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段话曾由乔布斯亲自配音，成为了苹果公司经典广告《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 ）的广告词。

[2] 奈飞公司（Netflix）是美国一家在线影片租赁提供商，其网络电影总销量曾一度占据美国用户在线电影总销量的近一半。——译者注

[3] 美国宇航员，登上月球第一人。——译者注

[4] 美国历史上首位进入太空的女宇航员。——译者注

[5]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史上第一位非裔美国人球员。——译者注

[6] 确认偏误是指个人选择性地回忆、搜寻、解读有利于自身观点或猜想的信息，忽略不利的信息。——译者注

[7] 这也是为什么相较于女性，男性似乎拥有更多具有影响力的创新成就。从历史上看，许多有创造性的职业并不对女性开放。女性往往是全职主妇，待在家里照顾孩子。男性因此比女性拥有更大的产出，这使他们实现创新的概率更高。如今，男女机遇更趋于平等，这些性别差异在创新产品中消失，甚至产生了逆转的迹象。伯格发现，平均来说，女性对创造性产品的预测比男性更准确：她们对新想法持更加开放的态度，从而使她们更不容易做出错误的负面预测。——作者注

[8] 他支持过杰·雷诺（Jay Leno）他所主持的杰·雷诺深夜秀曾获艾美奖最佳综艺类节目奖。——译者注

[9] 《辛普森一家》的编辑兼制作人，他主持的科南·奥布莱恩深夜秀曾获艾美奖综艺类节目最佳编剧奖。——译者注

[10] 各式各样的经验真的能够催生出创新力吗？或者说富有创新力的人会主动获取多样化的经验吗？在时尚界，或许那些最具创意的总监们会选择让自己尽可能长久地沉浸在新文化之中，但这可能只是故事的一面。证据显示，多样性的经验确实可以培育出创造力。当我们让自己的知识库变得多样化时，我们变得更有可能去尝试创新性的想法，得到非传统的知识。研究显示，当人们回忆自己旅居海外的经历时，他们会变得更有创造力；而能说两种语言的人往往要比只会一种语言的人更有创意。在一次实验中，研究人员给两组欧裔美国人观看了两组不同的幻灯片，第一组观看的45分钟幻灯片讲述的是中美融合文化，第二组欧裔美国人则只看了中国文化或美国文化的幻灯片，在随后为土耳其儿童写作《灰姑娘》的环节中，第一组明显要比第二组更具创造力。在一周之后的发散思维测试中，第一组也表现出了更富创造力的类比能力。——作者注。

[11] 模式识别是指对表征事物或现象的各种形式的（数值的、文字的和逻辑关系的）信息进行处理和分析，以对事物或现象进行描述、辨认、分类和解释的过程，它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技能，也是信息科学和人工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者注

[12] 得州畜牧业发达，长期以来以肉食为主。——译者注

[13] 正如你可能预想到的那样，如果你在宣传一个糟糕的想法，这种方法不起作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扎克·托马拉（Zak Tormala）发现，由于惊奇的因素，听众更容易相信专家表达的怀疑而不是肯定。我们预期一个企业家或一个推动变革者表示肯定。当他们不确定时，我们就会被吸引住，更加关注他们表达的信息——这意味着如果想法很震慑人心，我们会接受。只有当你在传达一个十分有说服力的信息时，赛瑞克（Sarick）效应才会起作用。——作者注

[14] 对于破坏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我心怀愧疚，于是做了补偿实验，我让这些高管们列出3项或12项生命中的坏事。说出3件坏事很容易，也让我们觉得生活实在不如意。但要想出整整12件坏事没那么容易，这会让我们意识到生活其实没那么糟。另一种补偿方式是让他们评价某个名人。心理学家杰弗瑞·汉多克（Geoffrey Haddock）曾做了实验，参与者数落了英国首相布莱尔的三五个缺点。再想出更多讨厌他的理由后，参与者反而更喜欢这位首相了。要想出布莱尔别的令人讨厌的地方实在太难，因此他们觉得布莱尔也没那么坏。——作者注

