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结论
美国霸权时期的民主与包容
如今，新政，作为富兰克林·罗斯福为应对经济危机而追求的真正受欢迎的指令和政策的体现，已经逐渐消失在历史的记忆之中了。然而，这一时期所建立起来的更大范围的政治秩序，却继续推动那些主要的承诺和制度。而正如伯恩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所预言的那样，长期集中于安全、全球声望，以及强有力的国家权力的后果是，将君主权力与共和主义自治叙述分离开来的界线已受到侵蚀，而这一叙述为美国独立打下了基础。目前，公民投票政治在与这样一种背景相左的情况下发生，即基本的决策从根本上说集中在国家和公司实体的高层手中，而多数美国人几乎并不具有那些意味着标志自由公民权的实践经验。或许对像鲍德利或克罗利那样的人来说，最令人吃惊的恰恰是他们为之辩护的那些在新政和后新政时期行政官员手中的法令，包括最低工资法、集体商谈条款、管理机制，预示着对更大程度的改革主义愿景的放弃。由于改革主义愿景牢牢地受到被动员起来的、充满自信的选民的大众活动约束，这一愿景曾把安全看作只不过是实现真正自治和强有力政府这一目的的手段。
同样使人感到气馁的是，美国国内这样的发展已经与根深蒂固地致力于扩张美国全球权力结合到了一起；精确地说，即沃森所认为的使共和主义公民沦为一个帝国式国家的臣民将变得不可避免。由于美国无疑克制了自己去追求拥有永久性的殖民地属地，在某种意义上说，沃森的担心被夸大了。然而，植根于新教千禧年主义的全球和平计划，依然是今天美国政治图景中的一个根本构成要素。进而言之，最近几代人基本上已肯定了20世纪初的国内和平与美国实现全球稳定的义务之间存在的联系。
如果有什么的话，那就是这一国际权力无节制的增加，说明了这些主题对国家政治所具有的持续的重要性。人们可能会认为，自施行新政以来，随着对普通公民实际控制的减弱，美国全球地位的象征性含义已经得到加强。集体身份现已与美国作为国际和平力量的这种思想缠结在一起。进而言之，人们参与美国的全球性权力追求（哪怕是以经由美国出生和美国公民身份的间接方式参与），对个人来说体现了一种享有共同目的和成就感的难得政治时刻。就像特迪·罗斯福和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在一个世纪前料想的那样，社会成员身份涉及范围更大的伦理计划的思想，已经同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命运错综复杂地连接在一起了。而就像特迪·罗斯福也承认的那样，国际权力扩张已回过头来支撑着国内公民投票的政治架构。美国不断专注于应对外国危机的观念，强调美国需要灵活而权力集中的行政部门，一个代表民众意愿发声并对外国发生的事件即刻做出反应的行政部门。因此，虽然美国避免了发展成一个传统上的帝国，但历史上共和主义者对实际上的帝国政治的担忧，却被证明是准确无误的。美国权力的扩展，以及国内有增无减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等级制实践却已相继出现，从而对集体生活的基本样式起到了相互强化的作用。这最终意味着，总统不受制衡的宪政问题主要并非法律上的困难。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政治上的意见，因为这些意见将外国的不稳定看作美国干涉的永久性正当理由；而且只有通过解决那些潜在的意见，这些问题才能得到完全解决。
或许管理上的安排最具损害的影响之一，是这些安排已如何改造了平等的主要含义，进而改变了民众对政治包容性的渴望。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将19世纪农民和靠工资为生者的社会运动，在根本上理解为对得到完全成员身份利益的关心。对这些定居者来说，成员身份意味着集体自治，并要求经济独立和对政治决策的实际控制。服务于这些目标的大众动员，提供了挑战经济和政治依附性上升，以及由精英统治造成的民众制度破坏的持续压力源。然而，自那之后的年岁里，平等计划越来越集中在这个国家为数不多、日益精英化的公司职位和政府权力分配上。平等计划曾聚焦于减少那些形式上的障碍，它们阻止来自特定背景的个人凭能力取得专业性或精英地位。换言之，包容性已变成将先前的从属社会群体纳入领导角色中的手段，而不是使全部的集体生活民主化。这种结果虽然明显是定居者规范的严重倒退，但是它基本上是为了改变社会特权群体的构成，而非破坏诸如此类的特权。因此，这个国家虽然甚至可以有位非白人或女性总统，但对他/她将挑战美国国内经济等级制或美国国外干涉主义的基本特征，却不要抱有任何期待。
在本质上，虽然包容性已成为最近半个世纪核心的改革议程，但其基本要旨已被从旧的共和主义自由愿景中去除掉了。在基本层面上，改革活动的目标曾是拆除将不同公民阶级区分开来的阶层化藩篱，并通过消除形式上的歧视来创造一种所有美国人——无论其种族或性别——在法律上一致平等的条件。当然，这些努力或许是20世纪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民主胜利，并且彻底改变了美国文化，以及非白人和妇女在其中的地位。然而，尽管有这些引人注目的变化，改革的主要遗产却并非改变主要秩序，而是使这一秩序合理化。平等经常只意味着淡化国家将强制性权力施于边缘化群体身上的那些最苛刻的含义，并为那些从边缘化群体中吸收过来的极少数特权者进入精英行列提供通道。结果，通过使非白人和女性专业人员参与行动和扩张活动，这种趋势已成了对国内和全球性组织安排的支持。
然而，即便有这样的发展，此时此刻并非没有资源来解决内部自由公民权衰弱问题、来处理和平的全球化承诺问题。而且这些资源与包容性政治及其在后新政秩序中的意义紧密相连。这是因为先前更加充满活力的平等愿景从未完全消失。事实上，最近的改革努力已经接受了第二条竞争性的路线，虽然这一路线目前经常被弄得含糊不清。对激进改革者来说，包容性要求克服对公民权含义的普遍淡化，并因此恢复历史上的独立计划——直到现在才把包容性扩大到包括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这意味着从根本上瓦解国内外的权力结构，因为这些权力结构削弱了自治并使自由公民身份变得不可能。在其最膨胀的时候，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尤其把内部自由观点与对外部的权力结合在一起，而与此同时主张民众应具有为公益发声的能力。这一经常被淹没的运动遗产，意味着人们具有对今天的问题继续进行系统性思考的可能性。这一遗产也为19世纪的群众运动与当今的改革计划提供了连接性的历史联系，因为后者同样寻求捍卫普遍性的非帝国理想。
尽管定居者帝国已死，但是美国对国际警察权力和全球优势地位的实践，却坚持把外部人当作实现美国国家目标的工具。在19世纪，这些目标以内部自由和政治可行性的丰富叙述形式呈现。然而，现在这些目标，则日益呈现为诸如此类的内部安全问题，以及对美国地位的无限保护。事实上，美国面向世界的倾向，虽然将定居者过去某些最有问题的意识形态特点结合到了一起，却缺乏其所具有的解放性抱负。它继续把外部人——包括美国国境之内的移民——看作依附性边缘群体的组成部分，并利用这一群体来扩展国家财富和支配权。然而，对美国人来说，这些做法已经与意味深长的经济和政治自治的规定没有联系了。在某种意义上，对当前来说，最主要的挑战是要逆转这样的发展，恢复对自治的叙述，并消除它们与国内外的外部人从属地位之间的联系，从而使自由真正普遍化。本书的最后篇幅利用民权运动时期的观点，来引出这一计划的当代意义，并提出当前的这些可能性——把为包容性而进行的努力，与更广泛地修改集体成员身份的内容和目标结合到一起。
