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公民投票政治与新宪政秩序

如果我们能够将政府开支与足够动情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那结果本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这种猜测真是有趣。如果我们有能力征服芝加哥，并将之作为一项国有资产加以改善，那么我们的运作或许可以更加明智合理。比较一下我们按照人道帝国主义理想在菲律宾能够做什么，这真是有趣。……帝国主义理想，连同我们本能的人道主义冲动，允许我们比对自己的人民更加善待这些原始人。我们无惧于毁灭他们的特性，因为我们并不认为他们身具什么可被毁灭的特性。因此，我们能够做出许多明智的事情，来平复我们的棕色小兄弟们。……如今，人们真希望能够把我们自己的国家视为一项资产。

—— 瑟曼· 阿诺德（Thurman Arnold）

《政府的象征》（The Symbols of Government , 1935年）

在对内部使用行政特权进行辩护，而且未能提出工业背景下令人信服的共和主义自由叙述时，像佩卡姆、布鲁尔和米勒这样的最高法院法官不经意间强调了这一情况，即我们的国家是如何彻底地远离了其定居者根源的。虽然自由劳工魅力、邪恶的家长式统治主张以及特殊的政府特权可能已然存在，但从根本上来说，在法律、政治或经济上，人们不再将美国作为定居者帝国中的一项事业来加以建设。在某种意义上，无论多么不经意，这些法官强调了这样一种基本困境，它将规定20世纪前40年里美国集体生活的内容：什么样的宪政架构应该用来管理一个后定居者社会？什么样的对自由的叙述能够证明这些架构的正当性，并为新的公民身份的伦理基础打下根基？

定居主义作为一种把政治和宪政组织起来的制度，其瓦解是缓慢的、分阶段的，因此很难找到某一精确时间点来作为其寿终正寝的标记。在法律和政治上，人们能够觉察到这一旧制度框架消亡最显而易见的方法，体现在欧洲移民的待遇，以及征服和领土扩张的历史动力上。随着边疆地区基本稳固，集体生活中白人移民的身份地位日益变得不可靠了。由于没有人口上的需求，以使之在新的领地上居住，美国致力于事实上的边界开放态势因而减弱了。因此，定居者政治退出历史舞台的第一个迹象，便是关于外国人选举权法律的逐步取消，而这些法律曾促进了移民，并促使欧洲人作为自由的共和主义公民快速融入进来。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各州压倒性地否决了试图赋予外国人选举权的新提案，最后一项在马萨诸塞州1917年宪法会议中的类似提案也以失败告终。更引人注目的是，爱达荷领地于1874年，成为那个年代首个废除其入籍外国人投票权的州或领地。在1901年麦金利被一名移民刺杀后，以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对移民忠诚度的关注，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这些取消移民投票权的努力得到了加强。1926年，美国最后一个允许非公民投票的州——阿肯色州——也废除了外国人选举法。 ¹ 本质上，美国已经开始采用类似于科克所认同的处理外国人与主权国国民之间关系的老方法了。白种外国人——至少在归化之前——是外部人，而非定居者殖民事业的共同参与者，因而对他们的适当管理是通过有别于正式成员的法律机制来进行的。

这种与欧洲模式的日趋一致，进一步在美国移民边境政策上得到了证明，因为这一政策强调联邦政府对所有非公民入境和流动事宜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力，无论这些非公民属于什么种族。在海洋蒸汽航行公司诉斯特拉纳汉案（Oceanic Steam Navigation Co. v. Stranahan，1909年）中，虽然涉及一项授权官员阻止携带传染性疾病者入境的联邦法令，而最高法院的做法却远远超出了该案的具体事实。在移民入境问题上，法官一般拒绝国会的司法审查发挥重要作用。正如大法官爱德华·怀特（Edward White）在代表法院表达其观点时所宣称的那样：“国会立法权力在使外国人进入美国这一问题上，要比在任何其他可能问题上都拥有更加彻底的权利。”事实上，根据怀特的说法，这一立法权力“（已经）包含了该问题所有可能的方方面面”，并表明了对非公民的外国人进行广泛控制的合法性。 ² 在过去，排华的前提假定是，华人天生不适合成为共和主义公民；与之相伴的是坚持对白人移民门户开放，并避免对他们行使这种绝对权力。然而到1917年，随着领土扩张的前提不复存在，公众愈加将所有新移民都视为经济竞争对手，无论其族裔背景如何。那一年，美国政府最终确定对新来者进行识字测验，而这恰恰是鲍德利一直所反对的措施，因为识字测验支持者希望这将限制移民入境，尤其是限制东欧、南欧人。 ³

1921年，国会通过了第一个移民人数配额法案，目的是将每个国家的年度移民人数占“出生在外国的此类国籍的美国居民人数（根据191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来决定）”的比例限制在3%。三年后，为进一步限制移民入境，国会又通过了《民族始籍法》（the National Origins Act），把移民数限定为不得超过1890年人口普查中已在美居住人口数的2%。该法律的主要目的和作用是通过减少东欧、南欧国家的移民配额，在种族上纯化新移民人口。该法律还明确把亚洲移民和黑人排除在配额制之外，前者被认为是“没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的外国人及其后裔”，后者则被认为是“奴隶移民的后裔”。结果，该法律使来自西欧、北欧的入境者份额提高至84%，并实质上终止了许多非白人族裔群体的合法移民。 ⁴

历史学家已对1924年《民族始籍法》中的种族歧视因素进行详细讨论，这些因素的确有助于将白人特性（whiteness）思想作为彻底的美国包容性的关键永久化。 ⁵ 然而，如果将（1921年和1924年的）这两项配额条款结合起来看，它们又具有另外一层主要含意。即便美国的包容性仍将按照种族来划定，但对欧洲移民的限制和控制表明，这种种族等级制嵌入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制度框架之中。实际上，所有移民现在都受制于联邦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和特权权力（prerogative power）。虽然欧洲人处在分层化等级制度的顶端，但他们也发现自身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而且他们在美国的举止受到日益侵扰的国家权力的控制。就像行政紧急命令权（emergency power）对宪法的侵入一样，移民限制也削弱了定居者的二分法。在坚持对欧洲外国人的特权权利（prerogative rights）的合法性时，这样的限制却按照施加于印第安人、黑人、华人和墨西哥人身上的同样规则，将以前的定居者内部人组织了起来。

在扩大针对所有移民入境后的驱逐制度中，这一规则最为明显，而该制度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就像丹尼尔·坎斯特卢姆（Daniel Kanstroom）所写的那样：“对无证非法‘外国人’的驱逐，成为了日益庞大的官僚化驱逐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被驱逐者的总人数，则从1920年的2762人，上升到1929年的38796人。1921年至1930年期间，在超过9.2万的被驱逐的人之中，有超过3.6万人被发现没有携带合适文件、没有经过审查，或通过欺诈方式入境。” ⁶ 事实上，这种普遍使用特权权力来移除大量移民的方式，产生了一种新的“非法移民”类别。此外，在美国政治中，谁算是“非法移民”的评估显然被种族化，这种情况尤其集中体现在雇佣墨西哥劳工到美国西南地区工作这一问题上。 ⁷ 但是，即使驱逐移民的企图带有种族性质，这些政策也清楚地表明这一管理机制管辖的是所有全部移民。就像以前那些处于附属地位的人口一样，最近来自欧洲的入境者发现不仅他们的选举权被剥夺，而且他们在归化前的生活，还因美国国家当局拥有的驱逐权和迁移权而受到监督。从整体上看，美国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以外国人投票终止、移民配额限额和移民驱逐程序为标志特点，使得自从17世纪以来普遍流行的这种做法获得了引人注目的突破。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变化从根本上使得领土扩张与提供内部共和自由之间的帝国连接断裂了。如果没有用来定居的西部土地，不仅美国对新移民的人口需求将就此终结，而且帝国将促进定居者内部人经济独立和自治的历史期待也将告终。回望美国漫长的扩张轨迹，征服和处于从属地位人口的屈从，毫无疑问促进了自由白人公民引人注目的平等主义社会发展。然而，随着新的经济和行政权力形式的兴起，实际情形恰恰是，共和主义自由依然难以捉摸、定居者帝国带来解放的希望甚至更加渺茫。一代代新的美国人所面临的挑战，乃是要决定以什么样的框架来代替旧的定居者框架，以及哪些旧的定居者承诺——如果有的话——还值得加以保护。

在本章中，我对20世纪被修正的关于自由叙述的发展进行跟踪记录，探索其在由新政所确立的宪政秩序中的高潮。在第一部分中，我认为在平民政治溃败后的几十年里，包括沃尔特·韦尔（Walter Weyl）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内的社会批评家和改革家们，试图通过普及教育、休闲和有意义工作的相关论点，来重建共和主义自由的思想基础。然而，尤其是在一种缺乏参与性和自主性的大众选民背景下，这样的目标因同时期国家行政权力的崛起而彻底失败。随着农业抗议的失败及其社会基础的分崩离析，政治参与逐渐从集体生活中淡出；而就其保留的程度而言，政治参与日益同实际运用权力相脱离。结果，在经济独立或民主自治方面，团体中的完全成员身份失去了其伦理基础。正如我在第二部分中所阐述的那样，像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乔赛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这样的扩张主义者则试图填补这一伦理空白，途径是聚焦于美国全球力量的崛起，认为这种力量能够给美国人提供一种具有共同目的和集体意义的观念。

在本章的剩余部分中，我描述了新政决策者是如何将这些帝国渴望的东西，与新出现的对政治权力和公民身份含义的叙述联系起来的。我认为，这种新秩序将安全提升到了作为社会指导性承诺的地步，以作为对过去的、而今日益变得遥远的参与式控制目标的替代品。在20世纪早期，杜威和其他激进的进步主义者辩护说，这种安全——尤其是就广泛的社会经济条款而言——乃是经济独立和共和主义自治的主要先决条件。然而，随着这些涵盖范围更广的理想倒退，新政官员把安全本身变成了目的。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政府而非民众控制，才是提供稳定收入，并在根本上服务于人道主义目标的最佳手段。在对外关系方面，这些决策者还试图把服务于定居者自由的领土扩张，重新想象成追求永久和平的全球霸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出现政体的制度基础，变成了自主权得到增加的总统职位，从而作为一个代表和形成公众意志的权威机构发挥作用。事实上，行政机构权力的加强，导致了帝国特权在国内政治和政府日常运作中的常规化。

