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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6日，星期一，这是奇迹般的一天。在这一整天中（实际上，是从星期日夜里10点半到星期二上午10点20分），纽约市没有任何一个人被用枪、用刀或是任何一种方式杀死。自从人们开始在1994年（当时的纽约平均每天会有14人被杀）进行综合数据统计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继续向上追溯，会发现上一个没有发生任何暴力死亡的日子出现在50多年之前——当时的案件记录并不精确，纽约市的人口也比现在少50万。总的来说，在2012年，每2万个纽约人中只有1个死于暴力——这很可能是历史最低水平。
当然，美国不只有纽约这一个地方。2012年，芝加哥的凶杀率上升了1/6；而加利福尼亚州圣伯纳蒂诺——那里半数的房主的负债额超过其房屋价值，市政府也已经破产——凶杀率飙升了50%（“门上锁，枪上膛。”该市的检察官建议道）。就在2012年临近尾声时，康涅狄格州牛顿市的一个精神病患者开枪射杀了20名小学生、6名学校工作人员、他自己的母亲，最后饮弹自尽。但就全美国而言，纽约市要比牛顿市更具代表性：尽管有着这些噩梦般的例外，美国的凶杀率在2012年下降了。
实际上，纽约市的情况不仅在美国具有代表性，就全世界大部分地区而言都具有代表性。杀人事件在总体上呈减少趋势。在2004年，大约每13 000人中会有一个人被杀害；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14 500∶1。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也呈现出相同趋势。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通常是规模最大、最为血腥的冲突类型，但这样的战争几乎消失了。政权崩溃后的内战仍然存在（2012年，每400个叙利亚人中就有1个死于内战），但数据表明，内战发生的频率也在下降。
从全球平均水平来看，在2012年，每4 375人中有1个人死于暴力。这就意味着，今天活在世界上的人中，仅有0.7%会死于暴力。这个数字在20世纪是1%~2%，在古代帝国时期是2%~5%，在草原大迁徙时代的亚欧大陆是5%~10%，在石器时代则是骇人听闻的10%~20%（见图7–1）。这个世界终于开始朝着丹麦的方向前进了，而丹麦也在不断地进步中：在2009年，每111 000名丹麦人中才会有1个人被杀害，这意味着一个人在一生中死于暴力的风险仅为0.027%。最棒的是，今天世界上的核弹头数量是1986年（也就是布鲁斯·斯普林斯廷重新录制《战争》一曲的同一年）时的1/20。50年前，美国空军中最为出色的人员才能进入战略空军司令部（该部门负责投放核武器）；而今天，大部分美国空军军官把加入这个部门视作职业生涯上的自杀行为。
图7–1 几乎就要成功：公元前10 000~公元2013年的暴力死亡率
好消息还不限于此。如同在过去的几千年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暴力死亡率的下降伴随着繁荣水平的提升。1989年，当美国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警察”时，人均财富产出刚刚超过5 000美元。[1]而在2011年（迄今最近的拥有完整数据的年份），人均财富产出已经翻了一番。亚洲获益最多，因为中国的沿海地区、东南亚的部分地区以及印度的一些地区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它们自身的工业革命。这促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向城市的大迁徙，使得至少20亿人口脱离了绝对贫困（世界银行将每天收入低于1美元定义为绝对贫困）。拉丁美洲、非洲和东欧在经历了分别由债务危机、艾滋病传播和政权更迭造成的短暂退步之后，从2000年起也都开始取得进步（见图7–2）。
图7–2 富国变得更富，而穷国增收的幅度更高：1980~2010年，世界不同地区的财富增长速度。从全球层面来看，2010年的人均财富比1980年多出2.2倍；在亚洲，这一数字则是3倍。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在20世纪80年代变得更穷，东欧人在20世纪90年代也面临相似情形，但他们都从2000年开始逐渐缩小了与西北欧国家及其殖民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之间的差距
引人注目的图7–1和7–2表明，这个世界不仅变得更安全、更富有，并且随着各个大陆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它也变得更公平。而更引人注目的是所有这一切好消息背后的解释，也是贯穿本书的那个观点：建设性的战争让这个星球变得更美好。这种说法充满矛盾，违背我们的直觉，而且令人不快（而且，就像我在前言部分中提到过的那样，在我开始研究长期战争史之前，我也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然而，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和演化生物学的证据看起来都是颇令人信服的。
在4亿年前，暴力作为一种赢得争端的手段出现了（最初出现在想要吃掉其他鱼类的早期鲨鱼和不想被吃掉的其他鱼类之间）。暴力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几乎所有动物现在都会使用暴力。有些动物甚至演化到可以集体使用暴力；而一旦涉及领地问题，暴力就可能会变为致命的手段。战争就这样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在生物演化的大树上，人类的历史不过是一根短短的枝条，但也是迄今为止最不寻常的一根枝条。人类不仅可以在基因上进行演化，还实现了文化上的演化。这样一来，我们无须坐等成千上万代人的自然选择改变我们，便可以通过改变我们自身行为方式的办法，应对死亡博弈中各种行为的回报率的改变。因此，从上一个冰河时期的末期开始，我们找到了通过使用暴力降低使用暴力的回报率（充满矛盾性的一个说法）的方法。
在公元前10 000年之后，世界开始变暖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植物都开始迅速繁衍。对大部分物种来说，一旦等着吃食的嘴的数量超过了食物供给量，它们就再度陷入了艰难的生活中。然而，在幸运纬度带的人类却通过文化上的演化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变成了农民。农耕有其代价，但同时也供养了多得多的人口。拥挤的人口产生了囚笼效应。对于黑猩猩来说（或许冰河时期的人类也是如此），其领地观念使得杀死竞争对手可以在死亡博弈中获得最高的回报。而随着囚笼效应的出现，人类可以通过将被击败的敌人融入更大的社会来取得更高的回报。“融合”是个苍白的词汇，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掺杂着大量的劫掠、强奸、奴役和迁移。不过，由于那些将自己转化为坐寇的征服者最终在竞争中胜出，所有这一切暴力行径的长期结果就是带来和平和更高水平的繁荣。
到公元前3500年，坐寇开始演变成真正的利维坦。它们有能力征收税款，并且惩罚那些拒不服从的子民。这一过程从我们今天称之为中东的地区发端，因为这里同时也是农耕开始的地方，从而使得这里的囚笼效应最为明显，竞争也最为激烈。不过，在接下来的几千年中，幸运纬度带的大部分地区都走上了相同的道路。
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的每个地区都经历了顺序相似的军事革命（在第三章中提到过，由于一些原因，尤其是没有马匹，使得美洲大陆的情况有些不同）。首先出现的是防御工事，它用来应对突袭；相应地，进攻方学会了怎样围攻无法爬越的城墙。接着，在亚欧大陆，青铜制成了进攻用的武器和防御用的铠甲。然后出现的是军事纪律，它使得生性狂野的年轻人可以冒着生命危险发动进攻，面对着残暴的敌人能坚守阵地。到了公元前1900年，亚欧大陆草原上的牧民们学会了用马具把马匹套在双轮战车上，从而为战场上带来了充满速度和流动性的兵种。到公元前1200年，地中海地区的战士们找到了反击的方法。不过，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里，军事策略转为使用铁制器具装备的大规模步兵作战，这些步兵征服了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上的各个帝国。
每一次军事革命都是一场矛与盾的竞赛。不过，就像我在本书中一直强调的那样，进化论者所说的红桃皇后效应并不适用于战争。参与竞赛的人们并不会留在原地，因为这场竞赛会改变参与其中的社会。每一次军事革命都要求利维坦变得更强大，而更强大的利维坦则可以进一步地降低暴力死亡率。
所谓的独特的西方战争方式的理论也不适用。这种理论认为，希腊人在古时候发明出了一种战争方式，使得欧洲的战士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战士都更善战。实际上，幸运纬度带上的各个民族都发明出了建设性的战争，而建设性的战争创造出了更强大、更安全、更富足的利维坦。在公元前的最后一个千年，人们创造出了辉煌的长安、巴连弗邑、特奥蒂瓦坎和罗马城。
不过，本书中的另一个主题是，战争中的一切都是充满矛盾的。在公元前的最后一个千年里，亚欧大陆的建设性的战争达到了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顶点”。达到“顶点”之后，那些此前带来成功的行为转而开始酿造灾难。古代帝国的扩张使得它们不断地与草原带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草原上具有高度机动性的骑手可以征服遥远的距离，几乎随心所欲地袭击帝国。而缔造了帝国的步兵大军却难以在荒芜的草原上生存。从中国到欧洲，骑兵在战场上取得了支配地位。在超过1 000年的时间里（大约从200~1400年），幸运纬度带和草原陷入了建设性的战争和反建设性的战争的可怕循环之中。每一次建设性的战争都会创造出更大、更安全、更富裕的社会，而每一次反建设性的战争都会让这些社会再度分崩离析。利维坦失去了它们的牙齿，暴力死亡率开始攀升，繁荣的景象破灭。
在不久的将来，体质人类学家就将能完成足够多的骨骼研究，从而得出暴力死亡率的精确数字。不过，就目前而言，我们还只能依靠在本书第一到三章中检视过的粗略证据。如果要研究史前时期，我们可以用20世纪的石器时代社会与之相类比，并佐以数量很少，但在不断增加中的遗骸证据。如果要研究古代帝国和草原大迁徙时期的情况，我们就只能依赖于当时的文字记载。我在前文中提到过，这些文字记载基本可以让我们确信，暴力死亡率在古代帝国时期下降了（第一章和第二章），随后又在200年左右升高了（第三章）。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没有办法知道暴力死亡率究竟下降或是上升了多少。
根据我的估算，古代帝国时期的暴力死亡率为2%~5%，而到了封建的无政府时代，暴力死亡率又攀升到5%~10%。当然，随着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我的估算肯定会被证明是不准确的。但在我看来，这正是学术进步的途径：先由一个研究者做出推测，再由别的研究者驳倒他的推测，并给出更好的推测。即便我的这次推测谬以千里，但至少我希望此举能够刺激其他研究者搜集更好的收据，采用更好的方法，然后指出我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反驳我的推测。
到了公元第二个千年的中叶，我们获得了更可靠的数据支持。此时，利维坦，尤其是欧洲的利维坦，用火器封闭了草原民族驰骋的道路，用远洋船只打通了航路，从而使利维坦获得了重生。这两项发明都源于东亚，却在西欧得到了优化，并在这里打破了建设性的战争与反建设性的战争的循环。
我在第四章中提到过，发生这一切的原因仍然不是所谓西方式的战争方式，而是地理因素。一方面，欧洲的政治地理状况（由许多个征战不休的小王国组成）使得能造出性能更优良的火器的国家在争斗中获益；另外一方面，欧洲的实际地理状况（距离美洲的距离仅为东亚到美洲距离的一半）使得欧洲人比亚洲人更容易发现新大陆，并从中掠夺资源、开拓殖民地。欧洲人之所以能展开对整个世界的500年战争，并不是因为欧洲人比世界上的其他人更充满活力（或是更邪恶），而是因为地理环境使他们能比其他人更容易做到这点。
500年战争迫使欧洲人重新定义了建设性的战争，因为他们的征服战争造就了太过庞大的社会，从而改变了游戏的规则。他们发现，在一个洲际帝国的时代，大部分的新增国家财富并不来自于劫掠，甚至也不来自于从子民身上压榨出来的税金。借助国家的力量，使尽可能多的人以尽可能自由的方式在越来越大的市场中进行贸易，才是带来最多财富的方法。
始于欧洲西北部的永不停息的竞争迫使这些利维坦采取了开放秩序，从而使得市场之“看不见的手”与政府之“看不见的拳”和谐地协作。英国在18世纪80年代开始了工业革命，随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世界警察”。英国的舰队、财富和外交官们监管着全世界的秩序。然而，尽管暴力死亡率下降到了新低，繁荣程度攀升到了新高，但“世界警察”也有其“顶点”。英国统治下的和平为英国带来了诸多对手，进而使得英国无力再承担“世界警察”的职责。从1914年开始，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多场战争把英国赶下了“世界警察”的宝座，一直到75年之后才由美国接替了它的位置。此时的美国，统领着一个更加开放的秩序，创造出了更低的暴力死亡率和更多的财富。
以上是一个宏观的故事。要想看到这样的趋势，就必须如我在本书前言部分中所说的那样，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整个人类的历史，并且从全部4个角度去审视历史（个人、军事史、技术以及进化）。在我看来，通过这样的宏观叙事，我们就可以看出战争究竟有什么好处——当然也会看到战争让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战争有什么好处”的答案，既充满矛盾，又那么骇人听闻。战争的好处是让人类更安全、更富裕，然而做到这一点的途径却是大规模的杀戮。但既然战争确实有其好处，我们就不能说战争中的苦难和死亡都毫无意义。再看看图7–1和7–2吧，如果从贫穷、暴力的石器时代进步到和平而繁荣的时代，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有所选择的话，我确信很少有人会愿意选择战争作为其途径。但实现进化——这也是人类历史的真谛——的驱动力并非我们的意愿，而是死亡博弈的残酷逻辑。
如果看看这套逻辑从冰河时期的结尾到今天都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那么它将把我们带向何方，似乎也很清楚了。我们从由采集者组成的团体，演变成了利维坦，再演变到了“世界警察”；那么，接下来的一步就应该是组成一个世界政府，将暴力的回报率压制到零，所有国家都应该达到丹麦的水平。在经历了本书描述的血腥恐怖之后，人类最终将获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就仿佛诺曼·安吉尔的《大幻想》一书（我在第五章的开头部分提及过此书）的结尾。当这本书于1910年面世时，整个世界已经有95年没有发生大国战争了。在这段时期，全球总收入翻了一番，而凶杀率至少在欧洲下降了一半。因此，安吉尔和他的拥趸们认为，我们即将迎来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
事实并非如此，但《大幻想》仍然值得一读。这是因为，安吉尔做出错误判断的原因，同样适用于今天。如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过的那样，19世纪世界各国朝着丹麦的方向前进的趋势是不可持续的。“世界警察”的角色扮演得越好，它的对手就会越多；而它的对手越多，“世界警察”就越难尽好它的职责。图7–2似乎在告诉我们，历史正在重演。在21世纪的前10年，美国巨人对世界的掌控要比19世纪60年代时的英国更加彻底，但美国似乎在重走英国的老路。美国把全球秩序维持得越好，其潜在的对手就变得越富有、越强大。未知的未知因素在激增，赌徒们已经跃跃欲试。我们越是朝着丹麦的方向迈进，这个目标就似乎离我们越远。
当我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时，一个在这里住了一辈子的人给我讲了一个古老的笑话，描述这个地区的居民有多么固执。笑话说，有一个游客（通常会说是来自纽约的游客）在神秘的马萨诸塞州（或者是缅因州）迷路了。在开车兜了一个小时的圈子之后，他决定停下来问问路。他找到了一位面容枯槁的当地人。这个当地人一会儿想出来一条可行的路线，但随后又自己否定了它，如是反复了许多遍。最后，这个当地人疲惫地摇了摇头，说：“你从这儿到不了那儿。”
这种建议无疑毫无帮助。然而，如果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看图7–2与第五章开头的那些图表有多么相似的话，我们可能会发现，比起安吉尔乐观的解读，这个笑话中的说法更贴近世界的现实。或许我们没有面对着红桃皇后效应，但我们可能面对着龟兔赛跑的效应。人类跑得很快，因此确实有所进步：暴力死亡率下降了，繁荣水平提升了。然而，我们尽管不断地在接近丹麦，但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达到那个目标。换句话说，我们从这儿就根本到不了那儿。兔子拼命地向前跑，但乌龟却总是领先那么一点点儿，创造出新的对手、新的未知的未知因素或者甚至创造出新的钢铁风暴。根本不会有什么皆大欢喜的结局。
在这最后一章里，我想说的是，无论是安吉尔的皆大欢喜，还是新英格兰人令人不悦的结尾，这两者对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都没有什么指导意义。安吉尔的观点（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使得战争不可能发生）在100年前是错的，在今天仍然是错的；而新英格兰人所说的“我们从这儿到不了那儿”也是错误的。
我们似乎在走向最糟糕的世界。一方面，这个世界要比上一个“世界警察”衰落时（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更加不稳定；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上的武器要比20世纪40~80年代美苏以毁灭相要挟时的武器更加致命。尽管暴力死亡率在过去的40年中稳步下滑，尽管世界大战看起来在21世纪10年代的中段不可能打起来，但未来的40年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40年。
不过，如果我们能退后一步，远离细节，用我们在第一到六章中审视长期的暴力史的眼光去审视接下来的几十年，我们就会注意到不一样的东西。无论如何，只要我们从这个更宏大的角度看过去，我们就会发现，或许我们可以“从这儿到那儿”，即便这个“那儿”并非是我们原本预计的那个终点。
金星与火星
多年以来，美国政府会定期出版一本名叫“国防计划指导”的小册子，以此总结归纳官方的国家大战略。大部分时候，这本小册子中都是些乏味的文件。然而，就在1992年2月，也就是苏联解体后仅仅两个月，负责起草新的《国防计划指导》的委员会却做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它讲了实话。
