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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有序世界重归混沌
在英国热衷于评论时事的知识阶层看来，《每日邮报》（Daily Mail）从来都不是他们的代言人（大约在1900年，一位英国首相曾讥讽这份报纸是“勤杂工写给勤杂工看的”）。不过，在100年前，《每日邮报》还是英国最畅销的大报，该报在巴黎的编辑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也拥有大量的读者。但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在1910年出版的《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一书会那么受欢迎。
安吉尔可是个不一般的人物。在17岁那年，他没有完成学业就离开了一所费用昂贵的瑞士寄宿学校，逃到了加利福尼亚。养猪、挖沟、放牛、送信，在那里他什么都干过，随后，他又回到了欧洲。此时的他，已经年近中年，变成了一个比康德本人还要康德的人。他结合20世纪的现实发展了《永久和平论》中的思想，提出了“怎样才能真的保证一个国家会对另一个国家做出良好的举动”这一问题。他自己的答案是：“只有当国家之间建立起复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不仅仅是在经济层面上，而是在各个层面上）时，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非法侵犯才会损害其自身的利益。”他总结道，战争就会自我终结。“靠武力去取得进步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宣称，从今以后，“将是靠思想进步的时代”。
安吉尔也成了为数众多的背时的预言家中的一员。1914年，那些赞扬过他的著作、参加过海牙和平会议的政治家们引发了“一战”。在接下来的4年中，他们造成了1 500万人的死亡。在其后4年中各地进行的内战里，又有2 000万人丧生。1939~1945年发生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大战则杀死了大约5 000万到1亿人。安吉尔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差劲的预言家。
不过……如果安吉尔能来到100年后的世界，他可能就会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预言家。在2010年，这个星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和平、更繁荣，暴力死亡的风险已经下降到了1%以下（在西欧则低于1/3 000）。人们的寿命增加了一倍，饮食水平提高，使得人们的平均身高提高了4英寸；他们的收入也是1910年他们曾祖辈收入的4倍。
20世纪是最好的时代，同时也是最坏的时代。它被伟大的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称为“极端的时代”，因为它既目睹了有史以来最血腥的战争，也经历了史上最伟大的和平。在出版了《大幻想》之后，安吉尔又写作了40年，但是一直未能解释这种矛盾的现象。
摆脱这一难题的最简单的方法（安吉尔本人有时候也确实会使用这种方法）就是坚持世界上在大趋势上是按照安吉尔（和康德）所说的方向发展的，只不过这一趋势有时会被坏运气干扰。看看“一战”爆发的方式，这种说法会显得特别站得住脚。“一战”的爆发就纯粹是一次坏运气的大雪崩。如果奥地利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没有选择在1914年6月28日前往萨拉热窝，他就不会被刺杀，奥地利就不会对塞尔维亚宣战，俄国、德国、法国和英国也就不会彼此开战；或者，如果奥地利安保人员的首领没有在那天把大公在萨拉热窝的行动路线公布出去，或是没有让大公坐在以每小时10英里的速度行驶的敞篷车里，或是没有仅仅因为担心他们的制服不干净就不允许在附近演习的7万奥匈帝国军队参加安保，恐怖分子的阴谋肯定就不会得逞；如果安保负责人没有忘了告诉车队前两辆车的司机路线已经发生了变更，或是没有叫停那两辆开错路的车而因此让整个车队后退，那么车队就不会以那么缓慢的速度经过刺客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如果安保负责人让大公车旁的保安面朝人群，而不是面朝空空如也的街道；如果另一个塞尔维亚袭击者没有袭击那个在普林西普拔枪时抓住他的手的警察……上面说到的这些细节只要有一个发生了变化，就根本不会发生什么“七月危机”，八月的炮火也不会打响。到了12月，那100万年轻人还会活在世上。这些意外引发了太多的后果。
战争结束之后，那些把人们卷进战争的政客们十分热衷于这种说法，他们争先恐后地向读者们保证这场灾难的发生不是他们的错。“1914年，当这些国家滑向战争这口沸腾的大锅时，没有表现出一丝忧虑和沮丧。”英国战时首相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温斯顿·丘吉尔（1914年时他担任英国海军大臣）则更进一步，认为战争是一种自然的力量，不在任何人的掌控之中。他在1922年写道：
如果有人要审视那段时间里的国家间交往，就应当将这些国家视为蕴含着或活跃着或蛰伏着的力量的巨大组织。它们就像星体一样，当它们在空间靠近彼此时，必然会引发强烈的相互作用。如果它们靠得太近，就会擦出火花；一旦超过了某一个点，它们可能就会相互吸引着脱离原本的轨道……从而使得有序的世界变成一片混沌。
但政客们在1914年那个在劫难逃的夏天留下来的书信、日记和内阁会议备忘录中却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欧洲的领导者们并非不小心滑下了那场战争，或是被引力拉向那场战争。实际上，他们充分计算过战争的风险，纷纷冷酷而冷静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战争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即便在人们已经看清战争的代价之后，仍然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土耳其在1914年晚些时候参战，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在1915年参战，罗马尼亚在1916年参战，美国在1917年参战。而到了早已不存在任何幻想的1939年，政客们仍然把数以千万的人送上了死亡的道路。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此认为，所有这些政客们在接受了那么多年的教育，积累了那么多年的经验之后，却仍然只是被非理性的恐惧和憎恨支配的傻瓜，完全看不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所在呢？很多历史学家们或许会给出肯定的答案，不信就看看有多少本书起了类似《愚蠢进行曲》（The March of Folly）这样的名字吧。但这种看法很浅薄，因为20世纪的领导者既不比其他时代的领袖们更聪明，也不比他们更愚笨，也不比我们在第一到四章中看到的那些人更倾向于使用武力解决问题。20世纪之所以那样夹杂着暴力、和平与繁荣，是因为此前500年的战争留给我们的遗产，要远比安吉尔和他以后的很多人所意识到的更复杂。
未知的未知
“警区里派来任务啦，”吉尔伯特（Gilbert）与沙利文（Sullivan）合作的喜剧《潘赞斯的海盗》（The Pirates of Penzance）中的合唱部分有这么一句，“警察的活儿可不轻松呐。”当这部喜剧于1879年第一次登台时，观众发出阵阵哄笑，但世界体系的主宰者们或许就没那么开心了。
在过去的两代人的时间里，英国人（通常）乐于，也有能力充当“世界警察”。因为直到1860年，英国都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化经济体。英国工厂生产出来的商品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更好、更便宜。只要自由贸易的海路还畅通，英国商品就总能够找到买主。随后，英国人可以用赚得的利润购买最好、最便宜的食物，而出售这些东西的农民又可以用赚到的钱购买更多的英国商品，使得英国人又能购买更多的食物……如是往复。英国人有足够的财力充当“世界警察”；而要继续赚钱，他们也需要继续充当“世界警察”。
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获得了利益，而英国人的收获最多。英国的GDP在1820~1870年几乎增加了两倍，占全世界GDP的比重也从5%上升到了9%（当今是3%）。用来维护海路通畅的船只和基地确实要耗费成本，但英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很快，因此这种成本并不算高——英国每创造出一英镑的财富，只需要花费6便士的成本——也就是不到GDP的3%。
不过，到了19世纪70年代，英国发现“警察”的工作不那么好干了。并不是因为英国人干得不好，而是因为英国人干得好过头儿了。随着英国的利润的积累，让英国变得繁荣的自由贸易也使得英国的资本家们可以将自己的富余财富投资到能带来最高回报的地方——这通常意味着投资于其他国家的工业革命。在1870年之后，一连串的国家都实现了工业化。它们都高度依赖英国的贷款，通常用英国的钱购买英国的机器，再生产出产品与英国的出口产品竞争。英国的老对手法国走上了这条道路，这一点儿也不让人感到惊奇。不过，美国（1861~1865年）和日本（1864~1868年）通过内战，德国通过统一战争（1864~1871年），也都形成了积极追求工业化的中央集权政府（见图5–1）。1880年，英国还贡献了全世界23%的生产和贸易，而这一比例到1913年已经下降到了14%。
图5–1撒旦的磨坊：1750年~1913年，5个主要经济体的人均工业产值（1900年英国的产值假定为100）
单纯从经济角度来看，这其实是有利于英国的，因为伴随着全世界的工业化进程，整个蛋糕都被做大了。1913年全球制造业和贸易总值的14%要远大于1870年全球制造业和贸易总值的23%。不仅如此，英国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也提高了。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从农业经济转型成为利润更丰厚的工业经济；而到了19世纪70年，英国又一次进行了转型：从投资于工业转为投资于回报更丰厚的服务业（尤其是银行业、航运业、保险业和对外贷款）。在1870~1913年，英国GDP的增长幅度超过了一倍。有了更多的财富，英国（以及其他的工业化国家）就可以更加积极地进行发展。德国率先在19世纪80年代创立了工人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制度；到了1913年，大部分工业化国家都已经学习了德国的做法。免费的小学教育、男性普选权以及女性最终争取到的选举权都成了工业化国家常见的事物。
但对英国来说，经济上的胜利在战略上却是灾难性的。这是因为，英国的战略，就像17个世纪之前那些古代帝国的战略一样，越过了它的拐点。1872年，美国的经济实力超过了英国；1901年，德国也超越了英国（见图5–2）。每一个富强起来的国家都开始打造一支彰显自身实力和威望的现代化舰队。在1880~1914年，英国的海军实力依然领先，其舰队规模和火力增加了三倍还多，但英国在全球海军中所占的比重却下降了（见图5–3）。英国这位“世界警察”仍然可以对付任意一种敌对的联盟，但是它已经不再具备同时对抗所有国家的实力。
图5–2 其他国家的崛起：1820~1913年，五大主要工业经济体的规模
图5–3 不开心的家伙们：1880~1914年，“世界警察”英国的海军实力相对德国、日本和美国下降
我们如果把英国比作世界上的警察，那么我们就不妨把新兴的工业强国比作城里的帮派成员。就像警察一样，“世界警察”也要考虑，究竟是直接对抗这些对手，还是与它们和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英国可以选择向这些对手发动贸易战争，也可以选择发动真的战争，也可以选择对它们做出让步。前两个选项可能会危及英国赖以致富的自由贸易，而第三个选项可能会让英国的对手变得更加强大，最终使得英国再也没有能力去充当“世界警察”。
英国先是与美国产生了矛盾。美国于1823年提出的门罗主义在理论上禁止了欧洲人插手美洲事务。但即便到了19世纪60年代，亚伯拉罕·林肯最担心的事情仍然是英国皇家海军干涉美国内战。不过，到了19世纪90年代，有一个事实已经十分清楚：英国已经不再有能力在保证履行其他义务的同时再去插手大西洋事务了。面对现实的英国人与美国达成了“伟大的和解”。这相当于英国这位“世界警察”自己找了一个副手，并且划给属于这位副手的势力范围。
在东方，英国收缩得更加厉害。在非西方的世界，日本是唯一一个成功地通过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应对欧洲人的进犯的国家。到了19世纪90年代，日本无疑已是东北亚地区最强的国家。然而，当时日本的舰队尚且还排不进全世界海军排行榜的前六名；而在1902年，考虑到英国与西太平洋地区的遥远距离，英国政府认为唯一能让自己在这个遥远的地区保持一定影响力的方法就是与其他国家达成一个正式的海军协议。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签订此类协议，而签约的对象就是日本。
整整100年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对记者说道：“有一种东西，叫作已知的未知，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同时，还有一种东西叫作未知的未知，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在19世纪，只要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地位稳固的“世界警察”，那么世界各国在战略上通常就会面对一个已知的未知。当俄国人于1853年威胁君士坦丁堡时，或是印度人于1857年发动叛乱时，或是南方在1861年朝萨姆特堡开火挑起美国南北战争，它们都不知道英国这位致力于保护世界体系的“世界警察”会做何反应，但是它们知道英国一定会做出某种反应。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未知的未知就越来越多了。人们越来越难以预知英国这位“世界警察”是不是干脆不会就某件事做出任何反应。不确定性增加了，各个国家无法预知其自身行动可能导致的后果。英国的战略家们清楚这一点，但由于英国没有更好的选择，因此只能让更多的国家获得“世界警察”的身份。1904年，英国人又达成了一个合约：他们与法国人签订了协约，将地中海事务交由法国人管理，从而使得英国人可以专心应对未知的未知中最具不确定性的德国。