就像我所认为的那样，如果说美国独立战争试图捍卫共和主义自由，以反对扩张式的、权力集中的帝国中心，那么20世纪的美国政体则最终精确地验证了这一事实，即自由公民与分层化臣民之间关系的解体，后者曾令英裔美国殖民者颇为困扰。此外，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这些事态发展表明了手段与目标之间明显的本末倒置。虽然帝国在历史上曾被规定为作为自治的自由之仆，但是美国权力除了自身扩张外，似乎日益偏离指导目标。维护美国全球权力的要求，主要是为了加强内部的企业和国家的等级制，而非为了维持自由公民的政治权力或工作场所权力。如果进步主义者曾希望经济安全能提高民众自治的知识水平和能力，那么安全话语反而与明确的解放理想基本脱节了。

现代复杂性与进步主义幻想中的自治

随着进步主义取代平民政治成为主要的改革运动，像以前那些先辈一样的活动家出现了，尽管他们是在条件根本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与共和主义自由的可行性进行斗争。政府官僚机构与日俱增的复杂性和美国经济，催生了大量新的社会群体和职业类别，涉及领域从工薪阶层到律师、医生、社会工作者和教师。作为这些新兴中产阶级的成员，许多进步主义知识分子认为，19世纪的生产主义与这一时代现实的制度基本上是相互排斥的。对于像约翰·杜威这样的思想家来说，他调查了这一时代的政治风貌（political landscape），与他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佛蒙特州度过的青少年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尽管社会改革的中心目标仍然是促使自治与工业时代二者之间的调和。然而，这种调和显然无法通过简单地重申杰克逊党人或人民党激进分子的政策处方来实现。虽然经济独立有充分理由可以成为共和主义自由的核心内容，但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不解决新的官僚机构雇佣形式，而只通过小规模农业耕种或解决工厂劳力问题，不可能实现多数美国人的经济独立。

对于进步主义者来说，城市经历使其明白了这一事实。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传统的个人“生产者”越来越少了；此外，他们面对的是没有即将加入这一行列的可能性。鉴于工作性质在发生变化，必须找到维持旧的共和主义目标的另一种基础。因此，进步主义者试图利用新的治国手段，特别是再分配工具和公共教育，来挑战官僚式的劳动分工，并促进那些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自由公民身份特性。在本章的这一部分，我详述了他们在思想上的努力，以使作为自治的自由与新出现的工作场所和政治环境能够协调。我还阐明了以下事实，即由于未能将他们的独立愿景与被动员起来的自信的民众选民联系起来，进步主义者最终是如何为强有力的国家权力日益同民主问责脱节奠定了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进步主义者将现代生活与共和主义理想相结合的努力，逐渐减少为其对行政权力的提高。就一个更大理想继续存在的程度而言，进步主义在于将安全从实现自治的手段，变成一个方向性的社会目标（a guiding social end）。

韦尔、克罗利和新时代的共和主义自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岁月里，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和沃尔特·韦尔作为《新共和》（New Republic ）的联合主编，开始为共和主义自由勾勒与众不同的框架。他们期望这一框架能够直接解决复杂官僚机构这一现实问题，并作为社会的主要民主代理人，告别民粹主义对生产阶级的依赖。 ⁸ 在克罗利和韦尔两人看来，美国正站在一个意识形态和历史的十字路口。这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捍卫经济独立性的承诺。由于现代工业生活的庞大规模，以及作为确立自由劳工和参与式公民身份手段的宅地持续减少，这种独立性面临强烈、可能无法承受的压力。

在回忆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文字里，克罗利对有关旧的定居者范式这样写道：“按照他们自己的见解，在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美国拓荒者或领地上的民主党人都是自由人。”土地的可获得提供了“最终的经济独立希望”，即实现对生产的控制，并获得在道德及物质自治方面的日常经验。然而在20世纪初，企业资本的集中，“已经将美国人民从拥有不动产式的民主，变成了工薪式的民主”。对于克罗利来说，工薪式工作是一种被剥夺了自治、取决于雇主的反复无常的工作。它不仅逐渐限定了工厂工人的经济地位，而且对绝大多数企业和国家机构的雇员也是如此。这样的工资收入无法提供自主教育，并且体现了民主理想的危险倒退。根据克罗利的说法，正如在他之前的布朗森与鲍德利的观点那样，这个国家的基本困境是，“工薪阶层如何才能获得一定量或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就像民主主义拓荒者所指望的那种经济独立一样？” ⁹

在1912年所著的《新民主》（The New Democracy ）一书中，通过聚焦工业时代的主要成就，以及意义深远的经济富足的形成——他称之为“社会盈余”，韦尔对这一困境做出了回应。韦尔把这种富足看作“一个无比重要的现象”。在他看来，大部分人类历史的标志性特点都是匮乏和为生存而斗争。但现代的繁荣则意味着，在一个蓬勃发展的工业社会里，有足够的社会财富，可以用来将所有个体从只关心生活所需中解放出来。同样重要的是，它在公众的想象力中树立了一种“道德思想”：财富不仅应该用于消除赤贫，而且还应促进所有人享有“更充实的生活”。这种基于政治自治和个人发展的更充实生活思想构成了民主的支柱，而且只有现在才可能在更广泛的公众层面得到实现。韦尔写道，“如果没有剩余财富，就不会有大规模民主”存在，无论“有多少人做梦，或有多少人在荒野中大声呼号”。 ¹⁰

因此，社会的基本任务是双重的：富足得以继续产生；以及这种富足从极端的财富中心朝向更广泛的群体进行再分配。至于民粹主义传统，韦尔赞成以强有力的政府权力来果断地干预经济关系；而且这一政府权力“是从社会立场，而不仅仅是从目前的产业受益者或产业董事们的立场，来看待……我们的多种商业生活”。这种国家再分配是必要的，因为“社会盈余的形成……并不会自动或直接产生一种社会化的民主。它只是为这样的民主创造机遇而已”。就像过去的《奥马哈纲领》一样，韦尔设想了多种管理国家财富的方法，涉及的范围从税收政策到选定行业的政府所有权。最终目标是“由人民来获得最大可能的工业控制和最大可能的工业红利” ¹¹ 。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韦尔希望大众监督能够建立一个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使得贫困最终消失。然而他也意识到，要实现真正的独立——消除政治和经济精英们行使专制权力，需要的不仅仅是个人免于迫切需求和稳定收入压力的自由。个人必须获得对新的、似乎是万能的社会力量的控制。这涉及对文化知识技能和物质资源的掌握，因为这是他们理解其状况并有意义地介入集体生活所必须的东西。对于韦尔来说，19世纪的社会现实使得定居者能够在没有政府大量干预的情况下，相对容易地获得这些知识技能。在对独立性至关重要的性格习惯中，家宅建造和手工艺生产为此提供了持续训练的机会。此外，由于经济和政治组织的规模有限，大多影响个人日常生活经验的决策的制定都是地方性的。对一般公民而言，不仅这些决策显而易见并可以理解，而且定居者可以直接接触主要的决策机构，如立法机关和地方法院。相反，在20世纪，由工业化和官僚等级制造成的急剧变化，使得曾推动小规模生产主义者民主的社会背景过时了。结果，政府不仅必须扮演再分配的角色，而且也必须使那些对于自治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得到再生。

在韦尔看来，这意味着社会盈余应该被用来向全民提供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普遍免费教育。这种教育的目标不是为了培养少数人才的社会流动性，也不是为了提高国家在国外的竞争前景，而是在才智上的彻底民主化。如此方可使得每个人都能发展认识自身利益并追求个人和公共目标的能力。正如曼宁曾经希望“劳工协会”能够产生一群有道德的、高尚的劳工选民群体一样，韦尔也设想出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它“在权力惊人的伟大社会中（正）形成革命的力量”。这种民主知识将允许普通男女“在他们的工业追求中，在他们的政治活动中，亦在他们除工业和政治之外的私人生活中”重新获得控制权。 ¹²

在这些关于教育的观点中，韦尔乞灵于19世纪民粹主义传统的基本因素：不应在不同阶级之间对劳动和学习进行划分的思想，因为这种划分导致大多数人都过着艰苦工作的生活，而少数人却享受着文化特权。布朗森曾在19世纪40年代宣称，只要存在“一种有学问的和无学问的、开化的和未受过教育的、有教养的和粗俗的、富有的和贫困的阶级之分，作为自治的自由就不可能存在”。他坚持认为，亚里士多德式休闲——自我反思的时间、政治参与和思想享受——的益处应广泛地扩展；而在此过程中，应消除“劳动者与闲散人员、雇主与技术工人之间的社会划分” ¹³ 。

韦尔在对这些主张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坚持认为，除了教育之外，在工业条件下的自由也需要休闲的民主化。他发现自己周围的从业人员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工作。特别是工厂工人，他们被剥夺了发展对自由公民身份来说至关重要品质的机会，更不必说充分参与公共生活的时间了。在韦尔看来，“像‘健壮的乞丐’或者是满身臭虫的流浪汉一样活着，要比那些一年到头、一周7天、每天工作12小时、汗水流干的劳动者那样活着要好得多”。在某种程度上，大多数人都是在长期单调沉闷的工作中度过的，“没有休闲或安静发展的机会”，因而他们在根本上是不自由的。 ¹⁴ 因此韦尔认为，只有具备稳定的收入、适当的教育和足够的休闲时间来进行自我发展，在新经济中的个体才有能力和机会践行有意义的政治控制。从本质上讲，韦尔描述了进步主义重塑共和主义思想的决定因素，并聚焦于经济富足提供解放的可能性。

在对韦尔的回应中，赫伯特·克罗利发现了这一叙述中略去的一个关键因素：实际而直接的自治。在《进步主义民主》（Progressive Democracy ，1914年）一书中，克罗利为直接参与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重要性进行了辩护。他尤其认为，韦尔的方法未能完全解决依附性工作的问题，即劳动者或雇员只能在对自身活动的有限控制条件下进行工作。克罗利担心，进步主义改革会越来越倾向于只主要关注社会保险问题。的确，韦尔和其他一些人建议：

要为（个人）投保以防失业、防疾病和防老，要保证有益于其健康的工作条件，要使忠实可靠的工人只得到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不公平报酬成为不可能。他们期待能够使工薪阶层不再身陷债务，并避免使其因自身健康和工作状态的起伏而沦落。

