年战争”（又称为“第二次独立战争”），并落实了与法国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1787年，他因“宪法之父”而为人熟知。
杰斐逊一如既往地以优美的文笔开了头，他提到了麦迪逊家帮忙教小孩功课的修女，提到了一袋精心挑选的南卡罗来纳州的大米在运输过程中的丢失，打乱了他想用美国粮食惊艳法国人味蕾的计划。接着杰斐逊话锋一转，提到了麦迪逊也同样关心的新宪法。杰斐逊向往着宪法所构想的优雅的权力平衡，说道：“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想法，构建一个政府框架，让它自己平和地发展下去。”杰斐逊觉得，美国宪法反映出的政治格局涉及人民与权力之间、各州与中央政府之间、农业与商业之间的关系，这在人类管理历史上是全新的。他说，他被自己所看到的细节“深深吸引”。
这一体制特别吸引杰斐逊，因为这与他在欧洲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欧洲，粗暴镇压成了家常便饭。他写道：“法国实行专制政治，有二三十万人经常全副武装。我在法国的三年间，就发生了三次暴乱。”他对此感到惊讶。其实，法国的革命年代才刚刚开始。一年半后，巴士底狱陷落；5年后，路易十六（King Louis XVI）被送上断头台。当时的巴黎将很快见证这一时期，哪怕一年暴动一次都算是和平年代了。通过这封信以及那年冬天和来年春天与麦迪逊往来的书信可以看出，杰斐逊显然是感觉到了新力量将撕裂这个世界，美国必须适应这个新规则，无论是在对内还是对外政策上。杰斐逊知道新时代要求自由，所以本着这一精神，向麦迪逊提出了许多建议。正是在1787年12月的这封信中，他说他不喜欢《人权法案》的缺失，此举导致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宪法修正。
关于世界和美国所扮演的角色，杰斐逊的直觉是对的。现在很流行说过去的那个时代是“美国的世纪”，但不知道接下来会是谁的世纪。事实上，250年间，美国通过人类历史上一些最剧烈的转变，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有一次，一位美国老军官在即将会见中国国家主席的前一周问我，他该如何开始讲话才显得最好。我建议道：“你可以说，对于中国在过去30年中取得的成就，美国深表敬佩。中国使4亿人口脱贫，这是历史性的成就。而美国，尤其是在过去局势紧张的一个世纪中，为了建立一个规则，虽然花费了数不清的金钱，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民的生命，但得益的是几十亿世界人民。这项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历史性的。”几次三番，美国便成了影响深远、具有标杆性的大国，成了一个与年代需求相匹配的国家。不可避免地，世界现在会问：这种情况能否继续？
过去的政治、经济、军事事务的转变，例如攻占巴士底狱和美国宪法之类的法案诞生，可以说是在几个历史转折点上出现的。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些无法想象的转变时期，美国都获益良多。首先，这个国家诞生于18世纪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将杰斐逊从弗吉尼亚州的农场推上了政治舞台，这也是第一场震惊欧洲各方势力的大革命。法国追随了美国脚步，之后还有德国、意大利，欧洲大陆大部分国家都很快加入了。杰斐逊将新政治秩序称为“自由喧嚣的海洋”，它需要一个强大的消化力。累积的社会压力风暴——宗教改革运动、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如强劲的浪潮般冲走了一个个古老的王朝。美国建立于新大陆，具有新观念，没有陈词滥调的束缚，所以它的诞生有着先天优势。“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将在数百年内保持高效运转。”杰斐逊在给麦迪逊的信中总结道。
全球秩序的第二次更迭始于19世纪中叶，与此同时，杰斐逊和麦迪逊的时代宣告终结。他们那个时代主要是国内革命时期，是欧洲国家对国内秩序的重组，而接下来的时代则是各国之间的激烈竞争。我们不妨将1870年的普法战争看作这一时期的开始，一直延续到1945年“二战”结束，这期间冲突日益激烈且不断升级。在充满杀戮的75年间，美国振兴了欧洲甚至世界的经济，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和第一阶段一样，美国变得更富有，更现代，权力更集中。相比之下，欧洲的那些国家则在一个又一个危机的打击中步履蹒跚。工业、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等方面的需求，似乎只能通过战争来调和，似乎在新秩序确立之前，有必要将旧建筑和年轻人一起吞噬。这次暴力的规模就像它所催生的工业规模一样，即使是最睿智的人也未能预见。最终，全世界都陷入了战火。“在1919年秋天，当我记下这一切时，我们正处于人类命运的萧条季节。”在宣告“一战”结束的巴黎和会召开后，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如此写道。他隐约感觉到，一个更为萧条的时期将会到来，而且是以另一种战争的形式到来。
第三次对抗，即冷战时期，在第二次秩序更迭后接踵而至。这场竞争是物质利益的激烈争夺，也是过去几百年来的意识形态冲突的体现。它代表着政治上最根本问题的争论：当两种互不妥协的世界观处于正反双方，生活该如何进行？这场延续了45年的斗争在核灾难的威胁下展开，为这一时期带来一个新的特点，即世界可能被完全毁灭。核威胁是人类历史上的新事物。清醒的理论家可能也在考虑这样的问题：“试想，如果我们花100亿美元就能制造一个机器，而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摧毁全人类。”19世纪60年代，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在《论热核战争》（On Thermonuclear War ）一书中如此写道，他的担忧之情跃然纸上。随着时间流逝，美国再次发现自己处于轴心位置。一开始美国执掌着斗争的一端，后来随着这场对抗在1989年出人意料的终结，美国欢呼雀跃，发现自己获得了史无前例、无可匹敌的超级大国地位。如同前两次转变，这一次也改变了世界格局，并且近乎理想地让美国成为获益者。
4.