[15] 邓尼西和伯克刚开始鼓励大家给内部百科做贡献时，很多主管都不准下属使用。他们担心在机构之间发布和传递信息时有安全漏洞，质量退化，没有效率。但当他们接触得越多，就越感觉到发生变化时不需要通过指挥系统的层层审批——通过话题分享信息着实比通过机构传达来得有效。3年时间里，内部百科日编辑量超过4000次，梅迪纳提供的空间已经成为多个创新项目的起始点。——作者注

[16] 难道真的是中间状态使我们选择了服从而不是创新？也许传统的人仅仅会选择中间地位的角色，或者有足够的雄心到达中间地位，但他们缺乏到达顶层的创新精神。事实并非如此。有新的证据表明，处于中间等级会减少我们的创新能力。 ^［42］ 心理学家米歇尔·杜吉德（Michelle Duguid）和杰克·贡萨洛（Jack Goncalo）做了一个实验，当参与者被分配为中层管理者的角色而不是主席或助理的角色时，他们产生的想法数量减少了34%。在另一项实验中，仅仅让参与者思考他们处于一个中间角色，就使参与者产生的想法数量减少20%～25%，并且他们想法的创新程度比他们设想自己处于顶层或底层状态时还低16%。由于处于中间等级的人一旦失败会冒更大风险，他们十分犹豫是否要用创新的方式来完成一项任务。——作者注

[17] 这有助于解释性骚扰的模式。在三项研究中，性别问题专家珍妮弗·伯达尔（Jennifer Berdahl）发现，性骚扰并不是主要受性欲驱使的：符合美的标准的女性并不是受到性骚扰次数最多的。相反，“主要是受惩罚违背性别角色的人而驱使的。因此，性骚扰是冲着那些违反女性标准的女性的，”伯达尔发现，“自信、有主见、独立的女性”面临的骚扰最多，特别是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组织中。她得出结论，性骚扰主要是针对那些“傲慢自大的女性”。——作者注

[18] 拖延可能对创造力尤其有利，我们在昏昏沉沉时也能解决很多问题。心理学家马瑞科·维茨（Mareike Wieth）和罗丝·扎克斯（Rose Zacks）曾调查学生的生活习惯是早鸟派还是夜猫子，然后让他们在早上8点或下午4点半解决分析型问题和顿悟型问题。他们在任何时间解决分析型问题都同样出色。但在顿悟型问题上，夜猫子早上完成得更好，早鸟派下午做得更好。其中一个顿悟型问题要求学生解释古董商如何识别一枚假的铜币。硬币上一面有一个皇帝的头像，另一面标着“554 BC”。处于清醒状态时，他们更可能选择过度结构化的线性思维，无法产生新奇的想法。但当他们状态不佳时，他们更容易产生随机想法，约20%的人突然想起了“BC”代表“公元前”，即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既然耶稣还没出生，硬币只可能在500多年后出现。如果你感觉在清醒时开始一个创造性的工作任务有压力，不如稍微拖延一下，直到你有点困倦。——作者注

[19] “超级碗”是美国国家美式足球联盟的年度冠军赛。——译者注

[20] 我在写这一章时故意拖延。我没有按照计划完成这一章，相反，我拖着没有完成，而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停下来回复电子邮件。第二天早上，我才突然恍悟蔡加尼克效应的重要性。蔡加尼克可能会感到很高兴，因为我在留下一个未完成的任务后想起了她关于未完成任务的记忆研究。当然，拖延有时可能做得太过极端。“我喜欢最后期限，” ^［52］ 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说，“我喜欢在最后期限过去后，人们快速工作发出的嗖嗖声。”——作者注。