尽管经济安全可能是自由的先决条件，但只要大多数美国人在工业决策中被剥夺了参与角色，雇主与雇员之间的“被依附与依附关系”就会“（依然）存在”。对于克罗利来说，“工薪阶层的解放（仍旧）要求……相较其自身命运而言的同样控制，应附属于他的地位，就像附属于财产所有者的地位一样” ¹⁵ 。

克罗利断言，从长远来看，韦尔对职场参与重视的下降，将会更普遍地削弱民主权力。而如果个人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完成如上所述的任务，那么虽然有全民教育和得到改善的休闲时间，但他们依然很难成为适合自治的自由公民。因此，谨慎对待民主理想的势力必然会认为，由于大多数人很少从事实际的决策，因而他们缺乏承担这种责任的必要专业知识。社会目标可以“通过一个权威性代表机构，以更少摩擦和延迟的方式来加以实现” ¹⁶ 。因此，雇主和政治家们将迫切要求建立一个单独的、统一的机构来代表人民发言，并且这一机构不受制于大众意见分歧的起伏或暴民统治的混乱。

对于克罗利而言，这一最终结果意味着要放弃共和主义自由，并迫使普通美国人退出社会权力的舞台。他担心，一些进步主义者“（仍）过于重视具体结果的实现和维持，却太少强调永久性道义上的民主福利事业”。民主在根本上是一种集体的大众控制经验。它要求个人能够行使实际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并习惯于这种权力的严苛和责任。当提及上述行政机构时，克罗利写道：“以这种方式实行的计划，将无法使人民有资格获取他们的利益。其导致的结果，要么是大众的卑躬屈膝，要么是有组织的大众抵抗，或二者兼而有之。”避免这些后果的唯一方法，是将政治中的“直接民主”，与工作上的“工业自治民主”结合起来。 ¹⁷

这种工业民主要求，“自由必须以某种方式被引入其自身的工资制度中”。克罗利坚持一种平民合作联盟的理想，他断言，经济独立除了只会使得产业工人“作为自治社会群体，对社会生产工作进行循规蹈矩的组织和执行负责外”，别无其他结果。鉴于工业生活的复杂性，克罗利认为，由于强大的新工会主义错综复杂地卷入所有经济生产的基本决策中，因此它为有意义的自治提供了最好的可行途径。他希望工会能成为打破雇主垄断决策的工具。这样一来，劳工代表和经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者，将确保整个社会、而非只是一种狭隘利益，有益地参与到设定工资、工作条件和生产目标之中来。因此，工业劳动将不再仅是延续旧的主仆关系，其中由雇主单方面决定工作生涯的形式 。同样重要的是，工人们为建立强大工会而进行的实际斗争，将体现为一种“代表日益增长的自治程度的积极努力”；而建立职场团结和工会制度的过程，将成为它自身在共和主义自由方面独特的训练场。 ¹⁸

显然，克罗利的大规模集中化工业工会主义，具有成为挑战雇主统治绝对论、追求经济再分配的强有力工具的可能性。而与此同时，工业工会主义似乎并没有为克罗利提出的关键任务做好充足准备，即为所有工人在日常体验中，提供对重要职场决策进行控制的实践机会。这一愿景恰恰是旧手工业模式所提供的，而它的丧失是克罗利如今所惋惜的。然而，克罗利的工业工会主义并非参与式的思想，似乎最终成了集权化的、基本上是代议性的思想。结果是权力集中在工场车间高层领导手中，他们会针对需求进行讨价还价，并为解决工业冲突提供议程。由于大多数工人在设定经济生产条件方面的直接作用有限，所以人们不禁要问，强大的工会怎会愿意提倡旧的合作理想。本质上，克罗利对这种看似永久性的行政复杂性赞赏有加，但他没有想出办法来挑战被授权的决策者与基本上处于被动地位的工人之间严格的劳动分工。尽管他对工会主义的关注确实有助于打破雇主的主导权，但这并不会令工作场所的等级体系或精英统治的控制程度变弱。如果没有额外的措施，这种工会主义本身实际上并不移交权力，只是增加参与决策的精英人数而已。

杜威、卡伦，以及智力与休闲的民主化

如果合并在一起考虑的话，克罗利和韦尔提出了一种新的共和主义愿景的不同构成因素，这种构成因素被其他改革者强调并完善。在《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 ，1916年）和《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1927年）两本著作中，杜威将韦尔关于智力民主化的思想，与克罗利对实际参与所有集体机构的特别关注结合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他试图直接回应劳动分工中的等级制问题，并计划对该工会主义进行帮助，这些帮助将可能改变现代工作受精英驱使的本质。杜威将企业权力和官僚机构复杂关系的主流社会范式称为“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它是机器时代和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冷冰冰的、日益专横的最终结果。然而，像韦尔和克罗利一样，杜威相信，将“不成熟的民众”改造成一个民主得以彻底实现、围绕共和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政体依然是可能的。正如19世纪的平民合作联盟捍卫者一样，杜威呼吁不间断的大众自治，因为他希望这种自治将使得多元主义理想，与个人自主、政治自治和经济独立结合在一起：

从个人立场来看，它在于根据以下两方面的个人能力有责任进行分担：其一，影响和支配个人所属团体活动的能力；其二，按照这些团体所需要维护的价值而进行参与的能力。从团体的立场来看，它要求以协调共同利益与共同财产的方式，来解放群体成员的潜能。

杜威认为自由公民是推动社会的力量，因为自由公民“发现，通过参与到家庭生活、工业、科学和艺术协会之中，其作为政治团体成员的行为是丰富而得以充实的”。因此，政治的主要目标是将“伟大社会”变成“伟大共同体”（Great Community），从而使人类成就和民主合作的全部潜力得以释放。 ¹⁹

杜威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不仅是加强工会主义，而且还要对以下做法进行抨击，即越来越严格地区隔工作中的管理岗位和那些使大多数雇员沦为完成机械呆板任务的工作岗位。虽然新的经济现实可能已使劳动分工成为集体生活无法避免的特征，但是仍有可能降低这种分工的不灵活性，提供远远更高程度的实际责任分工。杜威希望，通过在日常工作实践中为雇员创造性地独立行动创设通道，来防止新的权力寡头形成。结果，没有哪个受过教育的精英团体，将会要求垄断有用的知识和实际的权力。杜威因此认为，面对深嵌于等级制的企业劳动分工之中的异常状态，应居于任何共和主义议程的中心：

民主社会为其持续健康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消除最排他性、最危险的寡头，因为他们企图垄断智力的好处，企图为了一些特权者利益而垄断最佳方法的好处；而从事较少需要精神上的努力和创新性的实际劳动，则依然是绝大多数人的份儿。 ²⁰

在杜威看来，真正的民主社会必须将“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活动，与“自主决定思想”的经验结合在一起。因此，它需要一种教育制度来完全地满足这些需求。这一教育制度必须注重以这样的方式使“文化与实用价值”相互交织，即这种方式为个人不仅提供书本知识，而且提供在工作场做决定的日常技能。 ²¹ 从本质上讲，杜威接受了韦尔的普及教育理念，并明确地将其与现代工业和官僚主义生活的问题联系起来。杜威理所当然地认为，即使是他称之为“实际社会状况改进”的真正的转型社会变化，也不会恢复到杰克逊式的生产主义世界和地方民主世界。 ²² 尽管那个世界或许已经永远消失了，但提升大众能力，并将自治经验注入工作和政治领域之中，却仍然是可能的。这样一来，伟大共同体仍然能够实现，这是一个拒绝将个体分裂为“博学阶级与无知阶级、有闲阶级与劳作阶级”的社会。 ²³

如果说杜威将关于教育的观点与重塑劳动分工联系在一起，那么哲学家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提出了韦尔民主化休闲的其他希望的激进含意。 ²⁴ 对于韦尔来说，增加休闲主要意味着减少工作时间，这样个人就有时间实现自我提升和参与政治活动。卡伦认为，这种观点忽视了长期以来一直是共和主义经济自由思想核心内容的隐含目标。这一隐含目标正是将劳动本身变成休闲的增加。关于休闲，卡伦的意思是指那些能够使个人出于自我对自身和社会的内在价值、而非由于法律要求才决定参与的活动。为了使劳动成为休闲，他认为必须解决两个基本问题。首先，这一目标需要面对这一事实，即尽管某些工作形式是必要的，但它们限制了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在卡伦看来，虽然必须有人要承担这些卑微的工作，但是应该利用社会财富，来使个人花在做这些工作上的时间减到最少。甚至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工作应该进行分配，如此一来，就不会有个人或选民终身被困于此，并因而没有机会从事有助于自我实现的活动，就像历史上那些长期以来处于从属地位的团体一样。

其次，卡伦认为，社会也需要建立“工厂里的自由”。在保持与杜威和旧的合作理想一致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在公司面前，雇员必须能够参与基本的决策制定，并且能够创造性地参与关键任务和计划中。在卡伦看来，“无论工业民主还可能有什么含义，都丝毫不意味着能缺少整个生产过程的参与性实现，包括其条件、手段和结果”。他希望通过让个人控制其工作生活，并延长其拥有个人发展的独立时间，从而使得劳动和休闲的界线开始变得模糊。正如19世纪更加广泛的民粹主义传统一样，卡伦认为，只有社会技能和社会知识得到广泛传播，这样的社会才能出现。只要个人具备这些手段，他们就有基本能力在经济领域进行尝试，并有基本能力在致力于新的创造性政治事业中进行协调合作。对于卡伦来说，这种广义的生活方式，是经久不衰的共和主义雄心抱负的最终实现。它意味着经济“工作（将）由人们自由地选择，通过理解而使人快乐，……通过每个人都有意识地参与全部工作之中而使之变得人性化，从而起到释放（一个人的）力量和技能、而非奴役他们的作用” ²⁵ 。

在某种意义上，杜威、卡伦、克罗利和韦尔，他们各自都详细阐述了工业和政治复杂性是如何依然能够受制于共和主义自由。他们都强调，利用经济富足的主要目的，不仅是为了消除社会不幸的最糟糕形式，而且要创建一个公众受过教育、经济上独立和有自信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将拥有在工作上和政治上做决定的资源，并拥有从事个人新计划和追求集体提升的时间。尽管过去的自治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农业和手工艺生产——可能已基本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自治也必须随之消散。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一个基本问题：到底社会中哪些群体，可以被指望来促进这种可能的社会愿景？正如许多积极投身于民粹主义运动的人一样，韦尔和其他人相信，民主需要其成员持久而积极的参与。如果选民没有被调动起来，如果选民不能保持警惕，那么存在于社会中的威胁，就会解开对国家权力机关权力的束缚，而民众却没有手段对这种力量进行抑制或控制。正如接下来所要强调的，进步主义者在这一时期提出的主要回应措施，即培育“全国性的”人民和提高消费者的水准，却几乎并未消除这样的担忧。