当今世界正进入一个变革的新时代。1787年，杰斐逊写给麦迪逊的那份信上大胆地预言了美国数百年的高度繁荣，这将是美国遇到的第4个汹涌浪潮。大规模的技术变革以及它们带来的经济、军事、社会方面的影响促使新的势力开始撕扯已经建立的全球秩序。现在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确定美国国家使命的问题：美国想在世界上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如何实现？美国要具有哪些基本条件才能获得杰斐逊所说的“平和”发展的机会？
美国扮演着一个如此核心的角色，以至上述问题的答案将会影响到每个国家的规划、每个渴望拥有影响力的新势力的规划。这些答案代表着至关重要的背景，在此背景之下，我们得以生存、开展贸易、旅行及学习。在硅谷或艾奥瓦州，你可能会觉得，这些变革跟你无甚相关，但冰冷的真相是，二三十年后国际体系不大可能继续沿用今天这样的路线，因为很多强大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不过，这一定是个灾难吗？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要求人们无论何时都应具备新的感知力。实验室、医药、科学、金融和艺术都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相互连接的样子。这种连接能否改变我们对历史上最关键问题的思考？这个问题将决定我们是生活在和平时代，还是充满恐慌与灾难的风云变幻时代。
稳定的世界体系现在变得岌岌可危，这种想法对“二战”后出生的这一代美国人来说也许不可思议。努力维护世界秩序？真实的、尖锐的、血淋淋的、危及国家的暴力？尽管美国人知道这种陷阱在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但这个国家已经被过去的和平繁荣年代麻痹了：首次公开筹股的模棱两可，上涨的房地产价格和每次危机都能增长的自信心。不过幸运的是，生存和稳定已经是这个国家最不担心的事情了。朱尔斯·朱瑟兰（Jules Jusserand）在20世纪任法国驻美大使达20年之久，他曾调侃美国人对自身地位的想法：“北边是一个弱小的邻国，南边是另一个弱小的邻国，东边是鱼，西边还是鱼。”
现在大多数美国人仍旧对参加过“二战”的那代人所建立起来的体系和思想，包括他们修建的公路、机场和学校有所依赖。这个国家吸收并推广他们的消费习惯：居者有其屋，负债及乐观主义。这种继承产生了历史性的繁荣，也让其他国家有所启发。再加上宽广的海域和友好的邻居，使美国得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自从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打了5次耗资巨大的小规模战争，只有一次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但这一记录根本没有动摇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美国民众对国家命运的信心更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从银行业到通信业，大部分生活中基础行业的繁荣程度让美国得以建立现有的信心。过去，大多数社会都很害怕突然变革。如果你踏进17世纪繁荣的荷兰，提出“废除”农业或大力改变人们的理财习惯，你将会被私刑处死。现在的年代不同了。在我们的世界里，许多改变现状的不安分势力是受到鼓励的。如果我10年前对你说：“我将记录下你所有的行动轨迹，这样你就能节省交通出行的时间。”你会接受这个交易吗？但是，如果你在手机上使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DP），你其实所做的并无二致。乔治·奥威尔关于技术官僚生活有这样的描述：“你不得不活着，从习惯变成本能，设想你发出的每个声响都被窃听，每个举动都被监视。”如果我告诉你这将是你所面临的生活，这个描述就是网络生活的一个特征，你会有何感想？如果我告诉你，我们将建立一个全球范围内的高速数据系统，但有个副作用，就是它会让叙利亚的恐怖分子更容易招募到生活在伦敦的孩子，你还会认为这是个明智之举吗？
我们这个年代有一则充满乐观精神的箴言——破则立，是美国国民性格中的一个优秀特征。也许，对于一个移民国家来说，这是可以预见的。这些移民抛弃了自己的生活来到这里，希望得到更好的生活。当你毅然离开故土，来到一个新的地方，语言不通，文化相异，这是需要信仰的。你必须坚信：破则立。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即使是最英勇、最有希望的国家，都不能对历史的力量免疫。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曾说过：“每一场变革都内含罪恶。”这句话像复调旋律一样贯穿于现在这个年代的希望乐曲中。美国的卓越精神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需要制订宏大的战略规划。美国人开始感觉到，这个年代比他们想象的更危险。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人的自信心以及有时对国家命运的盲目确信，可能使这一点显得至关重要，也就是他们必须明白美国该何去何从，理由何在。美国需要一个宏大的策略。因为美国现在是全球力量的轴心，而其他国家需要一个准确可信的答案，以回答杰斐逊曾经考虑过的问题：美国心目中的秩序到底是什么样的？
