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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将成为国王的人
19世纪80年代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有着6月夜晚常有的沉闷，”讲故事的人写道——两个英国人，丹尼尔·德拉沃特（Daniel Dravot）和皮奇·卡纳汉（Peachey Carnehan）阔步走进印度北部一家报社的办公室。“关于我们的身份，说得越少越好。”他们声称。他们今晚唯一在乎的事情是怎样能到卡菲尔斯坦去。
“据我估算，”德拉沃特说，“那个地方就在阿富汗的右上角，距离白沙瓦不超过300英里。在那儿有32个异教偶像，而我们两个将成为第33个和第34个……我们就知道这些。另外，还没有人去过那里。他们一直在打仗，而在他们打仗的地方，谁懂得怎样训练人们作战，谁就能当上国王。”
德拉沃特和卡纳汉伪装成疯狂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及其仆人，在两头骆驼的背上藏了20杆马提尼–亨利步枪，一路走过沙暴和暴风雪，最终来到一个广阔而平坦的积雪山谷。在那里，他们看到两伙人在用弓箭相互射击。“‘咱们的生意就从这儿开始啦。’德拉沃特一边说着，一边用两支步枪朝那20个人射击。其中一个人离他坐着的那块石头有200码之远，却被一枪放倒。其他人开始四散逃跑，但德拉沃特和卡纳汉就坐在弹药箱上，把山谷上上下下的人都给干掉了。”
幸存下来的人躲在他们能找到的掩体后面瑟瑟发抖，而德拉沃特“走过去踢他们，然后把他们拉起来，再跟他们握手，表现出友好的样子。他把他们召集起来，让他们去搬运箱子，随后开始对所有人挥手，仿佛他已经是一位国王了”。
德拉沃特现在开始着手做一名坐寇。首先，“他和卡纳汉拉着各个村子头人的胳膊，把他们带到山谷中，教给他们怎样用长矛在山谷底部划出一条线，再从那条线的两侧各取了一点土分给他们”。其次，他们召集了村民，“德拉沃特说：‘去地里面挖掘吧，我希望你们能取得丰厚的收获。’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接着，“德拉沃特把各个村子的祭司带到他们崇拜的偶像面前，告诉他们要坐在这里为人们主持公道，如果做得不好就会被射杀”。最后，“他和卡纳汉挑选了20个好汉，教他们怎样使用步枪，怎样组成四人一排的队伍，怎样齐步前进。这些人很乐于做这些事情”。德拉沃特和卡纳汉每到一个村子，“他们的军队就会告诉当地人，除非他们想被杀掉，不然就不要再使用他们的小破火绳钩枪”。很快，他们给卡菲尔斯坦带来了和平，德拉沃特还准备把这块土地献给维多利亚女王。
鲁德亚德·吉卜林在他1888年出版的短篇故事《将成为国王的人》中编造出了德拉沃特、卡纳汉这样的人物和卡菲尔斯坦这样一个地方，以及当地的32个异教偶像，以此满足读者对彰显帝国勇气的奇闻异事的好奇心。不过，这个故事之所以受到追捧，甚至直到今天还值得一读，是因为19世纪的现实情况与吉卜林的小说相去不远。
例如，有一个狂野的年轻人名叫詹姆斯·布鲁克（James Brooke），16岁就加入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部队。他曾经在缅甸受过重伤。后来，他买了一艘船，在上面装上火炮，并在1838年驾船来到了婆罗洲。刚一到那儿，他就帮助文莱苏丹镇压了一场叛乱。文莱苏丹满怀感激，任命布鲁克为沙捞越总督。1841年，布鲁克把沙捞越变成了属于他的王国。他的后代——被人们称作白人拉者——在这里统治了三代，最后在1946年将沙捞越交给了英国政府，并且换取了（非常）丰厚的补偿金。直到今天，沙捞越最有名的酒店还是以布鲁克的舰船名命名的——“皇家”号。
吉卜林笔下的人物说，他们之所以来到卡菲尔斯坦，就是为了效法布鲁克的功业。“现在，这是世界上最后一个靠两个强壮的男人就能‘捞一把’的地方了。”不过，他们并非第一批试图在中亚“捞一把”的人。1838年，也就是布鲁克抵达文莱的那一年，一个名叫乔塞亚·哈伦（Josiah Harlan）的美国探险家就已经尝试了一次。失恋的哈伦加入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并且作为一位外科医生与布鲁克参加了同一场英缅战争。战争结束后，他在印度四处漂泊，最后说服了拉合尔的王公，将两个邦给他治理。从那里，哈伦带着自己的军队去了阿富汗，废黜了以奴隶贸易闻名的古尔亲王。被哈伦富有纪律性的军队推翻的古尔亲王与哈伦谈了一个条件：只要哈伦允许他做大臣，他就可以把宝座让给哈伦。
哈伦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中亚的山岭中升起了美国的星条旗。不过，他做君主的日子就像卡菲尔斯坦的德拉沃特一样短暂。在他荣登王位的几个星期之后，英国就占领了阿富汗，废黜了这位新进亲王。回到美国之后，哈伦试图说服当时的美国战争部部长杰弗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把他送回阿富汗，并为他的军队购买骆驼。哈伦寄希望回到阿富汗后可以接着做他的古尔亲王，他几乎成功了。计划失败后，他先是试图从阿富汗进口葡萄到美国；后来又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为北军组建了一个团，但一场难堪的军事法庭审判让他的这个职务也没能干太久。1871年，哈伦在旧金山去世。
在19世纪之前，布鲁克、哈伦、德拉沃特和卡纳汉这样的人物是超乎想象的，但到了19世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葡萄牙人占领休达的1415年，到这个属于“将成为国王的人”的时代，欧洲人对世界的其他地方展开了一场历时500年的战争。
这场500年的战争与其他战争一样丑陋，满是泪痕和疮痍。在世界上的每一块大陆上，都有当代的卡加库斯们在谴责这场战争，但同样也有西塞罗们赞美它：它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建设性的战争。到1914年，欧洲人和他们的殖民地居民控制了84%的陆地和100%的海洋。在环绕北大西洋沿岸的帝国中心地带，暴力死亡率降至前所未有的低点，生活水平则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当然，一如既往地，被征服者的日子往往过得没有征服者那么好，而且在很多地方，殖民征服都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但当我们再一次远离细节去观察宏大的图景时，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大的特点：在整体上，征服者们压制了局部战争、匪徒劫掠以及私人对致命武力的使用，并且开始让其臣民过上更安全、更富裕的生活。建设性的战争继续发挥着其有悖常理的魔力，只不过这一次是在全球范围内。
为什么欧洲人的火器最优良
将欧洲人从占领休达的时代带到占领卡菲尔斯坦的，是一项崭新的军事革命，而这一军事革命又是由两项伟大的发明推动的。不过，这两项发明都并非产生于欧洲。
第一项发明是火器。在上一章中，我曾提到过，中国的化学家们从9世纪起就一直在试验一些杀伤力小的火药，主要用来制作烟火以及燃烧物。在12世纪或13世纪，一位姓名已经佚失的工匠发现了添加硝石制造真正的火药的方法。真正的火药在被点燃时不仅会燃烧，还会发生爆炸。如果把这样的火药放进足够结实的弹膛里，它的爆炸力就可以把弹珠或是箭矢以足以致命的速度发射出来。
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火器的形象，出现在一个难以置信的地方：一处佛教圣地。这一佛教圣地位于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重庆附近。大约在1150年，佛教信徒们为了装饰这一圣地，决定在岩壁上进行雕刻。雕刻的内容很符合常规，展现出一些魔鬼站在云端，还展现了几种魔鬼使用的兵器：一个魔鬼使用弓，另一个拿着斧头，还有一个手持长戟，另外还有四个拿着剑。不过，还有一个魔鬼拿着的武器看起来像是一种粗糙的火枪，在爆炸产生的硝烟和火焰中射出了一颗小弹丸。
这一雕刻充满争议：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一雕刻证明，12世纪的中国军队就已经使用火器了；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这一雕刻证明火器虽然存在，但很罕见，至少那位雕刻师就从未真正见过火器（他们指出，如果你像那个魔鬼那样手持着金属制成的火器，就会把手上的皮烫掉）；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那个魔鬼拿着的实际上是一件乐器，而当时的人们尚未发明火器。不过，不管我们对这一雕刻如何解读，有一个事实是不容置辩的：在那之后大约一个世纪或者更长的时间，人们就已经在使用火器了，因为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件当时的火器——那是一件一英尺长的造型简单的青铜管，出土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一处古战场附近，其使用时间应该不晚于1288年（见图4–1）。
图4–1 一件伟大事物的发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火器，它于1288年被遗弃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战场上
资料来源：版权所有©雅尼克·特罗提尔。
这件火器的使用效果可能难以预料，它不仅装填弹药极其缓慢，而且射击精度也很差。但更大、更好的火器很快就投入使用了。这些火器在中国南方非常流行。在14世纪30年代，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公然对抗蒙古统治者。因而，这一时期人们对火器的革新十分迅速。在大约一二十年的时间里，起义军就掌握了将这种新型武器的效果运用到最好的方法了。第一个要点是，这些火器要大规模使用（到14世纪50年代，起义军建立的吴政权[1]就已经拥有数百门铸铁火炮，其中有几十门流传至今）；第二个要点是，要采取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战术。1363年，起义军领袖朱元璋与蒙古人在鄱阳湖上进行了决战[2]。在战斗进行的前夜，朱元璋将正确的战术传达给了他的部将们。“靠近敌舰之后，”他命令道，“先发射火器，再使用弓弩；待到靠上敌舰，再使用近身兵器发动进攻。”朱元璋的部将们依计行事。5年后，朱元璋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