两场民权运动
自从新政秩序得到确立以来，民权运动代表了最不屈不挠的努力，来恢复作为自治的自由愿景，并将这种自由愿景与对帝国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如今，这一遗产几乎被遗忘殆尽，在很大程度上因为20世纪中叶为黑人平等所进行的斗争总是具有两个相互冲突的维度。一方面，为结束种族隔离和正式的法律歧视所做的努力，试图将黑人完全整合到美国的国外霸权计划和国内安全计划之中。他们强调中产阶级黑人的社会流动性，以及将他们中的一些人包容到公司、专业人员和政治权力诸领域中。黑人在法律方面所做的结束种族不平等的尝试，或许最为恰到好处地说明了这些特点。虽然20世纪50年代最著名的民权诉讼涉及种族隔离的小学，但是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NAACP）最早的两起判例案，却是聚焦于研究生的专业学习——尤其是法学院。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法律战略中的首要胜利之一，是1938年密苏里州的盖恩斯诉加拿大（ex rel Gaines v. Canada）一案，该案认为密苏里州因没能为黑人学生提供州内法学院教育而违反了平等保护的保证。十年之后，斯韦特诉佩因特（Sweatt v. Painter, 1950年）一案更进一步，认为决不能根据种族而将个人拒之于法学院大门之外。 1 对这些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的律师来说，平等关键是要为黑人赢得实现专业性地位、在最高层参与公司和政治领导的机会。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发生贯穿美国南方声势浩大的民众动乱和动员之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向国会施压，以终止合法化的种族隔离，并赋予所有黑人投票权。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些改革体现了全国层面上白人政治家的选择，以保护新政自由主义——途径是清除南方丑陋的种族隔离，并使得该地区的实践与该国其他主要地方保持一致。换言之，这样的改革寻求保持美国国内经济和政治稳定，从而加强美国在国际上的道德地位。在黑人中产阶级中间，许多人对这种从根本上来说起稳定作用的做法有同感，因为长期以来，他们是根据自由主义的包容性和精英的社会流动性来看待民权斗争的。事实上，黑人社会内的许多传统领袖，反对将法律歧视的批评与以下两件事情混合在一起：其一是更广泛的国内改革倡议；其二是对美国全球权力的挑战，尤其是在越南（战争）背景下。例如，美国城市联盟（Urban League）负责人惠特尼·扬（Whitney Young）就曾在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1966年的大会上警告活动分子说，城市联盟将谴责任何团体把“国内民权与越南冲突”的议题联系在一起。 2
这些意见在民权运动内取得的长期胜利，不仅为今天的种族讨论设定了条件，而且也决定了以前那些斗争的真正含义，并因而决定了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政治遗产的真正含义。尤其是，它意味着美国黑人平等的目标，基本上与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争取更大范围独立斗争的政治想象力脱节了。种族平等被理解为具体的美国融合计划，这一计划主要包括为黑人社会内的那些富裕分子提供平等的机会，以获得专业人员和中产阶级的尊严。毫无疑问，这一计划为黑人社会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好处，尤其是使得那些日常羞辱做法——从辱骂到正式歧视和随机性暴力——稳步减少，而这些做法在历史上标志着黑人的经历。然而，聚焦于将黑人精英融入美国权力结构也伴之以显而易见的代价。它完全忽视了我们最近所做的集体尝试，即创建一个以民主自治为前提的真正的包容性社会——将包容性想象为要求把所有人提升到自由公民地位。
对许多民权活动分子来说，民众流动性的目标和嵌入黑人解放计划中的希望，恰恰在于实现这一愿景。在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杜波依斯（W.E.B.Du Bois）对民权领袖们警告说，仅仅消除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并不会改变大多数黑人所遭遇的经济和政治从属地位。就在动身流亡到新独立的加纳之前，杜波依斯在北卡罗来纳告诉大学的听众们说，虽然美国“正绝对接近……一个美国黑人将在法律上与其他美国人的公民身份平等的时刻”，但这只代表“甚至更困难的种族和文化问题的开始”。结束形式化的不平等，只是建立一个以其成员拥有实质性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的前提条件。无论是在种族上、经济独立上，以及在对自己工作生活的日常控制上，这样的自由都需要挑战公司和政府的等级制，因为这样的等级制排斥大多数的个人。唯有消除这些等级制，美国人才终将“恢复民主制，而我们对此虽然长期吹嘘却几乎无所作为” 3 。
进而言之，杜波依斯直接将这一国内的自由计划，与对抗帝国的所有表现形式联系在一起，包括由强大国家操纵的不断对外进行控制的非正式模式。杜波依斯将美国黑人的经历理解为欧洲的更大范围殖民遗产的特别变体；因而认为，任何消除殖民主义遗迹的意味深长的承诺，都意味着支持在世界各地消除殖民主义。并不意外的是，作为反帝一致性的象征，杜波依斯选择在恩克鲁玛的加纳度过他的余生。杜波依斯希望，美国黑人将率先重塑美国在世界上的立场，与全世界被殖民民族携手合作，以改变其政治经济依附状况。在模仿美国自己的后殖民时期建国者的那些话中，他想像一个真正的自由非洲：那是一个“拒绝受其他大陆的人剥削的非洲，那些人为了自身利益而非非洲各民族的利益”；那是一个将“强调和平，不加入军事同盟，并拒绝为平息欧洲人的争吵而进行战斗”的非洲。 4
