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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人人都蕴含着一套所有人都具有的特征：
哦，我多么希望自己拥有的下一个自我将会取代我！
——西奥多·麦尔奈楚克（Theodore Melnechuk）
是什么让人类变得独一无二？任何其他动物都无法像人类这样拥有各种各样的人格，而每个人又有不同的外表和能力，其中一些性格是与生俱来的，而另一些性格则来自个人经历，但在每一种情况中，我们都具有各异的特征。有时，我们用“自我”来代替这些性格和人格，以将人与人区分开来。
丹尼尔·丹尼特（1991）：在整个动物世界中，最匪夷所思的结构是由灵长类的智人所组成的神奇而又复杂的结构。该物种的每一个正常个体都是一个自我，用大脑编织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语言和行为。并且，像其他动物一样，它们并不需要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只需要完成任务就行。这样的一套语言和行为就像蜗牛的壳一样保护着它们……就其本身而言，在其生命体持续存活的认知经济学当中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在环境中的万事万物必须拥有自己的思维模型，任何一个思维模型都不会比其智能体自身具有的模型更重要。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也同样使用“自我”来表征自己被身体内部的强大生命体所左右，这个强大的生命体为我们所需要、怜悯我们，并为我们思考以及作出最重要的决定。我们称之为“自我”或“同一性”，而且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认为它始终与我们共存亡。我们有些时候甚至会将“自我”想象成脑海中的一个小人，即所谓的“霍尔蒙克斯”（homunculus，参见图1-1）。在当代遗传学理论建立之前流传着这样一个普遍的前提，它声称，每个精子中已经包含一个完整的人格。
丹尼尔·丹尼特（1978）：“霍尔蒙克斯”（拉丁语“小人”之意）是一个居住在大脑中的小矮人……它能感知到所有对感知器官输入的指令，并能对肌肉组织发送所有指令。任何理论都认为，这样的内部智能体经受的风险是无限的……因此我们会问，在这个小矮人的大脑中是否也有一个小人，会为它的感知、行为等负责。 [103]
是什么导致我们产生了只有在脑海中“自我”的帮助下，我们才能思考或产生感觉这样奇怪的想法？第1章和第4章提出这个观念，有助于我们避免将时间浪费在与思维相关的难题上。例如，如果你想知道视觉是如何工作的，单一自我将给出这样的回答：“只要用自我的眼睛凝视即可。”如果你想知道记忆是怎样工作的，你将会得到这样的回答：“自我知道如何收集任何相关的东西。”如果你想知道是什么在指引着自己走完一生，它会告诉你，是自我提供了希望、愿望和目标，然后为你解决所有问题，因此这个单一自我使你从精神活动运作方式的问询中转移开，转而引领你问出下面这些问题。
婴儿生来就有成年人所谓的“自我”吗？一些人会继续回答说：“是的，婴儿就像成年人一样，只是他们还不太清楚自己是否拥有自我罢了。”但是另一些人却持相反的观点：“婴儿起初几乎是没有任何智力可言的，之后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形成自我。”
自我在空间上拥有特别的位置吗？大多数“西方”思想家可能都会给予此问题肯定的回答，并认为自我位于他们的头部和眼睛之上的某个位置（如大脑）。然而，我却听说其他一些文化认为自我位于腹部和胸部之间（如心里）。
目标和信仰中哪个才是“真正的”自我？单一自我的观点认为，某些价值和目标既“可信”又“真实”，然而本书讨论的思维模型给这个相冲突的观点提供了更大的讨论空间。
在人的一生当中，自我会始终如一吗？不管发生了什么，每个人都会觉得自我始终如一。这难道就意味着我们身体的某个部分会比我们的身体和记忆存在更加长久吗？
大脑死亡之后，人的自我能够存活吗？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可能会使我们喜忧参半，但是，这些答案对我们理解自己却并没有帮助。
每一个这样的问题都会让我们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如“seIf”“we”和“us”这样的词，本章认为其原因是：每当想尝试理解自己时，我们都可能需要采取多种角度来看待自己。
每当思考自我的时候，你都会在模型的网络之间不停地转换，每一个模型都有助你解释自己的不同方面。
正如第4章中所言，这里使用“模型”一词来代表思维表征，这样做有助于解答有关其他更复杂的事物或想法的一些问题。例如，某些模型是基于简化了的想法而设计的，如“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基于求生意图”，或者“比起痛苦，我们总是更喜欢快乐”，然而，一些其他的自我模型则更为复杂。我们提出了多样的理论，每一个这样的理论都有助于表征我们自身的某个方面，但也可能对我们自身的其他问题给予某些错误的答案。
大众：为何人们想要更多模型？将这些模型结合为一个单一的、全面的模型不是更好吗？
在过去，许多人尝试“统一”心理学理论，然而，本章将提出一些原因来解释为何所有这些统一心理学的理论自身并没有什么效果，以及为何我们可能需要在有关自我的不同观点之间不停地转换。
杰瑞·福多（1998）：如果在我的大脑里运行着许许多多的计算机，最好由某个人来负责，那么按照上帝的创造，这个负责人最好就是我本人。
科斯马·罗希拉·沙里兹（Cosma Rohilla Shalizi）：我一直在阅读我的旧诗，这些诗是由其他人所写。然而现在我和那个人拥有相同的自我，而如果我不是那个人，那么谁是呢？如果没人是，当他完成这首或那首诗，或者当他在明天或月底完成诗时，他什么时候会死去？
多样的“自我”
罗伯特·彭斯
Robert Burns
苏格兰农民诗人
哦，什么力量赐我法力，
俨然旁人看清我们自己！
人们如何构建自我模型呢？我们将从一个较简单的问题开始研究，即如何描述自己的熟人。因此，当查尔斯想着他的朋友琼时，他可能会先描述她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可能包含：
● 琼的体型和外貌；
● 她的能力的范围和素质；
● 她的动机、目标、喜好和品位；
● 她惯用的行为表现方式；
● 她在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角色。
然而，当查尔斯在不同的领域内思考琼时，他对琼的描述可能就并不完全一致了。例如，在工作中，他把琼视作一个乐于助人、富有竞争力但又总会妄自菲薄的人；然而，在社会环境下，他又会视其为一个自私自利、自不量力的人。是什么导致查尔斯产生了这些不同的模型？也许他对琼的初次描述恰到好处地预测了其社会行为，但是，这样的模型却不能恰如其分地描述琼在商业领域的自我。然后，当他改变自己的表征，对琼的描述适用于商业领域时，也会在模型曾经适用的环境中犯下新错误。最终，他发现自己不得不使用单独的模型来描述琼，采用各种不同的角色来描述其行为。
物理学家：或许查尔斯应该更加努力地构建一个单一且统一的琼的模型。
这是不可行的，因为每个人的精神境界可能都需要不同类型的表征。确实，当一个主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时，我们往往都会为其构建多模型，而且这种与日俱增的多样性必定会成为人类智能的主要源泉。
为了更近一步看清对多模型的需求，我们来看一下较为简单的情况：假设你发现自己的汽车不能发动了，为了诊断汽车哪里出现了故障，你需要在汽车的几个不同视角之间转换：
● 如果车钥匙卡住了或者刹车闸不能放下，你一定会认为汽车的零部件出现了问题；
● 如果发动机不转或者没有打着火，你一定会认为汽车的电路出现了问题；如果汽车燃油耗尽或者空气通风口堵塞，你需要建立汽车燃油工作原理的模型。
在任何领域都是如此。为了回答不同类型的问题，我们需要相应的不同类型的表征。例如，如果你想要学习心理学，老师将会让你学习至少12个科目，诸如神经心理学、神经解剖学、人格学、生理学、药理学、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心理卫生、儿童发育、学习理论、语言与言语，等等。每一个科目都会使用不同的模型来描述人类思维的不同方面。
同样，学习物理学时需要学习的科目有经典力学、热力学、向量、矩阵和张量分析、电磁波与电磁场、量子力学、物理光学、固体物理学、流体力学、群论和相对论。每一门科目都会利用自身的方式来描述物理世界所发生的一切。
学生：我认为物理学家的目标是找到单一模型或者“重要的统一理论”，致力于以某些广义定律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现象。
这些“物理学的统一理论”可能确实很重要，但是，每当我们处理像物理学或心理学这类复杂问题时，就会发现自己被迫将这些领域划分成“特别的领域”，并使用不同类型的表征来相应地回答不同类型的问题。确实，教育的主要部分涉及学习何时和怎样在这些不同的表征之间转换。
回到查尔斯对琼的想法上。这些想法也包括琼对自己的看法的一些模型，例如，查尔斯可能认为琼对自己的外表不满意（因为她不断尝试改变自己的外表），他也搭建了琼如何在如下领域中思考自己的模型：
● 琼关于自己理想的想法；
● 她对自己能力的想法；
● 她对自己志向的信心；
● 她对自己行为表现的看法；
● 她对自己社会角色的想象。
查尔斯对琼的一些看法，琼可能会表示反对，但这并不会改变查尔斯对琼的观点，因为他明白自己对琼构建的模型通常要好于琼自己构建的模型。
凯文·索尔维
Kevin Solvay
他人通常更善于表达自己。 [104]
人人构建自我的多模型
格雷格·伊根（Greg Egan，1998）：但即使这些普通的想法和看法川流不息，一种新的问题似乎在这些想法背后的黑色空间中盘旋。谁在想这个问题？谁在仰望这些星星、俯视大众？谁在琢磨这些思想以及景观？得到的答案不只是口头上的表达，还是联系代表其他一切言语的成千个符号性的回答，不是为了反映所有的思想，而是为了约束它们，就像肌肤一样紧密相连。谁在想这个问题？是我。