使德国成为最难预知的国家的因素，是它的地理位置。就在英法签署协约的同一年，地理学家、探险家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首任院长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发表了一次非凡的公开演讲。他宣称，20世纪的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将是三块大区域之间的力量平衡。其中，最重要的区域被他称为“心脏地带”——“世界政治的核心区域，就是亚欧大陆上不通水路，但是在古代任由骑马的游牧民族驰骋的地带”。
麦金德解释说，在15世纪之前，来自草原心脏地带的袭击者们曾经控制了内新月地带富庶的文明——中国、印度、中东和欧洲。在内新月地带之外，还有外新月地带，这一区域曾经无关紧要，直到1500年之后欧洲的船只将这个广阔的区域连接在一起为止。到18世纪，外新月地带的强国开始进入内新月地带，与心脏地带争夺这一地区的控制权。到19世纪，外新月地带的力量更加强大，最终渗入了心脏地带本身（就在麦金德发表这一演进的同时，英国军队正在向中国西藏进军）。一旦控制了外新月地带的海洋，就意味着可以控制内新月地带和心脏地带，从而也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英国的政治家们并不情愿与美国、日本和法国分享外新月地带，但他们只能去赌一把试试，寄希望于这些与英国一样同属外新月地带的国家有着与自己相似的思维方式。至于德国，则是另外一回事。德国属于内新月地带，这就使得德国可以直接进入心脏地带。在英国人看来，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工业化的德国，有可能会把心脏地带的资源用来对抗外新月地带。“如果德国与俄国结盟，”麦金德十分担忧，“它们就可以利用广袤大陆上的资源建造舰队，那样一来，帝国征服世界的前景就在眼前。”
但在圣彼得堡看来，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是个更紧迫的麻烦——如果德国在与英法的对抗中占了上风，德国就可以动用外新月地带的资源来对付心脏地带。真正的危险并不是德国与俄国结盟，而是德国征服俄国。拿破仑曾经试图征服俄国，但是从外新月地带一直打到莫斯科实在是项太过艰巨的任务。然而，从内新月地带出征的德国可能会更有把握。
柏林的政治家们则看到了第三个维度。在他们看来，最大的危险并非德国征服外新月地带或是德国征服心脏地带，而是外新月地带和心脏地带联合起来夹击德国——这种情形自18世纪以来已经发生过数次。德国的领导者们认为，必须不计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正是这个很简单的战略态势造成了德国在20世纪的悲惨历史。
这三种关于德国的不同的前景将引发欧洲政治格局截然不同的走向。不过，最初，德国人让事情按照自己的想法发展着。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他或许是19世纪最不严谨，但最精明的外交家。俾斯麦认识到，德国人必须在19世纪60年代诉诸武力。经过与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三场短促而激烈的战争，杂乱而脆弱的德意志邦国组成了内新月地带最强大的民族国家。然而，在赢得了这些战争之后，俾斯麦又意识到德国人必须在19世纪70年代放弃武力。要避免被心脏地带和外新月地带双面夹击的厄运，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其他国家都处于两面摇摆的状态，即在东欧和中欧不断组建或打破联盟，安抚英国，孤立法国。
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还能把这种杂耍式的外交玩得很好。但随着英国地位的下降，未知的未知因素变得越来越多，因而杂耍的难度也越来越大。1890年，年轻的新君抛弃了这位年迈的帝国宰相，并且开始像世界各国的首脑一样开始思考，武力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国家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为了以防万一，他命令他的将军们制订先发制人的战争方案，而德国的政治家们则用战争的风险来分散选民的注意力，让他们不至于太过关注快速工业化导致的国内阶层矛盾。老板和工人或许会相互憎恨，但只要他们都更憎恨外国人，一切就都还好。
德国的领导者们开始做一些在俾斯麦时代会被视为疯狂的举动，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对非洲殖民地的争夺和打造战列舰的行为必然会激怒英国，但如果不这么做，德国似乎注定会被敌人孤立。在最好的情况下，德国的敌人可能会将德国隔绝于海外市场之外；在最坏的情况下，德国可能会面临两线作战。德国必须不择手段地打破这个包围，但德国做的每一件事似乎都又让它的敌人们彼此走得更近了。未知的未知因素迅速增加，人们开始普遍担心战争的到来，因此，欧洲大陆上的强国开始购置更多的武器，征召更多的年轻人入伍，并且延长服役时间——而这一切又让对战争的担心更可能变成事实。
到1912年，德国皇帝和他的顾问们认为，极端手段已经是唯一的选项了。有时候，他们会探讨组建一个欧洲合众国，这个国家的领导者自然是德国；另外一些时候，就像1913年圣诞节那天维也纳的一家报纸上说的那样，他们设想建立“一个中欧关税同盟，西方国家不管对这个同盟喜欢与否，最终都会参与其中。这样一来，欧洲就将形成一个可以比肩美国，甚至超过美国的经济同盟”。在英国和美国看来，这听起来就像是宣战声明。
这些都没有让1914年的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弗朗茨·斐迪南本可以躲过6月28日的厄运，在那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冷静的头脑本也可以占据上风。实际上，大部分人认为，冷静的头脑已经占据了上风：一直到7月底之前，债券市场中的投资者都没表现出什么紧张情绪，政治家和将军们也都去度暑假了。如果运气稍微再好一点儿，人们对1914年的记忆可能就会停留在那年美妙的天气，而不是残酷的沙场。
但在那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即便在1914年避免了战争，英国的“世界警察”地位也无法复原。英国的成功使得工业革命继续向全世界蔓延，而这反过来让英国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不稳固。未知的未知因素会进一步增多。在1914年的危机之后，新的危机还会接踵而至。在1914年巴尔干危机之前，还曾经发生过1905年和1911年的摩洛哥危机以及1912~1913年的另外一场巴尔干危机。如果20世纪的每一位欧洲外交家都是重生的俾斯麦，那么他们可能能够不停地化解紧急状况。但这不是现实，这一时期的欧洲外交家的平均水平既不比以前的外交家们更优秀，也不比他们更差。每发生一次危机都好像扔一次骰子，早晚有一天（如果不发生在20世纪10年代，也肯定会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会有某一位国王或首相认定战争是解决他所面对的问题的最不坏的解决方案。
因此，在普林西普刺杀弗朗茨·斐迪南一个月之后，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在此之前，德国皇帝向奥匈帝国许诺，德国已经“考虑过俄国干涉的问题，并且准备好了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不管怎么说，德国宰相曾开玩笑说，其他的选项“形同自宫”。一个星期之后，大部分欧洲国家都进入了战争状态。它们并非不经意地滑向了战争的边缘，也并非仿佛脱离轨道的行星，它们只是生存于一个“世界警察”失去了对世界的掌控的世界之中。
风暴来临
“战争的总体目标，”在战争爆发一个月之后，德国宰相起草的一份文件中写道，“是在西线和东线永久保证德意志帝国的安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削弱法国，使其永远不可能再恢复为一个强国；与此同时，要将俄国尽可能远地推离德国的东部边境，并且解除俄国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奴役”。德国随后要吞并比利时和法国，并且将俄国的省份变为德国的卫星国。英国的商品将从法国市场中被逐出。德国的目标是进行一次反建设性的战争，将环绕德国的巨大联盟拆散，并且给予“世界警察”猛烈甚至是致命的一击。
我们并不知道，德国究竟是在战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还是在经历了战争最初几个星期惨重的伤亡之后才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但无论如何，德国人都冒了巨大的风险。俾斯麦所设想的最坏的情境在1914年变成了现实，德国不得不面对来自心脏地带和外新月地带的全力夹击。德国总参谋部认为，德国唯一的希望是利用其位于两敌之间的位置和强大的工业化组织能力，在俄国完成动员之前就击败法国。
德国的官员们完成了一次管理层面的壮举，他们征用了8 000辆火车，将160万人和50万匹马运送到了西线。德国人在西线席卷了中立的比利时，并且不停歇地行军作战。到9月7日，德军的前锋已经跨越了马恩河，距离巴黎仅有20英里。从地图上看，法军已经被包围，并被阻隔在其首都之外，德国似乎即将赢得战争。然而，德军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很快就会发现现代战争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他的祖国，这个20世纪的利维坦纠集了一支数百万人的军队，分布在100英里的战线上，但毛奇却只能用19世纪的通信手段联系他的军队。无线电的配备很少，而且很不可靠；电话更糟；完全没有侦察飞机可用。
在1914年的9月，毛奇并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报告都要花上几天时间才能送到他的手上。一份报告可能会告诉他，法国人正在崩溃；而下一份报告可能又会告诉他，法国人正在进行反击。别无他法的毛奇派了一位参谋乘车前往前线。一位德国军官后来悲叹道，“如果这位悲观的亨奇中校在他9月8日的旅途中撞了树，或是被掉队的法国士兵干掉，我们可能在两个星期之后就能停火讲和，并且能够让我们随意地开出任何条件”。然而，亨奇最终抵达了前线，他被前线部队面临的风险吓坏了，并且说服部队开始撤退。
即便在一个世纪之后，今天的我们也不比1914年的毛奇更清楚亨奇究竟是把一场即将到手的胜利变成了失败，还是将德国人从灾难中挽救了出来。但对那些认为胜利唾手可得的人来说，撤退的命令让人感到非常沮丧。这个命令“就像是晴天霹雳”，133预备役步兵团的指挥官说道：“我看到很多人在哭泣，泪水从他们的脸颊上滚落。其他人则感到很惊讶。”毛奇精神崩溃了。
德国的豪赌失败了，而且它也没有准备后备方案。不过，德国的对手也好不到哪儿去。协约国的第一方案就像德国人预计的那样，是法国和俄国从两边同时进攻德国，将其击溃。然而，到10月，俄国人已经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而法国人却全凭运气才没有彻底战败。英法俄三个协约国倒是有一个后备方案，即用英国强大的舰队将德国的战列舰封锁在港口之中，对德国形成海上封锁，然后吞并德国的海外殖民地。除了东非之外（在那儿，有一位出色的德国上校将游击战争坚持到了欧洲战事结束），这个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但很不幸，这个后备方案只能一点点儿地让德国人和德国工业“饿死”，因此要取得最终胜利会耗时很久。
负责海军的丘吉尔力主将海上优势更好地发挥出来。海军将领们拒绝了风险过大的入侵德国北部的计划，但丘吉尔坚持认为两栖作战可以在中欧国家柔软的腹部撕开一个口子。英国人无视希腊的中立地位，在萨洛尼卡登陆，但行动一无所获；在伊拉克登陆的部队最终充满耻辱地举手投降了；而在加里波利的第三次登陆更是一次灾难，丘吉尔的职业生涯险些就此终结。到1915年，就连最奉行海军至上主义的人也认识到，战争的胜败将取决于陆战。
但要如何赢得陆战呢？有一种说法是，将军们总是会重演上一次战争。但在战争初期，欧洲的军人们要更落后于时代。布尔战争和日俄战争已经证明，军队无法在开阔地上承受现代火力的打击；而在更早的时候—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末期的战事就已经表明，挖掘堑壕的部队几乎是不可撼动的。然而，到了1914年，军队开始像拿破仑时期那样挥舞着旗帜，一拥而上地进行冲锋。他们的格言是“全力进攻”。
战争刚刚开始了三个星期，比利时前线就有一位名叫夏尔·戴高乐的法军中尉在率领一次冲锋时被击中。“敌人的火力精准而集中，”他后来写道，“子弹越来越密，炮声越来越响。还活着的人趴在地上，周遭都是尖叫着的伤员和倒下的尸体。故作镇静的军官们站直了身子，结果是自寻死路……而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只需要一瞬间就能看清楚这个事实：全世界的勇气加在一块儿也冲不过这样的炮火。”在德军中服役的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展现了与戴高乐一样奋不顾身的勇气。他后来把戴高乐经历过的这种炮火完美地形容为“钢铁风暴”，并以此作为他的战争回忆录的标题（在我看来，这是迄今最好的战争回忆录）。
战争结束后，人们经常形容戴高乐和荣格这样的人是“被驴指挥的狮子”——那些狂喝香槟酒、对前线的恐怖既毫无了解也毫不关心的蠢货们却派英雄们步入坟冢。但实际上，领导者们像历代的领导者一样迅速地发觉了自己的错误，并且马上进行调整。在法国，到1914年10月，已经有上百万人挤在300英里宽的前线上，因此修筑从瑞士延伸到北海的堑壕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当战争双方都完成了堑壕的修筑时，最重要的问题就变成了怎样突破这些堑壕。
最初，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很明显。“要突破敌人的防线，主要依靠高爆弹药的使用，”1915年1月，一名英军指挥官总结道，“只要使用了足够的弹药，就能在敌人的防线上炸出一道口子。如果没能成功……那么我们就需要更多的火炮，或者提高每门火炮所配备的弹药数量。”