被攻击的一方通常会很快地学习并制造对方使用的那些新型武器，这一规律在火器方面也同样适用。到1356年，朝鲜人的防御工事中已经开始配备火器；又过了一个世纪，火器翻越了喜马拉雅山，传到了印度，并且在1456年曼达尔加尔围攻战中投入使用；到1500年，缅甸和暹罗开始制造青铜火炮；在稍晚的1542年（或许是由于朝鲜政府的阻挠才导致了这一延迟），日本人也拥有了火器。
最令人惊奇的是，火器在遥远的欧洲取得了迅速的成功。在1326年，也就是距离我们发现的最早的中国火器仅仅不到40年（而且早于朝鲜拥有火器30年），在中国以西5 000英里的佛罗伦萨，就已经有两名官员受命购买火器和弹药。第二年，牛津的一位插图画家就在一幅手稿中描绘了小型火炮。在古代，从未有哪种发明的传播速度如此之快。
在这一迅速传播的过程中，供给一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3世纪进行的野蛮征服之后，蒙古大汗们在草原上确立了某种意义上的“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在这个环境里，商人们可以将货物从亚欧大陆的一端运送到另外一端，马可·波罗不过是这些商人中最出名的罢了。商人们运输着货物（最主要的货物是丝绸），传播着思想（特别是基督教信仰），将东西方联结在一起。同时，他们也在传播着微生物（比如黑死病），把灾难带给所有人。但不论他们传播的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都没有一样东西像火器那么重要。
与此同时，需求方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对于火器，欧洲人比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更有热情，他们很快发现了它们的使用方法，并投身到对火器的改进工作当中去。1331年，也就是佛罗伦萨人第一次提到火器的短短5年之后，另外一些意大利人就在围城战中使用火炮了。到了1372年，正是火器轰倒了法国各地的城墙。
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大约在1350年之后，东亚地区对火器的改进进程就放缓了；而在欧洲，对火器的改进正在加速进行。随着需求的增长，欧洲人发明了开采硝石的各种新方法。到了15世纪的第一个10年，硝石的生产成本已经下降了一半。与之相呼应的，金属工人开始制造规模更大、造价更低廉的熟铁火器，这些火器可以装填更多的火药，发射更重的炮弹。就在阿金库尔战役发生的7年之后，英国的炮手们就展示了重炮的价值——他们把诺曼底的石头城堡炸成了碎块。
不过，英国人的经历也展现了大型火器的弱点。大型火器过于沉重，移动不便，而且发射速度太慢。这些缺点在攻城战中无关紧要，但是在野战的战场上就使得大型火器变得基本无用武之地了。就算一支军队能把火炮拖到合适的位置，再开上一炮，但在他们完成装填之前，敌人的骑兵早就冲上来了。因此，虽然亨利五世本人就曾在1415年利用大型火器迫使哈夫勒尔的敌人投降，但他在阿金库尔战役中却没有携带任何火器。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不懈思索的炮手们就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简单方法。捷克宗教改革家扬·胡斯（Jan Hus）[3]的追随者们制造了几十门小火炮，并把它们绑在马车上。随后，他们驾着马车开赴战场，再把这些马车连在一起，组成一个小型的可以移动的堡垒（这通常使用一个荷兰语词laager来形容它，即马车堡垒）。火器的发射一如既往地缓慢，但藏在马车阵后方、手持长矛或剑的士兵可以抵挡冲锋的骑兵，为火器赢得再次发射的时间。
1444年，马车堡垒战术差点给敌人以重挫。在众多于中世纪从草原迁徙到幸运纬度带的突厥人中，有一支被称作奥斯曼人的突厥人从他们位于安纳托利亚的大本营出发，开始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扩张。在征服了巴尔干的大部分地区之后，奥斯曼骑射手们现在开始威胁匈牙利。教皇召集了一次十字军东征，随后便有一支基督教联军［其中包括一支特兰西瓦尼亚军队，由“穿刺公”弗拉德·德拉库尔（Vald ‘The Impaler’Dracul）[4]的兄弟率领］在今天属于保加利亚的瓦尔纳挡住了土耳其人的去路。
在当时的欧洲，土耳其人是最好的战士，而且此次战役的人数要比对手多出一倍。因此，土耳其人本可以轻松赢得这场战斗，但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奥斯曼骑兵在冲击基督教军队的马车堡垒时被射倒，土耳其人的士气开始涣散。有一段时间，战事进入了相持阶段。奥斯曼人的进攻本可以就此被挡住，但是年轻的匈牙利国王决定直击土耳其人阵线的腹地，结果导致他本人和500名骑士阵亡，最终使得基督教军队输掉了战斗。
奥斯曼人不仅就此吞并了匈牙利，还从这次难分高下的战斗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开始雇佣基督教徒作为炮手；到1448年，他们就已经开始能用马车堡垒战术反过来对付匈牙利人了。又过了5年，在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下服务的一名匈牙利炮术专家布置了几十门中型火炮，这些火炮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上炸出大洞，终结了拜占庭帝国的统治。
改进仍然在继续。欧洲人学会了先将火药弄潮，再让它自然干燥成小颗粒（俗称“小米粒”），这样的小颗粒的爆炸威力更大。起初，没有哪种火炮结实到足以承受小颗粒火药的爆炸强度，但到了15世纪70年代，法国在和勃艮第之间的军备竞赛中产生了一种体形更短、炮管更厚的火炮。这种火炮可以使用小颗粒火药，发射的炮弹也不再是石头弹丸，而是铁弹丸。匈牙利人则为这种更强大的火药找到了另外一种用法：他们把少量的火药填入一种手持的枪中，这种枪被称为“火绳钩枪”，因为其上有用来减少后坐力的钩子。
1494年，这种新武器进行了令人瞩目的试演。当时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一心想要发动十字军东征夺回圣地，并且认为入侵意大利是理所应当的第一步。从宏观角度来看，他发动的战争都是一场灾难，但是至少证明了这种新的火炮给战争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凭借几十门新式的、重量较轻的火炮，查理八世轰平了挡路的一切东西。多少个世纪以来，战场上的失败者总是可以选择躲进城堡之中，祈求能坚持到围城战的结束。但意大利人此时意识到（就像经历了这场战争的马基雅维利所说的那样），“现存的城墙无论有多厚，都可以在几天内被火炮摧毁”。
这种武器造成的第一个影响是战役数量的激增。因为任何在野战中失败、并且退回防御工事内部的军队，现在注定要遭遇失败。在1495~1525年，西欧人一共打了十几场大决战，这样的高频率是前无古人的。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这种趋势又发生了变化，因为进攻方的进步也引发了防御方的进步。现在，欧洲人放弃了自史前的杰里科就开始采用的修筑高耸的石墙阻拦敌人的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低矮的、倾斜的土堆，用来使炮弹发生偏转，或是吸收炮弹的力量。步兵可以更轻易地爬过这种新墙，但是对此也有解决方案。“第一个要点，”马基雅维利约在1520年写道，“是要让我们的城墙呈弯曲状……这样一来，敌人如果试图靠近，那么他们在侧面和正面就都会受到袭击。”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欧洲开始到处出现造价不菲的新型城墙。这些城墙的形状好像海星，四周满是向外探出的半月堡、棱堡和角堡。这样一来，战败的军队又可以退回坚不可摧的堡垒里，这导致交战突然失去了吸引力。在1534~1631年，西欧人几乎总是避免进行正面冲突；即便当他们发生正面冲突时，也通常是因为其中一方试图解除围城状态。“我们打起仗来更像狐狸，而不像狮子，”一位英国士兵说，“每打一次直接交战的战斗，你总要相应地打上20次围城战。”
这听上去像是又一个红桃皇后的故事，欧洲人仿佛越跑越快，却依然停留在原地，在越来越可怕但却毫无意义的战争中挥霍着鲜血和金钱。但就像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关于防御工事、金属武器和铠甲以及所有的古代军事革命里发生的情况一样，这样的说法并不是事实。西欧人确实没有办法超过彼此，但是他们超过了这个星球上其他所有地方的人。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一直处于防御姿态，他们应对着蒙古人、土耳其人和其他入侵者。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给欧洲大陆带来了巨大的震动；1528年，土耳其军队甚至打到了维也纳城下。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后，欧洲的前景看上去更暗淡了。“我们难道能奢望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吗？”在君士坦丁堡领衔谈判的欧洲代表忧郁地自问。一边是基督教国家“空荡荡的国库、挥金如土的习惯、耗竭的资源和涣散的士气”，另一边是土耳其人“未受削弱的资源、使用武器的丰富经验、身经百战的老兵以及连续不断的胜利”。
