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哪一种特性最能明确地将我们与类人动物区分开来？当然，人类最突出的特性应该是我们善于创造新的思维方式。
浪漫主义者：依你看，我们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拥有思维，然而，或许我们的意识体验的丰富性更为特别，其丰富性在于我们活着的感觉，心无旁骛地去看夕阳、聆听鸟儿叫声的喜悦，或是发自内心地唱一首歌、跳一支舞的快乐。
决定论者：人们使用“不由自主地”一词使他们觉得自己是无拘无束的。但是，也许这种满足感仅仅是大脑的某个部分用来利用我们，来完成其想要我们做的事的一个把戏而已。
我认为，我们永远也不会停止思考。因为在不同时期，“思维”这个词涉及大范围的复杂过程，而我们对这些过程中的很多却没有意识。
大众：如果说我们的常识性思考是如此复杂，为何在我们看来却如此的简单？如果思维的机制这么复杂，那我们又怎么会对此毫无察觉呢？
从婴儿期起我们就已拥有这些能力，而这种认为思维简单的错觉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这个事实。在孩提时期，我们学会了如何捡起木块，将其排成排、堆成垛。然后，随着每一项新技能的成熟，我们在顶端建立更多的资源，就像我们学会计划和搭建更复杂的拱门和塔一样。因此，在早些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建立了名为“思维”的才能之塔。
但如今，作为成年人，我们觉得自己能够推理和思考，因为我们在很久以前就已学会这些技能，因此根本记不得自己掌握这些技能的过程。虽然我们为发展更成熟的思维方式历经千辛万苦，但是无论这些思维方式遗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难以触及的。是什么将我们变为“婴儿失忆症”的受害者？我认为，这并非因为我们“忘记了”那么简单，反倒恰恰是因为我们开发了更新、更好的方式来代表身体和精神活动，而且一些方法变得非常有效，从而取代了以往的方法。现如今，如果过去的记忆依旧存在，我们也很难再理解它们了。
无论如何，我们很少会问“思维是什么”“思维如何运作”等问题，因为它们很容易理解。尤其是，我们喜欢庆祝科学、艺术和人文科学中的伟大成就，但我们几乎从未认识到常识性思考创造的奇迹。事实上，我几乎经常将思维视为被动，就好像我们的想法刚刚“向我们闪现”一样，而并不是我们创造的。我们会说“一个念头刚刚进入我的脑海”，而不是“我刚才心生一个有价值的新想法”，同样，我们很少对要选择哪一个思考主题感到奇怪。
我屋里有一扇木制的门，它经受了小狗珍妮长达10余年之久的抓挠。虽然珍妮已经死了，但其抓痕依然如故。尽管每天我都会好几次经过此门，但每年却只有几次我会注意到这些抓痕。
人们每时每刻都会遇到很多事物或事情，但只有少部分能“引起你的注意”，使你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什么物体，它为什么在这儿？”或者：“是谁引起或导致此事发生的？”因此，在大部分时间里，想法似乎都是在平滑、稳定的思想之流中流淌的，对于如何从上一步进行到下一步，你几乎从未思考过。
可是，在其他一些时候，你的思维似乎是漫无目的或毫无方向感的胡思乱想：起初你总是想着某些社会事务；然后，你会考虑一些过去的事情；之后，你被阵阵饥饿感包围，或被超期付款的念头笼罩，或被修理滴水的水龙头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困扰，或被查尔斯倾诉对琼强烈的感情这件事包围，每件事都会提醒你其他的事，直到一个大脑批评家打断你的思绪，说“不能让你的思维任意游走”或者“你须更有条理地组织思维”。
然而，本章将主要关注当思维针对某些明确的目标但之后又遇到了障碍时，将会发生什么。当你自言自语说“我们无法把所有东西装进这个箱子，再说，这也会使箱子过重而无法提起”时，这样的精神活动很可能打断当前大多数过程，从而使你停下来思考：“看起来这像是要花不小的工夫，但我并不想为此花费太多时间。”于是，你的努力可能会从打理箱子的目标迅速转向不同思考主题的较高层次仅应的选择。
本章将主要聚焦于“人人都有很多不同的思考方式”这一想法。但是，或许我们首先会问：为何我们拥有这么多种思维方式？其中一个答案是：我们的祖先从数百种不同环境的变化中进化而来，每一种环境都需要应对各种新情况的方法。然而，我们从未发现一个能够应对所有不同环境的简单、统一的体系，因而，为避免各种最常见的错误，我们的大脑经过亿万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很多不同的应对方法。
我们之所以会形成许多不同思维方式，还有另一个原因：如果人们的思维仅被单一的方式左右，那么将陷入成为偏执狂的风险。当然，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但是，这些人的基因通常无法被遗传下去，因为继承者缺乏通用性。诚然，正如第6章中指出的那样，尽管我们经常将进化描述为选择有利变化的过程，但大多数进化却也包含着抛弃不良影响的变化。其结果是，大多数物种进化到了在已知的安全区与未知的危险区之间某些狭窄区域的边缘。
精神病专家：这个安全区确实可能是狭窄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大部分思维方式运行良好，但有时也会陷入根本无法运行的各种各样的状态。那么，我们就认定他们为精神病患者。
生理学家：当然，大多数这样的疾病是有医学原因的，如外伤、内分泌失调或者损害我们神经突触的疾病。
程序员：或许，我们不应假设所有这些疾病都是非思维原因造成的。当软件病毒感染计算机并更改了程序所依赖的某些数据时，硬件可能毫发无损，但系统的性能却可能被彻底改变。
同样道理，具有破坏性的想法或主意的改变，或者某人的批评家或思维方式的改变，都能够控制人们的许多资源和时间，让我们感觉自己似乎正在凝视一种迥异的思维方式。
社会学家：当一个党派或教派的政策采用宣传其思想和信仰的方法来招募新成员时，或许对社会组织而言，这种思维方式也同样如此。
不管怎样，我们形成的能够提供新思维方式的机制促使我们的学习方法得以进化，而且能为我们可以学习某种策略处理新情况或新问题提供解答。
是什么选择了我们思考的主题
在众多的兴趣爱好当中，是什么选择了我们下一步将要思考的内容？每一种兴趣又会持续多久？我们首先来考虑一下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典型事件。
琼要写一份课题报告，但却毫无进展。因此，她感到万分沮丧，于是，她把（有关报告的）这些想法丢在一旁，开始在房间里毫无目的地漫步。当走过一堆杂乱无章的书籍时，她停下来将书整理好，但就在此时，她“获得”了一个全新的想法，因此，她回到办公桌前打字，以记下这个想法。但当她开始打字时却发现键盘上的T键卡住了，虽然她知道怎么修理键盘，但她担心在修好键盘后自己可能会忘记这个想法，于是改用手写的方式来记下它。
是什么使琼注意到了那一堆书？其想法又为何就在此刻而不是其他时候“发生”？让我们更进一步地探究这类事件。
琼（的报告）毫无进展。某些思维批评家必定已经注意到了这些，并建议她“休息一下”。
感到沮丧后，她把（有关报告的）这些想法丢在一旁。再后来，琼是如何回到先前的状态的呢？本章将会谈及她是如何产生这些想法，并在后来找回自己以前想法的一些情境的。
琼毫无目的地漫步。与此类似，大多数动物都具有保护自己“领土”或巢穴的本能。琼总会经过放着一堆书的地方，但就在她走到那堆书旁的一刻，她主要被旨在保持室内整洁的批评家掌控。
当走过一堆杂乱无章的书时，她停下来将书整理好。为何琼并没有停下来阅读这些书，而是仅仅将书籍整理好？这是因为，此刻她将这些书籍描绘成不整洁的物体，而不是知识的载体。
但后来，她“获得”了一个全新的想法。人们说“我突然想起什么”时，就显示了我们对自己如何产生想法这一过程的认知是多么有限。
琼回到办公桌前打字，以记下这个想法。在这里，琼正在使用自我模型来表征与短时记忆质量相关的知识。她知道，当“获得”新想法后，她就不能靠大脑来记忆它了，因此，她需要让自己的大脑管家来做一个更持久的记录。
也许，在没有太多决策意识的情况下，我们的大部分时间主要被用来应对外部事件。然而，较高层次的思维活动过多地依赖于我们的希望、恐惧和较大规模的计划。并且，这也针对我们如何度过自己的心理时间提出了更多的问题：
● 我们大计划的日程安排表是怎样的？
● 是什么提醒了我们，自己许诺要去做的是什么？
● 对于相冲突的目标，我们将如何选择？
● 是什么决定了我们应该在何时放弃，还是坚持？
