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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章
人民党的挑战与定居者社会的瓦解
如今人民党对这两类人（黑人和白人）说：“你们被隔离开来，因此你们各自的收入就可能分别受到盘剥。有人使你们相互仇恨，因为这种仇恨正是基于奴役你们二者的金融专制主义。你们被欺骗、被蒙蔽，你们可能无法理解这场种族对立，是如何使一种货币制度永久化，从而使你们都变成乞丐的。”这显然是正确的，难怪这些不幸的黑人和白人劳工们都驻足聆听。难怪他们开始意识到，如果不改变法律使白人佃户受益，黑人也同样无法得到好处。他们还意识到，针对他们中任何一方的不公正制度，往往导致二者都受到损害。他们所有的物质利益都是一致的。一旦这种意识成为一种信念，仅仅关注自身，仅仅企望改善其条件、避开繁重的赋税、避免高利贷费用、减轻自己的租金，或渴望将自己岌岌可危的房屋变为开心的幸福之家，就将使得这两类人团结在一起。
—— 汤姆· 沃森（Tom Watson），
《南方黑人问题》（“The Negro Question in the South”，1892年）
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一种反抗的情绪再次席卷了乡村。面对债务和土地丧失威胁的债权抵押制度，小地主和佃农组织建立了农场主联盟组织。该组织最终参与人数超过了200万，涉及42个州和地区，试图通过合作改革运动和分财政计划（subtreasury plan）的方式，推行具有社会效用的联邦信贷，进而将农村贫困人口从对当地商人和商业银行精英的依附中解放出来。 1 人民党成立于1892年，围绕劳动者的基本利益，该党既表达了以上这些经济目标，同时也表现了重回政治中心的更大的集体雄心。农场主联盟组织领袖和政党活动分子将他们的努力与以下这些人联系起来：他们是劳动骑士团、美国铁路工会组织（American Railway Union，ARU）的工业工人，以及刚刚获得解放、但有着同样农村悲惨遭遇的奴隶。因此，他们开展了一项基础广泛的参与式运动。这切实体现了自美国革命时期以来，关于如何使社会环境与作为自治的自由相兼容这一设想的最持久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自称为人民党的改革家，成了共和主义自由叙述的自然继承者，而威廉·曼宁、托马斯·斯基德莫尔和奥雷斯蒂斯·布朗森则对共和主义自由叙述进行了最彻底的阐明。我之前曾将“民粹主义”一词用于这种叙述上。在本章中，我将探讨这场运动对美国人关于民主实践和成员身份思想的影响，并且将研究乡村和城市的抗议活动，是如何为最终放弃定居者帝国的制度和观念奠定了基础。
两个特点使得这场社会运动尤其与众不同：它的历史时机以及它与先前美国政治思潮之间的结合。首先，这场社会运动出现在20世纪经济和政治权力模式确立之前。乡村的动荡发生在此之前：公司资本主义和官僚国家机器全面取得优势，二者被等级化地组织起来，并且高度相互渗透。同时，虽然美国的地区性和国际力量日益增长，并且不再处于后殖民时代的弱势地位，但是，此次运动发生之际，美国还未形成对自身全球定位以及恰当利用其新发现地位的清晰叙述。正是因为人民党的观点是在如今的结构性规划和意识形态安排获胜之前发展起来的，因此他们提出了美国事业的另一种发展方向，尽管这一方向最终并未得到贯彻。
至于平民政治的基本愿景，孤立地看，其构成部分都并无新意。人们曾目睹更早时期被动员起来的公众卷入对集体制度的挑战之中，就像美国革命后的岁月那样。这一时期的美国也见证了一个大众政党的崛起，即杰克逊时代的民主党。该政党被各种各样的生产者选民的参与所激励，并声称代表全体人民发声。 2 此前，美国人甚至对普及共和主义自由的思想理念进行了辩护。早在19世纪20年代，托马斯·斯基德莫尔就勾勒出一种非帝国的美国政体轮廓。他否定了一种扩张式的政治，并把所有群体——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作为值得享有有意义的自治者来对待。而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激进的共和党人也率先对标志着定居者生活的殖民二元性进行了抨击，并为了完全包容黑人作为独立和自治的公民这一事业而奋战。
但是，令这次农业抗议活动与众不同的原因，乃是这是可以独自主张的社会选民首次将所有这些因素统一起来，用作民众行动的基础。农场主联盟成员和政党积极分子自觉地将农村的贫困，与显而易见的工业劳动问题结合起来，并试图使长远的经济独立目标适应于急剧改变的环境。他们设想出了一个新的工业社会：这是一个没有等级制度和对大众控制的社会，在其中农民和工薪阶层设定经济和政治决策的条件。在19世纪90年代它的鼎盛时期，平民政治向两个老牌政党的霸权进行了挑战，并描述了民主党在南方崩溃的非常真实的可能性——这种结果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此外，在这一动员起来的社会基础中，许多人认为他们的物质利益是需要打破定居者的排他性，并将自治扩大到先前被边缘化的群体，特别是黑人和妇女。尽管这些观点可能代表了运动的激进派一方，但是许多颇受欢迎的领袖和同盟支持者对此均十分认可。例如，得克萨斯州的威廉·兰姆（William Lamb），佐治亚州的汤姆·沃森，堪萨斯州的杰里·辛普森（Jerry Simpson），内布拉斯加州的威廉·内维尔（William Neville），劳动骑士团的特伦斯·鲍德利（Terence Powderly），以及美国铁路工会的尤金·德布兹（Eugene Debs）。他们都主张，平民政治面临的挑战是最终建立一个合作社联邦；并且还坚持认为，定居者至上主义已经变成分裂劳动者、破坏有意义的自治的楔子。
我认为，这种针对定居者优越地位的怀疑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的，因为到19世纪末，这种将内部自由与对外部的帝国特权连接起来的纽带已受到了严重损害。如果扩张的目的是通过确保财产所有权和经济独立来促进定居者的自由，那么国内生产的变化则造成了完全不同的结果。随着工厂生产制开始主导工业化、资本逐步集中于少数实力雄厚的企业手中，进军太平洋的计划似乎更能强化经济精英的利益，而非促进定居者的平等和个体产权。这些发展促使农民和工薪阶层认识到摆脱标志集体生活的殖民二分法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定居者和被排斥的群体发现他们都受到相同经济依附关系的束缚。因此，许多人正是要质疑这种包含了身份等级制的帝国特权的效用。对于最激进的人民党党员来说，加强劳动群体的政治力量意味着要将所有生产者的经济命运联系起来。因此，他们反对定居者和非定居者之间强制性的不平等。这也意味着要确保美国在海外日益增长的活动，并不是为了增强企业的利益，也不是为了重现那些在人民党党员看来并不恰当的国内殖民权力模式。因此，这场农业运动说明了美国非帝国政体的潜力，尽管常常是迟疑不决的。这种政体十分警惕美国的正式扩张，十分警惕定义美国与地区邻国关系的非正式干涉和威吓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它提出了对后定居社会的一种具体叙述。这样的后定居社会使得民主成为一种包容性的社会承诺，并且对于新帝国结构的确立也保持着警惕。
这种人民党反叛的愿景及其变化的前景，与该运动另一种熟悉的意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今天的一些美国人来说，“民粹主义”的标签本身很难说是赞美之词，其中暗含本土主义以及暴民统治的最糟糕因素。20世纪50年代，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曾引人注目地把人民党党员描述为小业主；由于经济变化和大量海外移民涌入，他们无法逃脱自我地位的衰落，并进而把自己想象为“千里之外策划的阴谋的无辜乡村受害者”。霍夫施塔特的论述，是以冷战时期黑名单盛行、公民自由受到严重侵犯为背景的。他明白这些做法与人民党的煽动之间的深刻连续性。霍夫施塔特认为，人民党是“偏执狂式的美国政治”的缩影。人民党的偏执并非基于政治现实；相反，它把阴谋变成了人类历史的主要因果机制。这种机制是可以“通过几乎超越权力的邪恶力量而调动起来的”。从杰克逊式的反垄断主义到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witch hunts），由此产生的反智主义、怀旧情绪和排外心理，将该党与具有悠久传统的偏执改革运动联系在一起。农业运动并不是一个社会民主或社会平等的计划，而是体现了那些有身份地位意识的地主，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可怕的局外人，进而试图重回更单纯的年代所做出的努力。 3
劳伦斯·古德温（Lawrence Goodwyn）对此进行过强有力的反驳。他认为霍夫施塔特未能领会平民政治最核心的民主脉动，因为他错将像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这样的“影子人民党党员”（Shadow Populists），当成了真正的民粹主义者。 4 影子人民党党员主要是指那些在运动开展很久以后，才让自己与运动挂上钩的政客和改革者；而且这些人总是在没有深厚农场主联盟组织根基、或缺乏引起这种共鸣的具体社会关注的州蓬勃发展。正如古德温所写的那样：“在农业运动强大和不断发展的地方，运动的政治性是健康的；但是在这场运动还未真正扎根、或变得停滞不前的地方，第三方政治立场则是笼络性的。” 5 这些影子政客们并非以追求合作与民主的货币制度为目标，而是通过附和人民党的言论，将银币的自由铸造看作用来赢得选举的一剂灵丹妙药和一种快速方法。最终，影子运动吸纳了原来的政党，并在1896年迫使大会代表们走向自我毁灭，提名布赖恩为总统候选人。正如克里斯托弗·拉什所总结的那样：“与民主党的融合削弱了人民党的纲领，同时也终结了他们为打破民主党在南方的垄断所做出的努力——在那里，人民党党员其实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就。而与此同时，这一融合也摧毁了一个可能联合黑人和白人农民一同实践意义深远的改革计划的新政党。” 6
尽管霍夫施塔特对政治偏执狂的描述存在缺陷，但还是抓住了美国改良主义的一面，具体来说是人民党的经验一面。正如前一章所述，南北战争之前的时期，民主激进主义稳步变成保护族裔上的内部人的推动力，途径是主张对非定居者采用强制性的政府权力；这种民主激进主义希望通过积极的政府行动能够建立一个小生产者的自由共和国。毫无疑问，这种势力在人民党及其支持者中也很明显。1896年的副总统候选人汤姆·沃森，便是一个最好不过的例子。在他从事平民政治的生涯中，这位佐治亚州的政治家曾是一个魅力非凡、认为有必要将白人与黑人农民团结起来的拥护者，因为他认为他们都是平等的公民，并都受制于相同的经济专制。然而，在经历了多年的选举成果被人窃取之后，沃森恰恰成了霍夫施塔特所定义的那种偏执狂政客。正如古德温指出的那样，到了20世纪初，沃森“最终将他自己以及国家的政治困境归咎于黑人、天主教徒和犹太人。他变成了一个暴力直言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以及反对教皇威胁的共和国捍卫者” 7 。汤姆·沃森这种尤为令人失望的经历，说明了许多被动员起来的南方白人，很容易转变为定居者至上论者。尽管这场运动对帝国进行了批判，并对社会包容性进行了辩护，但排外情绪始终在边缘带存在。而随着政党越来越在民意测验中输掉，以及更大规模的运动瓦解，这种排外情绪更加成了贫穷白人的核心关注。
这些现实我们留下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难题。一项致力于认为所有劳动者——无论什么种族——都具有共同利益纽带的集体计划，在其最具解放性的时候，怎么会如此轻易而彻底地沦落为排他性政治呢？我认为，只能通过再次将这场运动置于定居者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这些相互冲突的特征。最终，平民政治的两极对立形象，体现了19世纪末贫穷定居者如何实现平等与共和主义自由的两种互相矛盾的主张：一种是包容性的、反帝国主义的形象；另一种则是封闭性的、注重身份地位的形象。在处于包容性和平等主义时，平民政治试图在已改变的经济和文化条件下使定居者自由普遍化，并去除其殖民性根源。人民党党员试图使自由得以确立，途径是通过形成一种代表所有劳动者的统一大众意志，而非通过领土扩张、或按照种族划分的依附性工人阶级来实现；这一大众意志将主张具有高于政府的权力，并将对经济和政治生活进行重新安排。通过这样做，这个大联盟将实现定居者帝国所表达的共和主义希望。但正是这种方式却也将摧毁它本身的基础，即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自由公民与分层化的帝国臣民之间的分裂。然而，正如过去那样，每当这种强烈的愿景动摇时，对普遍性的推动也变得犹豫起来。特别是在1896年选举失败后，这样的环境加剧了人们倒退回定居者等级制状态、并接受排外和殖民政治形式的意愿。 8
在以下篇幅中，我评估了人民党运动和起源于政治精英的反应，是如何瓦解了美国定居者主义的法律和意识形态架构，是如何为一个从根本上改变了的社会群体提供基础。第一部分聚焦于这样的内容，即美国内战及其余波所带来的转变，是如何产生了一种令最激进的人民党解放计划可以在其中扎下根来的水土。在第二部分中，我转而探讨了这场农业运动设想和构建庞大劳工联盟的方式。这一联盟认为，通过建立一个被永远动员起来的农民和工业工人机构，更多人可以主张对政治和经济制度拥有持续权力，并使共和主义自由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然后，我讨论了人民党的失败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原因，并强调这场运动未能克服自身的定居者局限性，以及这一运动声称代表全体公众发言的困难所在。
最后，我描述了政治家和法官们，是如何在国内领域通过加强行政权力并逐步提出针对外部的特权，来对人民党的威胁做出反应；一般来说，这些针对外部的特权不曾对定居者的内部生活进行系统安排。与其说这些人物自觉抛弃了共和主义的风格特色，不如说他们认为，通过平息社会动荡，特权实际上是为旧的劳工自由正统派服务。然而，其结果却是加强了难以为继的定居者政治本质，增加了新权威形式与盛行的“自治即自由”承诺之间的龃龉。这种对定居者帝国的系统性瓦解意味着，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美国越来越广泛地复制其欧洲竞争对手的官僚和法律结构。在这一过程中，集体制度偏离了自由公民与分层化臣民之间的二分法、偏离了定居者社会中所蕴含的解放性承诺。
南北战争及其后果
在整个19世纪里，大多数贫困定居者都接受了这样的殖民二分化行动或政策，即将社会的内部人与被排除的外部人隔离开来。他们认为，作为强制性力量的政府权力，尤其是联邦政府的权力，其权威削弱了宪法权利，并使自由公民沦落到分层化臣民的状况。的确存在着一种相互竞争的大众政治传统，这种传统在小农场主和市民的美国革命经验中得到了表达。从18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这些农场主获得了州立法机构的控制权，并且通过总的多数原则（undivided majority rule）来利用政府权力制定民间法，从而减轻了债务、使货币贬值，并试图确保了土地所有权。这种将地方议会作为集体行使公共权力的场所的设想，把像宾夕法尼亚州的乔治·布赖恩这样的反联邦党人，与后来的如奥雷斯蒂斯·布朗森和托马斯·斯基德莫尔这样的社会批评家联系到了一起。然而，在南北战争之前的一段时期，这些争论在政治上是无足轻重的。对于贫困的定居者来说，政府权力往往是帝国特权的同义词。只有通过阻止政府权力从内部侵入集体生活，白人农场主和市民才能避免遭受国家压迫，并维持自身对处于从属地位群体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
但是从南北战争开始，这种对定居者社会和政府权力的主流愿景就受到了极大限制。首先，激进共和党人充分展示了政府重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潜力。此外，企业对国家权力的攫取，暴露了包含在反中央集权态度中的风险，尽管这种态度维护了对自我规制的商业社会的信心。最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限制了通过边境扩张来获得更大经济自由的可能性。尽管许多定居者试图再次通过强化殖民二分法来保护他们下滑的经济地位，尤其是在新的中国移民进入的背景下，但是其他人则越来越认为基本的经济现实凸显了振兴共和主义自由与坚持定居者排外性之间的龃龉。
政府权力变革的可能性
美国内战通过多种方式推进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实践。而这些实践威胁到旧的定居者范式，提出了在企业集中化和更大的社会包容性条件下，如何维持共和主义自由的问题。内战推进这些实践的方式，一方面是质疑国家干预的简单叙述近乎等同于帝国特权，另一方面是将其变革可能性（无论好坏）解释为一种重塑集体生活的工具。尤其是在战后时期，在许多情况下，直接受政府行动协助的新企业等级制的兴起向农民和工薪阶层表明，新依附模式的解决之道，并不会通过限制国家的功能发现，而是将通过主张大众权力对国家应追求目标的控制发现。
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无疑是美国重建本身。它表明联邦权力能够受到管理而被明显加以利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激进的共和党人，如乔治·朱利安或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议员撒迪厄斯·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都直截了当地对内部限制和外部特权之间结构上的二元性信念提出了质疑。相反，他们把联邦权力视为一种重新制定成员身份基本框架的工具。为了与定居者自由状态相一致，这些政客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生产控制和个人所有权为政治参与提供了伦理基础。因此，包括作为社会正式成员的自由奴隶，要求确保土地所有权和经济独立，这是为了保证自由作为结束实际束缚的必要条件。然而，这种承诺无法通过自由放任的劳动力市场或自我规制的商业社会运作来实现。这要求国会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史蒂文斯希望此举能够在黑人农民之间重新分配奴隶种植园，并且能在军事上占领南方，从而永久地巩固黑人在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平等。正如他在1865年12月所说的那样：“国会必然要为他们提供保障，直到他们能够照顾好自己。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提供家园，不用保护性的法律保护他们；如果我们把他们交给他们已故主人的立法，那我们还不如保留他们的奴役身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史蒂文斯认为，只有通过在定居者社会中行使帝国特权、采取完全的戒严法，才能实现保证黑人自由公民身份的目标。与其对共和主义自由进行妥协，政府的自由裁量权才是其必要的工具。 9
