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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黑天鹅”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也许是当今世界上最有趣、最热门的金融哲学家和信息论专家。他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自由主义者。桀骜不驯的他很有可能认为你就像火鸡般愚蠢。他总是一个人悠闲地坐在巴黎或纽约古朴典雅的咖啡屋，一副超然世外的神态，仿佛丝毫没有受到商业俗气的污染。当他看着你从眼前走过时，他可能会表现出一副蔑视的姿态。请不要见怪，他就是这样，总是以蔑视的姿态审视时光飞逝的世界。

也许你是一个系着红色领结的银行家，对共和党的理念深信不疑，但塔勒布可能对你不屑一顾。也许你认为维瓦尔第的《四季》（Four Seasons）堪称阳春白雪般的音乐精品，但他可能认为这种下里巴人只会侮辱他那精致细腻的审美视角。也许你觉得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是一位令人羡慕的富人，但他认为布隆伯格完全符合他对富人形象做出的概括：庸俗、迟钝、浮夸、贪婪、无知、自私、无聊

从更深的层面上来讲，或许你在生活中把一切事情都提前规划好了，为了获得美好的未来生活而压抑自己的欲望，勤俭节约地过日子，在教堂、公司和家庭忙忙碌碌，但塔勒布却会给你泼来一盆冷水，对你说你的努力可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这个世界具有随机性，充满了太多的意外事件。在大多数情况下，塔勒布认为人就像家禽一样，说不定哪天就遭遇了意外。

然而，不要因为塔勒布的蔑视而生气。他认为火鸡的生活在大部分时间里还是很美好的。总体来说，他很羡慕火鸡们的生活，因为它们得到了饲养员的精心喂养，有舒适的围栏和光滑的羽毛，可以神气地站在红色的篱笆上整理自己的羽毛，母鸡和小鸡也会处处让着这些体型较大的火鸡，这些幸福的火鸡们可能对这个世界感觉非常满意，但一旦感恩节到来，它们的好日子就到头了。相似地，美联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平静惬意地享受着“大缓和”时期（Great Moderation） ^[1] 的繁荣，但到新旧世纪之交，网络经济泡沫破灭，世界经济突然进入大调整时期。火鸡与美联储都遭遇了塔勒布所谓的“黑天鹅事件” ^[2] 。对他们而言，黑天鹅事件的出现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使他们所有看似合理的预期都落空了。

塔勒布的主要见解来自大卫·休谟提出的所谓“归纳谬误”。所谓“归纳谬误”，指的是归纳法无法引领我们得到真相，因为基于观察总结出的规律无法排除后续事件出现不同情况的可能性。无论多少个权威看到过白天鹅，都不能证明没有黑天鹅。以此推理，无论连续出现了多少个好日子，都无法证明明天不会出现坏日子。感恩节的刀子（对于火鸡而言）、“9·11”事件、珍珠港事件、龙卷风、新的金融危机、核爆炸、流星等，都属于黑天鹅事件。

十多年前，塔勒布出版了一本自传体的书，书名是《随机漫步的傻瓜》（Fooled by Randomness） ^[3] ，以时尚现代和生动有趣的风格讲述了他作为一个金融衍生品交易员的思考与心得，全书凝练扼要，没有一个显得多余的句子，最后成为一本令人刮目相看的畅销书。¹ 对他而言，这是个意想不到的成功。事实上，我之前读到这本书时，就预测到了它肯定会畅销。继这本书之后，他又出版了一本显得更加桀骜不驯、更富有揶揄精神的专著—《黑天鹅》。《黑天鹅》与《随机漫步的傻瓜》一样，也着力纠正人们在投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误导性观念。《黑天鹅》一书很快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塔勒布这位研究不确定性因素的教授也成为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² 他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2008年金融危机背后的深刻背景。2009年，他在克雷纳–狄洛夫（Crainer Dearlove）咨询公司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业思想家中排名第40位。

在他的书里，很大一部分篇幅都是对错误逻辑的记录与分析，这些错误逻辑困扰着我们这些火鸡式的投资者（即只看眼前，而没有意识到随时可能出现黑天鹅事件的投资者），将我们推向了出乎意料的灾难悬崖。他特别提到了“幸存者偏差”。