国家主义与消费者公民

在面对工业化经济中自由的未来时，就像19世纪90年代的民粹主义者一样，韦尔、卡伦、克罗利和杜威，试图将国家干预主义与被动员起来的公众团结在一起。然而，他们拒绝以往聚焦于劳工群体，希望包含的不只是社会内的特定人群，而是作为整体的社会。他们认为，不仅是农民和工薪阶层，如果所有人能够受到恰当的教育，就都可以作为政府监督者（government behind the government） ⁽¹⁾ 来管理国家权力。然而，困难在于如何把大规模的不同公众组织起来，从而使大多数美国人开始认识到自己享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在韦尔和卡伦看来，从生产出发的观点未能凝聚社会，也没能提出集体行动的框架。个人与工作的关系是非常多样和矛盾的，因此这种观点所强调的内容，只会进一步加剧阶级冲突和社会混乱。韦尔写道：“生产者……是高度分化的。他可以是银行家、律师、士兵、裁缝、农民、擦鞋匠、信差。他也可以是资本家、技工、放款人、借款人、城市工人、农村工人。” ²⁶

值得庆幸的是，还存在另一种经济倾向，这种倾向并非对公众进行区分，而是强调公众的共同经验：个体作为消费者的社会角色。对于韦尔来说，只有当个人从这一角度联合行动的时候，他们才构成了“人民”并追求公益。“在如今的美国，使经济统一的力量，乃是作为富有消费者公民的共同利益，而且关于这一力量的多数派——他们敌视财阀统治——正在形成之中。”与这种观点相呼应，卡伦同样呼吁围绕这种“消费者的首要地位”来组织民众活动，针对“表达并维持其固有的自由”来指导民众活动。 ²⁷

民粹主义传统曾长期吁求劳工大众在经济政治进程中维护自己的权力，而如今韦尔号召让人们听到“百万无声的消费者”的声音。在他看来，进步主义是美国人作为消费者成熟化的体现，并因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无论生产者的地位如何，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人都成了推动政治发展的行动者。韦尔写道：“被挖掘出来的消费者，作为‘普通人’‘平民’‘乘坐公共交通的上班族’‘街边常人’‘纳税人’和‘终极消费者’，重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而此前曾作为生产者投票的人，现在是作为消费者在进行投票。” ²⁸

韦尔和卡伦都希望，如果美国人首先想到自己是消费者，那么他们就会意识到财富集中是如何造成了破坏性的新寡头政治出现，结果阻碍了社会盈余的合理分配及使用，并在此过程中削弱了共和主义自由。韦尔认为，在“对财富进行明智消费”中受教育并得以提升的平民，将利用那种知识来维护民主对工业和政府的影响力。按照这种观点，通过为公众提供一个理解并挑战不平等和等级制的公共基础框架，消费者观念的出现将促进自治。正如卡伦所写的那样，像通过消费者合作社那样，以消费者为导向的活动，为不同群体提供了获得集体“控制自身权力”的机会，并因而获得民众控制“目无法纪的企业权力”的能力。 ²⁹

然而，这种观点面临一个基本挑战。作为消费者，公众的主要活动似乎只需要明智地在立法者间来回周旋和消费产品。对理性消费者的关注，形成了以下两类人之间的根本分裂：一类是那些在重要机构手握权力者；另一类是大多数的美国人，他们只是在政治场所和经济市场中对前者的纲领和决定做出被动反应的人。人们不禁要问，消费的实践是否能在自由公民身份中提供一种有意义的伦理和教育基础。这样做的风险在于，通过将大多数个体变成由他人在异地所做决策的被动接受者，它将反过来使任何真正的自治内容荡然无存。

这一事实尤其令人关注，即恰恰是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消费者包括了每个人，因此这一类别构成了一个非常分散的社会群体。韦尔自己也承认，与实际社会运动、政党或公民协会相反，一个进步主义福利国家提供了最接近于代表所有消费者的制度。最糟糕的是，这意味着国家与公众之间令人不安的一致性，结果在这种一致性中，国家行为体可以声称无论他们把什么定义为消费者的利益，都体现了更大的善。在所有关于民主控制的讨论中，赋予消费者权力这一观点，体现了这样一种显而易见的可能性，即用政治精英的利益取代源于大众的目标。由于消费者的观念似乎由国家行为体得到了最好的表达，因而国家很容易取代消费者而成为决策的驱动力。在某种意义上，虽然公众将作为一个社会受益者的角色存在，但是其作为民主行动者的角色却消失了。这些思想为大大扩展国家权力创造了可能性，而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个远远更加消极被动的公众群体。

与韦尔的观点相一致，克罗利试图重塑政治认同的企图只加剧了这种风险。随着市场的整合和美国人逐渐将自己视为消费者，克罗利断言另一种共同观点已经出现了。这一观点并不是基于阶级、党派或种族属性，而是基于个人对一个单一统一国家的承诺来使他们结合在一起。他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拥有权力和繁荣的美利坚国家，能够成为所有社会成员情感上和政治上明确的忠诚对象。像韦尔和卡伦一样，克罗利认为，受跨地区市场和消费者身份推动，新的国家主义将通过摒弃旧的地区观念和培养公众的凝聚力，来加强民主实践活动。克罗利在《美国生活的希望》（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 ，1909年）一书中写道：“一个变得越是像一个国家（nation）的民族（people），越是因此变得像一个民主国家。”正如詹姆斯·莫罗内（James Morone）所评论的那样，克罗利的“选民乃是一个单一的全国性选民，他们被动员起来以反对私人权力的集中” ³⁰ 。

然而，克罗利呼吁民族主义，不仅意味着对强有力的政府行动进行辩护，而且意味着对日益等级性的国家结构进行辩护。对于美国人来说，如若要作为国家成员的身份来定义，那么就必须存在一种全国化的政治。在这样的政治中，政府和经济都被集中于具体机构。克罗利写道：“美国民主的国家进步……要求越来越多的集中化行动和责任。”在他看来，这种信念是对发生了根本变化的美国社会形势的率直承认；集权化是“美国工业、政治和社会生活日益集中的自然结果”。克罗利总结道：“美国的活动日益集中化，（曾）要求更多而非更少的集权化。” ³¹ 尽管他一直在谈论自治，但是这一趋势的更大意义在于经济和政治相关的决策场所的明显减少。它意味着进一步使大多数人与其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权力行相分离。

克罗利希望，尽管会存在这种分离，但民主控制仍可以通过“直接民主”实践得到保证。他和韦尔都为一系列旨在加强公民权力的制度改革进行了辩护。正如莫罗内所列举的那样，这些改革包括“参议员的直接选举、初选、全民投票、罢免、创制权、宪法修正、法院判决的公共审议等”。值得注意的是，激进的人民党党员也曾对这些制度改革中的每一项，作为普通积极分子能够影响政治结果的手段进行辩护。人民党希望在农业和劳工协会帮助下，掌控农民和工业工人的情绪，然后利用新的程序性机制，将集体意志加诸反抗性的社会力量身上。同样，克罗利认为这些手段为民主参与提供了杠杆，从而允许人们不断地“坚定追求一个强有力的社会计划”。全民公决和创制权最终成为了“一系列政治制度中的”两项内容，其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促进美国公众舆论活动的活跃和社会化。 ³²

然而，克罗利笔下的国家公众，甚至比韦尔和卡伦叙述的消费者社会更加松散。尚不清晰的是，这一主体究竟是如何自我组织，并因而又是在何种基础上能使其政治活动“社会化”的。在拒绝接受实际劳工群体时、在未能包含任何实际存在的社会群体（与虚构的国家和统一民众意志相对）时，克罗利留下了一套没有实际公众去激励的理论。就像人民党党员一样，他的直接民主的核心是一个强有力的集体代理人。然而，在拒绝聚焦于一个参与实际抗议和改革活动的明确群体时，克罗利实质上否定了社会内部任何可以直接做出政治决策的代理人的存在。这种对实际社会力量的谨慎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与对现有政治组织的不信任密切相关。虽然工会在工作场所明显起着关键作用，但是在克罗利的国有化构想中，工会和政党都不应充当政治中间人。在某种意义上，克罗利仍然对普通美国人管理这些组织的能力，以及这些群体是否会促进统一大众意志的能力持怀疑态度。因此，直接民主意味着消除中央集权政府与人民之间明显存在的隔阂，意味着抛弃那些先前曾使集体生活团结一致的部分团体。

然而，其结果是将美国人民简化为一种无差别的民众，并剥夺了真正的政治选民用以维护自我权力的制度基础。克罗利拒绝接受这样的信条，即“权力的代表主体”——比如国会，或更可能是总统——应该塑造公众舆论和决定集体意志。他设想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具有持续压力和大众自主性的政治进程。但他关于人民的意象和对人民现有公共表达模式的怀疑，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真正的政治可能性。如果选民分裂、联合纽带削弱，那么除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还有什么可以支配政治话语呢？在这种情况下，程序性改革将成为政府几乎不顾及人民，而追求自身对民众意志解释的工具。尽管克罗利坚持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梦想，但实际上他的政治却意味着某种截然不同东西——一种以自己的政府机构取代社会选民的中央集权化政治权力——的基础。如果没有一个被动员起来的具体社会群体，那么除了这个“权力的代表主体”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难以坚持拥有权力。