而令大多数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竟然是肯定的。就在这位大使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军事力量的天平正在倒向欧洲的一侧。1600年，在匈牙利的土耳其指挥官忧郁地报告说：“那些被诅咒的人（即基督徒），大部分都是步兵，手持火绳钩枪。大部分的伊斯兰部队都是骑兵，不仅只有很少的步兵，也缺乏善于使用火绳钩枪的专家。因此，我们在战斗和围城战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在一个世纪当中，欧洲人一直在稳步增加军队中使用火器的士兵的数量。这一趋势在16世纪50年代之后提速。当时，西班牙人发明了一种新的手持火器——火枪。这种火枪可以发射2盎司[5]重的铅弹，其威力足以穿透100步之外的板甲。在16世纪20年代，持有开刃兵器（长矛、剑、斧枪）的步兵的数量通常是持火绳钩枪的士兵数量的2~3倍。但一个世纪之后，这一比例就发生了逆转。骑兵失去了其在中世纪的统治地位，转而承担侦察、前哨和保卫侧翼的任务。在17世纪的军队中，骑兵的比例很少超过1/10。
于是，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一个矛盾。大约在1415年，蒙古人和明朝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而亨利五世和其他欧洲君主则落在后面。到了1615年，甚至早在1515年，这一趋势就发生了逆转，这个世界上已经少有什么军队能够抵挡欧洲人的火力了。欧洲人拥有了最优良的火器，而发明了火器的亚洲人则没有。
为什么中国没有能够保持住它在火器上的早期优势，并进而对这个世界展开500年的战争呢？这或许是整个军事史上最为重要的问题，但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却难以达成共识。
最流行的一个理论，也就是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谈过的理论，欧洲人受益于独特的西方式的战争。他们自古希腊人那里继承了这种战争方式，而这种战争方式也造就了他们的火药革命。“火器和爆炸物的真正关键点，并非是它们突然赋予了西方军队绝对的霸权，”军事史学家维克托·戴维斯·汉森认为，“而是因为西方以高质量和大批量地将这些武器生产出来，而这没有发生在欧洲之外的地方。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长期以来，西方文化都倾向于理性主义、自由探究和对知识的传播，而这些都植根于古典时代的传统。”他总结说，“鉴于欧洲文明起源于希腊”，欧洲的腾飞是“合乎逻辑的”。
这样的观点不能令我信服。你读到这里，我相信你不会惊讶于我的态度。在第二章中，我试图证明并没有所谓古代的西方式的战争这种东西，因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作战方式并非西方独有的。他们的作战方式，仅仅是遍及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上的一种大的趋势中的地方（地中海地区）版本罢了，而我将这个大的趋势称作建设性的战争方式。接着，在第三章中，我指出在公元的第一个千年里，面对着骑兵的崛起，从中国到地中海的这种古代建设性的战争开始瓦解。我的这些观点如果是正确的，那么汉森这种继续用所谓西方式的战争解释欧洲的火药进步的方式就必然是错误的。我们如果仔细观察16世纪欧洲的现实，就会发现有太多的东西是没法用西方式的战争理论解释的。
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已经深入探讨过这些细节，所以我在这里只想集中说明两个问题。如果真如汉森所说，“正是西方人这种对步兵大规模交锋和自由民在战场上用开刃的武器相互搏杀的渴望，在超过2 500年的时间里让来自非西方世界的对手感到困惑和恐惧”，那么为什么欧洲人新的作战方式却是站在远处开火，而非近身使用开刃武器？如果西方式的战争总是关注“在战场上给予敌人的力量以彻底摧毁”，“发动致命的打击，然后绝不后退地坚持下去”，那么为什么欧洲人在1534~1631年的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只打了那么少的战役？如果“在过去的2 500年里，一直有一种西方式的作战方式，这种方式是西方人作战方式的共同基础，并不断地传承了下去。正是这种作战方式，使得欧洲人成了文明史中最具杀伤力的士兵”，那么为什么欧洲在整整一个千年的时间里（大约500~1500年），一直在来自亚洲和北非的劫掠者和入侵者面前退却？
一些历史学家给出了一个十分务实的答案解答所有这些问题。他们认为，欧洲的火器革命与文化传统无关，欧洲人火器用得好，只是因为他们仗打得多。这是由于欧洲分裂成了众多的小国家，彼此争斗不休。而与之相反，中国在1368~1911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因此，中国人很少打仗，也没有理由在改进火器方面太下功夫。而对于征战不休的欧洲人来说，改进火器的效果却事关生死。因此，欧洲人使得火器趋于完美，而中国人没能做到这一点。
但这种说法回避了关键的问题。中国尽管在1368~1911年之间的大部分时间是统一的，但是也经历了很多战争，而且其战争规模往往会让欧洲人之间的小打小闹相形见绌。在1411年和1449年，明朝皇帝两次派遣超过50万人的大军对抗蒙古人；16世纪，明朝一直在抗击海盗；16世纪90年代，明朝与日本在朝鲜半岛发生了惨烈的大战；1600年，中央政府又征调25万人镇压四川的叛乱。那么，为什么这些战争都没能引发欧洲式的对火器的改进呢？
由历史学家转行做了律师的肯尼思·切斯（Kenneth Chase）在他杰出的著作《火器：1700年前的全球历史》（Firearms: A Global History to 1700）中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欧洲和亚洲人打了多少次仗，而在于他们进行的战争的类型。最初的火器笨重、缓慢，射速不能以一分钟几发计算，而要以几分钟一发计算。它们只能适用于打击同样笨重、缓慢的目标，比如城墙。这也是为什么火器最初的重要改进出现在攻城火炮上。
火器最早的革新温床在中国南方。因为在14世纪中叶长江流域对抗蒙古统治者的战争中，取得战争胜利的方式通常是攻克城池，以及在行动受限的河段上击沉对方的大船。早期的火器可以很好地完成这两项任务。但在长江流域的战争于1368年结束后，主要的战场就转到了中国北方的草原。在这里，没有什么可供轰击的城池，而射速缓慢的火器在移动迅速的骑兵面前毫无用处。中国的将领们也都是些理性的人，他们因此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增加骑兵的数量和兴建长城方面，而不是用于火器的进一步改进。
而欧洲，至少其在刚接触到火器时，与中国南方的情况有更多的相似点。欧洲到处都是堡垒，有着大量的地形阻隔可以限制军队的行动。而且，由于欧洲远离草原（这导致骑兵十分昂贵），欧洲的军队中总是包括大量的移动缓慢的步兵。在这样的环境下，对火器加以微小的改进就可以取得显著的功效。到了1600年，长久以来日积月累的改进，使得欧洲军队成了世界上最好的军队。
如果明朝皇帝有一颗水晶球，能预见到在17世纪火器可以有效对抗游牧民族骑兵的话，他们肯定也会从长期着眼，对火器的改进进行投资，最终研制出小颗粒火药、火枪和铸铁火炮。但在现实世界，没人能预见未来（尽管有些人很努力地想做到这一点）。我们能做的只是对当下面临的挑战做出反应。欧洲人潜心于火器的改进，是因为在当时这是有意义的行为；中国人没有潜心于火器的改进，是因为在当时这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行为。而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欧洲人（几乎）征服了世界。
回报
14世纪，由于旅行者、商人和军队将火器沿亚欧大陆向西传播，欧洲人学会了使用火器。到了16世纪，由于旅行者、商人和军队将火器沿亚欧大陆向东传播，亚洲人也学会了使用欧洲人改良过的火器。在某种意义上，这算是一种回报。
横跨欧亚两洲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率先了解到了欧洲的火器。土耳其人的火器水平通常落后于欧洲人，但是也要比其东方和南方的国家领先几十年。在1514年的查尔迪兰战役和其后两年进行的达比克草场之战中，正是置于马车上的火炮屠杀了波斯和埃及最优秀的骑兵，使得奥斯曼帝国统治了中东。
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后，另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莫斯科大公国，同样学会了使用西方的火器。从13世纪开始，俄国人就一直靠着每年向蒙古人进贡而苟且偷生。但到了16世纪，伊凡雷帝（Tsar Ivan the Terrible）对他们进行了报复。在与瑞典和波兰的血腥战争中，俄国人学到了使用火器的基本方法。伊凡扫荡了伏尔加河，用火炮摧毁了挡在路上的蒙古人防御工事。到他于1584年去世时，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帝国疆域已经扩大了一倍，而这才仅仅是个开始。1598年，装备着新型火枪的俄国毛皮猎人翻越了乌拉尔山脉；到1639年，他们已经出现在了太平洋之滨。
如果这一切继续下去，商队一定会一路沿着丝绸之路向东前进，把先进的欧洲火器带到中国去。但商队的步伐却被这个时代另外一项伟大的发明超越了，那就是可以进行远洋航行的船舶。
就像火器一样，远洋船只的基本技术也出现于亚洲，但在欧洲臻于完美。比如，在1119年，只有中国的船长们在使用磁罗盘。这项技术随后传到了印度洋上的阿拉伯商人手中，继而在1180年传播到了地中海海域的意大利人那里。在接下来的3个世纪中，东亚地区的造船工人在索具、船舵和船体制造方面取得了进一步的突破。到1403年，中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干船坞，其中可以容下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的船只。这些船只拥有大量的水密舱，用防水涂料密封，还配备有储存淡水的船只辅助航行。因此，中国的水手们可以驾驶这些船只前往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在1405~1433年，著名航海家郑和率领着上万名水手，乘坐着上百艘船只，抵达了东非、麦加和爪哇。
