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网络力量时代

当身边各种连接呈爆炸式增长时，革新性的融合便随之而来，“网络力量”便由此形成。如果未能发现、理解并运用连接催生的新力量，将会成为我们未来灾难的源头。其实，现在已经引发了令人头疼的危机。

“第七感揭示了一个根本事实：连接改变事物的本质”

1.

几百年前，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的力量动摇了旧秩序的根基。自由、解放思想、科学、民主和资本主义这些强大的理念层层递进，相互促进。它们像潮汐一样，冲击着王国体制和欧洲的信仰，在革命、创新、毁灭与创造的过程中终结了一个时代，并开始书写人类历史的新篇章。这些力量造就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现代社会：火车串联起新的市场，科学将生命延长了两倍，民主解放了政治。在这无法抵抗的压力面前，鸿沟产生了，世界开始一分为二。一边是现代经济学家称之为“收敛俱乐部”（convergence club）的国家和民族。他们熟练运用时代工具并将其改良，使国家工业化、民主化、科学且富有。他们将国王和封建君主的时代、炼金术士和大祭司的时代抛诸身后。而世界的另一边则是“趋异俱乐部”（divergence club）。这些国家错过了本质转变之机，陷入困境。陈旧的观念、无用的权力习惯、无法逃避的历史——种种桎梏使他们无法完成突变达到更高级别的新平衡。对于中国、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和非洲而言，真正完成现代化的飞跃是相当困难的。时至今日，他们仍在艰难前行，意欲赶上。

中世纪以后的数百年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了重大变革。今天，我们处于又一次变革的初始阶段，这次变革有可能比上一次更要影响深远。本章将阐释这次变革的本质。从根本上讲，它涉及力量的变化。过去已经成功的人和想法在未来可能不再成功。那些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想法，看似荒诞不经、难以置信，却有可能激发一些人的热情，而我们从不敢想象这些人将掌控未来。

今天，我们周围出现的各种连接（包括与金融、贸易、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生物学的连接）呈爆炸式增长，加上其他高速的、全新的连接，随之而来的便是革新性的融合——这完美地诠释了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变革的精髓。连接度高的现代化系统不同于连接度低的系统，并且与连接速度慢的系统相比差别尤其明显。

如今，我们通过网络体会力量的存在，正如从前我们通过大学、军事司令部、电话公司这些砖墙包围的机构感知力量一般。要想了解真主党的行动、中国人民银行的运作或最有价值的互联网公司的经营，至少得坦率地承认一点：这种力量通过光纤网络中光脉冲传输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在现实世界起到的作用。想想最具影响力的地缘政治力量、最具杀伤性的武装部队、最伟大的新型商业或金融成就，现在，这一切都依赖于各种不同的连接，甚至可以说，种种连接决定了它们的顺畅运行。

当人、金融市场、电脑、移动设备、无人机或可连接的动态事物组成的节点与其他节点连接时，网络就产生了。网络可由地理、语言、货币、数据协议等众多特性界定。住在班加罗尔的人可以形成一个网络，正如互联网上的各种切换，企业用户间进行交易都是网络。工程师也许会说，网络力量无非是连接在任何时刻产生的所有光纤束的不断求和。现实世界的真实网络在城市里嗡嗡作响，这些城市正以不断加快的连接速度发出脉冲信号并蓬勃发展。从这个角度看，纽约就是一个网络，正如北京也是一个网络，而相对原始的阿拉斯加大草原同样是一个网络。因此，将21世纪称为“城市世纪”是极具诱惑力的，但10年内就有数十亿人口涌入城市，这种现象不容忽视。渴望将生活不断结合在一起、渴望新鲜而高效的连接，这些巨大的渴望是我们的动力。当然，网络在虚拟世界产生强大力量的实例也是有的，如计算机网络学会了如何读取数据，网络安全防火墙能够快速且敏锐地识别各种攻击并发出“嗞嗞”的报警声……这些系统都是由连接所决定的，其力量来自数字、链接类型、系统建立并运用内在联系的速度。网络不仅加快了市场的运转、新闻的传播、革新的产生，还使网络力量的本质发生了革命性改变。无处不在的相互连接可以导致事件的发生，甚至决定事态的发展。

不断拓展且密布的网络可以被映射，当所有网络汇集到一起时，就形成了“网络力量”。这里所说的“网络力量”不仅仅指互联网、Twitter（推特，社交媒体）或虚拟货币，例如比特币（尽管它们也是某种网络力量的表现形式）。网络力量的词义更广，它代表着一种潜在的全面掌控，是人类历史上的新生事物，将几十亿相互连接的人和几百亿相互连接的传感器、机器包含其中。每时每刻，网络力量都在不断拓展——更多的传感器、连接、触点加入进来。级联效应 ^[1] 、急速蔓延效应和交互作用在网络上随处可见，在种种效应的碰撞中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革新，如遗传学与数据库的结合、恐怖主义和移动讯息传输的交织。