这本指导手册指导美国如何做好“世界警察”。文件中说，尽管美国不应该“认为自己有责任纠正世界上的所有错误，但我们有责任有选择性地去纠正那些不仅威胁我们的自身利益，也威胁我们的盟国和友邦的利益的错误，或是可能严重危害国际关系的错误”。这意味着美国要完成一项壮举：
我们首要的任务，是阻止可能像苏联一样带来威胁的新的对手的出现，不论这个对手是崛起于苏联的领土之上，或是世界其他地方。这……就要求我们致力于阻止任何敌对势力控制重要的区域。我们所说的重要的区域，指的是某个区域的资源，在牢固的控制之下，足以供给一个新的全球霸权的崛起。这样的区域包括西欧、东亚、苏联领土以及亚洲西南部。
这份文件一落入媒体之手，就迅速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日后成为美国副总统的乔·拜登（Joe Biden）批评说，这份文件“就是要创造一个‘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而这种局面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国防部在遭受抨击之后，在其最终版的文件中说得含蓄了一些。但不论美国国防部选择了怎样的措辞，美国在过去20多年中所苦苦追寻的，正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其中有一些年头里，乔·拜登本人就在白宫里服务）。
如果政治家们要从“英国统治下的和平”之中汲取些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也是可以实现的，至少可以持续几十年。总体来看，美国从1989年以来的经历与英国在19世纪晚期的经历惊人的相似，即便偶有的例外也能证明规律的存在。
最引人注目的例外无疑是西欧，这一地区也是1992年计划制订者关注的4个潜在的问题地区中的第一个。在英国和美国分别充当“世界警察”的两个时期，西欧地区经历的相似性是十分明显的。在19世纪晚期，西欧经济在由英国保障的市场之中蓬勃发展，随后富有而强大的德国就在19世纪90年代成了英国最致命的对手。到了20世纪晚期，西欧经济再次在由美国保障的市场之中蓬勃发展，而很多政治家（其中的欧洲政治家要比美国政治家更多）开始担心重新获得统一的德国会继续重走老路。（“人们说，‘如果德国的情况不好，那可真是件糟糕的事情，’”一名法国官员半开玩笑地说，“我倒是要说，这有什么糟糕的？要知道，一旦德国的情况好了，他们通常就会在6个月之后进军香榭丽舍大道了。”）
但这并没有成为现实。相反，西欧国家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它们的选择不仅使得美国全球霸权和英国全球霸权之间的相似性变得不那么站得住脚，更对本书中的所有观点发起了挑战。西欧国家远没有变成“世界警察”的对手，反而几乎彻底不再把武力当作一种政策工具。令人惊讶的事情正在发生。大量的人口——迄今为止大约有5亿人——走到了一起，开始组成一个更大、更安全、更富有的社会，却没有诉诸武力，这可是历史上的头一回。
这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同时也是一次静悄悄的转变。我们如果把英国算作西欧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我在这个地区度过了人生的前27年，却没有意识到这个转变的进行。说实在的，电视上没有什么东西比布鲁塞尔的那些官员又发表了一项什么声明（净是关于什么他们允许我吃什么东西、喝什么东西以及这些东西应当使用多大型号的容器来盛放）能让我更快地把电视机关上了。
但我和上百万与我一样对欧洲事务缺乏兴趣的人一样，都大错特错了。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在1993年更名前的名称）最大的特点就是乏味。旧时的利维坦使用暴力造就政治上的统一，随后使用政治手段（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暴力）缔造经济上的统一；然而，今天的西欧却把这个历史上最成功的公式颠倒了过来。这些无人歌颂的英雄们通过一次接着一次的委员会会议编织了一张规则和规章的大网，将其成员国整合进同一个经济单元中，再使用经济的力量创造一个政治单元。“我们的终极目标，”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前领导人在1994年说道，“是一个政治目标……我们要以某种形式实现欧洲的政治统一。一个联邦也好、一个国家联合体也罢，哪怕只是联系更紧密一些的国家联盟。”这样一来，“经济上的联盟（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
这既是有史以来政治家们做出的最笨的尝试，同时也是最勇敢的尝试。不过，自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reaty of Maastricht）于1992年以来，这个体系在过去的15年中似乎一直在运转着。欧洲依然由独立的国家拼凑而成，但从爱尔兰到爱沙尼亚，大多数欧洲人共同使用着同一种货币和同一家中央银行，接受着同一家欧洲法院和议会的裁决和统治，还可以自由地通过边境而不需要出示护照。至少直到2010年，这种基于共识的乏味道路似乎正在将欧洲从这儿带到那儿。
不过，就在当下，采用欧元作为本国货币的国家陷入了一场债务危机之中（更准确地说，是生产效率较高的北方国家和生产效率较低的南方国家之间的国际收支平衡危机），并且因此暴露出这种基于条约组建的联盟的局限性。老式的利维坦可以动用武力解决问题。例如，在1850年，英国就曾经派遣炮艇逼迫希腊偿还债务。然而，在新的欧洲，德国就不可能为了重塑财政纪律而把坦克开上雅典街头。
欧盟完全依靠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不使用军事力量这“看不见的拳”保障其规则的实施。这样一来，欧盟就似乎游走在深渊的边缘了。2011年年末，瑞士的瑞银集团公开表示担忧，担心这场危机最后会沦落到用武力解决的境地。瑞银集团的分析师表示：“几乎所有现代法币货币联盟的崩溃都伴随着某种形式的威权政府或军政府的出现，甚至爆发内战。”这样的前景的确令人担忧。不过，到本书写作的时候（2013年年中），尽管欧盟的政策饱受批评（它们采取的措施仅限于让这些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不至于崩溃，但也仅止于此），但似乎避免了灾难的发生。希腊尽管经历了失业率飙升、街头暴力示威，乃至政治危机，但是这个国家仍然留在欧元区之内。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法国尽管都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压力，但这些国家也并没有垮掉。与其说这次危机会拆散欧洲，还不如说这是一次进一步推动政治集权的机遇。或许，欧洲的管理者们不需要杀死任何人，就可以完成拿破仑和希特勒杀了那么多人也没能完成的任务。
有鉴于此，诺贝尔委员会将201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欧洲联盟。这可谓实至名归：欧盟公民之间的凶杀率是世界上最低的；欧盟各国政府都取消了死刑；欧盟完全弃绝了内部的战争，并且基本上弃绝了对外的战争。欧盟以外的欧洲人有时还能看得到使用武力带来的好处，就像俄罗斯在2008年对格鲁吉亚发动“五日战争”时那样。然而，在欧盟内部，几乎没人再持有这样的观点。在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中，欧盟仍然保留了使用武力的权利，但只有英国和法国曾经使用过这样的权利，并且都是为了在以前的殖民地地区进行维和活动。即便当某些军事行动有着明确的人道主义目标时（比如1999年在科索沃的行动），西欧国家的政府仍然会显得小心翼翼，以至于时常让它们的美国盟友感到恼火。或许，新的欧洲式战争的常态将是发生在2012年的那离奇的一幕：一架瑞典飞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上空空投了800只泰迪熊，每只泰迪熊上都带着一个写有“实行言论自由”的标语签；而白俄罗斯的应对方式仅仅是撤掉了负责边境巡逻和空军的将军。
2003年，民意调查机构发现，只有12%的法国人和12%的德国人认为战争在有的情况下是情有可原的；而在美国，这一数字是55%。在2006年，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受访者甚至表示，好战的美国人才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今天，在重要的战略和国际事务方面，”战略家罗伯特·卡根表示，“我们可以说，美国人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
欧洲人和美国人在暴力问题上越来越明显的分歧引发了诸多评论，但其实这一现象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欧洲人来自金星，正是因为美国人来自火星。如果没有美国人充当“世界警察”，维护世界和平，欧洲就不可能有采取鸽派战略的空间。但反过来说，如果欧洲人不采取鸽派战略，美国也无力充当“世界警察”。如果欧盟在过去的15年里表现得更加鹰派，那么美国的地位一定会在反制欧洲的过程中遭到削弱，就像100年前，英国的“世界警察”地位在对抗德国的过程中遭到了削弱一样。火星和金星，就像玛尔斯和维纳斯[2]一样需要彼此。
在1945~1989年，对西欧来说，参与死亡博弈的最佳方式，就是要为了帮助美国阻止苏联而显得足够好战，但又不能太过好战而引起美国人的警觉（欧洲人和美国人对这一平衡点的位置有分歧，因而导致法国在1966年宣布退出北约的统一军事指挥体系）。不过，在1989年之后，欧洲不再面临任何严重的安全威胁，而且可以依赖美国出面惩戒任何鹰派国家。因此，西欧国家变得越加鸽派了（欧洲人和美国人就到底哪个鹰派国家应当受到惩罚也有分歧，因此造成了2003年欧洲人的反美浪潮）。结果是，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政府不同，美国政府从来不需要担心其创造的财富和安全环境会让欧洲国家在发展壮大之后，反过来挑战美国的“世界警察”地位。
当然，欧洲的鸽派倾向并没有彻底结束外新月地带、内新月地带和心脏地带彼此之间的冲突。从17世纪开始，英国的大战略一直都围绕着与更广阔的世界建立联系，并且阻止任何国家主宰欧洲大陆。“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朋友，”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Lord Palmerston）勋爵在1848年说道，“只有我们的利益是永恒的。”根据这一逻辑，他应当会理解英国为什么没有加入欧元区，为什么还要在2017年就其欧盟成员国身份举行全民公决，并且为什么有时表现得不像其邻国那样鸽派。
东欧人对于鸽派的态度也心存疑虑。东欧国家位于心脏地带与内新月地带之间，缺乏可以用于抵御强大的德国和俄罗斯的天然屏障。因此，东欧国家也觉得它们面对了几个世纪的那个老的战略问题并没有解决。像英国一样，一些东欧国家的政府不想过于依赖由德国主导的欧洲联盟，因而更多地倒向了美国这个“世界警察”。然而，权力本身也是个充满矛盾性的东西。美国不希望它最好的朋友们与欧盟太过疏离，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打破美国需要的平静。
西欧并没有脱离死亡博弈。与此相反，西欧国家更富有技巧性地进行着这场博弈，依靠足以惩戒鹰派国家的“世界警察”享受作为鸽派国家的好处。对于欧洲联盟获得201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我并无异议；不过，诺贝尔委员会在2009年颁发给贝拉克·奥巴马的诺贝尔和平奖，其实更应该颁发给1945年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正是他们的集体努力使得欧洲的实验变得可能。
美国的布尔战争
如果说，在尽量避免制造出对手的这个任务上，美国在西欧地区的表现最好的话，那么其在亚洲西南部的表现可能是最差的。自从柏林墙倒掉之后，美国已经在亚洲西南部地区进行了3场战争（如果算上2012年对利比亚的空袭，就是4场战争）；而且，美国可能需要点儿运气才能避免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在这里进行第4场战争（或者是第5场）[3]。在这一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新旧两代世界警察所面对的问题格外相似。
实际上，在过去的100年中，亚洲西南部地区的战略意义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麦金德的时代，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波斯帝国对世界警察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两个国家影响着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和印度之间的联络。从高加索山脉到兴都库什山脉，英国和俄国的探险家与间谍们角逐了几十年，这甚至被吉卜林称为“大博弈”。俄罗斯军队吞并了今天中亚的“斯坦”们[4]，而英国的红衫军也吞下了阿富汗，却消化不了。
把这场大博弈变成今天的样子的因素，当然就是石油。1859年，世界上第一口油井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泰特斯维尔开凿。在那之后的几十年中，美国一直都是石油生产的中心。然而，在1871年，亚洲西南部的石油开采开始了。不久，俄国开发者就在阿塞拜疆的巴库开采出了这种黑色黄金。西方的石油商紧随其后。1901年，英国的一位投机商买下了波斯2/3的石油开采权。1933年，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开发了第一处油田。为了满足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需求，石油产量在20世纪60年代激增。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波斯湾沿岸地区每天靠石油可以获得超过4亿美元的收入。
西方的报纸热衷于报道阿拉伯的百万富翁们又在什么地方买下了历史性的地标。不过，从表面看来，美国在塑造其所需的石油自由市场方面的成功，使得它不太有可能在亚洲西南部创造出一个敌手。在20世纪60年代，中产阶级孱弱、教育体系不完善、地区性的腐败成风，这些因素使得哪怕最富有的产油国也不太有可能完成工业革命，或是创造出多元化的现代经济。
正因如此，靠石油赚来的财富，并没有像“二战”后美国给予欧洲的援助资金那样掌握在广大的公民群体手中，而是大部分落入了极少一部分精英的手里；而这些统治精英的压迫、谎言和无能激发了愈来愈多的不满情绪。美国急于避免苏联集团染指其石油资源，结果不得不支持一些独裁者、军政府和专制君主。因此，美国经常会面对这样的批评：美国正像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欧洲人一样，操纵着一个非正式的帝国控制中东。
石油寡头们试图把人们的不满情绪转变成民族主义情绪和对以色列的仇视。不过，在利用人们的满腔怒火使他们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当然还有对以色列的仇恨）服务方面，毛拉[5]和阿亚图拉[6]们做得更好。当时，很少有什么穆斯林将美国视作头号大敌，即便在伊朗人质危机[7]期间，一些美国人还寄希望于能与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合作（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但《时代》杂志曾经将霍梅尼评选为1979年的时代年度人物）。不过，革命者们很快就发现，如果要想打击美国的这些傀儡，就必须打击美国。就在1979年这一年结束之前，伊朗给美国贴上了大魔鬼的标签。
就在美国这个“世界警察”试图控制住这个新近出现的愤怒的伊斯兰国家时，始料未及的后果接踵而至。在远离波斯湾石油产区的阿富汗，美国在支持阿富汗反抗苏联侵略（20世纪80年代）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美国的援助并没有赢得太多好感，反而制造出一支装备精良、久经战阵的阿拉伯圣战军团。这些人随时准备着对任何敌人发动圣战，并且在阿富汗结束了对抗苏联的战争之后，他们利用了战争留下的一片混乱，将阿富汗变成了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避风港。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1990年，在萨达姆·侯赛因入侵了科威特之后，美国迅速将军队开进了海湾地区以保护沙特阿拉伯的油田。在20世纪80年代，萨达姆与革命后的伊朗开战，残酷镇压了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还试图发展核武器。有鉴于此，美国的行动似乎应当赢得阿拉伯人的心。然而，穆斯林们看到的却是异教徒的军队踏上了阿拉伯的圣地，越来越多穆斯林开始怀疑美国人的动机。
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随后对伊拉克的严厉制裁阻止了伊拉克，使其不会成为《国防计划指导》手册的起草者所忧心的“亚洲西南部的敌手”。然而，在接下来的10年中，美国的战略家们（乃至所有人）都将惊讶于极端的伊斯兰主义者的变化。所有能够改变穆斯林世界的力量——石油财富、对阿拉伯国家统治者的反抗、阿富汗的圣战者、对出现在沙特阿拉伯的美国人的憎恨、对以色列的永无止境的敌意——最终都汇聚到了一个人的手中：奥萨马·本·拉登。2002年，本·拉登给美国人写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说：
在你们的监督之下，那些充当你们的代理人的（穆斯林）国家的政府每天都在攻击我们……你们靠着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和军事威慑，用微不足道的价格窃取了我们的财富和石油，这实在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盗窃……你们的军队占领了我们的国家；你们的军事基地布满了我们的国家；你们腐蚀了我们的土地，为了保护犹太人的安全侵犯了我们的圣洁。
此时，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已经以全体穆斯林的名义向美国宣战，并且杀害了3 000名美国人。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基地”组织就作为一种新型的对手出现在“世界警察”面前。从大多数角度来看，“基地”组织都比《国防计划指导》手册的起草者在1992年担心的那些国家要弱小。的确，如果“基地”组织或是其附属组织掌握了核武器，那么他们可能会杀死比“9·11”事件丧生人数多上千倍的人。然而，如果伊拉克或是伊朗获得了核武器，它们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这些亚洲西南部国家的政府拥有税收收入，并且有足够的空间隐藏上百颗核弹头。只要它们愿意，它们就可以制造出能够将死亡威胁远播到欧洲的导弹。假以时日，如果这些国家再找到合适的盟友，地球上就将不再存在安全的地方了。相反，除非“基地”组织能找到某个国家作为后台，否则它们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它们也永远无法像一个世纪之前的德国和美国威胁英国的地位那样，威胁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地位。