有一位领导人，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他不仅曾聆听过杜波依斯的号召，而且为了使这一号召成为一场有组织社会运动——可以作为政府监督者而存在的运动——的基础而斗争。如今，金被广泛地认为是民权行动主义的守护者（patron saint），而这种行动基本上被看作努力结束法律上的歧视，并为向上移动的黑人提供取得社会权力的平等机会。然而，他实际上的观点，还有他的许多支持者的那些观点远远更加坦率。在金去世前的最后一本书《我们何去何从？》（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1967年）里，他明确将他的自由愿景，与激进民粹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的一般性共和主义理想联系在一起。金认为美国的黑人处境问题，是一个“教育上被阉割、经济上受剥削”的问题；而克服种族主义，要求的不仅仅是终结形式上的种族隔离，它需要“对美国社会的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造”。按照他的观点，那些将财富和政治权力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同时使美国军队足迹永远向全球延伸正当化的相同力量，也使黑人的从属地位得到维系。在他看来，“种族主义、贫穷和军国主义的罪恶”深深地交缠在一起，必须通过行动来加以克服；这些行动既要解决美国的国际警察权力问题，也要解决美国国内民众权力被消除的问题。 5
对金的首要挑战，并非是坚持某项具体的纲领性议程，而是要求恢复集体机构，这一机构因集权化公司和国家制度的崛起而受到侵蚀。他希望民权运动将发展出新的组织手段，社会内部的选民由此能够被永久性地动员起来，以便维持民主的管理。他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政府将“回避我们的要求”；而且无论政府通过什么样的措施，它们都将是供“恳求者所使用”，而不是自我实现的公众意志的产物。按照他的观点，对于在实践中存在的民主来说，必须有不限于常规的选举；个人必须直接参与对集体生活的改造。就像金所写的那样：“我们必须从实力出发，发展出这样一种局势，政府在其中发现与我们合作是明智而有远见的。”在某种意义上，他希望民权团体及其支持者将作为公众的代表，显而易见地取代19世纪的劳工团体。如此被动员起来的力量，将把政治引导到遵从自治理想的方向，而不是依赖人们所推测的那些掌权者拥有的美德，或“消极等待，直到行政当局不知怎么充满了……善意的祝福”。就像过去的农民和薪资劳工的集体一样，这一新的选民具有将具体利益——在经济和政治自由方面的——与总体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它因此可以为大众权力发声，以迫使国家和经济精英实行必要的结构变化。 6
就像韦尔一样，金从承认美国社会富饶无比的特点开始来说明这些变化。事实上，美国黑人乃是处于“富足中的贫穷”状态。就此而论，是时候放弃盛行的做法，即花费精力“将我们的富饶紧紧塞进中、上层阶级满是食物的口中，直到他们多得要呕吐了”。相反，社会财富的使用，不仅仅要使个人免于最极度的贫困形式，而且要为每个人享有创造性的有意义的工作而创造条件。在要求根除贫困时，尤其是通过保证所有人享有收入这样的措施时，金并没有把提供经济安全本身作为目的。相反，他认为，对于致力于使劳动成为一种个人实现的活动——或者像卡伦称赞的那样，将劳动变成休闲——的社会来说，此乃一种根本的要求。为此目的，他大段引用了亨利·乔治（Henry George）《进步与贫穷》（Progress and Poverty , 1879年）一书中的话，这是19世纪坚定的民粹主义传统的经典文本：
事实是，改善人类状况的工作，扩展知识、增加权力、丰富文学、使思想变得高尚的工作，不是用来保证生活安全的。它不是奴隶的工作，因受主人鞭笞或动物需求而被驱使去完成任务。它是人的工作，人们因自身的原因而工作，而并非因为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吃、喝、穿或炫耀的东西。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中，即需求已不是问题了，此类工作就能够大大增加。
对于金来说，就像他之前的亨利·乔治一样，经由被动员起来的、自信的社会选民，自由既带来了经济自治，又带来了实际的政治控制。 7
进而言之，恰恰因为历史上黑人被排除在外的地位，金把任何的解放计划，理解为拒绝承认种族界线或国家壁垒。在国内，这种想法要求将民权运动设想为恰当的穷人运动，它把黑人、穷困的白人，以及移民团体（尤其是那些来自中南美洲的团体）联合到一起。按照金的说法，既然他们中的每一个群体都发现自己经济独立和政治权力上的利益受到排斥，那么“唯有通过他们联合起来的力量”，才有可能“克服我们必须实际预料到的激烈反对”。 8
在国际上，金致力于自治意味着他追随斯基德莫尔和伯恩的足迹，意味着他明白国内不平等与不断的全球性剥夺做法之间存在的联系。在金看来，“如果与白人的平等，意味着是在遭受贫穷打击和遭受战争而注定灭绝的世界里的平等，那么这种平等将既不能解决白人的问题，也不能解决黑人的问题”。在冷战背景下，他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权力，很大程度上看作西方努力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维持正式和非正式统治的产物。金写道：“共产主义是我们没能真正实现民主的结果，是我们没能完成自己所发动革命的结果。我们今日唯一的希望，在于我们有能力重获革命精神，在于我们有能力出来投身于一个常常充满敌意的世界，宣告我们永远反对贫穷、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 9
实际上，这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的两个基本转变。第一，它需要声明放弃形成中的全球权力模式，因为就像恩克鲁玛所担忧的那样，这一模式削弱了新独立国家的正式主权，并使大片南方地区沦落到事实上被外部力量控制的地步。金将在拉丁美洲的门罗主义遗产看作“对美国的极大愤怒” ，这种愤怒因美国对当地经济和政治实践进行经久不变的干涉而被激起：
拉丁美洲的生活和命运掌握在美国公司手中。虽然影响南美人生命的决定，表面上由他们的政府做出，但是在整个南美大陆几乎不存在有活力的合法民主国家。其他的政府则由巨型的剥削性卡特尔所掌控，它们在剥夺拉丁美洲的资源时，将一小部分返还给少数的腐败贵族成员。 10
按照金的说法，美国与当地独裁主义的串通和经济剥夺，最终是由于其致力于维护自己的国际警察权。结果，第二个主要转变，需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涉及在意识形态上拒绝这样的干涉主义，并消除支持这种干涉主义的全球军事足迹。这种警察权主张，美国有权利干涉自己所认为民主秩序处于危险之中的事件，无论在何时何地。金坚决主张，美国的行动不是促进真正的自决，而是倾向于以这样的方式冻结争议，即暗中破坏对问题的永久性解决，或为外部利益而非当地公众服务。他们还支持几乎没有内部合法性的政权，这意味着要使这些政权继续掌权，唯有不断投入更多的经济和军事资源。金认为，美国通过公司资本投资、贸易和防御联盟对整个南部非洲种族隔离政府的支持，完全证明了其国际警察权及其所声称的促进和平目的，已变成了对民众镇压的工具。