前面已经讨论了查尔斯在想到朋友琼时可能用到的一些模型，但当人们在想到自己的时候会用到什么样的模型呢？也许我们常用到的自我模型最初是将人分为两个部分（参见第4章）的，即“身体”和“思维”（见图9-1）。
图9-1 两部分自我模型
这种“身体-思维”的分割不久后便组合成更多的结构，用来描述人们的身体特征和部分，同样，这个“思维”部分将被分成一系列部分，以试图描述各种思维能力（参见图1-13）。
人们每一个自我模型仅仅在某些情况下运行良好，因此人们最终会拥有不同能力、价值观和社会角色的形式各异的自我描述，因此在思考自我时，我们通常需要在这些自我的多种表征中不停转换（见图9-2）。
图9-2 自我的多种表征
如果想要一次性表征所有的透视图，你所构建的模型不久后就会变得太过复杂而难以使用；在每一个不同的领域，我们用稍微不同的自传形式来描述自己，每一种不同自传的基础都是对不同的目标、理想以及相同的想法和事件的解释。然而，正如丹尼尔·丹尼特所言，我们很少想要识别这些，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虚构了具有或成为单一自我的神话。
丹尼尔·丹尼特（1992）：人人都是杰出的小说家。我们都能够发现自己所做的各种各样的行为，并且也总是努力展示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一面。我们努力把所有素材汇聚成一个美好的故事，而这个美好的故事就是我们的自传。在这本自传中最主要的虚构人物就是自传者的自我。
多重子人格
赫尔曼·黑塞
Herman Hesse
《荒原狼》
（ Steppenwolf）
因为并没有单一的人类……能够如此方便和简单地将其存在解释为两三个主要元素的集合……哈瑞（Harry Haller）是由成千上百个自我组成的，但是将自我当作一个单元，似乎是所有人天生就不可避免的诉求……即使是最优秀的人都会产生这种错觉。
琼和一群朋友在一起时，把自己当作一个社会型的人，但当她周围环绕着陌生人时，就会将自己当作焦虑的、隐遁的和感到不安的人。因为就像第4章所说的那样，人人都在不同语境和领域中构造了多种多样的自我模型，因此，“琼们”的思维交织着五彩缤纷的自我模型，包括她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些自我模型表征当前的“琼们”以前的样子，而其他自我模型则描述了她们未来想成为的样子；有性感的和社交的“琼们”、运动和数学的“琼们”、音乐和政治的“琼们”，以及各种各样专业的“琼们”。
每当这些“子人格”（subpersonalities）积极地扮演不同的角色时，所有这些子人格都可能对各种目标和技巧的集合起到了某些控制作用，以至于每一个子人格都有着稍微不同的思维方式。然而，它们都需要普遍地接触许多人类资源和常识知识体。这就意味着为实现对某些较高层次过程的控制，这些子人格需要频繁地展开竞争。
例如，假设琼正在做专业性的工作，但她思维的某个社会部分突然提醒她，她曾陷入过一种尴尬的关系。她试着甩掉这些记忆，却发现自己正在以幼稚的方式思考父母将怎样看待自己的行为。她也可能会将自己视为一位商业人士、一个某种研究的爱好者、一位家庭成员和一个恋爱中人，或者一个膝盖疼痛者。
在这样的常识性思考训练当中，我们在各种不同的自我模型之间频繁地转换，而这些自我模型的各种不同的表现可能不尽一致，这是因为我们将这些模型用于不同的目标。因此，当某人需要做决策时，决策的结果将部分取决于当时正在活跃的子人格。琼“商业的自我”可能倾向于选择那些看起来更有利可图的选项，而琼“社交的自我”可能想选择那些最易取悦朋友的选项。例如，当我们把自己视为社会群体的一员时，就会向他们自豪或羞愧地分享成功与失败，然而，被卷入商业纷争时，人们可能会感到有必要压制这些情感，因此，正如我们在第1章所说的那样，情感状态中的每一次波澜都彰显着不同的子人格。
当你认识的某个人坠入爱河时，这个人就好像重获新生一般，整个人的目标和目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以其他方式进行思考。就好像某个开关已被打开，另一个不同的程序开始运行一般。
每当我们在子人格之间转换时，可能会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但因为整个语境依然如故，所以我们依然保持着某些同样要优先考虑的事情、目标和抑制，以及某些短时记忆和当前活跃的思维批评家的内容。
然而，某些这样的变化可能更大，你会经常听说人们能在完全不同的人格之间来回转换这类耸人听闻的故事，但随着这种极端的现象越来越罕见，每个人历经的情绪变化都显示出稍微不同的意图、行为和特点的集合。然后，无论这些转变是长久的还是短暂的，处于控制当中的子人格都会为你激发一系列的观点和目标，在那时，你可能会相信，这才是你的“真正”观点和目标。
人格同一性
奥古斯丁：我的本性究竟是怎样的？真是一个变化多端、形形色色、浩无涯际的生命！瞧，我记忆的无数园地洞穴中充塞着各式各类数不清的事物，有的是事物的景象，如物质一类，有的是真身，如文学艺术一类，有的则是不知用什么概念标志的，如内心的情感，即使内心已经不受情感左右而冲动，记忆却牢靠着，因为内心的一切都留在了记忆之中……
把“自我”当作亘古不变的实体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你和10分钟前的自己有着何种程度上的相似性？或者说，刀柄和刀片都被替换掉了，那么这把小刀还是你喜欢的那把吗？你肯定不会喜欢装订、印刷死板的文本，因为其“内容”并不会无时不刻发生变化。然而，你的大部分知识仍旧维持原状，且大部分知识与他人相异。因此，人们可能会争论说，我们的同一性主要在自己的记忆当中。
《不列颠百科全书》：人们往往乐于说过去做某事的人和如今的是同一个人，而并不知道虽然此人有同样的身躯，却建立在完全不一样的基础上。这个人在讲述过去的情况时非常准确，显示了同样的个人反应以及展示了相同的技能。
然而，当我们改变思维方式以解释原先的记忆时，这种人格同一性的感觉便烟消云散了。
威廉·詹姆斯（1890）：当我们不再感受到这种连续性时，人格同一性的感觉也就消失了。我们从父母那里听到自己婴儿时期的各种事情，但是我们并不像占有自己的记忆那样占有它们。那些不得体的事情并不让我们脸红，那些机智的话语也不会引起自我满足。那个小孩是个不相关的人，在感受上，我们当下的自我与这个小孩，并不比与某个陌生的、活蹦乱跳的孩子更具有同一性。为什么？一个原因是，巨大的时间间隔将这些早先的年代分裂了——我们不能通过连续的记忆去到它们那里。另一个原因是，没有关于那个孩子感受的表征与那个故事一同出现……某些我们能够模糊地回忆起的经验也是如此。我们不知是该占有它们，还是将它们当作想象或者读到或听到但并非经历过的事情而加以否认……曾经与它们相伴随的感受在回忆中是如此缺乏，或者与我们此刻拥有的感受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我们不能确定地作出同一性判断。
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在谈论自我时，另一个对我们可能有某种意味的描述便出现了。
丹尼尔·丹尼特（1991）：自我保护、自我控制和自我定义的基本策略并不是建造水坝或编织网状物，而是讲故事，尤其是炮制和控制我们所讲的故事，以及故事中我们的角色……最终，我们（与专业讲故事的人不同）并不能有意识地想出要讲什么样的故事以及如何去讲；我们讲述的故事正如编织的蜘蛛网一般；人类的意识以及故事中的自我是其产品，而并不是其源泉……叙述的言语就好像来自单一的源泉一样，不仅在于一张嘴、一支笔的感觉，而是一种更微妙的感觉：它对一切观众或读者的影响都是鼓励他们努力设想一个统一的智能体，这是谁说的话，又是对谁说的。简言之，假设一个我称之为“叙述重心”的东西。
换句话说，丹尼特将自我观念描述为由自我肖像或故事的草稿组成的集合，这些集合通过各种分类过程不断得到编辑。但在那以后，当你说自己仍然像以前一样时，又意味着什么？当然，这取决于描述自己的方式，因此，你不会问自己的特征，相反，你会问：“自我的哪一个模型会更好地服务于我当前的目标？”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们都会问自己，什么促使我们将自身当作自我。这里给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较为精简的理论：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们都想这样问自己，谁或什么应该对此负责，因为我们的表征强迫自己填满“因果关系”槽（见第8章）。这也导致我们探寻为什么在世界和大脑中发生的一切都频繁地帮助我们进行了预测和控制。因此，我们经常发现，自己想知道是什么导致我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表现自我，或是什么导致我们作出了特定的选择。
然而，当你未能找到貌似可取的原因时，填满插槽的渴望会导致你幻想一个并不存在的原因，如在“我刚才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这句话中的“我”。因为，如果一种默认架构的机器迫使你为曾做过的一切寻找某些单一的原因，那么这个实体就需要一个名称。你称之为“我”，我称之为“你”。
人格特质
阿尔弗雷德·科尔兹布斯基（AIfred Korzybski，1933）：不管你说什么，事实都是相反的。
如果你让琼描述自己，她可能会这样说：
我认为我是遵守纪律、诚实守信的人和理想主义者。但因为我并不善于社交，所以我正努力尝试变得友好和善、体贴入微，以此来弥补社交中的不足，而当这种方法遭遇失败时，我就会采用更具吸引力的方法。
同样，如果你让查尔斯描述琼时，他可能会认为琼乐于助人、爱干净、精明能干，但有点妄自菲薄。这样的描述充斥着我们的日常措辞，并对我们所谓的“性格特点”或者“特征”进行命名，如遵守纪律、诚实守信、友好和善、体贴入微。但是，到底是什么使人们可以描述他人呢？人格特征又为何存在呢？导致非一致性出现的可能原因如下。
先天特征。人们为何展示这些特征？其中一个原因是，每个人天生就具有引起特定行为方式的不同基因簇。
后天特征。在各种资源变得忙碌时，每个人也都开始学习相互影响的个人目标和优先权，如当某人生气和害怕时，一些个体会比其他个体更好战或更怯懦。
投资原则。一旦学会了完成某些工作的有效方式，我们便不愿去学习完成这个工作的其他方式。因为除非我们能够熟练地使用新方法，否则新方法通常会更难掌握。因此，当我们对旧过程添砖加瓦时，新过程就会更难与之抗衡。