[21] 新领导接手一个团队或组织后，往往热衷于来点变化。但是耐心一点更有价值。在一项实验中，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授安妮塔·伍利（Anita Woolley）让球队在50分钟内用乐高积木打造一个住宅结构，根据大小、坚固程度和造型美观评分。她随机挑选小组，让他们在任务开始时或25分钟后讨论策略。中途评估战略的团队比一开始就讨论的团队效率高80%。对任何讨论来说，任务刚开始都不是成熟的时机。成员对任务还不熟悉，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设置有效策略。在中点时间暂停也很有讲究，它能让团队的乐高建筑高大美观，空间充足，还十分坚固。耶鲁大学研究员康妮·格斯克（Connie Gersick）发现，任务的中点往往是领导者提出变化的最佳时机，因为这是群体最开放、最能接受独创性的时机。他们仍然有足够的时间去尝试新的东西，因此他们能接受完全不同的方法。另外，由于他们已经用了一半的时间，所以会非常积极地选择一个好的策略。这就是半场休息在篮球和足球中如此具有影响力的原因之一：允许教练在团队最适合接纳新战略的时机进行干预。——作者注

[22] 美国一家专门给居民运送日常食品杂货的初创企业。——译者注

[23] 走得太快是赛格威失败的原因之一。兰迪·科密萨尔“劝告他要有耐心”，记者史蒂夫·肯佩尔在《重新发明轮子》（Reinventing the Wheel ）一书中建议迪恩·卡门的团队“走慢一些，并建立一个跟踪记录”。在产品推出前，史蒂夫·乔布斯敦促卡门的团队去重新设计。然后，他们应该在一些大学校园和在迪士尼做安全性和可用性研究，这样人们就可以在产品上市之前看到它是怎么用的，并激发他们购买的渴望。但卡门的团队没有倾听这些建议，他们在没有解决客户、安全、法律、定价和设计问题之前就匆匆将赛格威推向市场。哈佛大学的创业学教授比尔·萨尔曼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直到今天，他想知道如果赛格威的团队放慢速度，在产品推出前证明该产品的安全性，改进其设计，降低成本，并获得在主要城市人行道上行驶的许可，赛格威又会有着什么样的命运。“如果它看起来不那么愚蠢，如果它只有25磅重，价格只要700美元，那事情又会是怎样呢？”他若有所思地说。——作者注

[24] 目前世界最大的在线钻石珠宝销售商。——译者注

[25] 金发姑娘理论：形容不冷不热，恰到好处，源于童话《金发姑娘和三只熊》。——译者注

[26] 在一起唱歌的小组明显更多地选择和小组成员分享。同其他条件下的小组相比，他们感觉他们彼此间更为相似，更像一个团队。在一项由耶鲁大学心理学家艾瑞卡·布斯比（Erica Boothby）领导的实验中，当人们和他人一起吃巧克力时，他们会更喜欢巧克力。我讨厌巧克力，因此这个实验对我不奏效——但他们随后的调查显示，与他人同时吃非常苦的巧克力，会感到更不舒服。很明显，当我们与他人一起分享时，积极和消极的体验都会被放大，导致相同的感情变得更强烈。——作者注

[27] 共享战术的作用仅仅是方便联盟成员达成一个共同点。当组织之间的战术重叠率超过61%，形成联盟的可能性就变得比较小了。当他们的方法大同小异时，组织之间可以互相学习和获得的东西就很少，他们的努力就很可能会变得多余。尽管WCTU和选举权组织共享了一系列战术，但它们仍然分别有很多独特的方法可以教给对方。妇女参政主义者开始组织游行，并在各种活动中设置展位；WCTU则更多地开始进行请愿活动。此外，社会地位的差异也很重要：当一方比另一方的地位略高一些时，联盟更容易形成。如果双方地位平等或差异极大，情况则相反。很明显，一个社会地位较低的运动组织通过与一个地位高的伙伴结盟，能获得更高的知名度。但是这对于地位高的组织来说也是有好处的。社会学家郑、金和索尔解释道：“作为既定社会秩序的挑战者，运动组织必须不断更新他们的活动安排，以使自己看起来是最前沿、最正宗和最具有意义的。如果他们的活动安排没有新意，它就会显得过时，并与最初的支持者失去联系。出于这个原因，高地位的运动组织可能会试图囊括新出现的问题或以前被忽视的老问题。”——作者注