不过，“基地”组织确实代表了另外一种威胁，这种威胁在19世纪晚期由英国主宰的世界体系中也曾出现过。像现在一样，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在当时也是很流行的对付“世界警察”的方式。早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无政府主义者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都曾经享受过一段黄金时代，他们曾经用子弹和炸弹夺走过沙皇和总统的性命。被英国人称作“疯狂的马赫迪”的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ad）曾经在苏丹创立了类似“基地”组织的机构。1883年，马赫迪的追随者将一位英国指挥官率领的一支万余人的埃及军队屠戮殆尽。第二年，他们占领了喀土穆，并且杀死了另一名英国将军。英国人一直到1899年才推翻苏丹的伊斯兰统治，并且在苏丹驻军到1956年。
本·拉登与“疯狂的马赫迪”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是要比后者危险得多，因为他有着成熟的计划。本·拉登清楚，“基地”组织不可能直接威胁到美国的生存，因此他选择了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间接方案。第一步，是要用暴力推翻任意一个在他看来不够伊斯兰化的政权（从阿尔及利亚到印度尼西亚，这些政权被“基地”组织称作“近敌”），继而建成一个由虔诚的信徒组成的哈里发国家。第二步，要让美国（“远敌”）陷入其既打不起，又无法理解的战争中，直到美国精疲力竭地决定不再支持那些非伊斯兰化的政权。“到那个时候，”“基地”组织的二号人物解释道，“历史就将发生一次新的转折，真主保佑，历史将抛弃美利坚帝国和犹太人政府主宰的世界。”
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看起来似乎历史并没有发生这次转折。“基地”组织并没有能推翻任何一个“近敌”。相反，由于被“基地”组织杀死的阿拉伯人远远多于美国人，“基地”组织在整个中东地区引发了恐惧和憎恨。“基地”组织的附属组织或许能够从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动荡局势中获益，但那些本·拉登起事前就已经建立起伊斯兰统治的国家（阿富汗、苏丹和索马里），却又抛弃了伊斯兰统治；与此同时，那些被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施加以强大压力的国家（阿尔及利亚、马里、也门和巴基斯坦）仍然安然地矗立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富含石油资源的海湾之外。只有巴基斯坦，由于其拥有核武器，可能会对全球秩序构成真正的威胁（奥巴马总统在这一地区事务方面的前任特别顾问经常说：“阿富汗的稳定不是必需的，但巴基斯坦的稳定是必需的。”）。
为了遏制“基地”组织对“近敌”的战争，美国采取了这样的大战略：通过推动民主化改革打消伊斯兰主义者诉求的吸引力。小布什总统曾经说：“我们要把消息传递到从大马士革到德黑兰的广大地区，告诉他们自由可以是每一个国家的未来选择。”“在中东地区的心脏地带建立一个自由的伊拉克，”他坚称，“将是全球民主革命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虽然仍有争议，但2011年以来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和也门专制统治的倒台证明了这一战略的正确性。不过，就像布什本人意识到的那样：“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中东地区的代议制政府将会体现出它们自己的文化特征。”摆脱了独裁统治的阿拉伯选民经常会把选票投给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但直到本书写作时，此事带来的后果仍然不明确。埃及军队在2011年抛弃了独裁者，但又在两年之后推翻了选举产生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总统。在利比亚，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在推翻卡扎菲统治的内战中站住了脚，利用他们从卡扎菲政权夺取的武器，把圣战传播到了马里。而叙利亚，像以前的索马里和黎巴嫩一样，变成了一块军阀纷争的土地，其中一些军阀就像“基地”组织一样热衷暴力。总的来说，经历“阿拉伯之春”之后的地区确实出现了一些民主化的迹象，但也是高度不稳定的。这些地区大部分是伊斯兰化的、贫困的，统治水平低下，而且他们不相信美国人，更加不相信以色列人。对于这样的现状，布什和拉登谁会更不高兴，真的很难说。
“基地”组织的计划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让美国陷入各种各样的毁灭性的战争，最终迫使美国放弃广大的伊斯兰内新月地带。现在看来，这部分计划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本·拉登已经预料到了，由于“基地”组织在2001年如此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美国必然会选择入侵阿富汗将他彻底清除掉。这样一来，美国就陷入了其有史以来参加过的最漫长的一场战争之中。美国将反恐战争扩大到了对伊拉克的入侵，这很难算作是对“9·11”事件的直接回应，但美国进军巴格达这样的事件，恰恰是本·拉登所希望看到的那种过度反应。
不过，本·拉登认为分身乏术的美国要么走向破产，要么选择从亚洲西南部脱身。他的这一判断失误是灾难性的。美国并没有选择这两条道路，而是坚持了下来，杀掉了本·拉登，并且基本完成了“分裂、瓦解、消灭‘基地’组织”（贝拉克·奥巴马对这一目标的描述）的任务。不过，为了完成这一目标，美国被迫要面对一系列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一个世纪之前英国所面对的问题惊人的相似。
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后所面对的战争局势，与布尔战争非常类似。1899~1902年，英国与南非共和国、奥兰治自由邦之间发生了布尔战争。布尔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是先发制人的战争，旨在消除未来的威胁。在1899年和2003年，批评家都将战争罪责归咎于由自私自利的政客和商人组成的卑鄙联盟，他们都是因为觊觎某种自然资源——南非的黄金和钻石、伊拉克的石油，才发动了战争。然而，将英美这两个“世界警察”带进战争的政客却经常视他们自己为人道主义者，而不是实利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保护那些被践踏的民族（伊拉克的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布尔战争中的非洲黑人）。但不论到底哪种说法更有理，英国和美国的战争选择都让本国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并且让昔日的盟友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
布尔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最大区别在于战争的初始阶段。2003年，美国军队横扫了伊拉克军队，而在1899年，英国人却连战连败，他们错误地让士兵们排成密集的队列穿过开阔的地带，遭受火炮和来复枪的无情打击。然而，在不到18个月的时间里，参战的英军数量就已经足以将布尔人的军队击溃。然而，就像美国人在103年后所面对的情况一样，英国人发现他们的敌人逐渐分散消失，最后变成了各地的反抗军。
1900年时的英军和2003年的美军都是用来打常规战争的。起初，他们都发现对付反抗军不是件容易的事。英国军队需要在茫茫草原上追击一支支的小派遣队（布尔人将之称为“敢死队”）。“我们随时准备好听到这个命令‘上马！’”一名军官回忆道，“我们确实上了好多次马，但不论我们的动作多快，我们总是不够快。”在一个世纪之后，一位心情差不多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告诉新来的指挥官：“长官，我们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出去巡逻，直到碰到IED（简易爆炸装置，就是土制炸弹），然后我们就呼叫救伤直升机，之后我们再返回基地；第二天又是如此，如是反复。”
英军和美军都很快找到了应对之策。新的指挥官［英军的赫伯特·基钦纳（Herbert Kitchener）和美军的大卫·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分别找到了对付反抗军的策略，从而占据了上风。但两个“世界警察”为胜利都付出了代价，因为对付非正规军的最佳方法就是采用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所说的“黑暗的手段”，而这样的行径无论在国内还是在盟国都不会受到欢迎。
美国开始暗中监视本国公民，无限期地羁押囚犯，并且不承认他们有受到日内瓦公约保护的权利。美国折磨了一些战俘，把另外一些俘虏送到了可以肆意妄为的地方。在放弃这些手段之后，美国采用遥控飞机进行定点打击的做法又遭到了反对。不过，比起英国人在南非人身上使用的手段，美国人的手段完全不能算是“黑暗”了。基钦纳焚毁了上千座农场，杀死反抗者的牛，把他们的家人驱赶到集中营里去。差不多有1/4的被羁押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女人和孩子——死于疾病和饥饿。
总体来看，尽管也有一些失误，但美国应对其“布尔战争”的方式要比英国人好得多。美国人流了更少的血，花了更少的钱，造成的创伤也更少。大约有150万美军士兵曾经在伊拉克服役，其中只有不到5 000人丧生；英国人派到南非去的军队人数与美国人相仿，但死亡人数却达到了22 000人（其中大部分死于疾病）。在美军占领期间，差不多每300个伊拉克平民中有1个死于暴力，其中大多数还是在派系斗争中死于其他伊拉克人和外国激进分子之手；而英军占领期间的暴力死亡率要高出9倍，布尔战争中每30个南非人中就有一个死于暴力。美国人所付出的军费，连贷款利息也算入其中的话，一共是大约2.4万亿美元，大体相当于美国2011年GDP的1/6；而英国人在布尔战争中耗费了2 110亿英镑，相当于英国1902年GDP的1/3。
最终，英国和美国都赢得了它们的布尔战争，但为了取得所谓胜利，英美都不得不降低了胜利的意义。在英国人的逼迫下，南非战前的领袖保罗·克鲁格尔（Paul Kruger）被迫流亡海外，但保罗·克鲁格尔在战争爆发前要求的大部分权利，战后的南非政府基本都从英国人那里得到了，而且这个政府的统治者仍然是战争时的反抗者们。与此相似，美国推翻了萨达姆，结果伊拉克人选举出来的政府反而与反抗军和伊朗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看起来，在内新月地带资源丰富的地区，“世界警察”要想陷入一场布尔战争式的战争很容易，但要想从中脱身则既困难又昂贵，还会造成内部的分裂。如果“世界警察”决心已定，那么它几乎肯定能打赢布尔战争；而如果一个世界警察总是去打布尔战争，那么它恐怕也不会在世界警察的这个位子上坐太久了。
英国从中吸取了以上教训，因此尽量避免再发生布尔战争式的战争。至于美国是否会追随英国的脚步，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从积极方面看，“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组织在总体上处于衰退期，美国对波斯湾地区石油的依赖度也在下降（由于能源利用率的提高和美国本土石油产量的激增，美国在2014年的能源进口量应该是1987年之后最低的）。不过，从消息方面看，阿富汗战争的结局似乎比伊拉克战争更令人失望，“阿拉伯之春”则导致了经济崩溃和美国信誉度的下降（尤其是在2013年9月，叙利亚问题的外交努力遭遇失败之后）。此外，伊朗距离掌握核武器只有咫尺之遥。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在伊拉克战争情况最糟的时候警告：“（伊朗获得核武器）将是美国最大的战略梦魇。”从那时开始，美国对伊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严厉的制裁、暗杀科学家，以及发动网络攻击。这些措施迫使伊朗坐到了谈判桌前，但是伊朗人已经取得的核技术方面的进展是无法再倒退的。
如果伊朗给导弹装上了可以进行实战的核弹头，那么它将面临与以色列，甚至与美国开战的风险。不过，伊朗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激进，因为在全世界知道伊朗能在短时间内部署核武器之后，它大可以借此威慑它的邻国。美国和亚洲西南部的国家可能不得不学会适应这一局面，就像美国和东北亚国家已经学会适应拥有核武器的朝鲜一样。不过，另一种可能是，由于伊朗即将拥有核武器，这会促使伊朗那些富有的邻国——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也迫不及待地要在核武器的发展上达到与伊朗相近的水平。如果事态发展到这一步，以色列和（或）美国可能就会觉得有必要再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一场胜过所有布尔战争的战争。因为，进行这样的一场战争，也比在整个中东进行一场核战争的前景要好得多。
目前，亚洲西南部消耗了美国国防预算的差不多1/6。即便美国能成功地避免在这一地区再进行一场布尔战争，鉴于恐怖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和伊朗核计划的持续威胁，以及这一地区石油资源的重要性（至少在短期内如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国防开支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缩减。如果亚洲西南部仍然是美国最主要的军事重心，那么这种程度的开支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在未来10年的种种不确定性之中，这个假设的前提的不确定性或许是最高的。
不可避免的类比
“在预测我们下一场军事行动的性质和地点方面，我们有着完美的纪录，”2011年，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对西点军校的学生们说，“我们一次都没猜对过。”
但军方的努力从来都不曾停止。不管怎么说，方案还是要制订的，武器系统也还是要采购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消失和许多场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消弭，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世界上不会再发生大规模战争了。2001年之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的战争似乎证实了这种判断。从现在起，美国人似乎只需要应对反抗军的战斗了。
正因如此，当我在2012年初有机会造访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欧文堡的美国陆军国家训练中心时[8]，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仿造的中东村庄之中，其中到处是清真寺和讲阿拉伯语的演员。我和一些人在一个尚未完工、烈风阵阵的屋顶上观看一场演习。演习中，一支部队正要将一些“阿富汗长老”护送到一处会议现场，而假扮的恐怖分子将在街巷中发动伏击。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个垃圾桶中的炸弹爆炸了。狙击手们从窗口和小山坡上开火。一辆悍马车坏在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处。整个现场十分喧嚣，尘土飞扬，一片混乱（见图7–3）。不过，这支护送队还是设法杀出了一条血路。
图7–3 真正的战争游戏：2011年，在加利福尼亚州欧文堡的美国陆军国家训练中心一处仿造的中东村庄里，看上去一切都乱了套
资料来源：美国国防部图片。
坐落在莫哈韦沙漠中的欧文堡面积有罗得岛州那么大。美军士兵在被派遣到海外之前，欧文堡是他们要去的最后一处训练基地。在过去的30多年中，这里的情况就能体现出美国人对即将到来的军事冲突的设想。如果我在这个训练中心刚刚开办的20世纪80年代造访，我就会看到数百辆坦克远距离对射、战斗机漫天飞舞以及步兵营对中欧城镇的仿造物发动进攻。但在2005年，这一切都变了样，因为美军对应对反抗军的重视程度更高了。所有的仿造楼房都被推倒了，只留了一座仿造的小镇纪念。在那些仿造楼房曾经矗立的地方，我所看到的那些清真寺尖塔和伊斯兰学校拔地而起。
如果我以后再有机会造访，莫哈韦沙漠中的场景或许会再次发生变化。当世界警察足以压制任何敌手时，战争的形式就会是镇压反抗军。不过，美国军队正在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情形还会持续多久呢？要盼望最好的情况，但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训练中心正在把坦克弄回来。仿造的中东场景将变成各种各样的场景，从闪电战式的突破，到对付歹徒的枪战。新的场景可以用来演绎从叙利亚到韩国的各个地点。不争的事实是，美军又一次把大战提上了训练日程。
美国这个“世界警察”在亚洲西南部付出了诸多努力。然而，有一个迹象正变得越来越明显：美国阻止战略性敌手崛起的能力衰减的最厉害的地方实际上是东亚。在亚洲大陆的外新月地带——从日本到雅加达的一系列岛链——总体情况良好。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东亚外新月地带的发展很像西欧地区。日本，就像联邦德国一样，在1945年进行了非军事化，并被军事占领，随后又部分地重新军事化，并且在美国的监督下被接纳进了世界市场。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也一个接着一个地变成了经济巨人。不过，即便在日本经济速度超过联邦德国、其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量达到惊人高度的20世纪80年代，也没有什么人认为美国把日本变成了它的敌手。
