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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杀手人猿与嬉皮黑猩猩
1974年1月7日
刚过午后，卡萨凯拉族群的一群好斗分子就悄悄地越过了边界，进入了卡哈马族群的领地。袭击者一共有8个。它们静悄悄地行动，充满目的性——它们此行的目标就是杀戮。当卡哈马族群中的戈地看到它们时，一切都太晚了。
戈地从它采食果子的树上跳开，打算逃走，却被袭击者们逮住了。一个袭击者把它脸朝下按在泥地里，其他袭击者则一边发出狂怒的尖叫，一边殴打他，并且用尖牙撕咬他。暴行持续了整整10分钟。最后，袭击者们用石块砸向他的躯体，然后就走进了林子深处。
戈地并没有死，但是它的脸上、胸口、胳膊和腿上散布着几十处伤口，并且伤口一直在流血。它躺在地上，痛苦地低声呻吟。过了几分钟，它起身躲进了树林。再也没有人看到过它。
这是科学家们第一次观察到，一个族群的黑猩猩会故意寻找其他族群的黑猩猩，并对其发动攻击，再任由它留在那里等死。1960年，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在坦桑尼亚的贡贝开始了世界上最早的在野外研究黑猩猩的项目。在10年中，《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的读者和电视观众们一直对她和“灰胡子”戴维、狡猾的菲洛、淘气的麦克以及其他黑猩猩伙伴们的故事津津乐道。可是，现在人们却发现，黑猩猩也会痛下杀手。
更糟的还在后面。就在接下来的3年里，卡萨凯拉族群的黑猩猩打死了卡哈马族群中全部的6只雄性黑猩猩以及1只雌性黑猩猩；另外还有两只雌性卡哈马黑猩猩失踪了，很有可能也已经死亡；有３只雌性卡哈马黑猩猩在遭到殴打和强奸后，加入了卡萨凯拉族群。最终，卡萨凯拉族群占领了卡哈马族群的领地。戈地的死实际上为这场族群灭绝战拉开了序幕（见图6–1）。
图6–1 杀手人猿？在荷兰阿纳姆动物园的灵长类园中，4头黑猩猩（左侧）在欺凌、威胁并攻击另一头黑猩猩（图右）。照片摄于20世纪70年代末
资料来源：版权所有©弗朗斯·德·瓦尔，摘自《黑猩猩的政治》，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2年。
“贡贝战争”的消息震动了灵长类动物学界。这一事件似乎意义非凡。我们人类与黑猩猩有98%的DNA是相同的。如果两种关系很近的物种做出某种相同的行为，那么这两个物种就很有可能是从一个共同的祖先物种身上继承了这种行为方式。黑猩猩与人类的分道扬镳仅仅发生在750万年前（在演化生物学家看来，这并不算很长的时间）。因此，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天生就爱使用暴力。
20世纪70年代，那还是《萨摩亚人的成年》中的理论大行其道的时代。因此，很自然地，这一发现并不受人欢迎。有些学者把责任推在“带来坏消息的人”身上。他们坚称，是古道尔导致了这场战争。为了让黑猩猩乐于接近人类，古道尔曾经喂它们吃香蕉。批评者们指出，黑猩猩正是为了争夺这丰美的食物，才使它们原本和平的社会环境遭到腐蚀，使其变得充满暴力。
批评很快就变得非常尖刻，就如同拿破仑·沙尼翁在好斗的亚诺玛米人事件中面临的抨击一样（我在第一章中描述过此事）。不过，古道尔不需要像沙尼翁那样等待那么久才为自己洗刷清白。在20世纪70~80年代，几十位科学家投身非洲雨林之中，与猩猩生活在一起［本章中的许多内容，包括贡贝战争的内容，都来自这些科学家中的一员、曾在古道尔手下攻读研究生的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及戴尔·彼得森（Dale Peterson）合著的《雄性暴力》（Demonic Males）一书］。这些科学家采用了更复杂、更少介入黑猩猩生活的观察方式。他们很快发现，不论人类喂食与否，黑猩猩都会进行战争。
就在你阅读这段文字的时候，从科特迪瓦到乌干达，成队的雄性黑猩猩正在它们的领地边境上巡逻着，系统地搜寻着外来的黑猩猩，并对外来者发动袭击。它们安静而有目的性地行进着，甚至没时间进食。在乌干达进行的最近的一次研究中，科学家们使用GPS（全球定位系统）装置追踪黑猩猩。他们发现，在1998~2008年，一个叫作恩戈戈的黑猩猩族群一共发动了几十次突袭，杀死了21只其他族群的黑猩猩，最终兼并了邻近的地盘（见图6–2）。
图6–2 恩戈戈战争，1998~2009年。恩戈戈黑猩猩对邻近的地盘发动了数十次突袭（左图中的黑线），杀死了21只黑猩猩，最终将战事最频繁的地区据为己有（右图中阴影部分）
黑猩猩的武器只有拳头和牙齿，偶尔也会使用石头和树枝。不过，即便是一头上了年纪的黑猩猩，其击打的力量也会超过重量级拳手；而他们剃刀型的犬齿可达4英寸之长。当黑猩猩遭遇敌人时，它们会设法置对方于死地。它们会咬对方的手指和脚趾，打断对方的骨头，撕扯对方的面孔。灵长类动物学家曾经观察到一次非常恐怖的场景：一群袭击者撕开了一个受害者的喉咙，把它的气管扯了出来。
似乎《蝇王》中的观点是正确的：怪兽就是我们的一部分。但就像在新的科学领域经常发生的那样，人们很快发现情况要更加复杂。在第一章里，我提到《蝇王》的故事之后，马上就把叙事的地点从南海转移到了另一个岛屿——萨摩亚，从截然不同的角度叙事。在萨摩亚岛，玛格丽特·米德发现的证据使她相信自己来到了太平洋的天堂，因为这里鲜见可鄙的暴力。在本章中，同样地，我也要把视角从贡贝拉开，沿着磅礴的刚果河行进600英里，来到非洲雨林带的另一个地区：万巴。在这里，我们仿佛跟随爱丽丝穿过了镜子，来到了仙境。
1986年12月21日，灵长类动物学家伊谷原一（Gen’ichi Idani）正在一处林间空地的边缘。他正等待着一个族群的猩猩从这里经过。然而，他却惊讶地发现，有两个不同族群的猩猩同时出现了。如果伊谷原一观察的地点是贡贝，那么他可能会在几分钟之内见到可怕的场景：双方可能会先发出威胁的叫声，然后开始挥舞树枝，佯装冲锋；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发生打斗和死亡。
然而，在万巴，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两个族群的猩猩相隔几码，坐下来盯着对方。过了半个小时，一个来自P族群的雌性猩猩站了起来，从容地通过空地，朝E族群的一头雌性猩猩走去。很快，两头雌性猩猩就面对面地躺下来。两头猩猩都分开了自己的双腿，把自己的生殖器跟对方贴在了一起。她们左右摆动着臀部，动作越来越快，一边摩擦着阴蒂，一边发出哼哼声。不出几分钟，两只猩猩就都开始喘息、尖叫，紧紧地抱住对方，随后陷入痉挛。有那么一个瞬间，两只猩猩都寂静无声，盯着对方的眼睛，随后便精疲力竭地瘫倒在地上。
到了这个时候，两个族群之间的距离消融了。几乎所有的猩猩都参与进来，分享食物，为彼此做清洁，或是发生性行为——雄性与雌性、雌性与雌性、雄性与雄性、年轻的与年老的，全都肆意地用手、嘴和生殖器官摩擦着对方。它们确实做到了要做爱，不要作战[1]（见图6–3）。
图6–3 嬉皮黑猩猩：刚果河盆地，两只雌性倭黑猩猩在进行被科学家称之为生殖器摩擦的行为
资料来源：华盖图库。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伊谷原一和他的同事们观察到，P族群和E族群的猩猩重复这种行为达30多次。他们从未看到过贡贝黑猩猩之间的那种暴力行为。不过，这是因为，万巴的猩猩并不是黑猩猩，至少不是同一种黑猩猩。具体来说，万巴的猩猩是倭黑猩猩，而贡贝的猩猩则是普通的黑猩猩。
在非专业人士看来，这两个物种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倭黑猩猩的体型要稍微小一些，胳膊和腿略长而细，嘴巴和牙齿略小，面孔略微黑一些，头发在中间分开（直到1928年，灵长类动物学家才把倭黑猩猩视为一个单独的物种）。不过，这两个物种间的差别可以帮助我们回答最关键的问题：战争究竟有什么好处，以及人类在21世纪的命运究竟将如何。
倭黑猩猩（为了避免混淆，科学家们通常称它们为bonobo，记者们则经常叫他们嬉皮黑猩猩）和普通黑猩猩（通常就称作黑猩猩，不加任何限定性形容词）的DNA基本相同，仅仅在130万年前才分成两个不同的物种（见图6–4）。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两个物种的基因与人类基因的差别是相同的。如果黑猩猩之间的战争暗示人类或许是天生的杀手，那么倭黑猩猩的狂欢活动则暗示人类是天生的情种。照这么说来，阿古利可拉和卡加库斯就不应该在格劳庇乌山大动干戈，而是应该扯掉自己的托加，抱在一起大秀恩爱。
如果我们能解释清为什么阿古利可拉和卡加库斯在83年选择兵戎相见而不是友好相见，我们也就能弄清楚为什么我们在历经了10 000年“宁愿动手，不愿动口”的暴力史之后，人类却没有更进一步地在20世纪后期把地球炸成碎片。我们还将能看到，或许我们可以在21世纪延续这一纪录。不过，这个事情说来话长——长达38亿年。
图6–4 家族谱系：人科动物自1 500万年前的演化进程
死亡博弈
起初，世间都是滴状体。
至少，生物学家经常这样称呼它们：由粗膜联结的碳基分子短链。通过蛋白质和核酸之间的简单反应，这些滴状体大约在38亿年前开始形成。它们吸收化学物质，越长越大，直到体积超过了膜所能容纳的范围，它们就会分裂成多个滴状体。当滴状体分裂的时候，组成滴状体的化学成分会按照RNA（核糖核酸）中编码的方式来组合成新的滴状体，RNA负责指导蛋白质的工作。听起来很枯燥，但这就是生命的开始。
达尔文将生物演化定义为“经过改变的传承”。RNA（在人类这样的复杂生命体中扮演这一角色的则是DNA）将基因编码近乎完满而又并非完美地复制下来，随机地引发一些基因突变。多数的突变并不会对滴状体产生什么明显的影响；一些突变则是灾难性的，会导致滴状体解体（或者可以说，杀死了它们）；另一些突变则使得滴状体可以更好地进行复制。经过漫长的岁月，复制效率更高的滴状体就在数量上压倒了复制效率较低的滴状体。
生物演化或许是世界上唯一比战争还要充满矛盾的事物。自然选择是一场竞赛，但合作却是赢得这场竞赛的最大秘诀。如果我们把这场持续了38亿年的竞赛简短地归纳起来，那么它就是越来越复杂的碳基生命体以各种非凡的方式进行合作和竞争的演化史。
经过3亿年的随机基因突变，产生了能够相互巧妙合作、从而组成细胞（围绕着DNA聚集的更加复杂的碳基分子簇）的滴状体。由于可以从地球的原始海洋中汲取能力，细胞在竞争中胜过了滴状体。到距今15亿年前，细胞变得更加复杂了。在之前的20亿年之中，所有的生命体都是依靠复制进行繁殖的，而基因复制中的错误则是发生改变的唯一机会。而新的细胞可以通过有性繁殖进行合作，分享自身DNA中所携带的信息。有性繁殖极大地丰富了基因池中的种类，从而把演化推上了快车道。距今6亿年前，一些细胞已经可以十分彻底地分享自身的基因信息，这些细胞以至少百万级的数量共同组成了多细胞有机体（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包含着大约1 000亿个细胞）。
动物体中的细胞通过发挥不同的功能实现合作。一些变成了鳃和胃，使得机体可以用新的方式处理能量；一些变成了血液，从而可以在机体内运送能量；另外一些则变成了甲壳、软骨和骨头。到了距今4亿年的时候，一些鱼类的鳃部变成了肺，它们的鳍则变成了脚，从而使它们登上了陆地。
生成鱼鳍或脚的细胞并不与生成胃或骨头的细胞竞争，而是与它们合作，共同组成一个生物体，从而可以更好地与其他细胞群进行竞争，获取动物体所需的能量。结果就是带来了一场演化军备竞赛。这场竞赛耗时数亿年之久，一些细胞进行分化，对光线、声音、触觉、味道、气味变得格外敏感，从而形成了眼睛、耳朵、皮肤、舌头和鼻子，使得动物体可以获得信息决定要去哪儿和要做些什么。神经将这些信息送往一个点，这个点通常位于动物体的前端。在这里，神经聚集起来，组成了小小的脑。
那些能够感知到自身，即知道自己的皮肤在哪儿、它们自己与世界的边界在什么地方的动物通常会比其他动物更容易赢得竞争，而那些对自身感知得更好的动物则更具竞争优势。脑开始将它所栖身的动物体视作一个个体，它开始产生希望、恐惧和梦想。动物体变成了自我，从而产生了意识。