所谓“幸存者偏差”，是一种常见的逻辑谬误，指人们在分析问题时，只分析了幸存者，只把幸存者提供的数据考虑了进去。换句话讲，人们只能看到经过某种筛选而产生的结果，而没有意识到筛选的过程，因此忽略了被筛选掉的关键信息。这种逻辑会导致信息的扭曲。塔勒布在分析“幸存者偏差”现象的时候，不仅分析了幸存者，也分析了牺牲者的遭遇，其中包括古拉格集中营的囚犯和遭遇过辐射的白鼠。以古拉格集中营的囚犯为例，虽然人们对幸存者的情况进行分析之后认为这段经历把他们磨炼得更加强壮，但塔勒布研究了牺牲者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并不是这段经历让他们强壮，而是只有那些强壮的人幸存了下来。以白鼠为例，很多人认为白鼠被辐射后会变得超级强壮，而塔勒布研究了那些牺牲的白鼠之后，指出并非辐射让它们变成了超级白鼠，而是只有原本体格强壮的白鼠才能幸存下来。

另外一个容易困扰火鸡式投资者的思维误区就是“叙述谬误”（narrative fallacy）。塔勒布认为“叙述谬误”是人类的一大弱点，指的是我们喜欢解释，最喜欢在事件发生之后根据我们觉得有道理的逻辑重新叙述过去的事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解释似乎捕捉到了深层次的真理，但其实不是真理，只是一种叙述，只是在讲过去发生的事情，忽略了很多真实得令人无法置信的逸闻，忽略了很多过于罕见而不具有代表性的事实。

叙述谬误与戏局谬误（ludic fallacy）具有相似之处。塔勒布指出，所谓戏局谬误，指的是火鸡式的投资者往往相信世界就是一场存在固定规则的游戏，因此错误地将概率模式套用到现实世界中。比如，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如果一个人在感恩节不杀鸡，那肯定是因为这种行为违犯了法律，或不符合概率论。即便赌场老板也存在这个谬误。但塔勒布却表达了异议。他讲述了曾经为拉斯韦加斯一家赌场做咨询的经历。那家赌场把赌局中的一切可能出现的威胁都考虑到了，比如记牌、出老千等，但实际上真正的厄运并不是由于固有规则被打破，而是由于出现了一些规则以外的因素，比如一个愤怒的建筑商威胁要炸掉赌场、美国国税局一位聪明的职员为该赌场设计了一套精巧的骗局以及“白老虎兄弟” ^[4] 组合的成员罗伊在训练老虎时遭到了攻击。这些出乎意料的事件都属于黑天鹅事件，都险些把整个赌场搞垮。

塔勒布认为所有企业、市场都与这个赌场一样，存在类似的逻辑谬误。他还认为人类一直以来都低估了黑天鹅事件的概率和影响。当今这个世界充满了太多的黑天鹅事件，所以他或许应该离开咖啡馆，多出来看看。对于《纽约时报》和电视新闻节目这两个重要的信息源，他向来都不屑一顾。两个信息源揭示出人类对于很多因素都存在产生恐慌情绪的倾向，这些问题包括全球变暖、禽流感、石棉、核电站、朝鲜、氡、滴滴涕、电磁脉冲以及其他莫须有的危险。虽然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很多书讲述的都是即将到来的经济末日，而视角独特的塔勒布则着重研究全球变暖和核能这两个问题。

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黑天鹅事件。肯·费雪（Ken Fisher）在其名为《投资三要素》（The Only Three Questions That Count）的投资经典中所指出：“观察者倾向于夸大这类因素对世界经济的影响。”³ 比如，卡特里娜飓风险些将一座美国城市夷为平地，但对市场几乎没有造成任何撼动。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被反对核能的人描绘成一场人类的灭顶之灾。2011年3月，一场9.0级地震及随后的海啸夺走了27 000个日本人的生命，造成了1 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而这场灾难中，福岛核电站发生了核泄漏事故，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1987年的股市崩盘只是一个小事件，其造成的震荡在6个星期之后便得到了纠正。人类不是束手无策的火鸡，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承担一些计划中的风险，因为我们完全相信风险不会变成现实。我们甚至可能会选择和迪克·切尼去打猎，因为我们相信自己不会出现错觉。 ^[5] 但实际上，黑天鹅事件是随时会发生的。比如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世界上有很多挥舞着斧子的疯子、醉酒驾驶的司机以及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即便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也随时有可能毁掉我们的生活。