然而，东亚的内新月地带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中国不仅控制着上千英里的内新月地带的海岸线，还拥有一部分亚欧大陆心脏地带的土地。如果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打赢任何一场，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就将与中国相似。2000年以来，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然而，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后，这样的地理环境却使得中国需要通过外新月地带进口自然资源、出口制成品。每年，有价值5万亿美元的商品穿越中国南海，这不仅使得马六甲海峡具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甚至使得诸如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这样的小礁石也充满了战略意义。
当毛泽东于1949年掌权时，外新月地带的世界警察们似乎用足以遏制中国经济的岛链包围了中国。毛泽东最初的反应是下一剂猛药。在他执政的前5年，他派遣了上百万军队参加朝鲜战争，并威胁要进攻台湾，希望借此打破世界警察的封锁。不过，美国的核威慑迫使毛泽东选择了退让。接着，他决定无视地缘政治，转而全凭意志力来实现中国在工业革命上的大跃进。结果，他命令农民们大炼钢铁，最终导致大面积饥荒。毛泽东并没有知难而退，反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号召年轻的共产党员们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在建设新的共产主义社会之前打破一切旧的事物（包括经济）。“文化大革命”再一次带来了灾难。
到了1972年，情况已经很糟，毛泽东感到他必须释放出开放的信号，以在最大的可能限度内进行改变。此前，理查德·尼克松一直被视为美国的反共头子，他曾试图拉近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共同对抗苏联。而现在，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邀请尼克松来北京。“这是改变世界的一个星期。”尼克松不无夸张地宣称。到毛泽东去世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比较开明的领导人真正掌握了政权。邓小平意识到中国必须通过持续数十载的年均8%的经济增长来避免更可怕的饥荒的发生。于是中国向世界经济敞开了大门。既然中国无法靠武力冲破岛链，经济上的开放可以改善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好处。在20世纪90年代，有1.5亿农民离开了贫困的内陆地区，来到了沿海的工厂工作，相当于每年增加一个芝加哥的城市人口。农民迁徙到城市之后，其收入平均会增长50%；与此同时，由于新增的城市人口也需要食物，那些仍然务农并且向城市出售食物的农民也可以获得每年6%的收入增长。到2006年，中国经济的总量已经是1976年的10倍。
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在2006年，中国的道路上每天要新增14 000辆汽车，铺设的新路则接近53 000英里。据官方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再新增4亿城市人口。为了容纳这些新增城市人口，中国将要建设的房屋总量是世界上目前正在兴建的房屋总量的一半还多。在1976~2006年，中国占世界经济产量的比例增加了2倍还多，从4.5%上升到了15.4%。而在此期间，美国的占比则出现了下滑。尽管美国仍然处于领先地位（占全球GDP的19.5%），但不可否认的现实是，“世界警察”现在有了一个对手。
美国之所以让中国成为其对手，其中的原因与19世纪晚期英国让德国和美国成为其对手的原因是一样的：“世界警察”本身在这一过程中也变得更加富有。实际上，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是件极大的好事。由于来自中国的商品非常便宜，大多数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即便他们的工资水平并没有什么提高。中国通过购买高达1万亿美元价值的美国国债，实际上又把它赚得的利润借给了美国，这样一来，美国人就总是有钱继续购买中国的商品。最后，中国的廉价商品带来的通货紧缩压力，又可以抵消廉价的中国信贷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美国人大喜过望。
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和经济学家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将互惠的“世界警察”和它的亚洲朋友称作“中美国”（“Chimenia”）——中国和美国的联合。不过，这个词语真正的巧妙之处在于，“中美国”本身也是一头奇美拉怪兽。整个世界终将从这场迷梦中醒来。无论是在经济学家层面还是在战略层面，每一种行为都有其“顶点”。而一旦越过了这一顶点，就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趋势就会发生变化，反作用力会接踵而至”。
在2004年，趋势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在那一年，《商业周刊》（BusinessWeek）宣称“中国价格”已经变成了“美国工业社会最可怕的两个词之一”。2008年，随着经济规律再次发作、西方世界的资产泡沫破裂，这一变化完成了。到2009年4月，当这次大滑坡还未见底时，世界二十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就聚集在伦敦，起草出一个应对方案。东道主英国的一位与会人士表示，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整个会议期间非常流行的一则笑话能够成真：“过去，资本主义挽救了中国；今后，中国则挽救了资本主义。”
有句谚语说，当心你在祈求什么，因为它没准会成真。对美国的外交人员和工业家来说，中国参与拯救资本主义的任务之中，使得“中国价格”成了最可怕的两个词之一。中国已经成为经济领域中的一个庞然大物，其巨大的体量正把西太平洋地区吸引向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轨道。就在2009年，韩国、日本都主动向北京示好。缠绕中国的岛链即将断裂。
最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前景究竟对“世界警察”意味着什么。中国告诉我们，这不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从2004年开始，中国就一直用“和平崛起”描述自己日益提高的影响力。中国政府坚称，中国不会挑战美国的世界体系，而是要参与这个体系，并且接受这个体系的规则。为了避免“和平崛起”这个字眼仍显张扬，中国政府又在2008年更进一步，把这个说法换成了“和平发展”。中国的发言人解释说，这是古老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深深植根于儒家思想之中。中国不愿意使用武力解决争端，而更愿意以德服人，因为合作可以让大家都过得更好。
美国也曾屡屡对自身的政策做出类似的解读。早在1821年，约翰·昆西·亚当斯就曾宣称，美国要通过“以身作则的仁爱与同情心”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不过，尽管说得动听，美国经常诉诸武力。实际上，纵观历史，巨大的地缘政治转变往往会伴随着可怕的暴力。15~19世纪的欧洲崛起带来了500年战争，1914~1945年经济重心从欧洲向北美的转移则引发了一场钢铁风暴。或许这次的情况会有所不同。但如果西太平洋地区向以中国为中心的轨道移动意味着这一地区将脱离美国的轨道的话，那么这可能会给“世界警察”带来致命的后果。
中国的领导人既不会是儒家思想推崇的圣人，也不会是像一些西方批评家指责的恶人。他们只会和整个世界的历史中出现过的领导者们那样。但这已经足以让我们感到警觉。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必须进行这场死亡博弈。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这场博弈中做得一直不错，这就意味着中国像所有成功者一样，在鸽派策略有效时就采取鸽派策略，而在鸽派策略无效时采取鹰派策略。中国并不会用孔子的思想代替麦金德的战略思想。用记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的话说，中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国家”。
中国人意识到了他们在军事上的弱点、外交上的孤立和战略上的弱势。因此，在毛泽东之后，整整一代中国人一面追求军事现代化，一面又避免发生冲突。在1989~2011年，中国的军费开支几乎增长了7倍，而在全球反恐战争中投入甚巨的美国人的军费开支只增长了1/4。[9]
用战略家爱德华·鲁特瓦克的话说，在今天的中国和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之间，我们会做出“不可避免的类比”。不过，尽管这两个国家都为了将工业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投入了巨资，但中国花钱的方式要比德国更聪明。德国的威廉皇帝打造了一支战列舰舰队，明目张胆地挑战，而中国则用另一种聪明的方式挑战美国。
中国的投资大部分花在了潜艇、地雷和短程弹道导弹上。这些装备无法挑战美国在海洋上的霸权，但足以让中国的近海成为危险的区域。据中国的一位高级顾问说，北京“试图在太平洋西部获得更多的战略空间，这样一来美国的战略性武器就无法穿越黄海和东海”。中国可能距离成功很近了：2009年，兰德公司进行的战争推演表明，中国到2013年就将有能力赢得在台湾上空的制空权。
中国如果只需要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就足以解决所有争端，并获得有利于自己的结果的话，那么这一切都不重要；而这并非现实。到2010年，中国日渐壮大的实力已经惊动了它的一些邻国，使它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国巨人。很自然地，当鸽派政策不再奏效时，中国就变得更加鹰派了。中国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甚至印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对峙活动。围绕着一个又一个无人定居的珊瑚礁，各国的飞机呼啸而过，护卫舰用高压水枪互相射击，渔民遭到抓捕。“中国已经做好钓鱼岛局势恶化的准备。”《环球时报》警告道。
在2011年年中，当环太平洋地区的各国政府都在审视它们的未来选择时，我有幸受邀到堪培拉参加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一次会议。[10]在澳大利亚看来，该国尤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2009年，当整个西方世界都陷入衰退时，澳大利亚能幸免于此，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对煤炭和铁的巨大需求刺激了矿业和大宗商品的繁荣。到2011年，澳大利亚是富裕国家之中唯一一个实现连续20年持续经济增长的国家。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主任、退役少将彼得·艾比盖（Peter Abigail）的话说，对于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将要在某一阶段做出一次抉择：是选择其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中国），还是选择其最重要的安全伙伴（美国）”。
在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澳大利亚已经暗示了它将做出怎样的选择。“在澳大利亚政府看来，”2009年公布的一份国防白皮书中写道，“美国的持续存在最有利于这一地区的战略稳定。”但正如澳大利亚的记者们无情地指出的那样，澳大利亚政府的想法根本就是一团浆糊：这份白皮书中先是宣称澳大利亚的安全伙伴有着最重要的位置，接着又开始讨论澳大利亚怎样才能继续赢得经济伙伴的青睐。
我参加的那次会议，旨在澳大利亚政府发表其下一份国防白皮书之前理清这一团乱麻。会上的讨论开放而激烈，从战略的本质一直探讨到城市化和能源问题；而在整个会议期间，我却能分明感受到整个会议室中弥漫着一种苦恼的情绪。我们讨论的每一种选择似乎都弊大于利。与经济伙伴分道扬镳会毁掉澳大利亚。与安全伙伴分道扬镳会让澳大利亚无力对抗中国。即便澳大利亚神奇般地维持了现有的平衡，矿业的持续增长最终会扭曲其经济结构，进而毁掉澳大利亚。
就我个人而言，当我离开堪培拉的时候，我比来的时候更不清楚未来会发生什么。不过，就在幕后，更重要的对话正在进行中。起初，这些对话看上去更具有决定性：澳大利亚政府放弃了模棱两可的表态，宣称“澳大利亚与美国将协调双方的军事姿态，为双方共同的安全利益服务”。2011年11月，贝拉克·奥巴马飞往堪培拉。“不要怀疑，”他对澳大利亚国会说，“美国将在21世纪全力投入亚太地区……我们将调配一切所需的资源，来维持在这一地区强大的军事存在……我们将遵守我们的承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类似的会谈在整个岛链带上进行着。一个接一个的国家仿效澳大利亚，挺起了自己的腰杆。接着，是一系列的集体安全协议的签署，一些国家则做出了重大的政策转向。
然而，这些新的确定性来得快，去得也快。2013年5月，澳大利亚新的国防白皮书放弃了之前的强硬表态，并且大幅削减了军事开支。“如果说中国人会将之前的表态视作一块挑衅的红布的话，”位于悉尼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罗里·梅德卡夫（Rory Medcalf）认为，“那么我们就难免将澳大利亚的新政策视同升起一面白旗。”一位新上任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对此表示，“美国的力量在衰减之中，领导亚太地区的任务已经超出了美国的能力”。
或许，我在堪培拉感到困惑是很正常的。在西太平洋地区，未知的未知所组成的迷雾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加浓厚，一切都是未知数。然而，这也是最重要的抉择将发生的地方。“如果我们对中国的应对出现失误，”一位华盛顿的内幕人士坦承，“那将是未来30年内人们所能记住的唯一一件事。”
打破锁链
在应对中国的过程中，美国可能犯的最可怕的错误与一个世纪前英国对德国可能犯下的错误一样：与之开战。
在华盛顿的专家看来，最易于想象的引发军事冲突的情境，就是中国占据了钓鱼岛、南沙群岛、西沙群岛或是其他类似的领土，并且寄希望于美国人的软弱反应会使得其盟友抛弃美国，从而打破岛链。然而，几乎没人认为这种情境会成真。2011年，《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请一些专家就未来10年发生中美战争的可能性打分，分数范围从1分（不可能）到10分（肯定会发生）。没有一个专家给出高于5分的分数，平均分仅为2.4分。非专业人士也表示赞同。同一年，皮尤研究中心发现，只有20%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作最大的国际威胁，而2009年时这一比例为40%，且当时中国得到的分数位居第一，排名第二的朝鲜所得比例为18%。
之所以说这种“夺岛”情境的发生看起来可能性很低，是因为尽管中国军事实力在进步，但美国仍然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如果中国采取攻势，美国人将采用所谓“空海一体战”对中国发动反击。美国有着完备的电子战方案，并将以此作为攻势的序幕，使中国的电网和金融陷入瘫痪，并使其卫星和监控系统失效，再干扰中国的指挥和控制系统。美国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可以在飞行数千英里之后依然保持打击偏差在5~10码之内，从而可以摧毁中国的军用跑道和地对空防御。无法被侦测到的隐形战机（B-2轰炸机、F-22战斗机乃至F-35）将深入内陆，摧毁导弹发射台。中国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丧失主动权。
北京的专家们似乎也认为夺岛是不明智的。实际上，他们认为真正的安全风险并非中国发动的进攻，而是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曾经将坦克推进到鸭绿江边，还两次威胁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2002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发现美国“增强了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加强了美日军事联盟以及与印度的战略合作，改善了与越南的关系，引诱着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巩固了亲美政府，并且增加了对台湾的军售”，中国似乎在遭到围攻，“美国拓展了其前哨，并从东、南和西这三个方向对我们施压”。在某些人看来，死亡博弈的残酷逻辑似乎会鼓励美国在仍然可能的时候利用其在军事方面的领先优势，无端地对崛起中的敌手发动打击，以此为自己再赢得一辈人的世界警察地位。
当然，这是最不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世界警察，像现实生活中的警察一样，一旦对无辜者动粗就将蒙受巨大的名誉损失，将付出更高的代价。如果被打击的对象同时还是世界警察的债主的话（正如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那么对其进行突然袭击就将是非常糟糕的主意。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就像英国统治下的和平一样，对外交和经济手段的依赖度与对军事的依赖度一样高。就算美国打赢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这场胜利对美国人的损害程度将几乎近于其对被打击对象的损害程度。
