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哈耶克与《致命的自负》

《致命的自负》这本书的作者为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 1899—1992），他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公认为是以一人之身兼领数派、以一己之能跨越数科的大学者。所谓兼领数派，是指他先与米塞斯合作组建了奥地利学派，后加入到伦敦学派，此后又游学于芝加哥大学和弗莱堡大学，进而对芝加哥学派和弗莱堡学派产生影响；所谓跨越数科，是指他除经济学外，还广泛涉足于法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和伦理学等领域，并在这些领域颇有建树。哈耶克一生所著的绝大多数重要著作，都已被翻译为中文。另外，有关哈耶克的传记，也有多本被译为中文。

一、哈耶克其人

1899年5月8日，哈耶克出生于维也纳，是家中三个孩子的老大。他的父亲是维也纳市卫生局雇佣的医生，但一生的兴趣都在植物学。凭着母亲带来的家族地产，哈耶克家庭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一般认为，哈耶克是受了父亲的影响才走上了学术的道路，因为他的父亲终身想成为大学教授而不得。另外，他的祖父和外祖父也都是学者。

1898年到1914年之间的维也纳，在文学和哲学领域突然涌现出许多的天才。正因如此，这里才会孕育出哈耶克、波兰尼（他虽出生在匈牙利但工作在维也纳）这样的人物。1918年底，哈耶克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在维也纳大学的第一年，哈耶克最热衷的是心理学，主要关注的是人的精神对物质世界的理解的性质；到了大学二年级，他投入到心理学和经济学的时间基本是对半开，学年结束的假期间还曾到苏黎世一位大脑解剖学家实验室访问过几周，探究大脑中的神经纤维束（这为他后来写作《感觉的秩序》一书奠定了部分知识基础）。不过，对于自己到底选择学习心理学还是经济学，哈耶克有点摇摆不定。据传记作者艾伯斯坦说，出于金钱和谋职的考虑，哈耶克最终选择了经济学⁽³⁾。这样从本科三年级开始直至研究生阶段，他完全转向了经济学，并于1923年从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当然，这件事还有一个比较“高大上”的学术版解释，那就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让他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从17岁到23岁，哈耶克是一位具有温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年轻人。他想弄清楚这样的问题，即“如此吸引人的社会主义计划如何能够实现呢？”

1923年3月到1924年5月，哈耶克到美国纽约大学进行研究，还到哥伦比亚大学听课，并受韦斯利·米歇尔的影响而重视经验研究。1929年至1931年，哈耶克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无薪讲师（收取学费作为收入），1931年离开奥地利前去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并于1938年加入英国籍。在伦敦期间，他参与到当时关于货币、资本和商业波动的研究与讨论中，还从米塞斯那里接棒作为主角参与到社会主义计算的论战中。1940—1949年间，由于伦敦经济学院搬迁到剑桥，哈耶克与剑桥大学的学者（最著名的当然是凯恩斯）密切交流。1950—1962年，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任教。1962年他接受了德国弗莱堡大学的教职，一直到1969年他调到萨尔茨堡大学工作为止。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达到他一生荣耀的最高点。1992年3月23日，哈耶克逝世。

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期间，哈耶克主要跟随维塞尔学习，受到他温和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从美国返回奥地利后，他主要受到米塞斯的影响。哈耶克后来回忆说，米塞斯是他思想发展的“主要领路人”，自己的学术兴趣“受到他的很大影响：对货币和工业波动的影响，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兴趣，都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哈耶克传》第48页）。米塞斯影响哈耶克的另一个领域是他的哲学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强调终极的知识来源于内心。米塞斯对哈耶克产生影响的主要著作是192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一书（该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中译版），在为该书1978年再版而写的序言中，哈耶克说，“《社会主义》一书震撼了我们这代人，尽管我们对其核心论点的接受是缓慢而痛苦的”（《社会主义》中译版哈耶克序）。