这一盲目而无方向的经过改变的传承持续了30亿年，将碳滴状体演变了诗人、政治家和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这看起来确实像是某种奇迹。因此，在达尔文的时代之前，几乎每一个在地球上生存过的人类都把生命的奇迹归功于上帝（或众神）之手，我们对此也无须感到讶异。然而，这个令人惊叹的故事也有其黑暗的一面。
大约在4亿年前，某种鱼的嘴部长出了软骨质的牙齿。这些牙齿长在足够结实的颚部，也足够锋利，因此可以咬下其他动物身上的肉。这些早期的鲨鱼在争夺能量的竞争中找到了一条捷径——它们可以通过吃掉其他动物取得其身体中储存的能量。如果这些早期的鲨鱼遭遇了与自己争夺食物或是配偶的其他同类，它们也可以进行搏斗。牙齿将竞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作为回应，其他动物要么长得大到足以自卫，要么变得快到可以逃脱，要么自己也长出牙来（或是刺、毒液囊，陆地上的动物则长出爪子和獠牙）进行反击。暴力出现了。
世界并没有因此变成一个各种动物随意相互搏杀的地方。当一个动物遭遇了另一个可以进行反击的动物时，它在发起攻击之前就会思量再三。长了爪牙的动物会咆哮，露出牙齿，竖起羽毛或毛发威吓对方，而非直接相互攻击。如果虚张声势未能起到作用，对方没有退缩、逃跑、游走或是飞走，那么双方就会开始角力或是顶头，直到一方意识到自己即将落败从而求饶。但这样的打斗是有风险的，经常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每个物种都演化出了表示屈服的复杂信号，从而避免打斗真的发生。这些信号包括匍匐在地、露出肚皮或是臀部，甚至吓尿。
如果我们能解释这种行为，我们就能解释在本书的前五章中看到的大部分人类行为。不过，要解释这种行为，我们就要从生物学领域转移到数学领域。数学家们会告诉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两只动物同时遇到一块美味的食物，或是一名合适的异性，那么它们是否为此而展开搏斗呢？在做出这个决定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因素可能会发挥作用，因此没有哪两只动物会做出完全相同的选择。就拿我养的两条狗来说吧。毛毛认为每条狗都是它的朋友，所以它遇到任何狗的时候，都会疯狂地摇着尾巴，东闻闻西嗅嗅，还会去舔对方。而另外一条狗米洛，则认为其他的狗（除了毛毛之外）都充满敌意。因此，它就会冲其他狗狂吠，甚至扑上去，把拴它的绳子拉得紧绷绷的。如果有机会，它会先去咬对方，然后再说什么嗅一嗅的事情。
不过，数学家们发现，在近乎无穷种个性和相遇情形的背后，暗藏规律。搏斗会带来一定的后果，对参与者的基因能否延续下去产生影响。有时候，这种影响是直接的。例如，胜利者可能会获得生育的权利，从而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而失败者可能会在搏斗中受伤、死亡，从而无法延续其基因。不过，更多的时候，这种影响是间接的。胜利者可能会得到食物，从而为以后的生育储存更多的能量；它也可能会赢得威望，使其在异性看来更具吸引力，而在对手看来更令人生畏。失败者则可能要忍饥挨饿，或是颜面扫地。
动物（包括人类）很少能在面临挑战的时候如此冷静地计算。我们的行为通常受到激素的驱使，而这些激素正是演化出来让我们做出迅速的决断的。化学物质充斥了我们的大脑。我们可能会惊慌失措、落荒而逃，也可能会摇着尾巴、寻求协商的办法，或是勃然大怒、热血沸腾，狂怒着冲上前去。每个动物做出的选择都会影响它将基因传递到下一代的概率。而伴随着不懈的自然选择，那些有利于基因传递的行为会逐渐取代那些不利于基因传递的行为。
数学家会告诉我们，不妨把这些冲突都视作游戏。我们为某个动物可能采取的各种行为打分，记在分数表上。博弈论（科学家就是这样称呼这种方式）极大地简化了现实，但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每一个物种，包括人类自身，是怎样在搏斗、惊吓和逃跑之间取得平衡的。
在这里，我要借用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其畅销书《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s）中所举的一个例子。假设一只动物赢得了一场冲突，那么它就可以得到50分；而输家只得到0分；在冲突中受伤的动物扣100分；参与旷日持久的长时间冲突（这些时间本可以用来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在其他地方寻找食物或配偶）扣10分。
如果遭遇双方是鸽派（不是鸽子，而是代表那些永远不会选择搏斗的动物个体），那么它们就不会发生搏斗。双方都想要配偶和食物，于是就出现了僵局。双方只会瞪着眼睛，试图威吓对方，直到一方失去了耐心而离开。此时，胜利者可以获得50分，但是因为浪费了很多时间，所以还要再扣掉10分，因此其净得分是40分。而退缩的一方则只得到–10分。在成千上万年中发生了千百万次这样的冲突之后，每方的平均得分是15分（胜者的40分加上败者的–10分，再除以2）。
但其中的一个如果不是鸽派，而是鹰派（当然，也不是真的鹰，用来指代那些总是选择搏斗的动物）呢？鹰派既不会选择虚张声势，也不会选择干瞪眼，而是会发动攻击。于是，鸽派就逃走了。如果鹰派在每一次的冲突中遭遇的都是鸽派，那么鹰派动物总是能赢得50分（因为它没有浪费时间，所以不会扣分）。这一得分可比鸽派策略的平均得分（15分）高多了。结果就是：鹰派的基因会传播得更广。
然而，演化的矛盾性此时就会出现。随着鹰派动物的增加，鹰派动物遭遇另一只鹰派动物的概率也会增加，于是双方就都会发动攻击。其中一只鹰派动物会获胜（得50分。为了简化运算，我们假设它没有受伤），而另外一只鹰派动物会负伤，从而失去100分。因此，双方的平均得分就是–25分（50–100，再除以2）。
在这种情况下，此时剩下来的鸽派动物就占据优势了。因为鸽派动物永远都选择逃走，所以它们的分数永远都是0分，这个分数要比鹰派动物的–25分好得多。根据道金斯设置的评分体系，基因库最终会趋向一个最佳平衡位置——这被生物学家称作进化稳定策略——每12只动物中，会有5只鸽派、7只鹰派。
由于存在随机的突变、运气因素和各种各样的其他因素，真实的数字经常会偏离这个平衡点，但随后这场死亡博弈又会把数字拉回来。每一个物种中，包括我们人类自身，都会有一些极端者，就像毛毛和米洛一样，但是大部分成员都会处于两端之间的某处，再被这场死亡博弈用其特有的手段——暴力——推向进化稳定策略。
这场抽象的死亡游戏揭示了每种动物使用暴力行为背后的原则。这意味着，人类自身的暴力，就像其他物种一样，一定是在演化过程中进行适应调整的结果，是我们千百万年前的祖先的习惯性行为经历了各种变化传承下来的。不过，与此同时，博弈理论也揭示了人类暴力的独特性。我们通常不仅仅会赶跑对手，而且还要杀掉对手。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的胜利者往往比那些接受对手降服的胜利者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嗜杀者在死亡博弈中得到的平均分数理应低于其他人。而那些在搏斗中逃走的人可以活到第二天，可以再次参与搏斗；而那些在看到对手屈服的信号之后就任由失败者逃走的胜利者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就必须要问，为什么当戈地在1974年的贡贝从树上跳下来想要逃命时，卡萨凯拉族群的黑猩猩们却要追上它，按倒它，再把它打死呢？为什么它们要继续杀死卡哈马族群中其余的雄性成员呢？为什么在黑猩猩的进化稳定策略中，它们一定要向对手使用致命的暴力呢？为什么人类也要这样做呢？
[2] " class="reference-link">我的朋友们帮了一点儿忙[2]
部分原因显而易见。杀死戈地的袭击与博弈理论的抽象实验有一点重要的区别：它们是8个对1个。来自卡哈马族群的黑猩猩并没有取胜的机会，而袭击者走开时身上顶多会有一两处抓伤而已。在卡萨凯拉族群中，有一只黑猩猩老得连牙齿都快磨光了，但在这样的情形下就连它也愿意加入这场屠杀。
8个对1个的袭击是一种特殊种类的暴力，只有能够相互协作、组成团体的动物才能做到这一点。实现这样的合作与竞争的混合关系，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演化。35亿年前，一些滴状体很好地进行了合作，从而组成了细胞，因此它们可以比原始的滴状体更好地取得能量。大约15亿年前，一些细胞很好地进行了合作，从而可以进行有性繁殖，从而比无性的细胞产生了更多的变异和后代。6亿年前，一些复杂的细胞很好地进行了合作，组成了多细胞的动物，从而在延续基因的竞争中取得了更大的优势。但直到1亿年前，这些动物中的一些才把合作上升到了新的高度，组成了由多个动物构成的社会。
生物学家把它们称为社会动物。所有的鸟类和哺乳类动物都多多少少有一些社会化的习性，母亲和幼崽可以形成有力的联系。不过，只有几十个物种的社会化习性能超越这一水平。它们组成永久性的社群，社群成员的数量少至几十个，多到数十亿，其中的每个成员都在劳动大分工中发挥着自己的功能。只有社会动物才能组成团体，共同从事同一项活动，比如杀死戈地。
人类，作为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是高度社会化的。与人类相似的还有海豚、虎鲸和人类以外的猿类。这些物种在智力方面也很突出。不过，在我们得出智力决定社会化习性的结论之前，我们应该记住，蚂蚁既是最为社会化的动物之一，也是最愚蠢的动物之一。蚂蚁之间的协作达到了很高的程度，生物学家甚至将蚁群称作超个体。在这些超个体中，上百万只昆虫协作起来，仿佛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只巨大的动物。不过，研究蚂蚁的专家将这些超个体称作本能文明，因为蚂蚁个体在智力层面十分低下，蚂蚁头部的神经节甚至算不上是脑。
目前，已知的蚂蚁种类大约有1万多种，而且还有更多的种类有待归类。有些种类的蚂蚁十分和平，有些则经常进行打斗。在动物的身体里，有的细胞会变成血液，有的细胞会演化成牙齿。与之相类似地，每个蚁群中都会有一些雌蚁变成可以繁殖后代的蚁后，其他的雌蚁则变成没有生育能力的工蚁。而在好战的种类中，还会有一些蚂蚁成长为兵蚁。它们不会真的思考自己在做些什么，仅仅靠着气味的驱使就会进行野蛮的战争。
由于蚂蚁的种类如此繁多，它们的行为方式也各有不同。不过，最为常见的一种行为方式是，兵蚁会用它们的触角（其功能类似于我们的鼻子）去触碰蚁群中的工蚁。如果有些从事采集工作的工蚁在上午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兵蚁就会察觉到这些工蚁的气味的消失。作为反应，兵蚁就会离开蚁穴，去对付耽误工蚁返回的任何事物。如果已经有大约1/5的兵蚁出动，空气中的化学物质就会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点。此时，剩下的4/5的工蚁就会作为预备队留在蚁穴中，以防其他的蚁群察觉到这个蚁穴防御松懈，进而乘虚而入。
如果远征军发现敌对的蚂蚁正在屠杀走失的工蚁，它们也不会立刻对敌人发动攻击。兵蚁们会先继续进行触碰和嗅气味。如果发现己方的数量多于对手，它们就会发动攻击，用自己的颚部夹住敌人的腹部，把它们咬成两半（见图6–5）；如果势均力敌，它们会与敌人对峙，并且舞动它们的触须；如果发现己方寡不敌众，它们就会逃回蚁穴；如果数量对比非常悬殊，那么实力强大的一方可能会攻击弱小一方的巢穴，屠杀它们的蚁后和兵蚁，再把卵劫走，作为奴隶养大。
图6–5 六腿战士：坦桑尼亚，两只蚂蚁在进行死斗
资料来源：版权所有©穆罕默德·马赫迪·卡里姆。
生物学家从中得出了三个结论。第一，不论是低智力的蚂蚁，还是高智力的猿类，其中的一些种类都会进行致命的群体作战，而另外一些种类则不会。这就说明，聪明的大脑既不是一个物种进行此类行为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其充分条件。第二，我们可以认为，社会性是进行致命的群体作战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具有社会性的动物才能组成群体进行合作，以悬殊的比例以众暴寡，如此一来，它们可以安全地进行死斗。第三，社会性并非致命暴力的充分条件，因为有些具有社会性的猿类和蚂蚁并不会组成凶杀团伙。