如果说有谁会从这样一场战争中获利的话，那么很可能是俄罗斯——在1992年《国防计划指导》的起草者心目中是第四有威胁的地区。在10年时间里，他们对俄罗斯复仇的担心似乎是不必要的，因为俄罗斯的经济跌落了悬崖。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经济产值下滑了40%，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了45%。1998年，俄罗斯政府债务违约。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迅速下降：在2000年，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要低于他们的祖父母辈。俄罗斯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但是人们甚至不知道俄罗斯的导弹是否还能应用于实战。俄军在车臣面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战争中，表现得很糟糕。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依靠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俄罗斯的人均GDP在2000~2012年增长了一倍。克里姆林宫宣布了一项耗资6 000亿美元的潜艇和导弹革新计划。在原有的苏联红军的基础上，俄罗斯人精选出了规模更小、更加灵活、可以执行出击任务的部队。俄罗斯的威胁程度依然远远低于苏联，而且如若其石油出口收入果真如世界银行所预料的那样从2015年开始下滑，其威胁程度可能会继续下降。不过，即便如此，美国的攻击姿态如果将中国推进俄罗斯的怀抱，那么这将是世界警察所能面对的最糟糕的情况。一个控制着亚欧大陆心脏地带和一大片内新月地带的俄中联盟将是麦金德最大的梦魇。
一段时间以来，俄罗斯和中国进行着松散的合作，联手阻挠美国在叙利亚、伊朗、巴基斯坦和朝鲜问题上的一些方案。不过，中俄两国之间的矛盾——俄罗斯对越南和印度的军售，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问题，以及两国在矿物丰富的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国的竞争——也使得两国的合作无法深化。美国如果在战场上击败中国，那么美国非但不能延长其世界警察的任期，还将使其越过其战略“顶点”，使得北京在除了倒向莫斯科之外别无选择。这正是美国一直试图避免的战略灾难。
即便如此，加上自2009年以来发生了诸多的小摩擦和政策转换，使用武力的代价对任何参与方来说都实在太过高昂了，而其所能带来的收益又极其低下。很难想象会有哪个国家会在21世纪10年代在东亚地区挑起大国之间的战争——就如同在19世纪70年代，当英国刚刚露出要失去对整个世界的控制权的迹象时，人们也可能想象有哪个国家会在欧洲做出这样的事。直到40年之后，随着英国的经济增速持续低于其对手，英国的实力继续相对衰落，最终导致有人点燃了导火线。在我看来，这样的历史类比是需要我们担心的。如果21世纪10~50年代的这40年如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的那40年一样发展，那么我们将经历历史上最危险的阶段。
当然，历史并不一定会重演。在未来40年中，很多事情都可能会发生变化。当然，历史并不一定会重演。在未来40年中，很多事情都可能会发生变化。中国的增长可能会陷入停滞，就像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时那样。或者，美国经济可能会获得新的增长点，正在进行中的从页岩和沥青砂中获取天然气和石油的革命或许会其注入新的动力。通过这一充满希望的革命（也有人把这视作重大的威胁：环保主义人士公开谴责新兴的压裂技术），人们将可以从原本被视作毫无利用价值的源头获得大量的能源。另有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纳米技术和3D打印技术带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让美国的生产力实现更加迅猛的增长。或许，如同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的那样，美国将再一次挫败人们对它的抨击。在20世纪30年代，很多人认为美国已经被毁掉了，结果美国不仅重整旗鼓，而且还在20世纪40年代打败了纳粹德国。20世纪70年代，又有些人开始唱衰美国，结果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又击败了苏联人。或许，美国并不会陷入那场40年的循环，而是从21世纪10年代的颓势中复苏，并且在21世纪20年代胜过中国。
不过，从当前的趋势来看，上述的光明前景不太可能发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中国的增长很可能会放慢，但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速仍然会高于美国的经济增速。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计，中国经济的增速将从2013年的9.5%下滑到2030年的4%，但在这段时间内，美国经济的年增速都不会高于2.4%。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期要更加悲观，认为美国在21世纪20年代的年经济增速最高仅为2.25%；还有些金融分析师预计美国长期年均增速仅为1.0%~1.4%。
大部分人都预期中国经济将在2017~2027年超越美国［按照《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的说法，这很可能会发生在2019年，并且几乎肯定会在2022年前发生］。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们预计，到21世纪50年代，中国的GDP将比美国高出50%，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经济学家则认为这一数字将超过70%。他们还一致认为，印度经济到那时也将赶上甚至超过美国（见表7–1）。
表7–1 后美国时代的世界？
注：上半部分为普华永道对2011~2050年美国、中国和印度GDP的预测（万亿美元，2011年美元购买力平价）；下半部分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2012~2060年美国、中国和印度GDP的预测（万亿美元，200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
美国之所以能在21世纪10年代中期占据绝对的军事优势，不仅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总量高于中国（2012年时，大约是15万亿美元对12万亿美元），而且美国花费在军费上的比例更高。然而，这点也在发生变化。中国的军事投入在1991~2001年增长了1倍还多，随后又在其后的10年中增长了2倍，但其增速很可能在21世纪10年代放缓。然而，美国的军费开支在减少。2013年3月，由于没有办法解决其高达16.7万亿美元的巨债（平均到每个纳税人身上是14.8万美元），美国政府只能选择全面削减预算。军事开支在2012年时还高达6 900亿美元，到2013年则削减到4 750亿美元；到2023年，按实际价值衡量，美国的军事开支将低于其2010年的水平。
中国还要花费几十年时间才能赶上美国的军事预算（两国在2012年差距为2 280亿美元）；而即便预算追上了美国的，美军在领先世界一个世纪之后所积累的士气、指挥控制和综合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也不会迅速丧失。但这可能并非最重要的一点。英国的海军正面对抗中并不一定会输给任何一个国家的海军，但英国早就在实际上失去了其“世界警察”的地位。如果美国的经济实力不再足以供养一支可以迅速威慑任何国家的强大武装力量，那么美国可能很快就会面临与英国一样的命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O’Hanlon）警告称，在21世纪10年代，“美国的基本战略诉求可能被迫发生重大转变……尽管这不会迅速削弱美国或其武装力量，但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来说已经足够危险”。
2010年，当时即将离任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警告：“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威胁最大的，是我们的债务问题。”然而，这一说法实际上在两个层面上轻视了美国的问题：首先，债务问题仅仅是美国相对经济衰落这一深层问题的表象（见图7–4）；其次，美国的经济问题不仅威胁其自身的安全，更威胁了整个世界的安全。
图7–4 下坡路：美国相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衰落—20世纪50~70年代的逐渐下滑，20世纪80~90年代的部分反弹，以及2000年以来的迅速下滑
如果美国经济在过去60年中的下行趋势再持续40年，美国将失去其作为“世界警察”所必需的经济支配权。像1900年前后的英国一样，美国可能不得不把自己的一部分管辖区交给其盟友，从而使未知的未知因素迅速增加。对21世纪10年代乃至20年代的崛起中的国家来说，做出任何可能导致与美国开战的冒险举动都是愚蠢的。但到了21世纪30~40年代，情况可能就会大为不同了。如果美国经济无法得到重振，那么21世纪50年代可能就会与20世纪10年代有许多的共同点，因为没人再确信“世界警察”仍然可以靠武力对付任何人了。
危险年代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每4年都会为新当选或连任成功的美国总统提供一份战略预见报告。[11]该委员会在2012年出版的《2030年全球趋势》（Global Trends 2030）中警告称：“我们正在深入未知水域。”他们认为，在21世纪10年代，真正的问题并非美国未能阻止新的对手的出现，《国防计划指导》的起草者们在20年前担忧的大国之间的政治摩擦可能仅仅是更大的不确定性的冰山一角。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认为，在表面现象之下，是7个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在未来10年内慢慢发生：全球中产阶级的成长，更多人掌握致命和毁灭性科技，经济实力向东方和南方转移，前所未有的范围广阔的老龄化、城市化、食物和水源压力，美国重新实现能源自给。这些趋势并非都不利于“世界警察”，但至少它们都让“世界警察”的职责变得更加复杂。在这些结构性变化之上，还有6个“可能改变局势的因素……即全球经济、治理、冲突、地区不稳定、技术和美国的角色”。这些因素可能在任何时刻发挥作用，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改变地缘政治面貌。而浮在最上层的，是一群短期的“黑天鹅事件”：从流行性疾病，到可能使全球电力供应陷入瘫痪的太阳风暴，再到欧元的崩溃。
在1870~1914年这段不安宁的岁月里，自然有其独有的不确定性。然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指出，我们今天还要额外面对一项全新的挑战：气候变化。从1750年到今天，人类已经排放了数以千亿吨计的二氧化碳，而其中有1/4是在2000~2010年之前排放的。2013年5月10日，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超过了百万分之四百，达到了80万年以来的最高值。从1910~2010年，平均气温升高了1.5华氏度，而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个年头都在1998年以后。
迄今为止，这一现象产生的影响还很小，但最坏的影响已经出现在被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称作“不稳定弧形带”的地区（见图7–5）。这一新月形区域贫穷、干旱、政治动荡，但又通常拥有丰富的能源储量。从这一地区传出的消息通常都是坏消息。在近几十年中，浇灌叙利亚和伊拉克大部分土地的幼发拉底河的水量减少了1/3，而其流域地区的地下水位在2006~2009年每年要下降1英尺。2013年，埃及甚至暗示说，如果埃塞俄比亚执意在尼罗河兴建大型水坝，埃及将不排除诉诸武力。极端气候将给这一弧形地带带来更多的干旱、粮食绝收及数以百万的背井离乡者。这些将诱发更多的布尔战争。
然而，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气候变化是个彻头彻尾的未知因素：科学家们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2013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报告称，“5年期全球气温平均数在过去的10年中保持不变”（见图7–5）。这或许是个好消息，因为它可能意味着气温对碳水平变化的敏感度并没有气象学家们想得那么高。如果是这样的话，全球变暖的程度可能就会维持在预测值的低位，即在1985~2035年，全球气温仅仅会提高1华氏度。这也可能是坏消息，因为它可能意味着碳水平与气候之间的关系比人们想象得更不稳定。如果是这样的话，气温有可能会在经历了2002~2012年的平台期之后迅速飙升。尽管很少有什么科学界的争论具有如此非凡的战略性意义，但美国的预算削减方案却迫使中央情报局在2012年底（也就是《2030年全球趋势》出版前不久）关闭了其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中心，而此举可能意味着我们将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
图7–5 战略性科学：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估算的1910~2010年的全球变暖趋势。灰线表示年度平均气温，黑线表示5年期平均气温。令许多科学家感到惊讶的是，黑线竟然在2002年之后趋于平直
不过，尽管有这些负面因素，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仍然对远至2030年（也就是该报告研究范围的截止点）的未来持相对乐观的态度。“世界警察”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但仍然可以胜任其职责；如此一来，尽管“大国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但我们不认为……有任何紧张关系或双边冲突足以引发全面的大战”。不仅如此，大国摩擦可能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在呈下降趋势。现在世界上的核弹头数量已经不足以消灭全人类了：如果在21世纪10年代中期发生一场交战双方都竭尽全力的核战争，那么这样一场战争可能会杀死几亿人。这一数字要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人数，但要比彼得罗夫做出生死抉择的那一刻面临生命危险的人数（超过10亿人）少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可能造成的死亡人数的规模很可能会进一步下降。许多大国都准备进一步削减核武器数量；2013年，美国由于资金原因停止了洛斯阿拉莫斯的钚生产，从而使得美国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核武器的制造。
核弹头不仅在数量上减少，其爆炸威力也在减小。核弹技术已经有75年的历史了。在核弹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炸弹从飞机上丢下去如果能落在预定目标位置半英里以内，那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数百万吨级爆炸威力的核武器借助巨大的爆炸威力解决了瞄准问题：它可以直接夷平整座城市。但在今天，精确制导的武器可以将打击精度控制在几英尺之内，这就使得那些巨大而昂贵的氢弹显得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精准的低当量核弹头，甚至精确制导的常规炸弹已经基本上取代了氢弹。
很重要的是，使精确制导炸弹成为可能的计算机技术也让我们拥有了可以投入实战的反导弹防御手段。这项技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天的防御系统还无法阻挡数百枚具有诱导和反制功能的导弹的猛烈袭击。不过，在1999年至今的16次试验中，美国的陆基中程防御系统拦截了半数来袭的洲际弹道导弹。在2012年11月，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取得了更好的成绩，面对来自加沙地带的速度更慢、距离更近的火箭弹，该系统拦截了90%的目标（见图7–6）。
图7–6 铁穹：2012年11月17日，以色列一枚反导弹导弹即将拦截一枚射向特拉维夫的火箭弹
资料来源：美联社图片/萨福里尔·阿巴约夫（Tsafrir Abayov）。
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战争的计算机化将会更进一步，并且将使得战争的血腥程度下降，至少在起步阶段会如此。20世纪80年代，当苏联试图镇压阿富汗反抗军时，苏联军队对阿富汗反抗军所在的村庄发动了地毯式的轰炸，造成上万人丧生。与之相反，从2002年开始，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远程操纵无人机在阿富汗执行任务。像精确制导导弹一样，这些无人机[12]比其他可选武器的造价更低廉（顶级的MQ–9收割者的造价约为2 600万美元，而一架F–35战斗机的预计造价为2.35亿美元），而且造成的死亡人数会更少。无人机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执行任务期间究竟造成了多少平民死亡，这已经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各方给出的估算从一两百到一两千不等。不过，即便是最高的估算数字，也要比使用其他手段达成目标可能造成的死亡人数要少得多（比如派遣特种部队或是动用常规空袭）。
截至2011年，空军无人机已经有过100万小时的现役飞行时间，仅在2011年当年就出击2 000次。通常，无人机会在疑似目标的15 000英尺上空盘旋，既不会被看到，也不会被听到。无人机最长可以盘旋3个星期之久。复杂的摄像头（其造价大约是MQ–1捕食者总造价的1/4）将记录下目标的一举一动，并将图像通过一系列卫星和中继站传送到位于美国内华达州的克里奇空军基地。在基地中，有两名机组成员坐在虽狭小，但凉爽而舒适的控制室中（我有幸在2013年实地参观过[13]），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盯着发光的监视器，以了解嫌疑目标的“生活模式”。
在大多数情况下，无人机的任务都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们可能最终会发现嫌疑目标只是一个普通的阿富汗人，仅仅因为线人对他们不满，或是线人的警惕性太高而被错误地指定为目标。不过，如果摄像机真的记录下了一些可疑的行为，地面部队就会得到进行抓捕的命令。为了尽量避免发生枪战，抓捕通常在深夜进行。如果警觉的反抗分子听到了直升机或悍马军车的轰鸣而打算躲藏或是逃跑的话，无人机就会用红外线将他标记出来。这种标记用肉眼是看不到的，但配备了夜视仪的部队可以借此很方便地进行抓捕。为了尽可能地躲避无人机的注意，圣战者的活动几乎都要瘫痪了。2012年，一份提供给马里叛军的建议书写道，他们应该“避免任何无线电通讯”，“避免在开放场所聚集”。这样一来，他们也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行动。