对于金来说，美国这一世界倾向最明显的后果是，它没有形成真正的和平状态，而是使更大的军事冒险主义最终正当化。它把当地社会作为实现美国意识形态野心目的之手段，以及永久扩充美国全球权力的工具。正是因为需要克服无论何地存在的国际失序，美国因此陷入了无休止地延伸其地理足迹和防御责任的计划中。按照金的说法，这样的现实强调：“在准备战争时，国家领导人是如何一再谈论和平的。” 11 它也意味着，美国发现自己总是容易受到当地叛乱和新潜在危险的影响，就像在越南那样，而这又反过来保证了甚至更多的军事支出和他国领土上的驻外军队存在。
在他的观点里，美国军事基础设施的逻辑，带给它的是国内经济政治和自由的持续减少，这与哈林顿时期的共和主义者观点一致。它使权力集中成为必要，并意味着美国无与伦比的社会财富背离其应有的使命——建立一个致力于全部成员经济独立和民主提升的包容性社会。在注视以内部不平等和对外干涉主义为特点的美国时，金评论道：“年复一年，一个不断在军事防御上比社会进步事业上耗费更多金钱的国家，正在精神上走向死亡。” 12
自从金去世以来的岁月里，他的一般性共和主义自由叙述——更毋庸说他对美国同胞的严厉警告，已在公众话语中或多或少地被忽视了。虽然人们坚持把他看作20世纪的英雄，一个与美国建国者比肩的人，但是他的真正观点却被悄然丢弃了。就人们在根本上追求民权议程所达到的程度而言，其基本上只涉及进一步把黑人精英融入美国经济政治权力的制度之中而已。将美国内部经济上的从属地位与全球不平等模式联系起来的想法，基本上已没有人提起，更不用说将社会行动者持久动员起来的民主理想。然而，恰恰是这一愿景坚持认为存在这一可能性，即重塑美国的集体制度，将包容性的群众政治与在国内外无限地致力于自治结合在一起。
人道主义的帝国主义、移民与美国的边缘群体
金的愿景，以及民权运动更全面的遗产，对此时此刻的美国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对于指出有关依附性的观点、发展出一种对抗主流体制的民众可能性来说，存在什么样的空间？回答这一问题，涉及对社会选民进行构想、涉及对能够追求自治理想的改革倡议进行构想。因此，它意味着将特定群体的具体物质利益，与更大范围的公益联系起来，从而表明不平等或从属的经历是如何阐明了更加普遍的社会困境。具体来说，它涉及解决当今的双重现实问题：坚定的集体可能性理想的退却与美国权力似乎永久的扩张。虽然这一权力现在与作为自治的内部自由脱节了，但是它继续导致对外部的控制关系，并使得几乎不受限制的总统权力的增长正当化。这些对外部的控制关系，既使得外部人工具化，又使得美国的支配变成目的本身。这样的双重性现实，因集体生活中移民地位的急剧变化而最为明显突出：他们从定居者帝国中的共同族裔参与者，变成了非白人的边缘性依附成员——这是一种甚至存在于我们边境之内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维持这一坦率的民权遗产，意味着面对这一事实。它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包容性政治，一种有可能恢复自治并使之作为一般指导性社会承诺的包容性政治。
就像我在本书开篇中指出的那样，对于全世界的许多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全球南方的许多人来说，人们注意美国政治竞争不仅仅是为了娱乐。美国（政治）变化以非常真实的方式给他们的当地状况带来变化。通过选择性地恰当利用经济援助、贸易合同，以及军事援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权力一直在干涉弱国事务、构筑友好安排的基础上运转。这些安排继续因全球和平而获得动力，这一事实因战后外交政策精英明确的大战略而得到有力强调。
没有什么文本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paper 68，NSC-68）更好地表达了这种和平的动力。撰写于195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一般被认为是美国冷战外交政策的基础性文件；它不仅强调由苏联所造成的具体安全困境，而且重申作为享有独特历史计划的美国的形象，这一计划的目的是通过清除所有潜在国外混乱场所来保护美国的国家自由：
在一个正在变小的世界里，而且现在还面临原子战争威胁，仅仅寻求制衡克里姆林宫的企图并不是足够合适的目标，因为国家之间缺乏秩序变得越来越不能忍受。这一事实使我们需要承担世界领袖的责任，这符合我们的利益。它要求我们应努力通过符合自由民主原则的方式带来秩序和正义，并接受这种努力中固有的风险。 13
在本质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呼应了阿诺德的“人道主义的帝国主义”理想，并将美国对全球权力的追求，描述为集体事业（充满风险和牺牲），这一事业使美国的公众生活凝聚在一起并赋予社会成员价值。
如今，为了保护其领土上的影响力和国际优势地位，从许多方面来说，美国涉及帝国统治的那些典型特征。美国决策者认为，这个国家享有在全世界所有地方秘密或公开行动的权利，以平息那些被认为存在的威胁，建立有助于国家利益的经济联系。然而，恰恰因为美国不是一个传统帝国，当地人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一种令人关注的困境之中。在殖民地依附时期，虽然帝国带有强制性，但是由于实际的主权关系，它们仍然受到被殖民群体的束缚。仅仅为了维持难以控制的居民的秩序，欧洲帝国不得不至少部分地对原住民社会做出回应——这一事实在英国的加拿大决定中得到了说明，而在导致美国革命的那些年里，这一决定将权利扩大到法国天主教徒身上。相反，目前并不是以明显的控制关系为特点，而是以实际权力的扩散为特点；这种权力扩散在各种各样正在变化中的地区场所（从全球南方地区的国内精英，到国际机构和捐助国），并最终经常因美国的警察权而得到加强。由于分散的控制与责任之间这种相互重叠的网状系统，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外实体可以对弱国内政施加事实上的高度权力影响，而且当地公众没有任何直接手段可对此加以改变，更不用说排斥。就像恩克鲁玛、杜波依斯和金所担忧的那样，虽然结束了实际的殖民统治，但是形式上的国家主权因实质上的依附形式而依然受损。
这些事实不仅决定了全球形势和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优势地位，而且也与追求有意义的国内自由叙述计划深深交织在一起。这是因为今天的全球性依附关系，甚至本身就是国内情形的再现；进而言之，今天的全球性依附关系，是在一个对内部人和外部人来说都缺乏真正自治理想的环境中再现。换言之，集体实践还在维持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区别，即便这一区别主要是为了加强公司和国家的等级制，而这些等级制损害了对所有人而言的民主希望。结果，虽然定居主义终结了并朝向黑人和妇女的正式平等方向发展，然而美国权力的延伸却带来了两个持久的发展：一方面是完全成员资格价值的降低，另一方面是一以贯之的内部人–外部人二分法。后一发展牢固确立了历史的偏见和从属模式，并对此进行了狡猾的转换；在美国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这种内部人–外部人二分法在非公民移民的边缘地位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目前的绝大多数移民团体最初来自全球南方地区（亚洲某些地区、非洲、加勒比地区，以及中南美洲），而恰恰是这些地区面临全球财富和实际权力的巨大冲击。