[28] 妇女运动长期的盟友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恳求安东尼不要与崔恩结盟：“看在我们的友谊以及我对女性权利运动的崇敬的份上，听闻您和斯坦顿女士同一个愚蠢的疯子乔治·弗朗西斯·崔恩结伴同行并共同演讲的消息，我不得不表达遗憾和惊讶……此举只会使您受到嘲笑和谴责，还会让您正投身的运动为人们所蔑视……他也许有助于您引起人们的关注，但一只袋鼠、一只大猩猩或河马也有同样的效果。”——作者注

[29] 好消息是，如果一名警察被一个人伤害，但是获得了其他人的帮助，情况就会有好转。来自同事或上级的支持起到了缓冲作用，使他遭到伤害时不会感到巨大的压力，并因此缺勤。——作者注

[30]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消极关系都可以被扭转。散文家查克·克罗斯特曼（Chuck Klosterman）将普通的敌人（可能被转化的）同顽固的敌人做出了区分：“对于普通敌人，尽管你有点儿鄙视，但也有点儿喜欢。如果他们邀你参加一个鸡尾酒会，你会接受……但你绝不会和顽固敌人一起喝酒，除非你想在他的酒里下毒。”——作者注

[31] B级影片：拍摄时间短且制作预算低的影片。——译者注

[32] 威拉德的家庭保护的说法的影响力不断在变化，其大小取决于时机。当WCTU受到威胁时，它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在某些州的禁酒立法失败或酒吧数量更多时，如果她访问这些州，WCTU与女性参政主义者的结盟可能性会更大。此时，保守的WCTU成员感到自己的使命岌岌可危，并将女性参政视作与酒精斗争的宝贵武器。“威拉德告诉她们，这是由于她们在政治方面不够强大，从而帮助WCTU成员意识到她们在政治上的失败。”麦克卡蒙和他的同事这样解释，“通过告诉WCTU成员，妇女投票权将有助于通过禁酒法，威拉德使WCTU与女性参政主义者在思想上得到了一致。”——作者注

[33] 1990年，凯尔曼汇集一批来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非正式研讨会，他们在3年内定期举行会议。一般来说，每次会议每个国家有3～6个代表以及2～4个协调人参加。代表们分享他们的观点，避免互相埋怨和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合理的，并着重分析冲突对双方产生的影响。在所有参会者表达了他们的关切、理解，并认可了其他人的发言后，他们致力于共同解决问题。在1993年研讨会结束后不久，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就签订了。这是以色列政府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首次面对面达成协议。领导人由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业内人士将此归功于凯尔曼的撮合。——作者注

[34] 世界系列赛：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每年10月举行的总冠军赛，是美国以及加拿大职业棒球最高等级的赛事。——译者注

[35] 棒球中三人出局就是回合结束攻守互换。——译者注

[36] 凡事总是会有反例。我重点关注的是家庭中长子与幼子的平均差异，对出生在中间的儿童研究较少，因为定义谁算作中间出生的孩子，比确定长子和幼子更具争议性。萨洛韦认为，平均而言，中间的孩子最倾向于使用外交手段。他们要应对占主导地位的长子，且由于父母和哥哥姐姐的存在而无法支配弟弟妹妹。因此，他们掌握了协调、劝说和建立联盟的艺术。如果你讽刺我将中间出生的孩子贬到脚注里，那就是没懂我。——作者注