这样一来，战争的关键点就在大后方了。哪一方能够更有效地将自身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更多的枪炮弹药，似乎哪一方就能赢得战争。政府开始接管一切，不管是军备、交通，还是食物和工资。每个国家的生产量都在迅速增长。男人被征召入伍，政府只好劝女人走出家门，到农田和工厂中接替男人；政府对食物采取了配给制度；生产也被调整，以使得军队能够获得所需的一切。要做到这一切，就需要更多的官员、更多的税收和更多的规定。利维坦迅速膨胀。
但在做了所有这些努力之后，仍然没有哪一方能够取得决定性的突破。红桃皇后效应似乎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军队的进攻能力迅速增强。各国生产出数以百万计的炮弹；为了把这些炮弹运送到前线，各国又征调了上千万匹马（单是德国就在一战期间损失了100万匹马，其中死于劳累过度和饥饿的马匹远多于死于炮火的马匹）；炮兵们越来越有技巧，他们交替着进行短暂而猛烈的炮击和旷日持久的长时间炮击，还会使用徐进弹幕射击，即让炮火一直覆盖在己方向前推进的步兵前方不远处。然而，攻击方每做出一点儿改进，防御方总能找到相应对策。他们挖掘出纵深达4~5英里的多道堑壕，在前沿阵地只部署少量的部队，并且不断地让部队在前线轮换以保持战斗力。大部分部队躲在敌军的炮火射程之外，坐等敌人占领前沿阵地，然后在敌人超出了火力掩护射程之外后再发动反击。
在1915年，就有些将军意识到，真正的问题是毛奇曾经遇到过的那种困难。一旦战斗打响，指挥官们就失去了对手下军队的控制。当己方的部队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时，总部可能要在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得知这一消息，结果错过了派遣增援和利用这一突破口的时机。“将军们就仿佛一群既没有眼睛和耳朵，也说不出话的人。”历史学家约翰·基根说道。
在这个科学至上的时代，双方都试图寻找新的技术击败红桃皇后。德国人在这一方面走在前列。1915年1月，德国人在波兰使用了催泪瓦斯。不过，这次行动并不成功：由于天气太冷，气体凝结了。然而，他们于3个月后在西线使用了氯气，取得了惊人的效果。一阵轻风将一阵有毒的绿色云雾吹向了敌人的阵地，那里挤满了毫无防备的法国士兵和非洲士兵。氯气杀人的方式十分可怕：它会灼伤人的肺部，刺激肺部产生过多的液体，最终让中毒的人窒息而死。这种气体仅仅杀死了大约200人（按照“一战”的血腥标准，这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正如一位德军军官看到的那样，它让数以千计的敌人“像一群羊一样逃走了”。这场溃败留下了一个宽度近5英里的缺口。但不幸的是，德国人也没有预料到这种气体会如此有效，因此错失了突破这一缺口的机会。到了第二天，这种武器就失去了出其不意的效果。由于氯气是可溶于水的，填补了这段阵地的加拿大士兵只需要在脸上围一条湿布就能化解氯气的危害。
毒气成了人们对“一战”记忆的一部分。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曾描述道：“听啊，随着每一次颤抖，鲜血/从满是泡沫的肺中涌出/像癌症一样可憎，像呕吐一样痛苦/在舌头上留下无法消弭的痛楚。”但对于有所准备的军队来说，毒气只能算是一种令人讨厌的东西，却远远不能改变战局。死于毒气的人数还不到战争中死亡总人数的1/80，每100个领取战争津贴的人里才有一个受了毒气的伤害。
英国尝试了另外一种技术改进：坦克。早在1903年，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就写过一篇名为“陆战铁甲”（The Land Ironclads）的短篇故事。到了1914年12月，工程师们就已经在探讨制造一种带有装甲和履带的车辆了。当时，内燃机还在起步阶段，要让几吨重的钢铁翻越堑壕和弹坑还是艰巨的技术挑战。不过，到了1916年9月，已经有将近50辆坦克可以投入实战了。在战斗打响前，就有13辆坦克坏掉了，但德国人一看到那些尚能使用的坦克，就立刻逃走了——虽然这些坦克在出故障前也仅仅推进了2英里。到了1917年末，英军在康布雷5英里的前线上部署了324辆坦克，它们向前推进了4英里（按照“一战”的标准，这已经算是壮举）之后才出故障。英国的教堂钟声为了庆贺这一胜利而敲响，但德国人的战线仍然没有被突破。
其他一些进步更不起眼，但或许更加重要。在战争开始时，炮兵们对那些试图引入太多科学元素的技术人员非常缺乏耐心。“小子，这是打仗，是动真格的！”一位中尉曾经被人这么告诫，“忘了你在别处学到的那些废话吧！天气冷的时候，把炮管升高一点！”不过，到了1917年，射击控制得到了巨大的改进，这主要得感谢另一项伟大的技术进步——航空。直到1903年，飞机才被发明出来；到1911年，才有飞机被应用于军事上；到了1918年，已经有2 000架飞机出现在西线的上空。它们既校正炮火，也向敌人的步兵开火，甚至开始相互射击。
不过，在战场上仍然没有出现重大的突破。1916年，绝望的将军们开始把杀人本身当成战争的目标。当德国人在2月发动对凡尔登的进攻时，他们的目标不再是突破敌人的防线，而是让法国人在这里把血流尽。在接下来的9个月中，有70万人死在了这片不过几平方英里的泥泞中。同年7月，英国人在索姆河发动进攻时，也没有指望能够真的突破敌军防线，他们的目标仅仅是把德国人从凡尔登引开。在发动进攻的第一个上午，就有2万名英国士兵丧生；在随后的4个月中，又有30万英国人阵亡。
德国人在这场消耗战中的表现更好。比起自己损失的人数，他们杀死的敌人更多，而且他们作战的性价比也更高。英国、法国、俄国和（后来参战的）美国每花费36 485.48美元才能杀死一名敌军士兵，而德国及其盟友只需要花费11 344.77美元。然而，德国人在战略方面却没有什么效率可言。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德国人没有准备好后备方案，但他们很快就有了太多的后备方案。一些将军认为，德国应当集中力量，先击败俄国。他们指出，东线的问题不是如何取得突破，因为那里有足够大的回旋余地，因此突破防线是常事，东线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缺少铁路和公路的情况下保持攻势。他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要比在法国的堑壕中杀出一条血路要容易得多。然而，另外一些将领则认为，俄国前线是次要的，要赢得战争就必须打败英国人和法国人，到时候俄国也会跟着屈服。
这两种观点各自占了一段时间的上风，结果分散了德国的精力。更糟的是，另有一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主张在欧洲之外的地方赢得战争。“我国在土耳其和印度的公使，”德国皇帝在1914年写道，“必须让整个伊斯兰世界都起来反抗英国这个可憎的、满口谎言的、毫无原则的，由小店主组成的国家。”这场伊斯兰圣战并没有能够实现。不过，在1915年，德国海军又开始推行另一项全球战略。德国的海军将领们认为，既然英国比德国更依赖进口，那么为什么不使用潜艇封锁英国的贸易路线呢？
在策略几经摇摆之后，1917年2月，德国人决定击沉一切出现在他们视野中的商船，不管这些商船究竟挂的是哪个国家的旗帜。德国的领导者们知道，这很可能让美国加入战争。但是在他们看来，美国实际上已经参战了。在“一战”爆发前，英国依靠资本输出和工业制品输出控制着整个世界体系；而现在，英国每个月要从美国进口价值2.5亿美元的战争物资。更糟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的资金是英国从纽约市场上借来的。根据德国经济学家的计算，如果德国能切断这条大西洋生命线，那么英国只能再坚持战斗七八个月。他们指出，虽然激怒美国可能会导致德国输掉战争，但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就等同于坐以待毙。不过，为了对冲风险，德国人想出了一个糟糕透顶的主意：资助墨西哥进攻美国。这成了最后一根稻草。1917年4月，美国向德国宣战。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就在消耗战和对东线的侧重开始让天平向德国人倾斜时，美国人站在了英国和法国一边。到1917年初，已经有300万俄国人在战争中丧生（其中1/3是平民），俄国军队也正在土崩瓦解。3月，一场叛乱推翻了沙皇（由于事发于俄历二月，因此被称为“二月革命”），而在其后发生的“十月革命”（发生在公历11月）中，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俄国人随即开始投身于内战，而德国则迫使新生的苏俄放弃了非俄罗斯人居住的领土。
此时的苏俄边界与1991年苏联解体时的俄罗斯边界十分相像。只不过，在1918年，独立了的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三国接纳了各色各样的德国贵族为统治者。“德国的尊严，”埃里希·冯·鲁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德军总指挥官，当时相当于实际上的独裁者——说道，“要求德国不仅要用强有力的手保护德国公民，更要保护所有的德意志人。”他所说的德意志人，也包括奥匈帝国中的德意志人，而此时的奥匈帝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德国的卫星国。如果鲁登道夫赢得战争，就可能会建立起一个疆域从英吉利海峡延伸到顿河盆地的大德意志国家，而这肯定会终结英国“世界警察”的身份。
俄国的崩溃使得德国可以抽出50万人赶在美军抵达前投身西线战场。更重要的是，在俄国的战斗让他们看到了怎样解决那个最根本的问题——指挥和控制。
我已经几次提及军事历史学家维克托·戴维斯·汉森关于西方的战争方式的理论。他认为这种战争方式从古希腊一直绵延到现代的欧洲和美国，通过“简单的、大规模的步兵碰撞”赢得战争。不过，在1917年，德国人发明了一种被战略家史蒂芬·比德尔（Stephen Biddle）称作“现代战争体系”的作战方式。在这种作战方式中，士兵们做出的选择与所谓西方式的战争正好相反，他们不会大规模地交锋，而是“减少暴露在敌方火力下的机会”；他们不追求部队的集中行动和惊吓敌人，而是追求“掩护、隐蔽和分散”。
这种现代战争方式再一次使军事出现了革命性的发展。现在，士官和普通士兵（德国人称之为突击队）都获得了战争的主动性，从而调动起人民战争的能量。经过适当的训练，士官和士兵们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而不需要军官跟在身边驱使他们向前。战斗小组可以偷偷穿越无人带，然后利用弹坑、树桩和一切尚存的掩护物冲过火线（见图5–4）。
图5–4 冲向前方的绿野：1918年5月27日的法国，德军突击队渗透进被破坏的蓬塔尔西村
资料来源：版权所有©帝国战争博物馆（Q 55010）。
突击队可以携带轻便而威力巨大的武器——最早期型号的冲锋枪和火焰喷射器。不过，现代的战争方式的关键并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出其不意。进攻方不再使用猛烈的炮击泄露自己的进攻意图，转而在进攻开始时先短暂释放足以制造混乱、让防守方忙于佩戴防毒面具的毒气（“毒气！毒气！快，小伙子们！一阵手忙脚乱，总算及时理顺了面具和笨重的钢盔”），而这段时间的长度却不足以让敌人做好进行防御的准备。突击队接着会潜入堑壕，穿过那些组织得井井有条的守军，直插指挥部和炮兵所在地，猛烈地袭击他们。这样一来，敌人就变得群龙无首，陷入混乱之中。对于大多数守军来说，他们直到从自己身后射来子弹，才意识到有了麻烦。
到这时，第二波德军已经开始攻击那些被第一波德军留在身后的据点。不过，如果一切顺利，连这样的攻击都是不必要的。在被包围之后，得不到命令、不知道主要战斗究竟在哪儿打响的军队通常会逃跑或是投降。一位曾经领教过德国人新战术的英国军官称之为“战略瘫痪”：“摧毁一支军队的神经，并由此摧毁其指挥官的意志，比把他们的肉体炸成碎片更有成效。”
1917年9月，德国人在里加第一次尝试了突击队战术，导致对面的俄军阵线完全崩溃。6个星期之后，在意大利的卡波雷托，意大利人经历了更大的恐慌［被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永远记录了下来］。一名德军中尉——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只带了5个人就抓获了1 500名意大利战俘。最终，一共有25万意大利人投降，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则向前推进了60英里。
但这些还只能算是演练。到1917年底，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太多的美国军人抵达前突破西线。鲁登道夫别无选择，只能孤注一掷地试图突破英军的防线，从而使“世界警察”的部队退回英吉利海峡的港口，进而迫使法国人走向谈判桌。1918年3月，鲁登道夫最后赌了一次。
进攻刚刚开始了两天，英国第五军就被击败了。上千人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在他们的身后，丢下了上千具的尸体，永远地留在了那里（见图5–5）。为了庆贺这一胜利，德国皇帝给德国的学生放了假。但与里加和卡波雷托的情形不同，防守方的指挥部仍在，并且把预备队迅速投进缺口。在德军的突进被遏止了之后，鲁登道夫又挑了一段防线展开进攻。到5月初，英国人的形势再度岌岌可危。“我们陷入了绝境，”英军的命令中说道，“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每个人都要奋战到最后一刻……绝无退路可言。”
[1] 阵亡的英国人" class="reference-link">图5–5 那异域的一个角落，永远属于英格兰：1918年3月，在隆格瓦勒[1]阵亡的英国人
资料来源：版权所有©帝国战争博物馆（Q 42245）。
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人找到了退路，但英国人又一次迟滞了德军的攻势。鲁登道夫再一次发动了进攻，法国人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得不让刚刚漂洋过海而来的美国人投入战斗。撤退的法军建议美国海军陆战队跟他们一起后撤，结果得到了那句著名的回答：“撤退？去你的吧，我们才刚到这儿。”美国人守住了阵地。鲁登道夫失败了。
现在，轮到德国人承受消耗战的压力了。在1918年春，战争双方都损失了约50万人，而一种可怕的新敌人——西班牙流感——则在双方军中肆虐（这种H1N1病毒可能在1917~1918年的军营中演化，最终在1919年底之前夺取了5 000万至1亿人的生命）。但已经有70万美国人抵达了法国，还有两倍于此的美国人在前往法国的途中，因此协约国一方可以补充他们的兵员。德国则做不到这点。英法美联军计划在1919年发动宏大攻势，包括动用伞兵空投到德军战线的大后方，并且使用上千辆坦克进行突破（不过，1919年的飞机和坦克究竟能否承担此重任，还要画上一个问号）。不过，协约国最终选择了英国人的老后备方案——让敌人因饥饿而屈服，而不是这些浮夸的计划。1918年秋，德国发生了饥荒。士兵和水兵们哗变了。布尔什维克占领了城市。内战开始了。