在动物将杀戮作为其进化稳定策略中的一部分的过程中，一定有别的因素提高了进行致命暴力行为的回报。从蚂蚁和猿类的自然历史中，或许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因素就是领地。如果动物们需要争夺珍贵的领地，那么杀死敌人带来的回报就会增加。在贡贝战争中，每当卡萨凯拉族群的黑猩猩进入卡哈马族群的领地中进行袭击时，卡哈马族群的黑猩猩都会进行报复，进入卡萨凯拉族群的领地中发动袭击。如果在1974年1月7日，卡萨凯拉族群的黑猩猩未能杀死戈地的话，那么戈地肯定会加入下一次的反击。但如果它们杀死了戈地，它们就可以确保他没有机会这样做了。如果它们能够杀掉卡哈马族群所有的雄性，它们就可以夺取卡哈马族群的领地和残存的雌性黑猩猩。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战争最大的矛盾性之一。对那些社会化程度高到可以安全地进行杀戮的蚂蚁和猿类来说，领地观念增加了杀戮带来的回报。然而，到了冰河时期的末期，人口的增长和农耕的发展使得幸运纬度带上的人类社会遭遇了囚笼效应——领地观念的极端形态。囚笼效应使我们的祖先开始进行建设性的战争。而在建设性的战争中，选择不杀掉被击败的敌人所带来的回报却增加了。那些懂得接受敌人的臣服，并将败者吸纳进自身之中的社会开始变得更安全、更富庶，并且可以在竞争中胜过其对手。最终，这些社会中的某一个会变成“世界警察”。
在本章的末尾，我会再来论述这个吊诡的结果。现在，我要把重点放在这样一个事实上：黑猩猩、倭黑猩猩和人类尽管有区别，但都是社会化的动物，都有领地观念，而且都是从同一个祖先演变而来的（这个共同的祖先通常被称作祖猿）。很显然，这个先祖物种可以演化出截然不同的进化稳定策略。在距今700万~800万年前，出于某种原因，黑猩猩和人类走上了通往暴力的道路。随后，大约在距今130万年前，出于某种原因，倭黑猩猩不再对同类使用暴力（不过，它们仍然会为了肉食而捕猎猴子。此外，在一个让人颇为不安的例子中，几头成年的倭黑猩猩分食了一只死去的倭黑猩猩幼崽，而幼崽的母亲更是一马当先）。最后，在过去的10 000年中，人类又出于某种原因，选择减少暴力的使用，以应对囚笼效应。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人猿星球
首先，我想看一看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分道扬镳。根据对这两种猩猩的DNA研究，这一过程大约开始于130万年前，这比人类和祖猿分手的时间（750万年前）要近得多。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对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分道扬镳知之甚少，因为在这一过程的发生地——热带雨林之中，化石很难保存下来。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寻找间接的证据。
DNA分析表明，仅仅在200万年之前（“仅仅”是在生物演化这个意义上说的），今天已经灭绝了的祖猿还在非洲中部的雨林中活动，这个雨林带的面积相当于美国的本土面积。但好景不长，在接下来的50万年中，随着气候几度变迁，东非一个巨大的内陆湖决堤了。湖水朝着西方和北方奔向大西洋，于是就成了今天雄伟磅礴、河面宽度超过一英里的刚果河。对于猿类来说，这条大河是无法逾越的。因此，河流就把祖猿的王国一分为二了。到了距今130万年前，刚果河北岸的猿类就演化成了黑猩猩，而南岸的则演化成了倭黑猩猩。
河两岸的森林大体相同，两边的猩猩们都主要靠吃水果、种子和猴子（如果抓得到的话）为生。不过，在刚果河以南，最终演化成了倭黑猩猩的猿类丰富了它们的食谱，开始食用嫩叶和树根。为了适应这样的食物，它们的身体发生了变化，长出了用来咬碎叶子的带有长刃口的牙齿。叶子和树根没有水果、种子和猴子肉好吃，但是数量更充足。因此，在饕餮大餐之间，树叶和树根可以让倭黑猩猩们免于挨饿。用生物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的话说，树叶和树根是倭黑猩猩的“零食”。
为什么倭黑猩猩开始食用这些零食，而黑猩猩则没有这样做？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还存在争议。不过，兰厄姆和戴尔·彼得森在他们合著的《雄性暴力》一书中提出，这是因为同样食用树根和树叶的大猩猩在刚果河以南灭绝了，但仍然生活在刚果河以北。因此，刚果河以南的这支祖猿在采食树根和树叶方面就没有竞争者，从而使得任何能让该物种更善于进食这些食物的基因变异都更容易流传开来。这些变异充满了基因池，最终使得这些祖猿演变成了倭黑猩猩。而在刚果河以北，祖猿们仍然与大猩猩生活在同一区域。如果有哪只体重仅在100磅左右的祖猿敢为了一点儿树叶去挑战重达400磅的大猩猩，那么它的基因就很难延续下来。因此，黑猩猩就不会去吃这些食物。
其他的灵长类动物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比如，刚果河两岸的气候略有差异，或是好的食物的分布密度有所不同。因此，对倭黑猩猩来说，长出新的类型的牙齿来适应新的食物是有意义的，而对黑猩猩来说则是没有意义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数据的增加，科学家们最终肯定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食谱上的差别，而是这种差别造成的后果。因为，食用“零食”让倭黑猩猩走上了和平与爱的“阳关道”（虽然听起来很荒唐），而黑猩猩则走上了暴力的“独木桥”。
当倭黑猩猩找不到水果和其他它们更喜欢的食物时，它们可以靠树叶和树根填饱肚子。因此，倭黑猩猩通常在一个庞大而稳定的群体中生活（通常包括16只倭黑猩猩）。而黑猩猩则通常在小群体里生活，群体里一般只包括2~8只黑猩猩，因为它们没法找到足够的食物供养更庞大的群体。在1974年，戈地独自行动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但这种独自行动的行为对黑猩猩来说是很常见的。而在倭黑猩猩看来，这样的行为是很反常的。因此，倭黑猩猩几乎永远不会处于以一敌八的窘境之中。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黑猩猩团体在采集食物时会以十分特殊的方式分散开。雄性的行动速度比雌性快（尤其是当雌性怀孕的时候），因此雄性通常组成单一性别的团队出行。而雌性则经常单独采集食物，因为它们的移动速度太慢，没办法在一天之内采集到足够供养更多黑猩猩的食物。这种情形与有着吃不完的“零食”的倭黑猩猩形成了鲜明对比。倭黑猩猩的团队不仅庞大而稳定，而且通常由同等数量的雄性和雌性组成。
这样一来，由于缺乏零食，黑猩猩的土地上就会上演丑陋的一幕。由6只雄性黑猩猩组成的团队经常会遇到单独行动的雌性黑猩猩。雄性并不一定总会强奸雌性，但这种事情发生的频率还是很高。在这种情况下，雌性并没有击退袭击者的机会。打斗往往发生在那些雄性之间，它们会为谁来接触雌性黑猩猩发生争执。
在过去的100多万年里，由于黑猩猩无法靠零食存活下去，雄性黑猩猩演化出了两种十分特别的特性：十分好斗和巨大的睾丸。由于经常会发生强奸，所以好斗的雄性更有可能传播其基因；由于雌性黑猩猩经常要在一天之内与多名雄性黑猩猩发生性关系，所以拥有大睾丸的雄性黑猩猩就会具有生殖优势（因为它们可以排出更多的精子，增加其精子使卵子受精的概率）。
在猿类进化过程中，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生物学家甚至为其创造一个全新的学术分类，叫作精子竞争理论。平均而言，黑猩猩的睾丸十分巨大，重达1/4磅；而体型是黑猩猩4倍的大猩猩，其睾丸重量仅为1盎司。这是因为，最有权势的雄性大猩猩可以独自享有多个雌性，因此几乎不会面对来自其他大猩猩精子的竞争。
由于雌性倭黑猩猩也会有多个性伴侣，雄性倭黑猩猩像雄性的黑猩猩一样，在让雌性受孕方面要面临竞争。因此，倭黑猩猩也拥有巨大的睾丸。然而，与黑猩猩不同，倭黑猩猩的精子竞争几乎完全不存在暴力因素。雄性倭黑猩猩的数量很少会超过雌性的数量。如果一只雄性倭黑猩猩的求偶行为过激，那么其他的雌性倭黑猩猩就会联合起来把它赶跑。（雌性黑猩猩有时候也会联合起来对抗强奸者，但是有效程度远逊于倭黑猩猩。）
雄性倭黑猩猩并不依靠相互之间的角逐赢得精子竞争，而是通过让雌性喜欢自己的方式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方法之一，是当一个好儿子。倭黑猩猩母亲会在雌性倭黑猩猩之中大打友谊牌，以确保它们的儿子能找到女朋友。在倭黑猩猩的国度里，“妈妈的乖儿子”总是最先大功告成。
经过100万年左右的时间，作为鸽派的收益在倭黑猩猩之中迅速增加。性格温和的倭黑猩猩继承了这片雨林。不论是雄性还是雌性，倭黑猩猩都演化得更小、更纤弱，也比黑猩猩更友善。“以我的经验来看，”罗伯特·耶基斯（Robert Yerkes）——灵长类动物学的创始人——曾这样谈到第一只被抓到的倭黑猩猩——猩王子，“我从未遇到过哪个动物能在身体的完美性、机敏性、适应性和温和的性情方面能达到接近猩王子的程度。”至于猩王子是不是也这样看待耶基斯——这个把它锁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并且训练它坐在一张小桌旁用叉子进食的人，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裸猿
大约750万年前，猩王子和耶基斯的祖先在进化之路上分道扬镳。大约在那个时候，生活在非洲中部大雨林地带边缘的猿类开始演化得越来越不像祖猿，而越来越接近于我们人类——唯一有能力控制体内的怪兽的动物。
又一次，食物似乎成了事情的中心要素。在雨林的边缘地带，气候比较干燥，雨林先是过渡为草木丛生的地带，接着又变成了开阔的稀树草原。在这里，果树比较稀疏。因此，如果猿类要在这里生存，就必须找到新的食物。逆境是进化之母，随着猿类需要适应新的环境，各种各样的基因突变涌现了出来。人类学家们给了这些生物绝妙的、充满异域风情的名称：他们把生活在雨林以北的称作乍得沙赫人，把生活在雨林以东的称作地猿，并把生活在雨林其他边缘地带的称作南方古猿。不过，在这里，我将把它们统称为原人。
在非专业人士看来，原人的骨骼看起来很像其他猿类的骨骼，但重大的变化已经开始发生了。在几百万年之中，它们的臼齿变得更大、更平，并且包裹上了厚厚的珐琅质。如此，它们的臼齿就非常适合咀嚼又硬又干的食物。化学分析显示，这些食物包括植物的块茎和草根，它们都是碳水化合物的良好来源，而且即便在干燥的时期里也能采集到，而此时植物在地表上的部分都已经枯萎了。猿类所需要做的，只是把它们从土里挖出来，再进行咀嚼。这样一来，如果某种突变能让原人的手更加灵活，那么也就意味着原人就变得更胖、更强壮，而且很可能更加擅长搏斗。将这些优势加在一起，这样的原人也就更有可能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
对踝关节的解剖学研究和原人的足印研究（它们走过柔软的灰泥时会留下足印，然后硬化成石）表明，这一转变早在40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原人开始用它们的后腿走路，解放出来的前肢最终演化成了胳膊。不过，这些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差异依然很大。它们只有4英尺高，很可能浑身都是毛，而且很多时候在树上生活；即便会的话，它们也极少制造石质工具；它们肯定不会说话；雄性原人的睾丸大小很可能还跟黑猩猩或倭黑猩猩的一样大。
不过，不论原人有多么像猿类，它们演化出了越来越大的脑，而这弥补了它们诸多接近于猿类的特性。距今400万年前，南方古猿的脑灰质部分为22立方英寸（少于现代的黑猩猩，现代黑猩猩的灰质不妨通常为25立方英寸）；距今300万年前，南方古猿的脑灰质部分增加到了28立方英寸；又过了100万年，这一数字达到了38立方英寸。（今天，我们人类的平均脑灰质体积为86立方英寸。）