研究网络的科学家将这种改变称为“爆炸渗流”，即系统迈向连接的临界点时，其本质发生的瞬间转变。众多节点连接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单一架构（就像电话串联起来，便形成一个电话系统似的），这与气温降低时一个个水分子通过氢键结合起来的道理一样——前一刻还可以喝的水，下一刻就结成了冰。同理，前一天还只有几个相连接的用户，后一天在Fackbook或YouTube（视频网站）上就会出现10亿相连接的网友。于是，一种新载体形成了。前一分钟还只是愤怒的激进主义者，下一分钟就参与了“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那样有组织的恐怖行动。恐怖主义不仅攻击实体建筑，同样也冲击着人们的心理防线和安全感，这是自古就存在的问题，今天，恐怖分子利用超快的媒体网络和交通运输网络，使其行动更有成效。网络技术为恐怖袭击带来的效用，如同火药曾给射弹带来的威力一样，它使恐怖袭击产生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这对恐怖分子来说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从而导致了更多的恐怖袭击。

这种转变类似于物理学上的相变，即从量变到质变。相变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如水晶的形成，最后一个关键物种被猎杀后生态系统的崩溃等。网络上也存在这种情况。拿出美国地图，任选两座城市用线连接起来。一开始只是一些孤立的点与点间的连接，继续画下去，这些连接会变成群组，最后再画上几十条线，所有城市就全部连接起来了。未来，我们在安全、金融、政治领域面临的正是这种相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进入的时代将不同于即将逝去的时代，正如启蒙运动时代不同于中世纪一样。

17、18世纪，启蒙运动需要一种新的感知力来实现在思想自由、公民自由、贸易及资金自由流动方面的革命。我们这个时代也需要新的感知力，因为连接产生的力量已经需要被感知。这似乎有些讽刺：正是在期望摆脱手机、便捷飞行、无休止的通信，享受空闲时光时，却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深陷其中。有一句话虽然描述的是我们周遭的机器，但对我们同样适用，那就是：连接造就了我们。掌握了这种连接，就等于拥有了昔日拿破仑的“慧眼”，它是时代所需的根本技能。

几百年后，子孙后代会回望我们这个时代，并为之命名，正如我们给启蒙运动的时代命名一样。他们或许会称之为“大连接时代”或“大网络时代”一类的。他们会谈论我们这个时代的赢家和输家，就像我们在讲述理性时代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故事那样。他们无疑会在我们中分辨出新的“收敛俱乐部”，纵使我们自己现在还不太清楚其成员有哪些。但已经可以看到，拥有这种新的感知力的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累积起丰厚的回报，因为他们明白连接所蕴含的力量，懂得如何运用这种力量并从中获利。而他们的共性是，身处不断拓展、错综复杂的连接网络中，能够领悟出背后的意义所在。

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看出，连接孕育的新力量正毫不留情地对人们熟悉的旧架构施加难以承受的压力。美国人所珍视的机构与制度（美国国会、军方、新闻媒体、大学、曾经兼收并蓄的资本主义等）曾出色地、高效地达成目的，现在却为了同样的目标苦苦挣扎，这就是当前变革的明显证据。今日的美国，政府反复停摆，战争持续多年未能取胜，新闻来源不足为信，大学学费昂贵，不惜负债获得的学位却与现实经济运转脱节，利益分配愈加不公。放眼欧洲、中东和亚洲，我们会发现，为了将经济从金融滑坡中拯救出来、为了抵抗民族主义和社会动荡，这些国家同样在苦苦挣扎。新力量正在形成并蔓延开来，同时将过去一度发挥作用的人和机构撕成碎片。如果这种力量的变迁目前只消灭了百科全书、电话公司和出租车牌照，仅仅是因为这一切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更多的机构土崩瓦解。而这一切塌陷的背后，隐藏着同一股力量。

2.

简言之，第七感就是透过事物看清连接如何改变事物的能力。无论是指挥一支军队、经营一家“世界500强”的企业，还是设计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或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拥有第七感意味着可以看清其中所蕴含的力量。具备这种能力，不仅会考量现代生活中非同寻常之处，也会思忖其中的寻常事物（如一名士兵、一只股票、一门语言），并在瞬间看出连接改变了事物的本质。医疗诊断机令人惊叹，它可以与信息数据库连接起来，使诊断更快完成，结果也更准确甚至完美，实乃革命性的成果。将我们的身体、城市、想法甚至任何事物相互连接起来，这一举动为世界带来了全新的动力。它创造了力量的高度集中，也孕育出新的土壤，使复杂混乱局面的突然出现成为可能。来看看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的理论：“发明轮船的同时，也创造了海难。发明飞机的同时，也产生了空难。”我们同样可以预见，发明网络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事故，并且还会有不少。与少有大变革的时代相比，意外、悲剧、财富和希望的突然出现在现代似乎更常见了。我们面临着种种可能性和脆弱性，只是我们还不能完全了解。

启蒙运动的伟大启示是，任何事物，无论是一个人、一块地、一张选票，还是一份担当，当它们从传统、无知、习惯或恐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时，本质就会发生变化。一位农民从农奴变成市民，他的政治地位、经济前景、教与学的能力也会随之改变。这一变革触发了欧洲社会长达几百年的分裂和动荡，世界也因此重新布局。如今，第七感时代将别无二致，连接使力量发生转变。新力量会改变原本的格局，改变对未来的期许，改变人们受到左右、遭遇袭击或累积财富的方式。我们正处于连接时代的初始阶段，这不仅代表着世界很多部分尚待连接，也意味着连接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连接逐渐变为瞬间完成，且随着人工智能的运用，变得日益深入、优化。基本的连接都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试想一下，基于人工智能的即时网络将产生多大的能量。