随着重建事业的失败，试图利用强有力的国家，来实现实质平等目标而进行的努力，也几乎“胎死腹中”了。但是，政府作为改变和指导经济生活的工具，却并没有这样简单消失。在南北战争期间，共和党国会颁布了众多法案，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大规模企业。这些措施包括五个方面。第一，1861年的《莫里尔关税法》（the Morrill Tariff Act），以保护美国工业不受竞争的影响；1862年的《宅地法》（the Homestead Act），为西部拓荒定居者提供自由土地；1862年的《莫里尔赠地学院法》（the Morrill Land Grant College Act），为大学提供联邦政府赠地。第二，1863年的《国家银行法》（the National Banking Act），规定了国家银行体系和货币。第三，许多铁路法案赋予企业联邦政府赠地，并资助他们贯穿美国大陆的铁道建设。第四，创建新联邦官僚机构——如货币监理局（the 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和移民局（the Office of Immigration）——的那些法律，旨在集中政府权力。第五，甚至还有美国首次征收联邦所得税。 10
在促进战后工业化进程中，这些行动发挥了主要作用，并开启了创建一个日益受企业利益渗透的新国家机构的稳定过程。这些行动导致的结果是，随着美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大国，经济生活从根本上围绕着一个不断扩大的工厂生产体系被重新组织起来。虽然手工作坊并未完全消失，“但在19—20世纪之交，近一半的制造业工人都在超过250名雇员规模的工厂里工作”。这些新工厂被等级分明的公司控制，其特点是“官僚式管理、多功能性、资本密集性，以及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有其批量生产产品的营销商”。通过行使管理特权并推动削弱岗位工薪阶层的独立性，这类公司对生产控制的劳动目标构成了直接挑战。 11
铁路运输的兴起和铁道里程的大幅增加（从1860年到1880年增加了两倍），进一步确立了新兴的企业形式，并同时巩固了制造业和资本的国内市场，广泛地促进了经济集中度的提高。对于广大农民和工人来说，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高度不平等的工业社会、一个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由企业精英领导的社会。至于1890年，51%的财产由处在顶端的1%的人拥有；而88%的人口，包括绝大多数的白人定居者，仅拥有14%的财富。 12
对于长期沉浸于民粹主义传统的劳工来说，这一结果首先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南北战争之后，像《宅地法》这样的立法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新业主，同时推动了定居者的经济独立和社会流动。正如克里·艾布拉姆斯针对19世纪六七十年代华盛顿领地的殖民方案所给出的建议那样，向西迁移的白人继续以典型的共和主义方式看待自己，并且他们享受自治的能力源自这些新的联邦政策。 13 然而，对许多其他定居者来说，特别是在更成熟的边疆地区和美国东部城市，新的经济发展因金钱利益而日益体现了国家选举的典型问题。在“镀金时代”（Gilded Age），几乎在政府的各个层面，巨型企业对两大政党政客都能够施加影响，其中铁路公司也享有特殊准入及特权。 14 此外，如果这种选举利用了典型的杰克逊式对国家的提防的话，它也从根本上质疑了一个自我规制的商业社会的效用。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定居主义对政府自由裁量权的历史性怀疑，仅仅强化了企业权力的崛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杰克逊党人本身所倡导的反垄断运动。他们将排他性的州和联邦章程视为专制法案，并认为这些章程通过给予商业精英经济利益而威胁到共和主义自由。但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普遍的公司法结合政府的权力分散，使得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利用法律形式，最终促进了更高度的商业集中。 15
因此，内部限制与外部特权之间的鸿沟，不仅不适宜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对于居住在美国国土上的新乡镇和城市里的许多人来说，它实际上恶化了那些与作为自治的自由不相容的特征。对于越来越多的定居者来说，捍卫其经济和政治独立的最佳手段，并不是忽视国家的能力，而是从企业利益中收回政府权力，并为了劳动群体的利益而积极地运用它。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和国家权力之间的新联系，意味着出现了一种古怪现象，即将强有力的政府仅仅视为一种毁灭性的帝国特权，并且忽视了国家行为中固有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潜力。
为促进自由而进行扩张和进行殖民统治的失败
如果说经济集中和工业资本主义对商业自我规制的信念构成了挑战，那么通过削弱有助于内部自由的扩张能力，它们也直接威胁到了定居者帝国的构建。追溯到早期殖民时期，定居者享有共和主义自由的基本方式，乃是通过领土征服和土地所有权扩展而实现的。而这是新土地和有意义的自治之间的主要连接。同时，这也使得帝国以及它对原住民群体的剥夺和控制变得合法化。然而，随着19世纪最后几十年边疆社会的发展，定居者帝国的基本目标似乎仍然遥不可及。在扩张的早期，征服行动与定居者间财产所有权的普遍分散以及内部平等所达到的程度密不可分。由于土地的充裕，像林肯这样的自由劳工支持者（laborites），一直把租赁和工资收入看作通往个人所有权之路的暂时状态。然而，随着企业实力的增强和大规模工厂生产的巩固，扩张行动似乎将新工业秩序延伸到更遥远的西部，而并没有创造一种迅速发展的小型生产者民主。
对于那些生活在城市中的悲惨的人来说，血汗工厂的工作已经成为一种永久的现实，这是一种边疆定居点也无法根本解决的前景。或许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在像华盛顿领地这样崎岖不平的土地上，西部开发仍旧倾向于促进、而不是抑制经济集中化和企业利益的力量。总的来说，在南北战争后，铁路和商业力量形成了扩张条件。铁路公司和工业企业将西部视为用于拓展市场和创造利润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而不是像许多劳动者所认为的、用于小规模土地占有和手工生产的领土。艾伦·特拉克滕伯格（Alan Trachtenberg）写道，这些企业“以为自己拥有整个范围的国家任他们支配：从用于加工的原材料到市场上的商品”。对于渴望通过西部土地所有权实现经济独立的定居者来说，这一新出现的秩序，从根本上与他们的目标相冲突，因为它为工商业精英提供了更大的对生产生活的控制权。对于新的企业实体来说，“使自己发展为全国性企业的过程，促使公司与农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农业企业在生产和营销结构中被同化了” 16 。因此，虽然联邦法律（如共和党的《宅地法》）为定居者提供了大量的新土地，但是农业劳动最终被商人、银行和企业制造商管理和监督。在这样的条件下，同化便产生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利斯拜和其他一些人对扩张无力解决经济依附问题的洞见，已经为大量定居者所接受。这些激进的批评人士认为，除非国内政权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关系问题，否则扩张不会成为自由的仆人，而只会在新土地上再现压迫性的经济状况。同样地，对于19世纪末的贫困农民来说，他们如今身负沉重的债务，并受制于供应商和工业制造商的命令；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定居点似乎只会加强企业权力向西转移。扩张创造了一种充满活力的工业经济，但显然是以越来越多的农民和工薪阶层的经济独立为代价的。
对定居者来说，内部平等不再与对外部臣民人口的殖民式控制紧密联结在一起，没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能证明定居者意识形态的崩溃。如果领土征服与共和主义关于个体所有权的希望之间的冲突表现得越来越明显，那么主张对依附群体的帝国特权，同样也无法改善白人的经济地位。这种特权不仅是对领土征服的合法辩护，而且维持了定居者社会核心的基本身份等级。从外部运作来看，这种自由裁量权力适用于那些被排斥在具有完全社会成员身份之外的群体，特别是黑人和印第安部落。特权因而起到维持定居者及其后代享有经济和政治至上地位的作用。
由于外部人群不具备共和主义自由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和特征习惯，这种排斥在历史上曾被认定是正当的。虽然这些论点通常以种族和宗教的术语来表达，但也是以关于工作与自由之间关系的主张为前提的。而只有英裔定居者和欧洲的共同参与者是真正独立的，因而能够参与政治。因为通过土地所有权或者手工艺劳动，他们维持了对劳工的生产控制。换言之，通过这样一种主张，即具体的生产关系为自由公民身份提供了伦理基础，定居者们也认为，所有其他形式的劳动在根本上都是低下的。由于这种低下的劳动是生产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因而为了确保内部自由，有必要宣布从事卑贱工作的被排斥群体为不自由的人。经济自由与经济强制之间的内在联系意味着，为了让定居者享受自由劳动，他们必须要将低下的工作以民族、种族和性别来划分。而且一旦涉及工资收入、租赁、征兵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劳役偿债模式，社会外部人员就会发现，正是因为他们的生产关系，其地位才被证明是正当的。
追溯到17世纪中期开始的大规模非洲奴隶进口，唯有利用社会的边缘化群体从事卑贱工作，才能帮助定居者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准和更大程度的财产所有权。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北方和南方的白人劳工都在试图建立严格的职业种族区分制度，并将黑人限制在最不受尊重的工作形式中。这种方法是在内部确保更大经济自由的主要模式。为了维持此类被视为国内自由所必需的生产区分，它要求主张国家自由裁量权，即其帝国特权，来控制边缘化群体并对其发号施令。因此，与合法性征服一道，特权还对那些参与自由劳动的定居者，以及那些从事经济上不可缺少、却具有压迫性的卑贱工作的外部人之间的生产区分进行监督。
南北战争结束之后，随着工厂生产的大规模扩张和农产品价格的下降，越来越多的定居者沦为工薪阶层或租赁者。白人劳工发现自己在与黑人、新移民和墨西哥人竞争工作，而这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与自由不相容的。在此种条件下，这些群体似乎是一种能够不断压低白人工资的“工业储备”。新的工业秩序并没有通过指定社会外部人从事卑贱的工作，来保护自由公民的经济独立，反而使得定居者和非定居者一样，争夺传统上被视为不自由的工作。从本质上讲，不管在殖民地的身份如何，大多数劳动者如今都处于生产分工的错误一边了。
中国移民和工业后备军
针对以上问题的一个直接回应是，重申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的二元性主张，尤其是在中国工人移民的背景下。然而，定居者为此所采取的方式，却反映了新的工业困境。他们不只是试图将中国移民限制在低下的工作类型中，而是试图将这一群体完全地排除在外。这正是因为白人劳工发现，尽管有这一事实，即这些工作本身在历史上会被认为与共和主义自治相悖，但自己与亚洲人确实处在经济竞争中。由于白人也日益处于生产分工的错误一边，一些定居者希望通过利用国会的自由裁量权，来完全限制亚洲人向美国的自由流动，从而保护他们下滑的经济定位。
在1849年加利福尼亚州淘金热（the California Gold Rush）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向西方移民人数急剧增加，大约有25万人长途跋涉来到美国。在1880年的人口普查中，居住在美国的中国移民有105000人，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并且其中90%的人居住在最西边的10个州。中国移民通常是为了寻求更好的薪资而来，一般在煤矿工作或从事贯穿大陆的铁路修建工作。对许多白人而言，这些中国移民是最典型的工业后备军，一直收入微薄却被雇主用来压低白人的工资，并且还被利用来抑制劳工的激进主义。从族裔成员身份的传统表达方式来看，定居者认为这些新移民不仅损害了白人的经济福利，而且在文化方面也无法被同化、不适宜融合。 17
这种情绪导致了一种针对中国人的新联邦移民制度。这一制度强调了他们在伦理上根深蒂固的差异，以及这与美国的自由劳动理想和共和主义独立的不相容。在美国重建的1870年，国会最终将归化权利扩展到“自由白人”之外，但它也只适用于“在非洲出生的外国人和非洲人的后代”。尽管像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这样激进的共和党人试图打破定居者的二分法，从而使归化变得普及，但是反华情绪太强烈了。结果，中国移民被法案明令禁止，并且他们发现自己受制于一种新法律分类：“无资格获取公民身份的外国人。”从本质上讲，尽管归化法试图将黑人纳入自由公民的行列，但是其中所包含的社会成员身份要素，却是与长期的实践相一致的。而尽管欧洲移民可以被归化，甚至在正式的融合之前就享有广泛权利，但这是因为他们是定居者帝国根本上的共同参与者。相比之下，中国移民是文化外来者，在一定程度上与刚获得自由的黑人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中国移民无法获得自由公民身份，并且还受到当局种种自由裁量权形式的控制。 18
国会以最迅捷和最直接的方式显示其移民权力，以限制来自海外的中国移民。这项新法案最大的目标是消除、至少是显著削弱中国劳工相对于白人定居者的竞争力。长期以来，这种权力被认为是源于主权国家本身，并且是充分而近乎不受限制的。 19 事实上，对于像塔尼这样的杰克逊式民粹主义者来说，自由裁量移民权对于州政府控制非定居者人口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尤其针对自由黑人和奴隶。如果需要的话，就完全限制他们入境。自由裁量移民权作为一种基本手段而存在，帝国特权通过它可以保护定居者社会的内部构成，并对从属群体迁移进行监督。并且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作为定居者的内部人，欧洲移民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种特权所产生的强制性冲击效应。
结果，很像历史上的印第安人、奴隶和自由黑人这些依附群体，亚洲移民如今发现他们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并且受制于全面的政府权力。1875年，国会通过了《佩奇法》（the Page Act），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限制非奴隶性质移民的联邦法案。尽管该法案以常规性措辞表示：禁止罪犯和娼妓进入美国国土；但是立法起草者和广大公众都明白，该法案旨在将中国妇女挡在门外。他们认为中国妇女会带来种族混合，从而污染定居者社会。结果是维持了男性在中国移民中的绝对比例状况，到1890年，在美国的中国移民男女比例为27∶1。1882年，国会又通过了《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十年内禁止中国劳工进入美国，并宣布任何法院、州或联邦政府禁止“承认中国人获得公民身份”。十年后，国会在《吉尔里法》（the Geary Act）中延长了这一禁令，并要求华工于1892年之前必须拥有在美居住证明书，否则将被驱逐出境。那些没有证书的华工，则不得不以充分的理由来说明情况，并需要“至少一个可信的白人证人”帮助确认其1892年之前的居所。 20
纵观这些法案，人们通常将其视为新移民政策时代的开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极大地收窄“金色大门”，并形成普遍的限制性制度。同时，关于入境和迁移问题，这些法案还强调了从州控制到联邦控制的历史性转变。驱逐中国人，呈现了美国历史上联邦政府依照法律将外国人驱逐出境的先例。这种做法在20世纪已经远远超出了亚洲劳工的范围。因此，像罗杰·丹尼尔斯（Roger Daniels）这样的历史学家认为，排斥和驱逐中国人的法案，“成为美国移民政策全然转向的关键点” 21 。但是，尽管随后新的联邦边境管控模式效仿了驱逐中国人的这一案例，而在镀金时代的移民政策仍然适用于像亚洲人这样的依附群体，这些人在族裔上被认定是不符合社会成员身份的。正是由于人们将中国人视为定居者身份的不可同化的威胁，他们发现自己受制于同样形式的自由裁量特权——长期对帝国臣民进行统治的权力。因此，它与维持一个平行体系是完全一致的，即一方面驱逐并强制清除中国人，另一方面却事实上为欧洲人打开了一扇大门。这种做法反映了定居者生活在根本上存在的殖民地二元性特点。
换言之，虽然奴隶制的终结开始瓦解定居者社会的传统边界，但致力于保卫自由的共和国公民与等级化臣民之间的差异的做法却依然维持着。关于中国移民，在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哈伦（John Marshall Harlan）对最高法院裁定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1896年）中所持的引人注目的异议中，这种二元性得到了最强有力的表达。通过“隔离但平等”的原则，该判决维护了公共生活中种族隔离的合宪性。哈伦认为，作为南北战争和重建修正案（the Reconstruction Amendments）的结果，黑人如今应该被看作自由的共和国公民，并因此在政治上被完全纳入共同体之中。然而，这种包容性并非意味着结束那些仍具有明显族裔特征，并对定居者理念构成威胁的人群的从属地位。对于哈伦而言，中国人依旧是这样一个外部人群体，“一个与我们如此不同的种族，因而我们不允许那些属于它的人成为美国公民，他们应该被完全排除在我国之外，除极少例外”。黑人“冒着生命危险维护联邦”却被禁止乘坐长途汽车，而“一个中国人则可以和美国白人公民乘坐同一辆客车”，哈伦认为这是极为不公正的。本质上，在急剧变化的环境下，他试图坚持对定居者身份和成员资格的叙述。就传统定居者而言，“隔离但平等”的问题在于，它向从属的外部人（中国人）提供了更大的权利，而并没有给予内部人（新融入的黑人）适当的特权。 22
两年后，哈伦重申了他对容纳中国人所持的谨慎态度。他赞成首席大法官梅尔维尔·富勒（Melville Fuller）针对“美国诉黄金德案（U.S. v. Wong Kim Ark）”的异议。在该案中，对于旨在限制中国人口权利的努力，法院提供了受到宪法限制的约束。法院认为，尽管中国移民可能无法归化而成为“没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的外国人”，但是根据第十四条修正案（the Fourteenth Amendment），在美国出生而父母为中国人的人享有出生公民权。而在这些异议中，多数意见认为这在根本上是“损害公众利益”的。因为这项法案有利于向定居者社会融入“大量的华工，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种族，并有着不同的宗教，（他们）仍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不熟悉我们的制度，也显然无法同我们的人民融为一体” 23 。此外，持异议的人支持那些带有定居者千禧年主义色彩的主张，而即使是在中国移民的早期阶段，这些观点在政客和劳工中也相当流行。这些观点认为，中华帝国是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帝国，它试图通过提供源源不断的工人，从文化和政治层面向美国内部扩张。在反映了魁北克法国天主教徒革命时代观点的一种主张中，富勒和哈伦认为，“无论从任何的责任意义和任何的宗教原则上说，中国皇帝的臣民……（仍然）受制于皇帝”。如此，即使是那些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的后代，仍旧“全然地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是旅行者和寄居者”。因而只有通过对新移民行使自由裁量权，中华帝国所施加的威胁才能得以消除，共和主义制度才能得以存续。 24