在前线，德军士兵们开始大批大批地投降。美军曾在一天里接纳了13 251名战俘。1918年4~10月间，德军人数减少了100万。9月底，鲁登道夫垮台了。在被德国皇帝撤职之后，鲁登道夫流亡国外。最终，在11月11日，西线停火。“在今天上午11时，”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对议会说，“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可怕的战争结束了。我希望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上午，所有的战争都就此告终。”
没有胜利者的和平
为什么劳合·乔治错得这么离谱？有人责怪说，是《凡尔赛和约》太过严苛，使得德国人寻求复仇。也有人认为《凡尔赛和约》太过仁慈，让德国保持完整，而没有让它倒退回1871年统一之前的状态。也有人责怪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和约，或是责备英法图谋利用和约。但事实比这些都要简单得多。真正的和平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世界警察”。
德国没有能完成它想要的那种反建设性的战争——打破欧洲反德联盟，并且破除英国作为“世界警察”的地位；而英国也没能完成它想要的建设性的战争，因此未能重塑它在1870年以前的突出地位。英国本土在战争中确实没中一枪、一弹、一炮，在经济上仅次于美国，仍然保有全世界最大的舰队；而且，在夺取了德国形形色色的殖民地之后，大英帝国统治着整个地球的约1/4。但胜利的代价是毁灭性的。佩皮斯说出“由于缺乏资金，所有事情，尤其是海军，都乱了套”，已经是至少1/3个千年之前的事情了，但是这句话在1919年仍然是真理，甚至比1661年的时候还贴近现实。英国的债务已经是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两倍。这一债务水平确实比拿破仑战争时的水平低，但是1815年的英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化经济体，而1919年的英国不是。19世纪，英国的GDP在迅速增长，因此它可以稳步地还清债务；而到了20世纪，再想要依靠减少开支、增加税收的方法做到这一点，只会导致经济衰退。
到1921年，英国的失业率超过了11%，通货膨胀率则突破了21%，罢工导致英国损失了8 600万个工作日，经济水平则自战争结束以来萎缩了近1/4（见图5–6），已经低于1906年的水平。开支的大幅度削减让英国参谋总长绝望地说，“我们在所有的地区都兵力不足——不论是爱尔兰、英格兰、莱茵地区、君士坦丁堡、巴统、埃及、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波斯，还是印度”。由于缺乏供养舰队的财力，英国在1922年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海军军备条约》，与美国保持同等的海军实力。这就意味着，英国要主动报废一批军舰，而其主动报废的军舰数量超过了英国皇家海军在任何一场战斗中损失掉的军舰数量。保守党领袖承认道：“我们无法独自充当‘世界警察’。”
图5–6未知的未知之形状：1913~1939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疯狂之旅（1928年以前的苏联数据不甚可靠）
而美国在国防开支上只投入了其GDP的1%，就足以供养其庞大的舰队。这是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当其他经济体都挣扎在繁荣与萧条的循环之中时，美国的产值却一直在稳步增长。到1929年，美国的对外投资已经几乎可以与英国在1913年时的峰值媲美，而美国的全球贸易额则比英国的峰值还高出至少50%。1926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金融编辑曾写道：“自1914年以来美国国际地位的改变，或许是经济史上最为剧烈的一次变革。”
美国似乎已经准备好了取代英国“世界警察”的地位，但大多数美国人对此并不关心。有些美国人坚持托马斯·杰斐逊的观点，即“与各国均保持和平、发展贸易和诚挚的友谊，但不与任何国家结盟”；有些美国人则担心这样的地位会导致更多的开销；还有包括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在内的一些人怀有截然不同的梦想。
1917年1月，威尔逊对参议院表示，战争的目标必须是“没有胜利者的和平”，因为“有人取胜，就意味着失败者将被迫接受和平，而胜利者就可以把自己的要求强加给战败者”。在威尔逊看来，“只有势均力敌的两方之间的和平可以持久”，这就意味着“各国不能在条约中规定或暗示哪些是大国、哪些是小国，哪些是强国、哪些是弱国”。与一个由单一强国充当“世界警察”的世界相反，威尔逊提议建立一个国家联盟，“由各国组成的单一而强大的集体，只有它才能保证世界的和平”。
从表面上看，这没有什么新鲜的。康德就曾提到过与之相类似的事物。而在威尔逊发表这一通讲话的前几年，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也曾建议用某种群体的“世界警察”来取代旧式的“世界警察”。他认为，“那些高效的文明国家——它们在战争和和平时期都很高效——应当加入一个世界联盟保障正义的和平……将它们的军事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那些冥顽不化的国家”。甚至有人曾设想，应当组建一支国际空军，把那些侵略者轰炸到谈判桌旁。
然而，当国际联盟在1919年成立时，它却并非如之前的设想一般。国际联盟没有强制力。国际联盟可以安排难民返回家园，稳定货币，搜集数据，但没有能力弥补英国留下的“世界警察”的真空。很多批评家怀疑，国际联盟真正的核心内容就是不要与英国竞争。他们指出，劳合·乔治曾经说过，“我赞同成立国际联盟”，他接着补充道，“实际上……大英帝国就是一个国际联盟”。国际联盟的章程基本按照英国的意思起草，而这个机构成立之初的动作之一就是授权英国和法国“托管”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实际上就是将其变成殖民地。
美国国会认为国际联盟不过是又一个纠缠不清的盟约，因此拒绝加入其中。未来的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则在英国人的监狱中写道：“国际联盟……不过是想让那些大国永远地控制超出它们帝国疆域的世界”；列宁则斥责国际联盟为“一具发臭的尸体”和“全世界匪帮的联盟”。苏联人在1919年宣称，唯一能够真正取代“世界警察”的就是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将“摧毁资本的统治，终结战争，废除国界，并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协作的整体”。
在1919年3月，也就是列宁将国际联盟称作发臭的尸体的时候，在新生的苏联，超过500万人正在进行着一场异常恐怖的内战。在这场内战中死亡的苏联人的数量超过了被德国人杀死的数量（如果算上因饥荒和疾病而死的人数，大约有800万苏联人丧生）。早在1918年5月，英国和法国就认定它们需要对此进行干涉，并且在11月11日正式投入战斗——而这也恰恰是西线停战的那天。在1919年，一共有25万外国军队踏上了苏联的土地，其中大部分是英国人、捷克人、日本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也有波兰人、印度人、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爱沙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意大利人、希腊人。
事实上，由于缺乏一个“世界警察”来统领行动，对苏联内战的干涉行动在混乱中失败了。到1920年年中，除了日军之外的外国军队都已经撤退，而苏军正在迫近华沙。苏俄计划在吞并波兰之后，再到刚刚镇压了本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德国去。在1920年夏的几个星期里，列宁用红旗抹去国界的设想似乎就要成为现实。但红军随后耗尽了补给，波兰人借此机会发动反击，将红军赶了回去。到8月底，波兰骑兵甚至在卡莫罗赢得了欧洲历史上最后一次骑兵大战。25 000名骑兵挥舞着战刀争相冲锋，就像此前2 000年的骑手们做的一样。只不过，这一次他们的周围是横飞的机枪子弹和飞溅的炮弹弹片。
在随后的几年里，苏俄逐渐不再提起他们的世界革命了。虽然为了争夺“一战”中覆亡的帝国的领土，不时还会有一些战争发生，但是有那么一小段时间，这个没有了“世界警察”的世界似乎也能良好地运转。国际贸易复苏了。到1924年，大部分国家的收入水平都恢复到了它们1914年的水平。世界终于开始遗忘战争的恐怖了。在1921~1927年，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上涨了3倍；在1927~1929年，该指数几乎又上涨了一倍，在1929年9月3日达到了381.17点的高点。
而就在整整10年之后，英国和法国再一次对德国宣战。
“世界警察”之死
在1929年10月的最后一个周末，19世纪的世界体系终于瓦解了。
在经过85年的争论之后，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开始的。“1929年的危机真的非常让人好奇，”金融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说道，“因为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性的后果（‘大萧条’，甚至“二战”），但是我们找不到其发生的明确原因。”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在10月23日，这个星期三，华尔街的交易员们都慌了神。价值4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530亿美元）的财富蒸发了。到了星期四中午，又有90亿美元消失了。接着，银行家们联合起来，开始购买那些没人要的股票，这让市场出现了反弹。可是到了下个星期一，又是一泻千里。到星期二的下午，道琼斯指数已经下跌了1/4。如果你在1929年9月3日的高点买了1美元的股票，那么到1932年夏，它只值11美分了。
1929年9月3日至1939年9月3日的这10年，全球金融崩溃，而这彻底扫光了那些还让19世纪的世界体系继续发挥作用的东西。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经常扮演最终贷款人的角色，相当于它认同“世界警察”的一部分职责就是维护世界信贷联盟。但是现在，再也没有“世界警察”了，每一个政府都各自为政。各国政府一个接着一个地开始保护自己的经济，筑起壁垒防范外来竞争和金融传染。单是美国就新设了21 000项关税排斥进口。到了1932年年底，国际贸易水平萎缩到了1929年水平的1/3。
英国也不再扮演自负的“世界警察”了。像其他国家一样，伦敦也躲在关税的高墙之内。国防开支下降得更加厉害。到1932年，参谋部认为，英国海军已经不再有能力保卫大英帝国苏伊士以东的领土了。他们承认，战争“将在不可估量的时期内让英国的领地和属地（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置于毁灭的危险之中”。很自然地，这些暴露在危险之中的领地和属地对此不会做出良好的反应。那些由白人定居的领地清楚地告诉英国，如果再有战争爆发，英国政府不应当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领地会支援英国。而长期作为英国的世界体系的支柱的印度，也开始自行其是。1930年，英国开始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展开谈判；1935年，英国向印度的政党做出了巨大让步。
20世纪30年代的衰败从根本上动摇了英国的统治阶层。1913年，剑桥大学的一位导师曾经写道：“英国人从不怀疑，这是英国人的美德。”可是，在接下来的20年中，这种美德迅速地消失了。即便在英国的统治者看来，“世界警察”的地位似乎也开始变得没有意义。最雄辩的质疑者无疑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毕业于伊顿公学的奥威尔在缅甸当了5年的皇家警察，而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成了对英国最激烈的批评者。他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印度各地，”他写道，“都有英国人私下里对这个体系感到厌恶，尽管他们自己就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有一次坐晚上的火车，他与一位在印度教育部门工作的英国人在一个隔间里。“天气太热了，根本睡不着，”他写道，“于是我们就聊了一晚上。我们先是小心翼翼地相互问了半个小时的问题，才确信可以放心大胆地跟对方说话。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列车穿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中，我们则手握着啤酒，坐在自己的铺位上，一同咒骂大英帝国——我们都是大英帝国内部的人，既有学识，也对大英帝国非常熟悉，大英帝国待我们都不薄。但是……当火车缓缓驶入曼德勒之时，我们就像两个偷情的人一样满怀羞愧地彼此告别了。”
当然，大英帝国也仍然有其热情拥趸。“有些英国人，因为英国治理印度治理得不好而感到自责。”一位大英帝国的支持者写道，“为什么？因为印度人没有表现出对英国统治的热情爱戴。要我说，英国人在印度治理得不错，英国人的问题是不应该指望那些被统治者能表现出什么热情爱戴。”
大英帝国的这位拥趸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他认为，要消除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靠的不是自我怀疑，而是武力。20世纪30年代的民主政府在经济增长迟缓、党派斗争、高失业率和社会动乱的泥潭中举步维艰，这使得希特勒的观点看上去不错。在欧洲、东亚和拉丁美洲，热衷于暴力的强人（有些是左派，但更多是右派）掌握了国家权力。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在这个没有“世界警察”的世界，武力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