原型和偶像。任何具有神秘色彩的文化所描述的人类都具有良好定义的特征。我们都情不自禁为这些英雄和反派的角色着迷，这也使我们试着改变自己，使这些幻想的特征变为现实。
自我控制。实现任何艰难的目标或执行任何大范围的计划都是困难的，除非你能够坚持不懈地执行下去。接下来的一节将会提到，为防止我们不断改变目标和其他优先权，我们的文化教育我们要通过限制自身的行为方式来训练自己，使自己变得更具有“自我预测性”（seIf-predictable）。
在任何情况下，尽管我们多次错误地且总是不完整地描述其特征，但这些描述有助于让事物变得更加简单，更容易让人理解。因此，说一个人“既诚实又整洁”很容易，而说一个人“既不诚实又粗心”就会变得很难，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把事实告诉别人，或者使一切一尘不染。将人们或事物看作一成不变的会节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然而，特质的概念可能并不可信，这是因为哪怕在我们怀疑这些属性都是错误的时候，它们仍然会继续影响我们。以下是对此进行解释的常用例子。假设一些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挽着你的手、注视着你，然后给出对你的如下印象：
你的一些渴望是不切实际的。有时候，你性格外向、和蔼可亲并乐于交际，但在其他时候你却性格内向、谨慎而又冷淡。你发现向他人过多而又直白地展示自己很不明智。你是独立思考者，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不会接受他人的观点。你较喜欢不断改变和创新，当被限制和约束所包围时，你会变得不高兴。
有时候，你对自己是否进行了正确的决策，或者是否做了正确的事情感到疑虑重重。你虽然表面上遵守纪律、自我克制，但内心却焦虑不安。你的性生活并不和谐，你未开发的潜力巨大，你至今还没有将自己的优势施展出来。你想要自我批判，但却强烈地需要别人对自己的喜爱和赞扬。 [105]
许多人对陌生人能够看到自己的内心感到大吃一惊，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陈述几乎适用于任何人！仅让我们看一下占星术的形容词：平易近人的、忧虑的、克制的、遵守纪律的、外向的、直率的、有主见的、不安的、内向的、骄傲的、矜持的、自我批评的、真性情的、随和的、不切实际的、谨慎的。每个人对这些特征都会有所关注，因此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几乎所有占卜都适用于我们。
因此，无数人被所谓的巫师、算命家以及占星家的言语所蛊惑，甚至在他们的预测结果与随机猜测不相上下时仍旧如此。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相信这些预言家更胜过相信自己，因为他们似乎是“可靠的机构”；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往往相信自己与自己期望成为的人相似，而算命者则擅长猜测他们的客户想听到的内容。然而，这些语言往往听起来很对，因为每个人都保持着许多自我模型，因此与我们相关的任何描述都或多或少与这些自我模型相吻合。
自我控制，让自己变得可以预测
你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坚持不懈，否则难以实现任何目标。无论尝试做什么，如果不断“改变自己的想法”，那么你永远都不会完成任何长远计划。然而，你却不能仅仅“选择”坚持，因为不同想法和事件会在你决定坚持之后影响你心中的优先次序。因此，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研究用什么方法能将较难冲破的约束强加给自己。换言之，我们需要使自己变得更具可预测性。
在你和他人构建社会关系的过程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例子。每当你期望来自朋友的帮助时，你至少会在某种程度上假定人们的行为是可预测的。同样道理，为了执行自己的一个计划，你必须能够“独立决断”，因此在同样的程度上，你必须使自己变得可预测。我们的文化有助于通过教授我们尊重承诺和一致性等特征来让我们获得这些技能。因为如果羡慕这些特征，你就会将这些特征作为目标来训练自己的行为方式。
大众：也许并不是这些约束导致你付出了丧失自发性和创造力的代价呢？
艺术家：创造力并不是由缺乏约束引起的，而是因为发现了合适的约束而产生的。我们最好的新点子处在我们希望扩展到的边界以外更远一点的位置。像“skdugbewlrkj”这样的词可能是全新的，但是，只有当它与我们已知的其他事物建立联系时，它才会具有价值。
人们总是难以迫使自己去做自己根本不感兴趣的事，因为，除非你拥有足够的自我控制力，否则，“思维的其他部分”将会寻找更具吸引力的替代选择。第4章展示了我们是如何通过自我激励提供的威胁或贿赂来控制自己的。如“如果对此屈服，我会感到羞愧”，或者“我会为完成这个目标而感到骄傲”。为了做到这一点，你需要一些有助于辨别有效方式的知识。但一般而言，在我看来，我们用来进行自我控制的技能与用于影响亲朋好友的做法是极其相似的。
我们也经常通过在物质世界中探索事物来控制自己。为了暂时抵抗睡意，你可以掐自己、深呼吸，也可以到一个更令人兴奋的地方去，或是沉迷于剧烈的运动，以上所有活动都能通过对周围环境的利用来让你保持清醒。另一种可以用来改变你情感状态的技能就是摆出各种各样的姿态或表情：这似乎特别有效，因为这些姿态或表情可能正会像影响你的观众一般影响到你。
但是，你为何必须用这些狡猾伎俩来选择和控制自己的思维方式，而非仅仅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正如我们在第3章描述的那样，直接手段可能会带来太多危险。如果大脑的一部分接管了其余部分，那么你可能会死亡，而如果我们忽略了饥饿、痛苦和性，那么人类不久后便会灭绝。因此，我们的进化系统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本能地赶走脑海中的想象。
此外，每一种文化都形成了帮助其成员约束自己的方法，例如，孩子们玩的每一种游戏都有助于训练他们虚构或者进入一种新的情感状态，有助于孩子们遵守游戏规则。实际上，每一种这样的游戏都只是虚拟世界，我们用它来教育自己以某些特定的方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自我控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技巧，许多人终其一生来寻找使自己的思维“守规矩”的方法。然而，这表明了“自我”的另一种含义：有时，因为我们有控制自我的方法多种多样，所以我们会把“自我”看作一个“手提箱”式词语。
哑铃思维与性情
佚名
人生的成功法则有两种，
首要的一种是，绝不将自己所知的一切全部告诉其他人。
为何我们很容易说一个人孤僻而害羞，而很难说这个人善于交际；或者很容易说某人生性温和安静，而很难说某人易于冲动和激动？进而一般地讲，为何我们很容易对自己人格的其他方面进行二元对立，难道这是因为当我们将脾气、情绪、心情和特征组编成对时，我们认为它们是对立的吗？
● 独处的vs.好交际的；
● 安静的vs.焦躁不安的；
● 直率的vs.迂回的；
● 胆大的vs.胆小的；
● 占支配地位的vs.唯命是从的；
● 粗心大意的vs.谨小慎微的；
● 欢乐的vs.古怪的；
● 快乐的vs.悲伤的。
当人们试图根据力量、精神或原则的相反方面来描述事物时，我们看见了类似的“哑铃思维”（见图9-3）。
图9-3 哑铃思维
当然，所有这些区分例子中都存在瑕疵。悲伤中并不一定没有喜悦的成分，焦躁不安也并不一定不安静。然而，我们往往会将思维的许多方面分成具有看似相反特质的对立。一个例子便是“人人都具有两种基本的思维方式”这种说法，它集中体现了大脑的对立侧。在较早时期，大脑的两个半球被认为几乎完全相同，但在20世纪中期，当外科医生能够分割大脑两个半球之间的连接时，他们观察到了一些重要的差异，因此“大脑是成对的对抗肌所发生冲突的地方”的看法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例如：
● 左vs.右；
● 思想vs.感觉；
● 理性的vs.直觉的；
● 逻辑的vs.类推的；
● 理智的vs.情感的；
● 有意识的vs.无意识的；
● 定量的vs.定性的；
● 故意的vs.无意的；
● 字面上的vs.隐喻性的；
● 还原论的vs.整体论的；
● 科学性vs.艺术性；
● 串行的vs.并行的。
但是，在同一个大脑中，非常类似的左右两半球是如何呈现出这么多区别的呢？答案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神话，因为每一种精神活动都涉及位于大脑两个半球的机制发挥作用。然而，神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大脑一开始高度对称，但之后某一半球（大脑左半球）为基于语言的活动形成更多的器官，另一半球（大脑右半球）形成了更多关于视觉和空间的能力。然而，我却认为，造成这些差异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所谓“支配”的一侧形成了某些更具反思性的过程，然而另一侧仍然保持着较多的活性和较少的沉思。为验证这一点，安东尼奥·巴特罗（Antonio Battro）在2000年已经向我们展示，半个大脑就可以完成整个大脑的工作。
于是，我推测，这些差别可能是由这样一个过程产生的，在此过程中，大脑的一侧从本质上形成了更好的“管理技能”。当然，这个过程也可能在大脑的两侧同时发生，但如果一个过程不得不同时服从于两个老板，那么许多冲突将骤然而至。然而，只要大脑一侧逐渐擅长抑制来自另一侧的脉冲，那么前者就会“占据优势”，而后者可能减慢形成制订更高层次的计划和追求更高层次目标的能力。其结果是“非占优势”的一侧会因为缺乏管理技能而显得更幼稚和不成熟。也许仅仅是小的遗传偏差就能决定大脑的哪一侧最终对大脑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人们为何非常喜欢二元对立呢？这里给出一些其他原因。