在普莱西案和黄金德案中，哈伦对于区别对待黑人和中国人的关注、对亚裔包容的关注，被法院的多数人认为是无关紧要的。这正因为无论是被解放的黑人还是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他们的身份都没有被法院提高到自由定居者的地位。在这两起案例中，正如“隔离但平等”的理念所强调的那样，正式的公民身份被认为是与从属关系结构完全兼容的。此外，给为数不多的中国人提供出生公民权的先决条件，恰恰是那些排他性法律，这些法律完全是为了限制在美国的亚洲人口增长，并且保护白人定居者不受大规模非白人移民群体导致的经济竞争和族裔威胁。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哈伦试图在维持殖民地二分法的同时，纳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社会所排斥的黑人群体，则是针对集体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而言的。就像激进共和党人所做的努力那样，它意味着如果定居者的成员身份可以从根本上进行修改的话，那么考虑到新的境况，旧的框架在整体上或许也可加以改造。而如今对于许多陷入工资关系或租赁中的白人劳工而言，旧的定居者解决方案已经不再可行。即使中国人被排除在美国政体之外，这也无法解决企业财富和工业生产的增长所带来的深刻社会经济困境。虽然针对中国人的禁令可以阻止非白人移民，并保护定居者的至上地位，但这无法改变工业生产车间的基本事实，也不能恢复那些有意义的独立和生产控制。
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贫困定居者开始逐渐产生一种替代性的反应，即所有劳动者，不管他们在定居者等级制中的地位如何，都接受共同的经济利益。一般的现实情况是，随着商业集中和工厂生产的发展，与经济需求和经济自由相关的定居者领域，不再依据族裔或种族关系来划分。而内部人和历史上的外部人都有相同的社会经历；因此，将一个群体从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必然也需要解放另一个群体。在某种意义上，白人劳工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事实：要实现定居者的自由，就必须要克服定居者殖民主义本身。正是这种洞见，使得民粹主义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强势回归，并促成了一种包容性的、社会意义上的新民主政体理念。
劳工大联盟与民粹主义的强势回归
1886年春天，这个国家陷入了大量的工业纷争中。就在一年前，为了抗议工资被削减，工人们通过劳动骑士团组织拆除了杰伊·古尔德（Jay Gould）的铁路线。这场罢工导致铁路运输瘫痪，并直接切断了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交通。正如沃尔特·利希特所写的那样：“在财务压力下，古尔德不得不向罢工者让步。举国上下的工人阶级群体欢庆一种大卫与歌利亚（David-and-Goliath）式的胜利。”而其直接后果是双重的。首先，骑士团的成员人数从1885年7月的11万人，一年后猛增到近乎75万人。第二，古尔德再次许诺要粉碎工会，这引发了第二次从得克萨斯州东部开始、并席卷西部大部分地区的罢工。这次西南大罢工为随后的大动乱（the Great Upheaval）创造了条件。在大动乱期间，来自小城镇和主要城市的20多万名工人，选择在1886年5月1日这一天为了八小时工作制宣告全国总罢工。对于以下这两类人来说，美国似乎处在猛烈变动的边缘而岌岌可危：一类人为劳工抗议进行辩护，另一类人则认为罢工乃是对社会秩序的危险威胁。 25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农场主联盟组织开始着手恢复强大的民粹主义传统。威廉·兰姆是得克萨斯州的蒙塔古县农场主联盟（Montague County Alliance）主席。他宣布了一项联合抵制行动，以支持骑士团的西南大罢工。这一举动与该联盟的全州领导层政策形成直接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情抵制蔓延到整个国家并迅速发展，人们通过提供农产品甚至金钱来直接援助罢工者。这些努力最终促成了农场主联盟与劳动骑士团大会之间联合政治会议的召开。在这一过程中，工人和农民们似乎强调了一种令人吃惊的新发展。他们乃是属于更大劳动共同体——一个有着同样根本目标的共同体——的一分子，而非有着利益分歧的不同选区选民。对于罢工者和他们的支持者而言，这一目标正像历史上对定居者自由的承诺那样意义非凡：所有拥有能力的劳动者，不论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都享有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 26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农场主联盟的成员与后来的人民党，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系统推翻占主导地位的定居者主义规范，来努力实现这种独立。在南北战争之后的几年中，最激进的人民党党员愈发意识到，定居者帝国的基本假定不仅与新的工业秩序不相容，也与作为自治的自由不再相符。因此，为了建立一个拥护所有生产者利益的劳工大联盟，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形式、一种不再受对内自由和对外控制的殖民地二分法束缚的新政治形式。这一新的政治观包含三个基本内容：（1）重新定义谁构成了享有充分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民主的“人民”；（2）持续批判领土征服和扩张主义的新形式；（3）创建一种永久的、能够立即直接维护其利益的动员型公民机制。
平民政治与谁算作“人民”
为保持与定居者传统相一致，工作上的关系为农场主联盟及其劳工同盟，提供了自由公民身份和共和主义自由的基础。在过去，自由与不自由劳动之间的生产区分，意味着当英裔美国人业主和手工业者能够要求政治成员身份时，从事低等级工作的边缘化群体，必然处于社会共同体或所谓“人民”的范围之外。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不管定居者的地位如何，工业的变化破坏了所有农民和工人的经济独立，并且促使改革者们重新考虑包容性的定义。这种变化将焦点更多地集中在生产者与非生产者之间，或是农村与城市中的“大众”劳动者与工商业精英的“上层”之间的对立，而对生产劳动形式的关注度反倒弱化了。
在描述经济自由所面临的威胁时，特伦斯·鲍德利在1878年《劳动骑士团章程》的序言中，强烈地呼吁劳工团结在应对生产分工中的必要性：
如果不对最近以来令人担忧的发展进行抑制，如果不对为了聚敛财富而导致的侵占行为进行抑制，必将导致劳苦大众的贫穷化和无法挽救的阶层下降。如果我们想要享受生活的祝福，就需要采取必要的行动，来抑制这种权力的发展以及不公正的财富累积。此外，我们还必须采用一种能够保护劳动者辛苦成果的制度；……这一被急切渴望的目标，只能通过劳工完全联合以及那些服从神圣命令—— “靠自己劳动吃饭”—— 的人的一致努力来实现。 27
随着这种呼吁而来的相关要求，直接让人想起威廉·曼宁的观点：劳动群体是人民的组成部分，而劳动利益必然是所有人的利益。正如1886年劳动骑士团序言所宣称的那样：“我们并非把劳动骑士团作为一个政党来创建，而是为了组织和指导工业大众的力量，是为了得到更多。因为在这其中凝结（原文如此）着为所有人利益的情绪和对策。” 28 由于劳动利益与保证共和主义自由是一致的，因而更具体地说，在扩大的人民群众与工业大众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统一。与其说劳动骑士团所体现的是众多党派中的一个政党，不如说它是整个集体的一种组织性表达，是对自由的承诺。
作为人民构成者和作为共同致力于经济独立的联合起来的劳工的愿景，也深深扎根于农场主联盟和人民党之中。1892年，在附和骑士团社团所表达的情绪时，该党在《奥马哈纲领》（the Omaha Platform）开篇宣称：“财富属于创造财富的人，不付出等价劳动而从工业中获得每一块钱的行为都是抢劫。‘不劳动者不得食。’农村劳工和城市劳工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的敌人是相同的。” 29 对于这样的民粹主义者来说，工资奴役和农村租赁的问题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每种情况下，工商业精英都将资本从劳动力中分离出来，进而从中剥削生产者的利润，并实施对生产的控制。
在重新定义谁是人民时，骑士团活动分子和农场主联盟成员直接挑战定居者的排外情绪。对鲍德利而言，不论其性别或种族背景，所有劳动者都同样受制于工资奴役和经济依附的危险；因此，新的欧洲移民、被解放的奴隶和妇女都同样是受欢迎的。 30 在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Richmond）举行的骑士团大会上，针对种族迫害，鲍德利肯定地回应了组织黑人工人的重要性。因为他直言不讳地宣告：“黑人是自由的；他们在此地，而且他们要留在此地。”因此，所有劳动者都有责任认识到他们共同面临的工业奴役困境，并且白人也有义务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劳动领域和美国公民身份上，我们不承认存在种族、信仰、政治或肤色的界线” 31 。
具体而言，这种观点拒绝了内战后南方白人至上的论述。在汤姆·沃森看来，对于身陷农作物留置权制度（crop-lien system），并受债务束缚的贫困农民来说，跨种族团结的需求，只不过是关乎自身利益的事情。他认为，人民党会呼吁白人和黑人，通过告知他们两个群体说：“你们被隔离开来，因此你们各自的收入就可能分别受到盘剥。有人使你们相互仇恨，因为这种仇恨正是基于奴役你们二者的金融专制主义。你们被欺骗、被蒙蔽，你们可能无法理解这场种族对立，是如何使一种货币制度永久化，从而使你们都变成乞丐的。”在沃森看来，黑人农民和白人农民相同的经济定位意味着，他们的命运永远相互交织在一起；而如果真正致力于将白人从债务束缚中解放出来，那么即使是最顽固的种族主义者也必须要同等对待黑人：
这显然是正确的，难怪这些不幸的黑人和白人劳工们都驻足聆听。难怪他们开始意识到，如果不改变法律使白人佃户受益，黑人也同样无法得到好处。他们还意识到，针对他们中任何一方的不公正制度，往往导致二者都遭受损害。他们所有的物质利益都是一致的。一旦这种意识成为一种信念，仅仅关注自身，仅仅企望改善其条件、避开繁重的赋税、避免高利贷费用、减轻自己的租金，或渴望将自己岌岌可危的房屋变为开心的幸福之家，就将使这两类人团结在一起。 32
对于鲍德利和沃森而言，巩固劳工团结需要向所有农民和工人强调他们共同的自身利益。这不是崇高的理想，而是经济力量的日常运作。这种力量将先前敌对的群体团结在一起，进而形成生产者的团结。以物质关注和具体经验为中心的民粹主义政治，反映了威廉·曼宁早期的信仰，即所有个体，无论其社会地位如何，最终都是由自身利益所驱动。因此，这一假设使得他们继续向共和党精英先前强调的政治美德进行曼宁式的挑战。回想一下，对于麦迪逊而言，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的关系太过于密切，使得立法者关注部分利益，无法以独立理智来采取行动促进更大范围的利益。在这种观点下，自利——以及不能使自己与具体经验保持距离，恰恰使得法制沦为阶级专制的奴仆。相比之下，人民党党员认为，一个人的社会背景是无法规避的，而贤德领导层的呼吁往往为阶级立法戴上了一副面具。更重要的是，利己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确实构成了人们理解自身状况、发展政治同盟和深化对利益认知的基本方法。对于沃森而言，他渴望打破民主党对南方政治的束缚，并努力使黑人和白人明白，正是他们的共同利益保证了种族统一运动的希望。这一运动既能终结农业劳役偿债模式，也能永远地摧毁民主党。
最终，通过强调将看似互不关联的劳动者团结在一起的物质经验，人民党党员试图增强劳工团结，并构想出共同利益统一一致的叙述。沃森和鲍德利驳斥了以下这种观念，即公民的行动仅仅是出于个人的良知或他们的优良天性；相反，他们把重点集中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上。这种社会环境反映了共同的从属地位这一现实、反映了对自由的共同期望。因此，人民党党员抛弃了费希尔·埃坶斯和麦迪逊所奉行的观点。他们二者认为，只有少数贤德的人才能够克服自身偏颇的欲望而意识到社会的更大利益。与之相反，人民党党员相信，普通的劳动者每天都在与依附和不平等做斗争，所以他们能够察觉到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即普遍的共和主义自由）之间的逻辑关联性。如果基于这些利益被组织起来，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将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而通过政治和经济活动，他们也将共同促进作为自治的自由。
但是，尽管这种对自身利益的强调，提出了一个关于人民的更具社会包容性的愿景，然而它仍旧有其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共同的物质目标失败或不能被清楚表达出来，以至于对被排除群体的接纳也是如此。在人民党旗帜及其分政财计划下，沃森呼吁种族团结的同一篇文章中，他也对种族隔离进行了辩护，他评论道，只要种族隔离不在法律上实施，“关于社会平等的问题，根本就还没有进入深思熟虑阶段。这是一件由每位公民自己决定的事情。迄今为止，任何一项法令都不能、也永远不能随意拔掉哪怕一个最卑微家庭的门闩。而每位公民都能够、也将一直能够自由掌管他自己的宾客名单” 33 。因而沃森不像撒迪厄斯·史蒂文斯那样激进。史蒂文斯甚至安排自己死后要安葬在兰开斯特（Lancaster）的黑人公墓，以彰显他的自我原则。 34 对于沃森而言，由于利益而非原则在统治，因此人民党的社会包容计划在将平等理想扩展到公共领域和工作场所之外时，他就犹豫不决了。 35
此外，通过统一的利益来聚焦于团结问题，意味着当白人劳工认为其目标是需要排斥其他群体时，将倾向于持续退回到有关自然公民身份和对外拥有特权的定居者话语之中。如前所述，这种缺陷在对待中国移民问题上得到了充分证实。当然，劳动骑士团中许多活动分子认为，他们的组织是普遍包容的。鲍德利在《劳工三十年》（Thirty Years of Labor ，1889年）中写道，骑士团拒绝在他们的章程里包含哪怕一条要求对“仆从种族”进行排斥的条款，特别是针对中国人的条款；因为该组织“不认可任何种族、信仰或和肤色之分”，并反对“人类的任何一部分”被排除在享有共和主义自由福利的行列之外。 36 1878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大规模劳工示威活动中，激进的骑士团领袖乔治·麦克尼尔（George McNeil）重申，无论其种族或定居者地位如何，整个劳工群体都应该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他向鼓掌欢呼的群众宣告：“现在的工人运动是为了所有人，没有种族、肤色、国籍、政见或者宗教之分……。一个人出生在非洲或中国、欧洲或美国……都是无关紧要的。”麦克尼尔进一步补充说：“如果他们愿意为美国的报酬工作，（他）希望中国人留在美国。”根据麦克尼尔所言，白人劳工“并不是希望中国人离开”；他们想要的只是消除针对合同雇工的剥削行为，而这些外来工人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美国的基准。 37
事实上，应向所有工人——无论欧洲人还是非欧洲人——提供自由迁移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并且被视为共和主义独立的基石，因为这是每一位自由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同年，在回应那些排华呼吁时，一名爱尔兰工薪族在写给《波士顿导航报》（Boston Pilot ）的文章中认为，“就像世界上其他此类……盲目、吝啬、心胸狭窄的偏执者一样，几年前有种类似的喊杀声——‘爱尔兰人不得申请’，也曾响彻整个美国”。这位作者要求美国应真正成为“任何地方受压迫者的庇护所”，而不是将中国人拒之门外。因此，当鲍德利与劳动骑士团开始围绕移民问题讨论时，他们最初坚持的是一种普适主义信仰。正如麦克尼尔的评论所指出的那样，骑士团致力于制定规则，来抑制那些通过公司雇佣合同劳工的人口输入行为。这些人口可能是被利用来破坏罢工或降低工资的。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骑士团要求明确禁止这种行为，并最终于1885年通过了《福伦法》（the Foran Act）。正如麦克尼尔这样的活动分子所表示的那样，他们的目标并非要造成种族排斥或限制外国人的自由迁移。在许多人看来，这一目标要求乃是基本的共和主义权利。 38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骑士团的大多数依然对欧洲移民维持这种观点，但越来越多的成员仅透过合同雇工的棱镜来看待亚洲人，并认为他们是威胁到自己经济生活的新佣工或“苦力”。这种看法部分源于企业明显把亚洲工人看作临时雇工，因而可以利用他们来摧毁工会组织，或者在繁荣期降低工资。鉴于这些非常实际的做法，旧的定居者二分法，轻而易举使得所有中国人沦为根本不自由的劳工身份，而这难免不符合共和主义惯例。骑士团中的许多人发现，接受排华比坚守四海之内皆兄弟（universal brotherhood）的理想更为简单。到1886年，甚至连鲍德利也乐意针对亚洲人声称说：“黄种人只不过是奴隶而已。”他和其他人可能意识到了中国人是替罪羊，而移民禁令并不能解决劳工的基本经济困境。尽管如此，对于日益增多的穷困白人工人而言，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的同胞兄弟被亚洲人取代的想法。而这正突显了在物质利益分化时包容性的局限。 39
但是，尽管存在这些明显的缺陷，在削弱成员身份与种族地位之间的纽带上，经济团结的力量仍旧起到了关键作用，甚至一度体现在中国移民身上。这一力量也表达了一种公民身份的愿景，它远比定居者帝国盛行的更为开放、文化上更加多元。尤其是在南方，人民党的政治家及其支持者愿意挑战白人至上的做法产生了深远影响。爱德华·艾尔斯（Edward Ayers）写道：“这样的声明在新南方确实很了不起。在几个月前，没有白人会想到要这么说。政治上突发性的人民党反抗，突然使得上等正统白人男性处于这样的境地，即他们社会的种族不公，对他们来说突然似乎是不公正的。” 40
反对帝国的平民政治的崛起