在很多方面，苏联都是这些强权国家的典范。苏联的领导人好像发现了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战后世界的成功之道：越暴力越好。斯大林枪毙了成千上万的人，把100万人关进了古拉格劳改营，强迫数百万人进行迁徙，并且强征了大量的粮食，导致上千万人饿死。与此同时，封闭、内向、中央统一计划的苏联经济却在1929~1939年增长了80%。这一成绩远远超过了开放、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10年中，英国经济实现了20%的可观增长，而法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水平仅为3%和2%。
斯大林对国内统治的成功感到欢欣鼓舞。1939年，他不顾自己已经将红军中最优秀的军官全部处死的事实，转而将暴力的矛头对准了国外。他派兵进入芬兰、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中国东北。在中国东北，苏军击败了同样野心勃勃的日本。日本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崛起，但是依赖于对外贸易的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遭遇了各国贸易壁垒的严重打击。“我们的国家陷入了绝路，”石原莞尔（Ishiwara Kanji）中佐认识到，“似乎没有办法解决人口和食物的问题。”石原莞尔提出的解决方案最终被日本采纳了：“开发中国东北地区和蒙古，那里的自然资源将能拯救日本摆脱危机。”
石原莞尔和一群年轻军官我行我素，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就在1931年入侵了中国东北地区。石原莞尔已经做好了上军事法庭的准备。然而，东京那些在未知的未知中挣扎的政客们发现，入侵行动十分顺利，而且也没有任何“看不见的拳”要为此惩罚日本。因此，他们也就此选择了武力。国际联盟要求日本从中国东北地区撤军，日本则干脆退出了国际联盟。
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家们对日本提出了强烈谴责，但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行动。1932年，日本发动了对上海的袭击，这使得英国放弃了其自1919年以来制定预算时的一个假设：在未来10年中不会发生大的战争。但英国人在是否重新增强军备方面也显得犹豫不决，因为他们害怕引发剧烈的通货膨胀。
5年之后，日本再次发动进攻，占领了中国华北地区。暴力再一次换来了收获。新征服的地方为日本提供了更大的市场，为军队提供补给的源泉。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GDP增幅超过了70%。“我们变得特别忙碌，”一名军火工人回忆道，“到1937年底，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劳动。我能有钱养活我父亲了，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我那个时候想，打仗倒也不是什么坏事。”（见图5–7）
日本在对外使用武力方面超过了苏联。1937年12月，在攻下了南京之后，日本军人烧杀抢掠，造成的死亡人数达30多万。“我们轮番强奸她们，”一名士兵坦白道，“如果只是强奸她们的话可能也没什么。我不应该说没什么。只是，我们总会在事后用刺刀捅死她们。”一位来自东京的记者看到一些中国人舌头上穿着钩子被吊在那里，吓得哆嗦了一下。一位军官告诉他：“你和我对中国人的看法截然不同。你可能把他们视作人，但我把他们看成猪。对猪，我们做什么都行。”
图5–7 1937年，被炸毁的上海火车站中被烧伤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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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4年，当哈尔福德·麦金德预计内新月地带、外新月地带和心脏地带的冲突将成为20世纪的主旋律时，他就已经担心日本可能会走上石原莞尔设想的那条道路。“如果日本人，”他指出，“意欲组织起中国人推翻俄国的统治，征服其领土，那么他们可能就会构成一场‘黄祸’，威胁这个世界的自由。因为他们将可以把海洋资源和大陆资源结合到一起，而这种优势将使他们可以将俄国人从这个重要的地区赶出去。”
就在麦金德于1904年发表这一著名演讲时，日本正在为了取得进入中国东北的权利而与俄国作战——从外新月地带向内新月地带推进。而到了1935年之后，中国东北地区已经完全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不过，日本并不会立刻威胁心脏地带，而且在1939年夏发生在诺门罕的那场未经宣战的战斗中，苏军的坦克给予日军重创。但此时的日本已经在征服中国的沿海地区了。在麦金德看来，这就是征服心脏地带的前奏。日本似乎是在按照麦金德的设想行动：石原莞尔宣称，在征服中国之后，“日本人就将成为亚洲的统治者，并可以向各个白人种族发动最终的决定性战争”。
这的确让人警觉——非常让人警觉——但对于那些力图维护世界现状的人来说，最大的威胁仍然是德国。凡尔赛体系在东欧设置了一系列新国家充当缓冲带。不过，德国的战略难题（也是战略机遇）并没有变化。德国仍然夹在地处心脏地带的俄国人和位于外新月地带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而在20世纪30年代，其使用武力似乎就像在20世纪10年代时一样有效。
在1917年，德国皇帝曾经将当时的欧洲与古代的地中海地区做比较。他注意到，由于罗马在公元前264~前241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的胜利并没有能真正解决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矛盾，因此才会在20年之后又爆发了更残酷但也更具决定性意义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他预计，德国也将要打它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德国需要的，只是它的汉尼拔。1933年，德国得到了它的汉尼拔。
暴风骤雨
“德国的问题，”希特勒在1937年对他的顾问们说，“只能通过使用武力来解决。”早在1925年，他就在他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这就意味着，德国必须重新打一次“一战”，并且打赢它。
希特勒认为，德国在1914年的战略大体上是正确的。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德军仍然应当在稳住东线的同时在西线出击。在击败了外新月地带的法国和英国之后，德国再回过头对付苏联。但希特勒的思路突破了20世纪10年代的水平。1917年，鲁登道夫坚持认为，从莱茵河到伏尔加河，凡是有日耳曼人居住的地方，就应当属于“大德意志”。而在希特勒的脑海中是一个被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称作“可能的最大的德国”的构想，即让那些地方只有日耳曼人居住。这样就能为日耳曼民族赢得所谓的生存空间。如此，强壮的条顿农民就可以在不受劣等民族干扰的情况下在这些地方繁衍生息。
希特勒认为，胜利的关键是要从“一战”中借鉴两个重要的经验。第一个想法源自英国军官。在1918年，英国人意识到，如果将德国人的突击战术和英国人的大规模坦克进攻战术相结合（在当前的技术水平允许的情况下），再配合以空中支援，就能让堑壕战术失效。别具一格的军事理论家巴塞尔·李德·哈特上尉解释说，这种战术的思路旨在让战斗变得更加灵活，成功的关键在于“先取得突破……再用深入的战略突进利用突破口；让装甲部队充当主力部队的先锋，并且独立行动”。
由于缺乏资金，再加上一些思想保守者的阻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法国和美国军队都未能大力发展这一大胆的设想。但苏联的将军们注意到了这个想法。苏军将坦克编入庞大的装甲军中，装甲军可以独立行动，从而可以进行“纵深作战”，即按照李德·哈特所说的方式深入敌后。但在1937年，斯大林将这些军官中的大多数人都枪决了，而他们的继任者们自然选择避开这些极端的想法，以免引起斯大林的注意。
只有在德国，这种设想才真正成为现实。碍于《凡尔赛和约》的严格规定，德国军队在数量上受到限制，因此只有不断改进自身。这种多兵种配合的突破战术后来被记者们称作“闪电战”。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希特勒开始大幅增加对军队的投入，军队的领袖们拥抱了闪电战战术，德国的工程师们也开始建造能够适应运动战要求的坦克、飞机和无线电（而1918年的武器装备就做不到这点）。由于暂时只有德国采用了新的战术，因此希特勒就获得了出其不意夺取胜利的机会。
闪电战意味着要接受风险和混乱，将钢铁风暴变成一场真正的暴风骤雨。轰炸机和伞兵可以在敌人的后方制造混乱，不仅袭击军人，也同时袭击平民，从而让道路上挤满了难民。在前线，一个个步兵班在密集的炮火和呼啸而过的俯冲轰炸机的掩护下在敌人的防线上寻找缺口，试探战略要点和没有保护的侧翼。坦克和卡车随后就会从这些缺口突进，从而打响真正的战斗。装甲部队会突击进入敌军防线之后，在敌军的预备队得以集中、截断、消灭渗透部队之前，就迅速消灭掉其指挥中枢。突破后的部队最终会耗尽补给，但到那时，早已有第二梯队的装甲部队发动突击了。如果需要的话，还会有第三梯队，总之要让防守方手足无措。或迟或早，混乱和迷惑就会摧垮敌人的战斗意志。
闪电战的实战效果就像设想的一样好。在英国和法国开始进行动员之前，波兰军队就土崩瓦解了。随后，1 000辆德国坦克突破了法军松懈的防线。曾经在“一战”中坚持苦战的法国，在1940年5月就彻底失败了。3个星期之后，温斯顿·丘吉尔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讲话，他坚称，“我们将坚持到最后”。但当丘吉尔的陆军大臣在一间宾馆客房里秘密召集高级军官，询问他们英军“是否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作战”时，他得到了令人震惊的答案。“没人能说得准。”一位军官回忆。
当然，英国确实坚持了下去。但在12个月之后，德国似乎更接近赢得战争的胜利了。德军超过4 000辆坦克挥师东进，苏军像法军一样迅速崩溃了。“苏联人在战争开始的前8天就输掉了战争。”德军参谋长宣称。斯大林有点儿被击垮了，躲到了他在乡间的别墅。战争爆发后的第8天，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来找他了。“我们看到他坐在一间小餐厅的扶手椅里，”其中一个人写道，“他抬起头来说，‘你们来这儿干什么？’他脸上的神情特别奇怪，这个问题本身也非常奇怪。”他的手下们意识到，斯大林以为他们是要来处死他，然后向德国人投降。
不过，苏联人也坚持了下去，因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场所并非只有战场——这也是希特勒从“一战”中学到的第二点。尽管（或者说因为）希特勒曾经于1918年在堑壕中服役，看到了军队的崩溃，他也像很多人一样认为，德国并未在战场上失败。他相信，德国之所以战败，是因为有叛徒在德国的背后刺了一刀。因此，他认为，德国必须在战争爆发前就消灭掉那些潜在的叛徒。他先拿共产主义者开刀，在1933年抓捕了数千人。接下来要对付那些极右翼的对头，他在1934年将他们全部杀掉。随后，矛头又对准了那些不配做德国人的群体。
“主要的一点，”1938年，希特勒曾在私下里说，“就是必须将犹太人赶出去。”2 000年前，罗马帝国将犹太人从他们自己的家园赶了出去。从那以后，欧洲人就时不时地迫害犹太人。但像他们做很多事情的方式一样，纳粹更进了一步。希特勒认为，由于犹太人自己无家可归，因此他们完全站在德国人的对立面，因为德国人与德国的土地有着神圣的联系。犹太人没有归属感，又十分贪婪，因此他们会腐蚀千秋万代的德意志帝国，所以他们必须被彻底根除。1939年，德国刚一开始入侵波兰，德军就开始枪毙犹太人。他们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既慢又贵。于是，他们把卡车改造成移动的毒气室。大概在1941年7月，也就是德国入侵苏联后不久，希特勒决定将欧洲所有的犹太人都抓起来杀掉。希特勒的亲信们也认同他们的领袖的看法，认为欧洲的其他次等人类也必须被消灭掉。他们提出要切断苏联城市的食品供应，在即将到来的冬天里将数以千万计的人饿死。
人民战争的力量走到了极端，这也正是“二战”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一战”之中，在亚美尼亚、塞尔维亚、比利时和非洲都曾经发生过有计划的大屠杀。但希特勒所采取的如此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暴行，用丘吉尔的话说，是“黑暗而可悲的人类罪行史上无可逾越的丑陋暴政”。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计划并没有能够完全实现，但纳粹还是杀害了至少2 000万平民。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本书的前言部分中提出了那个“希特勒反例”。我一直宣称，战争是具有建设性的，可以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可以维护其内部的和平，促进经济增长。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怎么解释希特勒和他的所作所为呢？如果希特勒能够建成他设想中的“可能的最大的德国”，那么这个国家将是自罗马帝国之后亚欧大陆上最庞大的国家。然而，这个国家只会让其大部分子民生活在贫困和危机四伏的环境之中——这与建设性的战争的效果是截然相反的。
在前言部分中，我提出应对“希特勒反例”的方法就是从长期角度审视历史。自从囚笼效应从10 000年前出现以来，征服者总是会制造出一些不毛之地，但他们或他们的继承者们随后就将面临一个困难的选择：要么变成坐寇，要么被新的征服者取代，而新的征服者也将面临同样的选择。丘吉尔认为，如果希特勒击败了英国，“包括美国在内，包括我们所熟知和热爱的一切的整个世界，都将坠入新的黑暗时代的深渊。伴随着对科学技术的滥用，这个新的黑暗时代将更加危险，更加漫长”。不过，所有证据都表明，希特勒的政权也将面临同样的选择：要么变成坐寇，要么像历史上的所有政权一样灭亡。