在阿富汗，无人机成了对付叛军行动中的“耳目”，并且在大约1%的任务中还会成为“牙齿”。他们有严格的规定，限制空军机组成员在哪些情况下才能进行打击。当嫌疑目标进行明显带有敌意的活动时——比如在卡车的尾部架设迫击炮——远在内华达的飞行员只需扣一下操纵杆上的扳机，就可以发射一枚精确制导的“地狱火”导弹干掉他。（在巴基斯坦和也门，美国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并没有参战，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这些地方有独立运行的秘密无人机项目。由于交战规则不同，且在这些地方没有太多地面部队可以动用，因此，他们可以比美国空军更频繁地使用导弹和炸弹进行打击。不过，在这里，从2010~2013年，平民的伤亡数字也大幅下降了。）
无人机是机器人技术应用的一个小小开端，它正在改变由人类直接参与的常规战争。这一技术的扩展并没有人们预计的那么快（在2003年，美国联合作战指挥部预测，“到2015~2025年……联军在战术层面上将基本实现机器人化”），但也不像其反对者预计的那么慢。“我很怀疑计算机是否有朝一日能聪明到执行所有的作战任务。”历史学家马克斯·布特（Max Boot）在2006年说道。他进而预言说：“人们将只会使用机器去做那些简单、肮脏或是危险的工作。”
真实的情况会在这两种极端的设想之间。在过去的40年中，机器正逐渐接手那些节奏最快、技术复杂程度最高的作战任务；而在未来的40年中，这一趋势将会加速。目前，只有靠载人战机取得制空权之后，无人机才会被投入使用。这是因为，如果战争双方还在争夺制空权，行动缓慢的无人机面对敌方战斗机、地对空导弹或是信号屏蔽器的时候，就都只有坐以待毙的份儿了。坐在内华达的操作台前控制阿富汗上空的无人机，这感觉会很奇怪，有点儿像灵魂出窍（我在克里奇空军基地尝试控制过几分钟的模拟器），因为从你移动操纵杆到飞行器做出反应，其间大约有1.5秒的延迟（毕竟信号要通过中继站和卫星环绕地球）。如果有更好的传播技术，或者将飞行员布置在更接近飞行器的位置，可以缩短这一延迟；而考虑到光速也是有极限的，所以这一延迟不可能消失。在电影《壮志凌云》（Top Gun）里表现的那种顶尖空军的超音速搏杀中，每一毫秒都可能改变局势。因此，远程控制的飞机永远都无法与载人战斗机进行较量。
2009年发表的一份空军研究报告认为，解决延迟的方法是让战机组成混合编队，用一架载人机作为三架无人机的长机。每一架无人机都有其自己的目标（空对空格斗、压制地面火力、轰炸等），而长机则负责“监督一些决定的执行”。长机可以推翻无人机做出的决定，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系统将可以在无须人类介入的情况下，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作战决策和行动”。
无人战斗机的试验已经在进行中。2013年7月，有一架无人战斗机甚至降落在航空母舰的跑道上（见图7–7），而这已经是（人类）海军飞行员从事的各项任务中最为困难的其中一项。空军认为，到21世纪40年代后期，“科技的进步将使得OODA（观察、调整、决策、行动）步骤在几微秒甚至几纳秒之内完成”。不过，如果我们有一天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就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会冒出来：那为什么还要人类参与其中呢？
图7–7 许看不许摸！2013年，一架由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制造的X–47B无人隐形战斗机从美国海军“布什”号航空母舰上空呼啸而过。它随后成功在该舰上降落，从而成为史上第一架自行降落在航空母舰甲板上的无人机
资料来源：美国国防部图片。
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显而易见：我们不相信我们的机器。如果苏联人在1983年相信了彼得罗夫的程序，或许我们中间的很多人今天都已经不在人世了；而在1988年，美国海军“文森尼斯”号倒是相信了他们的机器，结果击落了一架伊朗客机，造成290名平民丧生。没人希望这样的悲剧重演。“我们已经没法理解微软的Windows （视窗）系统了，”普林斯顿大学科学与全球安全项目的一位研究员开玩笑说，“所以我们当然也没法理解像人类智慧一样复杂的程序。”他继而发问道，“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制造出这样的东西，还将它武装起来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十分显而易见：因为我们别无选择。联合国要求禁止研制和使用“致命自动化机器人”，全球范围的反对杀手机器人的活动也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支持。但一旦到了21世纪50年代，当极超音速战机开始进行相互较量时，能在几纳秒之内完成OODA步骤的机器人无疑会击败反应速度在毫秒数量级的人类。到了那个时候，这个问题就没什么好辩论的了。在军事革命的历史上，人们总是会研制并使用新的武器，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的敌人可能就会抢先这样做。
在前美国陆军中校托马斯·亚当斯（Thomas Adams）看来，现代战争已经超出了“人类的领域”，因为我们使用的武器已经变得“太快、太小、太多……并且共同构筑成了一个太过复杂的环境，使得人类没有能力指挥这些武器”。机器人技术“正在迅速地把我们引向一个我们并不想要的方向，但是我们很可能无力避免这一趋势”。（我在内利斯空军基地听过一则笑话：未来的空军将仅由一个人、一条狗和一台计算机组成。人的任务是喂狗，狗的任务则是阻止人接触计算机。）
按照现在的趋势，机器人可能会从21世纪40年代开始在战斗中替代人类。而且，大约就在那一时期，“世界警察”可能会逐渐失去对国际秩序的掌控。在20世纪10年代，正是“世界警察”的衰落与革命性的新型武器（无畏级战列舰、机枪、飞机、速射火炮、内燃机引擎）的组合终结了那个战争规模更小、血腥程度更低的世纪，并且开始了一场钢铁风暴。而我们将在21世纪40年代看到相似的组合再一次出现。
这一相似的组合是否会带来像20世纪10年代一样糟（甚至更糟）的后果，人们意见迥异。战略预测家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给出了最具体，也是最大胆的预测。他认为，高度发达的太空情报体系将支配2050年的战争。在他看来，美国的实力将依赖于一系列大型空间站，这些空间站由数十个小卫星环绕并保卫着，就好像今天的航空母舰由驱逐舰和护卫舰保卫着一样。这些围绕地球作轨道运动的舰队将监管地球。它们会在必要时发射导弹打击目标，但更多的时候仅仅是搜集并分析数据，协调极超音速无人机群的行动，并指导地面战争。弗里德曼认为，在地面战场，“关键性的武器将是配备了装甲的步兵——被包裹在动力装甲之内的单兵……他就像是由一个人组成的坦克，只是威力更加致命”。
21世纪中叶战争的焦点——也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集中兵力”——将是旨在使太空舰队“失明”的电子战和运动战。接着，为机器人提供能量的电厂将遭到攻击。“电力，”弗里德曼认为，“对21世纪战争的意义，就相当于石油对20世纪战争的意义。”他预计，“战争将真的成为一场世界大战——但鉴于人们武器精度和速度上取得的技术进步，这时的战争将不会是一场总体战”。弗里德曼的意思是，在这样的战争中，平民将只能充当看客，焦急地看着经由机器人技术武装的战士们一决雌雄。一旦战争中的一方输掉了机器人战争，他们将迅速陷入绝望的境地，要么投降，要么死亡。战争到这时就会结束，既不会像彼得罗夫的年代那样可能造成数十亿人死亡，甚至也不会像希特勒的时代那样造成上亿人死亡。按照弗里德曼的估算，这时的战争，很可能会造成50 000人死亡——仅仅比美国每年死于汽车事故的人多一点儿。
我很愿意相信这个相对光明的情境——谁不会呢？——但过去10 000年中的战争经验告诉我们，要让这一情境成真十分困难。当我在本书第二章中第一次提到军事革命时，我曾说，阳光之下并无新鲜事。大约在4 000年前，亚洲西南部的士兵们用马匹强化了他们自己。这些强化了的战士——双轮战车远胜过了那些依旧依靠自己的双脚的步兵，其带来的战争结果在某种意义上也很像弗里德曼预计的结果。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一旦战争一方输掉了战车大战，其步兵和平民就会陷入绝望的境地，要么投降，要么死亡。
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里，新的强化方式出现了。在印度，骑在大象上的士兵主宰了战场。在公元的第一个千年，大草原上的人们用高头大马强化了自己，从而涌现出骑兵这一兵种。在这两个时期，一旦战争爆发，步兵和平民通常也只能指望己方会在大象战或骑兵战中胜出，失败的那一方依然会陷入绝望的境地。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与弗里德曼的设想不同了。无论是双轮战车、大象兵还是骑兵，都不会在进行了外科手术般的进攻，消灭掉对方的双轮战车、大象兵或骑兵，就立刻罢手。人们并不会在大战结束后冷静地计算利弊得失，让没有防御能力的步兵和平民与胜利方商讨投降事宜。战争，是无法羁绊的狂野暴力。当高科技的骑兵和大象兵的决战尘埃落定之时，失败的一方不论投降与否，通常要面对的命运都是被屠戮。双轮战车主宰战场的时代目睹了无数的惨剧；大象时代的战争是如此惨烈，以至于孔雀王国的阿育王在公元前260年拒绝再使用暴力；到了骑兵主宰世界的时代，从匈王阿提拉到成吉思汗，情况变得愈加糟糕。
所有的迹象——尤其是核武器时代的迹象——都表明，如果人类在21世纪中叶爆发大战，那么战争形势很可能不会像弗里德曼设想的那么乐观，而是更像以往的战争。政治学家保罗·布雷肯（Paul Bracken）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二核时代。20世纪40~80年代美苏对峙的时期是第一核时代。那是一个可怕但又简单的时代，因为双方一旦开始核战争，必然造成共同毁灭。这反而创造出某种稳定的局面。与之相反，第二核时代在目前看来没有那么可怕，因为保有的核弹头数量要比之前少得多，但第二核时代的形势却绝不简单。比起冷战时期，参与方更多，每一方的武力都更单薄，也没有什么大家共同遵守的规矩可言。参与方不再受到共同毁灭局面的制约，因为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的话）都清楚，如果自己可以先发制人，就可以使其死敌丧失进行反击的能力。到目前为止，反导弹防御和“世界警察”的实力仍然保障着秩序。但“世界警察”如果真的在21世纪30年代以后失去其可信度，那么核武器数量的激增、军备竞赛，乃至先发制人的打击都可能会成为现实。
如果在21世纪40年代或50年代发生大战，那么战争很可能不会局限于大国之间以对方的计算机系统、空间站和机器人为目标的高科技战争，而会是一场在南亚、亚洲西南部或者东亚地区将所有人都卷入其中的核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可能会与前两次世界大战一样混乱、激烈，而且血腥程度要高得多。大规模的电子战、太空战、机器人战、化学战和核战将如同大刀一样砍向对方由数据防御和反导弹系统组成的铠甲。一旦这层铠甲破裂（而且它必将破裂），火焰、辐射和疾病的风暴就将席卷毫无防护的机体。这场战争很可能像以往许多战争一样，双方都并不知道战争的真实胜负走向，直到灾祸突然降临到自己或者对方，甚至双方的头上。
这是个很可怕的情境。然而，如果21世纪10~50年代真的重演了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的剧本——“世界警察”衰落、未知的未知因素激增、武器变得越发具有毁灭性——那么这个情境就会越来越可能成真。
如果是这样的话，新英格兰地区的那句话或许就是真的了：也许我们真的没法从这儿到那儿。
除非，“那儿”并非我们所设想的那样。
合而为一
战略的奥义在于你要知道你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只有这样你才能去研究怎样达到这个目标。在过去的2 000多年里，倡导和平的人们所设想的“那儿”——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与康德设想的大致相同。他们设想，如果人们能自觉地弃绝暴力，就可以实现那样一个世界。玛格丽特·米德坚称，战争是我们发明出来的一种东西，因此我们也可以再消灭它。歌曲《战争》的词作者认为，站起来高喊“战争毫无益处”就可以终结战争。政治学家没有那么理想主义，但其中很多人也认为，通过做出自觉的选择（建设更好、更民主、更包容的社会），可以让我们从“这儿”到达“那儿”。
然而，我在本书中所追寻的长期历史却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我们之所以杀戮，是因为死亡博弈的残酷逻辑鼓励杀戮。总体而言，我们做出的选择并不会改变这场博弈中的收益，而博弈中的收益情况会改变我们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可能简简单单地靠决定终止战争来终止战争。
不过，长期历史同时还给出了另一种更加积极的结论。我们并没有陷入红桃皇后效应，并非注定要重演“世界警察”（通过创造出自己的敌手）自我击败的悲剧直到彻底毁灭掉人类文明。在过去的10 000年里，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并非让我们停步不前，而是改造了我们的社会，改变了博弈中的收益。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博弈中的收益有可能发生巨大的改变，从而将整个死亡博弈转变为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正要开始进行死亡博弈的最终局。
要想解释这一隐秘的说辞，我要暂时远离战争的恐怖，重拾起我最近两本拙著——《西方将主宰多久》和《文明的度量》——中的观点。我在本书第二章的末尾提到过，在这两本书里，我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指数，用来衡量从冰河时期的末尾至今的15 000年中各个不同的社会在取得其所需资源的能力方面的优劣程度。这个指数的评分从0~1 000分，其中1 000分代表在2000年（亦是该指数终止的年份）时的通常条件下所能取得的最高分。
有了这个指数，我曾经半开玩笑地问道，如果我们预测未来的分数，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在任何一种预测中，预测的结果都取决于我们所做的假设。因此，我相对保守地发问，如果21世纪社会发展的速度与20世纪时一样，未来会是怎样的呢？即便是这样保守的假设，也会带来令人惊讶的结果：到2100年，发展指数将跃升到5 000分。从拉斯科洞窟里的野牛壁画到你今天读的这本书，这中间的发展程度是900分；而从今天到2100年，我们还将取得4 000分的发展。
我只能用“难以想象”来形容这一预测——实际上，这确实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如此迅猛的发展意味着就连人类意识本身都会在这个世纪中发生改变。计算机化不仅在改变着战争，也在改变着一切，包括我们这种动物。生物演化赋予了我们强大的大脑，使我们可以发明出文化的演化。现在，文化的演化也达到了一个高峰，使得我们创造出的机器将开始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生物演化。而这将把死亡博弈转变为死亡的终局，有可能让暴力不再有用武之地。
对于战争的未来，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事情会更重要。不过，通过最近一两年的一些交流，我发现技术人士和安全分析人士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很大的区别。在技术人士看来，根本就没有“过度乐观”这回事，一切皆有可能，情况会比我们预计的更好。而在国际安全的世界里，坏的总是会变得更坏，情况永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还要糟糕。安全分析人士经常将技术人士看成是梦想家——他们迷失在乌托邦式的幻想之中，看不到战略现实永远会超越那些技术上的玩意儿；而技术人士则经常视安全人士为深深陷入旧模式的恐龙，不明白计算机化将打消他们的一切烦恼。
当然，也有例外。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就试图将这两种观点糅合在一起，而新近出版的、由技术人士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和安全专家贾雷德·科翰（Jared Cohen）合著的《新数字时代》（New Digital Age）亦如是。冒着精神分裂的危险，我将沿着他们的道路，在本节剩余的部分里先介绍技术人士的预测，再在下一节中切换到安全人士对现实的考量。这两者的结合，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既令人振奋，又让人担忧的短期前景。
技术人士的出发点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计算机的功能强大到可以实时控制战斗机，那么它也可以做到更多的事。虽然没人能说准“更多”是多少，但数以百计的未来学家还是给出了他们的预测。很自然地，他们的预测大相径庭。而且，如果一定要从他们的预测中找出什么确定无疑的事情的话，那就是，他们的预测中至少会像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和乔治·赫伯特·威尔斯的有着一个世纪历史的科幻小说一样充满了谬误。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我们不把这些预测拆分开来，而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话，当代的未来学家就会像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未来学家们一样能够指出那些正在改变这个世界的大趋势——如果谈到大趋势，那么凡尔纳和威尔斯做出正确预测的地方可能要比错误的更多。
当代未来学家取得最多共识的地方［也是《黑客帝国》（The Matrix）系列电影的核心理念］是，我们正在与我们的机器融合。这是个很容易的预测，只要看看我们从1958年第一架心脏起搏器投入使用以来（或者可以从使用第一颗假牙、第一条木头假腿算起）所做的事情就可以知道了。不过，21世纪的人类与机器的融合要更为宏大。不仅仅是我们会与机器融合；通过我们的机器，我们会与彼此相融合。