因此，并非巧合的是，克罗利和韦尔都为西奥多·罗斯福在1912年的竞选纲领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基础，而这一纲领被恰如其分地命名为“新国家主义”。克罗利的“国家民主”与罗斯福总统任期内自己的管家理论（stewardship theory）非常契合。这一理论认为：“总统……是人民的管家，而且……他一定要意识到自己拥有法定权利来满足人民的任何需求，除非是宪法或法律明确禁止他所做的事情。” ³³ 如果所有余留的集体权力是两个极的话，即一个极是总统、另一个极是想象中的国民，那么只有前者拥有实际能力来代表全体发言。换言之，只有总统才会知道复杂的人民可能的需要，并因而知晓国家权力应该流向何处。此外，尽管克罗利认为“国家主义”是旨在挑战新“富豪统治”的国内民众行动，但这种对集权化和美国威望的关注，很容易就会蔓延到对美国全球权力的捍卫之中。对于像罗斯福这样的人来说，国家自豪感和身份认同不仅加强了强大的总统特权，而且改善了对这些特权在海外的决定性使用，以便维持和投放美国的权力。在某种意义上，克罗利和韦尔无意中参加了发展一种与其最初支持的截然不同的集体生活愿景的活动之中。这种叙述聚焦于少数精英之间的决策，并利用国家主义概念，在公众利益与国家在国内外的行动之间建立起一种认同。

至于杜威，虽然他特别关注集中化的工业和大众传播制度所构成的危险，但他似乎并不能够想到将对根深蒂固的等级制进行挑战的政治选民或社会力量。杜威坚持认为，“虽然伟大社会……是可能存在的”，而与此同时他又补充道，“但是它永远无法拥有当地社区所具备的全部特质”。 ³⁴ 因为对不加约束的消费者主义和国家情绪的可能影响保持警惕，所以杜威放弃了将共和主义自由的驱动力固定在某一规定群体身上的目标。因此，在呼吁建立一个伟大社会时，杜威没能准确说明他在向谁发出呼吁，或者说，他没能弄清楚应出现什么样的社会运动来建设这一民主理想。他对公众所进行的抽象性呼吁，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对社会不和谐或任何形式的暴力深度反感的产物。在《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 ，1935年）一书中，杜威承认“阶级冲突的存在，有时甚至等同于一场蒙上面纱的内战”。但是他拒绝接受这种想法，即社会因根本不同的物质利益而分裂。相反，他认为合作的概念不仅是社会民主的理想，而且是历史的指导原则，从而促进了发展和技术进步。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有强制和压迫现象（可能存在）”，但人类经验展现的是“有组织的合作性智慧”。 ³⁵

杜威在提出这一观点时，必然拒绝接受美国社会批评的整个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威廉·曼宁的《自由之钥匙》一书，因为此书中的主张与杜威的恰恰相反。对于曼宁和其他人来说，社会冲突乃是集体生活的永恒特征，因为某些群体——例如杰克逊式的金钱贵族——的物质利益，与经济独立和大众参与的目标并不一致。此外，承认这样的冲突使得曼宁及其知识上的传承者能够明白，平民合作联盟的建立是与被组织起来的社会运动的命运直接相连的。对于他们来说，这种运动是以工作经验为基础的，并因此在全部分歧中寻求将劳工群体团结起来。然而，杜威不仅拒绝接受这一选民，而且拒绝关注那些真实的日常争论发生的地方，虽然这些地方本可以为他提供相关的集体代理人。由于忽视在更大范围的国家内区分不同潜在的活跃群体，他的哲学向世人呈现了一种没有任何社会手段使其得以实现的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克罗利、韦尔、卡伦和杜威都提出了对共和主义理想进行现代重塑的框架。但随着农业反抗的溃败，他们更难以想象出能够呼吁哪些选民来成功地追求这些理想。总而言之，他们因此向人们呈现了这样的情景：一个力量得到加强的强有力国家，但却缺乏被动员起来的公众引导其朝向明确目标前进。

进步主义的行政部门、政党衰落与妇女选举权

在许多方面来说，关于民主行政机构（agency）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显示出20世纪初普遍存在的一种气氛。这一时期不仅目睹了工业等级制的兴起、行政国家的崛起，以及并非无关紧要的大众消费的增加，而且还见证了那些在历史上曾支撑过大众政治活动的工具——尤其是庇护式政党——的持续废除。尽管将选举权扩大到妇女意味着一种新的潜在的强大政治集团，但投票公众人数的增加，并不能扭转参与弱化的总体趋势。总之，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和政策制定者开始认为，恰恰是生产控制和大众政治决策的思想，应该让位于高效而有益的行政管理。

1900年以后，政府改革的努力将打击腐败、裙带关系，以及政党控制选举过程的目标作为其主要任务。按照克罗利的逻辑，政党通常被视为限制公民直接表达其政治意愿能力的障碍。因此，国家拥有对政党体系的更大权力，被认为是加强政治精英管理和政治透明度的根本手段。切斯特·劳埃德·琼斯（Chester Lloyd Jones）曾对改革做过不计其数的评论，其中便包括他对无记名投票和政府印刷选票方面的评论。他在1913年写道：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影响政党最引人注目的发展，已经是政党活动受法律规范的程度不断加深。选票的印刷、选票的拉票活动、党团会议时间和程序的规定、初选、大会，甚至是对自身委员会的选择，已经被越来越多地从政党中剥离，并受到公众的监督。 ³⁶

如此规定带来的长期后果，是大众参与度的大规模下降。这一现象可以部分地通过作为社会运动的平民政治的失败加以解释，结果留下了分崩离析的政治基础。早在1887年，农场主联盟组织创始人之一S.O.道斯（S. O. Daws）就指出：“如果农场主联盟组织被摧毁了，人们对自己、对相互之间有信心，来复兴它或者组织任何新的东西，将要花上一些时间。”然而，进步主义时代的改革，也在民众遣散中起到了主要作用。例如，马克·科恩布卢指出：“澳大利亚式选票［无记名选票］使不识字的选民和非英语语言选民参加选举……变得异常困难。这样的选民可以毫不费力地投一张政党印制的选票，因为票上总是含有党的符号……，但是他们却无法阅读加固选票（consolidated ballot）。”此外，正如先前所讨论过的那样，19世纪的政党曾是将不同的社会组成部分（如移民、农民和工业工人）整合进政治过程的主要手段。随着政党和党派性的极大削弱，这些群体参与的机会也大大减少了。毫无疑问，一些进步主义者曾希望这些措施能够整肃边缘化群体选民。除了这一结果之外，改革还使这一过程总体上对民众介入承担远为更少的义务。 ³⁷

在某种意义上，选举变化只是更大范围的新官僚主义国家发展的一部分而已。虽然人民党的成员曾试图利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代表劳动群体，但他们也反对势头看涨的集权化和中央集权式的国家权力（特别是在行政方面）。然而，随着他们愿景变得渺茫，被进步主义改革强化的新行政机构开始越来越广泛地监管经济生活。行政官僚涉及多个领域，包括建立州际商业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联邦储备金监察小组（Federal Reserve Board）和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等众多机构。更重要的是，虽然这类委员会表面上是在立法机构控制之下，但这些组织享有广泛独立，且不受任何选民或参与者的制衡。 ³⁸ 官僚权力的扩张降低了选举的实际价值，而民众参与因此同那些具有影响力的有意义的手段一起减弱了。

由于进步主义时代最伟大的改革为第十九条修正案（the Nineteenth Amendment）——该修正案于1920年将投票权扩大至妇女群体，因此这种发展尤其具有讽刺意味。早在30年前，人民党党员也曾呼吁这样一项宪法修正案，并认为劳动妇女乃是可以通过农场主联盟组织和人民党进行政治动员的未开发基地。在平民政治崩溃后，对于阶级和种族政治以及党派性，许多城市改革家和政治精英总体上来说十分警惕，因此对女性选民的潜在作用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预估，在本土出生的中产阶级妇女会比来自移民文化背景的妇女具备更高的参与率，从而可以使得改革者击败那些在工薪阶层和移民选民中占据优势的正规政党组织。”而实际上，只有当新的行政管理国家已经根深蒂固，并且投票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已然消退时，选举权才会出现。妇女参政权扩大论者苏珊·拉福莱特（Suzanne La Follette）就制度性变化评论道：“妇女运动的悲哀在于，该运动成功地保证了妇女政治权利之时，恰恰是政治权利价值比18世纪以来任何时候都要低的这个时期。” ³⁹

制度性变化和变化中的社会环境无疑一同降低了选举权的价值，而妇女选举权运动自身内部的动力变化，也对此起到了增加助力的作用。一方面，妇女获得选举权的时间，是在选举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力比上个世纪任何时候都要小的阶段；另一方面，推动选举权运动的意见也越来越偏离了早期女权主义者的目标。与人民党运动的那些目标一样，这些目标将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与被边缘化妇女的能力联系起来，以推动经济解放和政治自治。在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看来，为了对性别进行重塑、对经历进行改写，选举权必须与这些努力联系在一起，即为女性提供像白人男性所享有的同样的经济独立。而这必须挑战女性对男性的物质依赖，并且要通过在婚姻内外都普遍存在的性别分工来强制推进。这种分工导致妇女被束缚在家中并专注于家务，因而她们没有机会来控制自己的劳动。

因此，尽管投票是共和主义自由的先决条件，但吉尔曼坚称，除非选举权与更广泛的改革议程相结合，否则单单它结束不了实际的从属关系。吉尔曼在其《女性与经济学》（Women and Economics ，1898年）一书中写道：

进步的主线现在是、而且一直是朝着经济平等和自由发展的。虽然生命存在于地球上，但经济条件必优先于、并支配着每一种现存生命形式及其活动；社会生活也不例外。相较于政治单元为异性结合的父权社会在政治上的发展能够超越某个阶段，一个经济单元为异性结合的社会在工业上的发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关于工资平等化和“家政行业的社会化”等问题，吉尔曼希望能将妇女的投票与具体的政策目标联系在一起。而通过国家支持的儿童抚养协助和家务援助将这些负担也分配给男女两性，“家政行业的社会化”将给予妇女充分参与到经济和政治生活之中的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家于我们而言不再是工厂车间或博物馆；它远非处在其目前受抑制的工业发展状态之中，而是居住者进行个人表达的处所——一个和平安静和休憩之地、一个爱和私密之地”。对于像吉尔曼这样的女权主义者来说，妇女权利运动乃是全面民主努力的组成部分，以消除一切形式的依附（家长式的或其他形式的），因为依附将劣势关系和控制关系强加给从属群体。 ⁴⁰