大的脑比小的脑更好，这似乎是无须多言的。不过，演化的逻辑要比这复杂得多。脑是个颇为耗费能量的器官。通常来说，我们的脑只占身体总重量的2%，但是其消耗的能量比例达到了20%。只有当增加的脑组织能够为生物带来其所需的更多食物时，这种变异才可能传播下去。这在雨林的中心几乎从来不会发生，因为那里的猿类不需要像爱因斯坦那么聪明就能找到树叶和果子。然而，在干燥的林地和稀树草原，脑力和食物获取量一同增长，形成了良性循环。聪明的林地猿类懂得如何挖出树根和块茎，而这些食物提供的能量可以供养更大的脑；因此而变得更加聪明的猿类找到了更好的捕猎方式，而捕猎获得的肉类又可以为高耗能的灰质细胞提供能量。
凭借着更强的脑力，原人们开始发明武器。现代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懂得用木棍和石头捕猎或互相殴打，但是在240万年前，原人们就已经意识到，它们可以通过卵石的相互击打来磨制出锋利的刃。一些痕迹表明，原人们使用这些石斧把动物的肉从骨头上剥离下来；不过，我们迄今还没有发现它们使用这种武器相互砍杀的证据。
通常来说，生物学家将超过38立方英寸的脑容量和制造工具的能力作为一个分水岭，达到这两项指标的猿类就会被视为“人属”（Homo即拉丁文中“人”）。我们人类（Homo sapiens即拉丁文中的“聪明的人”）就属于这一属。在接下来的50万年中，人属动物的外观和行为变得越来越接近于现代人类。大约在距今180万年前，在1 000多代“人”的一段岁月中（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人属动物的成年个体平均身高突破了5英尺。它们的骨头变得更轻，下巴向内收缩，鼻子则更加突出。两性差异——雄性和雌性的体型差距——减小到了今天人类的水平。原人从树上下来，完全在地上生活了。
生物学家们将这些新的动物称作匠人（Homo ergaster即拉丁文中的“工作的人”），以此体现它们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技能。有些工具和武器十分精美，是用精挑细选的石头经过木质和骨质“锤子”精细加工后制成的。这样的劳动需要制作者拥有良好的协调能力和计划能力，自然，也就需要更大的脑（距今170万年前，它们的脑容量已经达到了53立方英寸）。
匠人获得了更大的头，却做了特别的一项交换：它们的肠子变得更小了。早期的原人，其胸腔会在下端向外展开，就像今天的猿类一样，如此才能容纳体积巨大的肠子。而匠人的肋骨则更接近于今天人类的肋骨（见图6–6）。这样一来，留给肠子的空间就变少了。这可给人类学家出了一个难题。猿类拥有体积巨大的肠子，因此它们可以消化赖以为生的多纤维植物。而更小的肠子意味着，匠人从这些食物中所能获取的能量会减少，而匠人更大的大脑却需要更多的能量。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图6–6 美丽身段：图左，是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完好的匠人骨骼（它被称作图尔卡纳男孩），属于一名死于150万年前的、大约10岁的男孩；图右，是著名的露西，它是生活在320万年前的成年雌性阿法南方古猿
我们可以很确定地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匠人是最早可以随意生火的原人，并且懂得利用这项技能烹饪食物。经过烹饪的食物更容易消化，因此它们就不需要体积巨大的肠子、又大又平的牙齿和强有力的下颌。而这些都是之前的原人所必需的，否则它们无法咀嚼生的块茎、根和草。这些特征现在都消失了。
理查德·兰厄姆在他非凡的著作《生火》（Catching Fire）一书中指出，这可以算作人类暴力演化史中的转折点，就好比零食对于倭黑猩猩的意义。经过多年在雨林的观察，兰厄姆发现，每当一头黑猩猩抓到一只猴子，或是找到了特别好吃的面包果时，雄性黑猩猩就会从周围突然出现，并经常招致打斗。即便是性格温和的倭黑猩猩，在享用猴脑的时候也经常会被推推搡搡的乞食者打搅。兰厄姆认为，很难想象这两种动物要怎样才能烹饪，因为在这一过程中，食物早就被偷光了。这样一来，烹饪技能对这两个物种来说就得不偿失，因此也不会传播开来。兰厄姆指出，这说明，烹饪行为的流行必然伴随着另一项重大的变化：原人不再像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那样生活在一个个体数量众多、性关系混乱的群体中，而是开始一雌一雄成对生活。
当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外出觅食时，雌性和雄性都兼任着猎手和采集者的职务，因此它们是各自为政的。然而，在现代人类的捕猎采集社会中，男性通常负责几乎全部的狩猎工作，而女性则负责几乎全部的采集工作，随后再把他们的各自所得拿出来，供彼此和子女分享。世界各地的人们行为方式略有差异，但几乎在每一个捕猎采集的社会之中，烹饪都是女性的职责，而男性则负责威胁乃至攻击胆敢窃取这对夫妇的食物的人。这样一来，偷窃食物的代价就提高了，从而改变了进化稳定策略。家庭取代了群落，成为社会的基础。人们演化出了复杂的有关资源分享和礼数的规则，以照顾长者、孤儿和其他失去了家庭照顾的人。
这些变化也给原人的性行为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我们的祖先不再像猿类一样过着混乱的性生活，而改为成对生活。因此，男性传递基因的策略也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争先恐后地拼命把自己的精子尽可能多地注入女性体内，而是开始学着去献殷勤和给予。对于匠人来说，重达1/4磅的睾丸就像体积巨大的肠子一样成了昂贵的奢侈品。对于男性匠人来说，他们仍然面临着来自勾引女性者和强奸者的精子竞争，因此他们的性腺不能像独享权势的雄性大猩猩那么小。不过，到了现代，人类的睾丸还是缩小到了只有1.5盎司重。
除了失去了巨大的阴囊之外，男性原人还失去了倭黑猩猩和黑猩猩阴茎上一个令人厌恶的特征：侧面的一个小刺。这个小刺用来把以往的精液残留从女性的阴道内刮出去。鉴于倭黑猩猩和黑猩猩都长有这种刺，那么我们共同的祖先可能也有这种刺。原人不再生有这种刺，因为他们不再需要它。不过，原人长了体积巨大的阴茎。人类勃起后的阴茎平均长度约为6英寸，而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长度只有3英寸，大猩猩甚至只有1.25英寸。女性原人则长出了巨大的乳房。比起其他猿类胸前的“小土丘”，女性原人的乳房简直就是山峰。
鉴于这些解剖学上的特征，曾经在伦敦动物园担任过灵长类动物馆管理员的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在其名作《裸猿》（The Naked Ape）一书中总结道，人类是“现存最性感的灵长类动物”（这是50年前的论断，当时灵长类动物学家们尚未发现倭黑猩猩的狂野行为）。不过，动物学家却无法就为什么人类的乳房和阴茎长得如此之大达成共识。（贾雷德·戴蒙德曾说：“20世纪的科学竟然无法得出一个拿得出手的‘阴茎长度理论’，真是令人发指的败笔。”）不过，比较浅显的一种猜想是，既然人类不再通过搏斗获取配偶，而改用向异性献殷勤来赢得配偶，那么展示自己在性方面的健康程度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不论这种信号是传递给异性看的，还是传递给同性的竞争对手看的。那么，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还有什么比炫耀硕大无朋的器官更好的手段呢？
距今130万年前，也就是倭黑猩猩和黑猩猩开始分道扬镳的时期，原人已经演化得与其他猿类有了巨大的差异。不过，此时原人的暴力程度究竟如何，仍然存在争议，因为我们迄今所发现的化石骨骼远不能告诉我们到底有多少原人死于同类之手。目前，只有一具拥有100万年以上历史的遗骸上留有致命创伤的痕迹，而就连这个案例，我们也不能肯定地说死者一定是死于蓄意的杀害。我们发现了比较多的距今50万年以内的骸骨，而在这些骸骨上我们才发现了确切无疑的致命伤的痕迹。
不过，鉴于黑猩猩和现代人类搏斗方式的相似性，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合理的推断。在这两个物种之中，使用暴力的通常都是年轻的雄性，因为它们通常比雌性或年老的雄性拥有更大的体型、更强健的躯体和更易怒的脾气。谚语说，如果你手里有个锤子，那么什么问题在你看来就都像是钉子。对于满身肌肉、睾酮水平很高的年轻的雄性黑猩猩和人类看来，很多问题看起来都可以靠武力解决。灵长类动物学家告诉我们，在黑猩猩的袭击活动中，有超过90%的袭击行为是由雄性完成的；警察则告诉我们，人类的统计数据与黑猩猩的非常相似。年轻的雄性（不论是人类还是黑猩猩）可以为任何事情打起来。排在前两名的理由是性和声誉，物质则落在第三位。如果这些年轻雄性成群行动，而且处于以众暴寡的态势，那么就很容易发生命案。
人类和黑猩猩是从祖猿身上继承的雄性团伙致命暴力行为吗？进化论者无法证明这一点，但这确实是最简单的一种结论。如果这种结论成立，我们也就可以总结说，大约从180万年前开始，匠人的一雌一雄的固定配偶关系使得献殷勤取代搏斗成了更好的求偶策略。但打斗在对付敌对的原人社群时，仍然保留了其价值。与之相反，倭黑猩猩从130万年前开始沿着截然不同的方向进行演化。这是因为，雌性的团结协作降低了雄性暴力的回报率。（一雌一雄的固定配偶关系或许减小了女性原人间形成的倭黑猩猩式的团结协作的规模。）
随着考古学家发掘出更多的骨骼，细节会变得更清晰。不过，有一件事我们已经可以确定，那就是原人的新的进化稳定策略是非常成功的。人属动物一路前行、繁衍，做到了猿类从未做过的事情。在1 000个世纪之中，我们的祖先遍布了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又过了1 000个世纪，他们逐渐扩展自己的活动范围，最远已经达到了今天的英格兰和印度尼西亚（实际上，最早的带有暴力痕迹的骨骼来自于爪哇）。它们来到了与东非稀树草原环境截然不同的区域，并且十分自然地涌现出了新的变异。现在，几乎每一年，都会有考古学家或是遗传学家宣布在亚洲或欧洲发现了又一种新的原人种类。
到了50万年前，这些原人中的一种（由于最早发现于德国海德堡，因此被命名为“海德堡人”）已经演化出了几乎与我们现代人同样大小的脑。在接下来的几十万年中，尼安德特人（同样以其位于德国的发现地命名）的脑体积已经超过现代人的，只不过更平滑，因此有些区域的开发程度不够。这两种原人或许已经能够通过语言进行交流，而且他们肯定已经找到了新的杀戮方式：他们使用树脂和从其他动物身上取下的肌腱把石质的矛头装在了木柄上。
考古学家发现了足够多的尼安德特人的骨骼，可以确信他们非常非常暴力。至少在两块颅骨上发现了非致命伤痊愈后的痕迹。在尼安德特人的发掘现场，石质的矛头十分常见，头部和颈部的伤痕则更加常见。与尼安德特人的骨骼损伤情况最接近的是现代的牛仔竞技骑手。可是，在10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的时代，可没有什么烈马需要他们驯服，因此，他们很可能是在打斗中受的伤。尼安德特人可能只会与猎物进行搏斗，但是尼安德特人的猎物有时也包括其他的尼安德特人（很多证据表明，他们偶尔也吃人）。因此，我们很难不去怀疑，这些脑体积很大的尼安德特人可能是所有大猿[3]中最为暴力的。他们聪明、有武器，而且异常强壮（两位著名的考古学家描述尼安德特人说，“尼安德特人就好像是摔跤手的体型结合了马拉松选手的耐力”）。到公元前10万年，尼安德特人的分布范围已经扩展到了从中亚到大西洋沿岸的广袤地区。
但接着就有了我们。
2.7磅的魔法
在你的脑袋里的，是一小块魔法。在自然界，没有什么能与这2.7磅在你的颅骨内跳动的水、脂肪、血液和蛋白质相比。它们吞噬着能量，带着电流。经过了4亿年的演化，这样的脑使我们区别于地球上的所有其他动物，并且彻底改变了武力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
考古学家和遗传学家认为，这一自然的奇迹大约在距今20万~50万年前的非洲某处完全达到了今天的水平。在这一时刻，在众生之树的原人枝干上长出了充满特殊活力的新的枝条。而发生这一切的原因或许是极端不稳定的气候不断地改变着生死博弈中的回报率。