许多东西似乎本身就是相对立的一对。通常，在没有对某个东西进行对比之前，我们很难辨明它到底是什么，这让我们倾向于通过与事物相对的东西来看待它们，例如，将物质根据大小、轻重或冷热进行区分往往具有一定的道理。
然而，年幼的孩子可能会告诉你，与水相反的是牛奶，与勺子相反的是叉子。但后来，同样的孩子也可能坚持认为与叉子相反的是小刀。因此，相反的物体取决于其所在的语境，从而否决了其一致性。
强度和大小。尽管我们很难描述情感是什么，却很容易描述其强烈程度。这使人们可以自然地将“轻微地”“大量地”或“非常地”这些副词应用在如“抱歉的”“愉快的”“快乐的”或“悲伤的”等几乎所有的情感词之前。
通过宣称我们或多或少喜欢某个选项，我们经常会为某个抉择辩护，就好像这些选项是直线上的点一样。然而，这种一维的比较会让我们认为除了有“加号”或“减号”的区别之外，所有选项几乎都是一样的。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悲伤中并不一定没有喜悦的成分，因此，在强度方面的感情表征能够简化我们的决策方式，通过鼓励我们忽略其他类型的差别，在这些差别显现处，我们能使用更周到的方式处理事物。 [106]
结构简述vs.功能性说明。许多区分建立在不同事物的结构之间相联系的方法以及使用这些事物的方法之上。因此，很容易将一个物体的组成部分划分为扮演“主要”或“支撑”的角色。就像我们在第8章中所述的椅子一样，我们将椅座和椅背视为椅子的功能部分，而将4条椅腿视为椅子的支撑部分（见图9-4）。 [107]
图9-4 功能和支撑
当然，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时，这种两分法会很有用，但当我们无法抉择时，可能就会被迫运用更为复杂的区分。例如，当卡罗尔试着搭建拱形门时，首先，她需要花费足够的时间来描述每块积木的长短、窄宽和粗细；其次，她可能只需要确定哪两种差别是相关的。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卡罗尔可能需要找到长、宽、高都能满足一些更复杂约束的组合的积木；然后，她可能不再从一维的方面描述积木（见图9-5）。
图9-5 选择不同的积木
先天“机器脑”。我们为何往往会进行二元化思考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大脑天生就具备探测心理表征之间差异的特别方法。在第6章中我们提到，在触摸冰冷和热烫的东西时，一开始感觉很强烈，而后疼痛感便会快速消失，因为外部感官主要对事物如何随时间变化作出反应。（这也同样适用于视觉感官，但我们通常对此毫无意识，因为眼睛几乎总在不停地活动着。）如果相同的敏感度变化也适用于大脑中的传感器，那么比较一对描述将变得轻而易举，因为仅仅交替地呈现它们即可。然而，这种“眨眼之间”的策略将无法很好地描述两个以上事物的联系，这可能是人们不擅长进行三元比较的原因之一。 [108]
什么时候适合对仅有的两者进行比较？我们经常使用以下这些非黑即白的表述，好像它们足以概括一个新事物或事件：
● 这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 我们应该将其当作正常的还是例外的？
● 我们应该忘记它还是记住它？
● 它是快乐的源泉还是苦恼的元凶？
当我们只需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时，这种二元对立会很有用。然而，选择记住什么或做什么通常取决于如下更为复杂的决定：
● 我们应该怎样描述这个事件？
● 我们应该与之建立怎样的连接？
● 它与哪一个事物相似？
● 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什么？
● 我们应该告诉哪位朋友？
更普遍地说，对于所有未到来的情况，喜欢或厌恶哪个目标，或者哪个人、地方、目标或信仰是我们应该寻找或避免、接受或拒绝的，明确表态通常毫无意义可言，因为所有这样的决定同样取决于我们自己所在的环境。在我看来，大多数哑铃式的区分方法存在某些问题：这种分歧似乎如此简单明了，它们似乎就是你想要的东西，而这种满足感引诱你停下脚步。然而，本书中大部分新颖的想法来自发现这两个部分存在严重不足，因此我的规则最终将变为：在思考心理学时，不同部分或假设永远不应该少于3个！
为何我们通常满足于将东西只分成两种类型？也许部分原因是，在一个孩子所处的典型环境中极少包含“三个一组”的东西。两岁大的孩子只有两只脚，他的一对父母会教他学习穿一双鞋。不久，两岁的孩子便学会理解和使用单词“二”，但通常教会孩子使用单词“三”需要花费一整年的时间，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包含的关于“三”的例子太少。我们都擅长对两个事物进行对比并列出它们之间的区别，但是我们的文化和语言没有提供我们谈论三个东西之间关系的表征方式。我们为何没有像“一分为三”或“三个物体之间的区别”这样的表述呢？
“自我”观念的魅力
蒙提派森剧团
Monty Pythons
《布莱恩的一生》
（ The Life of Brian）
布莱恩：你们都是个体！
大众：是的，我们都是个体！
一个孤独的声音：我不是。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认为自己拥有明确的特征。
内省者：我不觉得自己像云一样，各部分和过程是分开的。相反，我觉得在我身体里有某种存在——一种特征、精神或生命感，它掌管和引导着我所有其余的部分。
而在其他时候，我们发现情感难以统一或集中。
大众：我身体的一部分想要这个，而其他部分想要那个。我需要更好地控制自己。
一位哲学家声称，我们永远都无法拥有任何统一的感觉。
乔西亚·罗伊斯（Josiah Royce，1908）：只对生理欲望念念不忘，或者听凭一时任性的想法而行动，你将永远无法发现意志的真谛。因为在本质上，我是祖先流传下来的无数溪流的汇聚……我是一系列冲动的集合。对我来说，任何愿望都不会长存。
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感到自己处于控制之中时，我们仍会觉得，目标和冲动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遏制的。我们的内心可能充满矛盾，想要取得折中；而即便我们觉得自己是一致的，别人可能也会认为我们自相矛盾。
我们用一般方法解决简单的问题，因而很少思考我们是如何完成这个过程的。但当我们常用的方法并不奏效时，我们开始“反思”出现了什么问题，并感觉自己在“模型”网络中转换思维，每一个模型旨在表征自己的某些侧面或方面，以至于我们最终会使用图像、模型和轶事组成的松散连接集合来自我表征。
然而，如果这只关乎模型表征自我的方式，那么就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言，因为这是我们表征其他一切事物的方式。因此，当回想起电话时，你会在其外观的不同视角、物理结构以及使用电话时的感觉中不停转换，就好像探索平行类比的方方面面一样。因此，当思考自我本身时，你所使用的技巧与思考日常事务的技巧如出一辙，大脑的某些部分在多个模型和过程之间不停地转换，但即便如此，又是什么让我们相信，我们不只是乔西亚·罗伊斯所说的集合的呢？是什么使我们产生了这样稀奇古怪的想法，即我们的思想不仅要靠自己独立运行，还需要其他东西来控制它们？
杰瑞·福多（1998）：如果我的大脑里运行着许许多多的计算机，那么最好有个人来负责操纵它，那么按照上帝的创造，这个负责人最好就是我本人。
大众：如果“自我”并不存在，那么我为何能感觉到它似乎存在？我在思考自己的想法和展开幻想时，这些事情总得有人做吧？
显然，在此处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能让这些“单一自我”替我们产生欲望、感受和思考，那么我们对头脑将不再有任何需求，并且，如果头脑本身可以做这些事情，那么这些自我对我们来说又会有什么用途呢？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认为，我们使用如“我”这样的词是为了防止我们思考“我们是什么”这一问题！因为对于我们可能问到的每一个问题，答案都是相同的，即“我自己”。以下我将用其他一些方式来解释“单一自我”的概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有裨益。
一个受限的身体。你不能穿过坚实的墙壁，或毫无支撑地悬在半空。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单一自我的模型意味着想法仅存在于某个时刻的某个地方。
一套个人私有的思想。人们很愉快地将自我当成一个强大而封闭的盒子，以至于没人能够分享你的思想，获得你想要保持的秘密，因为只有你拥有打开心灵之锁的钥匙。
对思维的解释。也许说“我能感觉到自己看到的东西”似乎有一定道理，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感知能力知之甚少，这样，“单一自我”的观点可能有助于我们免于将时间浪费在对一无所知的问题的思考上。
道德责任。每一种文化都需要行为规范，例如，因为资源有限，我们会谴责贪婪；因为人人互相依靠，我们会在严惩背叛上达成一致。而且，为证明法律法规的有效性，我们假设“自我”为每一起蓄意行为“负责”。
集权经济。如果我们不停地问这样的问题，如“我已经考虑过所有的选择了吗”，那么我们将一事无成。我们通过让批评家说“思考够了，我已经做决定了”来阻止这种询问。
因果性归因。我们表征任何事情或事件时，都喜欢将其归结于某些原因。因此，当不知是什么产生了这些思维时，我们就假设是自我造就了它。这样，我们有时使用“自我”一词的方式，正如在“天开始下雨了”这句话中使用“天”这个词一样，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才更为合理。
关注与聚焦。我们常常将精神活动当作正在流淌的单一的“意识流”，就好像它们都来自一些居于中心的唯一源头，每次只能注意到一个事物。
社会关系。别人期望我们将其视为单一的自我，因此，除非我们采用相类似的看法，否则很难与之沟通。
这些都很好地解释了在日常生活中单一自我的观点为何便于使用。但是，如果你想弄明白思维是如何运作的，所有简单的模型都无法为思维运作方式提供足够多的细节。另外，拥有观察整体思维的方法同样毫无用处，因为你会为看到太多不需要的细节而感到崩溃。因此，你终将需要在自己的简化模型中不停地转换。