通过重新定义谁算作人民，人民党运动不仅向定居者的排他性施压，而且还挑战了主流的帝国规范。在此过程中，这一运动将像布朗森和斯基德莫尔那样的先前被边缘化的民粹主义观点置于政治中心，并强调帝国在实际上是如何进行妥协、而非促进共和主义自由的。激进的农场主联盟成员和人民党党员认为，美国的领土扩张和正在出现的追求全球突出地位的驱动力，将企业权力与军事实力结合起来。而征服扩张开辟了工业利润的新市场，并促进了对一支庞大常备军的需求，以便为镇压劳工运动做好长期准备。
对汤姆·沃森而言，领土面积的增加并不会带来经济自由和集体自治；恰恰相反，它带来了要规避的东西：一个像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的美国。1893年，针对美国的帝国领土面积和自命不凡，沃森嘲讽地写道：“在领土、财富、权力上成为帝国之后，我们寻求在外观上成为一个帝国。我们要炫耀我们的陆军和海军，我们要装点些华而不实的仪式，我们要在外国的首都建造富丽堂皇的大使馆。”在美国政治家考虑吞并夏威夷的那一刻，沃森公开声明：“这是我们第一次宣布，我们可以走进2100英里外的海洋，占领那些不属于我们、并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必要的岛屿。”对这种财产和全球权力的追求，隐约地呈现出未来美国的不祥图景。由于既需要在国内保持对不守规矩的公民的控制，又需要在国外灵活地采取行动，美国发现自己将有一位君主式的总统。这样的总统不再受到大众意志的束缚，而只是以工商业精英的名义行事。沃森写道：“谁会将那些奴性的殷勤、卑鄙的谄媚，以及宫廷式的三跪九拜聚拢在自己的周围呢？哎呀！当然是总统了；我们的主人、那些企业，把这个人扶持起来统治我们。” 41
五年后，最激进的人民党党员认为，美西战争及其后果证明了这些担忧的正确性。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堪萨斯州国会议员杰里·辛普森，以一位著名学者的言辞、以“该党在众议院里的非官方声音”，深表怀疑地关注当时普遍存在的沙文主义情绪，并认为战争应该被当作绝对最后手段。结果，1898年4月13日，众议院通过决议授权在古巴使用武力。辛普森是仅仅19名投否决票的国会议员之一。他担忧，美国将发现自己“在无下限地窃取他国领土”，而不是为了捍卫“为自治……而进行斗争的人民的权利”。 42
辛普森所付出的政治代价是巨大的。尽管他在贫困的中西部农民中近乎被奉为民族英雄，但他在1898年的连任竞选还是失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主战情绪的高涨。在失利后发表的最后一次国会演讲中，辛普森针对以下两件事提出质疑：一是最近的拨款法案；二是通过采取将军队规模从2.5万人增加到超过10万人的措施，来建立一支新职业化军队。他一贯反对这样的立法。辛普森声称，一些议员告诉他，这些法案的真正原因是要建立扩大的军事设施，以备在必要时可以“镇压国内暴乱”。就像沃森的话一样，辛普森断言，“与殖民帝国计划一道”，企业和政治精英寻求“在这个国家将美国总统、西印度群岛和菲律宾的君主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推上王位，然后令一支常备军加强这个新帝国的权力”。 43
在国会门外，沃森也重申了他对企业权力和军事专制幽灵的担忧。作为激烈反对这场战争的一员，沃森在冲突期间向一群人委婉地问道：“到底谁能从战争中得到好处呢？”联想到比利斯拜和斯基德莫尔，他接着回答说：
全国性的银行家们将从这场战争中获利。新的公债为他们提供了设立新银行的基础，因而他们的权力也得到增加。特权阶级都从这场战争中获利。战争转移了人们对经济问题的注意力，并使特权阶级强加给我们的不公正制度永存。政客们也从这场战争中获利。战争掩盖了他们不敢面对的问题。那人民从这场战争中得到了什么呢？打仗与赋税。 44
应该注意的是，这些针对领土帝国和美国全球权力进行的尖锐批判，并不主要集中在殖民统治下原住民群体的待遇问题。相反，激进的人民党党员最关心的，乃是在其中对外部权力的主张必然导致母国遭腐蚀的方式，因为途径主要是通过促进与劳工群体相左的那些利益，以及创建专制权力的集中化和等级制制度。正如沃森所断定的那样，“共和政体不可能进行征服的勾当而依旧是共和政体。军国主义导致军事独裁、军事专制。帝国主义为君主铺平（原文如此）了道路”。这与哈林顿或曼宁可能得出的结论非常相像。像庞大的常备军和统一的执行官这样的制度，直接威胁到作为自治的自由，并使得普通公民不得不面对一个庞大的、压制性的国家权力机器。 45
尽管如此，如果主要的焦点不是外部行为，那么形成这一对帝国进行批评的激进声音，却也在更大范围上暗含有关殖民权力道德上缺乏合法性的观点。或许，这种观点最有力的表达，是在运动接近尾声时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政治家威廉·内维尔。他最终成了华盛顿的最后一位人民党国会议员。 46 1900年2月，在美国侵略菲律宾的战争期间，内维尔在国会发言中谴责了这场冲突。他明确地将对菲律宾人的控制，与标志着美国国内政治实践的种族奴役联系起来。对内维尔而言，这种占领与具有更大程度破坏性特点的集体生活是一致的：不断把非白人群体——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只当作实现定居者内部目标的工具。这些群体之所以被认为是有益的，主要因为可被利用来获取经济利益，因此他们完全地受制于强制性的自由裁量权。
在对民主党中那些反对帝国兼并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讲话时，内维尔宣称道：
令一位人民党党员震惊的是，听到众议院（民主党）这一边的议员在辩论中声称说，“这是一个白人的政府”，并利用财产和学历条件来剥夺黑人选举权，而与此同时，却谴责共和党未经他的同意试图统治棕色人种。 47
对于内维尔而言，反对征服亚洲或加勒比地区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拒绝不平等地对待在美国的黑人、华人以及墨西哥人。这两类种族从属关系的形式，都使得那些值得享有共和主义自由的群体沦为帝国臣民的地位。
在这样主张的时候，内维尔将他对领土帝国的反对，与一种普适主义自治观点联系在一起：“真正让人感到安慰的是，能够相信人类大家庭的共同兄弟情谊；相信人人生而平等，或者换句话说，相信上帝创造男女作为人类发展的源泉时，并没有规定阶级界线。”通过强调欧洲人与非欧洲人享有同样自决权的基本权利，内维尔继续道：
国与国之间应该有和人与人之间一样的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对于黑人和棕色人来说，就像对于白人来说一样珍贵；对于穷人和富人同样珍贵；对于无知的人和受过教育的人也是这样；对于弱者和强者而言都是神圣的。这一点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而那些靠武力破坏这种权利的国家，相较于把法律攥在自己手中的人的统治好不到哪里去。 48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内维尔拒绝将这种自决，视为要求任何诉讼期间的白人监护权，因为越来越多的政治领袖这样认为，以此对占领菲律宾进行辩护，或对所实行的原住民保留地新政策进行辩护。而内维尔在抵制白人监护的同时，同样抵制联邦政府的实际政治控制，以及那些非正式的经济和军事干预行径；因为长期以来，它们表明了西方与非白人民族打交道的方式。换言之，内维尔对民族自决的呼吁并没有任何附带条件。
因此，内维尔的演讲代表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发展：一位美国政治家有意识地否定帝国的所有表现形式，并依据国内对依附性国民的殖民统治描绘了国内的种族控制。内维尔毫不含糊地描述了黑人在美国的遭遇，他们像是帝国臣民而非真正的公民。他断言道：“当一部分人民在法律面前处于依附地位而无法享有平等权利时，任何政府都无法彰显其民治政府的尊严。” 49 内维尔认为，对共和主义自由不变的承诺存在两项基本要求：一是在美国内部的平等包容性；二是追求尊重原住民自治、反对欧洲和美国当局监督权的国际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内维尔和沃森来说，虽然美国没有实际的殖民领土，但是以美国干涉主义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却是无法接受的。这样的政策将会导致美国对世界各地的争端进行干预，进而催生华盛顿精英依据自我商业利益而做出决定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它可能会因此引发更为激烈的暴力。沃森断言：“的确，西班牙人和古巴人打游击战，一场战役下来可能死了三五个人。而我们到那里去，在三个月内杀死的人却比他们在十三年里可能杀死的人还要多。如果他们以前是挨饿的，那现在又由谁来养活他们呢？” 50
因此，生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利己主义的言辞，逐渐使得贫困农民和工薪阶层得出了一组引人注目的结论。为改变数世纪的定居者传统，人民党运动中的许多激进参与者及其盟友对成员身份进行了重新界定，从而几乎囊括了所有农业和工业工人。在此过程中，他们否定了定居者主义将国内白人与原住民或外来黑人区分开来的殖民二分法。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他们批判了长期以来视领土扩张为经济自由的先决条件这一主张；相反，他们逐渐把这种为了征服——而今越来越是为了追求全球权力——的驱动力，看作只带来了军事专制和国内更大程度不平等的可能。在风潮席卷之际，一些领袖甚至愿意接受斯基德莫尔对原住民自治的构想，即把他们完全从西方的监护中解放出来。或许最重要的是，这些呼吁并非杰克逊式的局外人观点，而是在大规模社会抗议的背景下由民众领袖提出的。这些社会抗议对既有政党的政治支配地位和工农业精英的经济支配地位构成了挑战。虽然这样的努力功败垂成，但是却表达了人们对正在大大扩展的定居者自由所怀有的希望，并因而将美国想象成为一个殖民自负已被清除、尽可能向所有人开放的生产主义民主国家。
人民党自治与持久动员的目标
如果在人民党运动中的许多人，试图将定居者自由与其扩张和殖民统治的历史纽带分割开来，他们就会通过重申联邦宪法出现之前那些岁月中的大众政治观点来达到目的。由于受到这一信念的激励，即自治需要劳工群体行使公共权力、并颁布符合集体利益的民间法，这一劳工大联盟因而强调了对政府保持永久警惕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民意代表本身似乎与“人民”的社会经验和物质利益相脱节。人民党党员进而采取行动，创建了平行机构来不断动员公民，并因此彰显集体意志。
这些协会重温殖民地独立后发展出来的那些法外（extralegal）习惯和制度传统。定居者的反叛，使人们越来越怀疑现有代表机构代表人民发言的合法性。尤其是对于小农场主和市民来说，维护自治和促进经济自由，意味着要组织“户外活动”并发展准公共协会，如民众大会，从而确保公众对政府的直接控制。 51 同样地，在镀金时代，随着企业利益开始占据国家政治和法律机器，公民们形成了大量非正式法外机构，以平复不满和表达集体情绪。这其中既有用于为各种工人团体（包括劳动骑士团）成员提供平行司法框架的民众法庭，也有南方和西部的农民合作社。 52
但是，以法外形式组织起来的最棒的例子，莫过于人民党党员扩展了杰克逊式的政党手段的方式。与许多19世纪30年代的民主党人一样，人民党党员认为，政党是为消除代表人与被代表人之间的分歧，以及推动小生产者自由社会的工具。这种把政党看作意志形成的主要工具、人民持久动员的基本场所的愿景，将18世纪特别立法协会（extralegislative association）的革命模式与19世纪的政党机器结合到了一起。这种政党机器曾在杰克逊时代得到充分发展，并支配着镀金时代的政治。在此期间，除了通过错综复杂的赞助系统将地方、州与联邦办事机构组织起来，政党甚至控制了选举过程本身。鉴于19世纪后期选举相当普遍，其根源是任期较短以及担任选举职务的地方和州官员的数量巨大，因而这并不是一件小事。马克·科恩布卢（Mark Kornbluh）写道：“此外，他们登记选民，印刷、分发、计数选票，提名候选人，资助和管理竞选活动，并通过占绝对优势的党派媒体控制政治信息的传播。” 53
这样的政党“把选民作为社会团体成员来动员”，并使政党联盟与民族、宗教或种族身份之间形成持久的联系。他们这样做，是通过众多社会活动和颇受欢迎的盛宴，包括游行和野炊，以及为他们的支持者提供基本服务来进行的。例如，对于新到的欧洲移民，政党官员通过归化程序帮助潜在选民，而每个城市的政党委员会都致力于这项任务。更普遍的是，作为对选民在竞选期间忠诚和支持的回报，政党在工作和社会福利方面也会给予帮助。在联邦政府层面，官僚机关在1896年增加至19万个，并且为几乎每100位选民中的一人提供了一个工作岗位。因此，政党是社会整合的关键根源，它将白人移民、得到解放的奴隶，以及土生土长的定居者等多元群体，都融入新兴经济和具有高度参与性的选举过程之中。 54
这一政党机器的两个特点，使其与人民党运动的政治愿景尤为一致。第一，在一定程度上，由于选举过程和政府机构都被政党完全渗透，因而消除了在已确立的法律框架与法外组织模式之间的明显区别。政党成为准公共机构，成为意志形成和大众参与的基本场所，并且合乎逻辑地不会与“官方的”政治进程相脱离。第二，不掺水分的选举数字，意味着政党不仅是准公众性的，他们还努力进行不断的动员工作。与委托于偶然性投票的民众参与相反，政党认同的核心内容，意味着公众参与通过一系列的竞选活动，诸如“认可会议、抗议、游行、示威、烧烤、集会和篝火”，这创造了一种永久参与型的公民。 55
对于人民党党员来说，现有政党的主要困难之处在于，他们通过无数社会裂痕而使劳工群体分化，而最具破坏性的莫过于过去南北方之间的地区分裂，因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同样都在“挑唆争斗”。 56 通过提供保护和向不同地区的族裔—宗教群体提供社会服务，政党体系的社会整合方法使得社会阶层化，而并没有将公众团结起来。正如罗伯特·维布的著名论述，这种镀金时代的政治，使得美国呈现出一幅分散的“岛屿式群体社会”画面，并通过利用每一群体的不同身份和经验来组织集体生活。 57 相反，就像美国革命时期或杰克逊式动员巅峰时的法外管理一样，人民党运动则想象政党乃是所有生产者的制度场所，因而对人民来说也是如此。就像伊格内修斯·唐纳利（Ignatius Donnelly）在《奥马哈纲领》的序言中所撰写的那样，为拒绝地区性政治和呼吁劳工团结，“我们寻求将共和主义政府重新交回到‘纯朴的人民’手中”，并且“当这个共和国建立在全体人民相亲相爱的基础上时，它才能作为自由政府而长久存在”。动员的目标是通过整个劳工群体，为人民主权论的直接和持续表达创造空间。通过这样做，政府行动将会成为实现集体目标可以永久得到的工具。就像序言中接下来所表述的那样，我们“认为，为了使压迫、不公和贫穷最终在这片土地上消失，政府权力——换言之，是人民权力——应扩大……迅速扩大到这样的程度，即充满智慧的人民和经验教训认为正当的程度” 58 。
为了实现这种民众自治，政党必定要保证内部的民主和非等级制，并接受农业和工业工人自身所表达的劳工群体的集体情绪。由于权力的分散和对地方组织的关注，镀金时代的政党对其选区的需求毫无疑问会做出回应。尽管如此，他们的基本结构仍然是等级森严的，并将对政党首领的支持与提供的赞助和服务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像唐纳利、威廉·兰姆和汤姆·沃森这样的激进分子则认为，这一政党处于一个由多元、重叠的劳工组织组成的架构之中，其中最重要的组织就是农场主联盟。换言之，政党成员也是农场主联盟成员。他们经过多年合作改革运动经验的考验，并致力于一系列的政治目标。尽管政党是为了获取选票和即时控制政府而组建的，但它只是更大范围的集体架构中的一部分，并因此可以得到反映更大运动利益的平行制度的支持。正如政党是政府背后的政府一样，农场主联盟和劳动骑士团等组织则体现了政党背后的政府。这一结果表明了一种民众政治形式，其中劳动者被复杂地组织起来，并且能够在不同的地方、州和国家的决策地点被有效地控制，从而做到直接对政党和运动负责。 59
从某种意义上说，永久动员人民和人民参与自治的愿景，具体表达了曼宁“劳工协会”的希望。曼宁曾设想过一种制度框架，它既可以传播有关生产者利益的知识，又有利于工人在政治上的集体自主性。农场主联盟和人民党追求这些目标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农场主联盟的讲座制度和党的全国改革新闻协会（National Reform Press Association，NRPA）。在每个乡村，农场主联盟建立了数百个次级联盟，其中每个次级联盟不超过50人，每一个次级联盟都配备一名讲座员，其目的是解释合作社的改革运动，将农场主次级联盟的行动与更大的组织机构联系起来，并帮助农民向更广泛的群体表达他们的不满。在全国改革新闻协会的帮助下，人民党开发了上千种期刊和周刊。这些刊物向普通公民传递运动目标，并在读者来信里为贫困农民提供一种在公共机构发声的途径。 60
正如曼宁在一个世纪前所提出的那样，这些机构场所体现了一种关于美德如何在一个政治团体内起作用的不同观点。通过传播知识以及结合农民和工薪阶层的经验和观点，像农场主联盟体系这样的机制，为智力的民主化、为确保所有人而不仅是受教育的少数人了解他们的自身利益，以及如何最好地使之得以实现提供了一种方法。这种协会形式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位劳工都有将个人利益与群体道德需求相联系的基本能力。如此，在对政治活动和公正社会的描述中，农场主联盟体系和劳动骑士团中激进的人民党党员，为美德拓展出了明确的空间。在鲍德利看来，例如，对工资制度的攻击和对合作联合体的辩护，乃是基于这样的基本信念，即前者与以自律、个人责任和自主反思为基础的道德生活是不相容的。 61 对于他来说，共和主义自由体现了人类繁荣的愿景，因为自治的经验为集体自主性和精神独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实践。在鲍德利看来，关键问题是如何使个人从依附和工资奴役的环境中醒悟，从而过渡到解放的状态。特别是工人和农民，因为他们虽然与定居者至上的观点相关联，但却因经济束缚的现实而在道德上受到贬低，所以他们如何能够认为自己拥有同样的基本目标，并有能力行使大众权力呢？因此，像工会和政党这样的工具，连同报纸和演讲者，不仅是提高工资或挑战工作场所特权的工具；它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提升作用。它们提供了一种方法，使得劳动者获得了改变自身处境所必须的文化和物质资源，即民主的美德。
本质上，通过不计其数的平行机构，人民党运动寻求将参与性民主制与大众政治相结合。民粹主义运动认为，劳动者的利益体现在解放整个社会的目标上，以及在适当组织下能够代表整个群体发声。在最激进的阶段，该运动希望通过为农业和工业工人的持续自主性创造一种政治基础，从而能够使经济独立和政治自由成为普遍的体验。堪萨斯州的人民党党员弗兰克·多斯特（Frank Doster），也是后来堪萨斯州的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正如他在1894年劳动节演讲中告诉听众的那样，现有的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面对工业变革和企业权力呈现出“瘫痪姿态”，因而无力“使这个国家的立法，适应这种新生活强加给我们的奇怪状况”。作为回应，通过确保“国家的工业制度，就像其政治制度一样，应是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治理形式”，人民党及其支持者将“社会大众的权力，针对那些威胁国家和平安全的进行反叛的个人”。 62