[37] 在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海伦·科赫（Helen Koch）让老师给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中的300多个孩子进行排名，并考虑他们的出生顺序、性别、兄弟姐妹的性别、年龄和社会阶层。结果显示，不论是男是女，长子在决断性和主导性上的分数明显更高。正如心理学家弗兰克·杜蒙（Frank Dumond）写道：“平均来说，头胎出生的女孩其实比第二胎出生的男孩更有雄性气质。她们倾向于表现出孩子王的特性。”——作者注

[38] 喜剧中心是美国有线及卫星电视中的一个电视频道，专播喜剧及幽默节目。——译者注

[39] 出生顺序效应不仅仅完全受环境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生物因素也是一大因素。有证据表明，一个人哥哥越多，就越有可能成为同性恋。每多一个哥哥，都会使其成为同性恋的概率增加约33%。这可能是因为哥哥会导致母体免疫系统产生更多对睾酮的抗体，从而影响了发育中的胎儿。这种出生顺序的影响只存在于男性之中，并且只与哥哥的数量有关，而与弟弟或姐妹的数量无关。研究人员估计，至少有七分之一的男同性恋者可以将其成为同性恋归因于哥哥的影响，并且有至少3个哥哥的男同性恋中，出生顺序的影响比所有其他原因都更强。——作者注

[40] 父母对幺子的反馈也会走向另一个反面极端，获得网球大满贯的运动员安德烈·阿加西（Andre Agassi）就是一个受害者。 ^［78］ 他的父亲希望培养出网球冠军，当前三个孩子没有实现他的愿望，他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最小的孩子阿加西身上。他的父亲爱打骂孩子，强迫他练习很久，强行给他安排日程，禁止他参加其他运动。他伴随着“阿加西家族最后的希望”这样一种破碎的意识成长。阿加西用打破比赛不成文的规则来进行反叛：他剃莫西干头、mullet（一种前短后长的发型）头并戴耳钉，和比他年长20岁的女歌手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约会。阿加西回忆道：“我没有任何选择，对于自己是谁、做什么没有任何发言权，这让我发疯。叛逆是我每天能选择的唯一一件事。我违抗权威，来给我父亲一个信号，以反抗我的生活中缺乏选择。”他的故事向我们表明，父母养育反叛者有两种完全相反的途径：一个是给孩子自主权和保护，一个是限制孩子的自由直至他们奋起反抗。——作者注

[41] 发展心理学家马丁·霍夫曼认为，解释某种行为对他人的影响，应该根据孩子的年龄采取不同形式。当孩子很小的时候，父母可以先解释行为会给受害者带来怎样的可见伤害：“如果你再推他，他会摔倒大哭”或者“如果你在路上扔雪，他们将不得不从头再清理一次”。随着孩子逐渐成熟，父母可以开始解释对基本情感的影响：“如果你把她的娃娃拿走，你就伤害了玛丽，让她感到难过”或者“你不与他分享你的玩具，会让他感到难过，就像如果他不和你分享玩具，你会感到难过一样”。等孩子再大一些的时候，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关注更微妙的感情：“她感到沮丧，因为她对她的塔感到自豪，而你却把它打翻了”或“尽量保持安静，这样他可以睡更久，醒来时感觉更好”。——作者注

[42] 当我写完这个部分，我的女儿们正绕着家庭活动室奔跑打闹，使还在爬的小儿子处于危险之中。我已7次告诉她们不许再跑了，但没有任何效果。我意识到，我没能按照我自己提出的建议——解释行为对他人的影响，于是我改变了我的策略。我对6岁的女儿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让你不要跑？”她看着我，马上回答说：“因为我们可能会让弟弟受伤。”我接着问：“你想让他受伤吗？”她摇摇头。4岁的小女儿尖着嗓子说：“不！”我宣布了一个新的规则：在家庭活动室里不许奔跑，因为我们不想伤害任何人。我让女儿自己负责执行规则，她们立即停止了奔跑。她们将这个良好的行为坚持了下去，这个下午接下来都在监控对方是否奔跑了。但几天后，她们又开始跑了。通过她们我才明白，如果我们在解释行为对别人产生的影响之外，附加声明我们的原则，就最有可能对孩子产生持久的影响。仅仅说“她哭了，因为她要玩你的玩具”是没什么用的。更有意义的说法是，“她哭了，因为她要玩你的玩具。在我们家，我们总是彼此分享的”。——作者注