以美国人都在使用的工具——英语为例。任何语言都可算作一种工具，它蕴含的力量取决于使用者及其目的。正如美元、英镑、黄金等货币的广泛使用（用于买棉花、投资或藏在床垫下）展现出一个交易网络，英语也为信息分享织就了一张巨网。来自西班牙、黎巴嫩和俄罗斯的研究人员聚在一起设计一种药物分子时，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交谈时，银行家面对又一场意外来袭的危机、制定金融政策时，都会使用一种强大的标准化工具来促使工作顺利地、高效地进行。英语就扮演了这一角色（此前是法语），并产生了具有吸引力的杠杆效应：使用英语的人越多，人们就越有动力学英语。不过，在连接时代，从网络的角度看英语，它的内涵就变了。

英语成了一种连接方式，在某些情境下，它连接两个人就如同电缆连接两台电脑一样重要。信息学家将英语称为“协议”（protocol）。这个词常见于外交领域，协议决定了一切，包括总统在晚宴上应该坐在什么位置，给来使的信函如何书写等。协议使所有容易发生混乱的场合（如一局协定的谈判、一场银行业研讨会或一场婚礼）避免在喧嚣中乱作一团。英语保证了国际空间站不会变成飘浮在太空中的巴别塔。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将数字字节转化为有条理的网页，使互联网能够正常运行。环球银行金融电讯系统（SWIFT）确立了银行与消费者之间的协议，正是因为这个协议，我们才能在巴黎使用美国信用卡顺畅购物。协议就是规则手册。例如，在互联网上，协议规定每一位比特数据要按可信赖且可预测的顺序排列，就像外交协议规定了谈判中每位大使的座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电脑之间可以相互对话。但协议规定的不仅仅是比特数据，它同样可用于规范贸易网或股票市场。从这一角度看，制定并控制一个协议意味着可以掌控系统中几乎所有的重要事情。技术理论家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和尤金·沙克尔（Eugene Thacker）在其著作中写道：“协议是一个维护组织架构的系统，它还掌握着网络的控制权。”

在现实世界，面对古老且传统的力量分布，美国人可能担心，有一天另一种语言（如汉语或西班牙语）将取代英语，成为新的交流协议。不过这势必很难，因为协议不易改变。这么多人学了英语，这么多重要的活动使用英语，如果突然要求全球的飞行员、证券交易员、计算机程序设计员说汉语或西班牙语，那将会得不偿失。但恰是在这一点上，第七感的基本原理——连接改变事物的本质，开始发挥作用。由于持续连接，曾经难以想象的事物——实时翻译机器首次出现了。高速网络无处不在，意味着英语的中心地位有一天将会蒸发，不是被另一种语言代替，而是被智能翻译计算机所取代，这种机器能随时随地进行翻译。比如，钻进巴塞罗那的出租车，用英语说“Good morning”（早上好），出租车司机听到的将是西班牙语的“Buenos días”（早上好）。因此，这句英文问候语不太可能用另一种语言说出，倒是更有可能在无形中轻松转化为汉语（早上好）或法语（Bonjour）。未来，获取可靠有效的翻译算法将变得比会讲英语（西班牙语或汉语）更加重要。那些焦急地将孩子塞进中文课堂的美国家长就没有抓住要领。熟练掌握任何一门第二语言在未来都会成为一种难以理解的特长。最好的办法就是教孩子们如何构建人工智能计划，或就孔子和苏格拉底的道德观进行辩论，而不是教他们用另一种语言点餐，因为这将由机器代劳。在连接时代，力量并非积聚于讲英语的人的口中和头脑中，而是掌握于控制了最优翻译服务器的人手中。这是未来孩子们需要明白的一点。

连接已使某些事物的本质发生了改变，其中包括语言本身及其使用者，如飞行员、商品交易商、机器，乃至你我。你可以看到，这种设计、制造并打开（或关上）最快捷、最智能、连接度最高的语言机器的能力是如何成为力量交汇的中心。代替英语的将不是西班牙语或汉语，而是协议。这种专门的数据渠道使翻译能即时完成，并不断优化。对于全球经济、实验室或娱乐公司的运作，这一协议将在未来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就像现在的英语一样。实际上，其重要性还会超过英语，因为机器使我们彼此能真正地开始对话。这些系统不仅仅翻译我们说的话，还会推测我们的言下之意。

网络时代来临前，恐惧汉语或西班牙语的本能是错误的，将汉语或西班牙语作为力量之源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教学的想法也是错误的，进而言之，要求人人在美国都必须讲英语也是错误的。其实，“我们能否掌控这个快速运转的智能连接语言协议”才是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和上述种种错误相似，我们如今所担忧的许多威胁也被简单化和曲解了。害怕通货紧缩？害怕“伊斯兰国”？害怕人民币？这些恐惧都反映出一种盲目的心理。金融、恐怖主义和货币，只有在不断连接时才会发生质的改变；我们需要担忧的，其实是网络本身。