与之相比，西方的船只就显得很简陋了。但就像火器一样，欧洲人可以把亚洲人的灵感用在迥异的方向。这一次的驱动因素仍然来自一个根本点：欧洲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欧洲人面临着与亚洲人不同的挑战，而欧洲人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而付出的努力，最终使得相对劣势的环境反而变成了他们的优势。
在15世纪亚欧大陆的幸运纬度带上，西欧的位置看起来再糟糕不过了。一位经济学家曾把西欧称作“一个遥远而边缘的半岛”，远离位于南亚和东亚的中心区域。欧洲商人深知中国和印度的富庶，几个世纪来一直试图找到通往东方蓬勃发展的市场的快捷途径。但情况在1400年之后开始变得糟糕了。蒙古人建立的各个汗国开始分崩离析，这导致穿越草原的丝绸之路变得更加危险；与此同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另一条路线（经由叙利亚抵达波斯湾）上征收关税，使得这条道路的通行成本更加高昂。此时，最佳的方案似乎就是通过海路，绕过非洲的南端抵达亚洲，从而可以避开那些在陆上插手的国家。但是没人知道这条道路是否真的可行。
在想要一探究竟的欧洲人当中，葡萄牙人所处的位置是最有利的。在占领休达多年之后，葡萄牙船只逐渐向南探索着非洲的西海岸。在地中海地区，占统治地位的船只是以桨为主要动力的船只，但这样的船只并不适应大西洋的长途航行以及那里的风浪。这一问题的解决十分紧迫，因此葡萄牙的亨利王子（休达的征服者之一，葡萄牙王位的第三顺位继承人）决定亲自推动建造更好的船只。
他的努力很快获得了成效，葡萄牙人建造了卡拉维尔帆船。这些小船通常只有50~100英尺长，排水量几乎不到50吨，如果郑和看到这些船，一定会觉得很可笑，但它们足以完成使命。它们的浅底可以通过充满淤泥的非洲河口水域，方形的横帆可以让它们行驶得更快，而大三角帆则让它们更灵活。1420年，葡萄牙人的船队发现了马德拉；1427年发现了亚速尔群岛，几年的工夫，这些岛屿上就已经遍布欣欣向荣的种植园；1444年，水手们抵达了塞内加尔河，借由塞内加尔河，他们可以把非洲金矿中的黄金运送出来。1473年，葡萄牙人穿越了赤道；1482年，他们驶抵了波澜壮阔的刚果河河口。
一切都很顺利。但一旦过了刚果，卡拉维尔帆船（以及后来更新型的克拉克帆船）就遇到了强烈的逆风。航行就此止步，直到无所畏惧的欧洲水手们找到两个解决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olomeu Dias）在1487年的奇思妙想：“从海上回来”（volta do mar）。这个方案的意思是，驾船驶向未知的大西洋远处，寄希望于会遇到可以将帆船带到非洲南端的风。迪亚士成功地绕过了好望角。不过，迪亚士当时把这个地方称作风暴角（我曾经有一次坐船经过此处，狂风巨浪使我难以入睡；这一经历让我觉得迪亚士取的名字是正确的）。不论我们怎么称呼这个地方，当时的葡萄牙水手发动了哗变，拒绝在如此糟糕的条件下继续航行。继续前进的任务留给了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1498年，他第二次绕过了非洲的南端，驶入了印度洋。
第二个方案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方案，它显得更加不可思议。像所有受过教育的欧洲人一样，哥伦布知道地球是圆的。那么，从理论上说，如果从葡萄牙向西一直航行，最终总会到达东方。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欧洲人也知道，绕世界一周大约要24 000英里。因此，通过这条路径前往印度群岛实在太过遥远，无利可图。但哥伦布不相信这一点，坚持认为只需要航行3 000英里就能达到日本。1492年，他终于获得了足够的资金验证自己的观点。
一直到他去世，哥伦布都相信他到达的地方是亚洲。但人们渐渐意识到，他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而这一成就更令人兴奋。一些欧洲人发了大财：他们先是把美洲的财富——黄金、白银、烟草，甚至还有巧克力——运回欧洲，再把非洲人运到美洲生产这些东西。欧洲水手们把大西洋从一个天然屏障变成了一条高速公路。
不过，这是一条危险的高速公路。就像被罗马人征服前的地中海地区和被蒙古人统治前的草原一样，大西洋上也基本不受利维坦们的法律约束。一旦船只驶离加的斯或里斯本，一切约束就不复存在了。任何有一艘小船、两门火炮的无所顾忌的人都可以让他自己（偶尔是她自己）享用美洲大陆的财富。海盗的黄金时代开始了。
16世纪，从加勒比海到台湾海峡，全世界都在进行着对抗海盗的战争。这又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如果利维坦们想赢得这场战争，它们总是可以赢的，但伟大的庞培曾经在公元前1世纪采用过的那套占领、坚守、建设的策略需要花钱。政府经过计算，发现放任海盗造成的损失要小于对海盗开战的成本，那么还何必对付这些海盗呢？聪明的官员甚至把海盗变为己用，收取贿赂后就放任他们恣意妄为，或是干脆承认这些亡命之徒的“私掠船”的合法地位，使其可以合法抢劫其他国家的船只。一些粗心的航海者可能会倒霉，但是这似乎只是很微小的代价。
不过，对于航海者而言，这个代价却是高昂的。因此，他们做出了一个很自然的选择：武装起来。卡拉维尔帆船和克拉克帆船都能搭载一些火炮。到了1530年，葡萄牙的造船工人们开始制作一种新的船只——加利恩帆船，这种船基本上就是一艘漂在海上的火力平台（见图4–2）。加利恩帆船的船身更长、更窄，其上拥有四根桅杆，船首楼和船尾楼都较小，因此可以航行得更快。不过，这种船最大的特点是其船侧布满了火炮。在刚刚超过水线的地方留出了炮门，火炮可以在这里发射8磅重的铁质炮弹，射程可达500码。
图4–2 漂浮着的火力平台：大约在1562年，法国和葡萄牙的加利恩帆船在巴西海岸交火
资料来源：吉亚尼·达利·奥尔蒂/艺术资源档案，纽约。
2 000年以来，海战的方式都一直是靠近敌舰、冲撞敌舰，再接舷登舰作战。但现在，船长们学会了用船侧面对敌舰，再在刺鼻的硝烟中向敌人倾泻炮弹的做法。弯刀和匕首依然派得上用场，不过如今最容易造成人员伤亡的，是炮弹击穿船体时朝四面八方迸溅而出的木头碎片。这些碎片参差不齐，有的长度在一英尺以上，可以把人的头和四肢削掉。一位目击者称，甲板“被鲜血染红，桅杆和索具上沾满了脑浆、头发和颅骨的碎片”。
火炮不仅可以用来抵挡海盗，它们本身也可以作为商品换取利润，因为亚洲人愿意为这些可怕的武器支付大价钱。达·伽马的一些手下离开了他的船队，转而为卡利卡特的苏丹做火炮制造商，一年之内卖给他400门火炮。1521年，第一批抵达中国的葡萄牙人也开始铸造火炮供应当地市场。到了1524年，明朝的工匠已经开始自己铸造火炮，并且制作小颗粒火药了。
日本是一个极端的例子。1542年，一场风暴把3名葡萄牙人送上了日本海岸，他们有可能将他们最先进的火枪出售给了当地领主，并且教会领主手下的工匠制作更多火枪。到了16世纪60年代，日本的火枪就像欧洲的一样精良，并且同样让传统的防御工事变成了过时的事物。不过，与欧洲不同，日本在防御方面的进步远远落在了其进攻能力的后面，这或许是因为先进的火枪是突然出现在那里的，而不像在欧洲那样经历了至少两个世纪的演进。不过，不管究竟是何原因，就像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那样，统一的政府在16世纪80年代控制了整个日本列岛。
欧式火器大受欢迎，亚洲的军人们很快开始把所有的现代火器都统称为“法兰克的”（在波斯被称作farangi，在印度被称作firingi，在中国则被称作佛郎机）。他们也采用了欧洲的战术，懂得装备了现代火枪和火炮的马车可以有效抵御草原骑兵的进攻。
札希尔·乌德丁·穆罕默德·巴布尔（Prince Zahir al–Din Muhammad Babur）的经历是很典型的。在1501~1511年，他手下那些装备着弓和长矛的阿富汗人没能抵挡住乌兹别克骑兵对撒马尔罕和喀布尔的进攻，他不得不逃到了印度。巴布尔一到达印度，就雇用了奥斯曼顾问，这些顾问要求他购买火器和马车。1526年，他在帕尼帕特大破敌军，夺回了他失去的一切。他创立的莫卧儿帝国后来成了印度历史上最大的帝国。
中国的士兵们则似乎独立发明了马车火炮战术。16世纪70年代，指挥北京防务的将领指出：“马车可以作为野外的城墙使用，也可以替代铠甲的作用。就算敌人的骑兵涌上前来，他们也无法突破马车。这些马车就像是有脚的城墙，或是不用吃草料的战马。不过，这一切还要依靠火器。如果火器部队失败了，这些马车又怎能独自坚守呢？”
有的时候，火器部队确实也会战败，马车也因而无法坚守。即便到了1739年，阿富汗骑兵还曾经淹没了莫卧儿帝国的火枪手，洗劫了德里，并且掳走了莫卧儿帝国镶嵌着蓝宝石的孔雀宝座。不过，总的来看，大约在1550~1750年，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拥有了新型火器的幸运纬度带上的各帝国终于控制了草原，打破了建设性的战争和反建设性的战争的循环。
皇帝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靠的不是派步兵深入不毛之地追击骑兵（这种做法的成本依旧高昂），而是靠农民一点一点地蚕食草原的边缘地区。农民们挖掘壕沟，修建栅栏，甚至用火枪开火，逐渐限制了游牧民族的行动路线，把骑手挡在了外面。最终，游牧民族再也无处可藏。直到这时，皇帝们才亮出他们的新型火炮，这些火炮的重量已经轻到可以被长途跋涉地运往草原了。
他们的右边是火炮，
他们的左边是火炮，
他们的前面是火炮，
万炮齐鸣，响彻云霄。
诗人丁尼生这样描绘巴拉克拉瓦战役——这场发生在骑兵和火炮之间的最著名的战役。不过，巴拉克拉瓦战役中轻骑兵所遭遇的灾难在17、18世纪的草原上上演了无数次。游牧民族就这样冲向了敌人的枪口和防御工事，也就冲进了地狱的大门，罕有人幸存。
在1500~1650年，俄国人和奥斯曼人挤占了草原的西端；在中亚地区，莫卧儿帝国和波斯人于1600~1700年击退了乌兹别克人和阿富汗人；而在东方，中国人在1650~1750年吞并了新疆无尽的荒地。1727年，俄国和清朝的官员在恰克图会面，签署条约，确定了两国在蒙古北部地区的边界。至此，使用火药的帝国实际上封锁了草原这条高速公路。