哈耶克的一生，发表了130多篇文章并撰写或主编了25本著作，其中最为知名的有《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致命的自负》以及论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这几部都已有中译本）。其中1944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标志着哈耶克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是一个不怎么知名的经济学教授，而在这本书出版后一年，他就成为全球知名的人物。1947年4月，哈耶克还推动建立了“朝圣山学社”这一专门研究自由社会性质的组织，其核心成员有米塞斯、弗兰克·奈特、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卡尔·波普尔、迈克尔·波兰尼（《大转型》一书作者的弟弟）、马克洛普等知名学者。如前所述，在哈耶克漫长的一生中，他还与多个学派（奥地利学派、伦敦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弗莱堡学派）发生过关系，甚至在部分学派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

哈耶克是作为他所定义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否定者面貌而知名的。他的观点一以贯之，基本可概括为：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与市场经济是自由、繁荣和民主之本；或者换一种相对复杂一点的表述，那就是，如果一个社会的规则和法律能使个人利用他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去追求自己的目的，而毋需所有人统一追求由某个集中的权威决定的计划，那么该社会从经济上说就是有效率的。如此明确的主张，以及他终身不断地从哲学、法学、历史、心理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生物学等各门学科中汲取证据，形成一个既繁复又逻辑一贯的论证体系，为哈耶克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当然，有时也被人批评为思想重复而乏味。之所以将自己的研究，从最初的经济学理论转向其他的研究领域，按照哈耶克自己的说法，是因为他认识到，自由社会应该具有的诸多当然前提，其实远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哈耶克这样的研究方法与知识趣味，被《致命的自负》一书的译者称为“本世纪不多见的‘知识贵族’”。这是因为，他试图打破我们习以为常的严格的学科分工，而从整体上把握现代文明。

在国内，哈耶克也是广受欢迎的学者。这从他的多部著作被翻译出版，有多位学者以研究哈耶克而知名就可以看出。学者高全喜曾经总结过，哈耶克研究在中国有三种不同的路径⁽⁴⁾：第一种是知识社会学的路径，主要以邓正来为代表，他们强调哈耶克基于理性有缺陷而建立起来的知识论，然后追溯哈耶克的整个社会观，把法律、政治放在他的社会系统中加以研究；第二种路径，主要是以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常识来解读哈耶克的，以刘军宁、秋风为主要代表，主要重视哈耶克与自由主义价值谱系相关联的一些理论，如法治观、自由观、市场经济、自生秩序等；第三种是高全喜本人研究的政治哲学的路径，主要关注“如何构建一个社会的政治与法律制度”，以及“政治与法律制度后面的正当性问题”等。

二、《致命的自负》一书

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负》一书（中译本由冯克利、胡晋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是哈耶克生前最后一本重要著作。但在1988年《哈耶克全集》出版时，这最后一本著作却被编者列为首卷。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该书某种程度上是哈耶克一生研究的总结。在这本书写作期间（1978—1985），他写信给友人说，这本书可能是自己最重要的著作。虽然有人评论说该书没有达到哈耶克最初期许的那种高水平，但由于它是哈耶克一生研究的总结，而且书稿内容比较通俗好懂（它是由辩论赛提纲发展而成的专著）、篇幅也不大（中译本正文仅162页），因此被人广泛地阅读，我也因此选择该书作为解读文本。

哈耶克写作此书的起因是，1978年他打算以“社会主义是否是个错误”为题，在巴黎这个西欧左翼阵线的大本营与对手来进行一场最后决战般的大辩论。在20世纪的20年代至30年代，经济学界曾经就那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展开过一场大辩论。1920年，米塞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一个没有价格的经济体系——即社会主义——是否有可能存在？按照哈耶克自己的说法，在这场辩论中，20世纪“20年代是米塞斯出战，30年代则由我出战”（《哈耶克传》第109页）。在当时，以奥斯卡·兰格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支持者，也对此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兰格就曾经评论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的挑战：“正是（米塞斯）他有力的挑战迫使社会主义者认识到，恰当的经济核算体系对于引导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哈耶克传》第108页）。从事后的眼光看，在这场论战中，米塞斯、哈耶克等人其实并未占据上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说法（商品价值问题的解决不需要借助于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竞争性市场中的自由浮动价格，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计划人员非常仔细的核算来进行），在当时更为人接受，并进而影响到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国家的公共政策。比如，在苏联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制度；在第三世界国家，即便没有全面模仿苏联，也建立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并对经济进行广泛的政府干预；在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也把大量的企业国有化，同时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活动。但是，时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生产资料国有制与指令性计划经济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运动，其经济后果已经比较充分地显现了出来。因此，哈耶克觉得此时有必要就社会主义再组织一场终结性质的辩论。哈耶克设想，由朝圣山学社的成员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为一方，邀请詹姆斯·米德、诺姆·乔姆斯基、阿瑟·刘易斯、刚纳尔·缪尔达尔等人为另一方，同时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也已同意出任辩论赛的主持人。不过，可惜的是，这一设想中的辩论赛未能成功举办。