[43] 关于赞美人格的好处的研究与赞美努力的价值的研究之间存在一个有趣的冲突。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德维克（Carol Dweck）在《看见成长的自己》（Mindset ）介绍了她的突破性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当我们赞美孩子的智力时，他们对自己的能力会形成一种固定的看法，从而导致他们在失败时轻易放弃。我们不该告诉他们有多聪明，明智的做法是称赞他们的努力，这就会鼓励他们看到自己的能力是具有可塑性的，就会坚持克服障碍。如何协调这些相互冲突的研究结果呢？我们不该假定，最好在道德领域赞美人格而在技能领域赞美努力，而是应该认识到，赞美人格会使孩子们觉得“我是一个好人，所以我可以做坏事”或者更可怕的是“我是一个好人，所以这怎么会是一件坏事呢？”因此，执行上文中所提到的纪律是非常重要的：它激发孩子形成明确的道德标准和情感，使他们没有动力做不良行为。我敢打赌，人格赞美加上纪律，会使孩子做出最有道德的选择。——作者注

[44] 又名星期日学校。英、美诸国在星期日为贫民开办的初等教育机构。——译者注

[45] 拜伦和他的合作者迈克尔·汉南（Michael Hannan）、黛安·伯顿（Diane Burton）也追踪了蓝图的普及概率。专业技能蓝图是最普遍的，31%的创始人使用这种蓝图。忠诚蓝图和潜力蓝图次之，分别为14%和9%。还有另外两种蓝图——专制蓝图和官僚蓝图，采用率都是6.6%。这两种模型中创始人都基于技能雇用员工，但专制蓝图主要依靠金钱和直接监督来确保员工完成任务，而官僚蓝图更多地在进行任务时加上详细的规则和程序。毫不意外的是，专制蓝图和官僚蓝图是最容易失败的两种模式。剩下的三分之一创始人采用以上这些蓝图的混合形式。专制蓝图是最容易失败的，比潜力蓝图高8倍；混合型和官僚蓝图的存活率介于专业技能蓝图和潜力蓝图之间。——作者注

[46] 我们常常认为，当保留意见不做批评时，创造力会达到最高，但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这个观点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广告营销时代。当时亚历克斯·奥斯本（Alex Osborn）介绍了头脑风暴的概念，其中第二条规则是“保留批评”，因为他们认为批评会阻碍人们提出一些疯狂的想法。但创新突破的出现是在获得更多的批评之后，而不是在更少的情况下。在美国和法国进行的一个实验中，人们进行集体头脑风暴，并随机被分配为“不进行批评”或进行“自由辩论，甚至是提出批评”两组。进行辩论和提出批评的小组并不害怕分享想法，他们比那些不允许提出批评的小组多想出16%的创意。在高风险的创新环境下，辩论和批评会完善创意的质量。研究表明，在最成功的微生物学实验室中，当科学家提出新的证据，他的同事们并不会欢呼，而是会提出质疑和替代方案。在医院也是如此：意见差异最大的医生团队会做出最好的决定，只要成员认为他们的同事是在为彼此争取最大利益。——作者注