只要一切都很顺利，这些问题就几乎不会出现，且思想也会在一个稳定、流畅的思想流中涌动。每一个小小的障碍只会给你的思维方式带来很小的变化，且如果你能从根本上“注意到”这一点，它们就仅会作为短暂的情感或想法出现。但是，当更严重的障碍持续并阻碍你取得进步时，各种批评家会干预思考，直到你的思维方式作出更大的改变。
批评家-选择器模型，思维跳跃之源
波尔·安德森
Poul Anderson
美国科幻界元老级作家
面对复杂的问题，用正确的方法去思考时，它就不会那么复杂了。
我们经常从一个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上，而我们自己却没有发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当某些问题出现时，我们才开始思考问题本身。因此，只有当我们意识到问题解决的“困难性”，在没有取得任何重要进展的情况下，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消耗了一些时间。甚至以后，如果这个问题看起来并不重要，你也可能会抛弃这些思路，转向某些其他主题。
然而，如果你拥有重要的目标，那么就应该注意到，陷入困境往往非常有用。此外，如果还能识别出自己被哪些特定的障碍、屏障、绝境或困难所阻碍，那么陷入困境将对你更有用。因为如果你能对自己面临的特定类型的问题作出判断，那么你也就可以运用知识，转换到更加合适的思维方式上去。这表明，思维模型是基于对“认知障碍”的反应，我们称其为“批评家-选择器”模型（参见图1-9）。
图1-9中的每个批评家都能识别某种“认知障碍”。批评家掌握了你正面临此类问题的足够证据时，它们随后便会激活选择器，用以开启其学到的资源集，而这些资源集可能会成为某种思维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提供帮助（参见图3-2）。
最简单的批评家-选择器模型比一般的If→Do规则集范围稍广，像下面这样：
● 如果对问题似曾相识，则使用类比推理的方法；
● 如果对问题感到陌生，则改变问题的描述方式；
● 如果问题看似很难，则将其分成几部分；
● 如果觉得问题仍旧很难，则用一个更简单的问题来代替它；
● 如果以上做法都不奏效，则向别人寻求帮助。
学生：我不需要嵌入这些选择器。为何不设计每个批评家直接打开资源集来解决所有被识别的问题？
我认为，如果我们的祖先不能通过融合较小部分的集合来发展并产生新选择器，那么让他们发明有用、崭新的思维方式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尽管此学生的观点有其内在的正确性，但我仍怀疑人类大脑将逐渐包含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此类机制。例如，每个批评家都可以推荐使用不仅一个，而是几个不同的选择器（见图7-1）。
图7-1 批评家与选择器的互动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祖先起初都是没有选择器的，这种假设看似合理，但当我们开始面对日益复杂的问题时，创造新的高效率运行的批评家也变得更困难了。而且当某人已经拥有自己能适应并能重组较旧部分的库存时，他总能更容易地创造出崭新的实用结构（例如，莱特兄弟通过使用摩托车配件制造出了人类第一架飞机）。一般而言，除非人们能够描述较小部分的功能的发挥过程，否则，思考这些过程的运作方式，以及在此后为其构造有用的变化都会变得很难。
例如，第8章将会描述一种被称为“K线”（也称知识线）的结构，通过融合较旧的部分，我们的大脑可以使用K线来构造新的意象和精神活动。
当然，当某人激活两个或更多的批评家和选择器时，很可能会引发某些冲突，因为两种不同的资源很可能会试图同时关闭和打开第三种。为处理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使用如下不同的策略来设计系统：
● 选择具有最高优先级的资源；
● 选择最易被强烈激活的资源；
● 选择给出最明确建议的资源；
● 让所有这些资源在某些“市场”上展开竞争。
然而，虽然竞争策略可能足以满足相对简单的大脑的需求，但我认为这样的策略将继续在较大范围内运行，除非通过使用解决特定冲突的额外知识来监督它。例如，人们可能会采用以下更具思考性的策略：
● 如果太多的批评家被激活，那么要更详细地描述问题；
● 如果太少的批评家被激活，那么要更抽象地描述问题；
● 如果重要的资源产生冲突，那么要试着发现问题的起因；
● 如果出现了一系列失败，那么要切换到不同的批评家集合。
事实上，在获知某些选择具有严重的缺陷后，对最近发生的事情拥有良好记忆的大脑可能会在以后认识到这个事实。然后，大脑可能会继续尝试寻找新方法，以此来改善那些犯过错误的批评家。
● 在选择这种方法之后，我发现自己还知道一种更好的方法；
● 我现在明白，自己所采取的行为具有不可逆转的副作用；
● 我过去一直将某个东西视为障碍，但现在却发现了其价值；
● 该方法实际上并未奏效，但在使用过程中我却学到了很多知识。
然而，为了识别这类事件，我们需要更多运行在更高层级上的“反思”批评家，而且这也表明，思维模式将包含各种层级的选择器和批评家（见图7-2）。 [72]
图7-2 多层次选择器和批评家
情感化思维
戴夫·巴里
Dave Barry
嗜好和精神疾病之间有一条明确的分界线。
大多数时候，思维是波澜不惊的，但是当你遇到障碍且常用方法不起作用时，你可能就会采取看似不合理的精神策略。例如，当你想放弃自己的任务时，就会用想象中的奖励或失败场景的威胁来“贿赂”自己，以使自己重燃斗志，或者你也可以通过幻想来使自己难堪，比如想象如果自己的表现与自身的最高价值相冲突，你（或你的印刻者）会有怎样的感觉，因为即使是极其短暂的焦躁、危险或绝望之情都能成为打破令人绝望的困境的利器。
每一种这类“情感化的”思维方式都会形成处理事物的不同方式——要么让自己从事物中看到新观点，要么提起勇气或拥有坚强的品质。如果这种思维方式引起了大规模级联，且这种改变持续足够长的时间，那么你（或你的朋友）就会将这种变化视为情感状态的变化。
这种思维状态会持续多长时间？一些状态只会持续眨眼的工夫，但是迷恋却会持续数日或数周。然而，当“性情”持续数周或数年时，我们就会认为这些“性情”是人个性的一部分，并称其为“独特性”或者“特质”。
例如，当解决某个问题时，只要问题的答案足够好，一些人仍倾向于接受具有某些缺陷的方案，你可能会将这些人描述为“现实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或者“注重实际的”。其他人倾向于坚持认为任何潜在的缺陷必须得以修正，当然，你可能会称其为“一丝不苟的”。只有在这些人让你感觉到不舒适时，你才会称其为“强迫性的”。这些性情也包括：
● 谨慎的vs.鲁莽的；
● 敌对的vs.友善的；
● 空想的vs.实践的；
● 疏忽的vs.警觉的；
● 隐居的vs.好交际的；
● 勇敢的vs.怯懦的。
在日常的常识性思考中，人们经常下意识地在这些态度之间来回转换。然而在我们遇到更大的麻烦时，批评家会作出很大改变，以启动我们所描述的情感状态方面的大规模级联。
精神病专家：如果过多批评家处于活跃状态，会发生什么情况？情感会瞬息万变。而且，如果这些批评家停止工作，你将陷入单一的工作状态。
在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所写的《笛卡儿的错误》（Descartes’Error）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例子：
一个叫埃利奥特的病人曾在肿瘤切除手术过程中失去了额叶部分。经过治疗，他仍然看似很聪明，但他的朋友和雇主却都已察觉到，他“再也不是以前的他了”。例如，如果别人让他将一些文件分类，他可能会花上一整天时间来仔细阅读其中的每一个文件，或者用同样长时间来决定是否按照名称、主题、尺寸、日期和重量来对这些文件进行分类。
达马西奥（1995）：有人会说，埃利奥特在执行任务的特别步骤中之所以畏缩不前，事实上是因为这项任务被执行得太过于精细了，这是以破坏整体目标为代价的……是的，他的身体机能依旧如故，且大部分精神能力也是完整无缺的。但是，他做选择的能力却出了问题，无法提前数小时作出有效计划，更别说能够提前数月或数年为自己的未来做规划了。
埃利奥特大脑的受损部分包括某些（与杏仁核）连接的部分。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连接涉及我们控制情感的方式。