网络会改变甚至摧毁坚不可摧的事物的本质，这样的场景今后将反复上演。今天，新的连接呈爆炸性增长，开始在我们周围发挥作用——从医生如何做手术到投资如何运作，一切都改变了。未能发现、理解并运用连接催生的新力量，将会成为我们未来大灾大难的源头。其实，现在已经引发了一些最令人头疼的危机。

3．

从理论上讲，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看起来定是2008年美联储最理想的领导者。那时，世界正处于金融危机，其蔓延速度之快、影响程度之深、波及范围之广，自1929—1939年的“大萧条”以来，无能出其右者。在2006年上任美联储之前，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伯南克正是研究“大萧条”的专家。他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相关论文，使世界各国的央行行长重新审视当年那场灾难，“大萧条”摧毁了一代人的梦想，并成为“二战”的导火索。伯南克关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独到见解的实质是，人们对金融机构逐渐丧失信心，这一致命打击使全球经济萧条进一步加剧。当没人愿意相信银行时，也就没有人会去存钱、消费或者投资了，这如同切断了市场的脉搏。

伯南克认为，这种金融痼疾加快了经济学家所说的“通货紧缩周期”，在这一时期内，物价下跌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但无论物价有多低，也无法激起人们购物的欲望。当然，经济学家和普通市民同样也会担心通货膨胀，因为那个时期物价会持续上涨。“今天应该把它买了，不然明天会更贵！”消费者边想边冲进商店抢购。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制定一些好的政策，如提高利率可以鼓励人们延迟消费。通货紧缩则是另一回事，这头怪物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在通货紧缩的环境里，人们完全停止了消费，他们认为第二天价格会更低，于是等着买到更便宜的东西，迟迟不肯出手。伯南克在一篇分析“大萧条”的重要文章中总结道：“通货紧缩创造了低迷的金融环境，刺激人们贷款的因素改变了，因此很难产生新的信贷。”

不出大家所料，伯南克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反应，与世界各国大多数央行行长并无二致：为了解决这个致命的财政困境，他们向金融系统投入了大量资金。“我可不想成为领导第二次‘大萧条’的美联储主席。”他在2009年回想道。当时，一个叫作“量化宽松”的项目将货币引入流通中，促使美国的货币基础从8000亿美元增至40000亿美元。但是几年之后，一些不寻常的、令人不安的东西开始浮现。尽管货币供应量剧增，物价却基本维持原样，消费依然停滞。通常来说，大量的资金注入应该会创造需求，但会引发通货膨胀的压力：突然间大家都有钱了，并且想要花出去。“通货膨胀是经常出现且随处可见的货币现象。”这是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句名言。但如果如此多的货币都被注入消费系统，那么为何物价还不回升？

答案是，某些东西是伯南克和许多经济学家都没有看到的，那就是网络。连接度高的时代与连接度低的时代已截然不同了。全球贸易、数据及金融网络同时在做两件事：通过集中财富减少购买需求，同时增加许多重要货物的供给。这两件事恰好可以对价格进行压制，这正是伯南克希望规避的。在需求方面，问题显而易见。富者变得越来越富有。和中产阶级相比，占世界人口1%的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更低，即他们更不可能花费每份所得。把一美元送给一位亿万富翁，他会存起来，而把它送给一位教师，他就会花出去。但2008年金融危机时，资金市场的规划却使得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变成那些有钱阶层（原因之一是他们与信用、投资和信息网络相连接，而这是大多数普通市民无法企及的）。同时，新技术、贸易、金融和信息网络促使中产阶级的工作岗位被输往国外或被机器代替。因此，曾经繁荣发展的中产阶级，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稳定的重要因素，变得分崩离析。富人变得更富有，而其他国家的穷人（或机器）却抢走了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尽管金融和货币刺激不断涌入社会，却无点滴获益。“美国收入不均持续扩大，这令我很是担心。”在“量化宽松”政策实施4年后，伯南克的继任者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在2015年说道：“自19世纪以来就存在的收入不均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里愈演愈烈。”即使投入更多钱币，需求却反常地减少（至少从传统角度看，这是一种悖论）。

不过这还不是全部，网络还默默地潜伏在供应方面。切记，市场经常是通过调整供需平衡来调整物价的。天气炎热时会有更多人想买柠檬水，这时在海滩上卖柠檬水的小孩可以比下雨天时要价更高。2008年之后，许多“量化宽松”的低息贷款被用来投资供应剧增的工程。许多石油钻塔都建起来了。整个水力压裂行业都由低息贷款提供经费。许多大船的龙骨被铺设起来了。澳大利亚和巴西的许多煤矿都被挖开了。在中国、越南和马来西亚，工厂都被建起来了。这创造了一个历史性的供给过剩现象，所有东西都出现供给过剩，包括飞机、铁矿和鞋子。低息贷款把平常无利可图的投资变为可能，技术将它们的影响推向各地。像旅行房屋租赁网站空中食宿（Airbnb）或打车软件优步（Uber），它们将原本无用的资源——备用卧室和空车座解放出来，并带进市场，这是历史性的供给剧增。相似的技术也应用在制造业、物流和信息技术行业等方面，这就好像在那个海滩上突然可以买到几百加仑 ^[2] 柠檬水，于是物价崩溃了。同时由于需要面对珍妮特·耶伦所担心的那种不平等，需求也崩塌了，没有人购买这些新的供应品。传统的经济政策无法拯救这个世界，不仅因为它们已弹尽粮绝，而且因为问题源自网络。旧思维只会使经济危机变得更糟。

