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我们应该期待怎样的未来

用长远的眼光来看，日益强大的机器必将改造专业人士的工作，为人类社会创造分享实践经验的新方法，这是本书的核心主题。我们没法给出时间表，因为变化的速度不受我们控制。但是我们相信这些变化将会逐步显现，而不是突然之间完成转型。根据这本书的观点，这种变化将以多种形式出现：专业工作的工业化和数字化；专业人士工作的日常化和商品化；专业人士去中介化、去神秘化。无论哪种说法，我们预计最终传统专业工作将被分拆，导致大多数（不是所有的）专业人士被不那么专业的人群以及高性能的系统所取代。我们预计会有新角色出现，但是不确定这些新角色能维持多久，因为机器早晚也可能取代他们。

在后专业社会，人们可以从网上获得实践经验。我们强烈建议取消目前和未来的守门人角色，让人们在可行的范围内获取尽可能多的集体智慧。当我们从各个角度谈论技术以及它对专业工作的影响时，我们也意识到自己的观点里似乎认为未来已经差不多成型而且无法避免——我们是强硬的宿命论者。比如说我们清楚地认为机器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各类装置会逐渐普及起来，人类将通过互联网产生更多连接；我们认为信息技术领域会产生指数级的增长。也许最终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我们所料，但发生的可能性的确相当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无法控制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把技术运用到专业工作中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人类自己。然而，能够塑造未来并不是故事的全部，我们相信，从道德角度出发，人类应当去塑造未来。

这本书写过两大道德问题。第一个道德问题是，在一些从道德层面让人无法接受的场合，究竟是否可以使用技术？我们是否应当在专业工作的技术进步过程中施加道德方面的限制？我们认为机器的确不适合决定一些事情，比如说不应该把何时关闭生命保障系统的决策权交给机器，无论这台机器的性能有多么高。我们也呼吁发起公开辩论，去探讨绕开专业人士或者专业人士助理们去创造传播实践经验可能带来的道德问题。

第二个道德问题是——技术互联网时代，实践经验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应该归谁所有？尽管这个问题属于政治哲学范畴，但它同时也给实际操作带来了重重障碍。专业工作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偏好。在印刷工业时代，专业机构通常拥有并控制了实践经验，这种状态受到大交易体系的保护。但是想象一下未来的情形，大量实践经验都被公布到网络上，专业机构，或任何人都似乎不再适合担任守门人的角色。在寻找关于未来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答案的过程中，我们探讨了一系列观点。其中一种极端观点认为我们应当彻底解放实践经验，我们也看到另一个极端，认为应当保持封闭。

那些极力呼吁解放的人认为实践经验应当成为公共财产，人人都可以从公共途径以低廉的价格甚至免费获得，控制使用权的守门人角色被取缔。他们的观点起源于目前专业机构的弊端，尤其是大多数人无法负担高昂成本、无法接近这些知识的现状。他们的观点同时还来自于知识的经济特性（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累积性、可数字化），也就代表着一旦采用日益强大的机器之后，实践经验的重复使用以及传播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他们的观点是，如果取消专业机构的中介角色，把实践经验广泛传播，我们就能够改善很多人的生活——提供更好的医疗、高质量的教育、实现更多正义等。与此同时，解放派担心从专业机构手里强硬夺取所有权可能不足以长期保证“解放”的胜利果实。他们认为我们应当警惕新的守门人再出现。实践经验的所有权、控制权相关的新的垄断形式可能还会出现，比方说收取高昂的充值费用。

那些主张封闭的人则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坚持认为实践经验需要由服务提供方保护起来并且保留所有权，而不应当成为一种共享的资源。有些人借用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来建立并保持这种封闭状态。许多现任专业人士都持有这种立场。他们认为许多实践经验都是他们的财产、劳动成果和才华结晶，而且只有他们才知道如何去管理利用这些知识。其他一些人的观点则是基于可行性的问题。他们认为收费的在线服务形式可以作为传统专业工作的有效延续。他们也承认有些实践经验的确需要完成外化交付，但是可以想象，他们希望把这一工作也变成一种收入来源。同时，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独自承担管理那些在网络上公布的内容的职责。在此可以看出，这里的其他一些人的身份往往是在线内容和服务提供方。从传统专业服务形式往在线实践经验创造传播模式转型让这些人看到了巨大的商机。一些政府机构支持这些服务供应方，一起提倡采用封闭模式。这些公共机构持有这种观点的通常并非出于收入动机，而是它们强烈认同实践经验的重要价值，认为外行人没有能力管理。政府的职责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监督控制市场上的专业知识的质量。