塔勒布扩大了其选股理论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所有处于波动的商业环境中的公司（比如波动的股市环境）。简单地讲，他认为，由于“幸存者偏差”这一现象的存在，只要存在一大批选股者，那么肯定会有一些拙劣的选股者纯粹由于运气好而取得非凡的业绩，进而成为人们分析的对象，被誉为“先知”，而那些失败者的教训则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假如在波动的商业环境下存在一万个公司，那么最终肯定会涌现出一些（比如1 250个）所谓的明星公司。美国应用材料公司、诺发系统公司、泛林半导体公司（Lam Research）以及美国ASM公司的产品都是复杂的、高精尖的机械设备或芯片，它们是由于交了好运而受到热捧的吗？谁知道呢？塔勒布和他的追随者们将绝大多数结果归因于随机性和运气的作用，甚至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批评我们是火鸡式的投资者，吹着口哨走过了“沉默证据的墓地”。虽然这里埋葬着被淘汰的企业、股票或其他失败的投资者，我们却没有去分析一下其遭遇失败的原因，反而沾沾自喜地庆幸自己拥有非同寻常的生存本能、商业头脑或选股技巧。

因为真实世界中的结果与随机模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塔勒布认为结果是随机的，是不可规划的。但他的图表仅仅以统计数据为基础。塔勒布认为这些统计数据表明世界是混乱的，是不可预知的，大部分所谓的专业知识都是虚幻的，与真实情况严重脱钩。那些持有相反观点的人则陷入了叙述谬误或戏局谬误的陷阱，也就是说被随机性愚弄了。

然而，我认为塔勒布本人就被随机性愚弄了，因为对于几乎任何一个数据序列而言，虽然连续观测到的数据通常不再是独立的，而是同其所在位置具有相关性，但如果用计算机程序进行充分的扩展分析，最终都会呈现出随机特征。塔勒布认为随机性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但对于世界以及投资者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随机性，而是创新和创造，其中包括像芯片、激光或抗生素这样的发明成果，像谷歌、应用材料公司及沃尔玛这样的创业项目，以及给每个社会注入活力的数百万个小企业的创新。正是这些有创意的行为使得人类能够实现生存与繁荣。要判断一个创新模式的根源，仅仅分析一个图表显示的波动起伏几乎没有多少启发意义。

在宇宙学这个层面上，“幸存者偏差”也解释了所谓的“人择宇宙原理”。根据这个原理，只有当前这个宇宙才允许类似于人类的智能物种的存在，才有可能会有生物意识到有宇宙这个概念。简而言之，正是人类的存在，解释了我们这个宇宙的种种特性，包括各个基本自然常数。由于物质宇宙必须与观测它的智能生命相匹配，所以在人类诞生之前，宇宙已经尝试着适应人类的生命形态，但失败了无数次，最终只有当前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宇宙成功了。塔勒布则运用“幸存者偏差”理论来反驳“不确定性事件是上帝意志的体现”的说法。

科学领域在20世纪没有构建出理性的决定论，以至于让21世纪的知识分子感到失望，致使他们容易走上叙述谬误与戏局谬误的道路。塔勒布对这两个谬误进行了大量分析。在物理学、数学、宇宙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理性总是与不完备性、不确定性、悖论、不可计算性或者递归无效等难以逾越的逻辑障碍发生碰撞。比如，库尔特·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表明任何相容的形式体系都不能用于证明它本身的相容性，所有逻辑体系都依赖于它们之外的定理；维尔纳·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表明物理学中一切“测量”行为的局限性，因为这一行为不可避免地搅扰了被测量粒子的运动状态，因此产生了不确定性；爱因斯坦探求“大统一理论”的困惑表明即便物理学本身的分歧都是不可调和的，无法用单一理论去解释；粒子物理学中标准模型预测基本粒子的数量会不断增加，这就进一步阻碍了大统一理论的实现。图灵、埃米尔·波斯特、阿隆佐·邱奇、格雷戈里·蔡廷（Gregory Chaitin）、约翰·塞尔（John Searle）等人对计算机科学的贡献不断地冲击着人类的理性，表明作为人类思想和意识的类推，计算体系、可计算性理论以及计算机存在一些严重的、根本性的局限。

面对科学进程在20世纪的崩溃，21世纪的知识分子便从信息论着手，试图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框架，以此来解释一切学科。他们在随机性、混乱、罗夏克墨迹测验的不规则图形、神经科学、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模因论等领域找到了慰藉。

但这些知识分子误解了信息论。信息论并不是提供了一个贬低人类创造性的新方法，而是增强了人类的自由。信息论最重要的先驱是库尔特·哥德尔，他在1926年解释了所有封闭的、决定论的逻辑机制的无效性，吸引了20世纪的知识分子。数学和物理学体系是不完备的，必然需要依赖逻辑体系以外的、不可复归的定理去证明。哥德尔的突破性发现得到了多人研究成果的证实，这些人包括计算机理论家图灵、埃米尔·波斯特和阿隆佐·邱奇，化学家与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数学家戴维·伯林斯基和格雷戈里·蔡廷，以及哲学家约翰·塞尔。⁴ 他们的发现促使人类的思维触角挣脱了决定论逻辑机制的桎梏，认为人类意识的重要性超出了机械性的逻辑机制的地位，打破了人类对物质主义的迷信。