结果，移民到美国不单单是偶发事件，而是国际不平等结构的产物、是美国在全球秩序内“同侪之首”（the first among equals）地位的产物。因此，如今移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移民方式中颠覆了典型的定居者范式。记得在整个18和19世纪，欧洲移民基本上被认为是以种族来界定的扩张计划的共同参与者。这一计划为白人定居者的共和主义自由前提条件——通过土地拥有权获得经济独立——提供了保障。就此而言，因为联邦政府允许非公民的白人获得西部地产，许多州提供非公民的白人投票权，所以他们经常作为社会平等者被即刻包括进去。定居者共同事业的这种包容性，意味着在美国领地征服的高潮期，移民值得被当作自由劳工和自由公民来对待，而其他从属群体（最明显的是非洲奴隶）则被遣送去做等而下之的工作。
而今，来到美国的移民绝大多数是非白人，而不是欧洲的共同族裔。今天的新来者本质上正好代表了这一边缘群体朝帝国权力中心移动，而不是像19世纪的移民那样，将定居者计划扩展到边疆或“边缘”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移动之所以可能，是因为1965年民权运动高涨期间对移民来源国配额的废除。但是，虽然这样的政策变化对这个国家的种族认同构成挑战，今天的移民却并没有享受到任何类似其先辈所享受的即刻而完全包容的待遇。相反，他们经常发现自己起到了类似传统从属群体的经济和政治功能。作为美国经济阶梯底层的廉价劳动力，移民维持新的分层化，而这种分层化将那些从事地位高的工作者，与那些从事低技术工作者进行了区分。 14 如果有什么的话，那就是面对大量的社会障碍和不断被强制移除的可能性，这些身处集体生活边缘的移民的地位，恰恰在美国边界之内，重复了这种支配国外西方国家与其历史上殖民地之间的依附性关系。
没有什么比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共生关系，能够更好地强调全球等级制及其与美国生活之间存在的内部关联性。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美国政府反复利用其移民权力，永久性地以廉价墨西哥劳动力供应来为工商界提供利益。而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雇主认为合适，这些劳动力就会被终止使用；或者在经济下行期被驱逐。这些尝试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合法入境墨西哥短期工人项目”（Bracero Program），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之间，这一项目每年使20万作为农业劳工的临时工来到美国西南部。这一项目有助于在两国之间建立社会网络人和家庭网络，并且今天还在维持新移民向北流动。当雇主不再需要劳动力的时候，这一项目也与大规模驱逐墨西哥劳动力同时进行。在大萧条期间，这样的驱逐以大规模的“遣送回国”运动的形式进行，结果有超过40万人被打发回墨西哥,其中包括许多正式美国公民在内。在“合法入境墨西哥短期工人项目”处于高潮时，1954年的“湿背人行动”（Operation Wetback） (1) 在三个月期间拘押了17万无证工人，并用公共汽车、火车和船只强制迁移他们。 15
如今，来自墨西哥的美国移民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其中包括超过10万永久性合法居民，他们在1988年至1998年期间每年进入美国。除此之外，还有650万无证墨西哥劳工，其中许多人已在美国工作数十年了。 16 虽然这些人数是两国之间长期共生关系的直接结果，但墨西哥移民却发现自己遭受严厉的边境执法企图和驱逐图谋。在形成和维持在美国的墨西哥人社群方面，这种处理忽视了美国政府特别项目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各州对公司雇主的悄悄支持。
如此的移民模式，也可以用上文提示过的有关当代美国经济生活这一更深刻的事实加以说明。目前，那些来自全球南方地区的人，尤其是那些1100万无证移民 17 ，经常提供定居者长期以来认为是与自治不一致的劳动——从为专业精英做家政的妇女，到依然保留在制造业部门的非技术性工厂雇工。这些移民所扮演的经济角色突出了深刻的民主问题，激进的进步主义者视之为尖锐的劳动分工问题。对于像杜威这样的思想家来说，工业等级制和官僚化意味着大多数工人被从创造性和管理领域中清除走了，而只从事报酬糟糕的重复性工作。对他来说，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为工人提供拥有对自身雇佣条件更大的实际权力，并挑战将任务制定与任务完成分离开，虽然官僚和公司的实践明显以此为特点。
同样地，像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这样的女权主义者，已提出“女性工作”的本质这样类似的问题。她认为，通过家务活动这样的日常苦差事、而非在工业工厂或农业田野里的工作，妇女基本上体验的是经济上的依附性。在她看来，妇女所提供的这种服务价值被系统性地忽视了。此外，劳动性别差异意味着许多妇女没有机会选择她们愿意从事的实践，或确定她们发现哪种工作最能实现个人的价值。因此，就像经济独立和自由劳动一样，共和主义理想实际上是排他性地使男性拥有优势。按照吉尔曼的看法，解决劳动性别差异问题意味着使儿童保育责任社会化，途径是使性别之间的负担对等，以及设立给予支持的国家机构。
与这些愿望相对，除贫穷白人和少数族裔公民外，如今的移民侨民人数还在不断扩大，从而减缓了劳动分工带来的紧张关系。恰恰因为移民工人，许多中产阶级美国人已经回避认为自己站在生产分工的错误一边。在家政活动方面，从事专业性和管理层工作的妇女，越来越依赖家政服务行业来维持她们的地位。而这些家政行业的员工通常都是来自全球南方地区的跨国妇女，尽管家政行业决非这样的唯一行业。家政劳动以如此方式进行，即几乎完全将这类活派给妇女，并强调高级雇佣与低级雇佣之间的差别；而不是让所有人平等地分担家务劳动，并因此使之失去性别地位的色彩。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当代的组织安排已让这一生产分工变得更加极端，而非挑战这种分工——一种区分受人赞扬的劳动种类与遭人贬低的劳动种类之间的分工。在某种意义上，定居主义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利用从属性群体从事最卑微的不自由实践活动的结束。因此，虽然定居者充满活力的参与式自治理想可能已经变得渺茫，但旧的经济等级制结构依然以变异的形式存在，结果使得内部人继续保持排除外部人的特权。