伯南克意在阻止通货紧缩，但他采取的政策实际上使通货紧缩成为必然。这些政策并没有给予中产阶级所需的帮助，只是向市场投入大量供应品，最后将物价扭曲至一个面目全非的低水平。2014年，前财政部部长（也许是美国最有来历的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这个问题，总结道：“我觉得可以这么说，6年前，宏观经济学主要是利用货币政策来减少已有趋势的小幅波动，同时维持价格稳定。”换言之，像伯南克、萨默斯、耶伦这样的人物，当务之急是想将物价维持在一个可控范围内。但到了2014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今天，我们希望将这种波动尽量缩小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范围。”萨默斯说。他在演讲中说，他真正的担忧是，资本主义体制已经出现了所谓的“滞后现象”，这个术语指的是，事物破碎了并且无法再拼凑起来。他担心，市场就像一块已经破碎的水晶玻璃，无法再修补了。

这种破裂压力的源头是网络，因为网络在刺激供给的同时，又摧毁了需求，这完全形成了一场通货紧缩风暴。伯南克最初的行动是重要且必要的，但世界上最复杂的资本市场与网络的连接却让这些行动变得危险，就像将法拉利的引擎装到一辆老式甲壳虫车上。网络加快了全球市场的运转，速度快到崩溃却已经成为必然，这种危机用常用的工具已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在清教徒价值观盛行的年代运行良好，那时人们会存钱，市场发展缓慢，金融是经济的一个独立部分，中产阶级可以获得社会进步的大部分收益。但就像网络改变了英语这些事物的本质一样，网络也改变了存款的本质。它改变了所有联网事物的本质。作为民众，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弄明白这一切为何会发生，而且要在超高速网络进一步将我们世界摧毁之前弄明白。然后，不管喜欢与否，我们将积极投身其中，利用网络包含的可能性来抗击网络的危险。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但至少我们勇于尝试，这便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远没有当今世界领导人危险。

4.

在这场新革命的前期，我们大多数领导人对一切都视若无睹。他们不仅不懂技术，而且这也是他们最尴尬的缺陷，从他们泄露的电子邮件和被窃听的语音信息就可看出。当然，听有些领导人谈论技术和试着向爷爷奶奶解释Snapchat（一款“阅后即焚”的照片分享软件）是两回事，但问题远非这么简单。避免网络事故，控制核武器蔓延，解决全球变暖问题，拯救金融危机，恢复平衡发展——所有这些困境都急需用一种新的感知来解决，毕竟它们都是由新事物产生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从某些坚实的根基上掉下的单个碎片，可以轻易地修补好，它们是随着时间不断增长、相互连接的裂痕。

尽管新时代在发展，但我们大多数领导人考虑的仍是孤立的危险。他们就像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发现闻名于世前的那些宇宙学家。这些人（大多数是男人）把这个世界的危机简化成一堆名词：原子弹、激进主义者、衍生物。确实，这些危险的名词正是我们所面对的。但问题最尖锐的部分是，这些名词只是网络的一部分，而正是网络让它们发动了突然袭击。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与危机相连接的时代，其中的关系与每一个个体同样重要。

冯·克劳塞维茨这样描述以前的陆地战争：“总司令官必须对一个省、一个国家的布局有整体的把握。他的脑海里必须有每条街道、每条河流、每条山脉走向的清晰画面，同时他还要能对周围的事物做出即时反应。”这种统筹能力是我们在网络时代应该追求的，尽管这些名词已经不同了，河流也变成了光纤。但现在哪一位领导人脑海中有这样一幅清晰的地图？又有谁拥有这种精妙的、全方位的知识，并且能信心满满、智慧超群地采取行动呢？

我们的领导人看不到或感觉不到各种突发事件中基本的力量联系。他们用工业思维与之抗争，结果可想而知。现在，网络正把熟悉的东西变得危险，又把危险的东西变得熟悉。网络上的资本主义是不同的，政治和军事行动也一样。“想了解计算的本质必须学会计算。”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曾经说过。这话对网络同样适用，我们必须通过操作网络来了解网络，但我们的领导人没有这样的机会。我想，部分原因是年龄，但也是因为性格。网络有着巨大的潜力。当今的领导人喜欢保持事物的现状，在他们的思维中，潜力和威胁是同义词。他们不理解中美关系的未来、收入不平等、人工智能、恐怖主义等问题归根到底都是网络问题，而且都是传统思维无法解决的。