为了实现这一承诺，人民党党员要求实行以分财政计划为中心的大量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利率降低的情况下，通过将农作物抵押给联邦政府，该计划将使得信贷更加容易，并且大大减少债务奴役的可怕根源。然而，随着货币制度的民主化，正如在《奥马哈纲领》和农场主联盟纲领中所表达的那样，人民党党员也要求政府对运输和通信工具拥有所有权，要求自由无限制的铸银币、采取更公平的累进所得税征税、从铁路部门和企业收回过剩的土地、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废止私人警察力量，如平克顿侦探公司（the Pinkertons）。 63 这些措施旨在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格局，从而将工业化与作为自治的自由联系在一起。
对共和主义包容性的放弃
然而，农业反抗最终失败了，这一议程基本上未能实现。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政治和企业精英的强烈反对。但是，这次失败的根本原因并非仅仅是、甚或主要是外部的，反而是源于运动内部本身的基本矛盾。总之，这场农业反抗仍然陷于定居主义的殖民范式之中，以至于无法使其经济政治承诺普及化。随着选举的失败，许多党员重新回到对集体生活的种族排外幻想中。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渐渐破坏了人民党党员宣称代表所有“纯朴的人民”发声的合法性。在汤姆·沃森从激进平等主义者到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政治历程转变上，这些倾向得到了最有力的体现，并使得中产阶级和平民政治的那些企业对手们，越来越容易将其描绘为蛊惑人心的迷恋者。
平民政治内部特有的选举、反击和矛盾
人们不应该低估精英反对人民党及其改革议程的力量。在1896年的总统大选中，麦金利从两党企业董事和富人支持者手里，史无前例地吸纳了35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这些人都认为布赖恩是一个威胁社会秩序的危险人物，更不用说像沃森这样的激进分子了。在南方，民主党人以操纵选票和恐吓选民等一系列方式，来应对人民党的挑战。甚至更阴险的是，民主党人试图通过剥夺一些选民，尤其是黑人选民的投票权，进而建立永久的一党统治，因为黑人是已建立秩序中最边缘化和最不稳定的群体。艾尔斯写道，南方各州“残酷地推行剥夺公民选举权”十年之后，到亚拉巴马州解决投票权问题时，“方法似乎已经很明了了。大会于1901年颁布的剥夺公民选举权的法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严格的居住要求、累积的投票税、识字或财产资格条件、祖父条款”。通过终结南方黑人的投票权和严格限制贫困白人的投票权（尽管还有臭名昭著的祖父条款），其总的效果是扼杀了跨种族劳工团结的希望。 64
在北方和南方地区，这些旨在遏制农业抗议的努力，部分激发于人们对那些构成人民党运动的普通男女成员的强烈怀疑态度。在中产阶级观察者看来，这些煽动分子只不过是一群粗俗的乌合之众。在威廉·艾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著名的社论《堪萨斯州怎么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中，这种情绪被最生动地捕捉到了。在他看来，如果人民党党员由经济绝望和暴民心态来界定，那就使理性讨论不可能、使暴力成为始终存在的威胁。在描述最终使他确信要撰写这一专栏的遭遇时，怀特后来回忆道：
在办公室旁的一个街区，一大群人民党党员拦截了我……他们重重包围了我。他们是比我年长的男人、四十多岁到六十多岁不等，而我是二十八岁。他们衣着寒碜，我和他们站在一起显得很不合群。他们在贫困中挣扎，而我却是干净整洁的……不管怎么说，他们一伙袭击了我。他们呵斥我、嘲弄我、唠叨我之前发表的一些社论。我就像草地上跳不出去的青蛙，被他们用小木棍戳来戳去。 65
把公共决策交到这些人手中的想法，将呈现最糟糕的多数统治可能性；这意味着把权力移交给了恶魔般的人群，交给了无论什么利用权力缺陷、利用权力欲望的人。
在怀特看来，人民党支持者的贫困处境，让人想起伟大的共和主义者所担心的经济依附——害怕社会环境会使得穷人习惯于一种服从和专制的生活，而这恰恰与理性自主的生活相反。这些群体的成功并不能促进集体自由，而只会产生蛊惑人心的政治和猖獗的反智主义。它意味着头脑清醒的人，会将堪萨斯州视为未开化的一潭死水。“往东走，你听到人们嘲笑堪萨斯州；向西走，人们讥笑她；向南走，人们会‘咒骂’她；往北走，人们早就忘记她了。走进世界上任何以群居聚在一起的聪明人里面，你会发现，堪萨斯人总是处于被动抵挡的状态。”怀特的嘲讽，表明了社会对农村和城市穷人存在的阶级憎恶之深，尤其是经济和政治精英以恐惧和傲慢来看待那些实现集体自主性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戈德金（E. I. Godkin）针对农业社会运动曾有一段著名的描述：“当思忖世界上那些过得越来越好的人的时候，由于自己的无能、懒惰和‘得过且过’，他们总会产生一种茫然的不满情绪。” 66
然而，尽管存在选票操纵和妖魔化现象，人民党运动最终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于人民党基本无法使其民众政治和持久动员的愿景制度化。通过与民主党融合，以及被主张自由铸造银币的政客笼络，该党成了只不过是各种相互竞争的选举势力中的一支而已，结果是受精英驱使、结构上呈等级制。之所以轻而易举滑向这一步，是因为劳工组织内部的软弱，从而使该党成为了一个大众民主机构。到1892年的时候，由于受到了各种破坏，包括雇主的残酷镇压、罢工和抵制的失败，以及来自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和美国劳工联合会（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的“审慎工会主义”（prudential unionism）的竞争，骑士团再也无法有效地组织农业和工业工人。 67 尽管这项任务落到了农场主联盟身上，但是劳伦斯·古德温证实，农场主联盟同样也面临着严重困难。转向第三党政治的直接原因是，农场主联盟合作社无法实现自我维持和盈利。这样的经验告诉农民，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对企业和私人商业银行行使权力，才能实现合作社联盟的目标。但这也意味着，正当平民政治需要农场主联盟机构为新政党注入民主责任和鼓舞大众参与之际，该联盟却明显衰落了。由于农场主联盟合作社步履蹒跚，因此农场主联盟并不拥有其19世纪80年代末全盛时期，制度上的力量和民众力量。 68
更根本性的是，地方领导和普通党员失去了对自己机构的控制。这一事实表明，平民政治思想存在一个致命的规范性难题。人民党党员对民主论述的核心是“人民”的概念。与其说是按种族来定义或是简单的选民集合体，倒不如说是人民实际上整体构成了现有的劳工群体。对于人民党党员来说，人民是那些发现自己面对着“上层阶级”的农民和工业工人“群众”。有一份内布拉斯加州的报纸，将这种“上层阶级”称为“金钱贵族，因为他们已经自己做起了我们的独裁者” 69 。本质上，他们拒绝了以往联邦党人的观念，即社会中没有任何团体可以代表整个共同体，因此“人民”只能是一种理想的抽象物——一个将制度性投票权赋予相互竞争阶层的宪政框架。
在基础层面上，人民党党员意识到他们自己的阐释基于一种虚构：无论人们把劳动者这个类别理解得有多宽泛，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并非所有成员都是劳动者。并且很明显的是，生产阶级在多维度上也是碎片化的：白人与非白人、农村与城市、手工业者与工薪劳动者、佃农与地主。因此，劳工团结的理念本身也是一种虚构，因为这些群体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经历和相互竞争的即期目标。当然，并非劳动者拥有的所有职务都始终符合公共利益。然而，人民党党员和他们知识上的先辈（如曼宁和布朗森）认为，无论立法至上还是政府制衡，共和主义自由最终都不可能受到宪法程序的保护。归根结底，作为自治的自由，是以拥有选举制度内外被动员起来的民众选民为基础的，它不断保证集体决策服务于更大的社会群体。由于不管身处怎样具体的劳动关系中，理想情况下，所有劳动者都在经济和政治独立方面享有同样的物质利益；因此，他们代表了最有可能维护共和主义自由的选民。如果组织得当，不同生产者将认识到自身的部分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统一，并通过集体努力，使大家接受一种民主的民众意志。这样，社会中的一部分选民则可以代表整个社会。
但是，要想让人民党的信仰获得成功，它自己的成员和领导者就必须能超越其即时的需要和偏见。宣称代表人民不仅限于对拥有阶级权力的非法要求；它还必须要意识到将历史上相互竞争的群体联系在一起的利益所在，同时也要意识到如何促进这些利益。它也要求动员与自下而上的控制携手并进，要求农场主联盟个体和政党成员与共和主义理想保持一致，来决定进行政治干预的条件，而不只是追随他们的社团领袖。换言之，这种对民主政治的描述想当然地认为，农村和城市穷人并不是无差异的、容易被奉承者和煽动家利用来达到任何企图的群体，尽管这与怀特的评论相抵牾。相反，农业运动的成员必须是有能力的公民和自身政治命运的创造者——是具备民主美德的个体。
然而，1896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颇具影响力的党内高层持有恰恰相反的观点。让普通成员恐慌和无助的是，这些领导人是能够寻求与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一个最终摧毁了农业激进主义的选举能力的人——结成联盟的。上述事件威胁到这样的理想，即运动参与者是根本驱动力、是能够支配和塑造他们自己政治制度的个体。它也强调了这样一种假定的潜在危险性，即假定人民党代表全体人民、其政策等同于公意。由于这些制度能够很快被指定，他们对民主合法性的主张也类似地被联盟内部的团伙所利用，以消除异议或强制终止与共和主义抱负不一致的言行。换言之，小团体可以声称代表“人民”，从而用自己的意志替代人民的意志。
反殖民思想的失败
假定代表“人民”的最好不过的阴暗面例子，可见诸定居者排外情绪的回归。在将潘恩、曼宁与沃森、鲍德利联系在一起的更广泛的民粹主义传统中，压倒一切的问题是，整个19世纪大多数白人劳动者通常以最狭隘的方式来理解他们自身的利益。这种狭隘性使得部分（劳动者）与政治整体之间的身份认同观，建立在严重的隶属模式基础之上。由于普遍存在的排外政治，白人生产者的集体自主性，往往对社会外部人有着严重的破坏作用。早先的大众参与时代，即杰克逊时期，可以产生白人普选权，但这是以进一步巩固定居主义的殖民二分法为代价的。根据像塔尼这样的政治家或法官的看法，白人定居者的经济独立，有赖于对本土土地的征用和非白人的依附性工作。通过使用种族和性别的术语来定义谁是自由公民，杰克逊党人极大地限制了抗议和动员的解放潜力。19世纪后期，每当农业反抗面临压力或潜在的失败时，这些倾向就会重现。他们这样做的方式，不仅破坏了运动广泛的解放要求，而且使他们看起来更像一群暴民、而非自由和自主的公民。
即使在运动的全盛时期，旧的排外性也明显地主要针对华人，尽管华人并非唯一的被针对者。由于反华情绪，《奥马哈纲领》呼吁限制“不受欢迎的移民”，并主张出台法令来禁止外国人拥有土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支持这种禁令的激进派人民党党员来说，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本土主义。像杰里·辛普森这样的人，他们并不认为反对外国人拥有土地与反对排华之间存在不相容：“我相信……国门应该大开，这样在上帝土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渴望改善自己的处境和命运，他就应当被允许在这片土地上安家落户。”这是因为在包含外国人禁令的同一纲领中，该党还要求将目前大部分由铁路公司拥有的土地重新分配给贫困农民。人民党党员认为，那些没有使用或有效利用土地的企业，不应该宣称拥有土地的绝对所有权。劳动骑士团重申了这一点，并曾在1889年呼吁终结所有为投机而拥有土地的行为。激进的人民党党员因此将反对“外国人”条款，看作主要针对外国企业的。这些外国企业就像美国公司一样，非法在西部囤积土地，现在成了美国的外居地主（absentee landlords）。 70
然而，紧随政治失败而来的是，这样的提案越来越多地抛弃了它们挑战国内外企业支配地位的初衷。相反，外国人持有土地法，成了促进定居者至上主义和拒绝非白人享有自由公民权益的另一种方式。正如20世纪早期几十年在西部各州实施的那样，这些法律并没有限制企业的投机行为，而是禁止那些“不具备公民身份的外国人”拥有土地。 71 这些法律被用来剥夺亚洲移民的继承权，并剥夺他们获得国家土地储备的权利，从而导致他们不可能享受共和主义的包容性，这与边疆土地赠与条件下自由黑人的境地十分相像。从本质上讲，民粹主义政策所遗留下来的一切，并不是维持对经济等级制和从属关系的强有力批评，而是随着民粹主义者重新诉诸旧的驱离方法，似乎产生了最令人不安的结果。
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的本土主义政治蓬勃发展，与之相伴的是白人劳工甚至逐渐放弃了开放欧洲移民的承诺，而这是旧的定居者叙述中为数不多的一个包容性因素。特伦斯·鲍德利晚年担任过美国移民局局长（U.S. commissioner general of immigration，1897—1902年）和移民局首席信息官（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of the Bureau for Immigration，1907—1921年）。鲍德利是一名爱尔兰天主教徒，直到生命的最后，他都拒绝接受禁止东南欧人的排外情绪的正当性或像识字测试这样的措施。他认为后一种做法是对那些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而无法成为自由公民者能力的轻视，因而也是对共和主义平等理念的践踏。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得到了其他劳工领袖的呼应，但是鲍德利对“进口”工人的关注，却发展成为对“非自然”“诱导”或“辅助”劳工的普遍排斥，并产生了一种更广泛地限制移民氛围，尤其是对文化差异较大的群体而言。 72 从本质上讲，鲍德利无法使得他对开放的包容性政府的渴望，与其对经济上竞争的担心完全相适应。因此，虽然他在道义上继续为所有欧洲人的自由流动理想而辩护，但是在政治现实中，通过扩大边境排外和入境后的社会控制的基本原理和做法，鲍德利帮助促成了对自由迁移的彻底否定。
与移民问题相比，黑人与白人劳工团结的问题，更凸显了定居者自由的局限性。作为农业运动核心和灵魂的南方白人农民，轻易地接受了大规模剥夺黑人选举权的行为，以及制度化种族隔离的兴起。这些都充分强调了平民政治的局限性。1904年，汤姆·沃森开始了他从坚定的平等主义者，到民主党党首和白人至上主义者转变的漫长历程。身为人民党总统候选人，沃森呼吁他家乡佐治亚州的民主党政客，通过一项将黑人从投票名单中剔除的宪法修正案。而长期以来沃森是一贯反对这类措施的。对此，他基于两点为自己的新立场进行辩护。首先，“黑人支配的恐惧”意味着，“只要受到黑人投票这种恐惧心理的威胁，白人就不敢反抗”。其次，根据沃森的说法，在佐治亚州，黑人的选票通常被有权者利用来挫败有意义的改革。“在佐治亚州，他们不敢剥夺他（黑人选民）的选举权，因为操控佐治亚州民主政党机器的那些人知道，大多数白人都是反对他们的。他们需要利用黑人来击败我们。” 73 沃森表示，他自己同白人农民一样，对南方黑人在支持人民党这件事上迟疑不决感到失望。面对一场由民主党组织协调的恐怖竞选，在拿自身安全下注与白人结盟的问题上，大多数黑人犹豫不决，因为直到最近，这些白人之中的许多人还在诉诸种族至上主义言论，还在为南方分离的“失败事业”进行辩护。然而，对于沃森和其他人来说，黑人群体就这样轻易地成了平民政治败北的替罪羊。恰如对英国人控制的卑躬屈膝的奴隶人口的担心一样，自由黑人现在在文化上被描述为惯于受到支配。有人认为，正是由于整个群体没有自主行动和维护共和主义自由的能力，所以黑人的选票才可能被强大的商业利益方操纵和利用。定居者自由乃种族特性的假设，又一次增强了他们重回旧的种族排外方式的意愿。
1904年，汤姆·沃森仍然相信，一旦所有白人劳工都能被组织起来以改变当前的现状，黑人就会重新获得选举权，而白人至上主义也将永远消失。尽管如此，这种为共和主义自由的长期事业而牺牲掉百万佐治亚人基本权利的意愿，意味着沃森的构想存在严重缺陷。在根本上，沃森认为，终归不能指望白人工人将人民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集体性思考。当面临种族分裂时，大多数白人定居者都不是追求所有劳动者的利益，而是漠视通过生产工作建立起来的共同纽带。归根结底，这意味着，即使在沃森——这位曾经的激进民主政治的伟大代言人——的论述中，劳工群体所指向的也仅是部分人的利益，而无法真正代表全体人民。
从本质上说，尽管定居者的经历使人想起平等主义的解放性话语，但它也恰恰削弱了这场农业运动的普遍性主张。平民政治内部的这种模糊性，反而使其动员民众意志的愿景蒙羞，因为这是一种实际上在社会内部生成、并具有共同公共利益感的愿景。到20世纪头十年时，“汤姆·沃森式的平民政治”已经污迹斑斑，它仅仅被视为一群可以随时受人利用而进行暴力和恐吓行为支持者的现成据点，无论这些行为是针对天主教徒、犹太人还是黑人。“人民”反而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无组织的暴民，他们服从那些利用由分裂所带来的仇恨、由赤贫所导致的愤怒来挑起事端的领导者。最能说明这种形势的变化，莫过于沃森利用煽动排外情绪，来促使对利奥·弗兰克（Leo Frank）处以私刑。而弗兰克是一名犹太男子，被陷害谋杀了14岁的工厂女孩玛丽·菲安（Mary Phagan）。 74
至于对帝国统治的批判，随着平民政治被南方和西部较为富裕的农业利益所支配，沃森自己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立场，在当选政党中处于局外地位。政党领导层呼吁打开美国农业的境外市场，并围绕经济和商业扩张制定外交政策进行辩护。 75 像沃森这样的激进派领导人对这一转变无疑持谨慎态度，并认为它是为农业和企业精英、而非贫困农民或劳动工人的利益服务。他们还意识到，美国的商业扩张主义最终将由军事当局维持；这样，国家才有能力强制拉丁美洲和亚洲顽强反抗的政府“开放门户”。因此，要求建立新市场的呼声，与主张组建更强大海军力量及更多常备军的观点沆瀣一气。而这恰恰是共和党人长期以来视为威胁自由公民的军事化手段。
然而，尤其是在1896年之后，党内许多人都士气低落；许多当选官员在某种程度上全然代表旧运动，无论是在领土吞并还是在商业扩张主义模式问题上，他们都谨防逆主流的民族主义潮流而动。1898年，在众议院的22名人民党议员中，只有辛普森和米尔福德·霍华德（Milford Howard）两人投票反对美西战争。 76 对其他人来说，投赞成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因为他们担心，共和党和民主党会以不爱国的罪名来抹黑人民党。但不管他们如何投票，这种自我保护最终并未获得成功。在这场战争的结果中，人民党的众议员代表猛跌至5席，这从任何意义上说都实际终结了该党作为一股立法力量的存在。