当我们思考全球平衡时，“大战略”一词是有特殊含义的。它意味着一个国家拥有的一切强有力的工具，包括经济、金融、意识形态、政治和其他资源，都可整合起来保卫国家安全，促进国家繁荣。为了使大战略更好理解，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经常谈论的是行动的战术层面、操作层面和战略层面，其中战术层面是最贴近实际的。例如，选择用机关枪保卫喀布尔的街道，而不是用坦克；为中央银行买进黄金或者允许高频股票交易。制定的政策与现实结合即产生战术。其实，最强有力的冲击也是最先从战术上感觉到的，如路边的炸弹或是破解电脑的代码。
比战术问题更高一层是操作问题。这个层面会决定各方力量该如何控制才能达到最优。我们该派轰炸机去阻止伊朗核计划还是利用网络攻击呢？用税款修复老旧的高速公路会比征收通行费更快吗？1950年9月15日早晨，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MacArthur）发起了令人措手不及的代号为“铬铁行动”的仁川登陆战，这就是一次操作层面的选择。“在5个小时内，4万将士奋勇突击，为的就是保证10万名坚守韩国防线的将士能有一线生机，”他回忆道，“对于未来的责任，我将一力承担，如果我失败了，这糟糕的结果将会在审判日拷问我的灵魂。”
政策通过操作得以施行，这是投机取巧的官员和无所事事的办公室政客损人利己的阶段，他们能在这一阶段轻易削弱那些有远见之人的雄心壮志。但同时，这一阶段也是公司员工、军人、研究人员的意志和激情产生灵感之所。服务器群组、数据挖掘算法、贸易协定——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运转棋盘。操作是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关键阶段。认真、持续的行动保证了政策在面对冲击、增长或溃败时的稳定性。谷歌数据工程师鲁伊兹·安德烈·巴罗索（Luiz André Barroso）和乌尔斯·霍兹勒（Urs Hölzle）在几年前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里写道：“网络服务的迅速流行创造了一个新阶段的计算机系统，我们称之为‘仓库级计算机’。”文章提到的操作变革使谷歌每天都可以迅速提供太字节的数据。他们发现，他们建立的大数据中心非常大，一架架巨型计算机犹如一座座摩天大楼一般。太阳能场是它们的能量来源，而河流是它们的冷凝管。它们的运行如同变魔法一般：获取即时知识、远程连接、不断绘制人类知识的图景，这便是现如今不断增长、规模宏大的操作层面。
在操作层面和战术层面之上的是战略层面。这一维度考虑的是整体设计及实施。如果没有战略，操作与战术就将失去连贯。战略是国家或公司这样的机构在实现其远大目标时的行动方向，这些目标包括欧洲和平，电信光纤的高速传播或亿万用户的金融网络。说实话，战略层面是有点儿虚无的。我这么说的意思是，在这个高度，你能看到的其实是一群雄心勃勃的能人：狂热的首席执行官、自负的政治家、疯狂的独裁者等。他们制定的战略涉及亿万人，在某些情况下涉及的人数甚至更多。大战略意味着这类思考的巅峰。在全球事务中，它代表着战略的构建，暗示着如何利用外交、市场、政治和军事来达成同一目标。大战略是对这个世界的基本定位。如果可行，它将启发创意，释放国家的能量。它还指明了一个清晰的方向，降低突发事件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大战略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本质，代表了我们利用这个本质来实现安全与繁荣目标的规划，而这个目标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已经生活在大战略的保护伞下了。
冷战时期的互相牵制，欧洲19世纪革命年代的权力平衡，影响中国古代长达千年的附属国——这些都是宏大的、重要的、系统化的计划。它们左右了帝国得以长盛不衰的安全决策，影响着每一个平衡的理念，比如自由、王朝的延续（这需要抵抗技术革命、经济危机、意识形态影响和其他数不清的可能摧毁帝国的力量）。每个大战略都反映了时代的需求，让我们得以对那些时代的权力有所了解。
几年前，中国军事战略家刘亚洲将军评述道：“一个大国可以输掉很多场战争，但是有一种失败是致命的，那就是战略上的失败。”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冷酷，但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坚持错误的世界观，会将优势变成劣势，而在我们这个连接的时代，这种转变快得惊人。过去，一个国家的强大是通过坦克和飞机的数量还有财富来衡量的，所以不论强盛还是衰落都是循序渐进的。热那亚花了数年才建立了一支远征军，为的是摧毁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的部署；20世纪，德国也是经过几十年才整合了海军。但是今天，网络系统的兴衰速度惊人。曾经成功的技术公司，例如仙童半导体公司（Wang and Fairchild Semiconductor）和聚友网（Myspace）苦心经营了多年，却在几个月内就被取而代之。新公司悄无声息地出现，击败了那些曾经强大的企业。“不变则亡”这句程序员的老话，在快速发展的创新世界里贯穿始终。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国家和意识形态，适用于你我。再回想刘亚洲将军的话：“一个大国可以输掉很多场战争。”在过去50年间，美国那5场无结果的战争并不致命，它们只是对国家的尊严和地位的一点点伤害，因为它们并非战略失败。未来的错误也许不费一枪一炮，却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因为在战略上，美国正在走下坡路。
5.