达马西奥（1995）：乍一看来，埃利奥特与常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然而，他的一些情感丢失了……他无法抑制内部情感共鸣的表达，或者平息自己内心的恐慌，他简直没有任何恐慌可以平息……在和他长达数个小时的闲聊中，我没有看到他有任何情感上的表达，在我不断的重复提问中，他也没有任何悲伤、焦躁以及挫折感。
以上这些分析导致达马西奥提出了这样的结论：“情绪和情感的减少可能在埃利奥特的决策失败中起了作用。”然而，我却不以为然：应该是埃利奥特对这种决策的无能为力减少了情绪和情感的波动范围。因为，或许埃利奥特大脑中损坏的主要是批评家（或是其输出连接），这些批评家原本引起了被我们视为情感状态的过程，现在却丢失了某些宝贵的级联，因而使这些情感再一次得以展现，因为他不再用这些批评家来选择使用哪种情感状态了。
这些系统是如何组织的，仍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问题。因此，现在本章将试图描述我们的某些思维方式，以及我们经常用来判断所面对问题的类型的某些批评家。
人类的19大思维方式
内奥米·贾德
Naomi Judd
想让别人认为你很卓越时，可以先设想一下自己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然后反其道而行之就可以了。
不论对于人工智能还是心理学，寻找某些系统的方法对我们克服不同类型障碍的方式进行划分，都需要一个核心目标。但因为非常好的方案并未出现，我们只能列举思维方式的一些例子，并从以下两个极端的例子开始。
知道解决方式。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已知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法。然而，我们可能检索不到这些知识，通常情况下，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掌握了它。
广泛搜索。当人们没有更好的选择时，可能会尝试搜索所有可能的动作链，但是，这种方法通常不实用，因为这样的搜索是以指数级速度扩张的。
然而，我们都知道在这两种方案之间有许许多多其他思维方式，而其他每一种思维方式都会使搜索变得更为可行。
类比推理。当某个问题使你想起曾经解决的其他问题时，如果你有好的方法来说明过去和现在的问题最大的相似性是什么，那么你就可能将过去成功的案例应用到现在的情况上。
分解攻克法。如果你无法解决某个问题，那么就将此问题分解成更小的部分，例如，我们所能识别的每一个差异都提出了需要解决的子问题。
改述法。寻求能够突出更多相关信息的不同描述。我们经常这样使用这种方法：先通过口头描述，然后以某些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它。
规划法。考虑一下你想要实现的子目标集，并检测各子目标之间是如何影响的，然后再考虑这些限制，提出一个实现这些子目标集的有效顺序。
我们都知道能够首先解决不同问题的其他一些技术：
简化法。通常来说，对于复杂问题，好的解决方法应该首先解决忽略问题某些特性的简化版问题。然后，任何一个此类解决方案都可以作为解决原问题的一系列垫脚石。
升华法。如果因问题细节繁多而陷入僵局，就更广义地描述这种情况吧。但如果描述过于含糊不清，那就切换到一个更加具体的描述上。
转移主题法。无论你现在正在研究什么，如果自己变得过于沮丧，那就先放弃当前的工作，转移到其他不同的任务上。
以下是一些更发人深省的思维方式：
理想化思维法。幻想你拥有无限的时间以及想要得到的所有资源。如果你仍想象不到这个问题的解决之法，那么就该重新描述这个问题。
自我反思法。想想是什么使这个问题变得难以解决，或者是什么让你更易犯错而不是进一步追究这个问题，这样就可以提出某些更有效的技巧，或者相反，想出度过这段时间的更好方法。
模仿法。对自己的想法信心不足时，你可以想象某些人的想法更胜一筹，并试着去做这个人所做的一切。就我本人而言，我经常模仿我的印刻者和老师。
我也会使用许多其他思维方式：
逻辑矛盾法。尝试证明自己面对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然后找出论证中的缺陷所在。
逻辑推理法。我们经常试着去做一连串的演绎推理，然而，当我们的假设被证明毫无根据的时候，就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73]
外部表示法。如果你发现大脑正在丧失对细节的记忆，可以通过做记录、记笔记或绘制简图来维持。
想象。人们通过已构建的思维模型模拟可行的行为。如果人们能够预测出“假设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就可以避免承担实际的风险。
当然，如果你并非独自一人，可以试着拓展自己的社会资源：
求救。你可以采取某些行为方式来获得同伴的同情。
寻求帮助。如果地位足够高，你就可以采取说服或命令某些人的方式来帮助自己，你甚至可以接受别人的有偿帮助。
因此，人人都有多种思维方式，下一节我们将会讨论批评家是如何选择所使用的思维方式的。然而，每个人总有“最后的选择”，即干脆放弃并退出。
放弃。发现自己深深地陷入困境时，你可能会关闭正在使用的所有资源，然后放松、躺下、退出并停止使用它们，那么“大脑的其他资源”就会作出其他选择，或认为你根本不必继续进行。
6大批评家，选择最合适的思维方式
山姆·戈德文
Sam Goldwyn
不必理会那些批评家，连睬都不要睬他们。
虽然我们总是开发一些新的思维方式，但如何决定使用哪一种？思维的批评家-选择器模型假设认为，批评家有助于我们识别面临的各种困境和前景，然后向我们推荐能够处理这些情况的选择器。批评家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之一，而且每个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些批评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批评家可能是人们具有个性的部分原因。
但是，批评家是如何将所有的绝境、障碍和困难按目录进行分类，从而使某些问题难以得到解决的？对人类和机器两者而言，对我们经常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系统的分类是一个重要的目标。然而，我们仍没有有章可循的方法。 [74]因此，在这里，我们仅试着列出人们经常使用的某些类型的批评家。
与生俱来的反应力和内置报警器。许多类型的外部事件都可以激活探测器，从而使我们作出快速反应。例如，当物体快速靠近你，或者灯光太过耀眼，或者你触碰到烫的东西时，你都会作出快速反应。我们也拥有一些与生俱来的方式，可以探测发生在表皮下的某些情况，例如化学物质引起血液浓度的异常和为纠正这些情况而作出反应的内置连接，而我们却并不需要考虑它们。
然而，一些难以预料的触觉、视觉或味觉，以及饥饿、疲劳或痛苦的感觉总是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能够让我们远离自己的幻想的紧急情况，我们也因此才能顺利度过婴儿期。有时候，我们能够忍住喷嚏或瘙痒，但却很难忽视孩子的哭声、一直响个不停的电话以及拒绝排解性欲的机会，同样，当你试着屏住呼吸时，一样无法抵挡即将来临的窒息感。
后天反应批评家。身处高强度的噪音之中时，婴儿会立刻开始哭泣，但稍大一些后，他就会学着对这样的环境作出反应，去往更安静的地方。最终，我们将学会使用沉思的思维方式来处理障碍物。
沉思批评家。首次尝试解决问题就惨遭失败时，我们经常思考在这次尝试中出现的问题，并从中寻找替代的解决方法。下面是我们用来处理这些问题的一些技巧：
● 行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寻找更好的预测方式）
● 我做了一些会产生不良影响的事情。（尝试取消以前的一些选择）
● 一个目标的实现会使其他目标变得更难。（尝试向反方向努力）
● 我需要更多的信息。（搜索其他关系）
[鼓励者]以上方法效果很好，以后遇到类似问题时，我会更频繁地使用此方法。
反思批评家。试着使用反复试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时，你要把批评家当作“诊断专家”，要么用其证明自己正在取得进展，要么提出替代方案：
● 我作出了许多努力，仍旧一无所获。（选择另一种思维方式）
● 我多次重复做同一件事情。（一定是其他一些过程卡住了）
● 子目标虽已实现，却不能实现其目标。（采用另一种方式来划分这个问题）
● 得出这个结论需要提供更多的证据。（提出一种更好的实验方法）