希特勒一直清楚地知道，赢得欧洲的战争并不意味着他的奋斗的结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大约是一代人到三代人的时间。”他预测说，东欧将能够为日耳曼民族提供足够的生长空间。但在这段时间之后，德国人就需要再次扩张，很有可能是要漂洋过海。到那时（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30年代之间），希特勒的继承者们将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这次大战中，德国将摧毁大英帝国的残余部分，并且在全球占据领地。
绝大多数纳粹领袖们都深信，导致德国在1918年战败的原因是叛徒的背后一刀，而非美国的参战。因此，他们中少有人能意识到，对他们的长期计划构成最大威胁的并不是英国，而是美国。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几天，希特勒就向美国人宣战了，而没有选择让太平洋战事分散美国在欧洲的注意力。“美国人又能如何呢？”德国空军统帅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如是说。丘吉尔却看到了美国人能带来怎样的影响。“现在，我们知道，美国已经参战，完全投入其中，并且将奋战到底，”他谈到自己听闻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反应，“终于，我们赢了！”
从1938年开始，希特勒就在制订进攻美国的粗略方案，并且时不时地命令德国的工厂开始建造可以袭击纽约的远程轰炸机，以及能在大西洋一决雌雄的水面舰队。但随着更要紧的问题不断出现，希特勒只好放弃了这些计划。如果希特勒在1940~1941年击败了英国和苏联的话，他会不会更认真地考虑进攻美国的计划呢？对此我们只能猜测，不过这一猜测不无意义。因为，当我们发出这样的疑问时，我们就能看到为什么纳粹德国像建设性的战争产生以来的所有统治者一样，必须迅速做出那个抉择：是变成坐寇，还是被击败。
如果希特勒认真生产轰炸机、建造舰队，并且试图进行一次横跨大西洋的战争的话，他会很快陷入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遇到的困境。一旦美国明白了怎样抵御闪电战，战争就会变成漫长的后勤能力比拼。即便希特勒能从被奴役的欧洲调集所有资源，他也打不赢这样的战争。
在某些意义上，希特勒的处境更像135年前拿破仑的处境。拿破仑和希特勒都试图用现代的人民战争的力量去实现旧的帝国式的理念，用武力统一内新月地带的欧洲，再使之隔绝于依赖商业的开放的外新月地带。如同我在第四章中提到过的那样，当拿破仑在1805年左右使用这一策略时，就已经证明这一策略注定会失败了。这是因为，大西洋经济圈产生的巨额财富已经证明，真正的实力来自于“看不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拳”的协作。由于英国能实现这种协作，而拿破仑不能，因此法国皇帝并没有可以击败这个由小店主组成的国家的太大可能。到了1940年左右，希特勒用更加极端、血腥的方法实践了同样的策略，而他得逞的概率就更低了。希特勒和拿破仑一样，在英吉利海峡、大雪纷飞的莫斯科和埃及的沙漠中遭遇了失败，这或许并非巧合。他们遭遇了同样的厄运，是因为他们试图做同样的事情。
就算希特勒击败了英国，他也只会发现自己需要面对一个更加强大、更具活力的开放的美国。19世纪和20世纪的独裁者们是被历史抛弃的一群人，就好像那些在史前时期对抗农耕民族的渔猎采集部落，或是试图抗拒古代帝国的部落族群一样。
如果纳粹德国在欧洲取胜，它也不会成为希特勒一直谈及的千年帝国，世界的局势反而会更像是1945年冷战格局形成后的样子。一边是极权主义的欧洲帝国，一边是采用开放秩序的美国，双方都会躲在核导弹的屏障后向对方怒目而视，并且试图在拉丁美洲以及英国和法国曾经的版图上施加影响。它们会支持政变，发动代理人战争，并且拉拢对方的盟友（那样的话，1972年，尼克松可能就不会飞到北京去拉拢中国反对苏联，而是飞到东京去拉拢日本反对德国）。他们甚至还会经历类似于彼得罗夫所经历过的那种情况。
当然，也会有区别。如果希特勒赢了，那么欧洲帝国的统治中心就不会是莫斯科，而是柏林；其帝国的版图也不会止步于“铁幕”，而是会一直延伸到大西洋。希特勒和他的继任者们或许会比斯大林和他的继任者更有胆量冒险发动核战争。而失去了西欧的美国也将更难以取胜。但到最后，像后来的共产党一样，纳粹德国也会遇到那个核心问题：怎样与富有活力的、开放的外新月地带竞争；纳粹德国也仍会面临同样的选择。
关于冷战的话题，我还有很多可以说的，但是我先就此打住，因为至此已经足以证明“希特勒反例”其实并非一个真正的问题（这是对我在本书中所要阐述的理论而言的，对于那些要生活在他的恐怖统治之中的人来说，他绝对是一个大问题）。希特勒的政权在人类暴行史上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纳粹德国取得胜利，那将是一场灾难，欧洲人将在数十载中生活在盖世太保和死亡集中营的阴影之下，暴力死亡率可能会攀升到多少个世纪以来都不曾达到过的高度。但即便如此，纳粹德国也必然要像历史上的其他政府一样遵从铁的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几十年的跨度增加到几代人的跨度），由于需要与奉行开放秩序的国家进行商业和军事上的比拼，希特勒的继承者们必须做出抉择：要么被打败，要么转变为坐寇。在这个假设的情景之中，或许到了21世纪10年代，欧洲仍然是一个黑暗的大陆，秘密警察们还会在午夜时分时不时地破门而入。但此时的暴力死亡率一定又开始下滑了。希特勒可能会延缓文明化的进程，但他不可能终结它。
当然，事实是希特勒输了。如果他在1942年斯大林格勒[2]战役中的表现能更好一些，他本来是可以取胜的。即便到了1943年夏，当他在库尔斯克发动史上最大的坦克会战时，他也还有机会。不过，在那个时候，他的对手不仅学会怎样抵御闪电战，还学会了怎样使用闪电战。同盟国将强大的经济实力投入到总体战之中，最终击败了德国和日本（见图5–8）。上千架的轰炸机不分昼夜地空袭轴心国的本土，使它们的经济瘫痪，还造成了大约100万平民的死亡（东京曾经在一个晚上就有10万人丧生）。当德国人在1941年入侵苏联时，德军需要动用60万匹马运输火炮和补给，极大地延缓了进军的速度。而到了1944年，盟军已经完全机动化了。在诺曼底登陆后实施的“眼镜蛇行动”之中，突破一方变成了美国坦克，而土崩瓦解的一方则成了那些久经沙场的德国军队。在东线也是如此，苏联装甲部队一路杀入德国境内，在巴格拉基昂行动中消灭了希特勒的中央集团军群。当本国的城市陷入一片火海之时，希特勒自杀了，而日本天皇则对他的臣民发表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广播讲话。“战局并未好转，”天皇承认道，“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随着这次讲话，暴风骤雨总算停息了。
图5–8 被击败：绝望的德国炮兵。1943年7月，在库尔斯克爆发的最大规模的坦克会战，彻底打破了希特勒击败苏联的希望
资料来源：华盖图库。
[3] " class="reference-link">学着爱上原子弹[3]
“二战”是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战争。如果我们算上那些死于饥饿和疾病的人们，再加上在德国人、苏联人和日本人的集中营和战俘营中被杀害的人们，“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在5 000万至1亿，而“一战”和其后接踵而至的各种内战造成的死亡人数仅为1 500万和2 000万。“二战”将欧洲和东亚的大片地区都化为废墟，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1万亿美元（大概相当于2013年的15万亿美元，即美国或欧盟一年的全部产值）。但充满矛盾的一点是，“二战”同时也是最具建设性的战争之一。
这是因为，“二战”开启了一个进程：清理英国这个“世界警察”下台后留下的混乱。无须赘言，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丘吉尔要求英国人民贡献出自己的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4]时所设想的结果。早在美国尚未参战的1941年8月，丘吉尔在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后对内阁说，他有一种“清晰而大胆的预感，在战争结束后，美国会同英国一同治理这个世界，直到建立起更好的秩序”。但这并没有成为现实。在“二战”期间，曾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要打败希特勒，英国负责拖时间，苏联负责出人，美国负责出钱。到了1943年11月，当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举行第一次会晤时，时间已经变得有利于同盟国一方了。此时，只有出人、出钱更重要。因此，丘吉尔发现自己只能靠边站了。
当英国人从战胜德国和日本的狂喜中清醒过来时，他们发现自己非但没能与美国一道分享世界，反而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后遗症之中。英国的债务情况比1918年时严重得多。英国的经济被战时生产彻底扭曲了，其本土的食品供给都要依赖于美国贷款。“这太不真实了，简直荒谬绝伦，可怜透顶。”1945年12月，一位左翼记者在日记中写道。他刚刚看了两天的议会辩论，讨论的内容是美国对英国紧急援助的条款。“议长接受了他们的条款。但事实是，他们都有着一种不敢说出来的恐惧——他们害怕，如果再也不能从美国得到香烟、电影和火腿，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这一切或许荒谬绝伦，可怜透顶，但并非不真实。英国已经在抗击德国人的过程中破产了。要偿还债务，英国必须把出口放在优先于消费的位置上，而食品定量配给甚至在1945年之后变得更加严格了。1950年，当人们可以自由购买鸡蛋之时，英国人甚至感到十分欢欣。“此事对我们的意义，只有英国的家庭主妇们才懂，”一篇日记里写道，“我们终于可以打两个鸡蛋放进蛋糕里了……我们已经10年没这样做了。”
英国一面面临着债务违约风险，一面又面临转变成高福利国家的要求。很快，英国发现维持原有的帝国疆域实在是难以承受的奢侈要求了。早在1916年，一名指挥土耳其军队保卫伊拉克的德国将军（他的对手是主要由印度人组成的英军）在家信中写道：“20世纪最鲜明的印记，必将是有色种族对抗欧洲殖民帝国主义的革命。”不过，在经历了另外一场世界大战之后，他的预言才成了真。
在殖民地被日本占领之后，英国就再也没有真正恢复过统治。1941年12月发生在槟城的一幕就非常典型：当日军开始渗透进英军的防御工事时，英国守军未发一弹就逃走了，抛下了由当地人组成的军队，任凭入侵者宰割。在几十名为英国政府服务的亚洲公务员中，只有一个人得到了疏散的消息；而为了给英军指挥官的轿车腾出空间，他又被赶下船来。一名亲历了这一切的年轻的英国女性说道：“我敢肯定，这种所作所为永远不会被遗忘，也永远不会被原谅。”
在“二战”中，有250万印度人志愿加入英军，而只有几千人加入了日军（他们这样做通常只是为了离开战俘营）。但在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也不敢幻想还能继续保持对印度次大陆的控制。1947年，英国人非常不体面地匆忙撤出了印度；到1971年，英国人在苏伊士以东已经没有什么控制权了（或者可以说在多佛以东）。
“大不列颠丢掉了一个帝国，却没有找到新的角色。”1962年，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评论道。但这不完全对。作为曾经的“世界警察”，英国实际上已经顺利地转变成了取代其地位的新强权的主要支持者。这大概是因为英国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余地。希特勒自杀后不到一年，丘吉尔就已经看到“铁幕在欧洲大陆降下”。“二战”的建设性还不足以缔造一个新的世界警察，但创造出两个分别统治半个地球的“警察”。
在500年战争之中，欧洲几乎征服了世界。而现在，苏联和美国征服了欧洲，它们把欧洲从中间分开。夹在外新月地带和心脏地带之间的强大的德国一直担心会被两面夹击，因而曾经引发了重大的战略问题。现在，这一问题也被解决了，因为德国被分成了两个国家。单独来看，“一战”大体上是一次反建设性的战争，因为它动摇了英国“世界警察”的地位。但从1945年的角度看过去，“一战”似乎又更像是一次更长期的建设性的战争的开端，而这次建设性的战争将用一个更加强大的20世纪的“世界警察”取代19世纪的“世界警察”。很多颇有思想的观察家们认为，未来还会发生一次重大的建设性的战争——两个分别统治半个地球的“警察”将一决雌雄，最终只留下一个“世界警察”。
但有一样东西阻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原子弹。
原子裂变改变了一切。在世界战争史上，最猛烈的一次炮击持续了数天，在敌军的阵地上倾泻了15 000~20 000吨爆炸物。然而，在广岛和长崎使用的原子弹只用了一次爆炸就释放出这样的威力，而且还会用致命的中子和伽马射线杀伤爆炸幸存者。美国用这两枚原子弹就杀死了至少15万人。如果在两个均具有庞大的核武库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在最高峰的1986年，美国和苏联共拥有7万枚核弹头），后果将不可想象。这样的战争将完全是反建设性的，被这样的战争破坏的土地，将在未来上千年中都始终是不毛之地。就连斯大林也觉得这样的事情难以接受。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要怎么办。一种可能是，这个世界会被吓住。在意识到可怕的前景之后，人们可能会终于实现铸剑为犁的梦想。在广岛和长崎的核爆发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爱因斯坦就为《纽约时报》撰文称，这是唯一的选择。芝加哥大学一个热心的委员会发表了一份组建一个世界政府的大纲。人们甚至希望国际联盟的继承者——联合国，能够让战争变得不再必要。
但所有这些答案又都提出了一个相同的问题：如果核大国之间发生冲突，该怎么办？有人认为，应该由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管理所有的核武器，但是美国和苏联都拒绝了相关的调查协议。到了1947年，人们也不再相信沟通的作用。苏联人认为，联合国“与其说是一个世界组织，还不如说是一个美国人的组织”；而美国官员在看到一些代表的可笑举动之后，干脆把联合国称作“猴舍”。