克劳德·香农和他的同事对信息论做出的贡献为企业家的创造力奠定了基础，他们将信息熵定义为惊异。虽然信息熵是用客观的数学过程进行衡量的，但它必然是一个具有主观色彩的概念。对于信息熵，最简单、最具有启发意义的定义可能就是“衡量选择自由度的一个指标”。熵值越高，自由度越高，带宽越大，选择范围越大。高熵的经济体必然是自由的经济体。

在自由的经济中，无论是从企业的收益、利润还是股票价值来衡量，企业家的创新成果似乎都是随机的。塔勒布之后的许多分析人士也一致认为，一般来讲，资本家的成就受到了随机因素的抑制。华尔街的行为似乎也符合随机漫步理论。该理论认为，证券价格的走向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波动是随机的，像一个在广场上行走的人一样，价格的变动趋势是没有规律的，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也可能对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人不可能跑赢市场，因为它的随机性使你无法掌握进一步的信息。市场上关于价格的历史记录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压缩简化，因此你不可能从中揣摩出多少有价值的信息。塔勒布、凯恩斯以及很多一知半解的追随者都认为市场本质上是一个赌场。

信息论却得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因为信息论认为赌场其实是一个完全透明的系统，没有可用的额外信息。所有的玩家都知道所有可被获取的信息。假设公平地滚动色子，输赢概率和赌金多寡是仅有的相关数据，那么虽然每次滚动色子的结果是随机的，但长期的结果是完全可预测的。从表面上看，一系列令人惊异的创新成果可能与一系列随机事件无法区别开来。然而，虽然随机事件无法传达出任何信息，每个令人惊异的创新成果却能反映出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发明、规划、生产与营销等环节。换句话讲，在观察分析这些创新成果时，不要拿着示波器去观察，因为它只能从表面上体现出统计数据的波动起伏，而要拿着显微镜去分析，因为这样才能揭示统计数据掩盖的深层次细节信息。正是这些细节信息才使得每一个创新成果具有了独特性。如果仅仅根据股票价格或公司业绩表面上的波动就宣称结果具有不可预测性，那就无异于被随机性愚弄了。

香农肯定没有受到这种随机性的愚弄。对于美国股市而言，1987年是个不祥的年份。香农在谈及当年10月份的那场股市灾难时说：

我们的确要研究图形和图表，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点是，着眼于数学信息不像着眼于人与产品那么重要。很多人只盯着股价，而他们应该看看公司的基本面及收益。公司的收益具有随机性。把随机过程作为预测依据会引发诸多问题。当我们考虑一项新投资时，我们不仅应该仔细看看公司的收益，还应该多思考一下其产品的前景如何。我们在分析问题时要分析根本性的因素，而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做技术性的分析。

采访者问香农：“你幸运吗？”香农回答说：

远远超出任何合理的预期。你知道经济学家谈论有效市场，说一切都是平衡的，没有人能真正赚到钱，只有靠运气才能赚到钱等等。我相信这不是真的。这些都是我们当前的股票,其中一些我们持有的时间很短。我们的机器每天晚上都在分析年度增长率的数据。我们用的还是非常古老的 Apple II计算机。这些股票自我们购入以来的年复合增长率（大多数都持有好多年了）分别是31%、11%、185%（这只股票我们没有持有太久）、30%、31%、181%、10%、18%、114%、21%、2%、27%。（笑）我们就持有这么多股票。⁵

我不得不承认，我最初认为塔勒布只是一位肤浅的煽动者和畅销书作者。但塔勒布之后出版的《反脆弱》 ^[6] 却是一本令人无比惊异的杰作，避免了《黑天鹅》中的大多数失误，对信息论做了一个非常好、非常新颖的解读。⁶ 虽然他显然没有读过香农的著作，但他也承认像香农这样的投资者之所以能在股市上取得非凡的业绩，不只是由于运气的作用。

从表面上看，《反脆弱》一书对信息论的论述与香农对信息论的论述不是一回事，但从本质上来分析，二者殊途同归，只不过麻省理工学院这位教授运用了一些不太符合其身份的文学语言，而香农则阐述得更加深入和抽象，因此也更加令人感觉眼花缭乱。