[鼓励者]以上方法效果很好，我会将这个方法应用到其他领域。
自我反思批评家。当你无法控制所需的资源，或者不能一次实现过多目标时，那么自我反思可能就开始了：
● 我一直太过优柔寡断了。（尝试用另一种方法来解决同样的问题）
● 我错失良机了。（切换到不同的批评家集合）
● 我屈服于太多的干扰。（试着加强自控力的锻炼）
● 我缺乏所需的足够知识。（找一本好书充实自己或重返学校）
[鼓励者]以上方法效果很好，我会更擅长自我批评。
自我意识批评家。一些评估甚至会影响某人当前的自我印象，而且也会影响自身的总体状况：
● 我的所有目标似乎都毫无意义。（忧郁）
● 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似乎迷失了方向。（迷惑）
● 我能够实现自己喜欢的任何目标。（狂热）
● 如果此次工作失败，我可能就会丢了饭碗。（焦虑）
● 朋友们可能不会同意这种想法。（局促不安）
[鼓励者]以上方法效果很好，我将会让自己变得更加专业！
在第3章中我们就已经提出，“批评家”一词通常是贬义的，因为它常常只被用在指出别人身上缺点的语境中。的确如此，在没有使用如“抑制”“阻止”或“终止”这些贬义词的情况下，描述纠正性警告、外显抑制和内隐束缚将变得异常困难。然而，“贬义”和“褒义”这种词本身毫无意义可言，因为认识到问题的错误往往是走向成功的关键一步。这就是我在以上每技巧的结尾都加上了“鼓励者”这个词的原因所在，这也为“正面批评家”腾出了空间，以此给你目前正使用的策略分配更多的优先权、时间和资源。此外，第9章认为，在实现目标的过程当中，有时可能需要忍受一些不适，无论这涉及哪些痛苦，你可能都需要一些“鼓励者”使自己坚持计划。
我们如何学习新的选择器和批评家
富兰克林·琼斯
Franklin Jones
诚实的批评令人难以接受，特别是来自亲人、朋友、熟人或陌生人的。
当你首次面临众多难题时，会花费许多时间来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法，但在这之后却发现，应对其他类似问题时将变得更加轻松自如。这是你从以往经验中学习的缘故，但是你实际上学到了什么？又是如何学的呢？
或许，学习解决问题的最简单方法仅仅是添加新的If→Do规则，即“每当面临类似问题时，就应用我最近使用的方法”。然而，如果解决问题花费的时间过长，那么就应该问：“什么能让我更快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如果已花费太多时间来寻找这个答案，那么人们就应该批之前用来寻找这个答案的方法。因此，第8章认为，每当这些问题变得“难以解决”时，我们就应该尝试为成功解决问题分配足够多的学习单元。而这并不是说要向解决过程的最后动作分配学习单元，而是只向能够在实际上帮助我们寻找问题答案的一部分思维分配学习单元。
换言之，我们有时可以通过创造有助于降低搜索量的较高层次的选择器和批评家，改善自身的思维方式。然而，为了分配这种学习单元，我们需要使用较高反思层次的思维方式，而并非迄今为止在大多数传统“学习理论”中提出的思维。
我们是如何组织批评家集合的？是如何产生并改变它们的？某些批评家表现不佳时，会责备其他批评家吗？某些特定思维更具效率，是因为其批评家得到了更好的组织吗？
我们又是如何组织思维方式集合的？是如何产生并改变它们的？当某些思维方式性能不良时，某些思维方式能够进行识别吗？特定思维“更加智能”是因为其思维方式得到了更好的应用吗？
接下来的章节将会说明，时至今日，我们对上述问题仍无合理的答案，而且在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这些问题应该被视为核心内容。
先有情感，还是先有行为
许多思想家认为，情感状态与我们的身体紧密相连，而且这导致我们如此频繁地认为幸福、悲伤、快乐或煎熬来自人们的语言表达、手势或步态。的确，一些心理学家甚至认为，这些肢体活动不仅“表达”了我们的情感，还在实际上引发了这些情感。
威廉·詹姆斯（1890）：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情绪就是被某些真实的心理感知激发的精神效应，而后者的心智状态引起了行为表现。相反，我却认为，行为变化是紧跟着刺激事实的认知的，且当这些行为发生时，我们同样变化的情感即为情绪。
例如，詹姆斯认为，当感觉到对手正在侮辱你时，你会握紧拳头并准备攻击，而愤怒直接源自身体行为，然而这对我而言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所谓握紧拳头的“刺激事实”不可能最先产生，而是在大脑察觉到自己被侮辱之后才产生的。然而詹姆斯认为，这两者中的思想不可能对自身有如此强烈的影响。
威廉·詹姆斯（1890）：如果我们想象出强烈的情感，尝试从中抽象出其全部的身体表现，任何“思维素材”都不能包含情感，只剩下智能认知的冷淡中立状态……（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以下身体表现，任何害怕的情感都不会被表示出来：加速的心跳、急促的呼吸、颤抖的嘴唇、无力的四肢、全身的鸡皮疙瘩、翻江倒海的内脏……同样的道理，没有如下身体表现时，人们也无法想象出愤怒的情感是怎样的：胸口翻腾、面目通红、鼻腔扩张、咬牙切齿的憎恨和强有力的冲动，肢体和肌肉异常平静、呼吸平稳、脸庞宁静的状态是无法表现愤怒的。
然而，我却认为，在身体对这些行为作出反应之前，大脑中所有这些反应就已激起了“强有力的冲动”。
学生：但为何身体会对这些行为作出反应？
詹姆斯描述的“愤怒表情”（包括咬牙切齿和面目通红），在原始时期可能曾帮助人们击退或恐吓了那些令人感到愤怒的人或动物。确实，人们精神状态的任何外在表现都能影响其他人的思维方式。我们使用最常用的情绪类词汇时就提出了“我们想表达什么”这一问题。这些词汇指的是产生外部信号的精神条件级别，这些外部信号能够使与之打交道的人们预测我们的行为。因此，就我们祖先而言，这些肢体行为是交流如愤怒、恐惧、悲伤、厌恶、惊讶、好奇和快乐等“原始”情感的有用方式。
学生：也许，这同样是因为当大脑还比较简单时，我们最常见的情绪在很久以前就已进化了。而我们的目标和感觉运动系统之间的层次日益减少。
身体和面部也可以作为简单的存储器，这些形体表情通过将信号送回大脑来帮助其维持这些意识状态，除此之外，其他意识状态可能很快便消失了。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从思维到身体的”反馈回路，威廉·詹姆斯所描述的“冷淡和中立的”思维状态可能难以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也难以发展成为更大规模的级联。换言之，愤怒的外在表现可能不仅是为了吓走敌人，还要确保让恐吓状态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以此来作出某些可能挽救自己生命的行动。
例如，当意识到自己忘记锁门或者关烤箱，或者认为自己做了错事时，即使在四下无人的情况下，你的脸上也会显露出恐惧的表情。你需要自己的身体保持灵活，因此，大脑将这种随时可以应用的资源作为可靠的外部存储设备来发掘是有道理的。
年轻时，我们发现自己难以隐藏内心的情感，但最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学会控制了大部分表情，旁人并不总能看出我们的内心反应。
学生：如果这些症状并不是我们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又是如何区分情感和其他思维方式的？
我们赋予情感状态许多称谓，然而，对其他大多数思维方式，我们却根本没有给予其常用的称谓，也许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足够的方法来对其进行分类。以下是一种古老但仍然很有用的观点，它对我们倾向于描述为“情感化”的精神状态进行了区分。
亚里士多德：情感是所有改变着人们、影响着人们的判断并与快和痛苦相伴的感觉的集合。
在对情感进行区分的现代观点中，某些心理学家谈到了“效价”（Valence），它指的是人们对某些事情或情况广泛持有的吸引或排斥的态度。同样，人们普遍认为情感和思想是互补的，就像物体的颜色和形状可以分别改变一样。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每一个对象（或想法）具有各种“平淡的”或“中立的”方面，不管怎么样，这些方面同样被附加特征“着色”，而这些附加特征是看似有吸引力的、令人兴奋的和如愿以偿的，而不是令人恶心的、枯燥乏味的和令人厌恶的。