更有问题的是，由于定居者排外情绪的幽灵始终存在，这使得残存的反帝国呼声显得空洞。直至沃森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反对帝国主义海外扩张以及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他认为，参战只会在国内引发军事独裁，并导致一种根深蒂固的、与19世纪90年代殖民冒险不同的企业寡头政治的崛起。正如C.范恩·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所写的那样：“他的观点是，‘从来没有哪位国王能比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要求行使更多的独裁专制’，而这位总统正利用这种权力‘使普遍的行军步伐系统化’。” 77 当这样的观点是在对包容性的共和主义愿景进行辩护时，其对帝国统治的批判，就成了更广泛的解放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它与恶毒的白人至上主义相结合时，同样的指责听起来则是狭隘的孤立主义。当放弃民主平等的阵地时，这些观点日益允许全球扩张的辩护者有着普世主义和包容性的光芒。正如我将在第四章讨论的，反帝国主义的论述，似乎以种族相关的措辞重新出现，而美国的全球力量逐渐被威尔逊和罗斯福（Roosevelts）筹划为一项有远见和耐力的事业。
没能摒弃定居者的模糊性，强调了声称代表“人民”这种方式的固有困境，并且极大地削弱了平民政治运动对20世纪改革家的吸引力。对于那些在农业激进主义失败后为美国自由的未来争论不休的人来说，民主理想必须通过摆脱与沃森式暴民的联系来得到净化。如果他们的成员身份可以继续保持，那么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项努力就必须以更少的改革和更顺从的方式，来面对经济集中化的潮流。
尽管如此，这种失败暗示了在下一世纪出现的社会运动的一个关键点。平民政治的政治难题，强调了生产阶级不必被视为唯一能够保护共和主义自由、并将其范围扩大至被排除在外群体的选民。对于那些不愿放弃站在政府身后的被动员起来大众的代理人这一想法的人来说，以上事实表明，不只是劳动者，各种类型的选民都有能力通过其协同行动来代表更广泛的公众，并且也有能力体现致力于推行大众利益的民主基础。而取决于历史的契机，不同群体的利益可能与对更具包容性自治的辩护相符合，如进步主义时期（the Progressive period）的消费者协会，或通过人权运动组织起来的黑人。平民政治的巨大悲剧，最终正是在于其自身无力认可这种辩护。虽然平民政治成功地指出了定居者架构的缺陷，但是它未能创造出一种新的后定居者社会，从而使人们理解哪些意识形态成分应该得到保护、哪些应该被淘汰。
对平民政治的直接回应与永久和平的目标
在工业动荡和人民党反抗的高潮时期，政治和企业精英们意识到，定居者的假设和制度似乎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但是在他们看来，农民和劳工的抗议，并没有给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相反，这表明了一种深刻且令人颇感不安的集体生活的分裂。面对国内危机，许多人认为，在定居者社会中积极运用国家暴力是必要的，这只是为了维护其脆弱的稳定性。在过去，定居者帝国的意识形态把两项主要事业结合到了一起：共和主义自由与永久和平。只有使大陆实现和平，并消除所有的外来威胁，定居者才能安全地拥有实现经济独立所需的土地。根据定居主义者的千禧年理论基础，这一领土扩张主义事业将带来持久的安宁，并将使社会内部人享受免于任何外部威胁的国内自由。然而，现如今随着美洲大陆的平息，对于许多法官和政客们来说，确保这种安宁的目标不再围绕由美国原住民或欧洲竞争对手所构成的威胁。相反，他们专注于平息国内的政治和经济混乱。这些混乱由两个原因引起：其一是新的工业条件；其二是农民和工人对独立的期望，与他们所经历的等级制和控制之间的日益脱节。因此，倘若要建立一个永久和平的共和国，就涉及国内的和平事业。这一事业预先假定的是，在国内能够行使一种灵活、可自由裁量的政府权力。特别是法官们开始认为，这种权力最好不是由规定劳动者集体意志的立法多数派来行使，而是由那些能够不受影响、即刻而强有力地对社会混乱做出反应的行政人员来行使。换言之，和平事业既需要在内部运用外部特权，也要求行政部门拥有大得多的政治集权。
至于人民党运动，这种社会秩序的动力，起到了削弱自由公民身份与标志定居者殖民主义分层化臣民身份的二元性架构的作用。当英裔和欧洲的定居者在政治上平等参与，并享有授予正式社会成员的权利保护时，各非定居者群体却在不同程度上是帝国权力的臣民，而这种权力最初来源于英国王权。尽管这种臣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双方都有义务和权利，但实际上它为定居者政府提供了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然而，面对愈加严重的社会崩溃的威胁，遏制冲突的需求意味着要淡化自由公民与分层化臣民之间的界线。因此，无论什么种族或人种，他们都逐渐发现，自己所面临的乃是历史上被认为是殖民性质的自由裁量权统治形式。18世纪晚期，英裔殖民者反抗英国权力的理由，恰恰是因为这个新的全球帝国对所有臣民都施行暴政，不顾及定居者的地位。这些定居的殖民者反而试图捍卫一种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从而为内部人提供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自由。现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就像之前的工业化大英帝国一样，美国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多语言社会。在这种背景下，维持政治和经济控制，意味着要开始扩展这种政府特权的模式。而在早些时候，这一特权似乎将王室臣民与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绑在了一起。
这一最初举措涉及行政权的崛起，正如19世纪末最高法院关键决议所强调的那样。然而，许多法官和律师仍然希望，扩展这种自由裁量权，在实际上能够捍卫自由劳工对共和主义自治的旧有承诺。就像人民党党员一样，他们试图发展出一种后定居者社会的框架结构，从而依旧维持其与经济独立和自由公民身份理想之间的联系。然而，这些行为体最终并不能解决这些新兴权力模式，与其致力于自由劳工正统论之间的分歧。这种正统性在现代工业时代显得不合时宜，并且它向新一代商人和政治家们表明，需要另一种对自由和帝国的替代性叙述，而这种叙述基本上剥夺了其所依赖的定居者理想。
社会动荡与行政特权的崛起
在19世纪90年代，政府固有的紧急处置权在学理上的发展，凸显了精英阶层一方日益坚信国内自由裁量权的必要性。为对抗国内的危机，要求一种强大而可能不受制约的特权权利，这种权利可以被迅速地用来对社会和平施加影响。这些目标正是塞缪尔·米勒（Samuel Miller）法官1890年关于尼格尔案（In re Neagle）的多数派意见。这些意见既表示了对混乱的忧虑，也表达了对扩大合法的国家强制领域的愿望。 78 该案涉及一名心怀不满的诉讼当事人戴维·特里（David Terry），他曾是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法官。在加州联邦巡回法院任职时，特里威胁要杀死法官菲尔德（Field）。在一次对菲尔德的攻击未遂之后，特里被美国法官随行官戴维·尼格尔（David Neagle）射杀。尼格尔受司法部长指派，以保护菲尔德的人身安全。由于特里在当地仍是很受欢迎的人物，随后，尼格尔被加利福尼亚州政府以公然藐视州权利起诉犯了谋杀罪，从而促使尼格尔提交了一份关于非法拘禁联邦人员人身保护令的动议。 79
在提供法律救济方面，米勒认为，虽然国会的法令没有明确授权尼格尔的行动，但这一法定权限从联邦立法中可以推断出来。联邦法律赋予美国法官随行官在各州工作时，与地方行政长官和副手拥有同样的执法权。根据米勒的说法：“如果……加利福尼亚州一名行政长官被授权去做……尼格尔所做之事，……保护法官免受攻击和谋杀，那么尼格尔就有权参照美国法律来做同样的事情。” 80
尽管米勒很容易就此得出结论，但他继续在宪法的“忠于职守”条款之下，对总统的权力进行全面解读。这些权力（同样适用于被任命的行政人员）超出了“包括宪法本身所产生的权利、职责和义务，我们的国际关系和全部防卫，都因宪法之下的政府性质而得以表现出来”。从本质上讲，为应对动荡时刻，总统享有特有的紧急处置权，比如对联邦法官的威胁。米勒写道：“如果在权力范围内没有任何保护法官的手段，这对于宣称自己在其领域内拥有主权并且至高无上的美国政府系统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耻辱。”在这样的争论中，米勒实际上把帝国特权话语引入了国内领域，并认为出于必要，行政人员所拥有的权力，必须比条约或国会法令措辞所规定的更大。 81
米勒通过以下方式对此立场进行了辩护，他假设像法官菲尔德一样，美国邮递员是联邦行政人员；如果他们被有组织地“抢劫”“攻击”和“谋杀”，总统毫无疑问可行使特有权利来召集民兵，并提供武装军事保护。 82 虽然该案本身并没有直接解决社会冲突问题，但是米勒认识到，需要在行政部门建立自由裁量权，从而使之作为保护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种手段。
然而，克服所有国内威胁的目标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唤起人们对一种灵活而强大的紧急处置权的必要性的认识，米勒一下子放弃了结构二元论的基本假定。在他看来，社会平稳似乎需要在国内获得嵌入在帝国特权中的所有权力；正如他假设说明的那样，而这其中甚至包括政府在国内雇佣军队的行政权利，并且无须国会授权。
在关于尼格尔案发生五年后，德布兹案（In re Debs）使人们明确认识到，为了应对工业纷争，需要在国内行使帝国特权。1894年，由当时坚定的人民党支持者尤金·德布兹所领导的美国铁路工会（ARU），发现自己带头对普尔曼公司（Pullman Company）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工业罢工，以抗议工资被削减20%。随着铁道工人在全国范围内拆卸普尔曼汽车，并阻止运载这些汽车的火车，这次罢工引起了一连串的同情性抵制。在抵制行动的数日里，从芝加哥向西的铁路交通已经完全停摆。由于罢工阻碍了美国邮政的运输，在没有国会任何形式的授权下，总统克利夫兰（Cleveland）依据自己的权力要求禁止罢工。随后，与坚持认为局势稳定的州长和市长的意愿相悖，克利夫兰命令12000名联邦军队前往芝加哥执行禁令。克利夫兰的司法部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本身是一名长期的铁路公司律师，并且他还是多个不同铁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他声称，根据1792年《叛乱法案》（the 1792 Insurrection Act），总统享有这种紧急处置权。而该法案曾被乔治·华盛顿用以镇压威士忌暴乱（Whiskey Rebellion）。结果，德布兹和美国铁路工会的其他官员，在联邦法院遭到起诉并被判决入狱，而德布兹最终被判处六个月徒刑。在街头，联邦军队介入导致冲突升级，并在7个州造成了超过50名平民死亡。 83
在支持这一起诉，并宣布总统的单方面禁令为合宪的过程中，大法官戴维·布鲁尔（David Brewer）领导下的法庭意见坚持认为：
在美国国土的任何地方，可利用国家的全部力量，来强制性地全面而自由行使宪法所赋予其关注的全部国家权力和安全权利。中央政府的强硬手段，可用来清除所有影响州际贸易自由或邮递运输的障碍。如果出现突发事件，国家军队和所有民兵都要服务于国家，从而强制性地使国家法律得到服从。 84
对于最高法院来说，普尔曼罢工以及对它的同情性抵制，“威胁”到邮递运输车，并威胁到政府的运作和官员的安全，这不再像尼格尔案那样只是一种假定了。控制劳工动乱的局面，要求授予行政部门特有的、不受限制的紧急处置权。此外，这不仅需要禁令具备合宪，总统单方面在国内使用军队来镇压罢工的这一行为也必须合宪化。换句话说，法院并不是将注意力集中在随后行动的法律根据上，或者从司法角度评估劳工抗议是否达到真正的“造反”程度，而是为总统提供了近乎无限的权力来使用联邦军队，只要在工业纷争的背景下行政部门认为合适即可。
对于许多人民党党员来说，这样的权力要求集中体现了似乎要将共和主义公民变成依附性臣民这一现象。在汤姆·沃森抨击领土扩张和对全球性权力的欲望的同一篇文章中，他本着尼格尔案和德布兹案的精神，挑出这些司法判决，因为它们是在为美国的封建秩序提供合法辩护，而这种秩序则是基于企业利益和不受限制的总统权力。“这是第一次大胆地通过司法裁决，宣称有组织的资本可以逼迫劳动者，而有组织的劳动者却被禁止进行有效的抗议。旧的贵族权利是‘将劳动者束缚在土地上’，而如今在现代企业权利中发现的其孪生兄弟，则是把工人束缚在机器（Engine）上。” 85 对于沃森而言，通过由最高法院宪法化的行政禁令和其他联邦紧急处置权法案，正是政治专制的核心，同时也使得帝国政治面临的道德危险暴露无遗。
除了强调内部约束和外部特权之间的转变之外，尼格尔案和德布兹案还清楚说明了由谁适当行使这一特权的微妙变化。从这个国家的革命建国，到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和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判决，特权问题主要涉及国会权力。这些问题围绕着立法多数派是否享有衍生自王室先例和政府特有性质的主权权利。历史上的解决办法，是把国会对特权的行使，限于领土扩张问题和对被排除群体的控制上。然而，社会混乱的现实意味着，政府行动必须是迅速灵活的、能够立即应对危机，并用所有可能的国家暴力工具武装起来。由于这种权力能够最有效地通过行政部门、而非立法部门来行使，因而上述两项最高法院的判决，透露出以下这两种情况在逐渐发生变化，即谁应行使特权权利、谁可能屈服于行政部门的武力。
因此，除了质疑定居者生活的结构性二元论外，法律方面的发展则意味着对政府制度的重组，从而使其更有效地平息动乱和镇压劳工抗议。行政特权的崛起，恰恰发生在农民和工人威胁要接管州和联邦立法机构，并利用公共权力的方式来挑战新兴工业秩序期间，此事殆非巧合。向行政部门投入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一举动，乃是使国家权力工具与民众骚动隔绝开来，并保护政府免受社会动乱力量侵扰的一项直接努力。结果，法官们在使总统特有的紧急处置权合法化的同时，也把已普遍颁布的措施当作非法特权的立法形式而宣布无效，其中包括为工人补偿所做的努力和最高工时法律。对于像沃森这样的民粹主义者来说，这样的发展迎来了一个“君主制”时代，因为权力被隔绝于公民之外，且被集中在甚至愿意动用军事力量来使人们接受企业利益的行政官员手里。 86
工业化、国家监护和离奇的自由劳工正统论
然而，对于捍卫新扩大的总统权力的法官们来说，平定暴乱的目标和诉诸行政特权，是为了防止而非鼓励专制。与劳动骑士团、农场主联盟以及人民党所组织起来的农业及工业工人一样，米勒法官和布鲁尔法官仍对定居者信念坚信不疑，即自由与生产控制密不可分、经济独立乃自由公民身份的伦理基础。对他们来说，这种独立的愿景，仍然与自由放任的市场和自我规制的商业社会中旧的自由劳动信仰紧密相连。而市场具体地体现了自由的特权领域；他们相信，如果任由市场自行发展，它将确保所有辛勤工作的定居者都成为个体业主。因此，任何对由个人所达成的劳动协议的干预，都会使自由公民成为受国家监护者，从而损害他们选择在何种条件下工作的基本权利，并妨碍市场本身的灵敏运行。 87
扩大国内行政特权影响的需要，恰恰是源于这样的观点，即劳工抗议和农业反抗威胁要摧毁自由劳工正统论赖以为基础的商业体系。按照这种观点，那些特有的紧急处置权力，实质上是为共和主义自由和市场特权领域提供保护，从而使其远离专制主义的真正根源——社会动荡和寻求安抚劳工的立法机构。换言之，许多法官想要把国会特权转向行政特权，以期捍卫自由劳动和应对那些威胁到经济自由的未来危机状况。
通过研究屠宰场案（Slaughterhouse Cases，1873年）和洛克纳诉纽约州案（Lochner v. New York，1905年）等判决， 88 以及最高法院评估妇女地位和印第安人地位的裁决，我们可以意识到这一时期持续不断的司法争论，这些争论根植于诸如此类的自由公民身份的共和主义叙述之中。然而，这些法院的意见，尤其是关于洛克纳诉纽约州案的意见，也凸显了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下，自由劳工正统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不足。由于人民党的挑战不加掩饰，随着雇佣劳动、租赁、企业合并的增加，关于商业自我规制的旧的自由劳工设想，已无法再与集体生活相一致。而平定暴乱似乎只是行政权力的专制主张，而且立法限制体现了司法对民主自治的攻击，而非避免使定居者沦为依附性“被监护者”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为了让平定暴乱成为解放事业的一部分，社会精英们将不得不为政府的强制力发展出一种新的、更令人信服的理论，并因此建立成员身份的新伦理基础。
斯蒂芬·菲尔德（Stephen Field）法官在屠宰场案中意义重大的反对意见表明，在对工业化进行全面抨击之前的1873年，自由劳工正统论和立法限制的言辞，仍旧可以表达许多劳动者的社会经验。此案涉及1869年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项公司规定法令，该法令同意在新奥尔良对动物离船上岸和屠宰实行为期25年的垄断。在授权特许公司建造一个任何屠夫都能以合理价格使用的大型屠宰场的同时，该法案还禁止任何其他屠宰场继续存在。作为回应，约200名被排除在垄断之外的屠夫质疑该法令，理由是它违反了宪法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在屠宰场案中，最高法院对维持法律的合宪性存在分歧，最终，米勒法官宣布了五人多数意见：由于“（修正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立黑人的公民身份”，因此，把对他们的平等保护特权扩大到白人屠夫，“将使得该法院永远（成为）所有合众国法律的永久审查员”。 89
在异议中，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主战派民主党人菲尔德法官，对这种由州授权的垄断，以及以别的群体为代价来使某一群体受益的政府特权，明确表达了一种基本的杰克逊式谨慎态度。对于菲尔德而言，对立法权力施加内部限制，能够确保所有共和国自由公民在自我规制的市场中享有平等竞争、并因此实现经济独立的机会。在他看来，“在对生活的合法追求中……这种免受所有歧视和不公平法令压制的权利平等，乃是美国公民享有的显著特权。对于他们来说，无论何处，他们的追求、职业、娱乐消遣都是选择自由的”。而与共和主义政体的框架相一致，自由是和所有权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同时，这也要求个体能够维护对劳动的生产控制。这种控制的丧失则体现了一种“奴役的状态”，并意味着个体“将不会享有自由，也不会享有自由人的特权”。菲尔德呼吁追求个人欲望的权利，为的是保护手工业者和小业主免受由州所支持特权的侵害，为的是重申工作是如何为自由公民身份提供了伦理基础。通过剥夺像屠夫这样的个体业主“（他们）自己的劳动果实”，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侵犯了自由劳工的基本权利，而这一权利是“人类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之一”。 90