塔勒布在其描述过程中对经济体、企业和个人进行了分类，根据它们对波动性的反应，也就是说对于不可预期的变革或压力的反应，将其划分为脆弱类、坚韧类或反脆弱类。在遭遇波动时，脆弱类崩溃，坚韧类虽然能够持续存在，但会遭受一定的损害，而反脆弱类则会从中受益，得到强化和提升。

脆弱类企业有利于实现最佳效率，因为它们能够避免浪费、冗余和多样性，并且能够保护自己免受危险因素和压力因素造成的不良影响。它们提前规划，未雨绸缪，对重点客户、市场调查和民意调查具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它们利用核心竞争力，精简产品线，发展外包业务，消除不必要的成本和重复性的业务，因此很容易在市场竞争中出奇制胜。在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创新者的窘境》（Innovator’s Dilemma）一书中，这些脆弱类企业被称为“中坚者”。⁷ 在环境好的时候，它们繁荣发展，但它们厌恶波动、冲击和压力，最终容易受到黑天鹅事件或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

如果我们在一张图上描述出脆弱类企业的发展曲线，那么它将呈现出一个倒立的杯子的形状，经济学家称之为“凸面”，而塔勒布从一个数学家的视角出发，将其称为“凹面”或“负凸面”。关键的问题是脆弱类企业只有在经济环境不断改善的情况下才能赢利，但最终收益会趋于稳定，随着收益降低，而且一旦爆发某个出乎意料的灾难，其赢利率就会呈现出直线下降的趋势。

在塔勒布给出的三类系统中，最中间的那个是抗压能力最强的坚韧类系统。坚韧类企业可能存在某些冗余，这些冗余可以让它们在遭遇灾难后幸存下来，而那些没有冗余的企业则会在遭遇灾难后陷入沉沦，但坚韧类企业也会遭到损失。它们的发展曲线是直线上升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压力的增加而出现下行趋势。

最右边的那一类则是塔勒布的反脆弱类系统。反脆弱类企业不仅可以像一个坚韧的企业那样在压力状态下幸存下来，而且还会在冲击中得到强化。它们不仅能承受住波动，还能在狂风暴雨中兴旺起来。它们在业务上的冗余性和重复性没有坚韧类企业那么明显，面临挑战时能够展现出新的、更好的能力。它们在压力下越挫越勇，收益呈现出螺旋式上升趋势。塔勒布从数学角度对反脆弱类曲线的描述呈现出了凸面的形态。对它们而言，黑天鹅事件是有利的。

反脆弱类策略具有塔勒布所说的可选择性，可以催生出多样化的结果。这种策略具有兼容并蓄的特征，既有利于运用历史经验，又有利于抓住潜在机遇，在遭遇黑天鹅事件时也能获得指数级增长的收益。这是香农喜爱的策略。

创造力的本质在于它总是给我们带来惊异。如果一个事物没有惊异，那么它就可以被预测和被规划，它的必要性就会消失。如果一个自由的经济体具有非常显著的随机性，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它真的是随机的。换言之，一个从表面来看随机性十分明显的经济模式无法证明这个经济体没有自己的发展目标，而会证明这个经济体充满了企业家精神和令人惊异的创新。

塔勒布嘲讽的叙述谬误、戏局谬误、技术分析法的诱惑或先知的冲动，其实是人类特有的行为方式，是我们可以识别非凡事物或创新事物的基本标准。我们人类富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得我们能够摆脱周围随机因素构成的丛林（或者说沙漠），从而为塔勒布之类注重享乐的作家构建欣欣向荣的文明与舒适优雅的咖啡馆。它们使我们能够避免过于关注生活中不合理的和危险的因素，并在更大程度上担负起创造更多成就的责任。

[1]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低油价周期的到来，世界经济进入“大缓和”时期，美国等主要经济体表现为高产出、低通胀、经济波动幅度明显下降的情景。—译者注

[2] 黑天鹅事件指非常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事件，通常会导致市场出现负面的连锁反应，甚至颠覆固有的商业模式。塔勒布著有畅销书《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本书简体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3] 本书简体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4] “白老虎兄弟”是拉斯韦加斯著名的魔术表演组合，成员为齐格弗里德和罗伊二人，他们善于表演将凶猛的白老虎变得来去无踪的魔术。—译者注

[5] 2006年2月11日，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在打猎时，由于刚下了场大雪，且鹌鹑乱飞，以至于出现了错觉，误伤了一名同行的78岁的老猎手。—译者注

[6] 本书简体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