没有了游牧民族的制衡，建设性的战争很快就恢复了。从土耳其到中国，随着草原被封锁，安全的环境孕育出非凡的大帝国。在确保了中亚一线的安全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了北非，并且推进到多瑙河；俄国吞并了西伯利亚；萨非王朝则建立起在过去1 000年的波斯历史中最强大的帝国；莫卧儿帝国几乎占领了整个印度；清王朝的疆域甚至超过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各地的情况各异，尽管有太多君主沉湎于酒精和毒品，生活十分堕落，但他们仍然像古时候一样变成了坐寇。他们聘任官员，为军队支付薪饷而非放纵劫掠。而且，鉴于置办攻守武器都要花钱（更不用提后宫和鸦片的开销），皇帝们必须想方设法促进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因为这两者是税收的主要源泉。“善待商人吧，”一位典型的奥斯曼帝国官员对他的苏丹说，“关心他们，不要允许他们被骚扰，因为正是通过他们的贸易，这块土地才变得繁荣。”
大多数官员继续收受贿赂，欺压穷人，但也有一些开始试图厘清产权，设置合理的税率，鼓励投资。他们鼓励种植一些来自美洲的了不起的新作物：土豆、甘薯、花生、笋瓜和玉米，这些作物产量极高。政府修桥筑路、抓捕强盗、颁布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法律，让农民可以放心地种植诸如棉花、咖啡这样的经济作物，并且去纺丝。到160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可能是世界上最具生产力的农民，而印度南部和孟加拉地区的农民们可能也不会逊色太多。
苏丹和波斯国王很喜欢新的统治方式，因为他们现在有足够的财力兴建泰姬陵和清真寺了。不过，这样的统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普通亚洲人的生活，我们还不清楚。有迹象表明，当利维坦扩张时，人们的收入水平会提高；而当政府崩溃时，人们的收入会减少。不过，要想完全确认这一趋势，我们还需要对那些分散在晦涩难懂的史料中的信息做更多的研究。
我们可以更加确定的一点是，政府能够减少暴力的发生。在情况最为糟糕的波斯，在16世纪前，部落间的争斗已经使这个国家陷入瘫痪。“多年以来，”波斯国王塔赫玛斯普（Tahmasp）在1524年悲叹道，“我一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部落间的流血冲突，我也试图从中发现神的旨意究竟为何。”而在70年之后，阿拔斯大帝（Abbas）则采取了更强硬的态度。“他刚一登上王位，”他的传记中写道，“就要求各个省份找出主要的劫匪，他决心要消灭这种人。”阿拔斯对安全问题的躬亲努力（1593年，他本人亲自斩首了一名罪犯）收到了成效。在17世纪70年代，一位法国旅行者曾惊奇地写道：“亚洲的道路都很安全，尤其是在波斯。”
事实上，在中国，我们有一些数据作为依据。在1368~1506年，处于统治前半段的明朝建立起了一个利维坦。在这段时间中，仅仅记载了108起匪徒犯罪事件和叛乱事件。然而，到了1507~1644年，明朝的官员逐渐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各种事件的总数也上升到了522起。在1506年之前，匪徒们通常做的事情是抢劫、强奸、杀人，然后在政府出面前逃之夭夭；而到了1506年之后，匪徒们经常对抗明朝军队，而且还屡屡取胜。
终于，到了1644年，明朝的统治崩溃了。尽管在接下来的明清之际的大灾难中有数以百万计，甚至上千万人死于非命，此时的情况也与以往的王朝崩溃时的情况不尽相同了。这一次，王朝的崩溃并没有引来一波又一波趁火打劫的草原骑兵，中国没有再次滑入血腥的危机之中。新兴的清王朝巩固了边境，镇压了叛乱，建成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利维坦。
对于一个生活在1650年甚至1700年的人来说，似乎很容易认为亚洲是火器发明后最大的受益者。亚洲人把火器和远洋船舶带给了欧洲人，欧洲人则连本带利地用经过改进的船只把同样经过改良的火器又带给了亚洲人。使用着欧式火器的亚洲人重新开始进行建设性的战争，封锁了草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更大、更安全、更富有的帝国。而在欧洲，即便是奥斯曼帝国也没办法在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中领先其他对手太多，因此这片大陆仍然是分裂的，国王、王子、沙皇，再加上一些共和国彼此争斗不休。不少欧洲人充满敬畏地看着光辉灿烂的东方，认为欧洲人正越来越落后。
训练啊，宝贝儿，训练
他们错了。欧洲人非但没有落后，反而越来越领先。因为他们知道怎样待在自己应该待的位置上。
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欧洲人学会了让士兵和水手排列成阵，并且坚守自己的位置，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火力。到1650年，欧洲人已经发现了前机械化时代热兵器作战的基本原则，并且在接下来的150年中将这些原则不断优化。亚洲帝国重新开始进行建设性的战争，而欧洲人则在重新发明建设性的战争，彻彻底底地重新发明它。
一直到1590年，欧洲军队和舰队最大的弱点仍然是他们使用的火枪和火炮射速太慢、精度太低。因此，如果能找到合适的时机，再加上几分运气，骑兵或海盗的突然袭击可能会在火器完成重新装填前就将其消灭。据传说，拿骚伯爵威廉·路易（Count William Louis of Nassau）在1594年想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当时，荷兰正在与西班牙进行一场残酷的战争，以争取国家的独立，而威廉·路易是荷兰军队的统帅之一。
威廉·路易在阅读古罗马人一份记述如何更好地使用标枪的文件时受到了启发。他赶忙给他的堂弟毛里茨写了一封信（见图4–3）。威廉·路易在信中说，合格的火枪手可以在大约30秒的时间里完成一次齐射。但如果他们不一齐进行射击，而是像罗马的标枪手一样排成6排，每一排一齐射击，效果是不是会有不同呢？第一排先开火，然后向后转，穿过其他几排人走到队伍后面去；就在他们向后走的时候，第二排可以开火；而在第二排向后走时，第三排再开火；依此类推，等到第六排也完成了开火并向后走时，第一排就已经准备好再次开火了。因此，火枪手们不再是每30秒进行一次大齐射，而是每隔5秒钟进行一次小型的齐射。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近乎不停地发射弹丸，阻挡住那些冲上来的骑兵或是海盗了。
图4–3 欧洲成功的秘诀：拿骚伯爵威廉·路易于1594年写给堂弟毛里茨的那封著名的信，其中解释了齐射的原则
资料来源：荷兰皇家档案馆，荷兰海牙。
不过，事实证明，在现实中实践这一做法，尤其是对垒那些会用火枪还击的敌人，要比理论上听起来困难得多。但到了17世纪20年代，瑞典军队把威廉·路易的理论变成了现实。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改变了“射击–后退”的做法，而是让士兵前进10步射击，随后停留在原地装填弹药。用古斯塔夫军中的一位苏格兰军官的话说，其他“几排人向前超过第一排，随后用同样的方式进行射击，直到所有人都开过一轮火，再继续循环……士兵们只向前进，决不后退，要么战死，要么取胜”。
同时，古斯塔夫发现，要想让步兵齐射的效果发挥到极致，其他兵种也需要重新部署。野战火炮需要集中部署，从而可以用这些可移动的炮位加强步兵的火力，而骑兵则要放弃使用火器。在16世纪，骑兵通常双手各持一把手枪，冲向敌人的步兵，并在近距离开火，随后逃开。但这样的作战方式在连排发射的火枪面前等于自杀。古斯塔夫让骑兵们回到了冷兵器时代。他通常让骑兵远离敌军步兵，直到敌人不小心暴露出自己的侧翼，或是敌人的步兵团士气溃散，开始逃跑时，他才会派遣骑兵手持马刀发动冲锋。
古斯塔夫意识到，要顺利地达到这些目标，军队的规模也要更大。在1415年的阿金库尔战役中，法军可能投入了大约30 000人；而当古斯塔夫的军事改革席卷全欧洲时，军队人数激增。在17世纪40年代，大国一般都拥有15万人的军队（这大约相当于阿古利可拉时代罗马军队总数的一半）。法国军队的数量在17世纪70年代达到了20万人，到1691年和1696年则分别达到27.3万人和39.5万人。在1701~1713年，又有65万法国人参军入伍，最终使得法国的军人数量超过了牧师的数量。
就在欧洲的陆军将军们想方设法最大化陆上火力的同时，欧洲的海军将领们也攻克了海上同样的课题。在海上，目标是怎样最大限度地发挥船舷一侧的火力。在16世纪，舰队通常会直接驶向敌舰。但由于加利恩帆船上的火炮几乎都位于船侧，因此直到双方非常接近之前，都没有什么机会向对方开火。双方舰只贴近之后，战斗就变成了一场混乱的厮杀。在弥漫的硝烟当中，火炮很容易击中己方的船只。
在17世纪30~50年代，荷兰的海军将领们创造出了纵队阵形：一种进行海上齐射的方式。舰队不再直接冲向敌人，而是组成首尾相接的队形，与敌舰平行行驶，从而可以充分发挥舷炮的威力。很自然地，英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很快都学会了这种战术。两支舰队可能会平行着行驶上几个小时之久，相互开火，直到夜幕降临，或是一方的指挥官决定脱离战斗。一旦在敌军的队列中打出一个缺口，舰队就会穿越这个缺口，从而可以用自己的舷炮肆意攻击敌舰脆弱的船头和船尾。
围绕着这一原理，海军将领们重新设计了他们的舰队。风帆战列舰（可以用来组成纵队的强大军舰）成为海军的主力，一些较小的舰只则用来保护纵队、进行侦查，或是（至少在1700年以前）被用作“火船”，即故意将这些船只点燃，再冲进敌阵制造混乱。
无论在陆地还是在海上，线性战术的关键都是标准化。早在1599年，荷兰的军需官们就开始给士兵们配备同样的火枪，这样一来他们装填弹药的时间就可以是相同的。古斯塔夫将16世纪五花八门的火炮种类削减到了3种，分别使用3磅、12磅和24磅的炮弹。法国人则发明了一种排列军队火炮的方法，即在两层或三层甲板上一共布置74门火炮。如此，当风向突然发生变化时，纵队里的军舰会保持同样的运动轨迹，从而维持了纵队的完整。
可想而知，在战争这部机器中，最难标准化的部分就是人。按照1607年荷兰的士兵手册规定，齐射一共包括43个步骤，每一个火枪手都必须牢记这些步骤，并且在战火中严格执行这些步骤。火炮有着其复杂的使用流程，而要让军舰保持在纵队之中则是最难的一个任务。几千名训练有素的水手必须爬上索具，在同一时间里完成收帆、卷帆、变换航向、转舵等动作，而且这些动作都是在硝烟弥漫、弹片四溅的环境中完成的。人们必须被改造成可以互换的零件。