在更普遍的情况下，我们的语言和思想中充斥着矛盾，如“积极的vs.消极的”和“理性的vs.感性的”。在日常生活中，这些成对的区别是非常有用的，因此很难想象如何扬弃它们，它们和我们对“日日夜夜太阳东升西落”的认知一样深入人心，尽管我们知道这是地球自转所导致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夸大身体对情感的作用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误解。钢琴家的才能存在于他们的手指上吗？艺术家具有天才的眼睛吗？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身体的这些部位拥有思维，正像我们从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和克里斯托弗·里夫（Christopher Reeve）的生命历程中看到的那样，只是大脑在驾驭这些身体部分罢了。
庞加莱无意识过程的4大阶段
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
我们无法在希望时点亮心中的火种，
精神岿然不动，
我们的灵魂在谜团中安居：
然而数小时思索意欲达成的任务，
却能在一段混沌后完成。
有时候，就像琼致力于自己的进度报告一样，你会花上几个小时或几天时间来解决一个问题。
琼考虑自己的报告已经好几天了，但还是没有想出足够好的计划，因此她感到万分沮丧，于是把（有关开题报告的）这些想法丢在一旁……但就在此时，一个想法“涌现”出来。
但是，她真的将（有关报告的）这些想法丢在一旁了吗？或者说这些想法仍在大脑的其他部分继续进行吗？下面来听一听伟大的数学家讲述的一些类似的经历。
亨利·庞加莱（1913）：每天我坐在书桌前工作1～2个小时，尝试大量的组合却一无所获。
许多人遇到这些事时可能会感到沮丧，但庞加莱却更倾向于坚持下去：
一个晚上，和平时的习惯不同，我喝了黑咖啡，没有睡觉。大量思绪汹涌，我感到它们相互碰撞直至契合，也就是说，慢慢地稳定下来……我只需要把结果写下来即可，前后花了不过几个小时。
随后，他描述了另一个他认为似乎并非源于深入思考的事情：
旅途上的经历让我暂且忘记了数学运算。到达古特昂司后，我们上了一辆公共马车前往另外的某处。突然，在我刚登上马车阶梯的刹那，一个想法降临了，之前没有任何想法为之做准备……因为一上马车我就参与了另一场已经开始的谈话，但我对自己的想法确信无疑。
这表明，工作被隐藏在“脑后”仍在继续运行。直到突然之间，好像“灵光乍现”似的，一个好的解决方法突然“涌现”。
然而，有一个问题（障碍）迟迟得不到解决，并且结果很可能影响全局。因此我的努力一开始似乎效果很好，但却只是引入了更加困难的问题……（几天过后）我正沿街走着，难题的解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掌握了所有元素，只需重新组合它们即可。
在对问题进行求解的论文中，庞加莱总结道：寻找问题的答案时，他典型的行为分布于以下4个阶段中。
● 准备阶段（Preparation）：为处理特定类型的问题准备资源（问题的提出）；
● 酝酿阶段（Incubation）：产生许多潜在的方案（问题的求解）；
● 豁朗阶段（Revelation）：识别一个可行解（问题的突破）；
● 验证阶段（Evaluation）：证明此解的可行性（问题成果的证明和检验）。
准备阶段和验证阶段看似包括各种高层次的过程，此过程是被我们描述为“高度反思”的阶段，然而酝酿阶段和豁朗阶段通常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大约在20世纪之初，弗洛伊德和庞加莱最早形成了关于“无意识”目标和过程的想法。庞加莱提出了关于这些目标和过程更为清楚的描述（但仅为数学描述），以下是关于解决困难问题各阶段的一些重要的想法。
准备阶段
为特定问题做准备，人们首先要为其他目标“解放思想”，例如，通过踱步或找一个较安静的地方工作来忘记烦恼。同样，人们能够通过更多的深思以“聚精会神”，就像在说“是时候坐下来，开始做计划了”，或者“我必须集中注意力，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因为人们并不能一次解决所有难题，所以可能不得不将一个问题分解为更小的部分，好让自己能够决定问题的哪一部分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这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就像庞加莱所言，“一开始，我的所有努力似乎只是为了将难题更好地展现给自己”。然而，这却有助于我们取得进步，因为就像在你将这些问题的部分放在一起之前必须识别这个难题的各部分构成一样，在开始解决一个问题之前，你应该找到合适的方式来表征这种情况，并且，如果你无法理解这些部分之间的关系，就会把太多时间浪费在这些部分之间毫无意义的组合上。就像诗人兼评论家马修·阿诺德所言：
马修·阿诺德（1865）：创造力与要素、物质相伴相生，如果创造力没有这些要素和物质，将如何为使用做准备？如果这样的话，创造力必定会一直等待下去，直到具备这些要素和物质为止。
换言之，漫无目的地反复进行试验通常并不能满足需要，你应该通过施加限制来促进值得一试的合理的事物产生。
酝酿阶段
一旦“无意识思维”准备就绪，就可以考虑进行大量的组合，并寻找方法来集合这些部分以满足相关需要。庞加莱想，我们是进行大海捞针式搜索，还是进行一些更明智的搜索？
亨利·庞加莱（1913）：如果发明者没有灵光乍现地产生这个效果不佳的组合……那么他是通过潜意识的自我产生的微妙直觉判断出哪些（仅仅一些）组合是有用的，因此只采用了它们吗？还是同样产生了很多其他组合，而由于其无用性而停留在无意识中？
换言之，庞加莱其实是在问如何选择我们的想法。我们是选择开发海量的组合，还是继续选择少部分组合的细节？不论选择哪一种想法，我们在酝酿想法时都需要关闭足够多的常用批评家，以此来确保系统不会拒绝太多的假设。然而，对于大脑是如何执行这样的搜索的，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为何某些人更擅长搜索，我们仍然无从知晓。
亚伦·斯洛曼（1992）：在科学界，最重要的发现不是关于新理论或定律的，而是关于优秀的新理论或定律所能形成新范围的可能性的。
豁朗阶段
酝酿阶段何时才会结束？庞加莱认为，除非形成了“让其要素得以和谐组合，以让思维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感知整体和理解细节的某些结构”，否则，酝酿阶段仍会继续，但是，潜意识过程是如何知道自己是何时发现一个广阔前景的？
亨利·庞加莱（1913）：潜意识并不是自动产生的，它能够鉴别，它手法老练、技巧精湛。它知道如何挑选、发掘。“发掘”的意思是它知道如何超越意识层面的自我，因为它能完成意识不能完成的事情。
庞加莱推测，能够发掘有前景的模式的能力似乎涉及这些要素的对称性和一致性。
亨利·庞加莱（1913）：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到底是什么赋予了我们高雅之感？这就是众多组成部分的和谐、对称和完美平衡，正是这些部分形成了秩序和统一，从而允许我们同时清楚地认识和了解了总体与部分细节。
关于这些“巧妙的”探测器是如何运作的，庞加莱并没有说太多。因此，关于如何识别这些成功的标志，我们需要更多想法。一些备选的探测器可以通过简单的匹配技巧来进行筛选。同样，作为准备阶段的一部分，我们选择某些专有的批评家，以此来识别我们解决问题的进展，并通过酝酿阶段来保持活跃状态。
验证阶段
我们经常听到要相信我们的“直觉”是合理的这种建议。这里的“直觉”是指，我们虽获得了想法，但并不知道获取方式，但是，庞加莱继续强调，人们不能总相信这些“启示”阶段。
亨利·庞加莱（1913）：我已经说过，绝对的确信常常伴随着鼓励……但是，这种情感常常欺骗我们，因为它不够具体和生动，所以我们需要寻找站得住脚的证明来找出这种情感。我尤其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想法总是在早上或傍晚时的自我催眠状态下才会到来。
换言之，无意识思维可能会犯下愚蠢的错误。事实上，庞加莱后来也继续论述道，通常情况下，无意识思维不能解决细节问题，因此，当酝酿阶段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时，验证阶段可能会觉得这个方案存在错误。然而，如果这种方案是部分错误的，你可能不需要重新开始，只需通过采用更谨慎的思考方式即可，你也可以在不改变其余局部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改正出错的部分。