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中的许多人享受被新事物围绕的乐趣，与此同时，我们的领导人却可悲地、充满恐惧地陷于行将就木的事物中。同时发生，但本性相异。这让我想起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小说《岁月》（The Years ），书中那个曾经威风凛凛的陆军上校帕吉特（Pargiter）最后去世了，女儿艾莉诺（Eleanor）挣脱了枷锁，投身于冒险的世界，尽管这种改变开启了在这个家伺候了大半辈子的女仆克罗斯比（Crosby）的厄运。“对克罗斯比来说，一切都完了，”伍尔芙写道，“她了解这栋大房子里的每一个碗柜、每一块石板、每一张桌椅，不是隔着五六英尺远的观望，而是从跪着一点点清洗、擦亮中摸索出来的。她了解每一道凹槽、每一点污渍、每一副刀叉、每一块餐巾、每一个碗柜，这个家就是她的全世界。而如今她却要一个人离开，住进里士满州的一个小房间里。”一些人哀叹电视机和报纸的衰退，哀叹一个缺乏连接的年代已经消逝，他们对恒定的连接、流行的应用软件和能够学习的机器感到迷惑不解，所以应该给他们一些安静的时间，保留一些旧日的结构。正如上述那位女仆一样，他们亲身体验这个世界，为了我们，也为了他们自己建立和维护这个世界。那个发展缓慢、缺少连接的时代元素必须要好好收藏。但我们必须往前走，他们永远无法抓住我们现在面临的机会。

但是，技术精英们高声呐喊的支持也不正确。的确，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但不能说网络时代的开始是旧时代的终结。事实上，这是一个危险的结论。相比19世纪的经济和18世纪的医学，我们对网络的理解还处于极其原始的阶段。我们用来分析、思考网络世界的复杂物理特征的工具还比较初级，我们还不太理解现在许多网络的运转和演变。那网络的网络呢？即时网络呢？人工智能网络呢？对这些我们几乎完全没有经验。

莽撞地冲进一个持续连接的世界，自然会受到制衡和抵抗，被削弱、被斗争、被操纵。网络连接一切，还记得吗？这种对你我、对金融、对国家的基本控制仅仅只是几次的爆发？这种想法太天真了。变革不会是风平浪静的。这个年代的技术人才如此非凡，他们拥有无法阻挡的使命感，对历史的藐视，对连接一切的卑屈而本能的渴望。这些特质使他们变得杰出，但这些特质有时会对我们不利。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可以从无到有地创造东西，而他们的刚强与坚定只会让他们成功的光环更加耀眼。但这种对所有新事物的信心已经和旧观念产生了毁灭性的冲突，例如隐私、地方特色、慢生活，这些观念之所以能够存在很长时间，恰恰是因为它们微妙地触动了人们的内心，揭示了生活的真实样子。

我有一个朋友经营着一家行业前沿的技术公司，他告诉我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公司最重要的几个人物都是二十几岁的程序员，多数情况下，公司最高层的管理者对他们的活动几乎不能理解。他们指责那些决定了我们现代世界最基本的功能的算法。尽管无法否认他们拥有精湛的技术，但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确实也很难分清他们究竟是哪种人。他们对自由和公平怎么看？他们理解这些观念吗？当然，最大的技术公司还依赖着一些老人、老专家，他们知道以前的关键按钮在哪里。但年轻人正在努力塑造未来体系的价值观，在他们之中新工具和新想法的骤增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种权力逆转，标志着可能的破裂。因为稳定世界里的强大能力依赖于经验、判断和眼界。过去通常是未来的预言，一个人的成熟度及其固有的习惯中存在着某种智慧。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出身的、头发灰白的将军放到管理国家核武器的位置上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既懂技术又能了解潜在危险。今天，对我们的市场、生物学或战争有着巨大的，甚至决定性影响的力量却掌握在一群年轻人手中。虽然他们精通网络时代的规范，却对哲学语言、历史甚至悲剧缺乏足够的理解。

“学会程序设计是相对容易的。”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魏泽堡（Joseph Weizenbaum）在20世纪70年代曾这样说过，当时计算机开始渗入学术生活。“但凡是一个有理性思维、逻辑清晰的人就能成为一个很出色的程序员。”他告诫我们，认为机器的简单编程可以预知一切而不是让机器按指令工作，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精通编程并不意味着掌握机器可能影响的系统，就像这并不意味着掌握科学。同样，精通编程也不意味着键盘前的任何人可以认为世界能轻易地被程序化（上帝不允许）。他警告道，编程“恰恰对这样一些人最具吸引力，他们还不够成熟，无法容忍付出的努力却长时间看不到成功的确凿迹象”。

号召将我们的世界交给企业家或技术专家，让他们的高效连接工具强势进入我们的政治和经济领域，这一切的确具有诱惑力，但现实是，幸好世界并不是一台冰冷的机器。魏泽堡所说的付出的努力与成功之间的不一致，是人的本质。这种不一致充满了担心、希望、争吵、探索、错误和成功。简言之，这是我们系统不可剔除的瑕疵，不管是通过技术、独裁主义者或极权主义者，或是通过极端主义理论都无法将瑕疵清除。“只让企业家去做”或“只让机器去做”，这与“让中央决策者去解决”差不多。

如果这两派精英，即新旧力量，能联合起来控制那些塑造我们世界的力量，那么它们会共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特征：几乎全无多样性。女性和少数民族在这些世界里还是稀有群体；他们在很多网络当中只能远远地掌握实权。尽管他们是许多网络的消费者、投资者或投票者，但如果他们花时间在网络时代的权力中心上，就是踏上了一段不愉快的旅程。未来看起来像过去一样令人失望，由一个奇怪的男性白种人进行封建统治。例如，几百万女士可以进行在线社交和在线购物，而这些大部分是在男性的控制下，但其他多样性也没有了。在旧的或新的权力中心，那些人很少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他们不会讲外语，身边的朋友也和他们一样。这种安排在过去来说只不过是不道德或者不顾史实，但放到现在就变成了危险。事实上，那些顶尖的技术公司已经开始纠正这一点——他们明白单一文化的缺陷是不可挽回的。