这一说法背后的思想是很简单的。在你的脑——那团2.7磅重的魔法里（关于人类的脑，我在第六章中讨论了很多），每秒钟有1万万亿个电信号在大约220亿个神经元之间来回传递着。这些信号塑造了你独特的思维方式以及组成你的记忆的10万亿条信息，从而塑造了你。尽管机器的功能也在进步，但目前还没有哪台机器能接近这一自然奇迹的水准。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计算机的运算能力、速度和性价比几乎每年都会翻倍。在1965年，在当时的新款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1130计算机上花上一美元，只能得到每秒千分之一次运算的运算能力。而到了2010年，同样的一美元可以得到超过每秒100亿次运算的运算能力。到本书面世的2014年，这一数字可能已经继续翻倍到了1 000亿次以上。如今，便宜的笔记本式计算机可以比50年前的巨大的大型机以更快的速度做更多的运算。我们甚至可以制造出几个分子大小的计算机，其体积小到可以被注入我们的静脉血管中，以改变我们的细胞对抗癌症。如果时间倒退一个世纪，这一切听起来都像是巫术。
在雷·库茨韦尔（Ray Kurzwell）——最著名的技术领域未来学家，时任担任谷歌公司的工程总监——看来，这样的趋势只要保持到2029年，我们就能拥有功能强大到足以扫描出人类大脑神经元结构的扫描仪和进行相应的实时程序运算的计算机。库茨韦尔认为，到那时，世界上就会有两个你：一个，是原来的未经改良的生物版本的你，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渐渐老去；另一个，是一个新的、不会随时间改变、基于机器的你。库茨韦尔指出，更棒的一点是，基于机器的各个不同的人之间分享信息过程之简单，就如同今天我们在计算机之间传递文件一样。到2045年，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就将产生极其强大的超级计算机，它可以承载全世界80亿人的神经元扫描数据。碳基智能[14]和硅基智能[15]将合并为一个全球意识，其思维能力将让历史上出现过的一切相形见绌。库茨韦尔将这一刻成为“奇点”：“到这样一个未来时期，技术进步的速度之快、影响之深远……将使其看起来在以无限快的速度发展着。”
这是非凡的想法。当然，会有很多人不认同这样的情景，其中包括一些顶尖的科学家和其他的未来学家。他们说话通常很直率。科幻作家肯·麦克劳德（Ken MacLeod）认为，“奇点”只是一场“技术呆们的狂想”；颇具影响力的技术批评家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认为，所有这些“数据未来的鬼扯”不过是“电子时代的辉格党人史学理论”[16]。（我不完全确定这句话的意思，但显然不是什么赞美。）一位神经科学家在2012年一次会议上的话更加直白。“扯淡。”他说。
不过，也有些人抱着与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相似的观点。玻尔曾经对一位同事说：“我们一致认为你的理论很疯狂。我们的分歧在于，你的理论是否疯到了有朝一日能够成真的地步。”有些人认为，也许库茨韦尔还不够疯狂。2012年，在未来学家中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他们预计技术“奇点”将会到来的平均时间点是2040年，这要比库茨韦尔的预计早5年。主管人脑项目的神经科学家亨利·马克莱姆（Henry Markram）甚至认为，如果欧盟能够援助10亿欧元的经费，人类在2020年就能达到技术“奇点”。
如果我们从预言转回到实验室，我们会发现（或许并不会感到太惊讶），尽管没有人能预测出具体的结果，但是大的趋势确实正在走向将一切都计算机化的方向。在拙著《西方将主宰多久》中，我曾提到过这一领域的发展，所以在此处我不会着墨太多。不过，我还是要在这里讲述两个在脑对脑接口领域（用更通俗的话说，就是通过互联网实现心灵感应）的重大进展，它们都发生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于2010年出版之后。
要想把人类意识通过机器连接在一起，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有能够阅读我们颅内电信号的机器。2011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科学家们在这个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他们想让志愿者观看影片片段，与此同时测量血液流经志愿者视觉皮质的情况。接着，他们利用计算机程序将测量到的数据转换成图像。他们得到的结果很粗糙、模糊，甚至有点儿让人摸不着头脑。但主导这一项目的神经科学家杰克·加兰特（Jack Gallant）却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说：“我们打开了通往我们意识画面的一扇窗。”
就在几个月之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另一支研究团队记录下了测试者在听人说话时的大脑电活动，随后使用计算机将这些信号又翻译成了语句。这两个试验都很麻烦：第一个试验要求志愿者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上几个小时，而第二个试验只能在进行脑部手术的病人身上进行，以便将电极直接放进其被打开的颅骨。“要想实现真正的读心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牛津大学神经科学教授简·史努普（Jan Schnupp）在评估此项研究时总结道。但他接着补充道，“这不是能或不能的问题，而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可以想象这在未来10年内可能成真”。
要通过互联网实现心灵感应的第二个要求是找到将电信号从一个大脑传递到另一个大脑的方法。2012年，杜克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米盖尔·尼科雷里斯（Miguel Nicolelis）展示了这一方法：他设法让在他祖国巴西的老鼠控制了北卡罗来纳州的老鼠的身体。试验开始之前，那些南美洲的老鼠先进行了一项学习：如果它们能在看到闪光后去碰一个杠杆，它们就可以得到食物。连接它们头部的电极将这一脑部活动通过互联网传播到了连接北美洲老鼠头部的电极上，结果有70%的时候，那些从未经过训练、也看不见闪光的北美洲老鼠也去触碰了杠杆，得到了食物。
70%的成绩远远称不上完美，老鼠的大脑比起人脑也简单得多，而且推一个杠杆也不算什么太有挑战性的任务。但尽管有各种各样技术上的问题，有一件事看起来是肯定的。脑对脑接口技术不会停留在让老鼠通过互联网控制彼此的爪子的程度。这项技术可能会按照与库茨韦尔的设想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尼科雷里斯将库茨韦尔的设想称为“吹大牛”），但它仍然会发展。（实际上，尼科雷里斯预计人类最终实现的目标与库茨韦尔的设想差不多，只不过是从相反的方向实现该设想：他认为，人们并不会把他们的大脑扫描数据上传到计算机上，而是会把小型计算机植入他们的大脑中。）
既然专家们也无法就细节达成共识，那么我们选取某一个预言，然后去苦苦追寻之的意义也不大。然而，假装这一切都没有在发生的意义更小。或许，我们应该遵循纳米技术之父、曾经赢得过诺贝尔奖的化学家理查德·斯莫利（Richard Smalley）充满智慧的名言。斯莫利的定律（我喜欢这么称呼它）告诉我们：“当一名科学家说某件事有可能时，他们通常低估了要实现这件事要花上多少时间。然而，如果科学家说某件事是不可能的，他们通常是错的。”不论脑对脑接口技术的精度如何，或是我们喜欢这项技术与否，它就像陆军中校托马斯·亚当斯口中的战场上的机器人一样，会把我们带向一个我们或许不想去，但很可能无法回避的地方。
这个新的地方，可以说是我们的演化中的一个新阶段。早在10万年以前，严酷的冰河时期的生存环境使得有着巨大的脑的惊人变异生物——我们人类——胜过并取代了所有更早的原人种类。那些被取代了的原人也通过有性繁殖带来的随机基因变异创造出了同样的变异体，其中有些也在无尽的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发扬光大。原人应该不会情愿创造出最终让自己灭绝的“怪物”，但他们并没有选择的权利。
有耕作，有收获。现在，在经过了1 000个世纪之后，我们在做着与原人曾做的十分相似的事情。只不过，我们的速度要更快，并且不是通过生物的演化，而是通过文化的演化实现的。为了在这个十分拥挤、气候又在变暖的世界里生存，我们正在创造出新的有着巨大的脑的惊人变异体——用机器将我们未经改良、单独的、生物熟悉的意识融合进某种超个体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正在创造的是一种终极的开放秩序，它打破了个体之间的界限。年龄、性别、种族、语言、教育程度，你能想象到的一切都消融进了这个超个体之中。
也许，这一过程会发展到分享思想、记忆和性格为止（尼科雷里斯的设想）。或者，它会发展到个体性和物质化的身体都不再重要（库茨韦尔的设想）。甚至，它可能会走得更远，被我们居高临下地称作“人工智能”的东西可能将彻底取代低效、旧式的动物体智能。我们不知道究竟会怎样，但如果长期的历史具有一些借鉴意义的话，我们不得不怀疑新的变异体——也就是新版本的我们——就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彻底取代旧的我们，就如同我们曾经取代尼安德特人一样。
再一次，我们发现阳光之下没有新鲜事。脑对脑接口技术只不过是一个古老故事的最新篇章罢了。20亿年前，细菌开始相互融合，组成简单的细胞。又过了3亿年，简单的细胞开始融合成更为复杂的细胞；再过了9亿年，复杂的细胞开始融合成多细胞的动物体。在每一个阶段，更简单的生物体会放弃一部分功能（某种意义上，是它们的自由的一部分），以变成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生物体的更加特别的一部分。细菌不再是细菌，但却成了细胞的一部分；细胞不再是独立的细胞，而获得了动物性，最终又获得了意识；也许，现在，我们即将失去我们独立的动物性，因为我们即将变成一种新的事物。这种新的事物与我们智人之间的差别，就好比我们与远古的细胞之间的差别。
说得温和一点儿的话，死亡博弈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2 000年前，罗马历史学家李维（Livy）曾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段时间，罗马城严重分裂了。穷人群起反对富人，还把富人称作“寄生虫”。就在局势越发紧张的时候，杰出的元老梅奈纽斯·阿格里帕（Menenius Agrippa）来到叛乱者的营地谈和。“很久很久以前，”阿格里帕对他们说，“人体的各个部分并不像今天这样相安无事，而是各有各的想法。”一些器官觉得，胃什么都不做，全靠别的器官供给它食物。“于是，”阿格里帕说，“这些器官决定，从今以后，手不再把食物放到嘴巴里，嘴也不再接受任何食物，牙齿也不再咀嚼。然而，尽管这些愤怒的器官试图制服的是胃，但整个身体却垮掉了。”叛乱者听懂了他的意思。
随着脑对脑接口技术的发展，阿格里帕的比喻就会越接近于现实。或许，这项技术还会让暴力的回报率降到零。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怪兽”也会随着我们基本的动物性一起消失。而且，对于融合在一起的智能来说，靠暴力解决分歧也不再有任何意义（不论在那个时候“分歧”和“暴力”意味着什么），这就好像我不会通过割掉我自己的鼻子来表示对脸的敌意一样。
或许，这一切并不会发生。如果意识可以融合成一个超个体，确实如同细胞可以融合成身体一样，那么与此同时，冲突可能也会演进到新的形态。毕竟，我们的身体本身就在进行着无休止的争斗。孕妇与她们尚未出世的婴儿争夺着血液和其中的糖分。如果母亲在这场争夺中过于成功，胎儿就可能受到损害，乃至死亡；如果胎儿太过成功，那么母亲可能就会患上先兆子痫或是妊娠糖尿病，而这可能会威胁母婴双方的生命。超个体可能会面对相似的冲突，或许其中的各部分会对能量展开争夺。
现在，大约每4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的细胞内部正在斗争，其中被称作B染色体的东西靠人体的化学成分过活，却拒不参加基因的交换；大约每500个人中就有一个罹患癌症，因为体内的一些细胞拒绝停止复制，不顾这给身体其他部分带来了多大代价。为了保护我们免受这些祸害和外部病毒的侵害，我们的身体演化出了多道微小的防线。超个体可能也需要做类似的事情，甚至可能需要制造出相当于抗体的东西，来消灭外部的入侵者和内部的捣乱鬼。毕竟，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曾有过切身体会，在病毒面前，机器就像动物体一样脆弱。
还有许多可以设想的东西。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通过机器连接人脑的技术的加速发展，我们在过去10万年中的死亡博弈中遵循的旧规则即将到达它们的顶点。我们即将进入全新的死亡博弈的终局。我们的表现如果不好，那么我们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无边无际的恐怖后果。我们的表现如果很好，那么，在21世纪结束之前，也许长久以来的关于没有战争的世界的梦想，就真的可以成为现实了。
死亡博弈的终局
“战争中的一切都很简单，”克劳塞维茨说，“但是最简单的事情反而是困难的。”在死亡博弈的终局中，情况也是如此。要想在这场博弈中做好，将是件容易事，但同时也是非常困难的。
之所以说这场终局很简单，是因为一旦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目标——“那儿”——究竟是哪儿，以及战争究竟有什么好处，那么，在理论上，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知道怎样从这儿到达那儿。我在上面已经说了，我认为“那儿”就是一切的计算机化，而战争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创造出利维坦及其终极形态——“世界警察”，而它们可以通过把使用暴力的成本提高到不可触及的程度来维持和平。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这个世界需要一个“世界警察”，它应当随时准备好用武力来维持和平，直到万事万物的计算机化使得“世界警察”的存在不再必要。如果我们无法拥有一个“世界警察”，那么我们唯一可能面对的结果就是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的重演，而且这一次世界上已经有了核武器。由于美国是唯一有能力成为“世界警察”的国家，因此，就像亚伯拉罕·林肯在一个半世纪前说过的那样，美国依然是“地球上最好的，也是最后的希望”。如果美国失败了，那么整个世界都将失败。
就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2013年），在美国的政治界正在进行一场大辩论——有人认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应当“更加主动”，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应当“收缩”。认为美国应当更加主动的人表示，更加主动的姿态意味着美国仍然要坚持“积极管控全球安全局势与促进自由经济秩序的大战略，这一战略在过去的60年中为美国带来了非凡益处”；而认为美国应当收缩的人表示，“是时候放弃美国的霸权战略，转而采取克制战略了……放弃进行全球改革的重任，把重心放在保护美国狭义的国家安全利益上……这将有助于在长期保障美国的繁荣与安全”。
长期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两种意见都是对的，至少是对了一半。美国必须先采取主动姿态，再收缩回来。如我们在第四章中看到的，但15世纪的欧洲人发动了其对整个世界的500年战争时，冲锋在前的是旧式的帝国主义者，他们会对被征服的人民进行掠夺、征税。然而，500年战争的成功创造出了太过巨大的社会，这导致旧式的帝国主义越过了其“顶点”。到18世纪，能够让“看不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拳”进行协作的开放秩序开始产生比传统帝国更多的财富和实力。其结果，就是第一个“世界警察”出现了。英国成功地实施管理着全球范围的开放秩序，结果创造出富有而强大的敌国，这样一来，英国体系的成功也越过了它的“顶点”。
接着，如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的，这带来了钢铁风暴和更加强大的“世界警察”——美国。现在，新的“世界警察”的成功正在将世界推向终极的开放秩序。在这一秩序中，“看不见的手”将不再需要“看不见的拳”。而这不仅意味着美国这个“世界警察”的由盛转衰，更意味着所有“世界警察”的由盛转衰。今天，美国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国家，因此它必须采取主动的姿态；而一旦它越过了“世界警察”的“顶点”，美国就需要收缩。“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将让位于“技术统治下的和平”［这个词语来自于未来学家阿耶沙（Ayesha）和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我们将不再需要“世界警察”。
到那时，一切都将变得非常简单——直到我们开始问那些安全分析人士第一时间就已经想到的问题。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最简单的事情也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不可能仅仅通过使用科学技术就消除掉人类的防卫困境。实际上，甚至与机器融合这件事本身就是本章中提及的所有结构性变化、可能改变局势的因素和“黑天鹅事件”中最具不稳定性的一个，因为这一过程将非常不均衡。
就在我写下这行字的时候，我所在的位置距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硅谷的心脏地带圣何塞只有15英里的直线距离。在我所在的这条街朝向圣克鲁兹山一侧，刚刚搬来的新邻居是一名在谷歌眼镜项目上工作的工程师；在我上班的路上，我经常会看到无人驾驶的汽车（它们经常以接近道路速度上限的速度行驶）。然而，如果我生活在刚果或是尼日尔（这两个国家在2013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排名榜尾），我想我很可能不会有这样的邻居，或是见到这样的车辆。圣何塞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而刚果首都金沙萨则是最贫穷、最危险的城市之一。因此，很自然地，已经很安全、富裕的地方（尤其是圣何塞）朝向万事万物计算机化前进的速度就会比其他地方更快。
开放秩序的成功离不开包容，因为其市场越大、自由度越高，整个体系的运转就会越好。因此，技术人员通常对万事万物的计算机化有信心，认为这一趋势将在中长期打破界限，让整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然而，纵观历史，不论是农耕技术、利维坦的形成，还是化石燃料的使用，先采用先进技术的人群相较于后采用的人群总是有优势。开放秩序并不会以平等的条件接纳每一个人，而人们对被开放秩序接纳的热情度也并不相同。在18世纪，殖民美洲的欧洲人把非洲人带进了大西洋的开放秩序之中，但非洲人起初的身份却是奴隶；在19世纪，工业化的欧洲人和美洲人经常使用枪炮迫使非洲人和亚洲人进入更大的市场。