尽管我们也会使用其他技术，但我认为庞加莱的方案似乎合情合理。然而许多思想家仍坚持认为，创造性思维的过程不能用任何方法解释，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强大的、新颖的视角起源于纯粹的机械过程，也因此需要不可思议的附加才能。此外，许多理论家质疑这种无意识过程是否存在，工程师保罗·帕赛克（Paul Plsek）就归纳了一些反对意见。
保罗·帕赛克（1996）：一些专家摈弃了“创造性可以被描述为模型中一连串的步骤”这种观点。例如，维纳克（Vinacke，1952）坚信，在艺术中的创造性思维并不遵循一个模型，格式塔（Gestalt）哲学家马克斯·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1945）曾断言，创造性思维……并不适用于一个模型各个阶段所暗含的细分。但是，虽然这种观点得到了强烈的支持，但支持者仅为一小部分人……与这些突出角色相反的是，某些模型提供了潜意识过程。珀金斯（Perkins，1981）认为，潜意识精神活动埋藏在所有思维深处，因此它在创造性思维中并没有发挥什么特别的作用。
在庞加莱之后，雅克·哈达玛（Jacques Hadamard）、米勒（Miller）、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以及艾伦·纽厄尔和赫伯特·西蒙也相继提出了类似的模型，而纽厄尔和西蒙建立的模型则更侧重于计算机方面。也许，对产生想法途径研究最广泛的是帕特里克·冈克尔（Patrick Gunkel）。在任何这样的模型当中，任何一个新提出的想法都是通过激活合适的批评家来进行评估的，如果评估结果仍然存在某些瑕疵，那么就是对所有明显的不足应用类似的循环。依我来看，无论如何，我们所谓的“创造力”不仅仅是产生全新思维的能力，因为对我们有用的新想法必须能够将我们已有的知识和技能相匹配。因此，新想法与我们已熟悉的想法相差无几。
协作
我们通常把思维当作发生在单一头脑中的个体行为。然而，某些人却擅长创造新想法，而其他人更擅长改善这些想法，当这些人进行协作时，奇妙的事情就此发生。据说，艾略特（T.S.Eliot）的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编辑。而为埃德温·吉尔伯特（Edwin Gilbert）的剧本谱曲时，亚瑟·苏利文（Arthur Sullivan）的音乐才最具有灵感。在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和尼古拉斯·延伯根有关诺贝尔奖的自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协作的另一个例子。
尼古拉斯·廷伯根（1973年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从一开始，“学生”和“大师”之间就是相互影响的。康拉德非凡的远见和热情与我的批判意识、全面思考的嗜好以及通过实验来检验直觉的不可遏制的欲望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我的这种天赋受到了他孩子气般的钦佩。
康拉德·洛伦茨（1973年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我们的观点惊人地一致，但我很快意识到，在分析能力和设计样品与详述实验过程的能力方面，他远超过我……我们在哪方面是第一无从知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先天释放机制（innate releasing mechanisms）的概念是廷伯根的贡献。
对很多人来说，思维和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行为，且本书中许多想法来自学生和朋友们的讨论。某些关系是富有成效的，因为融合了各种才能，然而，同样存在拥有相似技巧的合作伙伴也许最重要的是，哪一个伙伴拥有能阻止彼此陷入困境的有效诀窍。
我们会“两极”思考吗
庞加莱所描述的过程涉及搜索和测试的周期，解决问题可能会历经数小时、数天甚至数年的时间。然而，常识性思考的时间仅会持续数秒甚至更短，或许，这过程也是从大量的想法开始，然后选择某些有发展空间的想法，之后再详细描述每个想法的不足之处。
因此，假设在产生了一些想法的短暂的“微狂躁”阶段过后，常识性思维的典型瞬间便开始了。然后，这些思维可以在短期的“微抑郁”阶段迅速地查找漏洞。如果所有过程发生得都足够迅速，让反思系统都意识不到它，那么每个“微循环”似乎将不再是常识性思维的典型时刻，且思维的全部过程似乎可能进入了一个稳定、平滑和波澜不惊的流动状态。 [75]
一种思维方式的质量部分取决于每一阶段所花的时间，例如，当某种思维方式倾向于“怀疑”时，这种思维方式可能会缩短酝酿阶段，进而在验证阶段停留更长的时间。但是，如果这些阶段所持续时间的控制方式出现任何严重的错误，那么（就像在第3章中提到的那样）某些阶段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以至于可能出现“既躁狂又抑郁”式的紊乱症状。
认知语境下的批评家选择
无论你想做什么，外界诱惑总是会分散你的注意力。虽然大多数这些令人分心的事情可以被忽略，但当这种诱惑来自任务自身的干扰时，就不能被忽略了。因为其中一个子目标必须首先得以实现，或者你必须处理一些其他紧急情况，于是，你必须将当前工作放在一边，转向其他思维方式，而这些思维方式可能需要使用其他资源和知识体系。
但是，在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你是如何回到初始工作状态而不用从头开始的？为了实现这一点，你需要重现先前思维状态的某些方面，这些思维状态可能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 先前的目标和优先考虑的事情；
● 你对这些目标的表征；
● 你所约定的知识体系；
● 活跃的资源集；
● 它包含的选择器和批评家。
这就意味着，思维模型需要存储各种情境知识的空间，否则，任何“思绪”都将被中断所干扰。较简单的大脑只能维持单一的存储器，然而，向前迈出更远或与精心设计的子目标树相协作的思维必须能够在各种语境集中快速地切换，因为每一步或每一个子目标都需要表征自己当前状态的不同方式。因此，随着人类思维变得日益复杂，我们需要进化出更多的机器，以使所有这些过程能够与不同的语境保持一致。
按流行的民族心理学（folk-psychology）视角来看，我们将简单幻想出的东西都存储在我们的“短时记忆”当中，好像我们能够将这些想象中的东西放入盒子并在需要时将其取出一样。然而，这种幻想太过简单了，因为每个人大脑中的不同部分都包含不同形式的记忆，而这些记忆通常被冠以这样的名称：感觉记忆、情景记忆、自传记忆、语义记忆、陈述性记忆及程序性记忆。第8章中将会讨论以这些记忆类型进行存储的一些可能形式，但就目前来看，我们对人类大脑实际上使用的结构仍然知之甚少。因此，本书将忽略这些细节，而仅仅将所有这些记录想象为存储在被我们称为“语境盒”（context box）的各个部分里（见图7-3）。 [76]
图7-3 语境盒
如果你问琼，她正在想什么，她可能会提到她正在整理的话题。更进一步地提问后，你可能会发现，她正持有对这些改变的若干不同的描述，这些改变是她正在计划描述的。为了让自己能够在这些改变之间作出选择，她必须能够存储和取回其所描述的各种结构：
● 她当前子目标树的集合；
● 最近外部事件的一些记录；
● 最近精神活动的一些描述；
● 她目前活跃的知识片段；
● 过去常用来预测的一些模仿。
这也就意味着，琼“整理”的语境盒也必须与任务的各个方面一致（见图7-4）。
图7-4 “整理”语境盒
当然，琼也会将其他话题和主题长时间地“铭记于心”。因此，不管是在不同的层次还是在不同的思维领域，她都将需要记录一些这样的情境（见图7-5）。
图7-5 不同的情境选择器
为何我们需要这么复杂的系统来记录思维语境？对我们而言，被任何短暂的中断打扰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例如，某人问了一个问题或者捡起自己刚刚掉下的小工具。通常来讲，我们可以不需要在一切重新开始的情况下回到自己先前的状态。当我们中断自己当前的行为或思想而着手去做另一个任务的子目标，或者简单地用其他某些不同的方式思考时，情况也大抵相同。