一个即时连接的世界意味着迅速理解任何危险的本质是必要的。在充满危机的世界里，时间是我们最缺少的东西。并且，靠一群美国白种男人来解决这些陌生的问题并将信息传回给我们，这件事的概率太低，我们几乎无法意识到风险。大男子主义的文化依然影响着硅谷、华尔街或华盛顿，这种情况要为新时代而彻底改变的概率也很低。旧体系的失败意味着它们会被重建，而且无论如何，应该由经历、性情、背景各异的人来设计重建，否则它们还是会失败。未来唯一持久的体系将会是那些不论出处、公平对待所有想法和技能的体系。

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困境：无视网络的老一代领导人（还有有着相似想法的年轻人）将我们从华盛顿和其他资本与传统权力的中心拉进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们的想法和政策通常不能奏效。结果，我们却越来越不相信他们。同时，年青一代再次将我们拉进神奇的网络中。我们欢迎这种连接。他们聚集在门洛帕克、西雅图、中关村或特拉维夫这样的地方，非常了解网络，但目前还没有更多的行动。新旧两派无论如何都在为我们的自由而努力。我们在双方角力中被危险地拉扯着。问题似乎变得更糟。我们需要的是找到逃出这个陷阱的方法，比如一种融合，或者一种可以兼顾连接方面最前卫的想法与最不可动摇的权力要求的感觉。

5.

我们即将做出的许多技术决策将会有明显的政治性。谁有权使用什么数据？人类的选择和机器智能之间的界线在哪里？为什么一个计算机功能结构会比另一个好？这些抉择和做出抉择的人将会决定权力的新面貌。平庸的技术决策将会在未来造成反响，就如同美国的《人权法案》、英国的《大宪章》、中国的《论语》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自书写之日起就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但这实际上造成了价值观上更深的冲突。网络就像教堂、学校或国会一样，反映了建造者的目的和伦理观。要使这么多强烈的情感——目的、感知、希望和憎恶相互协调，代价是很高的。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曾经许诺轻易达成的全球化，这个想法错得离谱。国家认同、宗教和偏见，这些都不会被连接抹去，它们只是（危险地）连接着。

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曾写过：“要描述现代社会就不能忽略它们有着相互交错的纤维状特征，这是水平、层次、地区、球体、类别、结构、系统这些概念囊括不了的。”当一切相互连接时，熟悉的边界，如科学与政治之间，军事力量与国民安全之间的界线，开始被侵蚀。计算机和网络原本只被关进狭窄的渠道中，互不相连，像自动取款机、心脏监护器和电力网。但现在它们出现部分重叠，并相互沟通。

网络设计塑造了真实的世界，工程师们把这种想法称为“康威定律”。梅尔文·康威（Melvin Conway）是20世纪60年代的科学家，他注意到，电话网络的设计影响了相关的商业、社区和实验室。谁会给谁打电话就是一种权力地图，这就像现在分享照片或相互交易一样。康威发现，现实世界可以被非物理力量塑造和影响，还可以被连接重塑。举例来说，20世纪80年代，将飞机航线扩展至印度尼西亚是一次网络设计的改变，也使现实生活的经济模式发生变化。香港—巴厘岛的航班带来了制造业、投资和醉酒的外派人员，随后而来的是冲浪者。在连接时代，研究性学习的设计、投票者数据库、基因信息共享网络、金融网络——所有这些将会改变许多现有的模式，因为它们建立了一些全新的东西。这些网络将会被用于设计者都意想不到的方面——Twitter用来招募恐怖分子，比特币成为中央银行的替代物。但康威的见解仍保持着原本的力量：现实世界能被虚拟世界重塑。网络会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表面制造碰撞。“当你决定一个工程中该用什么基础设施，你做的决定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程序员兼投资者保罗·格拉厄姆（Paul Graham）写道，“你做的是一个社会决策，这也是更重要的一点。”

你也许会问，是什么促使成百上千万人关注史蒂夫·乔布斯的苹果新品发布会呢？当然，部分是因为酷炫的技术，同时因为这个人的热情和魅力，但我想还有其他原因。几年来，我们等待乔布斯在黑色舞台上发布的其实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是连接的景象，这完全是从苹果公司秘密开发的想法中出现的。他不是在介绍一款手机，而是在改变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偶尔，一个革命性产品的诞生会改变一切，”2007年，乔布斯在介绍第一款iPhone（苹果手机）时这样讲道，“1984年，我们引进了麦金塔电脑（Macintosh）。它并不只改变了苹果公司，而且改变了整个电脑行业。2001年，我们引进了第一款iPod（便携式多功能数字多媒体播放器）。它不仅仅改变了我们听音乐的方式，还改变了整个音乐产业。”

从这个角度看，苹果的产品敲开了通往新世界的道路。苹果为播客开发应用软件，一种新媒体的形式就此诞生。它创立了视频通话的模式，所以人们之间的关系更亲近了。乔布斯展示的东西直到发布的那一刻都是我们所有人从未想到过但愿意探索的新世界。怪不得全世界都沸腾了。