菲尔德的观点体现了对手工业生产大声疾呼的辩护、体现了对自由放任市场与共和主义自由相互兼容的大声疾呼的辩护。正如经典的定居者假定，这些观点的基础，乃是值得拥有完全成员身份者与那些完全被视为从属者之间的根本差别。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屠宰场案判决后的第二天，菲尔德就赞同约瑟夫·布拉德利（Joseph Bradley）法官针对布拉德韦尔诉伊利诺伊州案（Bradwell v. Illinois，1873年）的协同意见书。对此，法院从宪法上准许伊利诺伊州的一项法律有效，该法律仅以性别为由否定了女性从事律师职业的权利。虽然自由劳工和追求个人职业的权利可能是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基本特征，但它们不适用于那些被视作不配完全包容者。布拉德利重申了强加于女性的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父权的陈词滥调，他宣布道：
家庭组织的构造是基于神圣的法令和事物的本质。这种构造表明了家庭范围内那些适合属于女性气质的领域和职能……。女性的最重要命运和使命，是去履行妻子和母亲的高尚而温良的职责。这是造物主的法则。 91
与帝国臣民身份相似，处在父权从属者地位的女性因而被排除在经济独立的权益之外。 92 事实上，就像在屠宰场案的异议中，菲尔德对在不同领域中布拉德利观点的赞同，表明了他的杰克逊式思想，即如果要恢复杰克逊党人将选举权扩大至所有白人男性这种主要方法，就需要通过加强家庭中的父权等级制，并将家庭中的夫权控制描述为男性自治能力的证明。
一年后，在迈纳诉哈珀西特案（Minor v. Happersett）中，法院再次利用女性地位问题，重申了管理正式公民与自由公民之间存在的区别。法院经过一致表决裁定，基于本身作为正式公民的地位，女性不享有宪法保障的投票权。首席大法官莫里森·韦特（Morrison Waite）宣称，作为一个纯粹的法律范畴，“公民”只承载着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互惠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应对国家“忠诚，并有资格得到国家保护”。从本质上讲，正式的公民身份只意味着，在服从关系中，个人与哪个最高统治者联系在一起。根据韦特的说法，作为一个法律问题，“臣民”“居民”和“公民”是可以互换的，是一个取决于“便利性”的名称。 93 选举权只给予特定类别的公民，而非一项涉及最高统治权下所有臣民的权利。韦特明确地将女性公民身份，与爱德华·柯克的旧封建定义结合起来继续进行论述。正如面对自由裁量权的其他群体，作为父权从属者的女性被认为不在拥有完全成员身份之列。因此，国家可以利用各种特权模式，来维持与她们天然依附性相一致的制度性结构。
针对印第安人的新法律体系，则进一步拓展了既是“公民”又是国家依附者的含意。19世纪后期，随着美国大陆被广泛开拓定居，美国政府发现自己面临如何对待遗留下来的美国原住民这一难题。美国政府对此难题的回应是《土地分配法》（the General Allotment Act），又称《道斯法案》（Dawes Act，1887年）；该法案试图改变居留地政策的性质和目标。在此之前，正如马歇尔大法官在切罗基民族诉佐治亚案和伍斯特诉佐治亚案中所明确指出的：居留地的目的是维持对外部人的间接殖民统治。相反，如今《道斯法案》的支持者，则希望能以一种本质上像对待刚获得自由的黑人的方式，将原住民群体融入美国社会之中。19世纪70年代，在印第安人事务局局长弗朗西斯·阿马萨·沃克（Francis Amasa Walker）等基督徒改革家的领导下，该法律试图彻底摧毁部落制（tribal system），并给予印第安人正式的美国公民身份。在罗纳德·高木（Ronald Takaki）看来：
（《道斯法案》）授予总统权力，不经印第安人同意、由总统自行决定将居留地的土地，以每户160英亩分配给印第安人。该法案还将公民身份授予接受分配土地者，以及任何其他愿意放弃其部落、接受“文明生活习惯”的印第安人。此外，该法案还允许联邦政府在征得部落同意后，把“剩余的”居留地土地（即分配后余留的土地），出售给那些土地不超过160英亩的白人定居者，允许联邦政府为印第安人托管从此类交易中获得的金钱，以用于他们的“教育和文明”。
正如1889年《印第安人事务局局长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Indian Affairs）所指出的那样：“部落关系应该被打破，社会主义应该被摧毁，而家庭以及个人的自主权也应该被取代。” 94
对于原住民来说，这种做法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毁灭性的，并且使得印第安人的土地被大规模地转移到白人农民、土地投机商和铁路公司的手中。到1900年，仅仅在《道斯法案》通过后的13年里，美国原住民失去了将近一半土地，只还保留了1887年他们拥有的1.38亿英亩土地中的7800万英亩。 95 随着印第安人财产被剥夺、部落结构被清除，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妇女、被解放的黑人以及出生于美国的华人身上。而印第安人正式公民身份条款，在何种程度上意味着帝国特权的终结、意味着自由公民身份的提供？与布拉德韦尔诉伊利诺伊州案和迈纳诉哈珀西特案的措辞几乎一样，最高法院通过重新开始将正式公民身份与实质性依附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回应。在美国诉塞莱斯廷案（United States v. Celestine，1909年）中，布鲁尔法官宣称，公民身份并不能使美国原住民受排他性联邦管辖权的豁免，也不会给他们带来所有给予其他美国公民的那些特权和豁免权。根据布鲁尔的说法，国会的意思并不是“仅仅通过授予公民身份，就完全放弃了对这类依附性种族个体成员的管辖权” 96 。而在1916年，法官威利斯·范·德文特（Willis Van Devanter）在美国诉尼斯案（United States v. Nice）中宣称：“公民身份与部落的存在或继续保持监护权并不矛盾，因此在没有被完全解放或尚未被移出国会规定的保护范围的情况下，印第安人也可以被授予公民身份。” 97 就典型的定居者而言，作为精心设计的控制结构的组成部分，特权可被合法地用于像美国原住民这样的从属群体身上，这种控制适用于每一依附性人群的特别情况。
尽管如此，根据法院判例和定居者意识形态，如果国家的自由裁量行为对妇女、印第安人和黑人来说是正当的话，那么它就不应该被用来反对自由公民，从而使其沦为受监护的境地。事实上，正是由于法官们要求限制特权，从而保护享有特权的内部人的共和主义自由，才产生了对经济管制的强烈司法批评。对法官们来说，保障自由的公民身份，越来越意味着要对立法多数派进行监督，因为他们的经济行为与只适用于非定居者或妇女的家长式统治十分相似。
没有什么比鲁弗斯·佩卡姆（RufusPeckham）法官在洛克纳诉纽约州案中臭名昭著的判决，更好地说明了这样的企图，即对人们所认为的经济上的家长式统治进行限制。尽管佩卡姆提出的观点与菲尔德的大体一致，但是到了1905年，这些观点对于大多数劳动者的意义却非常不同了。因此，这种愿景所提出的家长式统治的危险性，似乎与新的现实完全不协调。结果，这一判决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司法对立法权的抵制，以及对市场作为特权领域的捍卫，已同工作场所的实践活动不再相符。
该案本身涉及1895年纽约州的一项法令。这一法令对工作日10小时工作时间的限制，和工作周60小时工作时间的限制进行监督。因雇佣面包师傅的工时超过每周60小时而被判有罪，约瑟夫·洛克纳（Joseph Lochner）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结果最高法院又以5∶4的判决，裁定该法违反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和契约自由（liberty of contract）。在异议中，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指责大多数人用“赫伯特·斯宾塞先生的社会统计学（Herbert Spencer's Social Statistics）”代替第十四条修正案，并使宪法屈就于对“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并不接受的一种经济理论”——保守主义的自由放任经济学及伴随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辩护。 98
然而，与霍姆斯指控不同的是，佩卡姆并不认为政府的行为以某种方式违背了不变的经济规律。相反，他试图通过拒绝承认立法机构的特权，来捍卫历史上共和主义的经济独立承诺。对于佩卡姆来说，这样的权力只适用于“国家的被监护者”，即不能成为自由劳工、因而也不能享有作为自治的自由的那些人。与这种政治依附者——理所当然地受到自由裁量权统治的人——相比，自由的个人能够“在没有国家保护，以及不受到干扰他们独立判断和行动的情况下照顾自己”。佩卡姆将面包师傅看作与手工业者、小业主和专业人员一样的同类人，他们控制自身生产劳动的权利，因立法多数受到非法损害。从某种意义上说，佩卡姆认为，1905年纽约州面包师傅的社会地位，相当于1873年路易斯安那州屠夫的社会地位，即他们都是与政府支持的特权主张做斗争的独立业主。佩卡姆在列举其他小型创业者时声称，如果这些法律不被宣布违宪，那么“在这种假定下，印刷工、锡匠、锁匠、木工、家具工、纺织品职员、银行职员、律师、医生，或者几乎任何类型工作的职员，都会受到立法机关权力的控制。任何交易、任何职业、任何谋生方式都无法逃脱这种无处不在的权力”。而最高工时的法律甚至会影响到雇主，最重要的是，它还会限制个人通过在工作中勤奋而长期地继续其认为有意义的工作来实现自我的能力。“不仅雇员的工作时间，而且雇主的工作时间也是可以被管制的。医生、律师、科学家、所有的专业人员，以及运动员和手工业者，都可以被禁止因延时工作而使自己身心俱疲。” 99
然而，佩卡姆观点的基本问题在于，他所认为的面包师乃一独立业主的印象，已经无法反映社会现实。纽约州的面包师傅们既不是小规模的创业者，也不是即将成为手工艺大师的熟练工。他们只是在闷热的、通风恶劣的工厂里长时间工作的工薪阶层。 100 结果，繁重的劳动并没有体现这一点，即个人致力于发展出一门手艺，或通过生产控制来寻找社会意义。这些工人是血汗制度（sweating system）的组成部分，而工厂主试图通过尽可能多地榨取工薪阶层的劳动来降低生产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广泛实施的法律乃是由劳动者自己努力的一部分，以重新拿回对工作条件的控制权；而非由立法机关进行尝试，以便把自由公民变成分层化的臣民，或者变成类似于妇女或美国原住民那样的受国家监护者。
自由劳工正统论与工业实践之间的脱节，使得平息集体生活的努力、将自由裁量权的中心从立法部门转移到行政部门的努力，都丧失了解放性的基础理论。随着社会变化使努力工作和自立的自由劳工魅力（free labor incarnations）变得古怪可笑，政治家、法官和企业商人越来越难以利用人们对个人所有权和生产控制的期望，来为新出现的工业规范辩护，或者为自由公民身份提供伦理基础。因为秩序本身不仅是目的，如此的精英们只得构想出替代性方法，来对国内安宁与紧迫的集体可能性愿景相符进行辩护。如果没有这样的愿景，那么退回到如今不再与社会实践有着重要联系的自由劳工正统论，将会使得自治和独立的共和主义理想精华殆尽。
结论：共和主义自由之后的公民身份？
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从加州岸滩面西而望》（“Facing West from California's Shores”）最初写于1860年。这首诗不仅阐明了定居者扩张的活力，而且还预言般地表达了如今标志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焦虑和不餍足感。在那首诗的结尾，惠特曼用类似于30年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言语，颂扬西部边疆的结束：“我已漫游很久、漫游在世界各地/现又面对家园、愉悦而欢乐/（可很久以前我在何处启程？/且因何故而依然未曾发现？）” 101 这些话语记录下了全国性拓荒定居者的神话，他们是能够在新世界的崎岖荒野中开创文明的美国人原型。然而，与他之前的杰斐逊和之后的特纳不同的是，无论多么隐晦，惠特曼还是对定居者社会的基础前提提出了质疑。
在惠特曼的诗中，一方面，他对定居者的征服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他却对关于帝国的终极价值深感怀疑。领土增加本身从未被看作目标，而只是定居者自由和永久和平必要的先决条件。帝国与一项乌托邦事业密切相连，因为在这一事业中，扩张将确保所有自由公民拥有足够土地，以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并为政治共同体提供免受外部威胁的安全保障。在惠特曼写作《从加州岸滩面西而望》一诗的时候，殖民化主要目标得以完成似已成定局。美国大陆逐渐平息下来，而欧洲国家已不再对全球独立构成重要挑战，更不必说威胁到美国生存了。然而，惠特曼笔下的拓荒定居者，正如他凝望着太平洋一样，似乎已经忘记了长期以来激发他们进行扩张的目的。帝国事业非但没有成为定居者民主的孵化器，反倒似乎使其忘却了自身解放的思想动力。对于定居者来说，不仅殖民化未能实现经济和政治自由，而且这些目标在实际上也已经从记忆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美利坚帝国，及其持续扩张和控制的过程，已变成了自我延续的方式；结果拓荒者的主要“欢乐”动力，已不再与国内安宁或定居者自由有什么明显联系了。
恰恰是对社会期望与社会实践之间存在巨大分野这种认识，规定了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政治斗争的内容。由于定居者意识形态处于危机之中，农业和工业工人试图建立永久性的动员和大众民主愿景——这是一种认识到“自治即自由”抱负的愿景。然而，法官和政治家们基本上认为，这种民粹主义愿景将会把共和国推向混乱之渊，并且威胁到自由劳工的理念。他们对此的直接反应是，坚持国内安定的重要性，加强对内特权的使用，并越来越多地由行政部门而非立法部门来行使这一权力。尽管恢复秩序因自由契约对共和主义自由的重要性而被证明是正当的，但是在一代人之久的企业合并和社会冲突之后，无论是对工业领域中的穷人还是众多城市专业人员和商人来说，这些主张听起来都虚伪空洞。
正如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特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和乔赛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这样不同的人所明确表示的那样，如果要捍卫联邦政府的新权力，并成功拒绝人民党的大众民主政治的愿景，就必须重新思考市场本身的道德价值。对于他们来说，破坏性商业主义的根本原因是劳工抗议和农业反抗。这种商业主义削弱了具有社会价值的政治成员身份，并使得美国人既不愿为国家荣誉而牺牲，也不愿将自己的个人奋斗与国家更大的历史使命结合在一起。虽然这些公共知识分子试图恢复关于帝国、自由和永久和平的旧有承诺，但却是以如此方式进行的：如果说不是放弃了、也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定居主义。促进经济独立和共和主义自由，已经无法再为扩张和国际权力提供基本理由了。如今，经济繁荣和国家全球投放力量的能力，已成为其自身的正当理由；如今，包容性的伦理基础，是个人通过努力工作、投票和国外战争参与到扩展美国影响力和工业财富的全球事业之中，而非使成员身份与对劳动的生产控制相绑定。
从美西战争到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再到新政（the New Deal），20世纪初各种各样的政治家、社会改革家和法官，都试图让美国向欧洲盛行的政治法律制度看齐，并直接利用了在镀金时代期间宪法化了的行政特权形式。这些参与者欣然接受自由公民与帝国臣民之间新的不确定性，并认为国家权力能够将一群难以控制的贫困大众和族裔上多元的个体，塑造成统一的国家公民。正如美国政府在国际上主张权力来维持秩序和保护国家利益一样，它在国内主张权力是为了控制社会冲突，并确保政治参与同更大的国家目标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新的美国政体否定了佩卡姆、布鲁尔和米勒三位法官的愿景，就像它以激进的方式对大多数人民党党员所做的那样。如果往昔岁月的伟大斗争，关注的是如何使共和主义自由与工业化和终结奴隶制相一致的话，那么20世纪的政治反响，则恰恰降低了作为自治的自由这一理想的重要性，结果使之从集体话语中的核心地位，沦为日益孤立的异议之声。
注释
1. 难以确定通过农场主联盟组织动员起来的准确人数。引用的数字来自平民政治历史学家劳伦斯· 古德温纪念农作物仓储计划100周年的一次演讲。Lawrence Goodwyn and William Greider，“Democratic Money： A Populist Perspective，” December 9，1989，www.geocities.corn/progpop/Goodwyn.Greider.html（accessed October 8，2009）.
2. 更多关于杰克逊党人把政党看作积极主权者“人民”场所的思想，可参见例如Gerald Leonard，The Invention of Party Politics： Federalism，Popular Sovereignty，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Jacksonian Illinoi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2）。
3. 一般可参见Richard Hofstadter，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DR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55），3—93（引自第35页）；以及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3—40（引自第29页）。有关理查德· 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观点的最新版本—— 尽管具有更少的敌意，参见Michael Kazin，The Populist Persuasion： A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1995）。在该书中，他将民粹主义看作反精英主义的美国特质—— 贯穿左翼和右翼。它根本上从未挑战基本的政治体系；20世纪，他受到像麦卡锡（McCarthy）和乔治· 华莱士（George Wallace）这样的煽动性发言人的拉拢。
4. 参见Lawrence Goodwyn，Democratic Promise： The Populist Mo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387—423。我将引用Democratic Promise 一书及其节略本，Lawrence Goodwyn，The Populist Moment： A Short History of the Agrarian Revolt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虽然节略本呈现的对这一农业运动的描述不那么全面，但是它包括对民众动员有益的理论研究和促进大众政治的条件。
5. Goodwyn，Populist Moment ，231—232.
6. Christopher Lasch，The True and Only Heaven： Progress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Norton，1991），218.