这是一段疯狂的历程。20万年前的气温要比今天冷得多（或许平均要低3华氏度[4]），随后，在几经起伏之后，地球又进入了真正的冰河时期。距今15万年前，气温比今天要低14华氏度。厚度超过一英里的冰川遍布亚洲北部、欧洲和美洲，冻结了大量的水分，以至于海平面比今天要低300英尺。没人能生活在冰川之上，而在冰川边缘的广袤荒原上，寒风呼啸，沙暴肆虐，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即便在靠近赤道的位置，夏天也十分短暂，水源也很缺乏，大气中较低的二氧化碳含量抑制了植物的生长。
就在那一时期，长得很像我们的人类出现在了地球上，他们有着长长的、半球形的头颅，扁平的面孔和小小的牙齿。发掘出的遗骸和DNA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这意味着，现代人类约在距今20万~15万年前的东非演化了出来。不过，这些发现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尽管这些大猿开始削制石头工具、打猎、采集、战斗、繁衍，但是我们在他们的生活地点并没有发现与尼安德特人或是其他原人有显著区别的东西。这一点的原因还在激烈的争论之中。不过，一直到世界变暖了几千年，随即又进入另一个冰河时期之后，这些长相类似我们的人类的行为方式才开始变得像我们。
大约在距今10万~7万年前的考古现场，人们开始发现奇怪的东西了。这些人类开始装扮自己，这可是此前的原人们不会做的事情。他们收集蛋壳，花上许多个小时的时间把它们打磨成圆形，再使用尖尖的骨头在每个圆形蛋壳的中心钻孔，再把几百个这样的蛋壳串起来，做成项链。他们相互交换这些装饰物，有时被交换的装饰物会流传到几百英里之外的地方去。
原人们的行为方式越来越接近于人类。他们会收集赭石（铁矿石的一种），用它们在洞穴的墙壁上画上粗犷的红色线条，很可能还会画在彼此的身上。在南非的布隆伯斯洞窟，有人甚至在75 000年前在赭石上画下了简单的几何图形。这不仅是已知最早的艺术作品，而且是用来创作其他艺术作品的艺术作品。
人们灵活地使用他们的手指，开始制造小工具，比以往的工具都更轻便、更精巧。接着，他们开始把一些工具当作武器使用。在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用骨头雕成的工具中，包括鱼钩；最早的石叶工具（考古学家这样称呼那些小工具）则包括箭头和标枪头。非洲南部海岸洞穴中发现的鸟骨和鱼骨表明，人们可以用这些工具捕杀那些他们曾经鞭长莫及的猎物（尼安德特人的肩部和肘部关节的遗骸证明，尽管他们十分凶猛，但是他们投掷的能力并不强，更不要说射箭了）。
像尼安德特人一样，早期的智人[5]偶尔也会吃掉同类。他们用石刃把肉从长骨上剥下来，再用石锤砸碎骨头，取食骨髓，而最美味的当属神奇的人脑。考古学家时不时发现的被砸碎的颅骨表明，人类很可能在自相残杀。但我们只有在距今30 000年前的遗迹中才能找到决定性的证据。这次我们发现的并不是损坏的颅骨，而是智人在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的洞穴墙壁上留下的著名绘画。这些画都有着一种细腻的美感。“我们没人能画出这样的东西，”据说毕加索第一次看到这些画时曾这样说道，“在阿尔塔米拉洞穴的壁画之后，人类越画越差。”不过，有些画则展示了阴暗的一面——它们毫无疑问地展示了人类用弓箭相互射击的场景。
考古学家在发掘距今10万~5万年前的遗址时，偶尔会发现看上去有着与众不同的现代气息的事物，比如珠宝或艺术品；而在历史短于5万年的遗址中，他们几乎每次都会发现这样的手工艺品。那时的人们在做一些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并且找到了新的方式去做以前做过的事情，甚至为做每一件事情都发明了多种手段。从开普敦到开罗，历史早于5万年的遗址看起来都很相似，从中发现的东西基本相同，这些东西的用途也基本相同。而在历史短于5万年的遗址中发现的东西则大相径庭。到了公元前3万年，仅在尼罗河流域就发现了6种截然不同的石器制造的地方风格。
人类发明了文化。凭借巨大而敏捷的脑，人类不仅可以编织出用来交流复杂思维的符号网络（尼安德特人，甚至匠人也可以做到这点），并且还能将这些复杂思维保存下来。与地球上的其他动物不同，现代人类可以改变他们思考的方式，并且不断地积累他们的想法，由一个想法进而产生另一个想法，并跨越许多代人，将其传递下去。
我们脑的生物进化造就了文化，而文化本身也在演化之中。生物进化由基因突变推动，在几万年乃至几百万年的跨度中，效果最佳的突变会取代其他突变。而文化的演化速度要快得多。这是因为，与生物演化不同，文化演化是有方向性的。当人们面对问题时，他们脑中的灰质细胞就开始发挥作用，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就像基因突变一样，大部分想法不会对这个世界造成什么改变，有些想法则干脆对世界有害。但旷日经年，最有效的想法还是会从其他想法之中脱颖而出。
比如，设想你是生活在3万年前尼罗河流域的一名年轻猎手。在前文中的死亡博弈里，我用鸽子代表那些永远不会进行搏斗的动物，而用鹰代表那些总是进行搏斗的动物。那么，在这里，我将用绵羊代表那些随大流的人，而用山羊代表那些特立独行的人。我们的年轻猎手就是一名山羊，他确信自己懂的最多，并且想出了一种新的箭头设计。假设这种新的箭头有着更长的柄脚，因此可以比以往的箭头更好地留在被射中的羚羊身上。但让这位年轻猎手感到惊讶的是，他的那些绵羊性格的伙伴们不赞同他的想法，并且告诉他，既然他们的祖先不需要长柄脚的箭头，他们也不需要。
就像鸽派与鹰派游戏中选择搏斗还是逃走一样，革新和保守的选择也都既有代价，也有好处。革新者需要付出代价：要学会制作新的箭头和有效地使用这种箭头需要花费时间（假设要花掉10分），而且，一个或许更严重的后果是，反对传统可能会导致他们在人群中的威望下降（减20分）。其他人也许不愿意与这么古怪的人合作狩猎。这样一来，尽管山羊发明家拥有更好的技术，但可能只能获得更少的肉食（再减10分）。最后，他可能不得不放弃。
除非，他的所得能大于他的损失。如果他的箭头确实有助于捕获更多猎物，那么他就不仅可以因为获得了更多食物而增加自己的体重（假设加20分），他还可以通过慷慨分享羚羊肉提高自己的威望（加25分）。这样的成功人士可能还会获得更多求偶的机会（再加10分）。如此一来，他最终获得了大量的盈利（最终分数为15分）。或许，他可以将他天才的山羊派的基因在这个小小的捕猎采集群落中传播几代人。但文化变革的速度会远远快过这样的生物学变革，因为捕猎小组里的其他人只需要仿制他的箭头就可以了。此时，新箭头发明者的分数和受女性欢迎程度都会下降，但他获得的盈利或许不会很快下降回零点。因为随着每个人获得的食物都变得更多、更好（除非这项新技术太过有效，导致所有羚羊都被杀光了），新一轮连锁反应会就此开始……
就像鸽派与鹰派的游戏一样，这个游戏也很有趣。我们可以让事情朝各种方向发展，因为回报中的一点儿变化就可能对结果产生重大的改变。但就像之前的那个游戏一样，关键点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绵羊与山羊游戏也会不断地进行，每次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果发明家对抗传统的代价过大，那么这种新的箭头就不会流传下来。但如果这种新的箭头确实性能更加优秀，那么其他群落中的人们也会想出这种设计，并且很快在其他地方传播开来。此时，山羊派的群落可能就会在狩猎活动中胜过绵羊派的群落，迫使后者要么最终接受这种新箭头，要么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要么与革新者作战——或者，在尚未发生囚笼效应的地方，他们可以搬到其他地方去。
这样的文化战争是人类独有的。尽管其他一些动物也能算是有文化（尤其是黑猩猩，每个黑猩猩族群做事的方式都与其邻居略有不同），但是它们的文化变革似乎都无法积累下去。文化给演化过程带来的变化很像15亿年前有性繁殖的崛起所带来的变化：有性繁殖加速了基因突变，文化则加速了革新。两种机制都极大增加了结果的多样性，使得细胞和人类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合作与竞争。
凭借足以进行文化演化的聪明大脑，现代人类征服了世界。仅仅在10万年前，一些智人走出了非洲。当时，文化还只是一朵脆弱的花。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这些早期移民最远也只到达了今以色列和阿拉伯。在那里，他们与尼安德特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不过这种邻居关系却未必友好：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矛刺造成的死亡事件（大约在10万年前），就发生在这些先锋移民者身上。不过，在7万年前离开非洲的第二波移民则已经有了完全的现代人类的行为方式，他们在这个星球上扩散的速度，是160万年前离开非洲的原人的50倍。
文化让这些新移民较之原人有了巨大的优势。例如，距今3万年前，现代人类来到了西伯利亚。那时的西伯利亚比今天更寒冷，但人类不需要像其他动物那样花上千年的时间演化出更多的毛发取暖。人类发明了骨针，并用肠子做线，缝制出合身的衣服。也许有些保守人士更青睐传统的、不怎么合身的兽皮，但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这些保守人士要么改了主意，要么就冻死了。
这一过程不仅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的文化如此多样（地方环境的微小区别和随机产生的足够好的主意创造出了数不清的不同的进化稳定策略），也解释了为什么各种文化之间有那么多相似性（相互竞争的文化往往汇集到几个胜出的策略上）。文化不仅是人类适应新环境的最佳工具，同时也是改造环境的最有力的力量。文化如此彻底地改变了环境，以至于世界上所有原人都灭绝了。
这一过程的细节让人不安。一方面，我们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我们的祖先主动消灭了原人，DNA分析也暗示两个种族之间或许还曾经有过合作。2010年完成排序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组显示，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经常发生混血，今天每一个亚洲人或欧洲人的后裔身上都有1%~4%的DNA来自尼安德特人祖先，而每个澳洲原住民和新几内亚人身上都有6%的基因来自丹尼索瓦人（一种于2010年3月才发现的原人）。另一方面，我们无法知道这些混血有多少是由强奸造成的；或者说，当我们发现被击碎的尼安德特人颅骨时，我们也无法知道那只挥舞凶器的手究竟属于另一个尼安德特人，还是属于一个智人。不过，不论现代人类是否亲自消灭了这些竞争对手，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到，我们的发明能力最终使得这些与我们食谱相同但智力较低的亲戚无法存活下去。
无论因果链条究竟是怎样构成的，至少这种让人沮丧的巧合是成立的：在现代人类四处扩散的同时，其他种类的人类就都逃走了。到25 000年前，尼安德特人退到了直布罗陀和高加索山脉一些难以抵达的洞穴中，到距今20 000年前，所有尼安德特人就都消失了。其他种类的原人在孤立的岛屿上存在到了公元前18 000年。尽管今天的人们还声称看见过雪人，但所有可靠的证据都表明，从200个世纪前，也就是从上一个冰河时期最冷的时代开始，世界上的人类只剩下了我们这一种。
这还只是文化改变这个星球的第一步。在第二章中，我曾经探讨过在上一个冰河时期于公元前9600年左右结束时，植物和动物（包括人类）是怎样疯狂地繁衍的。对除了人类之外的动物而言，这段好时光只持续了几代的时间，很快它们的数量就超过了食物总量能够供养的限度，饥饿因而再次降临。而在幸运纬度带的人类则回应以文化上的演进，他们开始驯化植物和动物增加食物供给。