[47] 你可能会认为一种安全的策略是在一开始建立一种忠诚文化，然后再转移到另一个蓝图。虽然这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解决方案，但它并不有效。改变一个蓝图既困难又危险。在对硅谷企业的研究中，有一半的初创企业改变了他们的蓝图，但这样做的企业的失败概率也随之增加了一倍多。偏离创立者最初蓝图的企业与同类的坚持创立者最初模型的企业相比，失败概率要高2.3倍。即使是一个微小的调整就足以引发大问题，超过一半的转变蓝图的企业只做了一个改变，例如在招聘中更关注潜力而不是专业技能，但他们也遭遇了失败。一个新的蓝图让企业颠覆的可能性猛增了25%，许多曾经有团队归属感的员工认为是选择离开去更好的地方的时候。如果企业转移蓝图，并且仍然成功上市，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它们在股票市场中的价值增长速度比那些一直坚持最初蓝图的企业慢几乎三分之一。总体而言，改变蓝图会比替换掉创立者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这就是意想不到的地方：拥有忠诚度文化的企业，一旦改变蓝图，会遭受最为显著的负面影响。——作者注

[48] 出自苹果一则名为“不同凡想”的广告，英文原文为think differently。——编者注

[49] 如果你雇用一个与你的企业文化契合的人，最后这些人只会增强彼此的观点而不是挑战彼此的观点。“文化契合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歧视形式。”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家劳伦·里维拉（Lauren Rivera）发现。很多时候，人们利用这一条规则“来说明雇用与决策者意见一致的人，并拒绝不一致的人，是合理的”。IDEO ^［94］ 是一家曾为苹果设计鼠标的创新咨询公司，这家公司在招聘时并不考虑文化契合，而是看候选人未来将如何丰富公司的文化。——作者注

[50] 这一证据表明，真正的异见的效果是最好的。我询问了奈米斯对古巴导弹危机中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被支配扮演“魔鬼拥护者”角色的看法。她回答说：“我认为他扮演的角色是确保一个质疑每种可能性的流程。他起到的作用是至少让人们走一个重新思考的过场——至少要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我仍然不认为这与真正的异见者有相同的效果，但这样做肯定比匆忙下结论好。”看来罗伯特·肯尼迪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魔鬼拥护者”，而更像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罗杰·波特（Roger Porter）所谓的诚实经纪人（honest broker）：通过引入不同意见并评估它们的质量，引导团队走完一个有效的决定过程。——作者注

[51] 麦卡锡主义是政治迫害的代名词。——译者注

[52] 重视透明度并不意味着员工应该说出任何事。“它必须与目标有关，”一位员工解释，“你可以告诉别人你不喜欢他们的牛仔裤，但你会因此遭到批评：这和目标有什么关系？”为了让员工保持透明度，桥水联合基金几乎所有的会议和电话都会被录下来。如果你猛烈攻击他们，他们就应该有机会直接从你的口中得知。当你说的一切都被记录下来，你最好持开放态度——否则别人必然会发现。作为桥水联合基金的员工，如果你在背后议论别人，别人会当面称你为“黏糊糊的黄鼠狼”。如果这种行为不止一次，你可能会被解雇。——作者注

[53] 将民主投票作为决策是徒劳的，这一点已经在猪湾事件的失败中得以明确。当时肯尼迪总统的意向性投票压制了反对意见。从这一经验中吸取教训，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试图让更多不同意见获得表达。为了防止委员会出于政治原因而倾向于让他高兴的选项，他首先在决议过程中限制了自己的角色。这使得团队能在更大范围的可能性中做出更平衡的评估。正如心理学家安德烈亚斯·莫则许（Andreas Mojzisch）和斯特凡·舒尔茨哈特（Stefan Schulz-Hardt）发现，“事先得知他人的偏好 ^［99］ ，会降低团队决策的质量”。第二步，他们不是每次只讨论一个选项，而是对每一种选择进行了比较和对比。有证据表明，当团队每次只考虑一个选项时，会过早出现大部分人对某一选项的偏好。所以更好的方法是对选项进行比较排序，因为在比较第三和第四个选择时，也许就会显露新信息，并足以扭转整个决策。心理学家安德烈娅·霍林斯黑德（Andrea Hollingshead）发现，当团队被要求对选项进行排序时，他们不再只选择最佳选项，而是更可能考虑每个选项，分享看起来不受欢迎的选项的信息，并做出正确决定。——作者注