以下6个悖论可以勾勒出美国现在面临的巨大鸿沟。
一、巨大的国家利益与日渐减少的传统方法之间的不协调令人手足无措，而这几乎是美国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却再也无法实现即便是很简单的军事和外交目标。
二、正如我们所见，曾经对世界秩序极其重要的制度，现在却面临着全球信任危机。从美国国会到欧元，再到人们当地的报纸，重要的公共机构都不如10年前让人信服。很多东西似乎注定会被迫淘汰，就像我们10年前买的电话、汽车和电视机，如今都像是古董一般。
三、尽管连接时代让世界人民看到了危机，更精确地评估问题，而我们的领导人却对此无能为力。全球变暖、经济发展不均衡、物种灭绝、核事故、恐怖袭击——神奇的是，虽然政府对此无能为力，但我们能够通过网络随时了解到这些事件的微小细节。看日本福岛核反应堆泄漏的视频！看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高清视频！市场的起起落落，远方战争的事态，难民潮，这些都像是我们打开电视看的一场足球比赛。但是，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当各种混乱向我们涌来时，我们想大喊：“快！行动起来！”而事情似乎都没有进展，如果有，也只是让问题变得更糟。这种只能作为旁观者的无力感像是胡桃钳一样，夹碎了我们对那些原本指望能解决问题的人和机构的可信度。
四、许多新的挑战展现出一种令人担忧的非线性状态。微小的力量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个激进的少年，一个错误的商品订单，或者几行错误的电脑代码，都可以摧毁整个系统。这种事情的规模每天都在扩大，因为随着网络发展，哪怕一根针落地的声音都可能会引发全球雪崩之势。以前，危险是局部的。加利福尼亚的旱灾，通常只是加利福尼亚的旱灾。中国经济减速，只会影响到深圳或者上海，而不会影响到南美洲。但现在，网络使事物相互重叠，相互影响，危机以令人震惊的规模汹涌而来。我们知道有效的外交政策、有效的政治或经济是无法临时准备的，但现在网络的速度已经快过我们决策的速度——市民们甚至期待反应能更加迅速。想想看，几乎任何工作都要求快速答复，而在政府高层这种压力更是被推到极致。
五、尽管全球秩序正在发生的变化很大部分源自美国宪法、公司和思想的革新，但这个秩序似乎渐渐脱离了美国的控制。回想20年前，当时美国是唯一的霸主，是全球金融、经济和技术的领导者，并且欢迎其他国家使用它制定的规则。今天，美国的同盟和敌人都想知道：全球秩序是否正在崩溃？速度有多快？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六、这一点现在也许很明显了：美国似乎也不知道它将何去何从。尽管许多国家可以在战略层面和操作层面调整行动——设计更好的无人机，制定更明确的货币政策，扩展原有的边界，但似乎很少有清晰的战略。现在美国的谈判主要针对小问题，而不是世界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在国家安全的哪些领域美国能比10年前更自信呢？哪个国家能做到大胆地进行全球协商并能拥有清晰的方向感？
整体看来，这6个悖论表明，这个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开始感到无能为力。因为全世界都与美国相连，所以这个系统会有更多的部分受到损坏。如今，美国不仅被海洋所环绕，也被金融、数据、贸易所连接，这些连接对纽约、巴黎或东京的生活同样重要。当然，那些发展了几个世纪的国家与仅仅发展了几十年的网络被传染病、袭击或致命弱点的威胁捆绑起来，其捆绑方式是前所未有且令人不安的。看到近年来我们为自己制造的这个糟糕而又危险的局面，你肯定会对自己说：“方向感！我们需要方向感！”
6.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美国的领导人现在正提出一系列的想法，可惜并未显示出足够的自信。他们的争论都是围绕应该多借用旧势力还是少借用，但是他们没有抓住时代的本质。关于国家将如何发展，尚未有清晰而有力的蓝图。事实上，你可能开始怀疑，现任美国官员最好的主意可能会，将世界拉进他们不自知的危险当中，从而使世界变得更危险。
在美国精英阶层，有两种方法最有影响力。第一种是所谓的“巧实力”，听起来很吸引人。奥巴马总统在其第二任期时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明晰的总结。当时他提出，美国政策最好应该遵循这句箴言：“不要做蠢事。”我们很难否决这种吸引人的自我中心言论——因为没有哪个政治家会倡导大家做蠢事。“巧实力”并不是一种外交政策，正如“好天气”并不是一种农业政策一样。从某种角度看，这暗示着根本不需要所谓的战略，面对问题时只需做出聪明的决定即可。“我现在其实并不需要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奥巴马在任期间曾表示不需要任何战略家，实际上也是暗示，不需要任何战略。