权力进入结构，就像滚烫的金属溶液注入模具一样，会留下坚硬的成品，如政治形态、财富形式及影响力。东方学者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水力假说”，研究形式与权力之间的联系。古代农耕社会，如埃及和中国，需要大面积灌溉来形成。中国的朝代更迭和古埃及文明的崩塌，很多都是无法预料的干旱或洪水灾害将之摧毁。没有水，这些社会就会消亡。如果无法控制水呢？那就会面临长期的混乱。制服河流，开凿运河和修建水库成为所有政治活动的目标。这样一来，一种不寻常的中央集权便出现并成为最有效的措施。它将散乱的游牧社会变成严苛的专制主义。魏特夫辩称，埃及、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美洲的农耕社会同样存在着控制水流和生存之间的联系。权力常常集中在善于治水的能人（即“水利官员”）手中。例如，大禹在约公元前2070年掌权，因为他能治理那难以预料又来势汹汹的长江之水。“与认为大自然经常保持不变的想法不同，”魏特夫写道，“当人们由于简单或复杂的历史原因对技术设备做出巨大改变时，大自然也会发生剧变。”

古代治水与我们现代掌握信息没有大的不同。我们正在改变我们的“技术设备”。新的精英群体即将出现。我们读魏特夫时应该同时审视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要记住他的警告。“权力工程师应该像老虎一样拥有咬碎猎物的物理方法，”他在描写那些旧秩序的时候写道，“那些残暴的专制君主就是拥有了这些方法。”现在，网络在我们周围活跃起来，将权力从语言转移到服务器，重写经济学的规则，所以我们应该提出疑问：我们是不是在目睹网络的专制主义崛起呢？

6.

20世纪30年代，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看到欧洲对纳粹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既反抗又亲近，发现这是他所在年代的基本矛盾：个体自由与中央计划的对抗。回想起当时的美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处于大萧条时期，它们的政治体系摇摇欲坠。苏联和德国的经济迅速崛起，大约以美国三倍的速度增长，这对很多国家来说很有吸引力。随着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也采用了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路线，大家都开始讨论，是否这些国家已经找到了更适合工业时代的体系。哈耶克发现，这种结论简直令人恐惧。他在一本畅销书中提到，欧洲正在走回到农奴社会的回头路。什么能使人们更幸福、更富有、更具有合法的充实感？是市场和民主带来的混乱无序，还是有序的权力机器和绝对服从？哈耶克用行动给出了答案。1938年，他逃离了纳粹统治，但他后来一直担心，他深爱的欧洲将会为了处理好自由市场和自由思想带来的风险而变成社会主义。对他来说，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没有吸引力，而他毕生的事业就是为了证明这一迫切的事实。他写道：“我们带着崇高的理想，努力建设我们的未来，而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与我们一直以来的奋斗目标背道而驰了，还有比这更惨的悲剧吗？”

哈耶克认为有两种保险闩也许可以保护人类：第一种是永恒追求个人自由的人类本能，第二种是中央计划体系的低效率。坐在办公室的官僚，拿着计算尺的经济学家，不可能胜过可以自我调节的无序市场或长期的选举。制定合适的价格，平衡政治利益——这绝对不可能由某个技术专家单独做到。“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只是其他形式的政府已反复试过了”，丘吉尔的这句名言蕴含了一个真理。绝对服从听起来很有效率，但也仅此而已。历史证明了哈耶克是正确的。人们想要自由，市场比策划者知道得更多。中央经济控制的美梦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而彻底崩溃。

我们这个年代也萦绕着基本矛盾，就是个人自由与连接之间的斗争，而且这个矛盾刚刚开始。我们也要再问问哈耶克式的问题：我们现在和生活中那些快速系统无休止地连接在一起，那么我们是否更幸福、更富有、更具有合法的充实感？连接的吸引力不仅仅是经济现象，它还成为个性、心理学甚至大脑生物化学的一个特征。在很多方面，无法连接会让人痛苦。尽管人类追逐自由的阵痛仍在保护我们所有人，但我认为哈耶克的第二种安全闩正受到侵蚀。虽然深度连接的网络、速度和人工智能也许会更强大，会比中央计划更有效率，同样它们会比任何中央官员懂得更多。有时候，它们的连接和智能水平可能比我们现有的架构、市场或选举制度更富有成效。

幸运的是，一种新的感知出现了。这不是一个寻常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拓展我们对网络的理解。通过了解网络来了解网络力量——也许维特根斯坦会这样说。其实这并不太难，因为我们身边到处都是网络。为了研究旧本能与新网络之间的不匹配，最好从现在令人茫然的全球头条新闻开始。200年后，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公司、亿万富翁和革命分子将会湮没于历史长河中，而国家与人口的迁徙，交替出现的战争与和平，将会留存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之中。当年封建秩序溃败的清晰标志最后出现在欧洲战场上，目前工业化国家一些习惯做法的终结也体现在战争、守卫和平和解决影响全人类未来问题的方式上。那美国的主要政治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呢？你也许可以猜到，他们所想的，多多少少与第七感所倡导的背道而驰。

[1] 级联效应，是由一个动作影响系统而导致一系列意外事件发生的效应。——编者注

[2] 1加仑（美制加仑）≈3.79升。——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