当我在第二章中探讨农业的肇始时，我将之称作人类历史的两三个伟大的转折点之一。其部分原因在于，新出现的密集的农耕文明使得死亡博弈中的失败者更难逃走。这样一来，领地观念就变成了囚笼效应。不过，领地观念给了蚂蚁和猿类进行死斗的理由，而囚笼效应带给我们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实际上，领地观念创造了一种新的进化稳定策略，也就是被我称为建设性的战争的东西。囚笼效应使得那些一直进行杀戮直到其敌手失去了抵抗意志的人享有好处，但更大的好处则属于那些接受手下败将臣服而非将他们屠戮殆尽的人。文化演进让杀手变成了统治更大、更安全、更富裕社会的征服者。
黑猩猩有时候也会将被击败的敌人纳入它们自身的社群之中，就像1977年贡贝战争结束时，卡萨凯拉族群黑猩猩接纳了卡哈马族群残存的雌性黑猩猩那样。但黑猩猩没有足够的脑力积累文化演进。猿猴从来不会建立起城市，蚂蚁也从来不会建立起帝国，因为增长得过大的社群总是会分崩离析，就仿佛地球早期海洋中的碳滴状物一样。实际上，这也是卡萨凯拉族群黑猩猩和卡哈马族群黑猩猩最初出现的原因。1960年，当珍妮·古道尔在贡贝建立起她的研究站时，黑猩猩只有一个族群。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这个族群逐渐壮大，随后就分裂成了两个族群。
与之相对比，人类无须演化成另外一种动物，也能让自己适应更大、更复杂的社群中的生活。在后冰河时期的幸运纬度带上，随着这个陷入囚笼效应的世界中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更大的社群通常能够胜过那些小的社群。但要想维系大的社群，领导者们必须建立起内部合作关系，使得整个社群能够更好地与外来者竞争。
由此，利维坦成了人类进化稳定策略的一部分。又一次，我们能从黑猩猩身上看到人类行为的影子。当黑猩猩生活在雄性头领地位稳固的族群中时，它们发生打斗的次数要比它们生活在秩序未定的族群中时更少。人类的领导者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变成坐寇，而地位稳固的黑猩猩雄性头领有时会惊人地公正，甚至对弱者展示出无私的精神。最极端的例子可能就是弗雷迪。弗雷迪生活在西非塔伊森林之中，是地位非常稳固的雄性黑猩猩头领。在大受欢迎的迪士尼自然纪录片《黑猩猩》（Chimpanzee）中，弗雷迪哺育、照料了名叫奥斯卡的黑猩猩孤儿。弗雷迪花在奥斯卡身上的时间，本可以用来与其他成年雄性一起巡逻边境。不过，影片中的结尾是皆大欢喜的，弗雷迪的族群抵挡住了邻近的一个族群的进攻。而那个族群的头领（邪恶的“刀疤”）则无力弥合它和它的手下之间愈发明显的裂痕[6]。
像很多伟大的领导者一样（或许最著名的要数亚伯拉罕·林肯），弗雷迪示范了合作的意义，而合作或许能帮助它各执己见的团队成员良好地团结协作。不过，弗雷迪不可能开创一个可以稳步降低塔伊森林致命暴力发生率的王朝。要想做到这一点，弗雷迪和它的族群必须在生物角度上演化成另外一种动物，这种动物要能够像人类一样实现文化上的演进。雄性黑猩猩首领无法在其前任们的基础上重组其族群，它们也无法推动军事上的革命。这些事情只有我们人类能做到。
如我们在本书第一到五章中看到的那样，这些事情就是我们人类在过去10 000年中所做的事情。我们创造出了更大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可以持续地完成军事革命。防御工事、金属武器和铠甲、军事纪律、双轮战车、配备铁制兵器的大规模步兵、骑兵、火器、战列舰、坦克、飞机、核武器，这个名单永无止境，每一次进步都让我们可以进行更加激烈的战争。而为了在这样的冲突中取胜，更大的社会也找到了让其成员能够更好地进行协作的方式，从而将统治者变成坐寇，并最终实现内部的和平与繁荣。靠着这种独特而充满矛盾性的方式，战争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安全、更加富足。
和平主义者的困境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可能是继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之后关于人类暴力在现代下降趋势的最好的一本书。在这本书中，斯蒂芬·平克用一个被他称作“和平主义者的困境”的博弈游戏说明他的观点：欧洲和北美从1500年开始变得愈发和平。这个游戏的基本模式与本章叙述过的“鹰派和鸽派”和“绵羊与山羊”的模式很相像。平克假设，每当有某种争端需要解决时，选择合作的各方都能获得5分；攻击毫无戒心的对手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得到10分，而遭遇这样的攻击将被扣除不成比例的100分（如果你曾经被抢劫过的话，就会知道这样的设计是合理的）。我们可以预见，由于担心损失100分，每个人都会变得好战，尽管在这个规则中，双方都发动攻击的结果是各损失50分（双方都遭受损失，但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都愿意通过合作得到5分，但为了避免因遭遇突袭而损失100分，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冒着失去50分的风险发动袭击。
然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战争的发生频率在下降，通过合作得到5分正逐渐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流。平克指出，死亡博弈的逻辑意味着，对这种现象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各种行为的回报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在和平带来的回报和战争造成的损失这两者之中，至少有一个（或是两者皆然）提高了，从而使得使用武力得到良好回报的情形减少。作为应对，我们开始逐渐减少武力的使用。
对于今天的中年人来说，我们曾经亲历的变化就非常明显。几年之前，我曾在西西里指导一次考古发掘。在一次晚餐中，我们聊起了打斗的话题。参与发掘的其中一个学生是个高大魁梧的20岁出头的小伙子。他说，他无法想象打别人是种什么感觉。我开始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但随后我发现，在座的人中几乎没有哪个曾经在盛怒之下动过别人一个指头。有那么一会儿，我感觉自己仿佛走进了《迷离境界》（Twilight Zone）。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狂野的孩子，但在20世纪70年代的高中生涯中，你总要偶尔打上一架的。诚然，这些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可能在暴力的光谱中接近“非暴力”的那一极［心理学家把这样的人称作“怪人”（WEIRD），即西方人（Western）、受过教育的（Educated）、工业化的（Industrialized）、富有的（Rich）和民主的（Democratic）］。但他们同样体现出了一种更广泛的趋势：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友善、更温文尔雅的时代。
平克认为，有5个因素改变了暴力的回报，从而使得武力的吸引力下降。首先，是我们的老朋友——利维坦。政府转变成了坐寇，会惩罚那些喜欢使用暴力的人。在平克的和平主义者的困境游戏中，即便加上小小15分的暴力惩罚，那么在一场搏斗中获胜所能取得的分数也会从10分变成–5分，从而使之低于和平带来的平均分（5分）。很快，这就会使得利维坦的子民们化干戈为玉帛。
不过，平克认为，政府仅仅是第一步。商业也让和平的回报提高了。平克发现，如果规定贸易可以将两个选择合作而非打斗的玩家的收益提高100分[7]，那么他们得到的总分将达到105分，而这一分数远远高于赢得战争取得的分数（10分，而且战争如果打输了，则要损失掉50分）。
平克认为，接下来的一个因素是女性化。在每一个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社会中，男性几乎完成了所有的暴力犯罪和战争行为。在历史上，男性和男性的价值观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然而，在近几个世纪中，女性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利，这一趋势从欧洲和北美开始，并且向世界各地传播。人类还没有像倭黑猩猩那样，女性可以完全制约好斗的男性。但在平克看来，女权主义减少了暴力所能带来的收益，因为大男子主义越来越不像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而是看起来很荒谬。平克推测，成功的暴力行为的80%的收益都是心理上的。因此，随着女性主义价值观重要性的上升，暴力胜利带来的收益就会从10分减少到2分。这样的得分就比双方均保持和平所能得到的5分低了很多，从而很快让和平主义变成一种新的进化稳定策略。
这还不算完。平克接着写道，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精神上的共鸣开始变得越发重要。“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这样的感受不再是一种新时代的空话。将其他人类成员视为同胞，这一观念不仅可以提高帮助别人带来的心理收获，也可以增加伤害他人带来的心理负担。如果和平合作能给双方各带来5分的愉悦，那么和平合作给每一方带来的收益就将增加到10分；与此相反，给其他人带来痛苦之后，人们产生的内疚心理也会减少使用暴力的收益，使其减少到10分以下。因此，和平、爱与理解将获得胜利。
最后，平克认为，科学和理性也会改变收益。自从17世纪的科学革命以来，我们学会了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我们知道了宇宙是怎样起源的，地球围绕太阳转动，以及生命是如何演化的。我们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甚至发明了博弈论。在我们明白合作比使用武力更理智之后，合作所带来的心理上的收益就会提高，而使用武力所带来的心理收益则会降低。
平克的观点很难反驳，但我想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在本书的前言部分，我曾说长期的全球历史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现在，我要说，由于平克的关注点局限在了近500年的西欧和北美，因此他实际上只看到了整个图景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观察过去10万年中的整个地球，我们就会发现情况既比平克认为的更复杂，同时也更简单。
让情况变得更复杂的是，在过去的500年中欧洲和美洲暴力水平的下降并非绝无仅有的事件。在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我们看到暴力死亡率在古代帝国的时代也曾经下降过。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的末尾，暴力死亡率下降到了距那时10 000年前水平的1/4。从200~1400年，在人口聚居的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暴力死亡率再次攀升（见第三章），随之而来的是第二次大和平化时期——也就是平克所关注的这次（第四章和第五章）。早在1900年之前很久，暴力死亡的风险就已经下降到了比古代帝国时代更低的水平，并且一直持续下降（见图6–7）。
图6–7 大图景：从公元前10 000~公元2 000年的暴力死亡率
而让情况变得更简单的是，如果我们对比古代和现代两个暴力水平下降的时期，并拿它们与其间暴力水平上升的时期相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并不需要5个因素解释为什么暴力水平会下降。我们只需要一个因素。这本书读到这里，我相信你已经不会对我的答案感到惊讶：这个答案就是建设性的战争。