然而，到第十九条修正案通过时，妇女参政已发生在参政权扩大论主张大打折扣的背景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权主义者的努力开始主要由特权精英们主导。而为了获得投票权，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更大的社会抱负。参政权扩大论者不仅顺从被整肃的选民思想；事实上，通过文化水平测验、财产要求和将黑人排除在外，他们把自己的呼吁与那些剥夺价值更低的社会人群选举权的企图挂上了钩。在表达这种主流观点时，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National American Women's Suffrage Association）主席卡丽·查普曼·卡特（Carrie Chapman Catt）在其1901年的主席演讲中承认，之所以对把选举权扩大到白人妇女犹豫不决，部分原因是最近几十年里各州“欠考虑地匆匆”赋予“外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选举权。卡特同意那些支持被整肃的选民的观点，因为她解释说：“危机四伏的状况使得这个国家变得怯懦，而这种状况似乎源于让大量不负责任的公民进入政治团体（the body politic）之中。” ⁴¹ 到1910年，这种情形使得像埃玛·戈德曼（Emma Goldman）这样的反传统主义者反复说，早先平等主义者对选举权的构想，必定是一项普遍而具有变革性的社会计划。她为选举权运动是如何“完全脱离了人民的经济需求”而惋惜。在选举权运动只集中关注形式上的政治权利中，她发现了“现有关于妇女独立和解放观念的狭隘性” ⁴² 。

因此，虽然投票权毋庸置疑为妇女提供了政治表达的机会，但是通过抑制大众干预的目标和机会，参政权扩大论者的观点和行政国家的发展二者都限制了选举权权力。本质上，尽管新增加大批量被赋予选举权的公民，但这一时期仍目睹了公众从政治决策通道上被逐步排除在外的现象。虽然克罗利可能曾希望行政部门的发展能够扩大并特别关注民众的参与，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人民从民主参与中淡出。在此背景下，公共活动的核心内容开始转移到新的全国大众消费品市场。据印第安纳州曼西市的一家报纸报道，“对于美利坚来说，美国公民首要的身份不再是作为国家的公民，而是作为消费者” ⁴³ 。韦尔曾认为，消费者的观点可以导致统一集体利益的产生，并能够为参与政治和推动社会需求提供共同基础。他可能曾对一个强大的国家表示欢迎，但他也认为，国家权力依然需要通过警觉而明智的公民权加以制衡。相反，大众消费权力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私人事务领域。它似乎培育了一种共同观点，但是比起韦尔曾期待的、或整个19世纪曾存在过的情形来说，这种观点在政治上要无动于衷得多。此外，消费主义的兴起也提出了这样发人深省的问题，即公众是否有能力做出理性而明智的决定，以及民主形式——代议制或直接民主——的可行性问题。消费者似乎很容易被营销策略和新时尚所左右，并且因最低程度的共同点而着迷。没有什么比新大众媒体更能突出这一事实了，因为新闻业正是在哗众取宠、内容低俗、引起人兴味的故事中营运的。

曾一度与克罗利和韦尔共同主编《新共和》杂志的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捕捉到了政治生活中新的意见倾向。鉴于行政管理和社会复杂性，以及大众能力明显缺乏的现实，“把人的尊严与一种关于自治的假设相挂钩”显然是荒谬的。相反，李普曼坚持认为：

人的尊严需要一种生活标准，在其中人的能力能够得到完全发挥……。随后应用到政府身上的标准，在于它是否正在产生某种最低限度的健康、体面居所、物质必需品、教育、自由、快乐、美好，而不只在于是否以所有的这些东西为代价；它随着偶然悬浮于人们心头的利己主义想法而波动。在制定这些标准所能达到的准确性和客观性程度方面，政治决定—— 尽管无疑只有相对少数的人对此关心—— 实际上与人们的利益联系到了一起。 ⁴⁴

自由不再等同于对基本决策场所的集体控制；相反，它包含了免于经济匮乏的安全。这样的安全本身即终极目的，而非实现经济和政治独立的先决条件。对于李普曼而言，政治话题转到了政策话题，而这是一个对专家来说在功能上截然不同的领域。参与沦为已受到贬损的选举权，而公众关注的主要领域如今变成了市场，结果满足了人们的个人激情和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普曼对这样的直观知识进行了明确有力的表达，即需要坚定地与旧共和主义叙述分道扬镳，通过新的经济安全框架和有效的行政管理来构想政治和自由。如果像克罗利这样的思想家曾试图使共和主义思想与现代环境相适应，那么李普曼则认为，对生产控制和民众决策的承诺，必须当作乌托邦式的幻想或无用的怀旧形式而被抛弃。

从定居者帝国到人道帝国主义

这种对作为在持续自治中进行实践的美国自由愿景的实际放弃，给社会成员的经历留下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空白，因为早在美国革命之前，这一愿景曾激励过一代代的美国人。如果说工作和直接政治参与曾为定居者主义背景下的自由公民身份提供了伦理基础的话，那么有什么东西将在新政治制度中取代它们的位置呢？稳定的收入和大规模的消费，似乎不太可能逐渐灌输曾植根于集体生活中的相同责任和自治。面对这种困境，思想家和政治家们转而求助于美国定居主义的另一个前提——帝国方案——来寻求解决之道。如果财产和劳动不再在伦理上能够完全确立社会成员身份，也许全球扩张的共同事业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替代品作用。

在慨叹美国边疆的终结和那些已经消失的坚定的民主主义拓荒者的时候，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提醒读者，定居者社会的基本特征不仅是经济独立，而且是不断进行领土扩张。关于美国的经历，特纳写道：“迁移一直是其主要事实，因而美国人的精力不断要求更广阔的田地来使用，除非这种迁移运动对人们没有任何影响。”在1910年印第安纳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中，特纳更尖锐地谈及帝国的重要性，指出征服乃定居者的指导原则：

拓荒者最重要的理想是征服。为了生存机会而与大自然搏斗就是他的使命……。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现今我们自己的时代。每一代拓荒者面对的是尚未被驯服的大陆……。步枪和斧头是边远地区拓荒者的标志。它们意味着获得进取性勇气、学会支配控制、采取率直行动、得到致命力量的训练。

面对以商业主义和社会冲突为标志的20世纪，特纳提出了另一种方法来对“美国生活的扩张性特点”进行辩护。 ⁴⁵ 随着社会因颓废和消费者冷漠而摇摇欲坠，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开始追随他的领导。在定居主义的帝国议程中，他们看到了将社会成员身份与自律、勤勉和统一国家意志的意识重新连接起来的可能性。

在对“勤奋生活”的价值（与沃尔特·韦尔的类似价值相反）进行辩护时，西奥多·罗斯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和乔赛亚·斯特朗提出对美国帝国的含义进行大幅度的改造，从而使曾经一以贯之的定居者殖民计划，与欧洲帝国主义的制度和设想为伍。然而，在20世纪初，美国力量的全球化既不是单纯的经济冒险，也不是纯粹的强权政治演练。罗斯福、霍姆斯和斯特朗也为新的美国包容性愿景铺平了道路，这种新愿景深深地浸透在清教的千禧年抱负之中。虽然从斯基德莫尔到内维尔的民粹主义传统中的激进派，曾希望使自治成为可以广泛得到的社会经验，但新的美国全球主义，却将创造一个所有人都能够平等享有持久和平利益的世界作为自身的目标。这些思想信念体现在美西战争之后的领土并购上。通过法律管辖权的主要变化，从而使国际扩张合法化——无论宪法保护是否延伸到新土地上，这些思想信念也得以表达出来。

“勤奋的生活”与帝国的义务

1899年4月10日，西奥多·罗斯福在芝加哥汉密尔顿俱乐部（Hamilton Club）前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开始道：

我愿宣扬的是艰苦奋发的生活信条，也就是操劳、努力、勤勉和奋斗一生的信条，而非卑微低下的安逸信条；我愿意宣扬的最高层次的成功信条，属于那些不畏艰险、不畏辛劳，并从中获得最终辉煌胜利者的信条，而非冀望轻松和平者的信条。

罗斯福嘲弄地看待大众消费的兴起，因为他明白，使休闲民主化的欲望，乃是要基本抛弃曾使美国定居主义和殖民化得以维持的辛勤工作和行为准则。在他看来，“当男人害怕工作或正义战争、女人害怕成为母亲之时，他们会在濒临死亡时瑟瑟发抖；如此他们应该从地球上消失，因为这些人合当为那些自身坚强、勇敢、心灵高尚的男男女女所鄙夷” ⁴⁶ 。

他担心，一个缺少边疆的美国，将是一个缺乏共同义务的美国，从而使得集体生活毫无意义。对罗斯福来说，社会成员身份的意义，必须胜过重要性降低的选举权或物质需求的供应。它需要一种鼓舞人心的传教士般的激情，由此助长英雄主义，并激发个人使自己的私利服从更大的善。“如果一个国家缺乏深厚的……物质繁荣基础……那么它将无法长久维存。但如果仅仅依靠物质繁荣，它将不会变得真正伟大。”罗斯福使用林肯和格兰特（Grant）这样伟大的勇士型政治家的例子提醒公众，他们“以其生命表明……他们认识到还有其他甚至更崇高的职责，即对国家和种族的职责”。因此，罗斯福试图使以往定居者想象中两个根本方面的内容获得新生。他认为美国在根本上是一项英裔美国人的事业，尽管在现实中存在着移民和种族多元化的现象。虽然罗斯福祖上是荷兰人，但是他坚持认为，这个国家是建立在英国自由原则的基础之上；而且英美两国有着共同的帝国命运，从而赋予“英语种族”一项基本的教化使命。事实上，就像当时的许多美国人一样，罗斯福认识到，有一种强烈的文化吸引力，将所有那些英国定居者群体连接在一起，尤其是那些美国和南非的定居者群体。在这两块土地上，殖民者均战胜了可怕的原住民群体，并为自由制度的拓展开疆扩土。他呼吁国内的英裔群体摆脱商业颓废的重负，并重拾这一共同的定居者传统和使命。因此，罗斯福对殖民化对于集体生活的重要性进行了辩护，认为尽管美国大陆边疆可能已经开拓完毕，但世界本身却意味着远为更广阔的新边疆。他承认，对于美国人而言，尽管他们或许不可能像此前在北美大陆那样定居在其他大陆，可美国公民仍然可以承担“世界事务中我们的那份工作”，并“真诚地努力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 ⁴⁷

罗斯福认为，如若从全球帝国的召唤中退缩，其后果是十分可怕的。因为这样一来，其他更好战的国家将必然挑战美国的孤立主义。鉴于技术的进步，海洋不再能够为美国提供一道安全屏障，来阻隔那些发生在海外的冲突和混乱。堕入珍馐美食和漠不关心的迷雾中，将使得这个国家受制于境外的混乱失序。在展示中国——一个曾经的伟大帝国如今正被欧洲列强竞相瓜分——这个冷酷无情的事例时，他警告道：