就像在过去一样，保留这些等级制的核心机制是旧的帝国特权，它不受约束地针对所有的非公民，无论这些公民是否有合法证件。就像最近一项肯定能说明问题的实例那样，1996年国会利用其全体会议的权力通过了一项新立法，结果大大限制了移民的基本权利。用艾明如（Mae Ngai） (2) 的话来说：“1996年的法律结束了合法外国人的福利好处，为更广泛的违法行为制定了移民清除令（removal mandatory），进一步缩减了司法复核，并在移民驱逐案中实际取消了行政指导。”通过用新的办法取消长期居民的合法地位，以及进一步削弱无证工人使其地位“合法化”的能力，最终结果是合法与非法移民之间界限模糊。 18 目前，由于轻微违法都会招致强制驱逐，无论移民们是否已服刑或与美国有长久的联系——包括其在军中服役的历史，甚至连永久性居民都是在“一种遭受不断检查的条件下”在美国生活。 19
与此同时，通过动用美国惩罚系统的全部力量来影响非公民，美国已经继续执行这些政策，就像追求其全球安全目标一样。在遭受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之后，移民法被用来遏制那些被认为由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构成的威胁，结果导致大约5000名移民被逮捕和拘留。 20 而作为更普遍的问题，寻求避难或个人驱逐诉讼的移民，如今都例行公事地被拘押在一个驱逐中心和县监狱的精心设计的网络里，而且在县监狱中还是与犯罪分子关押在一起。为强调州的威慑执法程度，美国国土安全部2007财政年度报告显示，该部总共拘留了311213名移民，原因包括轻微过错甚或行政错误。 21 在某种意义上，移民已经从定居者扩张的动力，变成了以集体生活为基础的依附性劳动关键而清楚可辨的组成部分；前一种情况移民因此值得被完全包含进来，后一种情况中依附性劳动则体现了特权和结构不平等的情况，并使之永久化。
一般性的非帝国共和国的希望
这些发展表明，半个世纪之前困扰着像金和杜波依斯那样的民权领袖所关注的问题，还在引人注目地继续着。对金和杜波依斯来说，美国黑人的困境既是有关法律上的歧视问题，又是系统性的经济依附和贫穷问题。这意味着黑人自由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结束形式上的种族隔离；这种自由需要发生基本的改变，通过有意义的工作和有保证的收入，为整个政治组织提供经济自治。因此，这两位民权领袖都将这些目标理解为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般性的、所有人都能够获得的，并因而有必要进行不限于特定种族的根本改革。与此同时，金和杜波依斯也把美国黑人的状况，看作更大范围帝国权力的全球性叙述的组成部分。被殖民世界的独立与非裔美国人的自由，乃是并行不悖的目标，需要共同追求，因为二者依然由欧洲帝国的历史事实连接在一起。
类似地，移民当前的困境将法律歧视、经济依附和西方殖民统治的长期遗产联系在一起。应对这一困境因此涉及彻底评估美国国内自由与美国对外权力运用之间的关联性。它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共同机会。一个政治上、法律上和经济上对移民的包容性计划，将意味着对当前的内部特权结构、工作场所的权力机构，甚至全球性的监督组织形成根本挑战。在某种意义上，欧洲移民的定居者方法将这些（欧洲移民）群体视为可能的——或者如本村宏所称的——“意向性的”公民，因而这一方法既体现了定居者理想最好的一面，也体现了其最坏的一面。 22 一方面，这样的开放性以对那些文化上不适合作为成员的人保持排外性为基础，从而维持和重复那些阶层化臣民的从属关系。另一方面，它却意味着将丰富的自由公民叙述，看作注定要将外部人完全融入进来。目前，使这一定居者方法复兴和普遍化的做法，提供了一种恢复定居者自由愿景的可能方法。它包括用包容性逻辑来将美国过去的解放潜力看作与现在相关的，既非必然的外部人依附性劳动，也非必然的扩张性计划。在本质上，它为削弱自由与帝国之间的一般联系提供了一种可能渠道，这种联系继续巩固着帝国中心特权与边缘地区从属性之间的区别。而恰恰是由于标志着移民经历基本要素的政治经济依附的极端类型，它也显然提供了一个场所，来对工作生活和集体决策中无所不在的等级制提出质疑。虽然这些等级制适用于移民经历，但它们是被强化的官僚化和公司控制的更普遍的产物，是削弱许多美国人实际自治的发展，无论其种族或公民地位如何。
当前，随着公民投票规则和公司治理不受限制的发展，我们已同共和主义自由和普遍开放性的政治变得疏远了，这种政治源自人民党党员和进步主义者的历史观点。公众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机会如今大受限制，并且还不确定哪些社会群体有能力来代表这些理想进行动员。这样的选民需求是关键性的，因为归根结底，如今的难题唯有通过政治认同的变化才能得到合适的解决。例如，只要美国人接受这样的看法，即把安全和防止内外威胁看作社会的指导性承诺，那么人们就不能期待旨在抑制政府权力的法律改革取得成功。通过加强对集权化和等级制的需求，这些承诺不可避免地将削弱制度变化的效用。在制度能够反映并体现改革抱负之前，社会选民必须出现在公共领域，以争取和支持自由理想。
在过去，土地平权论者的抗议和民权活动显示，社会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如何能够为主张这样的自治思想起到聚焦作用，因而能够在政治上象征性地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目前，虽然移民并非在独自承受制度性的等级制压力，但他们经常被强化的排他性立场——这一立场的特点是拒不承认政治发言权和经济权力，以及他们初期的动员形式，意味着新的社会基础的可能发展。就像与先前的群体一样，恰恰是他们被排除在外的经历，使其具有揭开从属性观点的潜在可能性。它意味着有个明确一致的主体，其自身目标能够与更大范围的经济独立和对参与的控制相匹配，能够使过去那些运动的遗产发扬光大。以这种方式，移民行动主义代表了一个楔子，它撬开了对经济政治实践进行更加持续讨论的空间。一个世纪以前，白人土地平权论激进分子使城市工薪人员与黑人小佃农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发展；在此过程中，对两个建制派政党的支配地位进行挑战，并对总统和公司特权的崛起提出质疑。久而久之，通过利用其身处内部自由与外部权力结合处的空间，来提出有关当代美国生活本质的结构性问题，或许移民选民能够开始扮演类似的角色。
在2006年，移民行动主义预示着致力于反对美国非公民边缘地位的新生民众运动的诞生。作为对国会议案的回应，浪潮汹涌般的抗议者走上街头，因为该法案将进一步对无证工人提高惩罚，并将所有非法移民（以及那些帮他们进入或留在这个国家的人）当重罪犯对待。在那一年的3、 4月份，大规模示威在全国发生，包括洛杉矶有超过100万人、达拉斯有50万人，以及芝加哥有30万人参与。移民工人也筹划了5月1日全国范围的抵制活动，结果有300万人罢工、走出学校、抵制商业，或在数以百计的美国城市游行。 23 这些事件选择在5月1日这一天，使其所做出的努力与19世纪末的美国劳工共和主义者联系到了一起，那时他们利用1886年5月1日那一天，进行全国范围的一天工作8小时的呼吁活动。它也意味着参与抵制的移民，是如何将他们的经济地位，看作努力争取法律和政治包容性的核心。正如一位无证建筑工人所宣称的那样，他以一种使人想起过去对“薪资奴役”进行详尽批评的方式说道：“我们唯一拥有的权利是努力工作、别无他求。”因此，那一天压倒一切的观点，一方面是呼吁全面大赦和结束宣布无证地位为非法，另一方面是呼吁远远更大程度的经济权力。 24