有一种直觉认为，我们这个年代最伟大的战略问题，即未来，已经得到了相当好的规划。而上述立场，正是对这一直觉的反映。从这种历史的视角来看，美国需要做的只是别做蠢事。我想，这种观点之所以具有吸引力，能够广为接受，是因为即时思维的盛行，而且采用冰冷的硬实力着实令人不安。在美国有一种与实际不匹配的自信，即坚信美国式实力以及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模式是回答世界各国如何运行的唯一答案。在这样的历史述说之下，美国人需要的只是耐心，世界会跟上的。如果你成长于“二战”后的美国，巧实力的世界观与你自己的经历就会很一致。问题是，这种舒适的情形几乎与任何随便拾起的历史书不符，不管是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Peloponnesian War ），还是丘吉尔的《命运的关键》（The Hinge of Fate ）都会提醒你，不管怎样，自由需要强有力的防卫，划时代的变革终会到来。历史也会提醒你一个冰冷的事实：看起来战无不胜的国家会在某一瞬间发现自己近乎灭亡。1937年，大英帝国还是全球霸主；三年后，它一息尚存；30年后，只剩下回忆了。约2500年前，伯里克利（Pericles）在雅典人民面前演讲时说：“如果幸福意味着自由，自由意味着勇敢，那么千万别躲避战争的风险。”当时他们已经经历了一整年的战争，人们正在哀悼战死的男丁们，而且看不到任何和平的迹象。或者，就像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的一句名言：“永不放弃！永不放弃！任何事，不论大小，永远，永远，永远，不能放弃！”在这些格言面前，美国应该为其“不要做蠢事”的理念感到惭愧。
20世纪，海军上将海曼·里科夫（Hyman Rickover）在视察他建立的核舰队时，曾提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著名建议：“为了寻找生活的目标，必须乐于行动。”这句话对国家，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适用的。我们必须乐于行动。逃避行动的想法很容易产生共鸣。近年来，美国所做的事情似乎都不奏效，那是因为美国用错了方法。那么美国的敌人呢？他们在改进正确的方法，他们渴望行动。如果环游世界，几乎在每个国家的首都我们都会遇见一些对世界秩序的过去和未来有着不同见解的人。他们认为世界不是美国政治秩序的成品，而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漩涡。他们想知道：“我们能建造什么？”他们觊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就像新成立的互联网公司觊觎尚未连接的旧市场。“不要做蠢事”对这些垂涎欲滴的势力而言，等于是邀请它们对这个世界指手画脚、采取冒险行动，并且提醒我们：很多后来精彩的事情刚开始时都显得愚蠢甚至疯狂。
在巧实力流行起来的这几年里，一群思想迥异的精英思想家提出了另一种主张。在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是另一种无策略的被动姿态。这群有名望的学院式外交政策专家在2012年提炼出这个主张的时候，美国正准备从伊拉克撤军。在一篇名为“美国，不要回家”的文章中，他们解释道：“美国席卷全球的大战略是我们知道的恶魔……但一个缺失美国的世界，却是我们不知道的恶魔。”按照这种逻辑，美国宏大的全球部署尽管耗资巨大、效率低下，却是美国国力强大的关键因素。的确，美国将近5%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投放在对昂贵而重要的安全的渴求中，然而，得到回报是国家得以发展的弹性和活力：拥有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安定的生活，包容公开辩论及个人自由的国家文化。
问题是，“不要回家”更像是为了某种坚持而做出的代价高昂的摸索。从这个满怀希望的阵营中流露出的思想闪着微光，代价高昂，却不现实，从最近的经验来看，它不可能获得美国公众的长期支持。更多的航空母舰、海外基地和喷气式战斗机真的能解决我们面临的危险吗？其实这一类想法很有吸引力，也不陌生，因为它们与我们过去关于权力的感知是一致的，只不过这种感知曾经一度是正确的。关于积极参与世界事务的建议很吸引人，但美国国内也有事情要做，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几十年过去了，美国雄心勃勃的海外使命并未完成。“任务圆满完成”并未实现，也没有带来最终的如释重负，美国仍在继续挥汗如雨、惴惴不安。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么多的流血牺牲，耗费那么多的财富，85万军士开赴阿富汗，20000亿美元投入战争，带给世界的却是一个更大的烂摊子。而后几年仍有几万亿美元的开支。和“不要做蠢事”一样，“不要回家”根本不能告诉我们世界秩序的未来。（而且给我们提了个醒：通常来说，可靠的大战略不会以“不要”这个词开头。）
7.