我们为何必须简化这些模型？每个模型必须有助于我们仅聚焦于那些在某些特殊语境中出现问题的方面，其描述的地图比窥见整个地形对我们来说更有用。这同样适用于我们存储在脑海中的事物，如果大脑中满是对事物的描述，而其细节毫无意义，那么我们的脑海会变得何等杂乱无章！因此，相反，我们耗尽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来努力整理我们的思绪，包括选择想要保留的部分、摒除想要忘却的部分以及修正我们并不满意的部分。 [109]
为什么我们喜欢快乐
亚里士多德：快乐可以被假定为灵魂的一种运动——使灵魂迅速地、可感地恢复到其自然状态的运动；快乐的反面是苦痛。如果快乐的性质是这样的，那么很明显，凡是能造成上述状态的事物，都是使人愉快的；凡是会破坏上述状态或造成相反状态的事物，都是使人苦痛的。
在完成某些要做的事情时，我们往往感到高兴或者至少感到安心。因此，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言：
当卡罗尔认识到自己的目标已经实现时，她感到满意、满足和快乐，而这些感觉有助于她学习和记忆。
当然，我对卡罗尔的高兴感到欣喜，但是这些感觉是如何帮助她学习的？为何我们非常喜欢这种感觉并要努力找到获得这种感觉的方法？事实上，我们说某人感到“高兴”时又意味着什么？当人们回答如上问题时，我们经常会听到有关循环推理的例子。
大众：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因为我能够从中获得快乐。自然而然地，我从中发现快乐是因为它们正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我们被卷入循环推理怪圈的原因之一是，我们通常并不能描述感觉，而只能采取类比的方法来描述这种感觉，如“心如刀割般的痛苦”。是什么使得某些东西难以描述，而只能被迫参照比较物？很显然，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在我们无法将这个可能是目标、过程或者精神状态的东西分成几部分、几个层次或几个阶段的时候。这是因为，对于一个无法被分割为各部分的事物，对其各部分进行解释是毫无意义。然而，这与流行的观点背道而驰，这些观点认为，这种如快乐或苦痛的感觉是“基本的”或“主要的”，这类东西也是无法解释的。
然而，本节认为，我们所谓的“快乐”只是许许多多不同过程的“手提箱”式词语而已，我们很少认识它，这成了理解我们精神状态的一大障碍。因此，我们试着对一些感情和活动进行目录式分类，使“快乐”的概念变得更加复杂：
● 满意。一种被称为“满意”的快乐，来自于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
● 探索。不仅在探索接近尾声的时候，在探索之中我们也会感到快乐。因此，这不仅关乎达到目标时获得的奖励。
● 目标压制。如果其他一些过程压制了大多数批评家和目标，你可能同样处于快乐的状态。
● 安心。一种被称为“安心”的快乐，如果这个目标被表征为一种刺激，那么这种快乐会出现在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
成功会使你充满快乐和自豪感，成功也会激励你向他人炫耀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成功的快乐不久后便会烟消云散，因为某问题一旦被搁置一边，另一个问题很快就会取代它。除此之外，问题本身很少独立存在，它们只是更大的问题一部分。
同样，在解决难题之后，你会感到放心和满意，有时可能还会为此准备某种庆祝活动。你为何会有这样的习惯？或许当你取消一个目标，某种忙碌的资源连同随之而来的压力一起得到释放时，特别的宽慰感便由此而生。“打扫”人们精神世界中的“房子”有助于使其他事情变得更加轻松自如，就像葬礼仪式的“结束”有助于减轻人们的悲伤一样。
但是，要是你面对的难题一直持续下去，又会怎样呢？有时，你仍认为自己当前的遭遇是有益的，就像在以下两句话中所说的那样：“我真的从不幸中学到了很多”或“他人会从我们的错误中学到很多”。而人人都知道反败为胜的魔法：人们总会自我暗示，“真正的奖赏是过程本身”。
所以我们不需要尝试思考快乐的含义，而需要思考在说出“感觉良好”这样简单的话语时可能涉及的过程。尤其是在我看来，我们似乎经常使用一些词来表示我们尚未明白的广义过程，如“快乐”和“满意”。当一切似乎都非常复杂、难以一次性领会时，我们往往会将其比作单一、不可分割的部分来对待。
亚历山大·波普
《人论》
快乐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手中、眼中，
当产生快乐的行为停止以后，快乐仍会继续升华：
把握现今、追寻未来，
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体和思维。
探索的快乐
奥古斯丁：享受是追求看起来、听起来、闻起来、尝起来都很美妙的事物。但是好奇心可以以经验为目的追求完全相反的事物。它这样做，不是为了经历那些令人不快的事，而是单纯地为了经历、为了认知。
了解新奇、困难的问题或者探索未知的领域，都会带来许许多多苦痛和压力。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在避免学习实现目标的新方法时出现阻碍？冒险精神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我曾在1986年提出：
明知游乐园的娱乐项目可能使自己感到害怕甚至恶心，为何孩子们仍欣然前往？明知一旦探索到终点目标就会被分散，为何探索者还要忍受着不适与痛苦？是什么使人们多年来从事令自己生厌的工作，以至于人们某一天会忘记这种感觉——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什么！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于以下情况中：解决难题、翻越崇山峻岭或者用脚来弹管风琴——思维的某些部分觉得这是可怕的，而其他部分喜欢迫使第一个部分为其工作。
对于已知如何使用的技巧，我们在大部分日常学习过程中只涉及十分微小的调整。人们可以使用“尝试-犯错”的方法，每次都做一些很小的改变，如果结果很令人满意（如对表现的提升感到满意），那么这种改变会持续下去，这一事实会得到许多教师的推荐，“学习环境”的形成条件主要是学生们经常从成功中获得奖励。为提倡这一点，人们经常建议，教师应该帮助学生通过一系列微小而简单的步骤获得进步。
爱德华·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1911）：所谓效果律（The law of effect），即在几个动物对相同情景的反应中，若能在反应之后紧接着获得相应的满足感，那么动物的反应和情景之间的联系就会更加牢固。当情景发生时，这些反应就可能再次发生。相反，那些在反应之后紧接着得到不适感的动物的反应和相关情景之间的联系趋于减弱。当情景发生时，这些反应就不可能再次发生。满足感或不适感越强烈，情景和反应之间的联系就越强或越弱。
然而，在陌生的领域，这种快乐和积极的策略可能并不会奏效。因为当我们学习一项新技术时，虽然只会获得较少的回报，却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不仅要忍受着理解困难导致的额外压力，还可能需要摒弃我们以前运用良好的技术和表征，甚至可能引发失落感，带来一种类似悲痛的负面情绪，这种尴尬和消沉通常会导致人们知难而退。
因此，让我们学习更多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单单这种“快乐的”或“积极的”练习可能还远远不够。为了解新鲜事物而学习，人们必须想方设法接受奥古斯丁所谓“单纯地为了经历、为了认知”的观点。每个人都要必须想方设法使自己能够真正地享受这些不适感。
大众：你怎么能说“享受”这些不适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只有当你将自我视为单一的事物时，这句话才是矛盾的；当你将思维视为冲突的资源簇时，就不再需要将快乐看作“基本”的或者“全或无”的东西了。因为这时你就可以幻想，虽然思维的某个部分感到不适，但思维的其他部分可能喜欢迫使前者为其工作。例如，思维的一部分可能仍然表征着积极的状态，好像在说“不错，这是体验尴尬和发现新错误的一个良机”。
大众：但是，你会不会仍然感觉到痛苦呢？
的确，在要完成看似惩罚性的任务而挣扎时，运动员仍然会感到身体上的疼痛，而艺术家和科学家则会感到精神痛苦，但是，他们似乎在以某种方法来训练自己，使这些痛苦免于陷入所谓“煎熬”的可怕级联当中。但这些人是如何学习压制、忽略或喜爱这些痛苦，而阻止这些级联遭到破坏的？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我们的思维机制。
科学家：或许这个问题并不需要任何特别的解释，因为探索能够对自我进行激励。对我而言，没有什么能比提出全新的假说带来更多快乐了——尽管这个假说遭到了竞争对手的强烈反对，但结果仍显示预测正确无误。
艺术家：上述观点与我的观点几乎完全一样。设想一类新方法或新表征，然后证实这个方法或表征在我的观众中会产生新的反响，没有任何事物能比这样做更让人兴奋不已。
心理学家：许多成功人士认为应对痛苦、拒绝或逆境的能力是他们杰出的成就之一！
所有这些论述都表明，“探索的乐趣”（无论其如何工作）对那些想要继续扩展自己能力的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当然，我们通常视快乐为积极向上的，但人们也可能视其为消极的，因为快乐往往会压制其他竞争活动。一般而言，为了实现所有主要目标，人们可能需要压制大部分与之竞争的目标，正如“我不想做任何其他事情”这句话所说的那样。大多数传统学习理论认为，引起快乐的行为将得到强化，导致你在未来更可能作出同样的反应。然而，我却认为，快乐会帮助我们学习另一个更“消极的”功能，致力于防止我们的思维“改变主题”，在信用赋能得以实现的过程中帮助我们学习。
情感描述难题
艾米莉·狄金森
Emily Dickinson
一道陌生的色彩，
染上了孤独的山丘，
科学无法超越，
但人性却能感知。 [110]