当这种分散注意力的行为既细微又短暂时，几乎不会导致任何麻烦，因为这些行为并没有改变我们大部分的活跃资源。然而，较大范围的改变就会引起较多的破坏，并导致时间浪费和陷入混乱。因此，在进化较多思维方式的同时，我们也形成了快速返回先前语境中的机制。图7-6试图融合所有这些思想，以此来展示在一个系统中，对于各种不同的层次和领域，会有许多类似的结构。
图7-6 思想融合
在日常生活中，以上所有功能都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以至于我们根本就意识不到它正在发生，且我们对这些困惑的大部分回答是：我们刚才使用了“短时记忆”。然而，对于这些功能是如何工作的，任何优秀的理论都必须同样能够回答如下问题。
最近的记录持续了多久，我们又是如何为新记录腾出空间的？以上问题的答案并不唯一，因为大脑的各个部分必以有所不同的方式运行着。一些记忆是永久性的，而另一些记忆却会很快消失，除非这些记忆碰巧得到了“刷新”。同样，如果记忆存储的地方受到了限制，那么一些记忆就将被抹去，因为一些新记忆可能不得不替换掉某些已被存储的记忆。事实上，使得当今计算机变得如此之快的原因之一是，每次创建数据或检索已存储的数据时，数据会先被存储在一个被称为“高速缓存器”（Cache）的设备中，此设备是特别设计用来快速地访问数据的。随后，尽管某些高速缓存器已可以被扩展为更大、更持久的记忆盒，但每当高速缓存器已满时，其旧记录仍会被清除。
如何让一些记忆变得更为持久？有证据表明，将短时记忆转换为长时记忆需要花费数小时或数天的时间。以往的理论假设认为，频繁地重复会让原始记录更加持久。然而，我认为更可能的情况是：新记忆被暂时保存在像计算机的高速缓存器一样的资源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大脑的其他区域中将创建更持久的记录（详见第8章）。
在任何情况下，某些记忆似乎都会伴随人的一生。然而，这可能只是一种错觉，因为这些记忆需要不断地“刷新”才可能是这样。因此，在唤起童年的记忆时，你通常也会有“我以前记起过这件事”的感觉。这会使你很难分辨自己找回的记忆是来自原始记忆还是仅仅是原始记忆的一些副本。更糟糕的是，现在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当现在的记忆被刷新时，原始的记录可能会发生改变。 [77]
我们如何恢复旧时的记忆？众所周知，记忆通常不能重现。我们试图回忆起一些重要的细节时，却发现这些记忆消失不见了，或者说我们至少无法立刻恢复这些记忆。更确切地说，如果这些记忆消失得无影无踪，更进一步的搜索将是徒劳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经常想方设法寻找一些我们能够使用的线索来重现更多的记忆。以下是关于记忆重现的一个非常古老的理论：
奥古斯丁（397）：但是记忆本身丢失了什么东西，譬如我们往往于忘怀之后尽力追忆，这时，该去哪里追寻？……是否这个事物并未整体丢失，只是保留一部分而要找寻另一部分？是否记忆认为无法经常将其全部回想起来，而是残缺不全，因此要寻觅缺失的部分？我们看见或想到一个熟悉的人而记不起他的姓名时，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时想到其他姓名，我们都不会将其与这个人联系起来，我们一概加以排斥，因为在过去的思想中，我们从未把这些姓名和那人联系起来，直到出现的那个姓名和我们过去对那人的认识完全相符为止。
换言之，一旦你想方设法将这些记忆碎片串起来，就可能会重现一段更好的回忆。
奥古斯丁（397）：……这些概念的获知，是把记忆中收藏的零乱的部分通过思考加以收集，它们曾在某些地方隐藏着、散布着，被人忽视。如今我们的大脑已对它们有所认识，因此它们很容易呈现在大脑中。 [78]
奥古斯丁不久便转向其他方面的担忧，并悲伤地问：“未来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以此结束了关于记忆的讨论。在关于记忆工作机制的理论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时，已经是1000多年后了。
你一次能够思考多少个想法
你一次能感受到多少种情感？能够同时集中注意力于多少种不同的对象或想法上？在语境盒中，你一次能够激活多少种语境？你能够意识到多少精神活动？你意识的程度又有多深？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有意识的”和“注意力”这两个词的内涵。我们通常认为“注意力”一词是褒义词，并高度重视那些能够“专注”于某些特别的事，且不易被其他事干扰而分心的人。然而，我们也可以将“注意力”视为贬义词，因为不是所有的资源都可以一次性起作用，因此，我们能够同时想到的事情的范围总会有一个上限。尽管如此，我们至少能够通过自我训练来克服一些内置限制。
无论如何，在我们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当中，在开始变得混乱之前，我们仅能持有一些不同的“思绪”。然而，在较低的反应层次，我们进行了许许多多不同的活动。想象一下，你手里拿着一杯酒，与你的朋友边走边聊： [79]
● 抓住杯子的资源让你保持握住杯子这个动作；
● 平衡系统让你防止酒溅出；
● 视觉系统使你识别路上的东西；
● 运动系统引导你避开路上的障碍。
当人们聊天时，以上所有这些都会发生，尽管为防止酒杯中的酒溅出必须运行数十个过程，而且移动身体需要用到数以百计的其他系统，但所有这些活动似乎都不需要太多的思考。然而，当你在房间里漫步时，这些过程却很少会“进入脑海”，大概是因为它们的工作分属不同的领域（或大脑的不同部分）罢了，而这些不同领域的资源并不会与你最积极的“思考”这个主题相冲突。
语言和演讲也大抵如此。对于如何正常地选择应答朋友的话，选择表达哪一种想法，你的思维过程是如何将词句组织成顺畅的语言的，你很少有哪怕最微弱的意识。所有这些看似如此的简单和自然，这让你不会想知道语境盒是如何记录自己所说过的每一言每一语的，而关于你向何人谈及过这些事情，情况也同样如此。
是什么限制了人们能够快速开关语境的数量的？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论认为，每个语境盒都有限定的尺寸，所以存储信息的空间是有限的。一个较合理的猜想认为，我们每一个得到良好发展的领域都需要其自身的语境盒。那么，在所有这些领域里的过程都可以独立工作，只要它们之间不会争夺相同的资源，就不会彼此发生冲突。
例如，你一边走路一边聊天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两个行为使用了不同的资源集。然而，若让你边说边写（或边听边读）就变得异常困难了，因为这两个任务会争夺相同的语言资源。我认为，当你思考自己正在思考什么时，这种冲突会变得更为激烈，因为每一个这样的行为将会改变语境盒中的内容，而这个语境盒却试图记录你正在思考的内容。
在较高的反思层次中，我们的陈述跨越了许多时间和空间区域，可以从思考“我握着这个杯子”到“我是一名数学家”，或者到“我是一个地球人”。当然，人们可能会同时想到这些陈述的感觉，但是我认为，这些陈述在不断变化，且对于这些陈述所有的感觉部分来自我们在第4章讲的内在性错觉，因为我们相当快速地访问了各种语境盒的内容。
是什么控制了过程的持久性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爱尔兰政治家、作家，1790）：和我们搏斗的人锻炼了我们的勇气，磨砺了我们的技能。敌手即是助手。这种与困难的友好冲突迫使我们更进一步地熟悉自己的目标，并迫使我们考虑它们之间的一切关系，这将让我们变得不再肤浅。
无论此时此刻你正在做什么，你可能都另有选择，而且，无论你正在思考什么，你的其他思考都正在与之竞争。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有如下想法和情感：
我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耗费太多时间，以至于忘记了自己的初衷。除此之外，这个问题也已经变得复杂起来，这让我无法简单地记录了，或许，我们应该放弃这个问题，转而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无计可施时，我们会坚持多久？是什么决定我们何时放弃，以及失去我们所花的任何投资？对于如何保持我们的物质、精力、金钱和友谊的问题，我们总会加以关注，而且所有这些关注似乎都表明，我们拥有的一些批评家会发现，每一个特别的元素会在何时进入供不应求的状态，然后提出保护或补充它的一些方式。这些批评家会引导我们思考：“我没有太多的精力一次做太多的事情”，或者“我没有足够的金钱一次购买这些东西”，又或者“我不想失去与查尔斯之间的友谊”。