在这场军事革命发生的4个世纪后，参加2008年美国共和党全国大会的代表们想出了一句很易上口的口号，用来总结他们对汽油价格陡增的应对策略。“钻啊，宝贝儿，钻。”他们呼吁美国在本土开采更多的石油。古斯塔夫·阿道夫和他同时代的人获得标准化的军人的方法，也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6]。训练可以让人变成“可互换零件”式的军人。毫不留情的严苛教官们［此词源自法国一位以严苛著称的军官的名字：让·马蒂内（Jean Martinet）］训练士兵们研磨火药，填塞火药，再把弹丸装进前膛枪中。他们不停地训练，直到士兵们可以闭着眼睛完成这些动作；水手们则不停练习打结，一直练到手指都红肿了。人类还从未被彻底改造成机器上的零件过，但17世纪的教官们做得已经很接近这一点了。
最难以标准化的人是军官。新的军事体系需要很多军官（在16世纪90年代，荷兰军队一个连的组成人员从250名士兵和11名军官变成了120名士兵和12名军官，而且这种10∶1的比例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但是那些显而易见可以做军官的人（上流阶层）首先把自己视为贵族，其次（其实是非常次要的位置）才把自己视作机器上的零件。一位法国军官写道：“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属于国王，我们的灵魂属于上帝，我们的荣誉属于我们自己。”下级军官在对上司表达不同意见时，经常就逾越了礼节中难以把握的界限；而对大多数贵族来说，穿上制服，把自己的个性埋没于标准化的等级之中，是一种巨大的侮辱。
到了18世纪，军官们在战场上的衣着就如同他们在参加舞会时的一样。他们戴着涂了粉的假发，穿着扣紧了搭扣的鞋子和绸缎的裤子，所到之处都会留下一阵香水的气息。“哦，天哪，”18世纪一出喜剧里的主人公说道，“想想看吧，这些香喷喷的伙计们是怎么睡在地上的，他们还要穿着丝质长袜和蕾丝褶边厮杀。”（在1745年的丰特努瓦战役中，一位法国军官带了7双备用的丝质长袜——以防万一嘛。）到了1747年，才有一群在咖啡馆里秘密聚会的年轻的英国海军军官们提出：“对于现役军官来说，统一的制服是有用的，也是必需的。”
抛开穿着上的散漫不说，新创建的军官学校开始在1600年以后塑造出一个职业军官阶层。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是一位日记作家、花花公子，同时也是一位管理天才。1677年，他负责整顿英格兰[7]海军的训练，提出了清晰的训练目标：培养出“头脑清醒、做事勤勉、服从命令、热衷于航海术理论与实践”的军官。除了有时候不太清醒，塞缪尔·佩皮斯完美地做到了其他各项，他还要求每一位军官——不论私交有多么好——都要通过天文、炮术、航海和信号等科目的考试。
到1700年，欧洲人陆上和海上阵列的火力之强都毫无疑问是世界上前有未见的。佩皮斯认为，他们的一项弱点是，“由于缺乏资金，所有事情，尤其是海军，都乱了套”。在士兵和火炮全都标准化的时代，进行军备竞赛的代价高昂得令人瞠目，即便是最富裕的国家也无力应付全部开支。在财政上取得收支平衡很快成了各国政府面对的最大挑战。
最粗陋的解决方案就是做假账。政府满不在乎地让债务违约，放任通货膨胀；而在其他手段都行不通时，干脆停发薪饷。但这种做法的结果通常都很糟糕。得不到薪水的英格兰水手发明了“罢工”这个概念，他们把船帆扯下来，使得舰队无法航行，直到政府付钱才罢手。1667年，英格兰的舰队正在罢工之中，佩皮斯也无法履职（“贫困的水手因为没钱而躺在大街上挨饿，发出阵阵呻吟”）。利用这一时机，一支荷兰舰队沿着泰晤士河上溯，将英格兰最好的船只要么焚毁，要么拖走。水手的妻子在伦敦街头揪住议员们尖叫道：“这就是不给我丈夫付薪水的后果！”
除了降低战争成本之外，另一种办法就是增加收入。政府在这一方面也确实做了更多的努力。其中一种手段叫专制主义，即把贵族、城镇、神职人员在过去1 000年中积累下来的各种权利全部抹杀，使得君主可以对其统治下的任何事物进行征收。自然地，这种手段对国王们颇具吸引力，但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阶层就会感到不满意。此举经常导致的结果就是内战。
当事情的进展不大顺利时，国王最终可能就会丢掉自己的脑袋，就像1649年的英格兰和1793年的法国那样。但即便一切顺利，国王仍然无法弄到足够的钱。即便是最伟大的专制主义者——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他的名言是“朕即国家”），也没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打败那些联合起来反对他的王国。当他于1715年驾崩时，法国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
第三种选择，是更高效地调动资金。在这方面，荷兰人走在了前面。荷兰人创造了政府债券的二级市场，使得资本家们可以购买一部分国债，再连本带息卖给其他的投资者，就像今天的银行销售按揭贷款。荷兰政府还出台了法律，降低投资者对主权债务违约的担忧。如此，荷兰政府就有能力动用更多的资金，其调集资金的速度要快于其对手，且成本也更低。在17世纪，荷兰人经常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其债务也由1632年的5 000万荷兰盾增长到1752年的2.5亿荷兰盾。不过，由于投资者对荷兰国债的信心，荷兰政府所需要支付的利率在稳步下降，到1747年已经降到了2.5%以下。
1694年，英格兰更进一步，开办了国家银行，用以管理公共债务，并分配特定税款用来偿付债券利息。强有力的财政措施带来了巨额财富。对于那些信用较差的国家来说，一场大败仗可能就会迫使它屈服，而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政府看上去几乎可以随意地组建、训练、派遣新的舰队和陆军。用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话说，“有了信贷，我们似乎可以不发薪饷、不准备补给就让士兵和军队去打仗”。
对政府来说，有了这样的方法，简直可以说是别无他求了。但大部分人对这些新的体系持有矛盾的情感。就像今天一样，那些在银行家们看来美妙绝伦的金融工具，在其他人眼中可能就很值得警惕；就像今天一样，几乎没有什么人——就连银行家自己也算在内——真正理解这些新的工具究竟是怎样运行的。1720年，英国发生的“南海泡沫”事件和法国发生的“密西西比泡沫”事件导致银行倒闭、投资者破产。这导致了一场“茶党”式的反击。虽然在18世纪并没有出现类似“华尔街对商业街”这样的情形，但出现了“针线街（英格兰银行所在地）对庄园”的情况。世代垄断政坛的贵族们怀疑（且有充足的理由），支持商业的政府可能会让贵族们的生活越过越差；国王们也发现，要想放弃以往用惯了的搜刮式的政策也很困难。
要解决战争中的资金问题，最具建设性的方案既不是通过做假账，也不是通过增加收入，更不是通过提高资金流动的效率。真正做到这一点的，是利用战争的矛盾性。国王们开始削减他们越来越具破坏力的武装力量，转而寻求组建联盟体系，从而可以分担战争的成本。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力量的制衡。这使得过于激进的代价变得更高（如果一国政府打破了平衡，其他国家就会联合起来恢复这种平衡），也使得国家生存的代价降低（如果一个国家面临毁灭的威胁，其他国家可能会为了维持平衡而援助它）。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正因为军队的杀伤力变得如此之强，他们实际上造成的死亡人数反而减少了。为了避免引发各国群起反对自己，统治者们对战争的规模开始加以限制，只制定有限的目标，并且谨慎地使用武力。战场上的残酷程度不减当年（1665年，英格兰的约克公爵曾被伯林顿伯爵次子的人头绊了一个跟头），但是战争正变得越来越有秩序。欧洲的作家们已经开始将战争称作“内阁的战争”。“战争再也不是国家相互之间的全面厮杀了，”一位法国政治家在18世纪80年代写道，“而仅仅是军队和职业军人之间的战争。战争就像是要靠运气取胜的游戏，谁都不会把全部身家都押在上面。以前的那种疯狂的大战，在今天看来完全是愚蠢的行径。”
一个经典的例子发生在1701年。当时，7个欧洲国家组成了一个同盟，力图阻止法国和西班牙的王冠落在同一个人的头上——将巴黎和马德里联合在一起将制造出一个打破平衡的超级强国。因此，在接下来的10年当中，从布伦海姆到巴巴多斯，该同盟在陆地和海洋都发起了战争，以阻止这成为现实。到1710年，同盟一方已经占据了明显的上风。但就在此时，同盟内部的一些成员开始担心，一旦击溃了法国和西班牙，那么实力的天平就将倒向英国一边。因此，这些国家转换了阵营以恢复平衡。战争最终在1713~1714年之间慢慢结束。
如果只观察发生在西欧的事情，那么火器的出现和草原的被封锁并没有带来什么太具建设性的结果。虽然欧洲人获得了可以打败草原骑兵的武器，从而使欧洲也摆脱了建设性的战争与反建设性的战争的漫长循环，但是欧洲却没有能够像亚洲那样重新回到建设性的战争之中。在亚洲，从1500年开始又出现了新的雄踞大陆的大帝国。而西欧人则似乎陷入了一种反建设性的战争之中。在这种战争中，国王和他们的内阁不停地争夺着堡垒和边境省份，但他们既无法建设性地组成一个更大的社会，也无法反建设性地将更大的社会打碎成小的社会。
对世界开战
1415~1715年这300年的战争，并没有能给西欧的版图带来太多变化，但给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欧洲的冲突波及各个大洋；而欧洲人也逐渐开始对整个世界开战。从葡萄牙到荷兰，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的统治者们都对海外活动十分热衷，因为这些活动可以为他们带来税收，用来支持在本土的战争。欧洲的军事革命主要靠来自海外的金钱支撑，而军事革命反过来也给了欧洲人先进的武器，使得海外扩张变为可能。
由于有了火炮，15世纪的水手们在他们所到之处都拥有海面上的优势。此外，火炮还能帮助他们神奇地说服那些不太情愿进行贸易的贸易伙伴。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先是试图说服莫桑比克和蒙巴萨的商人卖给他补给品。在讨价还价失败之后，他发现开火能完成这一任务。两年后，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到达了印度（他在试图绕过非洲时航行得过远，结果发现了巴西）。他向卡利卡特开炮，造成了500人死亡，结果使得卡利卡特迅速开放了它的市场。