许多思想家都想知道思维和大脑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如果身体（作为大脑一部分）不外乎是物质组成的，那么人人都是某种机器。当然，这种机器相当复杂，在人类的胚胎中，数以亿计的DNA单元包含了将数不胜数的原子和分子集合成数以千计的薄膜状、纤维状、泵状与管状的复杂排列。然而，人们仍会问，这些结构是如何永久地支撑我们所谓的感觉和思想的？
二元论哲学家：人们编什么程序，计算机就做什么，计算机简单地、一步一步地执行程序，而对自己在做什么毫无意识。机器根本没有任何目标、喜好、快乐或苦痛，以及任何感觉或感情，这是因为它们缺少一些重要的成分，而这些重要的成分只存在于生物体内。
但这些“重要的成分”是什么呢？许多哲学家致力于探讨仅由物理元素组成的东西为什么可以“真正地”感觉或思考。
大卫·查默斯（1995）：当从视觉上感知世界时，我们不仅仅在处理信息：我们拥有关于颜色、形状和深度的主观体验，也有与其他感官相关的体验（例如音乐的听觉体验，或自然发生的、不可言喻的嗅觉体验）、与身体感觉相关的体验（例如疼痛、瘙痒和性高潮）、与心理意象相关的体验（例如某人揉眼睛时看到的色块），还有与幸福的火花、强烈的愤怒和沉重的绝望等相关的情感体验，以及意识流的思想体验。
我们拥有的体验感是关于思维的核心事实，但是这也充满了神秘色彩。无论我们的物理系统何等复杂、组织有多紧密，为何我们都不知道这样的系统会引发这些体验，为何所有过程都没有在缺乏主观体验的情况下持续未知状态。至今，这些问题的答案无人知晓，这一现象使得意识成为相当神秘的事物。
然而，在我看来，这种神秘的事物让查默斯看到了这样的结果：多重的精神活动被塞入了像“主观”、“感觉”和“意识”这样的“手提箱”式词语，例如，第4章展示了人们如何将意识一词用于至少十几个精神过程中，第5章展示了我们的知觉系统也包括许多类别和层次的过程。然而，我们较高层次的过程却无法发现这些中间环节。这种洞察力的缺乏会使我们相信，我们以某种方式产生的感觉既简单、直接又快速。 [111]
例如，每当什么东西触碰到双手时，你会立即有感觉，并且这种感觉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产生的，并不需要任何复杂的过程。同样，一看到某种颜色就反应出它是红色，中间似乎没有任何阻碍，当然，这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这么多的哲学家为几乎所有不同的仿生刺激物都有特别质地总结的原因，对此并没有“机械性的”解释，他们只是没有足够努力地为这些过程想象出足够多的模型而已。相反，他们主要想表明，任何这样的模型永远都不会做到这一点。
尽管难以谈论任何特定而单一的感觉具有什么特点，但我们却发现，比较或对比两个不同但类似的感觉却相当容易。例如，人们可能会说，阳光比烛光更明亮，或者说粉红介于红色与白色之间，或者说触摸脸颊时碰到的地方介于耳朵和下巴之间。
然而，这对于每一种独立感官是如何“感觉”的却只字未提，就像在地图上标志了两座城镇间的距离，却对每个城镇只字未提一样。同样，如果我问你，红色对你意味着什么？首先，你可能会说，红色会使你想到玫瑰，并会勾起你对爱情的想象，然后你会发现自己将红色与其他各种各样的感觉和情感相连；它可能同样会使你想到血液，进而使你产生某种恐惧感。与红色类似，绿色会使你想到田园景色，蓝色会使你想到天空或海洋。因此，一个看似简单的仿生刺激物可能会引起其他类型的精神活动，例如，一些其他感情或往事。
同样，当你试着描述伴随爱情发生的感觉、在恐惧的经历中产生的感觉或者看到牧场或海洋时，不久便会发现你仍然只提及了引起回忆的事物，然后你或许会认为，人们并不能真正地描述这些事情是什么，而只能描述这些事情像什么。
我们的体验充满了神秘色彩，什么想法能够非常好地替代这种想法呢？如果较高的认知层次能够更好地接近较低的认知层次，那么你就可以用感觉所涉及过程的更多细节描述来取代这种状态，如“我正体验着某种看见红色东西的感觉”。
我的资源对某些仿生刺激物做了分类，并对我的情形做了一些表征，然后我的一些批评家改变了我已制订的计划和我所感知东西的一些方式，这导致种种级联随之而来。
如果我们能够作出这样的描述，“主观体验”之谜将不复存在，因为那时，我将拥有足够多的精力来回答与过程相关的问题。换言之，在我看来，看得见的“直接体验”是一种幻想，这是因为较高的心理层次限制我们使用这些体系，而我们却用这些体系来识别和表征这些心理层次，并对内外部条件作出反应。
我并不是说这种幻想通常有害，或者我们应该力求挣脱所有的束缚，因为太多这样的信息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承受能力（见第4章），然而，这样的心理治疗方法对一些二元论哲学家可能有用。同样，在不久的将来，对于未来的人工智能机器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检测（然后也可以改变）自身系统，或者我们是否需要阻止其接近这种幻想，我们都必须作出抉择。
如何知道自己正身受疼痛
常识告诉我们，你不可能身受疼痛而浑然不知。然而，某些思想家却对此不以为然。
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1949）：一个边走路边与人争辩的人也许对自己脚后跟起泡浑然不知。读者在刚开始读此句的前几个词时，也许对自己颈后或左膝的肌肉或皮肤疼痛毫无觉察。人们专心听音乐时，也可能正在无意识或不知不觉地打拍子或默默吟唱。
同样，琼可能首先注意到了自己步态的改变，之后注意到自己正支撑着自己受伤的膝盖。确实，琼的朋友可能比其本人更能注意到膝盖上的疼痛对她产生的影响。因为人们对疼痛的意识可能只会在观察到疼痛引起的迹象之后发生，如发现不适或者无法正常工作，这也许正是通过我们使用的第4章所述的这类机器完成的（见图9-6）。
图9-6 对疼痛的识别
如果觉得自己正在忍受疼痛，那么你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吗？有些人坚信不疑，认为他们不可能作出错误的判断，因为“疼痛”与“感觉到疼痛”类似，但哲学家仍不以为然。
吉尔伯特·赖尔（1949）：事实上，人们听从自己器官的感觉，并不意味着这种感觉不会出错。他可能错在自己的动机，也可能错在自己的位置。更进一步说，他可能像忧郁症患者一样，错在分不清现实和虚幻。
我们会犯这种错误，是因为我们“察觉到”的事物可能并不直接来自物理感官，而是来自更高层次的过程。因此，疼痛感起初可能很模糊，因为你可能仅能感觉到有些事情扰乱了思路，然后你最有可能说：“我感觉到哪里不对劲，但不知道为何会出现这种感觉。可能头痛或腹痛又开始了。”同样，当你正昏昏欲睡的时候，首先注意到的可能是自己开始打哈欠，或不停地点头，或犯了很多语法错误。确实，朋友们可能在你之前注意到了这些。甚至有人将这种状况作为证据来证明，人们在识别自己的精神状态时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方法，但他们却在用同样的方法来识别他人的感觉。
查尔斯：当然，这种观点太过极端。就像其他人所观察到的一样，我能够“有目的地”观察到自己的行为。然而，我同样拥有哲学家称之为“特殊权限”（privileged access）的能力，利用这种能力，我可以以他人无法做到的方式“主观地”检查自己的思维。
当然，每个人都拥有某些“特殊权限”，但是我们不能高估其意义。我认为，我们会为深入了解自己的思想提供数量更多的“特殊权限”，但是它不会就我们精神活动的本质透露太多内容。的确如此，自我评价有时很不合适，朋友们可能会对我们的想法提出更好的观点。
琼：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任何朋友都无法体会我的疼痛。我拥有疼痛的“特殊权限”，这是毋庸置疑的。
诚然，任何朋友都接受不到从你的膝盖传输到大脑神经的信号，当你打电话和朋友谈论时也同样如此。“特殊权限”并非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它只是私人的事情，且不管这些通道如何私密，你依然需要使用其他过程，为从膝盖传向大脑的信号赋予一些意义。因此，琼发现自己一直在思考：“我没有足够快地松开滑雪靴时产生的疼痛与去年冬天的疼痛感觉是一样的吗？”
琼：我甚至不确定疼痛的膝盖是否为同一个。但是，我是否在此错过了什么？如果只不过是神经传递的信号而已，那么，为什么在酸味与甜味或红色与蓝色之间还会有区别呢？
发现感觉中独特的“质”
威廉·詹姆斯（1890）：如果我们在研究之初就承认一个看似完美无瑕、实际却包含缺陷的假设……那种将感觉视为最简单的，并且要最先在心理学中对其进行思考的概念就是这样的一种假设。心理学唯一有权在最开始就进行假设的事情就是思考本身，这一概念应该最先得到思考和分析。如果感觉最后被证明是属于思考要素的，那么从感觉的角度而言，情况也不会比我们从一开始就将它们当作理所当然的更糟糕。
许多哲学家坚持认为，我们的感觉拥有某种不被任何东西削减的“基本”物质，例如，他们声称颜色（如红色）和味道（如甜味）都具有其他事物无法描述的独特的“质”。
当然，制造物理仪器测量某些特定苹果表面反射的红光，或者测量任何特定的桃子果肉中的含糖量，都并非难事。然而，这些哲学家宣称这些仪器只会告诉你看到红色或尝到甜味的体验，而且如果这些“主观体验”不能用物理仪器检测，那么它必定存在于独立的精神世界之外，这意味着我们无法解释思维基于大脑的何种运行机制。
然而，这种说法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如果你说“这个苹果看上去是红色的”，那么你脑中的某些“物理仪器”必然已识别出与这种体验有关的活动，然后导致你趋向相应的行为。这种“体验探测器”工具可能是另一种内部活动识别器（见图9-7）。
图9-7 内部活动识别器
脑科学家仍然没有解开大脑中这些回路的奥秘，但发现大脑单元簇以识别这些条件集必定只是时间问题。我们会采用威廉·詹姆斯的意见，逐渐形成关于我们所谓“感觉”和“情感”的更具建设性的理论。
众所周知，在任何情况下，感觉都并不是直接到来的，例如，当一束光刺痛你的眼球时，信号将在每一个视网膜细胞间流动并产生刺激，这些信号随后会影响大脑中的其他资源，其中一些资源将构建描述和报告以影响大脑的其他部分。 [112]与此同时，其他信息流也将影响这些描述，这是为了在你试着描述自己“体验”的时候，你可以基于“六手报告”来讲述一则故事。