在此后的时期，这些群体继续向前推动反对对工作场所进行突击搜查和大规模的驱逐出境。但是，政府对无证工人的清除——部分是因2006年的抗议所引起的，以及组织者之间的内部政治分歧，已经使他们付出代价。具体而言，对有关包容性政治适当路线的典型争论——是使得现有安排合理化还是对其进行调整，已经再次使活动分子们分裂了。由于担忧集会将导致更多的清除，许多移民已作壁上观，而且最近的抗议规模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变得更小了。 25 然而，虽然有这些挫折，移民的组织规划依然对大规模动员显示出引人注目的开放性。通过持续的政治行动，这种动员最终能够为工作和政治中的集体需求进行施压。就像生产阶级和民权活动分子一样，移民团体具有将自己构建为自信的集体代理人的潜力——这种潜力至今为止还未被利用。
由于诸多因素，这一前景在可见的将来依然是不大可能的。首先，恰恰是将许多移民团结在一起的边缘化状况——包括害怕驱逐、低工资、工作场所有限的法律保护、缺乏投票权——也大大危及他们在美国生活中的实际权力。与定居者时期贫穷白人对依附者的反应十分相似，大量美国公民，尤其是来自工人阶级的那些公民，把对移民的包容性看作对内部秩序和其自身经济地位的直接威胁。只是到最近，美国才有工会开始接受移民工人；而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小部分美国公民致力于将权利有效地扩及非公民。
而即便有更充分的群众政治基础出现，与历史上对更大程度的包容性进行努力一样，改革无疑会受到阻碍，以限制其变革意义。如此动员的权力和能量，很可能被导向狭隘的立法目标方向，并因此可以避免直接面对旧时的皇家式做法，即把国内臣民与外国侨民区分开来。换言之，移民权利的增加，仅仅可能意味着控制那些加诸非公民身上最恶名昭彰的强制性权力因素，例如，减少将引发拘押和驱逐的诱发因素数量，或设立部分赦免项目。与“后新政改革”（post-New Deal reform）的主导路线一样，这些政策的结果将会减缓目前实践做法的不和谐。这样的减缓当然将提供具体的改进措施，但是这种方法将不会改变起主导作用的依附性特点，更不要说将包容性与更广泛的经济独立和民众自治复兴结合在一起。如果有什么的话，那么这种减缓可能将与外部关系再造同时进行；在这样的关系中，享有特权的内部人继续从处于美国权力边缘、从事次要工作和业务的那些人那里获得好处。然而，这些面对可能的动员的所有问题——从有限的改革愿景，到拒绝给予选举权，再到内部人的强烈反对，也同样让以前的团体感到困惑，并使以前的民众运动复杂化。就像在过去一样，没有理由表明这些问题不可克服。
在此过程中，对于清楚说明一种有关社会成员身份和包容性内涵的更丰富、更广泛的理想来说，如今所做的努力能够提供一种关键的方法。这样一个理想承载了伦道夫·伯恩以往的心愿，即在美国国内创建第一个“国际性国家”，一个必然不会有边缘性依附臣民和隶属领地的都市。这一目标将意味着把美国看作一种政治开放性的实验，而非孤立主义的退却。这样的实验不会工具性地看待社会群体，无论在美国边界内外。相反，它认为自由始于国内经济政治等级制的逆转，而不是始于努力争取对外的和平。这种变化将起到两方面的作用：其一，重新定位美国的国际角色；其二，作为评估这个国家之内的工作场所和政府机构的基础，而这些机构削弱了所有人的自治——对移民和土生土长的人来说都一样。
在最后的几页篇幅中，我对黑人解放和移民地位的集中关注源自一种基本的洞察力。在许多方面，目前的挑战与早先美国人所面对的那些挑战一样，从威廉·曼宁到约翰·杜威和沃尔特·韦尔都是如此。美国自由的希望长期以来已包含了这一可能性，即大大增加自治的能力和经验，而古代和现代的共和主义传统却经常将其视为特权阶级和精英的禁脔。这一希望意味着使知识民主化，并重塑经济和政治制度，以表达所有个体全部的自由潜能，无论是内部人还是外部人。为保护它，作为自治的自由要求有真正被动员起来的群体——被组织起来并愿意作为政府监督者的群体——存在，以保证民主机构不会被少数选出来的一些人的意志所取代。或许，有关目前最具讽刺性的事实是，其一，如今这一根本的美国希望，似乎已经不为这个国家大部分的真正公民所关注；其二，维持这些政治经济承诺的一个实际机会，取决于许多人认为不应被完全包容的那些人。但另一方面，这一事实只是使我们与自己复杂的过去联系在一起；在过去的数个世纪里，关于解放的雄心壮志的复兴，并不是与对建国者或统治体制的集体敬畏密切关联的，而是与被视为软弱无能的男男女女的坚定行动密切关联的。
注释
1. 参见Missouri ex rel Gaines v. Canada, 305 U.S. 337（1938）;以及Sweatt v. Painter , 339 U.S. 629（1950）。
2. 引自Manning Marable, Race, Reform, and Rebellion: The Second Reconstruction in Black America, 1945—1982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4）, 105。
3. 参见W.E.B. Du Bois, “Whither Now and Why,” in The Education of Black People: Ten Critiques, 1906—1960 , ed. Herbert Aptheker（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149—158（引自第149、 157页）。
4. W.E.B. Du Bois, The Autobiography of W.E.B. Du Bois: A Soliloquy on Viewing My Life from the Last Decade of Its First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59.
5. 参见Martin Luther King,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112, 133。
6. 引自Ibid., 137。
7. Ibid., 112, 165;以及亨利· 乔治引自Ibid., 163—164。
8. Ibid., 165.
9. Ibid., 167, 190.
10. Ibid., 175.
11. Ibid., 182.
12. Ibid., 188.
1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 vol.1（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241.保密时间直到1977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一般归功于保罗· 尼采（Paul Nitze），因为他当时是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并担任撰写这一文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小组（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udy Group）主席。