所以，我们应该客观地说：美国目前还没有什么战略。美国对世界的未来还没有达成共识。其他帝国迅速崩溃的经历，是美国需要迫切吸取的教训。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在《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不愿消逝的扩张梦》（British Empire ）中写道：“为生存而抗争在革命年代早已存在：欧亚大陆的革命逐渐（但非常迅速地）摧毁了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大英帝国赖以生存的全球环境。”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个年代也存在。决定美国实力的许多重要因素被后起的互相连接的势力彻底改革。这些改革是否会像曾经击垮了英国一样削弱美国？或者说，美国是否能利用它们来建立一个更持久的秩序？
和大多数国际事务专业的学生及从业人员过去接受教育的年代相比，当今世界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现实是，这种改变无法阻挡。因为过去20年给许多规则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知为何，外交政策领域并未怎么改变，这一领域主要处理战争与和平，如果处理不当，会给我们的其他计划带来灾难。除了一条：一种逐渐蔓延的悲观情绪暗示着，也许美国难以为继了。按照一般逻辑，大国可以统治一个世纪，所以美国的大限已然来临。
这并不仅仅是指美国欠缺中国战略或者中东战略，而是指其尚未找到一个整体的宏观战略，以应对中国及中东问题，更不用说通过娴熟的外交手段让各方势力和谐相处，就像交响乐中各种乐器相互配合一样。我们很难分清，这种迷茫代表的是缺乏想象力还是缺乏勇气。究竟是自大还是迷茫？或只是对现在各方势力变革性本质的无知？
今天，当高层领导指出，他们担心的主要是中国的崛起或俄罗斯的复仇，或者如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所说，在我们所处的世界里，“恐怖主义是主要的挑战”，他们都没抓到重点。对美国利益最根本的威胁不是中国，也不是“基地”组织或者伊朗，而是网络本身的发展。由开关、芯片、数据、代码、感应器、人工智能机器人、金融工具、贸易、货币等组成的网络是瞬息万变的，就在你读这句话时，网络就已经不同了。它的架构是一个神奇的迷宫，充满变化、传染性和不稳定性，也决定了它是危险的，同时又蕴含着巨大的机会。它涉及我们可能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恐怖主义只是网络危险及网络力量的一个例子，金融风险也是一例，而一些国家通过网络不择手段地寻求新的影响力，则是另外一例。而这些也许还不是我们将会面对的最大的威胁。人们常说，国际体系已进入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大剧变时期。这种言论通常伴随着一系列变化的事件，这些事件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是互不相关的：欧洲经济、流行病、俄罗斯、中东剧变、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事实上，它们都一脉相承，每一个事件都因连接而生，又都受到连接的影响。“谁能想到，经过事实证明，以软实力和相互依赖的经济为特征的后冷战时期却冲突不断？”最近一个学者团队如此写道，也反映出许多所谓专家内心的疑问。很多专家没能预知冷战的结束，也没能预知冷战结束后发生的事件的本质。那么谁有可能预计到呢？当时任何懂得网络的人。
17世纪英国哲学家及早期权力分析专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简单地指出：国家需要被掌握。“当人们生活的世界里没有一种令所有人敬畏的公众力量，那他们就是处于所谓的战争时期，”他写道，“而这种战争是人人相互争斗的战争。”对霍布斯来说，和平需要某个国家、势力或部落果断地控制一个地区、一个帝国甚至整个地球。一种令所有人敬畏的公众力量可以满足秩序的需要。在我们的连接时代，令人敬畏的公众力量已经存在，那就是网络。其实，这种历史性的、仍有待探究的力量的战争已经打响。网络可以被攻击、扼杀、捣毁、促进、利用、升级、赢得和输掉，并被那些拥有新的敏感性的人强加给所有人。一个全新的力量布局正在形成，它使新一代的政治家能抓住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机会，追求一个不以“不要”为开头的宏大战略。但这需要对力量有新的理解，获得新的感知。对推崇软实力和“不要回家”的人们来说，新时代的关键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看不到的，也是不可理解的。
8.
正如过去山川、河流、空气推动着贸易和战争一样，网络将会强有力地影响未来的力量分布，这种影响常常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毕竟，如今如果没有即时连接，人们是不能在山脉、河流、天空、太空有所作为的。这种连接网络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地貌，它每天都在成长，如同一片广袤的新大陆在大海底下融合而成。正如“快！行动起来！”团队发现的，世界正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变成国家与网络、网络与网络之间的对抗。在未来，网络必定会打败国家，正如过去一个国家击败了另一个国家。贸易、经济、生物、数据相互连接而形成的系统，将为未来的外交活动创造条件，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军事和经济的新地貌将发生改变。