7. Goodwyn，Populist Moment ，325.
8. 更多关于美国平民政治的文献，除古德温之外，尤其参见那些拒绝轻易将这一运动放在特定意识形态阵营—— 小资本家或原始社会主义者、本土文化保护者或反种族主义者—— 之中的描述：Gene Clanton，Congressional Popu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1890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8）； Bruce Palmer，“Man over Money”： The Southern Populist Critique of American Capital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1）； Michael Schwartz，Radical Protest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Southern Farmers Alliance and Cotton Tenancy，1880—189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6）； Normal Pollack，The Just Polity： Populism，Law，and Human Welfa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以及Elizabeth Sanders，Roots of Reform： Farmers，Workers，and the American State，1877—191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
9. 参见Thaddeus Stevens，“‘Reconstruction，’ December 18，1865，in Congress，” in The Selected Papers of Thaddeus Stevens ，vol.2，ed. Beverly Wilson Palmer and Holly Byers Ochoa（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8），44—56（引自第52页）。
10. Walter Licht，Industrializing America：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98.
11. Eric Foner，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 （New York： Norton，1998），117；以及Licht，Industrializing America ，113；也可参见Alan Trachtenberg，The Incorporation of America：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Gilded Age （New York： Hill and Wang，2007），4—5。
12. 参见Foner，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 ，116—117；以及Licht，Industrializing America ，183。
13. 艾布拉姆斯讲了一个努力吸引“合意的”白人妇女到华盛顿领地的精彩故事，因为那时该领地被认为是崎岖而不适宜居住之地，目的是希望再现一个自给自立的定居者社会—— 一个建立在自由劳工和种族排他性上的社会。关于她的“默瑟女孩”（Mercer Girls）故事—— 她们由阿莎· 希恩· 默瑟（Asa Shinn Mercer）安排迁移到西部的移民旅程，参见Kerry Abrams，“The Hidden Dimension of Nineteenth-Century Immigration Law，” Vanderbilt Law Review 62（2009）： 1353—1418。
14. 一般参见Jack Beatty，Age of Betrayal： The Triumph of Money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2008），尤其是第98—101、 184页。
15. 参见Morton Horwitz，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1870—1960： The Crisis of Legal Orthodox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72—73。
16. Trachtenberg，Incorporation of America ，20.
17. 参见Roger Daniels，Not Like Us： Immigrants and Minorities in America，1890—1924 （Chicago： Ivan R. Dee，1997），5—6； Hiroshi Motomura，Americans in Waiting： The Lost Story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16；以及Ronald Takaki，Iron Cages： Race and 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Knopf，1979），236—240。
18. 对于归化法，参见Act of July 14，1870，ch. 254，§7，16 Stat. 254（引自第256页）；以及更多关于国会辩论期间反华人的情绪和“外国人不适合拥有公民身份”的思想，参见本村宏具有启迪作用的评估，Americans in Waiting ，70—75。
19. 尤其参见the Passenger Cases ，48 U.S.（7 How.） 283（1849）。虽然塔尼不同意这一裁决，但像多数人一样，他也认为所有政治共同体都享有完全的移民权；这种移民权来自固有的“自保权”，“它从主权上说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的，因为主权控制着移民权”。Passenger Cases ，470，467（1849）（J. Taney，dissenting）.虽然法院裁决中央政府拥有这一完全的移民权力，但是从典型的杰克逊党人角度出发，塔尼对此并不同意，并认为这一权力是由各州持有的。
20. 关于对待华人与此前的印第安人和黑人移民政策之间的法律及历史连续性的讨论，参见Daniel Kanstroom，Deportation Nation： Outsiders in American History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21—23。关于《佩奇法》及其人口统计学影响，参见Daniels，Not Like Us ，12，6； Motomura，Americans in Waiting ，25。关于排华法律，参见Act of May 6，1882，ch. 126，§14，22 Stat. 58，61； Act of May 5，1892，ch. 60，§6，27 Stat. 25，26。
21. Daniels，Not Like Us ，17.
22. 参见Plessy v. Ferguson ，163 U.S. 537，561（1896）（J. Harlan，dissenting）。
23. U.S. v. Wong Kim Ark ，169 U.S. 649，731（1898）（J. Fuller，dissenting），引自Fang Yue Ting v. U.S. ，149 U.S. 698，717（1893）。
24. Ibid.，725.也参见克里· 艾布拉姆斯讨论在《佩奇法》进行立法辩论期间，政客们是如何对华人移民进行描述的。Kerry Abrams，“Polygamy，Prostitution，and the Federalization of Immigration Law，” Columbia Law Review 105： 641—716，尤其是第692—694页。从典型的千禧年危机和威胁的角度，华人被看作危险的外部人，因此他们必须被制服，以便形成持久的国内安宁。
25. 参见Licht，Industrializing America ，169；以及Bruce Laurie，Artisans into Workers： Labor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Hill and Wang，1989），157（关于劳动骑士团成员身份的统计）。
26. 更多关于这一轶事及其在使农场主联盟激进化中的决定性作用，参见Goodwyn，Democratic Promise ，52—65；也参见Edward Ayers，Southern Crossing：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South，1877—190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114—115。
27. 引自Terence Powderly，Thirty Years of Labor，1859—1889 （Columbus： Excelsior Publishing House，1889），243。
28. “Preamble to the Platform of the Knights of Labor（1886），” www.6hourday.org/1886.html（accessed October 7，2009）.
29. “Omaha Platform，July 1892，” in A Populist Reader： Selectionsfrom the Works of American Populist Leaders ，ed. George Brown Tindall（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66），90—96（引自第93页）。第一份人民党党纲的前言和实际的大部分政纲条目，是由明尼苏达州人民党党员和反传统者伊格内修斯· 唐纳利所撰写。
30. 关于妇女的自由公民权问题，劳动骑士团与杰克逊党人有关妇女的依附性观点决裂了；相反，劳动骑士团认为妇女同样能够进行自由劳动，并值得进行劳动控制。作为基本政纲条目中的一条，1878年的《劳动骑士团章程》试图“保证两性同工同酬”。Powderly，Thirty Years of Labor ，245.
31. Ibid.，657，659.
32. Tom Watson，“The Negro Question in the South，October 1892，” in The Populist Mind ，ed. Norman Pollock（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1967），360—374（引自第371—372页）。
33. Ibid.，374.
34. 史蒂文斯这样写下自己的墓志铭：“我眠于这安静的与世隔绝之所/并非出于何种寻幽的自然派偏好/而是发现别的公墓受种族限制/为宪章所限/我已选择可加以说明的此地/在我生命终止中/我所主张的原则/穷尽一生/造物主前人人平等。”引自Hans L. Trefousse，Thaddeus Stevens： Nineteenth Century Egalitaria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7），xi。
35. 关于对人民党运动激进动力的评估，包括不情愿为社会平等施压，一般参见Gerald H. Gaither，Blacks and the Populist Revolt： Ballots and Bigotry in the “New South”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77）；以及Ayers，Southern Crossing ，134—156。更多关于白人至上和美国内战后的南方种族关系，一般参见C. Vann Woodward，Origins of the New South，1877—1913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51）。
36. Powderly，Thirty Years of Labor ，429.
37. 引自Andrew Gyory，Closing the Gate： Race，Politics，and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8），101。
38. 一般参见William Forbath，“The Borders of ‘Our America’： ‘Race，’ Liberalism，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Law and Politics of European Immigration，1882—1924”（未出版手稿，与作者一起存档），尤其是第12、 15—20页；以及Gyory，Closing the Gate ，引自第69页。我尤其感激福巴思（Forbath），他允许我引用他有关劳动共和主义与移民问题做斗争的富于启发性的出色研究。
39. 参见Takaki，Iron Cages ，239；以及Powderly引自Forbath，“The Borders of ‘Our America，’” 15。
40. Ayers，Southern Crossing ，145.
41. Tom Watson，“Imperial Tendencies，” in The Populist Mind ，ed. Norman Pollock（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1967），23—26（引自第25页）。
42. 参见吉恩· 克兰顿（Gene Clanton）对当选人民党党员是如何与美西战争问题进行斗争的富有启发性的描述，Congressional Populism 127—164（引自第139、 141页）。
43. 引自Ibid.，152。
44. 参见Thomas Watson，“Summary of Mr. Watson’s Speech at Thomson，Georgia，July 27，1898，” in The Life and Speeches of Thomas E. Watson （Nashville，Tenn.，1908），229；也引自C. Vann Woodward，Tom Watson： Agrarian Rebe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334—335。
45. Watson，“Summary of Speech，” 230；也引自Woodward，Tom Watson ，335。
46. Clanton，Congressional Populism ，4.
47. William Neville，“Speech on Imperialism，February 6，1900，” www.history.missouristate.edu/wrmiller/populism/texts/Documents/speech_on_imperialism.htm（accessed October 7，2009）.
48. Ibid.；也引自Clanton，Congressional Populism ，161，4。
49. Neville，“Speech on Imperialism.”
50. Watson，“Summary of Speech，” 230；引自Woodward，Tom Watson ，335。
51. 参见Gordon Wood，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1776—1787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8），319—328。
52. 更多关于民众法庭的论述，参见Jonathan Garlock，“The Knights of Labor Courts： A Case Study of Popular Justice，” in The Politics of Informal Justice：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vol.1，ed. Richard L. Abel（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82），17—33。
53. Mark Lawrence Kornbluh，Why America Stopped Voting： The Decline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0），41.
54. Ibid.，42，52（引自第55页）。
55. Ibid.，112.
56. 参见Ayers，Southern Crossing ，71—87，关于内战如何为政治分裂，以及镀金时代的政治认同创造条件的讨论。这在南方尤其真实，因为在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进行选择，意味着重申地方性联系，并“通常决定一个人的朋友、业务往来，甚至婚姻前景”。Ibid.，71.
57. Robert Wiebe，The Search for Order，1877—1920 （New York： Hill and Wang，1967），xiii.
58. “Omaha Platform，” 92.
59. 关于这一点，尤其参见Goodwyn，Populist Moment ，306—307。
60. 参见Ayers，Southern Crossing ，120； Goodwyn，Populist Moment ，206—212。一般参见Schwartz，Radical Protest and Social Structure ，129—198，关于作为整合联盟成员和形成参与式群众运动措施的讲座机制优缺点的评估。
61. 参见Michael Sandel，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 （Cambridge，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85—189，更多关于美德在鲍德利政治思想中的作用。
62. Frank Doster，“The Common Property of All，” in The Populist Mind ，ed. Norman Pollock（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1967），12—13（引自第13页）。
63. 参见“Omaha Platform，” 92—96。
64. 关于麦金利筹措的资金，参见Michael E. McGerr，The Decline of Popular Politics： The American North，1865—192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140。关于南方黑人被剥夺公民权及祖父条款，参见Ayers，Southern Crossing ，171（引自该页）。该条款意味着贫穷白人被豁免，因为他们是在大会举行前的三个月之内注册的，或者说他们能够证明自己、自己的父亲或祖父在重建之前投票的。这一术语如今得到广泛使用，而基本不对其来源和历史含义进行评价。
65. William Allen White，“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 in A Populist Reader： Selections from the Works of American Populist Leaders ，ed. George Brown Tindall（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66），192—199（引自第195页）。
66. Ibid.，p.197；以及Godkin引自Goodwyn，Populist Moment ，210。
67. 龚珀斯和美国劳工联合会拒绝了劳动骑士团将所有农业和产业工人组织到一个联盟中的雄心，而这一联盟将对基础广泛的改革和建立平民合作社联盟（cooperative commonwealth）施压。相反，他们接受19世纪80年代末垮台的劳动骑士团的观点，认为对于工人来说，如果要在根本上保证实现任何目标，他们就需要放弃系统性的改革，进而严格按照行业组织起来向雇主施压，以取得有限的改进。参见Laurie，Artisans into Workers ，176—210。
68. 关于农场主联盟机构内部的组织问题，尤其是领导层与一般成员之间的利益分歧问题，参见Schwartz，Radical Protest and Social Structure ，118—125。关于转向选举政治和农场主合作社的衰落，参见ibid.，269— 278；以及尤其是Goodwyn，Populist Moment ，230—263，305—306。
69. Platte County Argus ，“The Classes against the Masses，” in The Populist Mind ，ed. Norman Pollock（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1967），41—44（引自第42页）。
70. “Omaha Platform，” 94，95（关于移民引自第95页）；以及Simpson引自Clanton，Congressional Populism ，132。有关土地投机问题，《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引援鲍德利的话声明道：“我们反对持有土地进行投机，并总是赞成将源自土地的收入转而用于社区和有利于社区的计划。”参见“Farmers and Knights： Mr. Powderly Talks about the Proposed Allianc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6，1889。虽然一般来说人民党党员支持这样的观点，但是大多数人民党党员却比鲍德利更加模棱两可。农场主联盟关于合法权利和利益的辩论，参见James Green，“Populism，Socialism，and the Promise of Democrac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24（1980）： 7—40（引自第16页）；也参见Palmer，“Man over Money，” 72—74。
71. 参见Motomura，Americans in Waiting ，69—76。
72. 一般参见Forbath，“The Borders of ‘Our America’，”尤其是第51页，关于鲍德利对识字测试的观点。
73. 引自Woodward，Tom Watson ，371，370—371。
74. 参见Ibid.，435—447，关于对佐治亚州利奥· 弗兰克的审讯，以及沃森在他最终的谋杀中所起作用的更完整描述—— 这是在他得到州长赦免之后。
75. 一般参见Nancy L. O’Conner，“The Influence of Populist Legislators up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892—1898”（博士论文，University of Oregon，1958）；以及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Norton，1988），18—57。甚至杰里· 辛普森都无法避免被外国土地上的新市场前景所席卷，因此在1894年夸口声明说：“我相信，先生们，美国作为一个伟大国家，占有它作为世界商业国家中一员的地位的时刻已经来到了。”引自Williams，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27。最终，辛普森是一个对美西战争和使用海军将自由贸易强加给弱小民族的有原则的批评者，他宣称说：“我知道最为荒诞的，莫过于建造不合时宜的战舰以及穿透它们的枪炮的国家间对抗。”引自Clanton，Congressional Populism ，139。然而，他似乎不能够赞成商业扩张主义与他恰恰所憎恶的干涉主义和炮舰外交之间的联系。
76. 参见Clanton，Congressional Populism ，141。
77. Woodward，Tom Watson ，454.
78. In re Neagle ，135 U.S. 1（1890）.
79. 更多有关这一相当有趣轶事的信息，包括这一事实，即特里早先曾作为加州最高法院的当地法官（fellow justice）向菲尔德宣誓就职，参见Phillip R. Uric，“Knife-Wielding Justice，” Wild West Magazine 49 （February 1993）。
80. In re Neagle ，68.
81. Ibid.，64，59.
82. Ibid.，65.
83. 参见In re Debs ，158 U.S. 564（1895）。关于罢工及其后续影响，参见Laurie，Artisans into Workers ，204—210；以及尤其参见Nick Salvatore，Eugene V. Debs： Citizen and Sociali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7），127—140，147—161，关于这些事件尤其是联邦镇压所达到的程度，如何使尤金· 德布兹相信，只有通过主张州权才能使劳工利益获胜。这种主张向他强调了需要直接的选举和政治行动，如通过人民党，以及后来通过各种社会主义政党。
84. In re Debs ，582.
85. Watson，“Imperial Tendencies，” 23—26（引自第25—26页）。
86. Ibid.，26.
87. 这种对法院判例，尤其是对洛克纳诉纽约州案判决的解释，与削弱社会达尔文主义司法思想的核心地位是一致的。相反，人们对法官们有关自由契约观点的理解，最好依然是基本在共和主义习惯性表达法的范围之内，从而表达了这种见诸杰克逊和林肯的持久观点，即提供特殊经济特权的法律贬低了自由劳工的自治，等同于不可接受的阶级立法。尤其参见Howard Gilman，The Constitution Besieged： The Rise and Demise of Lochner Era Police Powers Jurisprudence （Durham，N.C.：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以及William Forbath，“The Ambiguities of Free Labor： Labor and Law in the Gilded Age，” Wisconsin Law Review （1985）： 767—817。
88. The Slaughterhouse Cases ，83 U.S. （16 Wall.） 36（1873）；以及Lochner v. New York ，198 U.S. 45（1905）。
89. The Slaughterhouse Cases ，73，78.
90. 参见Ibid.，109—110，90，110（J. Field，dissenting）。关于菲尔德，就像国会中的许多议员那样，重建修正案已不仅是消除实际的束缚，而且是加强这一信念，即共和主义公民资格，意味着对一个人自身劳动的基本控制。因此，他愿意把修正案与路易斯安那州屠夫的困境联系起来，强调在菲尔德的观点中，这一个案基本上是有关捍卫自由公民权、而非自由主义的经济权利理论。就像福巴思在评论菲尔德的立场时所说的那样：“‘共和国中的公民权’，现在保护他们（屠夫）的自由不受干涉，以追求其所称的在路易斯安那州由州建立的垄断。”参见Forbath，“Ambiguities of Free Labor，” 778。
91. Bradwell v. Illinois ，38 U.S. （16 Wall.） p.130，p.141（1873）（J. Bradley，concurring）.
92. 参见Gretchen Ritter，The Constitution as Social Design： Gender and Civic Membership in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Order （Stanford，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21—24，更多关于她所称的这一时期女性的“边缘地位”—— 或者我想这样描述它：她们拥有作为正式公民的地位，但依然在家中服从父权权力。
93. Minor v. Happersett ，88 U.S. 162，166（1874）.
94. Takaki，Iron Cages ，189；引自Sarah Cleveland，“Powers Inherent in Sovereignty： Indians，Aliens，Territories，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rigins of Plenary Power over Foreign Affairs，” Texas Law Review 81（2003）： 1—284（引自第55页）。
95. Takaki，Iron Cages ，189.
96. United States v. Celestine ，215 U.S. 278，291（1909）.
97. United States v. Nice ，241 U.S. 591，598（1916）.
98. Lochner v. New York ，75（J. Holmes，dissenting）.
99. Ibid.，57，59，60.
100. 参见Paul Kens，Lochner v. New York： Economic Regulation on Trial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8），6—14，关于19世纪末面包工业工作条件的讨论。
101. Walt Whitman，“Facing West from California's Shores，in Leaves of Grass and Other Writings ，ed. Michael Moon（New York： Norton，2002），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