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我们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中国今天已经发生的这一事实：在这个世界中，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爱冒险的民族面前最终肯定是要衰败的。 ⁴⁸

因此，全球扩张不仅是定居者帝国的自然延伸，而且也是国际现实和相互竞争的国家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之必然要求。

在提出这些观点时，特纳和罗斯福均强调，尽管长期反对维持一支常备军，但是美国军国主义在定居者社会中根深蒂固。正是通过暴力，英裔殖民者使其帝国得以扩张，并维持社会的等级制度，从而使享有特权的内部人区别于那些原住民、奴隶或墨西哥外部人。从本质上讲，勤奋的生活有着两重平行的含义：一重含义是打理家园的辛勤工作和经济自主，另一重含义是持久的殖民战争。随着前者的消退，罗斯福提出将后者作为通往建立美国统一的自由公民身份之路。

在强调战争在国家经历中的重要性时，罗斯福因此指出了作为一名士兵或工人的个体，是如何在将美国权力扩展到海外过程中为其共有身份提供新的基础的。再也没有谁比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在他1895年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于哈佛大学所作的题为《士兵的信念》（“The Soldier's Faith”）演讲中，更雄辩地强调了这一观念。正如罗斯福一样，霍尔姆斯拒不接受“慈善家、劳工改革家和时尚人士”之流对“舒适生活”和“光鲜华丽而无忧无虑”的“热望”。商业主义不仅使得人类活动失去活力，而且还促使人们虚幻地认为美国因远隔重洋而安全无虞。始终存在的战争可能性要求我们采取全球性行动并不断做好准备，这应使美国人警觉，“我们的日常舒适生活，只是动荡不安、桀骜不驯的世界潮流中的平静一隅，而非恒久的必然存在”。由于这样的危险，士兵的信念乃是保护这个国家，并使之充满阳刚气的活力和忠诚承诺的最好终极希望。霍姆斯将这种信念描述为一种使命感，它使“士兵打算为此而将生死置之度外：遵从盲目接受的职责，投身不甚了解的事业，参加不甚明了的战斗计划，接受认为并无用处的战术” ⁴⁹ 。

虽然这种对军国主义的辩护或许是就定居者边疆生活的暴力性质而言的，然而它恰恰体现了共和主义自由的矛盾。霍姆斯虔诚地对盲目服从的价值进行了描述，而非佐之以针对国家权力不断保持谨慎的理性而自主的行动。对于他而言，这一新的殖民计划将建立在对国家目标的献身精神上，而不论这一目标是什么。从本质上讲，罗斯福和霍姆斯都在努力为自由公民身份寻求另一种基础，一种将赋予完全成员身份价值、并教育人们为集体目标而愿意牺牲个人目的的伦理基础。在这样的探索中，他们推翻了哈林顿伟大的共和主义主张，即产权而非军事经验可以使个人拥有公共生活所必需的独立和行为准则。如今霍姆斯和罗斯福放弃了经济自主性，转而重新将战争作为培养真正美国公民身份的舞台。

甚至连像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那样的反帝国主义者、自诩的和平主义者，也意识到了缺乏价值观和共同责任感的社会成员身份所造成的难题。詹姆斯写道：“主战派一再重申的这种说法无疑是对的，即武德（martial virtues）尽管最初是通过战争竞争而获得，但却是人类绝对永恒的优点。”与哈林顿并无不同的是，詹姆斯主张需要“战争的道德等价物”，从而重振涣散的公众，并将集体力量从市场和纯粹的私人事业中转移开来。詹姆斯的解决方法是建立全国性服务，这为后来新政设立的民间资源保护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提供了灵感。 ⁵⁰ 詹姆斯希望，这样的计划能使美国年轻人投入“煤铁矿山、货运火车、十二月的捕鱼船队、洗涤擦拭场所、筑路掘隧之地、铸造厂和锅炉间，以及摩天大楼的屋架上”。詹姆斯将国家服务，描述为“对全部人口的动员，以在一定时间里作为抗衡大自然 （Nature）的军队的组成部分”，而非“征兵制度”。 ⁵¹

虽然军国主义和詹姆斯的“道德上的等价”，都试图使美国人在内心逐渐产生一种更高尚的国家使命感，但这二者都不是真正的自治愿景。如果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伦理基础曾经是独立和集体决策的日常经验，那么霍姆斯、罗斯福和詹姆斯均未提出培养这种独立的替代性方法。虽然詹姆斯显然对军事化社会所体现的缺乏深思熟虑感到担忧，但他的解决方法在实质上是将经济军事化，并把工业工人想象成他们自己的军队。在寻找“武德”时，像霍姆斯和詹姆斯这样的美国人似乎辨别不清这些品质的用途何在。旧的定居者理想并没有将这些美德本身视为目的，而是认为这些美德在促进作为自治的自由所达到的程度上是有价值的。但是，随着有关自治的强大叙述越来越处于次要地位，对行为准则的要求只是强化了集体生活的等级制倾向，并且成了其本身的正当理由。这显然并非詹姆斯的意图，而是用军事化话语来描述成员身份和平民生活中有价值的东西所导致的后果。因此，詹姆斯与“主战派”似乎融为一体了，因为他们提出了互补性而非竞争性的观点。正如在海外的帝国冒险体现了“勤奋的生活”一样，在国内受到管制的勤勉劳动力可以帮助这个国家释放其经济潜力。两种方法中的每一种都提供了一种国家主义道德观，它们没有强调以往对参与的集中关注，反而强调无论在交战中还是工厂里美国人的支配权。

此外，这种国家主义与得到复兴的千禧年主义一拍即合，因为与其清教徒前辈并无不同，它把美国想象为正在承担历史性的救赎使命。人们应该记得，在19世纪中期，随着共和主义理想因雇佣劳动的兴起而受到威胁，定居者退避到信奉天定命运和大陆扩张欲望的排外政治之中。如今，对自由公民身份前景和自由含义的类似忧虑，导致人们同样求助于千禧年主义。在19世纪晚期最畅销的著作之一《我们的国家：可能的未来及当前的危机》（Our Country: Its Possible Future and Its Present Crisis , 1885年）一书中，公理会牧师乔赛亚·斯特朗将他对美国商业主义的担忧，与呼吁改革和重回英裔美国人殖民化的伟大希望结合在一起。在许多方面，这本书都像一首过时的清教徒式的哀歌，该书虽然暴露了国民的软弱和罪恶，但与此同时却提醒信徒们即将到来的乌托邦。在书中，斯特朗一章接一章地描述了那些威胁着美国的危险，其中包括天主教、摩门教、酗酒放纵、社会主义、财富以及城市的崛起。如若以盎格鲁–撒克逊至上主义、清教徒宗教和社会内部人之间的经济平等为前提，那么以上所有危险均破坏了定居者社会的持续。在斯特朗看来，美国已经被其中大部分为天主教徒的南欧移民所侵占，并且因这些人充塞城市而导致“危险阶级”膨胀、“无知”和“罪恶”泛滥。此外，工业的发展使得富人与穷人之间产生了一道危险的鸿沟，导致了对“精神疲惫、腐败堕落和破坏毁灭”推波助澜的“恶劣的物质主义”。 ⁵²

在过去，美国定居主义所受到的威胁主要来自外部敌人，即原住民敌人和英国帝国中心；而如今则内外受敌。在国外，世界为“种族之间的最后竞争”做好了准备。而在这种形势下，不管自身是否寻求和平，美国将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好战和怀有敌意的国家。在国内，社会中的定居者成分走向式微，并且需要保护它们不受那些种族上相异的不纯因素和到处蔓延的颓废情绪的威胁。不管多么极端，斯特朗认为这些危机本质上与早期英裔美国殖民者面临的危机相似，他们是“让未来铭记他们自己及其性格的第一批永久定居者”。尽管有“带来重要改革”的历史变化，但斯特朗认为，一个重新充满活力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正追随其祖先们所树立的榜样。清教徒曾相信，领土扩张会消除对自由的危险，并创立一个和睦的千年共和国。斯特朗认为，虽然这一目标仍然触手可及，但是由于新的社会现实，一些关键方面应该加以改变。尽管已控制了这个大陆，但美国并没有更接近和平或新教的乌托邦，并目睹其活力因工业主义和文化上不适群体的大规模移民而大伤元气。在这些情况下，只有当美国作为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来宣称其全球领先地位时，将自由与安全相结合的终极希望才能被实现。 ⁵³

遵循以往的清教徒定居者观点，帝国是美国人作为种族上的选民而被传承下来的宗教责任。然而，斯特朗的千年愿景与旧的千禧年主义在一个关键方面有着重大区别。正如他所写的那样：“因此，上帝在这片大陆上训练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承担其使命之际，弥补性的工作在这片大陆之外的伟大世界里已在进行之中。上帝双手兼备。它不仅在我们的文明中准备给各国留下印记的命运钢戳（the die），而且……在准备让人类接受我们的印记。”为了使平静安宁遍布世界，美利坚帝国必须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自由，传播到世界遥远的角落以及不同种族的人民中去。定居者殖民化的最初观点是，非白人的外部人不能像具有特权的内部人那样享有同样自由。因此大陆帝国将消除所有可预见的敌人，并建立一个单一的和平共和国。在斯特朗的阐释中，尽管帝国是一项种族支配权计划，但为了它的成功实现，非盎格鲁–撒克逊群体，尤其是非欧洲人，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被包括进来——这时他们才会放弃好战的性情并享受文明的果实。斯特朗评论道：“人们有机会对此进行合理的怀疑吗？即在非常真实而重要的意义上，这个种族……注定要废黜众多弱小种族，同化别的种族，并影响其余种族，直到这个种族使整个世界盎格鲁–撒克逊化。” ⁵⁴