平克认识到：“一个垄断了武力使用权，并以此来防止其子民相互危害的国家，或许是减少暴力行为最长效的选择。”不过，在我看来，事情要更简单。在过去的10 000年中，建设性的战争一直都是减少暴力的主要推动力，它创造出由利维坦统治的更大的社会，而利维坦为了在与其他利维坦的竞争中存活下来，就必须转变为专心惩处“非法”暴力的坐寇。平克提出来的另外4个因素——商业、女性化、同情和理性都只是建设性的战争带来和平后的产物，它们本身并非暴力减少的原因。
在商业方面，我们可以看得最清楚。在古代帝国时期和1500年以后的时期，“看不见的手”提高了商业合作带来的收益。但这只是因为“看不见的拳”提高了使用武力的成本。无论是古罗马帝国、汉朝、孔雀王朝还是近代的欧洲帝国，“看不见的拳”总是比“看不见的手”先行一步。在200年左右，亚欧大陆上的“看不见的拳”失败了，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从而横扫了古代帝国，而“看不见的手”也就随之失去了作用。只有在欧洲人的舰炮征服了海洋之后，全球贸易才取得腾飞，并在19世纪“世界警察”的时代达到了令人目眩的高度。到20世纪初，当“世界警察”的地位开始动摇时，贸易也就开始萎缩，暴力活动则增加了。我们随后将在第七章中看到，在新的“世界警察”于1989年确立之后，新的商业扩张的时代也就此开启了。
长期的图景十分清晰。利维坦提高了使用武力的成本，从而使得和平的回报要大于暴力的回报。随着局势愈加和平，商业也就愈加容易蓬勃发展，进而提高了合作所能取得的收益。
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同情心和理性主义也是建设性的战争的产物。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绅士们，经常援引古罗马时代的文献证明世界上普遍认同的同情心将带来永久的和平，这是因为曾经的罗马绅士们也持有十分相近的观点。但无论是在启蒙时期还是古罗马时期，同情心和理性主义都不是暴力水平下降的主要推动力。如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看到过的一样，儒学、佛教、斯多葛主义和基督教思想中的反对暴力的主张，都是在缔造了汉朝、孔雀王朝和罗马帝国的征服战争超过其高峰时候才俘获了大量的拥趸的。与之相类似，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充满同情心和理性主义的时代也发生在500年战争最可怕的阶段结束之后。这些思想层面的运动本身并不能缔造和平，而只能用来解释利维坦所打造的更安全的世界，并为之正名。我们在第三章中曾看到，当利维坦于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崩塌、暴力水平重新攀升时，并没有任何哲学体系能够阻挡这种潮流。
女性化更是暴力水平下降的产物，而非其成因，这一点再清楚不过。当古代帝国的暴力水平下降时，几乎看不到任何女性赋权的痕迹；即便到了现代，也直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才能看到女性权利运动的身影，因为在这一时期，利维坦已经将暴力死亡率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也许，只有当社会的和平程度达到一定水平时（暴力死亡率低于2%），女性才能拥有足够的权利挑战男性的侵犯。在1750~1800年以前，人类社会从未使其暴力死亡率长期处于这一水平以下过。然而，一旦达到了这一水平，我们就开始在欧洲和欧洲人的一些殖民地中看到女性化的迹象。
假设维持平克设定的分数不变（合作双方各得5分，打赢战斗得10分，输掉战斗丢100分，双方均选择战斗则各丢50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游戏会有怎样的结果。在利维坦对攻击者施以扣除15分的惩罚之后，合作就变成了最有利可图的选择。因此，建设性的战争降低了暴力水平。与此同时，平克提出的其他4种因素也开始作为乘数发挥作用。首先，和平促进了商业发展（公元前200年时的几个古代帝国和1700年时的欧洲都见证了这一现象）。即便商业奖励分数也低于平克所给的100分，商业的发展依然能够显著改变局势。即便我们只给10分的商业奖励分数，那么和平的商人社会也能获得15分的回报，而次佳的选择只会带来–5分（打赢一场战斗，然后被利维坦惩罚）。平克并没有给理性分数，不过为了和平主义者的同情心给了他们5分。如果我们让理性和同情心分享这5分，那么维持和平所能得到的收益就将增加到20分。当暴力水平像1800年的欧洲一样降得非常低时，女性化运动就会兴起，从而让武力的吸引力下降。
这一整套过程都依赖于利维坦的实力。利维坦不仅要有足以惩罚其子民的能力，也要有保护他们的能力。这是因为，利维坦与其子民进行的这场死亡博弈，同时也是利维坦与其邻近的利维坦一起进行的一场死亡博弈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利维坦总是能赢得建设性的战争，每次都获得10分，那么它最终就可以支配它的邻国，吞并以前的对手。此时，这个利维坦就会变成类似罗马帝国的存在，贸易、同情心和其他种种都会在其内部——这个更加广阔的空间中蓬勃发展。假以时日，或许它将最终变成一个“世界警察”。
当然，现实世界要比“和平主义者的困境”这种简单化了的游戏复杂混乱得多。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在19世纪晚期，“世界警察”陷入一个始料未及的反馈环：“世界警察”成功地让一个全球体系保持运转，从而使得所有国家都变得更富裕，而这将刺激新的工业革命，进而创造出足以削弱“世界警察”惩戒不轨行为能力的竞争者。到1914年，有好几个游戏参与者都认为，使用武力所能带来的收益已经再次超过了进行和平合作的收益，从而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接着，情况变得更糟了。在20世纪30年代，和平主义者的困境游戏突然变成了一场鹰派与鸽派的博弈。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征服都被“一战”的血腥吓坏了，坚持不计一切代价维持和平，从而让希特勒可以变成鹰派。希特勒在1940年几乎赢得了这场博弈，随后在1941年和1942年又有过两次机会。到那以后，英国人、苏联人和美国人才终于意识到这个游戏应该怎样玩。自然，事已至此，这个游戏的逻辑使其只能有一条出路：1945年，同盟国在希特勒自己的暴力游戏中击败了他。欧洲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化为了废墟，大约有1亿人丧生，美国还拥有了原子弹。
回报率完全变了，因为核武器开始把对使用武力的惩罚分数增加到了无穷大。按照这个博弈游戏的冷酷规则，即便没有了能够独自施加惩罚的“世界警察”，使用武力者要想取得正回报，也只能非常谨小慎微地使用武力——通过发动叛乱、政变和有限战争，总之不能让其武力引发暴力反击。如果两个超级大国中的某一个做了一件威胁到对方生存的事情，双方就都会输掉游戏。因此，逻辑就要求消除武力，而苏联人和美国人也确实在几十年中设法避免了战争。但就像罗纳德·里根指出的那样，问题在于，世界上有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半球警察”，就好像“一家酒吧里，两个西部牛仔都拿着枪指着对方的脑袋——而且这个形势将永久地持续下去”。一切都还好，只要这两个人中不要有哪一个心情特别不好。
超越彼得罗夫
博弈论在风景如画的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妮卡取得了重大突破。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政府意识到死亡博弈进入了令人警惕的阶段，因此委托兰德公司客观而科学地找出避免毁掉整个世界的方法。兰德公司从常青藤盟校挖来一个又一个优秀的数学家，让他们计算这场博弈中每一个可能的举动所能带来的影响。
这些黑板前的战士是一群古怪的天才。如今知名度最高的要数约翰·纳什（John Nash），畅销书和电影《美丽心灵》（A Beantiful Mind）的主人公。纳什证明了，在能取得某种回报的情况下，相互仇视的敌手也能共同朝着一个双方均感满意的平衡点（数学家称之为“纳什均衡点”）努力，而无须诉诸武力。这说明，只要博弈双方保持坚毅和理性，那么核威慑确实能发挥作用。不过，纳什本人的判断能力并没有让人们能对此产生信心。他开始出现幻听，并且因为在男洗手间的不雅暴露行为而被捕，因而没能通过安全筛查。后来，他又罹患了精神分裂症。
幸运的是，那些在核战争与和平之间做抉择的人虽然不及纳什聪明，但是比他更有理智。但由于没有“世界警察”，世界上未知的未知因素越来越多，就连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这样坚毅的人也很快开始失眠了。他靠喝牛奶缓解溃疡症状，最终因为心脏疾病进了医院。一点点儿的计算失误或是意外事件都意味着世界末日。在理论上（黑板上一遍一遍进行的博弈），核威慑是完全有效的；而在现实中，世界的命运却要仰仗于彼得罗夫这样的人的瞬间判断。核威慑缺乏稳定性，而缺乏稳定性，也就谈不上什么进化稳定策略。
纵观历史，死亡博弈唯一稳定的解决方案就是有一方赢得这场博弈。这就意味着，要想终结彼得罗夫式的生死抉择，就必须由一个“半球警察”击败另一个“半球警察”。冷战中的军备竞赛、代理人战争、间谍活动和政变都是试图改变博弈局势的尝试，这些或缓或急的权力平衡的改变可能会让另一方屈服（或是阻止另一方让本方屈服）。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许多苏联战略家开始担心精确打击武器可能会终结苏联（实际上，“军事革命”这个字眼就是苏联分析家发明来形容这种新技术的）。他们是对的，苏联会被终结，只不过并非通过这种方式。
美国的计算机化的战争改变了欧洲的军事均势，莫斯科不得不开始寻找在不动用核武器的前提下进行战争的方式。不过，我们在事后来看，“星球大战”计划、“突击破坏者”技术演示项目以及其他新型武器的真正意义在于，针对它们的防范方案非常复杂而昂贵。苏联经济可以大量地生产坦克、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核弹头乃至洲际导弹，但不足以产出或是购买将在20世纪90年代战场上居统治地位的计算机化和智能化的军事装备。
对莫斯科来说，战争成本的这次飞跃来得实在太不是时候。20世纪70年代，中东地区的战争和革命造成油价飞涨，促进了苏联的石油出口，苏联的成功大部分要归功于此。然而，在1980~1986年，每桶石油的价格下滑了近80%，使得苏联大部分的可支配收入化为乌有。让克里姆林宫雪上加霜的是，在1975~1985年，美国工人的生产能力增强了27%，西欧工人的生产能力增强了23%，而苏联公民的产出仅仅增加了9%，而东欧更是只增长了1%。苏联的农业效率低下，其生产能力几乎停滞不前。结果，谷物进口量（尤其是从美国和加拿大的进口）增加了不止一倍，而这部分款项大多数要从美国盟国的银行中借来。债务危机一个接着一个。
“武力，”克劳塞维茨曾有一段名言，“是战争的手段，用来将我们的意愿强加于敌人之上。”因此，克劳塞维茨认为，如果杀死敌人是打消其抵抗意志的最佳手段，那么就要果断地痛下杀手；如果杀戮不是最佳手段，那么就不应当在这上面浪费时间。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才采取的遏制战略的精髓就在于它体现了这一思想。大多数时候，美国的决策者都拒不接受鸽派的主张，即两个“半球警察”可以无限期地共存下去；大多数时候，美国的决策者也不会接受鹰派的主张，即只要美国更猛烈地发动代理人战争，就可以赢得最终的胜利。美国的决策者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一条依靠美国实力的道路。