网络力量的出现已经制造了不可思议的冲突。例如，2009年伊朗大选期间对YouTube的限制；匿名黑客集体攻击墨西哥毒枭、恐怖分子和俄罗斯电视台；金融网络用于打击非法拐卖人口网络；生物监测感应器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用以监测流行病或入侵生物的突然袭击——由这些机器织就的网络正等着伏击网络漏洞。几乎每个层面都在发生冲突，一场混战正在酝酿之中，不过还未进入我们的视野而已。美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1890年出版的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中，试图让人们相信一个痴迷于陆军力量的时代会认定全副武装的海军舰队拥有经久不衰的力量。汉尼拔对罗马的大举进攻以及拿破仑败给英国，都说明了“征服海洋才能得胜”。未来肯定会有针对网络力量对历史影响的研究，并且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在外交、商业还是政治方面，掌握网络才能得胜。例如，一拨拨网络军事无人机将会是接下来几十年内最大的军事威胁；唯一可以与之对抗的将会是能思考和学习的、有待激活的机器人网络，因为它们能达到机器学习和光纤连接所要求的速度。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和欧洲早已习惯了由特定国家担任重要角色这一秩序。这些国家利用武力，并且在武力使用上十分专断。国与国的暴力对抗是全球事务中最典型的事件。在这样的世界里，最强大的国家拥有最多的原料储备、最强烈的国家使命感，同时享有最大的安全保障和最多的选择。几十万大英帝国军队就是这样征服印度的。而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罗斯这几个强国，为争夺世界体系的统治地位几百年来斗争不断。战争可以用暴力重置世界实力布局，像排气阀一样释放国与国之间过于膨胀的野心、民族主义和升级的敌意，政治家们就在实力重置期间寻求甚至得到一种暂时的平衡。
在现代网络系统中，从证券交易所到贸易集团，力量的性质是不同的。小力量会产生大影响。一次错误的商品交易可以扰乱一个市场，然后使混乱蔓延到国家、企业和贸易公司。一名黑客偷偷侵入电脑网络，可以将国家的防御系统变成形同虚设的门帘。以前，只有大工业集团才能与另一个大工业集团对抗。而这种磨人的胜利需要时间。人们可以为胜利预先准备，甚至也可以避免。这种情形已不复存在。即使是现实世界最强大的结构——军队、市场、政府，在它们相连的神经系统受到虚拟攻击时，也会很快失去行动能力。这些攻击（有时是事故）以网络速度使被攻击对象瘫痪，其速度越来越接近即时。当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到“长期对抗”恐怖主义或中国崛起时，并未承认以后某些转变可能非常快。是的，为控制基本网络平台、协议，我们将面对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战争。但我害怕有些变化会因其过快的速度而伤害到我们。参加过“一战”的将军们感叹，如果当时外交通信能以马匹传信的速度进行，那么这场战争其实完全可以被阻止。他们说，政治家的判断力赶不上电报的迅捷。如果领导人的每一个感知都比时代要求得慢，那么不管在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一个威胁。
20世纪著名的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家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曾经将民族国家比作“盲目且强大的怪物”。在研究世界历史舞台上各国的行为时，他感到一种局促不安的罪恶感。这种不安绝对是源自他自己的生活。摩根索于1932年幸运地逃离德国，当时希特勒正将国家变成可怕的肃杀机器。我猜测，摩根索肯定很害怕今天围困住我们的那无时不在的网络。相互连接的力量就像反复无常的怪物一样，可以猝不及防地摧毁商业、国家经济和生态系统，而且没有一丝恻隐之心。打击通过网络连接的恐怖分子需耗费几万亿美元；通过网络连接的交易，在鼠标点击之间，就不声不响地让传统商业损失几万亿美元。举例来说，Skype（讯佳普，免费网络电话）并未偷走几千亿美元的长途话费，它只是让这些花费不复存在。还有，亚马逊网站在几年间就击垮了耗费几万亿美元建立起来的实体零售帝国。
这个世界正进入恒定的、充满感应器的数据流中。它们监视你的家，好奇地窥视你的心——它们还会记住并在长期的观察中分析、总结。当下这种强有力的网络力量不是摩根索所说的“盲目的”力量，而是具有精确的视野。它们总是能看到一切事物，比我们人类和我们的领导人看到的更多，而且它们不会忘记。网络似乎有抑制不住的能量推动着它们去寻找和开发针孔大小的细节。例如，2000年“基地”组织冷静地凝视美国航空网络，或者逐渐壮大的势力正搜寻着国际秩序的漏洞，这些漏洞我们想都没想到，更不用说修补了。面对网络组织的恐怖分子的暴行或者是大量的电脑错误，我们经常能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没有什么可以遏制这些连接的系统了。
尽管现代系统的规模和速度是全新的，但在国际事务中其实早就存在各种各样的系统了。例如，恒河边的藤蔓植物相互交织，养活了16、17世纪的莫卧儿王朝。长江、黄河和澜沧江承载着中国最富有的6个朝代的财富和知识。尼罗河滋养了埃及，使其在几百年间发展强盛，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幼发拉底河也不例外。贸易网络覆盖了整个地中海地区，使其成为罗马帝国、马其顿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财富中心。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英国，也是由海上航线网络支撑起来的强国。几百年来，水道就是实力的脉搏。它们对于贸易、战争和国家自由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网络帝国也曾在陆地上出现，它们因彼此相连的政治、丝绸、烟草、黄金，或者共同的宗教热情聚集在一起。这种网络，有时像马可·波罗只身冒险时留下的足迹般模糊难辨，在其传播过程中既有对繁荣的承诺，又暗示着暴力的存在。安托万·亨利约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这位受拿破仑启发的战术同谋者表示，是内部的通信网络和后勤保障将胜利交到历史上伟大帝国的手上，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方法变了，”约米尼评说道，“但原则是不变的。”在国家战争机器内部流动的连接线对安全来说与任何发起攻击的能力一样重要——这是1812年冬天，约米尼和拿破仑在俄罗斯付出昂贵的代价后学到的一课，那时他们在俄罗斯境内的供给线已接近崩溃。在我们的时代，由飞机连接的网络、商业网络、卫星连接和金融平台为美国提供了无所不在的全球性覆盖。所以，当我们考虑信息网络现在的演变——不断连接的世界是历史上最大、最快、最全面的网络，我们应该反问自己一个约米尼可能提过的同样的问题：“能否通过控制信息驱动的网络来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帝国？”