以往，“跟着感觉走”这种想法一直有效，但如今，我们需要进行识别，其他资源想要或期待的资源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感知。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提到的那样，比起大脑感觉皮层信号的流出，更多的信号会向下流进大脑的感觉皮层，想必是通过向我们提供适量的“仿生刺激物”来帮我们看到期望看到的东西。例如，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总会看到并不存在的事物，正如图9-8中的正方形一样。 [113]
图9-8 正方形
一旦我们体会到知觉机制的复杂性，最终就可以回答为何我们觉得形容这种感觉是如此之难的问题。一个人能够表达的“主观情感”是什么？或许“表达”一词的含义之一为“汲取”。这并非巧合，因为当你试着进行“自我表达”时，语言资源将被迫在其他资源结构中进行挑选和选择，然后努力通过短语和手势组成的微小通道来汲取一些资源。
当然，没有人能够描述一个人所有的精神状态，这不仅是因为每个人一次只能关注一些事情，还因为他的精神状态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你只需要满足于表达信号在每一时刻看起来都最紧迫的这些方面。
在某一时刻，你正想着自己的双脚，后来某些其他感觉引起了你的注意；或许你注意到了某些声音的变化，或者将头转向某个正在移动的东西，随后你又意识到自己正在注意它。因此，你永远也不能“彻彻底底地意识到自我”。因为“你”就是一条由正在争夺你注意力的念头组成的“河流”，总是沉浸在对其不断变化的漩涡和潮汐的努力描述当中。
人类思维的组织方式
让·皮亚杰（1923）：如果儿童之间无法互相了解，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彼此之间已然互相了解……讲解员从一开始就认为，听众会掌握一切，事先知道了应该知道的一切……这种思维习惯首先解释了儿童思维缺乏精确度的原因。
人类思维要怎样发展下去？众所周知，婴儿天生就已具备了对各种声音类型、气味、特定的亮暗样式图案以及各种触觉和感觉的反应方式。然后，经年累月，孩子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心理发展。最终，每个正常的孩子都学会了识别、表征及反思他们内心的一些状态，同样开始对自己的某些意图和情感进行自我反思，并最终学会对他人行为的方方面面进行辨识。
我们能够使用什么类型的结构来支撑这类活动？之前的一些章节已经讨论过关于人类思维组织方式的几个观点。起初，我们对思维的描述（或大脑）是基于这样一种体系：激活特定类型的资源集以处理各种不同的状况，这样每种选择都会作用于一种略显不同的思维方式（见图9-9）。
图9-9 不同情感激活不同资源集
为决定选择哪一类资源集，这样的系统可以从简单的If→Do规则分类出发，并在以后再开始使用多功能的批评家-选择器模型来取代它（见图9-10）。
第5～7章推测，成年人的思维具有多种层级，每一层级都有附加的批评家、选择器和其他资源。我们也注意到，这种想法似乎与弗洛伊德早期的观点一致，他认为，思维是用来处理我们本能和后天想法之间冲突的系统（参见图3-3）。第8章认为，知识和技能的各种表征方式可能同样被安排为多种层次，而这些层次具有与日俱增的象征性表现（参见图8-27）。
图9-10 If→Do规则模型与批评家-选择器模型
每一种想象的思维方式都具有各种优缺点，因此，与其问哪一个模型最好，还不如形成批评家，以学习选择何时和怎样使用每一个模型。然而，我们讨论过的任何一个模型都不能很好地表征全人类的思维结构，每个结构仅有助于我们思考特定类型的精神活动。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需要具有足够存储空间的模型，以此来存放我们甚至尚未思考过的问题的答案。从这一点来看，我发现，将大脑想象成一团分散的过程，且这个过程以仍未指定的方式相互作用，会大有裨益。例如，除了如图9-11中充满较高层次的系统之外，人们可以想象如第1章中的云资源。
图9-11 大脑像人类社会吗？
把我们的精神活动当作典型的人类社会来描述可能非常具有吸引力，就像用于居住的村庄、城镇或产业公司的组织那样。在一个典型的企业组织中，人力资源的安排与一些按等级划分的正式计划相一致（参见图1-7）。
每当工作量超过人们力所能及的范畴时，我们往往就会构造“管理树状图”，然后将工作划分成部分，分配给下属。管理树状图会使我们轻松地识别一个人的自我与公司CEO的关系，而公司CEO控制着一个向下分化的“指挥系统”。
然而，这却并不是人类大脑的一个好模型，因为公司员工可能会去学习做几乎所有新任务，然而，大脑的许多部分对此也太过专业化了。同样，当公司变得足够富有时，它会雇用更多员工来展开许多新活动。 [114]而人们却没有实际方法来扩展自己的个体大脑。事实上恰恰相反：每当你努力处理多任务时，你的每一个子过程都可能遇到新障碍。也许我们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总的原则来加以说明。
并行悖论：如果你将一份工作分成好几部分，并努力一次处理所有部分，那么从通道缺乏到其所需的资源，每一个过程中都可能会丧失某些竞争性。
流行观点认为，大脑的能量和速度来自它同时处理很多事情的能力。诚然，我们的一些感觉系统、运动系统和其他系统能够同时处理很多事情，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更明显的似乎是，我们在处理更棘手的问题时，会逐渐需要将这些问题分成部分并关注其顺序，这意味着我们较高的反思性思维往往更喜欢连续性操作。这也部分导致我们具有（或一直拥有）“意识流”的感觉。
相反，当公司将工作细分为各部分时，这些部分通常会被派发给下属，使他们能够同时工作。然而，这也导致了各种开销的产生：
品尼高悖论（The Pinnacle Paradox）：随着一个组织变得日益复杂，组织的CEO就会越来越难以理解它，这就日益需要他信任更多的下属，让他们来进行决策。
当然，许多人类团体比公司划分的层次更少，且在决策和解决争论的过程中也更能合作，更易达成共识和妥协。这样的协商可能比专政或“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更加受用。（事实上，尽管参与者做的许多改变都因此被取消了，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仍给每个参与者一种虚假的“发挥作用的”感觉。）这也提出了我们人类的“子人格”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学会合作，从而完成更大型的工作的问题。
中央控制和外围设备控制
任何高等动物都已经进化出我们称之为“警报器”（alarmer）的许多资源，能够通过干扰更高层次的过程对特定状况作出反应。这些状况包括：对某些危险信号作出反应，如快速移动的物体、刺耳的声音、突如其来的触觉以及昆虫、蜘蛛和蛇类的视觉冲击；我们也会对疼痛和苦痛、病痛以及饥渴这些警报器作出反应；同样，我们也常常受到较为令人愉快的干扰，如看到和闻到美食及性信号。
许多这样的反应是在没有中断其他精神活动的情况下产生的，例如在你用手去挠昆虫叮咬处时，或在眼睛转向别处躲避强光时。其他本能的警报器可能会得到更多关注，如即将发生的碰撞、极冷或极热环境、平衡感的丧失、噪音、咆哮或者看见蜘蛛或蛇等。
当我们发现突如其来的新想法、无法运作的精神过程以及目标和思想之间的冲突，或对如害羞或者惊讶的内心状况作出反应时，也常常遭受似乎来自“内心”的警报器。思维的批评家-选择器模型会运用纠正性警告、内隐束缚和外显抑制引发许多心理反应。
然而，人们也可以用较发散的观点来看，思维是由许多部分自治的过程之间的交互行为组成的，例如，人们可以将自己的思维比作城市或城镇，思维过程由各个分部的活动所组成。这些分部包括运输工具、水源、电力、火力、警察、学校、规划、房屋、公园以及街道，也包括法律法规、社会服务、公共工作和害虫防治等，每个分部都有其自己的分管机构。
人们认为城市具有自我吗？一些观察者可能会说，每一个城镇都有特定的“气氛”或“氛围”以及某种特征和特性，但很少有人坚持认为，城市或城镇具有像人类思维般的任何东西。
大众：也许这是因为他们不认为自我是各种模型组成的网络，每一模型都有助于思维回答关于自身的某些问题。但事实上，规划、电力、公园和街道等每个部门都具有表征其所在城镇各方面的大量图表。
程序员：一些现代计算机系统兼容多进程工作方式，每个进程监视其他进程，但这样的系统却难以可靠地运行，因此我想知道，所有资源是如何结合在一起，从而互相依靠地工作的。如果系统的某些部分崩溃了，会发生什么？在庞大计算机系统中的一个小错误可能会导致整个系统停止运转。
我认为，人类的“思维过程”经常面临“崩溃”，但你却很少意识到出现了什么问题，因为系统能够在不同的思维方式之间快速地转换，出现故障的系统会被快速地修复或取代。以下是一部分可能获得人们更多“关注”的错误类型：
● 你无法回忆起往事；
● 你无法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
● 你不能决定采取何种行动；
● 你不知该怎么继续进行手头的事情；
● 发生了一些使你感到惊讶的事。
然而，为防止上述错误的发生，你通常可以转而使用其他策略或战略，例如，你可以改变自己的搜索范围、选择其他需要解决的问题、切换到一些不同的总体规划或者对精神状态作出重大改变，而不需要注意自己正在做什么。
此外，每当你的某些系统“崩溃”时，大脑都能保留系统的一些早期版本。因此在感到迷惑时，你就会问自己：“我在过去是如何处理这些事情的？”这时，大脑的某些部分会“还原”它们的一些早期版本，即回到这件事情似乎对你更简单的时刻。为何我们更喜欢拥有“自我”的思想，我在这里提出了另一个原因：
人们现在的人格与其过去的人格无法共用，且现在的人格能够感觉到旧人格的存在。这也是我们感觉到自己拥有一个内部自我的原因之一，这个内部自我就像一位永存的朋友，在内心深处，我们总是向它寻求帮助。（见图9-12）
图9-12 不同年龄段的系统
然而，我们不应该忽略这样的事实——人们也经常遭受难以挽回或不可挽回的失败。例如，如果控制批评家-选择器过程的机器出现故障，那么思维的其他过程可能会导致云资源的混乱冲突，或者陷入某些单一的、不可切换的思维方式。这里，我们再一次给出洛夫克拉夫特的观察。