另一种可能性是，这个世界将因为恐惧而滥用暴力。一些美国人将“次要的恶”的逻辑发挥到了恐怖的极致。他们认为，既然美国拥有原子弹和能把原子弹运送到敌方城市的轰炸机，而苏联人没有这两样东西，那么美国就应该选择在现在发动一场一边倒的核战争，而不是等到以后去进行更加可怕的、双方互相袭击的核战争。丘吉尔甚至也想出了一个计划（非常恰当地命名为“不可思议行动”），要在发动核打击之后动用不久前投降的德军再次入侵苏联。
在4年的时间里，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但上面的方案依然有瑕疵：美国没有足够的原子弹击败苏联。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8年的计算，如果美国把其拥有的全部133枚原子弹都投到苏联的城市，那么大约将有300万人丧生——这个数字很可怕，但是并不足以动摇苏联这个在“二战”中死亡2 500万人的国家。美国并没有能力杀死上千万的苏联人，直到他们的物理学家在1952年引爆了爆炸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700倍的氢弹。然而，到了这个时候，由于苏联间谍和苏联科学家的共同努力，苏联也拥有了原子弹（见图5–9）。
图5–9 打破平衡：1949年8月29日，苏联的第一次原子弹试验
资料来源：戴维·霍拉维私人收藏。
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从来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1953年，艾森豪威尔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因为敌人有了原子弹就瑟瑟发抖是毫无意义的”。他认为，“我们现在要正视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要一次性地把所有原子弹都投入对敌打击之中”。他委托的一次研究认为，“苏联在两个小时之内就能化为一片冒着滚滚浓烟、充满辐射的废墟”。而另一次研究却指出，如果苏联轰炸机进行自杀式地有去无回的袭击（如果机组成员的家园已经成了充满辐射的废墟，他们做出这样的行为也很合理），他们将能够在美国城市中投掷100枚原子弹，造成大约1 100万人死亡。
在北极上空将会发生激烈的空战，很多苏联轰炸机，甚至是大部分苏联轰炸机都会被击落。但即便如此，对艾森豪威尔来说，风险还是太大了。随着苏联人在1954年拥有了真正的远程轰炸机，又在1955年拥有了氢弹，美国人面对的形势就更坏了。一枚标准水平的氢弹有着相当于100万吨TNT（三硝基甲苯）炸药的爆炸力，足以在3英里的范围内杀死所有人，夷平所有建筑物；在6英里的范围内，衣物都将化为火焰，人们则会以足以致命的速度被抛到空中；在11英里之外，任何身处开阔空间的人都会遭受二级烧伤和辐射伤害。到20世纪50年代末，像这样的核弹，苏联拥有数百枚，而美国人拥有上千枚。
美国人既没有被吓住，也没有因为恐惧而滥用武力，他们在1947年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即所谓遏制政策。在美国人看来，美国是一个外新月地带的强国。美国比19世纪的英国更深入地采纳了开放秩序，废除了直接统治（除了它在北美征服的近380万平方英里土地上的统治之外）。实际上，大部分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一个以自由之名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尽管如此，如同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其著作《巨人》（Colossus）与《帝国》（Empine）中指出的那样，美国在1945年之后的战略处境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惊人地相似。
像英国一样，美国统治了海洋（现在还要加上天空），在全世界都拥有军事基地，并且有着极其强大的经济力量。美国并没有控制着众多的行省或是附属国，而是一群盟国的首领。因此，美国更多地要依赖政变和与当地武装力量的合作，确保它的追随者们与它协同一致，而非直接派出炮舰达到这个目的。不过，这就意味着美国的追随者们通常会有一定的自由采取美国不喜欢的政策。但在重大事务上反对美国的代价之高（就像英国和法国于1956年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入侵埃及之后所发现的那样），使得美国的盟友通常不会冒险。凡事都可以讨论，但总体来看，美国的盟国通常都会按照美国的意思做。这就是为什么，不论是美国的友邦还是美国的敌人，都将“二战”后的世界称作美利坚帝国。
有了这样的盟友，美国就能很快地实现和平。其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很少允许其盟友相互开战（由于世界上大部分民主国家都在美利坚帝国的阵营中，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民主和平论”）。与此同时，在各国内部也实现了和平。“二战”使得人们普遍尊重政府，反感政治暴力活动。“二战”后的几十年是法律和秩序的黄金时代：在1950~1974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英国的暴力死亡率仅为1/5 000和1/4 000。美国的比率（1/700）仍然高于欧洲，但已经比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下降了50%。20世纪50年代或许是乏味的时期，但绝对是非常安全的时期。
这同时也是非常繁荣的时期。1944年7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森林中的一次会议上，美国人奠定了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以取代在1929年9月3日至1939年9月3日崩溃的旧秩序。美国也开始把大量的资金注入满目疮痍的欧洲经济。大部分资金都流向了战时的盟国，但由于美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贸易原则，也有大量资金流入了联邦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到1951年，美国已经对外投放了260亿美元的资金，大致相当于其当年GDP的10%。
战略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认为：“这既是个战略层面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而美国使用的是完美的资本主义解决方案。”就像亚当·斯密笔下的屠户、酿酒师和面包师一样，美利坚帝国也并非出于善心才做这些事，而是出于其自身的利益。随着大量资本涌入欧洲，反过来也刺激了对美国食物和商品的需求。美国经济在从战时经济转型为和平时期经济的过程中，经历了短暂而剧烈的下滑，但随后就实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受益者最多的经济增长（见图5–10）。在英国，1950年人们还会为可以自由购买鸡蛋而欢呼雀跃，而到了1960年，已经有超过1/4的家庭拥有一部汽车；到了1965年，这一比例则超过了1/3。美国的家庭汽车拥有量一直是欧洲的两倍，但并没有欧洲人为此而抱怨。
图5–10 让好时光摇摆起来：1943~1983年，史上最繁荣的经济增长开始了（1950年前的东欧数据不大可靠）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利维坦都将自己的触角深入公民社会之中，以获得赢得战争所必需的资源，并开始负责管理从军火生产到医疗事业再到抚育子女的所有事情。在1918年之后，大部分选民都将此看作对自由的侵犯，因此他们选举出来的政府都忙不迭地抛弃了高税率和管理公民生活这样的负担。然而，到了1945年，许多欧洲人（也有一些美国人，不过不像欧洲人那么多）开始用不同的眼光审视大政府。他们不再将大政府视作一种压迫，而视作一种自由的工具。大政府曾为他们赢得了对抗希特勒的战争，那么，现在或许大政府可以帮助他们赢得对抗贫穷和不公的战争。让诸多保守主义者感到恐惧的是，选民们开始把票投给许诺建立国家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国立大学教育、国有工业，采取积极的税收政策以及立法保护边缘人群的政府。
随着帝国的发展，美利坚帝国麾下的大部分成员都觉得，一切都还不坏。
一路走向彼得罗夫的时刻
美利坚帝国不需要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推进到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但是它的确需要保护并发展内新月地带的自由市场，尤其是在西欧。美国的遏制策略意味着允许苏联人在他们自己的心脏地带中为所欲为，但必须阻止共产主义者任何进犯内新月地带的举动。就算美国做不成“世界警察”，它至少要一做个“世界门卫”。
可以预料到，在心脏地带看来，遏制政策就像是个包围圈。在苏联政治局目力所及的地方，从斯堪的纳维亚到日本，美国的盟友都将其包围。美国的财富和自由将内新月地带的国家吸引到美国一边，威胁着共产主义的未来。莫斯科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们尽他们所能想要打赢这场思想之战，而各种各样的五年计划也带来了放在以前会让人刮目相看的经济增长。但从苏联人征服东欧开始，他们只能更多地依赖于武力，就像以前的沙皇曾经做的那样。
衰退也在威胁心脏地带。苏联人远离海洋贸易的大潮，也无法像外新月地带的国家那样创造巨大的繁荣，苏联人比美国人和英国人更难靠更高的生活质量赢得人们的忠诚。
不过，苏联似乎把暴力犯罪率降到了极低的程度。然而，它也同时让子民们生活在悲惨的境地之中。维持庞大的镇压机器意味着巨额开支，而这也扭曲了经济的运行。在1946~1960年，苏联人的生活水平大约提高了一倍，但在同一时期，美国人的收入水平增加了两倍。
除此之外，苏联人为了统治东欧，必须维持上百万的大军，并在其上投入大量资源。而在“铁幕”另一侧的美国人看来，这是一种巨大的威胁。由于两个超级大国都怀疑对方的意图（通常都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做），那么就不可避免地经常会在内新月地带发生利益冲突。在因此产生的美苏争斗之中，间谍、警察、叛乱者和军队都会卷入其中。美国和苏联都发现，尽管它们都制定了自己的战略，但是它们通常无法按自己的想法行事。两个超级大国都必须与盟友紧密协作，但局势却似乎经常被这些盟友们所左右，不是“狗摇尾巴”，而是“尾巴摇狗”。苏联人曾经抱怨说，他们的民主德国代理人就曾经把他们拖进了一场他们不想要的危机之中；而北约（于1949年在挪威的倡议下形成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首任秘书长则开玩笑说，这个组织根本就是西欧的一个阴谋，其目的是“把苏联人赶出去，把美国人弄进来，把德国人压下去”。
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盟友关系更是错综复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历时3年才宣告结束，造成了300万人丧生，美国甚至还曾威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美国在内新月地带保持了自己的存在，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54年，艾森豪威尔出台了一个全新的“零容忍”的遏制政策——“新面貌”（这个名字十分奇怪，取自克里斯汀·迪奥1947年的长裙系列）。官方的解释故意弄得很模糊，不过似乎这个政策将用核打击报复在任何地点发生的任何攻击。地面部队的数量将缩减到最小，其功能将仅限于作为被攻击的对象，从而触发美国的核打击。北约在欧洲的指挥官说得很直接。“我们所有防御计划的基本点都是使用原子弹和热核武器。”他写道，“在我们的计划中，核武器不再是‘可能使用’。我们说得很明确：‘核武器将被使用。’”
只要让苏联人认识到，战争对苏联来说将是自杀性的，而对美国来说只是近乎自杀性的，那么新面貌政策就或多或少地让美国重新掌握了主动权，至少在面对莫斯科和北京（中国在1964年也拥有了核武器）的时候掌握主动权。但在核僵持的局势下，反而会出现奇怪的“尾巴摇狗”现象，更弱小的一些国家反而发现自己可以冒更多的险，因为它们知道，美国宁愿在它们身上违背一些既定原则，也不愿意被视为对“小鱼”都要使用核威胁的邪恶霸权。在1954年，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承认，他不会在中南半岛对胡志明（Ho Chi Minh）使用核武器。
军事上核革命的迅速发展使得各国几乎不可能维持稳定的战略。1945年，美国和苏联都尽可能地招揽希特勒的火箭科学家，让他们设计洲际弹道导弹。1957年，苏联人在这场竞争中险胜［在电影《太空先锋》（The Right Stuff）中，赫鲁晓夫吹嘘道：“我们的德国人比他们的德国人更棒。”］。苏联人用他们第一批火箭中的一枚将重达184磅的钢球“史泼尼克”发射进了轨道。在“史泼尼克”内部是一架无线电发射机，除了发出哔哔声之外别无其他功能。但这已经足以让美国人陷入绝望。“听啊，”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警告说，“这声音就是旧时代与新时代的分割线。”
但就像这个崭新世界里的几乎所有事物一样，苏联的优势也很短命。两年之后，美国人也拥有了可以使用的洲际弹道导弹。到1960年，美苏双方都掌握了从潜艇上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技术。这样一来，先发制人摧毁对方的导弹、使敌人无力还击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仍然对苏联保持着9∶1的核优势（见图5–11）。美国国防部预计，如果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那么将能够杀死1亿人，基本上摧垮苏联。然而，这篇报告接着说道，苏联人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大城市发动的反击将杀死7 500万美国人和1.15亿欧洲人，从而摧毁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
图5–11 过度的杀伤力：1945~1983年，苏联和美国的核武库