[54] 研究表明，当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表达出更多对未来的乐观想法，那么在这位总统任期中，失业率和国内生产总值就会下降。当总统太过乐观 ^［107］ ，经济会变得更加糟糕。负面想法让我们关注潜在的问题，如果不去思考这些问题，就不会提前考虑预防和改正的措施。——作者注

[55] 我们想要证明，即使信息不变，只要它来自一个受益者，就会比来自领导更能有效地激励人。于是在下一个实验中，我们要求参与者编辑一篇留学生的论文，文章里包含了很多小的语法错误。我们向参与者解释，这是一个旨在帮助留学生提高论文质量、获得工作的项目。为了证明编辑产生的效果，我们随机分配参与者观看视频。视频有两个版本，都是同一位女性讲述一位学生在获得项目帮助后拿到了三份工作邀请。她介绍自己叫作普里亚·帕特尔（Priya Patel），不同的是，在一个版本的视频中，她是项目负责人；而在另一个版本里，她是受益的学生。看了负责人版本的参与者的表现并没有变化：这一组平均找到了不到25个错误，与没有看视频的对照组相同。但是看了学生版视频的参与者找到了平均33个错误——猛增了34%。我们还让参与者给学生写一个开放式的评论，并独立统计这些评论的建设性和帮助性。看了学生版视频的参与者，他们写的评论比领导版这组的好21%。——作者注

[56] 在处理焦虑时，兴奋和快乐并不是唯一可以激活前进系统的积极情绪。当年猫王在美国军队创建个人档案时，政府职员还用手动打字机填写表格。到20世纪80年代，IBM的电动打字机Selectric取代了陈旧的手动打字机，但其他流程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当台式电脑开始实现办公自动化时，负责填写表格的政府工作人员开始担忧电脑最终会取代他们的工作。政府领导人没有劝说他们冷静或向他们提出保证，而是通过唤起好奇心激活了人们的前进系统。他们把电脑放在桌上，就在他们信任的打字员旁边，宣布将会做一个测试，他们甚至没有把电脑插上电源。大约一周后，他们安装了一些简单的游戏，并鼓励工作人员在空闲时间尝试它们。工作人员对这些游戏非常着迷，以至于几个月后当他们正式开始培训时，他们已经自己学会了一些关键操作。正如参与这件事的一位领导布莱恩·戈申（Brian Goshen）所回忆的：“当我们准备开始时 ^［116］ ，人们已经一点也不怕它了。他们已经完全适应了新技术。”——作者注

[57] 该练习利用人们在防守和进攻时的心理差异。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安妮塔·伍利教授在对情报机构的反恐小组进行研究时，发现当小组处于防守角色时，往往倾向于求稳，试图防御所有有竞争力的威胁。他们会收集大量信息，但最终会因为信心减退而被打败。而当小组处于进攻角色时，他们会想出许多创造性的可能，然后深入探究其中一到两个袭击计划。——作者注

[58] 在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之后再进行情感宣泄 ^［125］ ，似乎才是效果最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后，超过9000名心理咨询师来到纽约，希望能防止人们出现创伤后应激，并缓解焦虑、抑郁和悲伤的症状。心理学家蒂莫西·威尔逊（Timothy Wilson）描述了咨询师主持多次危机事件应激晤谈（CISD），鼓励创伤受害者和观察者尽可能尽快花几个小时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幸的是，这种方式对当地居民、消防队员和近距离接触这一悲剧的其他民众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一项对遭遇火灾的人员的调查发现，一年之后，那些经历了危机事件应激晤谈的人发生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和焦虑的概率更高。心理学家詹姆斯·彭纳贝克（James Pennebaker）已经以实例阐明，在我们已经有过一段时间来处理某一压力或创伤性事件后，再来表达我们的想法和感受是最有益的，因为这时我们不会被愤怒蒙蔽双眼，也不会因为悲痛而精疲力竭。——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