最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这种对定居者帝国的修正，为断然与以往的叙述决裂创造了条件。它意味着未来的美国人将如何把致力于全球性权力的追求，与致力于普遍性权利的追求结合到一起。跟随斯特朗的足迹，西奥多·罗斯福则追求嵌入在美利坚帝国这一新千年愿景中的排他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双重逻辑。在1899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扩张与和平》（“Expansion and Peace”）的社论中，罗斯福也把美国描述为不仅是以英国的自由传统为基础的国家，而且是一个特别处在向全球传播这种自由位置上的国家。美国为世界和平而做出的努力，因此也是在号召将落后民族纳入一个自由和稳定的文明世界。然而，与斯特朗不同的是，罗斯福清除了持久和平中最明显的宗教内涵。他把平静安宁作为一个更高目标，而不是进行乌托邦式的努力去创造人间的上帝统治；围绕这一目标，一个充满活力的军事化社会才能集中自身精力。此外，他将颓废舒适的商业生活，即他所嘲笑的“轻松和平”，与使世界由混乱变得和平和自由而进行的高尚（且明显是长久的）斗争进行了对比。罗斯福写道：“和平乃善道；而因此，那些将和平等同于自私自利的和平鼓吹者的态度、那些从正与存在的邪恶进行交战中怯懦地退缩者的态度，是极其有害的。”战争是这项事业的核心所在，因为正如柯克勋爵和英国殖民者曾经宣称的那样，在文明与野蛮人之间，永久和平是不存在的。在将美国的全球扩张与定居者艰苦跋涉穿越美国大陆的历史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罗斯福声称：

然而，国家间和平的增加曾严格限于文明化国家间……。与野蛮国家之和平乃例外情形。在文明与野蛮接壤之处，战争为普遍常态，概因战争定发生于野蛮情形之下。无论美国边疆之美洲印第安人、英属印度边境之阿富汗人，抑或遭遇西伯利亚哥萨克人之土库曼人，其结果概莫能外。长远观之，唯有使其野蛮之邻邦臣服，文明人始知和平得以维持，乃因野蛮人只屈服于武力。 ⁵⁵

通过恢复早期定居者的千禧年政治，罗斯福试图赋予这一新帝国以一种既能够团结公众，又使社会成员身份具有价值的愿景。自由公民身份如今必须参与到这场全球斗争之中，从而以文明取代野蛮。在国内，美国人将视己身为国家伟大事业之构成部分，并视其在工厂或军营中的辛勤劳作为完成美国全球天命之关键。此外，这一天命也证明了工业增长和物质充足的正当性。此种繁荣乃美国全球扩张之动力和美国至上之明证，而非仅仅提供无所事事的舒适。

罗斯福并不回避强调暴力和强制对全球实现和平并战胜野蛮的重要性。他写道：“文明的每一次扩张皆有助于和平。换言之，伟大文明力量的每一次扩张都意味着法律、秩序和正义的胜利。”罗斯福认为，任何持久的秩序都“完全归因于强大文明种族的力量，因为他们尚未丧失战斗本能，并且他们的扩张正逐渐将和平带入那些世界野蛮民族统治的红色荒原”。然而，就像斯特朗一样，普遍主义观念也跟罗斯福的民族沙文主义一起共存。美国的扩张将不会消灭野蛮民族，而是会提供一个稳定统治的榜样。这样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上不同的国家可以成为文明社会的成员。虽然罗斯福可能曾认为，“只有文明民族的好战力量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但是他提出，希望所有群体都能享受到美国带来的平静安宁的益处。尽管永久和平可能需要美国力量的高压手段，但它仍然是一种共同福祉。通过使定居者对和平的承诺全球化，罗斯福和斯特朗都提出了他们自己的包容性政治。斯基德莫尔和布朗森都曾希望，美国所有群体都能被纳入自由公民的行列，并享有对生产的控制；相反，罗斯福却设想出一种世界秩序，其中所有民族都能获得持久稳定和英美文明的益处。 ⁵⁶

与西班牙的战争和美国全球力量的形成

罗斯福的社论和他对扩张本质的反思是由美西战争激发的，因为这场战争给美国留下了一个从加勒比海一直延伸到东亚的海外帝国。除了1867年购买的阿拉斯加和无人居住的那些鸟粪岛（Guano Islands），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美国所有领土都是毗邻的。然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却见证了一系列的扩张主义政策。1898年，夏威夷正式被吞并——而早在五年前，美国的糖业种植园主们就心怀叵测地为此发起暴动。同年12月10日，美国签署了《巴黎条约》，从而正式结束了与西班牙的敌对状态。该条约一开始的内容是关于古巴的未来地位问题；《巴黎条约》第一条规定，西班牙放弃对古巴的主权，并根据国际法让渡给美国占领当局。第二条规定，西班牙须将波多黎各和关岛的主权移交给美国。而根据第三条，西班牙还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将菲律宾群岛割让给美国。此外，在这场战争之后，美国于1900年通过与英国、德国缔结条约而获得了东萨摩亚，并于1903年通过对哥伦比亚的干涉夺取了巴拿马运河。 ⁵⁷

这种扩张体现了与定居者殖民化经验的明显决裂，尤其是与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一案中的主张的决裂。对于早期的殖民者来说，驱动帝国的主要动机是为白人殖民开拓新的土地。就此而论，没有什么新拥有的土地是以不平等为基础而被合并的。旧的帝国叙述拒绝帝国中心与领土边缘地区之间所存在的持久法律差异；相反，却设想出一种相对分散的定居者征服和控制计划。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平等对待那些被征服的人群，更不会因此将这些人融入定居社会中。对于外部人群体，尤其是印第安部落而言，定居者以英国的绝对统治为榜样，建立了一种分层化臣民管理模式来保护定居者至上主义及其土地利益。然而，如今美国发现自己拥有种种不能由美国白人进行殖民的土地，而且当地人口也不符合种族和文化同化的历史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成长似乎需要一个不同的框架，一个需要以无限领土依赖和殖民依赖为前提的框架。

对于华盛顿的政客们来说，与西班牙的冲突最初并没有威胁到旧的假定或意味着一种新的帝国叙述。几乎没有人认为这场战争会以大规模吞并而结束。 ⁵⁸ 只是当参议院面临是否批准《巴黎条约》时，这一现实才在国内受到关注，因为如何最好地管理这些新领地留待国会做出决定。正如批评家们很快意识到的那样，如此无条件的权力（plenary authority）提出了这样的可能性，即与定居者意见和塔尼在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一案中所采取的方法相比，这些拥有的领地完全能够无限地以殖民地方式加以统治。尽管该条约最终被批准通过，但反兼并主义者仍然对这一新的范式保持高度警惕，尤其是考虑到菲律宾正在发生的叛乱活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罗斯福撰写了他的社论，从而为扩张和发展出一种新的帝国叙述提供了有力的辩护。对于罗斯福来说，对战争及其后果进行辩护具有特别的个人意义。他从一开始就强烈地支持战争，并且战争本身也使他声名卓著。在敌对行动爆发时，罗斯福辞去了他在海军部（Department of the Navy）的职务，并在古巴率领一小团以“狂野骑士”（Rough Riders）而为人所知的士兵。罗斯福的行动最终为他赢得了荣誉勋章（Medal of Honor）。如今面对战争的后果——军事占领和遥远的领土，罗斯福拒绝质疑领土兼并的逻辑。谈及菲律宾，他认为撤军不是可行的选择。因为在他看来，这会使得这些岛屿落入阿奎纳多将军（General Aguinaldo）手中，并造成巨大的混乱和失序，这些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未来的干涉成为必要。关于那些反兼并主义对手，罗斯福写道：

如果通过敦促我们离开菲律宾，并让阿奎纳多的寡头集团来控制这些岛屿的话，如果那些提出国家羞耻和国家耻辱劝告者能够得逞，那么我们只应将菲律宾交给劫掠和杀戮，直到某一更强大、更刚毅的力量介入进来承担这项我们自己惧怕执行的任务。

重要的是，罗斯福提出了支持全球帝国主义的两个相互联系的观点。一方面，他坚持认为需要拒绝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一案宪法应随旗而动（the Constitution follow the flag）的观点。国际和平的义务要求保留依附性的殖民地，并建立与受到宪法完全保护不一致的领地权力模式。定居者帝国必须让位于美国全球主导地位和国内安全的迫切需求。然而，罗斯福也声称，帝国主义仅是一种以其自己的方式实现更大和平目标的手段而已。因此，美国的控制将是暂时的，最终所有国家都将在他们自己的领导下享有稳定的政府。虽然依附性在国家对全球稳定施加影响的努力中是必要的，但却不能将其认为是永久拥有的属性。罗斯福写道：“我们这个国家将保留这些岛屿，并将在那里建立一个稳定、有序的政府；这样一来，世界上将会又有一个更公平的地方从黑暗势力中被夺过来。”他补充道：“从根本上来说，扩张事业就是和平事业。” ⁵⁹

遵循罗斯福的逻辑，在面对新的国际挑战时，兼并主义的支持者们也逐渐接受了全球扩张的观点。1899年，在一次接见卫理公会派（Methodist）牧师代表团的著名活动中，麦金利总统进一步明确地表示了改变定居者帝国基本特征的必要性。在解释他做出将菲律宾保留为依附性殖民地的决定时，他评论道：

我每晚都在白宫的地板上踱步到午夜；先生们，我不耻于告诉你们，不止一晚，我跪着（向）全能的上帝祈求给予光明和指引。就在一天深夜里，我就这么意识到——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意识到了：（1）我们不能把他们还给西班牙，因为那将使我们显得懦弱和可耻；（2）我们不能把他们转交给法国或德国，因为这两国是我们在东方的商业竞争对手，这将是糟糕的交易、是丢脸的；（3）我们不能把他们交给他们自己，因为他们不适合自治，他们很快就会陷入比西班牙统治时更糟糕的混乱与失序；（4）我们别无选择而只能完全接管他们，并教化这些菲律宾人，提升他们并使之成为基督徒。仰仗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他们，正如基督为我们的同胞而赴死那般。 ⁶⁰

麦金利明白，“菲律宾问题”（Philippines Question）并未提供简单的解决办法。他接受定居者所强调的这样一种观点，即共和主义自由乃英裔美国殖民者和其他同种族参与者的共同事业，因而他认为，宪法平等不能扩展至那些不可被同化的非白人群体。但麦金利也坚持认为，如果无法在菲律宾立足，美国将面临许多和平的潜在威胁。如果法国或德国宣称对其拥有主权，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欧洲列强的围困，并被他们拖入更大的纠纷之中。也许更糟的是，菲律宾的独立将造成混乱，并使得平静安宁的希望更加遥远。面对已然改变的世界，麦金利主张一种新的务实帝国主义政治，这将促使而非限制美国在海外使用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