“相互保证毁灭”（MAD）的时代到来了。这个时代，正如它的缩写“MAD”（疯狂）一样，是疯狂的。大规模的核报复意味着，美国和苏联向对方发动袭击无异于自杀。这样一来，新面貌战略就没什么吸引力了。未知的未知又回到了这个世界。1961年，苏联人不知道美国新上任的总统肯尼迪是否会冒着失去纽约的风险拯救美国在柏林的利益。因此，在对柏林这座分裂的城市的争夺中，苏联人比往常采取了更强硬的手段。政治家们摆开架势，相互威胁，恐惧笼罩着整个世界。最终，苏联退缩了，在柏林的中央修建起了一道墙。到了第二年，形势却更糟了。“为什么不往美国人的裤子里放上一只刺猬？”赫鲁晓夫问道。于是，他把苏联的导弹运送到了古巴。在令人心脏骤停的13天里，最坏的情况似乎就要发生了。世界仿佛再一次回到了20世纪10年代，而且这一次人们有了足以毁灭世界的武器。
整个世界都惊醒了。在美国一方的自由民主国家里，上百万的人走上街头，要求销毁核武器，唱着抗议的歌谣，并且排队观看《奇爱博士》。《萨摩亚人的成年》中的观点——战争在任何情况下都毫无益处——占据了绝对上风。
但这些都解决不了这个星球所面临的问题。就像以前的时代一样，只要有人相信武力是解决问题的最不坏的选择的话（或是只要有人相信有其他人是这样想的），就没有人敢放弃武器。而就像自第一把石斧发明以来产生的所有邪恶的武器一样，原子弹一经发明，也就没有办法再被“反发明”（艾森豪威尔使用的词）。即便世界上所有的核弹头都被销毁了，它们也能在几个月内被再次生产出来。这就意味着，禁绝核弹可能是人们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危险的举动，因为背信弃义的敌人可能会偷偷地重建其核武库，并且在遵守条约的一方重新生产出足够的核武器之前就先发制人地发动毁灭性的打击。
在20世纪60年代末，《战争》和几十首略逊一筹的抗议歌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大部分人显然赞同这种逻辑。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里，从来都不会有宣传核裁军的党派赢得选举。英国的工党曾经许诺将禁止核武器，结果该党遭遇了历史性的惨败（该党的一位议员将该宣言称作“史上最长的绝命书”）。
那些真正操控核战争的冷静的人们在寻找更切实际的解决方案。有的方案很简单，比如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设置一个直线电话（经过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的中继）。还有一些方案则没那么容易，比如削减已然十分庞大的核弹头数量。1966年，美国停止了对其核武库的扩充，但苏联人又将其核军备扩充了20年。（美国的一位国防部长说道：“我们造的时候，他们也造；我们不造了，他们还造。”）
最为困难的一步，是怎样在不招致世界末日的前提下争夺内新月地带。美国的方法是采取灵活应对的新政策。美国不再动辄威胁要杀掉上亿的人，而是根据威胁的严重程度做出适当的反应。但美国要怎样确定何种反应是适当的呢？在欧洲帝国从东南亚撤退之后，这个问题很快就浮出了水面。美国人认为，如果只是为了在世界遥远的角落保住一小块内新月地带的落脚点，其重要程度不足以让美国投入一场核战争。但其重要程度足以让美国人在那里牺牲士兵吗？肯尼迪曾经在他总统任期的第一年里抱怨：“军队会开进去，人们会为此欢呼雀跃……然后，就会有人告诉我们，必须要派进去更多的部队。就像喝酒一样，一杯接一杯。”尽管如此，他还是派了8 000名顾问去了越南。两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一番。4年之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岘港。到了1968年，已经有50万美国人在越南作战（见图5–12）。
图5–12 搜索与歼灭：美国第一陆军师在越南南部平定省的沿岸低地四处搜索着反叛军（1968年1月或2月）
资料来源：赫尔顿档案馆/华盖图库。
派遣地面部队之后，就会有更多的抉择接踵而至。拘押平民被证明是切断叛军支援的有效方法，那么采取这样的行动合适吗？白宫认为，合适。那么，轰炸北越呢？白宫认为，有时候是可以的。那么，入侵北越呢？白宫认为，不行，因为此举可能会引发苏联的进一步介入。在尼克松总统看来，对柬埔寨中部的疑似共产党据点进行轰炸和袭击是合适的，但是很多美国人持不同观点。这引发了骚乱，结果国民警卫队在俄亥俄州开枪打死了4个人。后来，又有人提出要在老挝建设一条封锁线，以截断越共的补给。这在军事上是很自然的选择，南越的将军们认为此举将“从后方截断北越军队”。可到了此时，没有哪个总统会同意这种更大胆的方案。
战争继续了下去，最终导致了至少300万人丧生。尽管这一开端令人不甚满意，但北约在欧洲延续了灵活应对的政策。如果在欧洲爆发战争，那么这里就将见证最大规模的闪电战。在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空袭和炮火的掩护之下，可能会有7 000辆苏联坦克冲破联邦德国边境单薄的防线，随后训练有素的部队将通过空降或乘坐直升机的方式在后方100英里的纵深里引发混乱。随着战斗正式打响，在最初的空袭中幸存的北约战机将袭击最远可至波兰的地区，将苏联装甲部队的第二、第三和第四梯队在抵达战场前消灭掉，而步兵则会固守，试图在第一梯队的苏联坦克冲破富尔达缺口或北德平原之前迟滞其攻势。
北约的将军们寄希望于借鉴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攻击以色列军队的经验。当时，指挥和训练水平都很差的阿拉伯步兵凭借着有线制导反坦克导弹将指挥得当、训练有素的以色列坦克部队阻拦了数日。以色列人用了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就适应了对方的战术，并且发动反击并消灭了阿拉伯部队。但北约只能赌它们的部队可以坚持更长时间，长到可以让美军渡过大西洋，操起预先安置好的重型装备，再把苏联人赶回去。
在约翰·哈克特（John Hackett）将军——他曾在联邦德国负责指挥那里的英军—1978年出版的畅销小说《第三次世界大战》（The Third World War）中，战争大体上就会这样进行。在他的笔下，灵活应对策略的效果很完美。在17天的常规战后，苏军的攻势将被阻滞，而美军的到来将增强西方的防御力量，甚至还实现了反攻。此时，苏联将战争升级了。它发射了一枚携带有核弹头的SS–17导弹，摧毁了英格兰的伯明翰，造成30万人死亡。北约做出相应反应，对明斯克发动了核打击。此时，并不稳固的苏联政权垮台了。
1978年时，我刚好就住在伯明翰（距离哈克特设想的着弹点——温森格林大约2英里的地方），因此我可不太喜欢他的预言。但这位将军清楚得很，现实情况会比小说中糟糕得多。北约可能会率先使用核武器，动用“战术”核武器（通常相当于广岛原子弹当量的[5]一半）阻止敌人的突破，并且向敌方示意攻击必须停止。如果莫斯科拒不理睬，那么北约就会使用更大威力的核武器（通常相当于广岛原子弹当量的6倍）。如果此时已经深入联邦德国境内60英里的苏军坦克仍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那么北约将不再有所保留。
不幸的是，苏联人似乎并没有把核弹视作什么重要的讯号。苏联的计划要求坦克部队在两个星期内抵达莱茵河，并在随后的4个星期内抵达英吉利海峡和比利牛斯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苏联将在第一波攻势中动用28~75枚核武器在北约的防线上撕开口子，接着在第二波攻势中再使用34~100枚核武器，配合装甲部队的突进。苏联人预计到北约将进行报复，因此苏军将配备可以在充满化学武器攻击和辐射的环境下作战的装备。因此，苏军将可以在遭遇核打击之后很快集中精力发动攻击，并将敌人击溃。联邦德国将遭遇几百次广岛惨剧，那里的居民大部分都会死去。此时，洲际弹道导弹也将呼啸着掠过北极。在莫斯科方面看来，持续多天的全面战争将摧毁双方的家园，但是一旦核武器用尽，常规战争还将持续下去，直到一方屈服。
苏联官方对于赢得战争持乐观态度（考虑到苏联糟透了的基础设施水准和组织水平，他们或许过于乐观了），但没有人会真的向往这样的战争。因此，尽管灵活反应战略不足以威慑对方，但两个超级大国在经过激烈的辩论后达成了共识（说得好听点，叫关系缓和），使双方可以勉强应付危机。1969年，双方开始了限制核武器的会谈。到20世纪70年代，苏联人也开始在人权问题上做出让步。美国人开始向苏联人出售粮食，借给他们美元，以帮助苏联应对集体农庄和计划经济的失败带来的损失。美苏双方的宇航员开始在太空中携手并肩。
这些看起来都不错，但并不能改变现实。这两个有能力毁灭人类文明的分别统治半个地球的帝国仍然在争夺着内新月地带。而美苏双方那些不稳定、不可靠的代理人仍在按照自己的意愿统治着内新月地带。美苏双方都输不起。
这场战略层面的拔河有来有往。1972年，曾经支持莫斯科的毛泽东认为，他对美国人的憎恨并不比对苏联人的憎恨更多。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苏联的周边局势变得更紧张了。但仅仅一年之后，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的又一次战争让美国损失惨重。阿拉伯的石油出口国将油价提高了三倍，在让美国的盟国陷入经济危机的同时，又让出口石油的苏联大赚了一笔。经济增长放缓。随着苏联在核实力上与美国持平，人们开始担心如何处理这一局势。美苏两国在越南战争的问题上也争吵不休。这一切加在一起，打碎了25年以来美国人对遏制政策的战略共识。保守派人士开始主张，只有靠削减福利支出和相应的管理机构才能重振经济，而重振经济又是实现遏制政策的必要条件。而“水门事件”的爆发又让许多自由派人士相信，比起苏联，他们更厌恶尼克松。政治上的僵局使美国的军事战略也陷入了瘫痪，最终令美国坐视北越消灭了南越。
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全面战略收缩。共产主义者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赢得内战（甚至还赢得了一场大选），同时也在欧洲赢得了很多人的心。有一年的圣诞节——我记得是1976年——我的一位叔叔，一个失业的钢铁工人，竟然给了我一本毛泽东的“红宝书”。1979年，伊朗的非共产主义极端分子也进来搅局，在内新月地带又放出来一个大“魔鬼”。到了那年年底，出现了压垮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苏联入侵阿富汗。像一个世纪前俄国人和英国人为之展开争夺时一样，阿富汗仍然是在南亚连接心脏地带和内新月地带的战略桥梁。
缓和局势结束了。美国开始急剧地扩充军备，在欧洲部署了可怕的新型巡航导弹，并且开始探讨开发可以如砍瓜切菜般瓦解苏军防线的新科技。1982年，以色列人用美国制造的计算机控制的武器系统摧毁了叙利亚19座苏制地对空导弹发射台中的17座，并且在仅损失3架飞机（叙利亚人说是6架）情况下击落了92架苏制战机。原本疑神疑鬼的苏联人现在陷入了恐慌。尽管任何有理智的科学家都会告诉苏联人，要实现所谓“星球大战”计划（美国人提出用激光击落洲际弹道导弹）或攻击破坏者方案（使用远程火箭发射大量计算机制导的小炸弹，用以在装甲师尚未抵达前线时就将其摧毁）至少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莫斯科，人们总是习惯于假设最坏的事情将要发生。
在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做出是否相信其计算机运算结果的抉择仅仅6个星期之后的1983年11月，事情到了紧要关头。神经焦虑、罹患糖尿病，并且由于肾衰竭而不得不卧病在床的苏联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相信北约正在准备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于是要求克格勃证实这一消息。一向尽职尽责的间谍们汇报说，很多美国和英国的公务人员似乎都在办公室里加班。只有一种可能：美国一定在谋划用在西欧即将开始的一次军事演习掩护这次攻击。在民主德国的苏军战机装备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假期都被取消了。就连军事天气预报都取消了，以免他们走漏什么消息。
幸运的是，在冷战之中，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谁也保守不住什么秘密。一位克格勃官员后来对采访者回忆：“当我告诉英国人这个情况时，他们简直无法相信苏联的领导人居然会这么蠢，这么偏执，竟然会相信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安德罗波夫到底蠢不蠢、偏执不偏执，各有各的说法，但美国人十分害怕苏联人恐慌后的结果，因此里根认为有必要派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Brent Scowcroft）——后来曾出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前往莫斯科，说服安德罗波夫不要走向危险的边缘。
再一次，上百万的人走上街头要求禁止核武器。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发布了他翻唱的《战争》。任何对世界末日感到担忧的人都关注着形势的发展。
现在，30年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生活之安全和富裕，超出了以往任何时候。尽管我们得以幸存的机会并不可观，而且也不符合过去10 000年来的趋势，但是结束战争和人类文明自身的战争并没有发生。与1983年彼得罗夫抓起电话的那一刻相比，威胁人类生存的核弹头数量已经减少到了1/20（截至2013年年中）。在未来几年中爆发可能造成10亿人丧生的大战的可能性似乎接近于零。
我们是怎么挺过那些危险的日子的？我们的运气还会撑多久？在我看来，这是人类能问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这些问题的答案，却在一个我们很少留意到的地方。
[1] 原文为Songueval，但据查无此地，只有隆格瓦勒（Longueval），英军确实曾经在此地战斗过，故疑为原文错误。——译者注
[2] 1961年斯大林格勒改名为伏尔加格勒。——编者注。
[3] 学着爱上原子弹：取自库布里克于20世纪60年代执导的一部讽刺冷战局势的黑色幽默电影：《奇爱博士：我如何学会停止恐惧并爱上炸弹》（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译者注
[4] 此处指的是1940年5月，丘吉尔发表就职演说时的名句。——译者注
[5] 当量：物质相互作用时的质量比值。核弹当量指产生同样能量所需TNT炸药的重量。——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