我们很难想象这样野蛮的欺凌行径会在21世纪重演（富有的北方国家用武力强迫扫描南方国家人们的大脑？），但在短期内，计算机化很可能会扩大第一世界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在未来的10~20年中，计算机化可能会引发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冲突，因为这一趋势将扰乱经济、加剧不公平感（这种不公平感已经引发了伊斯兰主义者的暴力行径）。世界上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恐怖主义、布尔战争乃至政权崩溃。
脑对脑接口技术的破坏性作用还不只体现在贫穷的南方国家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已经经历了程度比较温和的计算机化，而这已经加剧了它们国内的不公平程度。从中长期来看，随着人类通过机器融合为一体，这种差异就会变得没有意义；而如果一小部分财富精英和智力精英在脑对脑接口技术的发展中领先（看起来这很有可能），那么在短期内，这些技术统治者或许就会凌驾于所有人之上，他们所取得的居高临下的地位将是今天顶尖的1%的人群梦想中的地位。
有一则真实性存疑的故事是这样说的：小说家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曾在一次聚会上宣称：“富人与你我不一样。”欧内斯特·海明威随即反驳道：“是不一样，他们更有钱。”然而，现在到了菲茨杰拉德反击的时候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一种新型的富人真的会变得与其他人不一样。
人们对于预测的结果总是争论不休，这些富人与其他人不同的程度也一样众说纷纭。不过，依我看来，由纳米技术专家转行为小说家（他同时也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顾问）的拉梅兹·南姆（Ramez Naam）给出的设想是难以超越的。南姆所写的《联结》（Nexus）是我迄今读到的唯一一本带有生物工程学附录的小说。在这本书中，南姆告诉我们，2036年版的《牛津英语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将包含一些我们不熟悉的单词。比如，超人类，其定义是“其某一或多个重要方面的能力经过强化，从而超越了普通人类极限的人类”；再比如，后人类，其定义为“经过极端的技术改变的人类，其状态已经超越了超人类，因而不再被视为人类”。按照南姆的《牛津英语词典》的说法，超人类是“在人类演化层面上再进一步”，而后人类则是“人类演化上的又一次重大飞跃”。
南姆所写的故事发生在2040年。他认为，到那个时候，富有的国家里不仅有了大量的超人类，更产生了最初的少数几个后人类。冲突越来越多。充满理想主义、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少年设法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后人类，激发潜能，放下依赖；而保守的美国，作为“世界警察”，试图控制这项技术并保卫原有的人类生存方式；而崛起中的美国的对手试图利用后人类来获得战略优势。在这本书的续集《十字星》（Crux）中，恐怖分子也参与其中，他们使用融合了的人类智能进行政治谋杀。整个世界走到了战争的边缘，各种人类都付出了大量的血的代价。
《联结》和《十字星》都只是故事，但它们很好地描绘出了人类与机器融合或人类通过机器融合之后所带来的混乱，以及摆在我们面前的种种选择的复杂性。比如，如果“世界警察”过于主动，试图严格控制发展，或是在自身已经越过“顶点”仍然不肯放弃“世界警察”的角色，那么，它将面对的是愈演愈烈的反对浪潮、力不从心的无力感以及经济上的衰败，而这些很有可能会给它带来它一直试图避免的军事挑战。如果采取这样的战略，那么我们无疑将输掉死亡博弈的终局。在本书中，我之所以花费大量笔墨探讨所谓西方式的战争方式理论，就是因为这种理论似乎会鼓励过度自信的进取行为。由于有着继承自古希腊时期的军事传统，维克托·戴维斯·汉森告诉我们：“除了他们自己之外，致命的西方军队对其他力量无所畏惧。”但我已经阐述过了，这并非长期历史所表现出来的趋势。实际上，在21世纪，对“世界警察”构成最大挑战的恰恰是非西方的军队。要想维护现有秩序，我们需要依靠的是敏锐的判断力和对资源的合理运用，而不是什么古希腊的传统。
如果说太过主动或保持主动姿态的时间过长会导致我们输掉最终局，那么，在另一方面，太过收缩会收缩得太早则会让失败来得更快。如果“世界警察”擅离职守，那么未来倒未必会像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那样目睹危机的慢慢积累，而更可能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面对突然爆发的大灾难——在那个卑劣而虚伪的10年里，英国这位“世界警察”奄奄一息，美国人不愿意接替英国的未知，而英国的敌手们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惜把一切赌注都押在武力解决的途径之上。从长期来看，“世界警察”必然要收缩，但是如果这一切都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招致灾难。
一切都取决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到“技术统治下的和平”这一转换过程的时机把握，以及“世界警察”在履行其职责期间所面对的越来越多的困难积累情况（如果当前的经济趋势持续下去的话）。我在前面提到过，在21世纪10年代，乃至21世纪20年代，美国仍将保持无可撼动的地位；而到了21世纪30年代、40年代乃至50年代以后，美国就将越来越难以威慑住它的对手。我还提到，大多数未来学家认为，我们可能在21世纪40年代达到人类与机器实现融合的奇点阶段。如果这些预测都成真的话，我们或许就没有什么可值得担心的了。在21世纪20年代，这个世界上的麻烦会越来越多，分歧越来越严重，局势也会越发紧张；而在这一时期，“世界警察”的实力仍然足以承受这些压力。到了21世纪30年代，“世界警察”将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但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统治下的和平”开始将暴力置于解决问题的方案之外，“世界警察”也恰好到了应当收缩的时候。而到了21世纪40~50年代，正当“世界警察”已经无力履行其职责的时候，这个世界也恰恰不再需要它了。万事大吉。
但万事万物的计算机化真的会如此遂人心愿吗？我们距离21世纪40年代仅有30年之遥，即便这30年中发生了剧烈的技术变革，我们也远没法确定我们能否在这30年中将自己与机器融合在一起。不过，未来学家们坚持认为，这种误解根源于人们没有看到技术变革的速度：技术变革是呈指数级增长的，不断地翻倍增长，而不是呈线性增长。他们有时候会说，假设你租了一栋夏日别墅。当你来到这栋别墅的时候，池塘中盛开着一朵美丽的百合花。过了一个星期，百合花变成了两朵；又过了一个星期，就有了4朵。接着，你就很不情愿地回去上班了。又过了两个月的时间，你才终于又有机会继续休假。当你回到这栋别墅的时候，已经有超过1 000朵百合花在迎接你了。你离开时的4朵百合花双倍增长了8次，它们甚至多到把整个池塘遮掩了起来。
假设，在1983年彼得罗夫进行生死抉择的那一年，发生了相当于一朵百合花的技术变革，接着每朵百合花每6年增殖一次。到我写作本书的2013年，百合花已经翻倍了5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拥有32朵百合花——这比1983年时的数量多得多，但远远还不足以遮盖整个池塘。但到了2025年，百合花的数量将达到128朵。到了2043年，也就是库茨韦尔的设想中奇点即将到来之前，我们将有超过1 000朵百合花。最初的池塘——也就是我们，这些未经改良的生物体的人类——将被遮掩在成片盛开的超人类与后人类的技术百合之下。
我们在21世纪10年代中期拥有的那30几朵百合花，代表的就是类似谷歌眼镜、互联网乃至操纵其他老鼠身体的老鼠之类的东西。在人类50 000年以来的生活方式上，这是些不错的小点缀，但也仅此而已。到21世纪20年代末，那时的200朵左右的百合花可能代表着一些时不时会被误认为是人类智能的人工智能、一点点儿心灵感应的苗头以及一些基本上生活在虚拟现实中的人类。但到那个时候，百合花的数量仍然远远不足以遮盖池塘。到21世纪30年代中期，我们将看到曲线拐点（在统计学家的语言中，这一点表示数量增长真正进入迅速增长的阶段）。到那时，每一年人类所看到的变革都会超过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所有变革的总量。到了21世纪40年代，当变革的速度已经快到随时在发生的时候，世界警察就可以退休了。
不过，这些计算的前提是，运算能力的指数级增长将继续按照过去50年中的速度增长。但这一前提没有遵循斯莫利定律：凡事皆有可能，但其实现所需的时间比我们设想的要长。如果斯莫利定律对万事万物的计算机化也有效的话，那么当“世界警察”在21世纪40年代失去对世界的控制的时候，我们可能距离死亡博弈最终局的结尾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即便技术的百合之花的增殖周期从我之前假设的6年仅仅温和增加到10年，那么这也会使得技术曲线拐点的来临时间推迟到21世纪60年代，并且将奇点的到来推后到21世纪80年代。
如果“世界警察”在21世纪40年代跌倒在地，那么随后就将有70年的时间，人类既不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中，也不在“技术统治下的和平”中。在这个斯莫利定律生效了的世界里，全人类不会融入一个单一的超个体中，而是在21世纪50年代融入多个相互不兼容的脑对脑网络中，每一个网络都由一个不同的大国支配。随着这些网络开始争夺中立的市场份额，我们可能会看到19世纪非洲争夺战的高科技版本，各个网络都会试图将对手赶出世界的某一片区域。到那时，气候变化可能会剧烈影响不稳定弧形带，杀手机器人的出现可能会打破力量的均衡局面，与机器融合所需的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可能会成为新的袭击目标。认为自己在技术转型方面拥有暂时优势的国家可能会试图利用这一优势，将自己的意愿用暴力手段强加于他人之上。而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个落后的政府或许会孤注一掷，在敌人的优势变得无可撼动前发动袭击。
末日之战即将打响
战争！将会有什么好处？
但我相信，故事的结尾不会是这样的。
我乐观的依据，是长期历史清晰揭示出的人类的过往纪录。我们没能凭愿望就让战争不复存在，因为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我们非常善于应对死亡博弈中收益的改变。在我们存在于地球之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是好战且热衷于使用暴力的动物，因为这样的性格给我们带来了好处。但自从我们发明了建设性的战争以来的10 000年中，我们在文化上发生了演化，我们的暴力程度变得越来越低，因为这样我们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随着核武器于1945年问世，这场博弈中的收益情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变化，而我们的反应也随之加速。因此，今天一个人死于暴力的可能性是石器时代的大约1/20。
设想一下，假如我在50年前写了这本书，并且在1964年（而不是2014年）出版了这本书——当时，距柏林危机刚刚过去还不到三年，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两年，中国再过几个月就会试验它的第一颗原子弹，美国海军陆战队再过一年就会在越南登陆；假设我还在这本书中预言说，人类已经十分适应死亡博弈中收益的变化，因此在25年之内，苏联就会放弃使用武力，推倒柏林墙，再自行解体，在这些过程中都不放一枪，更不要提使用什么核导弹了。事实将证明我是对的。那么现在，让我们回到现实之中，同样的逻辑让我相信，我们将可以像以往应对常规的博弈那样玩好这场死亡博弈。
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容易，但也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样，很难，因为只有奇点的到来早于“世界警察”的崩溃时，人类才会赢得死亡博弈的终局。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从“这儿”到达“那儿”，那么“世界警察”就必须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保持强大。这就意味着，美国必须在未来的40多年时间里维持其军事开支水平和备战水平，使其仍为一个可以信赖的利维坦。美国必须能够为了保障全球秩序随时准备好进行武力威吓，甚至真的动用武力。但美国在这方面的花费又不能太高，以免导致倾向于主动出击的政治共识瓦解；美国也不能太过咄咄逼人地使用自己的军事优势，免得它的盟友因此疏远它。要应对所有这些挑战，美国人需要让他们的金融体系良好运转，维持经济增长，在基础科学上进行投资，同时继续寻觅与那些引领美国走过冷战岁月的领导人同样水准的领导者。这很简单，但也很难。
万事万物的计算机化进程发展得越快，我们就越有可能在“世界警察”衰微而引发新的钢铁风暴之前实现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到“技术统治下的和平”的转变。但即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就是斯莫利定律生效的情况下，美国也必须随时准备好“付出不论何种代价、承担不论何种负担、面对不论何种艰险”，完成它的使命，就如同约翰·K·肯尼迪在1961年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时一样。在2013年9月，当本书进入制作过程时，2/3的美国人告诉民意调查机构，他们反对在叙利亚使用任何形式的武力；而美国（如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如果一样厌倦了它作为“世界警察”的角色，我们可没有任何后备方案。
总体来看，美国为保障全球秩序而付出的努力将惠及其海外盟友，但不可避免地，有的时候未必如此。这就意味着，美国的盟友们在这场博弈终局中也将扮演重要的角色。有时，它们需要把事实告诉美国，让世界警察听到逆耳忠言；有时，它们需要通过外交、金钱甚至武力手段支持世界警察。最重要的是，它们需要有足够的智慧，知道应该在何时为全球战略牺牲自己的局部利益，要意识到这个整体将大于各部分之和。
而最艰难的抉择，将落在“世界警察”的对手身上。它们变得越富有，它们的行动对于这场博弈终局的结果的影响力就越大。100多年以前，“世界警察”英国的两个最大的崛起中的对手是德国和美国。德国的威廉皇帝认为，他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采取那些会动摇全球秩序的冒险举动，而美国则找到了在保证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仍然能够（至少是大部分时候）支持“世界警察”的办法。“轻声细语，手持大棒。”这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建议。今天崛起的“世界警察”的对手，自己手里就握着大棒。因此，它们的领导人需要在罗斯福和威廉之间选择一个作为自己的榜样。美国可以为对手营造和平发展的空间，同时喝止其鲁莽的冲动，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对手的抉择。但归根结底，如果美国的对手倾向于罗斯福的程度越高，这个世界赢得死亡博弈最终局的概率也就越大。
有一句罗马格言说，如果你想要和平，那就做好打仗的准备。2 000年前，卡加库斯和阿古利可拉在格劳庇乌山选择了兵戎相见，而不是和谈。在这2 000年里，几乎所有事情都发生了变化，但这句格言依然是真理。《战争》这首歌唱错了。战争并非一无是处，因为，尽管我们不情愿去面对这个事实，但是战争是我们所能找到的使人类从暴力死亡率高达10%~20%的石器时代小社会发展到今天暴力死亡率低于1%的巨大的全球化社会的唯一途径。战争让这个星球变得更和平、更繁荣。我们的和平与繁荣程度如此之高，使得战争几乎，但尚未，终结它自己。因此，在这里，我们将看到这个充满矛盾性的故事的最终的一个矛盾：如果我们真的想得到一个战争在其中毫无用处的世界，我们就必须意识到，战争在这一过程中将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1] 按1990年国际美元计价。如果按照当前的市场汇率计算，2011年的全球人均GDP更接近于12 000美元。
[2] 玛尔斯和维纳斯：在英文中，火星（Mars）和金星（Venus）分别也有玛尔斯（罗马神话中的战神）和维纳斯（罗马神话中的爱与美的女神）的意思。玛尔斯和维纳斯为情人关系。
[3] 就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美军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ISIS（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极端主义武装进行了空袭。——译者注
[4] “斯坦”们：指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译者注
[5] 毛拉：对伊斯兰学者的尊称。
[6] 阿亚图拉：对伊斯兰什叶派较高级宗教学者的称呼。
[7] 伊朗人质危机：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后，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占领，数十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被扣留为人质。
[8] 在此，我要再次感谢已经退役的卡尔·艾肯伯里（Karl Eikenberry）将军及欧文堡的将士们为我安排这次访问。
[9] 如果我们将时间段设置为1998~2010年，也就是美国国防开支的最低点和最高点，那么美国的国防开支差不多增长了一倍，但这一增幅还不到同期中国国防开支增幅的1/3。
[10] 对此次邀请我要再次表示感谢。
[11] 我曾于2011年7月受邀做报告，并参与过数次在硅谷举行的会议。在此，我要感谢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前任顾问麦特·巴罗斯（Mat Burrows）和大西洋理事会战略规划项目主任班宁·加勒特（Banning Garret）的邀请。
[12] 这里的用词也是有争议的。空军更喜欢使用“远程控制飞机”，旨在强调它们依然是飞机，而且依然有驾驶员在控制；陆军和海军使用“无人飞行载具”；而民间则喜欢用“无人机”这一说法。作为一个平民，我也更愿意用“无人机”。不过，在军事圈里，drones这个词汇通常指那些用来进行射击训练的自动器具。
[13] 为此，我要再次感谢已经退役的卡尔·艾肯伯里将军和克里奇空军基地的工作人员。
[14] 碳基智能：生物体承载的人类智能。——译者注
[15] 硅基智能：计算机承载的智能。——译者注
[16] 辉格党人史学理论：由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从现状出发，把历史解释为不可避免地朝当前的现状发展的过程——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