美国继承了英国的衣钵，成为强大的外新月地带国家，并且同时继承了英国自由的利维坦的角色，倡导自由市场、自由选举和自由言论。美国的战略家们意识到，要想发挥自由的力量，就要发动自由的战争，将自由作为一种武器瓦解苏联人的抵抗意志。只有当“看不见的拳”为“看不见的手”做后盾时，美国才能发动这样一场战争。因此，尽管让人十分不快，华盛顿不得不继续制造氢弹，进行代理人战争，并且与一些独裁者打得火热。但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领导者必须记住，核武器、战争和野蛮本身不会带来胜利，能够为美国带来胜利的只有苏联的子民——他们在商店外排起长队，因为汽车发动不起来而高声咒骂，或是在黑市上购买布鲁斯·斯普林斯廷的唱片。渐渐地，“看不见的手”就挤干了苏联的意志。
美国的计划几乎算不上是什么秘密。早在1951年，美国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就在其短篇故事《尼龙战争》（The Nylon War）中半是嘲讽，半是赞扬了这种计划。在这个故事中，五角大楼的高官们试图说服白宫进行自由的战争。他们说：“如果让苏联人能看到美国的富足，他们就不会再忍受那些只能给他们坦克和间谍，却给不了他们真空吸尘器的主子了。”总统同意了这个方案。于是，美国空军开始在苏联的上空投放大量的长袜和香烟。苏联政权随即垮台。
当然，现实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不过，渐渐地，斯大林和他的继任者们也开始意识到长袜的重要性。就在理斯曼的故事出版的一年之后，苏联总理告诉中国的外交部长（据说是用开玩笑的口吻说）：“美国人的主要军备……就是尼龙制品、香烟和其他商品……不，美国人不知道怎么打仗。”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结束之前，苏联人就已经意识到，要想打赢这场尼龙战争，苏联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意识形态上进行反击，驳斥美国人的主张，并且突出资本主义的不公平。由于核武器的出现意味着真刀真枪的战争无异于自杀，苏联人从未认真考虑过靠进攻经济繁荣的邻国、夺取富裕的省份或商路解决经济衰落问题——在历史上，这些做法被成百上千的统治者采用过。与此相反，苏联的领导人咬牙坚持着这场拼消耗的自由战争，而苏联最终在这场战争中分崩离析。
苏联政治局之所以坐视这种情况发生，并非由于官僚们都被美国的反战歌曲所打动，而是因为他们很清楚，武力并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入侵联邦德国或是韩国，都无助于让苏联变得像美国一样富有而高产，而只会招致末日决战。在这30年中，苏联人一直拼命地遮掩国家的裂痕，试图让苏联人民（甚至一些外人）相信苏联正在蓬勃发展。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连这种粉饰太平的做法都不再奏效了。
到这个时候，对于大多数西欧人来说，20世纪40年代时的鸡蛋配额和其他的屈辱都已经成了遥远的回忆，而东欧人却常常真切地觉得这些不幸即将重演。“要想弄到点儿洗衣粉这样的基本生活必需品都十分艰难，”一位波兰护士回忆道，“根本没有洗发香波，我只能用蛋黄来洗头……如果我们不知道其他国家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也许情况会不太一样。但我们很清楚别的国家的人过着怎样的日子。”如果此时还有什么人坚信苏联集团不会输掉这场经济战的话，那么1986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泄漏事件就彻底让他们绝望了。在这场惨剧中，乌克兰陷入了核辐射之中，而苏联政权的无能和虚伪暴露无遗，再也无法遮掩。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他的夫人坦承道。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被任命为苏共总书记。非常时期需要非常办法。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苏联的抵抗意志正在流失，因此他决定孤注一掷。他希望通过推动改革和开放重振经济；与此同时，还要不计一切代价地避免使用武力，因为武力只会带来糟糕的结果。
许多美国人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是这场死亡博弈中的一记妙招（妙到这些美国人都弄不清楚苏联人到底要干什么）。“我当时很怀疑戈尔巴乔夫的动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后来坦白道，“我担心戈尔巴乔夫会说服我们裁军，而苏联人的军事结构并不会因此发生什么重大变化。也许10年之后，我们就会因此而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军事威胁。”
有一些时候，斯考克罗夫的判断看上去是正确的。1986年10月，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坐了下来，真的开始探讨禁止核武器的话题。此举让美国的防务专家们陷入了恐慌。苏联人或许害怕北约的新型高科技武器，但美国人知道那些神奇的武器鲜有几个真正投入了使用。因此，美国人也非常担心，因为一旦失去了核威慑的保护，美国在欧洲的常规军事力量就将面临规模更大的苏联大军的威胁。然而，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想耍什么花招。逐渐地，人们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是真的希望在不动用武力的前提下进行这场游戏。没有人知道这样做的结果会是什么。
“我们（在1989年1月）上台的时候，是否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呢？”后来，老布什总统在被问到这一话题时坦白说，“不，我们不知道。”即便老布什通过某种方式预见到了1989年会发生什么，并且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宣称苏联将在他的任期之内垮台、俄罗斯的疆域将退回1918年时的水平的话，所有人都会认为这位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前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发疯了。在过去的40多年时间里，美国一直在盘算、谋划、甚至下杀手，一切都是为了动摇苏联人的意志。然而，当大结局真的上演时，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在老布什就任总统的几个月后，匈牙利的一个官方委员会宣布，1956年该国针对苏联的暴乱，是“为了对抗羞辱了整个国家的寡头权力体制而进行的人民起义”。在斯大林的时代，这样一份报告等同于集体遗言。即便是在赫鲁晓夫或是勃列日涅夫的时代，此举也会招致严重的后果。然而，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枪毙任何人，他甚至默认了这个宣言。
1989年6月，受到鼓舞的匈牙利人公开为被苏联人处决的前总理举行了国葬。20万人参加了国葬，莫斯科却没有任何反应。匈牙利总理未请示任何国家，直接宣布，由于预算紧张，他没有办法翻修匈牙利和奥地利边界的铁丝网；而且，鉴于旧的铁丝网违反了健康与安全方面的规定，它们必须被清理掉。这样一来，铁幕上就将出现一道几百英里长的缺口。民主德国的共产党人惊慌失措，要求克里姆林宫出面干预，却只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我们无能为力。”
戈尔巴乔夫认为，任何程度的退让，都比因为使用武力而导致整个苏维埃体系崩溃更好。并非所有人都同意戈尔巴乔夫的观点。1989年12月，蛮横的罗马尼亚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命令军队向示威者开枪。整个罗马尼亚群起反对他的统治，而苏联人依然无动于衷。在圣诞节的那天，轮到人们向齐奥塞斯库和他的老婆开枪了。
同样步履维艰的民主德国共产党人走向了另一条道路：开放了柏林墙。民主德国人涌向了西方，联邦德国人也来到了东方。形形色色的人们在柏林墙上起舞，或是拿锤子开始拆毁柏林墙。仍然没有什么事发生。“德国人走过边界，去见另一边的德国人，你怎么可能朝他们开枪呢？”戈尔巴乔夫在第二天说道，“这样的政策必须改变。”
罗马尼亚发生的事情或许说明戈尔巴乔夫是正确的。然而，到了1989年夏，苏联人几乎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改变某一项政策的结果，就是人们又开始施加无法抵御的压力，要求更改下一项政策。在柏林墙倒塌后不到三个月，民主德国总理告诉戈尔巴乔夫，两个德国想要合并为一个德国。戈尔巴乔夫回答说，除非统一后的德国实行非军事化、奉行中立，否则他不能同意。美国人收到了一份提议，但老布什总统拒绝撤出身在联邦德国的25万美国人。不过，戈尔巴乔夫还是从民主德国撤出了30万苏联军队，而新生的、再度统一的德国则加入了北约。
我们从事后看来，在德国人、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都脱离了苏联阵营之后，自然也就不用奇怪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阿塞拜疆人、车臣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塔吉克人和蒙古人会效法。不过，有一些现象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不同凡响：俄罗斯人也决心抛弃这个帝国，并且宣布退出苏维埃体系。1991年圣诞节，戈尔巴乔夫正式签署命令，苏联解体。
戈尔巴乔夫在这场博弈中拒绝使用武力，结果没有得到良好的回报。然而，唯一的替代方案——使用武力压制东欧国家，抵制美国人推翻苏联的举动——只会带来更加糟糕的结果。俄罗斯被打败了，被毫不客气地赶出了内新月地带，甚至丢掉了心脏地带的一大部分。但至少在这一切发生的过程中，人们几乎没有使用武力。1983年，当彼得罗夫做出生死抉择时，有5亿人命悬一线；而当冷战终于走到其尽头时，却只有不到300人丧生。
美国赢得了胜利（见图6–8）。世界上有了一位新的“世界警察”。
图6–8 一千个欢笑的理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罗纳德·里根终结了铁幕和冷战，10亿人免于死亡，活到了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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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处借用越南战争时期的著名反战口号。——译者注
[2] 我的朋友们帮了一点儿忙：取自披头士乐队的一首歌名。——译者注
[3] 大猿：人科动物，包括猩猩属、黑猩猩属、大猩猩属和人属动物。——译者注
[4] 1华氏度≈–17.2摄氏度。——编者注
[5] 智人：生物学分类中人属的一个种，指如今人类。——编者注
[6] 我之所以说这是影片中的结尾，是因为理查德·兰厄姆告诉我说，尽管弗雷迪、“刀疤”和它们迥异的行为方式都是真实的，这两头黑猩猩实际上生活在非洲的两端——弗雷迪生活在科特迪瓦，而“刀疤”生活在乌干达。影片的制作者做了一些艺术加工，把这两个独立的故事拼接到了一起。不过，这种对真实事件的改编并没有影响这个故事所要传达的寓意。
[7] 考虑到大部分历史时期的贸易规模，100分可能有些过于乐观了。不过，鉴于这个游戏中的数字都是编造出来的，对此争论不休似乎也没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