节省时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抛弃那些消耗你太多时间的目标。但是，放弃目标经常与你的理想相冲突，比如当这些理想是你答应去做的某些工作时，你可能想要压制这些思想，甚至会视这些理想为障碍。然而，与高层次价值观相逆会导致级联的产生，你会将这些级联识别为紧张、内疚、苦恼、害怕以及羞愧和难堪。因此，做这样的决定会使你变得“情绪化”。
大众：但是，某些受过良好训练的人似乎能够对这些情绪化的情感弃之不顾，而只做一些看似“理性化的”任务。为何其他一些人却觉得只做理性化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事？
在我看来，任何关于存在单一理性化思维方式的说法都是不现实的。如果人们总是对各种目标进行比较，然后决定哪一种目标该被搁置或者推迟，那么除非他能坚持某个目标足够久，否则，人们对于任何特定的目标永远不会取得进展。这就意味着，每种思维方式至少都需要一些能力来防止其他过程停止这个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控制批评家活跃与否来实现这一点。在第3章中，我们已经讨论过我们不能一直保护批评家的一些原因，且这里涉及了更多的问题：
如果活跃的批评家集合并不发生变化将会怎样？那么，你将会不断地重复同样的方法，因为在每一次改变你思维方式的尝试过后，这些批评家将再一次使你转换过来，你可能也会陷入“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的状态。
如果一些批评家一直保持打开状态将会怎样？某些批评家想必总会保持活跃状态，以使我们对严重危害作出反应，但是，如果这些批评家没有得到仔细挑选的话，可能会导致强迫行为，强迫你将大把的时间只花在一些特别的主题上。
如果关闭了所有的批评家将会怎样？那么，所有问题似乎都得到了解决，因为你不再询问这些批评家了，而且所有问题似乎都已经消失了，因为一切几乎都是完美无缺的。
在这种“神秘体验”期间，一切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当足够多的批评家重新打开时，这些意想不到的体验通常会黯然消散。
如果一次激活太多的批评家将会怎样？那么，你就会一直注意这些需要改正的缺陷，并花大把时间来补救它们，以至于你将永远无法完成任何重要的事情，并且朋友可能认为你处于消沉的状态。
如果关闭了太多的批评家将会怎样？如果你能忽略大多数警告和关注，这将有助于你“集中注意力”，但这同样会导致你忽略许多错误和缺陷。然而，激活的批评家越少，你试图追求的目标就越少，这也会让你变得太过迟钝。如果频繁地开、关批评家将会怎样？如果太多目标自由地竞争资源而无任何管理，你的思维将变得一片混乱。
那么，是什么决定了哪种批评家应该被激活？有时我们需要集中注意力，但有时我们也必须对紧急情况作出反应。所有这些证据表明，对我们来说，仅拥有一个集中式的系统是危险的，因为这样的系统会牢牢地控制着哪一个批评家应该得到激活。
一般来说，低层次的选择只会产生较简单的影响，就像其中一个积木批评家坚持的那样：“确保胳膊不会碰到积木！”这将改变你的短期策略，但并不会改变你的整个策略，且即使犯了错误，你仍可以与之建立联系并继续完成自己的初始目标。
然而，较高层次的失败会导致策略较大范围的改变，例如，通过唤醒自我反思的想法来沉思未来将是什么样子，或者沉思你的社会关系将会如何，就像在说“我没有足够的自律”，或者说“我的朋友失去了对我应有的尊重”，或者说“我缺乏解决这类问题的才能，也许我应该换另一个不同的工作了”一样。这些过程会引起大规模级联——情绪化。
人类心理学的核心问题
查尔斯·舒尔茨
Charles Schulz
著名漫画家
没有任何问题会可怕到难以解决的地步。
近些年来，很多心理学研究主要关注人们整体的行为表现，而很少关注每个个体以何种方式思考。换言之，至少在我看来，这些研究变得太过着重统计了。我认为，这样的研究方式很令人失望，因为从心理学史的角度思考将受益更多，例如，从让·皮亚杰历经多年只观察了3个孩子的思维发展方式，或者弗洛伊德耗时多年只检查了相当较少病人的思维的经历中，我们能学到很多。
统计心理学家：但是，当研究的样本太少时，你得出的结论可能就无法推而广之。这会让你处于这样的风险当中——你得出的结论仅适用于少部分特殊的群体。
我所担心的是，与之相反的风险（即你所得出的结论仅适用于整个群体）才是更糟糕的情况，因为这种统计式的研究可能会错过关于每个人如何工作的好结果，因而会忽视虽小但尤为重要的细节。例如，当心理学家问：“被动地观看暴力电影会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变得更好斗吗？”一些统计学家通过研究发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弱。
然而，如果人们在此基础上继续假设“联系弱意味着弱影响”，那么就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当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相异的强影响正好相互抵消时，也会造成联系弱的结果。 [80]而麻烦的是，这类信息可能会在统计研究中消失，除非这些统计研究能够更进一步探究不同的个体是如何使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非常接近的情况的。
在我看来，尽管统计方法在早期的动物实验中硕果累累，但对于仅有人类能思考的层次而言却很少会提出好的新思路。我也因此强调对人们所能识别的问题类型、对思维方式进行分类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如何了解哪些思维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处理这些不同的问题类型。以下是一些低层次的问题类型：
● 道路中的一些障碍；
● 我的目标并未实现其超级目标；
● 我没有获得自己所需的知识；
● 我的一个预言没有发生；
● 我的两个子目标似乎是矛盾的；
● 我不能让此方法奏效。
许多问题类型发生在更高、更具思考性的层次。
● 这个问题太难了。（将其分成更小的部分）
● 我做不到。（转换为不同的描述）
● 我无法控制所需的资源。（停下来思考并重新组织资源）
● 这种情况一直在不断重复。（转而使用不同的方法）
● 我想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目标。（变得消沉）
● 我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找出困惑的原因）
同样，每当我们在不同的思维方式之间作出选择时，我们的选择也会在以下语境之间进行：
● 具有不同优先权的子目标集；
● 时间分配和付出的努力；
● 表征不同情况的特殊方式；
● 监督每个问题进展的方法；
● 做预测的特殊方式；
● 发现相似情况的类比方法。
以上所有这些问题类型表明，如果我们想要更好地理解人类思维的更高层次，就应该让在人工智能领域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们对人们面临的问题类型、用来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和用来管理思维资源的较高层次的组织进行描述和分类，以赋予对其进行描述和分类的探索方式更大的优先权。关于这些主题的优秀理论的缺乏，导致我们的书架上充斥着为人们的自助方式提供建议的图书。对我来说，这表明需要对此类问题进行更多的研究，来对我们常识性思考的运作方式进行更多的探索。
● 我们的思维批评家能够识别问题类型的规律是什么？
● 我们的思维选择器所忙于的主要思维方式是什么？
● 我们的大脑是如何组织管理所有这些过程的？
以下是威廉·詹姆斯对他试着思考时将会发生什么事的描述。
威廉·詹姆斯（1890）：我发觉我的思想中有不间断的促进和阻碍、制止和释放的活动，有“跟着欲望走”的倾向以及以其他方式运作的偏好……迎接或对抗，占有或放弃，争取或反对，同意或不同意。
第8章将会讨论使人类思维变得更为智能的一些特性，并且，对于所有这些能力是如何联合起来形成我们所谓的“思维”的，第9章将会提出一些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