到1506年，葡萄牙人制订了一项惊人的极具野心的计划，把海盗行径上升成了一种伟大的战略。由于每艘运送香料的船只都必须要使用几处重要的港口，因此，葡萄牙水手们认为，如果他们可以占领霍尔木兹、亚丁、果阿和马六甲，他们就可以把印度洋变成葡萄牙的内湖，并且对印度洋上的所有船只征税。这样一来，葡萄牙就将富有到连最贪得无厌的人都想象不到的程度。
这一计划终究未能成为现实。部分原因是军事方面的，由于葡萄牙人一直未能占领亚丁，因此阿拉伯商人依旧可以我行我素地驶入印度洋之中。更重要的原因是，只靠打仗是实现不了海外扩张的目标的。除了极具毁灭性的火力之外，海外扩张还要考虑另外4个因素：距离、疾病、人口和外交。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欧洲人在世界其他地方扩张的效果。
在美洲，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结果十分有利于欧洲人，因此也就出现了最为极端的结果。距离和人口这两项因素对欧洲入侵者是不利的。距离限制了能够抵达新大陆的欧洲人的数量，而这一数量与美洲原住民庞大的数量是无法比拟的。但欧洲人一到达美洲，原住民就发现他们的石剑、棍棒和棉质铠甲完全不是欧洲人的铁剑、战马和枪炮的对手。在哥伦布抵达美洲的40年之后，区区168名西班牙人就打垮了数以万计的印加人，并且在卡哈马卡擒获了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在16世纪的墓葬之中，我们可以发现被子弹击穿的颅骨。这生动地说明，欧洲人在火力上的优势克服了距离和人口方面的不利因素。
但就像印度洋上的葡萄牙人一样，抵达美洲的西班牙人也发现，只有武力往往是远远不够的。1520年，埃尔南·科尔特斯手下的西班牙征服者们差点就无法从一次阿兹特克人的起义中脱身；第二年，他们攻陷了特诺奇提特兰，而在这一行动中外交活动的重要性与武力同样重要。科尔特斯在外交方面是有问题的，以至于还曾经与另一位西班牙征服者打起了内战，但他们之间的内斗比起美洲原住民之间的巨大分歧，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在中美洲，饱受阿兹特克帝国欺凌的特拉斯卡拉人和其他一些部族很高兴西班牙人的到来，因此无意反对西班牙人的统治；而在秘鲁，皮萨罗（Pizarro）面对的印加帝国则已经在不久前的内战中变得四分五裂。那些围攻特诺奇提特兰和库斯科的大军实际上都是由美洲人组成的。
不过，对西班牙人的成功贡献最大的是疾病。几千年来，欧洲和亚洲的农民们一直与被驯养的动物一起生活，演化出了一套微生物谱系（这一点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提到过）。而美洲人很少驯养动物，因此也就对这些微生物没有任何抵抗力。美洲人的确也将一些特有的疾病（包括梅毒）传染给了西班牙人，但是在这场疾病的大交换中，美洲人的损失要惨重得多。
“脸上、胸部、腹部，我们浑身疼痛。”阿兹特克目击者说道，“患病的人无助地躺在床上……他们没法起身觅食，人们都病得无力照料其他人。不久，病人就饿死在自己的床上。”人们对疾病造成的美洲原住民死亡人数仍有争议，但近期的DNA研究表明，在16~17世纪，美洲原住民的人口数量减少了一半。
这场人口灾难使得入侵者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洗劫了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安第斯山地区的波托西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白银矿藏，这里的白银也被欧洲人挖走；欧洲人还从非洲运来奴隶，来填补原住民劳动力的损失。美洲原住民与欧洲入侵者之间的野蛮争斗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但西班牙人面对的最大威胁并非美洲本土的抵抗，而是来自其他欧洲人。1600年，欧洲其他地方的人开始试图挤进西班牙人的生意。
对这些后来者（主要是英格兰人、荷兰人和法国人）来说，他们面对的困难更多。一些乐观主义者认为，在美洲还有更多的类似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这样的国家可以被洗劫，结果在寻求黄金国的征途上丢掉了性命。大多数人则认为，西班牙人已经窃取了一切值得窃取的财富。（一份报告总结说，新墨西哥一无所有，除了“不穿衣服的人、假的珊瑚和4块水晶”。）因此，如果他们也想发财，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尝试发现新的贵金属矿脉（用亚当·斯密的话说，这是“世界上中奖率最低的彩票”），要么抢劫那些把白银运回西班牙的船只。
英格兰人显然就是这么想的。1585年，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在洛亚诺克岛上设了一个海盗老巢，但是那里的殖民者却毫无痕迹地消失了。在1607年建设了詹姆斯镇的绅士们寄希望于找到黄金和宝石，但很快他们就大失所望，并且开始饿肚子了。后来，人们在一处垃圾站的遗迹中发掘出一具14岁女孩的骸骨，上面的痕迹表明，在1609~1610年的那个冬天，殖民者们已经不得不开始吃尸体了。但到了1612年，憔悴的幸存者们却有了一项重大发现：在他们沼泽密布、疟疾盛行的新家园里，茂盛地生长着烟草。这里的烟草虽然不像西班牙人在古巴种植的那么好，但是价格低廉，英格兰人也很愿意购买这种烟草。
与此同时，魁北克的法国殖民者和曼哈顿的荷兰殖民者发现，欧洲人十分乐于购买美洲的毛皮。于17世纪20年代从英格兰逃到马萨诸塞的一群虔诚的避难者们此时则欣然地向那些曾经追捕他们的人出售用于制作船只桅杆的木材。到了17世纪50年代，清教徒们开始向加勒比地区出口食物，因为加勒比一带的种植园庄园主已经把那里的每寸土地都用来种植糖料作物了——这种神奇的东西卖得比烟草还要好。货物从大西洋的西岸被运送到东岸，而人口——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称之为“白色瘟疫”——则沿着相反的方向流动。
不过，在美洲以外的地方，欧洲对全世界的战争起初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因为距离、疾病、人口、外交和武力这几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欧洲人没有那么有利。非洲西部是美洲矿场和种植园中奴隶的主要来源，欧洲人在这里也获得了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但在这里，欧洲人却经常在微生物领域的战争中吃败仗——这主要归咎于黄热病和疟疾。只有在类似开普敦附近这种不那么适合疾病流行的地方，欧洲人才能真正掌控一切。荷兰殖民者于1652年在开普敦一带登陆，随后将当地的科伊科伊农民向内陆驱赶了50英里；1713年，一场天花大爆发彻底终结了当地人的抵抗。
不过，这只是个例外。通常来说，欧洲人除非能幸运地取得外交方面的突破，否则他们很难取得什么进展。例如，在非洲西南，葡萄牙商人从1531年就开始沿赞比西河向上游发展，但穆塔帕王国（15世纪40年代大津巴布韦衰落后，继承其部分领土的一个国家）却一直与他们保持着距离。一直到了1600年左右，穆塔帕的国王被一场叛乱弄得身心俱疲，才对葡萄牙人的态度有所改变。为了保住自己的宝座，国王邀请葡萄牙士兵和传教士进入王国内部。到这位国王于1627年驾崩之时，他请来的这些顾问们已经拥有了可以挑选其继任者的权势。
一直到1700年，欧洲人只要能在海岸上取得一小块立足之地，就足以让他们感到满意了。在这些地方，商人们建造起城堡，并且尽量与当地人达成一些协议。“你们有三样我们需要的东西，”一位非洲酋长告诉一位欧洲商人，“火药、火枪和枪手。而我们有三样你们想要的东西：男人、女人和小孩。”因此，在1500~1800年，欧洲人从相互交战的非洲酋长手中买到了大约1 200万人，并把他们用船运到了大西洋彼岸。
欧洲人在亚洲最初的地位，要更加岌岌可危。疾病这一因素并没有给欧洲人带来任何优势，因为从14世纪黑死病的爆发开始，亚欧大陆上的各种疾病已经基本上在整块大陆都交流过了。因此，在疾病因素上就形成了一种平衡，欧洲人甚至还处于略微不利的位置，因为他们仍然无法抵御热带地区的疟疾。
另一个难以逾越的因素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遥远距离：里斯本到卡利卡特有8 000英里之遥，到马六甲还要再走2 000英里，接着要再走2 000英里才能到达广州。荷兰水手在1611年找到了一条近路（荷兰人在好望角附近乘着西风行驶到接近澳大利亚的位置，接着再向北抵达东南亚，这一航线比葡萄牙人沿着海岸行驶的航线要短2 000英里），但即便到了1620年，在亚洲的欧洲人仍然只有20 000人左右，而他们面对的印度洋沿岸的亚洲人就有2亿之多，更不要提在中国还有1亿人。
亚洲人无法阻止欧洲船只的到来，但实际上，一直到17世纪，他们也并未真的想阻止欧洲人的到来。古吉拉特的苏丹认为，“海上的战争是商人的事情，无关国王的威严”。他说的并不算太错。葡萄牙人的克拉克帆船或许会对马六甲这样的小城邦形成实际威胁，但是对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和日本来说，他们顶多算得上恼人，而谈不上威胁。在他们看来，欧洲人与海盗是一类人，他们都会杀死沿岸城镇的居民，从而导致帝国收入减少，但是只要他们的活动在一定限度之内，放任他们所产生的成本要比征伐他们所产生的成本低得多。甚至，与欧洲人保持良好关系还能带来好处，特别是当皇帝想要购买枪炮的时候。
在印度洋沿岸，开始形成了一种双轨经济。大帝国继续支配着它们庞大的内部市场，但欧洲人开始插足边缘地带。只要帝国还懒得理睬他们，欧洲人就可以继续相互争斗，争夺国际贸易这块肥肉。