洛夫克拉夫特（1926）：在我看来，世界最为悲哀之处，是人类无法将自己的思维与其所有内容联系起来。我们栖息在一个波澜不惊的无知岛上，处于一片浩瀚无尽的黑色汪洋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为此扬帆远航。迄今为止，各门自然学科的纵深发展尚未对世界酿成灾祸；然而，在不久的将来，孤立学科最终合为一体，并将开辟一番关于现实世界的恐怖景象，人类的地位也将岌岌可危。到那时，我们要么是被逼发疯，要么是逃之夭夭，远离光明，逃往一个新的黑暗时代去寻求和平与安全。
心理缺陷和寄生虫
几乎可以肯定地预测，我们在未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将不断尝试构建庞大的、不断发展的人工智能，这种人工智能将常遭受所有种类的精神障碍的影响。因为如果思维能够在其工作方式中作出改变，那么思维将面临自我毁灭的危险。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大脑形成了许多部分独立的系统，而不是更统一且集中的系统。对思维可能进行自我检测的程度施加限制，可能会有巨大的优势。
例如，我们不会允许任何单一的思维方式对我们用于记忆的系统获得过多的控制。因为在此之后，这种思维方式可能会覆盖人们所有的旧时记忆。同样，任何资源长期处于活跃状态都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可能会迫使其他思维方式耗费所有时间来追求一个特定的目标。而如果任何资源都能够完全压制一些本能需求，那么这些资源可能迫使人们永不睡觉、工作到死或饿死，这对任何控制我们娱乐和痛苦系统的资源也同样适用。
虽然这种灭顶之灾极其罕见，但许多常见的人类错误起源于“心理寄生虫”的增长，其采用了被理查德·道金斯称为“模因”（memes）的自我繁殖的想法。这种概念集合可能包括通过各种方式来取代错置的想法来保护自己。为保护自己免于陷入这些极端，在过于高度集中和过于分散之间，我们的大脑形成了寻求平衡的方法。我们必须集中精力，但也要对紧急警报作出反应。然而，我们仍然倾向于在整个人类文明中传播教义、哲学、宗教信仰。很难想象存在任何保护自己免受这种感染的万无一失的方法。在我看来，我们最好努力教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学习更多的批判性思维以及科学验证的技巧和方法。
复杂的尊严
活力论者：你的理论太过呆板了，支离破碎并不统一。它们需要某种黏合剂，需要一些连贯的本质，使这些部分变得浑然一体。
我完全支持人们对黏合剂的追求，但这却毫无帮助可言，因为无论你提出什么黏合剂，如单一的、核心的自我，你仍不得不描述其各部分，以及需要将这些部分粘在一起的“神奇胶水”。因此，像“精神”或“本质”这样的词只会让我们反反复复地问同一个问题。至于如“我”和“我自己”这样的词，似乎只能用在我们正在使用思维模型的时候。
大众：当然，没有人会把自己视作混乱不堪的奇怪装置和小器具。如果只把自己视作不计其数的意外遭遇的产物，人们又怎么会有任何自尊呢？
也许，关于我们是谁，最流行的观点认为我们都有一个核心——某种无形的精神或灵魂，它是上天给予我们的匿名的礼物。然而，更现实的观点认为，所有现存的人类思维都是过程的一个结果，在此过程中，地球上数以亿计的远古生物用自己的生命历经反应、调节、适应和灭亡的过程，以希望其子孙后代能够茁壮成长。在那段不可思议的漫长历史里，所有生物都在浩瀚的实验装置中贡献了力量，每一种生物都有助于大脑变得越来越强大。
这个过程是如何开始的，我们尚不得而知，只知道它可能始于某处狭小的富水地带，然后分散于海洋、海滩、沙漠和平原上，直到我们的祖先形成了在其建造的乡村、城市和城镇里居住的生活方式。然而我们知道，这种挣扎历经了30亿年，据我们所知，在宇宙中，还没有其他任何过程能像人类思维发展的过程那样伟大，但有关这些起源的传说对这种巨大的传奇式的牺牲却鲜有提及。
所有这些都表明，认为这些思维能力是上天赐予我们的无偿的礼物而对其不求甚解，是轻率鲁莽和粗心大意的行为。因为，除非我们能够在宇宙中找到其他智能生物存在的有力证据，否则应该认识到，我们应该感激那些为我们的思维过程凋亡的生物，应该小心确保我们继承下来的想法不会因为一些愚蠢的、毁灭世界性的错误而遭到破坏。
人类智能的3大时间跨度
我们无可比拟的人类智能经过了3个大相径庭的时间跨度。
遗传基因（Genetic Endowment）：基因历经近500万年的选择变化，造就了我们现代人的大脑。
人类大脑包含数以百计的不同资源，而大脑都由数以百万计的各种各样的细胞群所组成。这种遗传系统有助于我们远离各种风险和威胁。
文化遗产：每一种文化的信念集合都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变化，在那些世纪里，人类社会选择由其众多个体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想法。
我们的文化传统是每个大众获得知识和技能的主要源泉，因为任何个人单独思考的成果永远都没有4岁大的孩子能学到的多。
个体经验：每年，人们都从自身的私人经验中收获数以百万计的知识碎片。
例如，考虑一下，在所有语言文字中隐藏着多少知识。如果你在听某人说话，那么你将听到许多有用的类比。我们谈论时间，就好像谈论空间一样，因为那时听众想知道，演讲者何时会谈到自己想象的那些想法。同样，我们经常把时间当作“川流不息”的液体；我们用物理上的术语来谈论友谊，如“卡罗尔和琼走得非常近”；我们所有的语言中都充斥并渗透着描述事物的交联方式，有时我们称之为“隐喻”（metaphors）。
一些隐喻似乎非常平淡无奇，如当我们谈及为引起或阻止某些事情发生而“一步步采取措施”时；一些隐喻似乎更引人注目，如当科学家想到流体时将其比喻成一束管状物。我们仅在这些隐喻发挥卓越效果时才会注意到它，但是却很少注意到，人们在常识性思考中应用这种技巧的频次。
当两个不同的主题在剥离了足够的细节后看似一样时，就产生了一些简单的类比。更复杂的隐喻就好像存在于其他领域里一样，我们可以使用其他熟悉的技巧来表征事物。我认为，我们大部分常识性知识可能就像隐喻一样，以第6章所谓的“平行类比”的形式体现出来。
我们如何学习可贵的平行类比呢？我认为，一些平行类比（如那些介乎空间和时间之间的类比）几乎生来就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之中，因为大脑的某些区域呈线状相连，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只能把不同领域的想法表征为具有类比的属性。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某些个体发现了既富有成效而又易于使用的新型描述、表征或表达方式，便将其在人类社会中传播下去。我们自然想知道这些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发现是如何做到的，但是，许多罕见的事件可能永远也得不到解释，因为就像基因突变一样，这样的事件仅发生一次，然后在大脑与大脑之间传播。然而，其他普遍的类比可能非常“自然”而不可避免，因此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几乎任何儿童都可以创造与之相同的类比。
所有这类发明创造能力，连同我们独特的表达能力一起，赋予了人类团体一定的权利来处理庞大的新情况。在第8章中，我们对为什么人们拥有如此多的智能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每一个过程都有不足之处，但我们通常能够找到其替代品。
● 我们可以对事物进行多方面的描述，在各个描述之间快速切换。
● 我们可以记下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是为了在以后回忆起它们。
● 每当一种思维方式不能发挥作用时，我们都会切换到其他思维方式上去。
● 我们将困难问题分成较小的部分，并根据我们掌握的大量情境来解决它们。
● 我们想方设法用各种贿赂、激励和威胁来控制思维。
● 我们拥有许多不同的学习方式，也可以学习新的学习方式。
然而，思维仍会出错。因为随着人类大脑的进化，每一次短期增长都会使我们暴露在犯下新错误的危险当中。例如，超凡的抽象能力会使我们忽略重要的例外情况；我们大容量的记忆系统可能积累错误，或者产生误导性的信息；幼稚的依恋性学习体系经常导致我们相信印刻者所相信的一切；无穷的想象力让我们难辨现实与虚幻的真假；然后，我们痴迷于无法企及的目标，展开了广泛而徒劳的探索，或者变得不愿接受失败或损失，由此回归过去的生活。
我们并不指望自己能摆脱所有错误，因为正如工程师们所知，复杂系统中的每一次改变都会带来其他麻烦，而这样的麻烦只有在系统转移到另一种环境的情况下才会消失。同样，每个人的大脑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大脑是由成对的遗传基因构建的，而每一对遗传基因又是从其母体中随机选择而产生的；在大脑的早期发育过程中，很多细节取决于其他意外的情况。尽管大脑如此千奇百怪，这样的机器却如何能够可靠地工作呢？为了解释这个问题，不少思想家都认为，我们的大脑必定建立在“整体性”原则之上，根据这种原则，过程或知识的每一个片段都是（以某种未知的方式）进行“全局分布的”，因此，就算失去了大脑的某些部分，系统仍会一如既往地正常运行。
然而，本书认为，我们不需要任何这样的魔术，因为我们拥有许许多多千奇百怪的方法来完成任何类型的任务。同样，假设大脑的许多部分会形成方法以纠正（或抑制）大脑其他部分的缺陷所带来的影响很有道理，这意味着科学家们将发现大脑运行良好的秘诀以及大脑通过执行的方式进行演变的原因都会变得难以探究。我认为，除非我们已拥有足够的经验来尝试构建自身系统，否则我们无法理解这些事情。只有在此时，对可能发现什么类型的错误以及如何控制它们，我们才会有足够的领悟。
在未来几十年里，许多研究者将努力开发更智能的机器，但只有当这些机器变得足够聪明，能够掩盖自己的种种缺点后，我们发明的系统才不会出现新的缺点。有时候，我们能够诊断出系统设计中出现的具体错误并纠正它，但当无法找到修补的方法时，除了添加更多的制衡机制，如更多的批评家和内隐束缚以外，我们别无选择。然而，我们无法找到任何万无一失的方法，在立即采取行动的优势和谨慎、反思性思维的益处之间作出选择。因此，无论我们做了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对“后现代人类大脑”的探索之路将不会一帆风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