14. 参见Kevin Johnson, “The End of Civil Rights as We Know It? Immigration and Civil Rights in the New Millennium,” U.C.L.A. Law Review 49（2002）:1481—1512。
15. 一般参见Mae Ngai, Impossible Subjects: Illegal Alie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127—166（第139、 135、 156页上对有关“合法入境墨西哥短期工人项目”和驱逐努力进行的统计）;Kitty Calavita, Inside the State: The Bracero Program, Immigration, and the I.N.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8—112；以及Kevin Johnson, “Open Borders?” U.C.L.A. Law Review 51（2003—2004）：230—232。
16. 参见Johnson, “Open Borders?” 231有关永久居民的统计；以及Michael Hoefer, Nancy Rytina, and Bryan C. Baker,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Office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Estimates of the Unauthorized Immigrant Population Resi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2009,” January 2010, www.dhs.gov（accessed March 13, 2010）, 4。
17. 参见Hoefer, Rytina, and Baker, “Estimates of the Unauthorized Immigrant Population,” 1。
18. 参见Ngai, Impossible Subjects , 265—270（引自第268页）。
19. 引自Ibid.，269。更多有关强制驱逐所带来的影响，参见“Group Reports That 1996 Immigration Law Separated 1.6 Million from Families,” Associated Press, July 18, 2007, www.foxnews.com/story/0,2933,289734,00.html（accessed September 2, 2009）;以及Serena Hoy, “The Other Detainees,” Legal Affairs , September/October 2004, www.legalaffairs.org（accessed September 2, 2009）。移民被驱逐的犯罪原因包括“开空头支票、卖价值10美元的大麻，或者在聚会打架时扯人的头发”。Hoy, “Other Detainees.”
20. 参见David Cole, “Are We Safe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March 9, 2006, www.nybooks.com（accessed October 27, 2009）。
21. 关于利用刑罚制度的论述，一般参见Mark Dow, American Gulag: Inside U.S. Immigration Pris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关于移民的被拘留者统计，参见Nina Bernstein and Julia Preston, “Better Health Care Sought for Detained Immigrants,” New York Times , May 7, 2008, www.nytimes.com（accessed September 2, 2009）。
22. 参见Hiroshi Motomura, Americans in Waiting: The Lost Story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89—204关于他对19世纪“作为过渡的移民”的叙述，以及关于他认为如今应采用可推定的或“意向性的”公民资格模式—— 无论移民种族构成发生何种变化—— 的观点。
23. 关于抗议的统计，参见Justin Akers Chacón and Mike Davis, No One Is Illegal: Fighting Violence and State Repression on the U.S.-Mexico Border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06）, 292。
24. 参见Sarah Furgeson, “A Day without White People,” The Village Voice , April 26, 2009, www.villagevoice.com（accessed October 27, 2009）。
25. Randal C. Archibold, “Crowds Are Smaller at Protests by Immigrants,” New York Times , May 2, 2008, www.nytimes.com（accessed September 3, 2009）.
(1) 湿背人，尤指非法进入美国的墨西哥人，是对他们的蔑称；这些人游过美墨边境的格兰德河（Rio Grande），偷渡进入美国。参见Operation Wetback，https://en.wikipedia.org/wiki/Operation_Wetback，2018年4月11日登录。—— 译者注
(2) 艾明如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她是前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中国法学界前辈王世杰的外孙女，中文名字艾明如），是美国史学界研究亚裔美国史的新秀，她的第一本著作Impossible Subjects 曾获得6项史学奖。https://huixue.baidu.com/book/detail?nid=1bfe0266f5335a8102d220d4，2020年8月8日登录。—— 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