那我们究竟应该期待什么样的未来？在解放派和封闭派之间是否存在任何无法调和的不同意见？在这类相左的道德和政治立场之间做出选择，其主要困难之一在于如何防止个人偏好产生过大的影响力。此时，许多人可能都想表达自己的观点——最明显的是专业人士——他们无法保持中立客观。大部分专业人士对新事物持有反对意见是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自身的状况难免受影响，财富也可能会缩水。

为了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困境，我们从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写得十分具有影响力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一书里借来一种技术。为了阐述他关于如何构建一个公正的社会的观点，罗尔斯让读者想象一种虚拟的情景，没有人知道自己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个人情况，人们对自己的天赋和能力也一无所知——比方说他们是不是聪明、好看或强壮，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或所处的阶层也毫不知情。事实上，他们不了解任何关于自己的特定情况——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年龄、性别、种族、甚至辈分。当我们假想自己身处这种虚拟的无知状态，我们就进入了罗尔斯所说的揭开“无知之幕”之后的世界。只有当我们揭开了这层幕布，我们才可能做到完全公平公正。

我们邀请各位读者，尤其是专业人士，走到“无知之幕”后面去思考进入技术互联网时代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分享实践经验。我们并没有要求大家去思考专业工作的未来。一旦那样的话，想象力就立刻受限制了——把问题设计成“专业工作应当如何演化”就意味着他们必定扮演着某种核心角色。相反，在这本书里，我们认为尽管不会思考但日益强大的机器能够取代大部分的人类专家。我们的问题是，揭开“无知之幕”之后，我们是否应当把这些系统和机器的控制权放开交给许多人，还是应当把控制权保留在少数人手里，我们究竟希望看到实践经验以低廉还是高昂的价格进行传播，应该解放还是封闭实践经验？

当然，这是个比较长期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换种方式来提问。在专业工作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两条分岔路。一条路引导实践经验成为一种在线共享资源，免费提供给社会，并且由大家集体来维护；另一条路上，知识和经验可能也会变成在线资源，但是提供方保留所有权和控制权，服务接受方通常需要为获取资源付费，这些实践经验是封闭的、可交易的，很可能掌握在新的守门人手里。沿着第一条路，知识和经验会变成公共资源，在可实现的范围内，不以商业收益为目的来管理分享集体的知识和经验，第二条路就不可避免地把实践经验变成了在网络市场上交易的商品。站在“无知之幕”背后的读者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当然，我们把情况过度简化了，选项可能并不是这么黑白分明的。任何混合组合都是可能出现的。但是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是为了表明原则，因为这两个选项的确十分不同，当我们规划如何构建技术互联网时代的时候，应当已经在原则层面做出了清晰的选择。

我们的感觉是，从“无知之幕”后面看世界，大部分人会倾向于选择解放之路而非封闭之路。总的来说，生活在一个能够以低廉的价格甚至免费享用到大多数医疗救助、精神辅导、法律建议、新闻报道、商业协助、税务帮助、建筑知识的社会似乎更美好。这也正是我们所坚信的——接下去的十年、二十年里，我们将有机会对世界进行改造。

我们为想象中的全世界人类的未来而感到万分激动——无论贫富——都能够享用到取用不尽的生存宝藏，各种帮助、指导、学习对象以及深刻见解都能够帮助他们活得更健康、更幸福。但是这种转变并不会自然发生。它是一个必须依靠大家共同奋斗才能达到的目标。我们必须记住，“不作为”和“作为”一样，都是一种选择。如果我们选择什么都不做，我们决定继续沿用传统的体系，因为恐惧而放弃技术可能带来的变革，也就是冒险打破现状，那么我们的后代可以就这一决定向我们追究责任。用安东尼·肯尼（Anthony Kenny）的话来说，技术“把因作为和因不作为而犯罪的能力同时并不可回避地交到了我们手里”。本书中所探讨的不作为罪行的影响非常深远，不容忽视。我们如今坐拥迅速传播、高效分享专业知识的各种手段，也同样应当拥有相应的意愿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