这个相互连接的新世界不会马上吞噬旧世界。其实，传统的东西和革命性的东西会互相斗争一段时间，例如网络武器和核武器将会上演一种奇怪的双人舞。想象一下，如果你统治一个国家，却不想建立起自己的医疗平台、金融平台、信息平台或安保平台，你将永远依赖控制着这些平台的国家或团体。如果这是个中型国家，你们国家的信息技术产业将不可能开发出一个有谷歌一样规模和影响力的搜索引擎，也无法开发出一个中国式的网络安全系统。这是否让你更渴望拥有核武器，以便在国家遭到致命威胁时用以自保？
网络会帮我们摆脱旧的冲突，但更能使旧的冲突复杂化。它们在以前的憎恨中注入新的忠诚，使宿怨矛盾更尖锐，让你更容易对这个世界宣泄不满。人们倾向认为，我们已经从飞机坦克之类的“冷兵器”世界进入遍布数字、光脉冲和生物感染的“热兵器”世界，但真正有趣而又危险的是这些冷热系统之间令人称奇的混合。比如，落点越来越准确的炸弹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数据和TNT炸药（一种烈性炸药）的结合体，这将会是我们未来的一部分，同样，DNA或计算机信息组成的病原体可以根据网络定位，哪里有传染病发生就往哪里送。
奥威尔曾说：“文明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武器史。”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网络世界，而且让人忧心忡忡。网络已经很明显地变成了武器。虽然没有枪支弹药，但是同样危险。所以，伟大的战略家应该了解、使用时代的资源。拿破仑对火炮的使用了如指掌，毛泽东则对游击战游刃有余。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全球网络将会被用于追求力量。所以我们最好要考虑该如何把握它们的本质，如何将它们变成我们的优势。最理想的状态是，重定冲突规则，将敌人打得措手不及，毫无还手的余地。过去几百年间，改变实力和财富是通过军队入侵、舰队炮轰和空军袭击来实现的。而在未来，只有拥有和使用连接、网络和机械智能，才能拥有真正的终极影响力。
如果欧洲领导人想在拿破仑的突然崛起和战败之后制定战略目标，目的是恢复力量均衡，如果美国在“二战”后的宏大战略目标是控制苏联和它的意识形态，那么现在各国就要在不稳定的过渡期来临之前努力获取安全点和控制力。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转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实体、协议和思想曾在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可一旦它们威胁到系统的安全，便将会引发最紧急的危险。
社会科学家约翰·帕吉特（John Padgett）和沃尔特·鲍威尔（Walter Powell）研究了各种政治体系和生物体系的变革和毁灭，包括文艺复兴、金融市场、珊瑚礁和创新群体。他们带着些许禅宗公案的意味得出如下结论：“短期看来，行动者创造连接；长期看来，连接创造行动者。”我们现在所担心的事物都在连接中获得它们的意义。基因组只有建立连接才更有希望，如果被隔绝的话，就会恶化成癌症。连接创造行动者的想法为宏大战略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基础，也为我们某些离谱的误判提供了一次检查的机会。例如，美国入侵伊拉克，打算用一个政府代替另一个，却带来了不断变化、动荡的网络，这些网络完全不受控制。伊拉克的网络仍然在抵抗我们的控制。他们的家庭关系和信仰集合煽动着那些嗜杀的、激进的行动者。虽然超级大国拥有所有东西：坦克、飞机、士兵和钱，却没有掌握网络，无法创建连接，因此所有行动都不能持久。而我们就像简易爆炸装置联合对抗组织团队一样，试图一举歼灭这些错误的事物。
只有弄清楚网络如何运作以及它的需求——正如杰斐逊清楚他那个充满暴乱、解放和革命的年代所需求的一样，宏大战略的形成才会自然而然、简单明了。我们将会看到，相互连接的经济、技术和同盟将系统内外严格区分开来，因为在这个以连接为动力的时代，处于系统之内所获得的益处是前所未有的。已经具备这一远见且在市场上控制着压倒性份额的技术公司，拥有广阔的势力范围并处于支配地位，这让他们得以预知网络将如何划分势力，同时也能决定你能否跨入体系门槛的重要性。我们未来的宏大战略将取决于对门户的把握，和对情势走向的控制。我们会发现，网络渴望连接，也渴望门户。
成功意味着发展新的敏感性，它要求人们抛弃某些诸如“不要做蠢事”或“不要回家”的旧习惯。网络要求的远不止于此，不过它也给了我们回馈：关于世界秩序的蓝图和世界面临的6个悖论的答案，而这正是我们接下来将会讨论的。我们至少应该先修正许多世界现有的奇怪的外交辞令，我们已不再处于他们经常所说的后冷战时代。（毕竟，谁会称启蒙运动时期为后封建时代呢？）我们生活的时代，最好称之为“网络力量时代”。一个相互连接的世界有自己的强大逻辑，不会受我们的愿望和对世界应如何运转的旧印象所影响。网络力量通过新的平台涌现出来，而这些平台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梅尔文·康威关于电话网络的感知比他自己设想的更意义重大：这些网络的设计确实彻底影响到我们的现实世界，就像铁路的出现，曾经将孤立的牧场小城变成繁华都市，又将其他城市变成荒无人烟的鬼城。如今，网络已经开始将我们分成“收敛俱乐部”和“趋异俱乐部”，正如工业革命曾将世界一分为二。你也许会想：我将在哪个阵营呢？
[1] 1码≈0.91米。——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