于是，在同道的鼓励下，哈耶克把原先为论战准备的简短宣言，扩展成了现在这本《致命的自负》一书。写作《致命的自负》，花去了哈耶克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其实这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已相当糟糕，但仍坚持着完成了这一著作。1982年8月，他将第一个版本提交给在奥地利召开的一个小会（参加者有布坎南、科斯、乔治·斯蒂格勒等15人），可与会者对此并不满意（当然是相对于阅读者的期待而言）。于是，在1982年后半年及1983—1985年间，哈耶克反复修改书稿，直至因病被迫永久停止研究。最后的书稿，是在《哈耶克全集》的总编辑威廉·巴特利三世的手上定稿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书稿文字。

《哈耶克传》的作者艾伯斯坦说（该书第362页），《致命的自负》出版时并没有获得一致的喝彩，虽然其中存在着智慧和天才的火花，但并没有达到最初期许的高水平。事实上，根据哈耶克的秘书库比特的回忆，哈耶克自己也在疾病中不断地怀疑自己能否写完整本书，能否写得和别的书一样好，最终他也对自己没有亲笔完成这本书感到很失望（巴特利三世在书稿完成方面起的作用，比最初设想的要大）。

据《哈耶克传》说，“致命的自负”这一书名来源于哈耶克所摘录的亚当·斯密书中用到的“过分的自负”（the overweening conceit）一词。斯密用这个词来形容某些过于傲慢的知识分子，他们相信自己设计出来的社会比竞争性市场更优越。哈耶克将“过分的自负”变为“致命的自负”，并用这个概念表达大致相似的意思，即认为那些持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其错误不在于道德而在于知识，即对理性知识抱有“致命的自负”，以为凭借理性与现有知识就能设计出最美好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可以运用计划来管理经济、可以重塑道德甚至重新设计语言。

此处需要事先交代的是，为了避免市场秩序和私有财产可能带有的贬义色彩，并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多处将市场秩序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或者“扩展秩序”，将私有财产称为“分立的财产”。但他在该书中，并未完全杜绝使用市场秩序和私有财产这两个词。因此，本章在使用这些词汇时，也不刻意地加以区分。不过多数时候，本章仍然使用市场秩序与私有财产两个词。

中文版《致命的自负》除了“中文版导言”、“译者的话”、编者（即前面提及的巴特利三世）前言和哈耶克本人的一个短序外，正文有导论和九章的内容，另外还附录了七篇补论（用来解释相关概念或交代有关背景知识）。总体而言，正文的内容，虽然讨论的问题都非常重要，但并未形成一个非常清晰的结构。在导论部分，标题使用了原辩论会的选题：“社会主义是个错误吗？”对此，哈耶克的答案是，它是源自于知识（或理性）的一场错误。

本书的第一至第六章，内容相对完整，主要是总结哈耶克一生对自由市场的辩护观点，分别论述了以下具有递进性或因果性的问题：（1）道德规则处于本能和理性之间；（2）财产与公正共同成长；（3）贸易与文明共同进步；（4）人类从本能和理性两方面同时对财产与市场进行质疑；（5）这种质疑来自于理性的自负；（6）贸易和货币是一个超出理性全盘理解力的神奇世界。

在上述具有相对完整内容的六章之外，哈耶克还利用上述理论相对分散地讨论了三个问题，分别是：（1）语言滥用对社会科学研究乃至社会政策的不良影响；（2）人口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不能为计划所限制；（3）宗教中包含我们理性难以全部认识的传统智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