在欧洲人之间的争斗中，葡萄牙人处于不利的位置。从达·伽马的时代开始，葡萄牙王室就一直严密控制着商人，在里斯本也并未出现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商业卡特尔，而伦敦、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却分别于1600年、1602年和1674年设立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在理论上（实际上通常也是如此），这些私人性质的东印度公司要自己负担在印度洋经营的全部成本。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曾在1614年给董事会的信中写道：“亚洲贸易的开展和持续，仰仗着你们自己的武力保护和支持；而要支撑这些武力，也必须要靠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因此，没有战争，我们无法维持贸易；没有贸易，我们也无法支撑战争。”
负担过重的葡萄牙政府无力与这样的商业模式竞争。到17世纪50年代，荷兰人就将葡萄牙人从他们位于马六甲和斯里兰卡附近的根据地里赶了出去。在驱赶了葡萄牙人之后，荷兰人又把目标对准了英格兰人。“世界上的贸易不够我们两国分享，”一位英格兰水手解释说，“因此，两国之中必有一个被赶出局。”在1652~1674年，荷兰和英格兰进行了一系列无休止的战争，两国的舰队将新兴的纵队战术发挥到了极致。得益于佩皮斯在海军部的努力工作，英格兰最终在战争中取胜。但随即又有一个新的对手出现了——法国。
对于欧洲人之间的激战，伊斯坦布尔、伊斯法罕、德里和北京的苏丹、国王和皇帝们完全不以为意。一群欧洲人或许会取代另一群欧洲人，但是更大层面上的力量平衡却没有发生改变。一直到1690年，如果莫卧儿帝国觉得这些外来者在孟加拉一带要求的太多，它还可以毫不费力地教训英属东印度公司。那一年，入侵的英军有一半死于疾病，东印度公司也只好接受充满“耻辱”的和平。
欧洲人得到的教训看起来很明显：欧洲人在战场上拥有优势，但疾病让这一优势收效甚微。距离、疾病和人口因素都让亚洲帝国变得不可战胜。欧洲人最多只能寄希望于争夺亚洲人的残羹冷炙。
但很快，一切都变了。每一个帝国，早晚都会遭遇坏运气、大洪水或是错误的决策。1707年，厄运找上了莫卧儿帝国。伟大的奥朗则布（Aurangzeb）在统治帝国近半个世纪之后撒手尘寰。这位坐在孔雀宝座上的君主在执政末期与国内各色人等交恶：先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然后是做实际工作、帮助他统治国家的拉者[8]、纳瓦卜[9]和苏丹们。在奥朗则布驾崩后，他以前的部下们抓住时机摆脱了莫卧儿帝国的统治。法律和秩序崩溃了，人们开始大肆使用暴力，整个国家开始变得四分五裂。
到1720年，地方上的王公们开始互相算计，彼此征伐，同时既把矛头向上对准他们远在德里的名义上的君主，也把矛头向下指向那些不满意的臣僚下属。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参加角逐的各方为了支持自己的行动，不惜让自己债台高筑。“我拜倒在（债主）脚下，把额头都磕破了。”有人在18世纪30年代抱怨说。毫无疑问，各国的东印度公司都非常乐于利用这一外交机遇，借钱给那些可能成为纳瓦卜的人——尤其是当他们直接再把借来的钱交回到公司手上，以雇佣欧洲军队的时候。
但对于这些公司来说，这段时间也是令人焦躁不安的。在积极方面，如果公司支持的人最终取胜，那么公司就会有拥戴之功，或许还能因此而赢得在他们的海岸据点附近进行管理和征税的权力；而在消极方面，战争会中断公司赖以为生的贸易，从而导致公司破产。在这个充满密谋、不停变换的政治世界中，头戴三角帽、沉默寡言的人们来往于欧洲人的城堡与拉者的宫殿之间，时而背叛别人，时而被别人背叛。
“王公们获得了独立，”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说道，“而独立导致了他们的毁灭。”在东印度公司里，并没有多少人想毁掉这些王公，但是这样的事情恰恰就在印度南部的卡那提克地区发生了。这一地区的情况比其他地方更加混乱，因为心怀鬼胎的纳瓦卜和苏丹们不但可以与英国人（他们的大本营在马德拉斯）打交道，也可以选择与法国人（他们的大本营在本地治里）合作，甚至可以让英国和法国的东印度公司互相发生冲突。1744年，两家东印度公司在听说英国和法国又一次在欧洲开战之后，它们不约而同地决定派兵介入卡那提克地区的事务，这很快引发了一场多方参与的冲突。
英法之间的冲突使得欧洲正在进行中的军事革命在莫卧儿帝国的崩溃过程中有了用武之地。如果印度在17世纪40年代四分五裂，那时的欧洲人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利用这一机会，但到了18世纪40年代，欧洲人的职业军队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了。欧洲军队的人数很少，通常不会超过3 000人，而且大部分军人并非欧洲人，而是招募来的当地人。但一旦开启战端，隶属于各国东印度公司的这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极富纪律性的士兵经常能够击溃人数十倍于己的当地军队（即便印度人派出战象，也依然如此）。用一场战役中的幸存者的话说，欧洲军队就像“一堵喷火的墙”。
卡那提克战争提高了两家东印度公司的赌注。在这场英法之间的战争中，获胜的一方不仅可以控制沿海一带的贸易，还可以占有整个卡那提克地区。不过，随着战争的进行，两家公司面对的战争成本也十分惊人。两家公司来到印度的目的都是赚钱，而商业逻辑要求双方用和谈的方式结束战争。1754年，法属东印度公司开始寻求退出战争的策略，但英国人没有这么做。
在过去的150年中，欧洲大国一直在争夺贸易和殖民地，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他们在本土的战争。在这方面，英国人做得最好。用一位作家在1718年的话说，英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应当受到重视的国家，因为我们的贸易开展得如此广泛”。不过，一些英国人开始发问：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传统的观念是错误的？英国在印度的贸易不应该是赢得欧洲战争的手段，恰恰相反，或许欧洲的战争才应当是手段，而在印度获得更多贸易权利才是目的？
通常，重大的战略层面的转变要花费一到两个世纪才能够完成，但是这次战略转变在伦敦进行着。经过激烈的辩论，由贸易利益集团组成的松散的联盟开始逐渐将英国引向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欧洲战争的目的仅仅是分散法国的精力，从而使英国可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夺取法国的殖民地和贸易权利。
英国政府开始向法国在欧洲的其他敌人提供财力和人力支持。与此同时，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卡那提克依然延续过去的做法，把自己选中的纳瓦卜扶植上宝座。随后，公司就开始大肆勒索他，从他的手中夺走税收，并利用自己的代理人左右经济的运行，从而为公司攫取了巨额利润。1756年，在印度最富庶的孟加拉地区，一位新立的、亲法的纳瓦卜开始制造事端。东印度公司立刻抓住这个机会，重复其在卡那提克的策略。
但这个纳瓦卜却先发制人，突袭了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的总部，并且在6月20~21日的那个漆黑而令人窒息的夜里，将超过100名俘虏塞进了应当容纳8个人的监牢。到了清晨，其中半数人已经死于窒息或中暑。这一事件被称作“加尔各答黑洞”。为了报仇，英属东印度公司派出了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他不讨人喜欢，但是卡那提克战争中无可争议的“英雄”。
克莱武并没有选择直接把这位纳瓦卜赶出加尔各答，而是率领英属东印度公司的部队，加入了孟加拉一支反对这位纳瓦卜的叛军。就这样，他控制的军队人数达到了他原本手下人数的20倍。随后发生的普拉西战役，其过程甚至有些可笑。纳瓦卜的炮手们无意中炸坏了己方的大炮，惊吓了拖炮的大象。接着，纳瓦卜的主要盟友、同时也是英国人属意的下一任纳瓦卜人选率众临阵倒戈，纳瓦卜的其余部队随即土崩瓦解。英属东印度公司因而又取得了孟加拉的征税权，而克莱武本人则从纳瓦卜的国库里分到了16万英镑的红利（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亿美元）。
孟加拉只是一个开始。在随后的两年中，英国和它的盟友一起设法让法国的精力耗费在德国身上，而英国自己则夺取了地理位置重要的加勒比岛屿和整个加拿大。一支英国军队在印度再次击败了法国人，而英国皇家海军则两次击溃了法国舰队。从没有什么战略如此成功。1783年，伯克曾经对英国下议院的议长说：“在我出生的时候（1729年），或是你出生的时候（1735年），如果有人说，今天，我们会在下议院里，讨论那些将莫卧儿帝国皇帝的权力乃至其本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中的英国子民，恐怕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吧。”
“看不见的拳”
从葡萄牙人占领休达到1783年伯克进行演讲之间的这段时间，西欧人占领了数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征服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他们不仅再一次开始了建设性的战争，而且为之赋予了新的意义：他们把建设性的战争的规模扩大到了全球，创造出拥有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社会。当他们越过大洋，在美洲、亚洲和非洲进行战争之时，西欧本土的暴力死亡率却在以空前的速度下降到了从未有过的低点。
自从罗马帝国在1 000年前覆灭以来，15世纪或许是欧洲人见过的最为血腥的一个世纪。在15世纪，没有雇主的雇佣兵们在法国和意大利肆虐，英格兰则因为内战而分崩离析。“啊！这凄惨的景象！啊！这血腥的时代！”莎士比亚笔下的“疯王”亨利六世（Henry VI）在1461年呼喊道。其时，5万人正在暴风雪中相互厮杀，以决定英格兰王位的归属。从考古学家在陶顿战役遗址的发现来看，他也许真的如此呼喊过。一名士兵（现在他被称为陶顿25号）的头骨被人连砸了8次：前5次击中了面部，但无一致命；紧接着的一下重击击碎了他的颅骨后部，碎裂的骨头穿过了他的脑子。他朝前倒下，但接下来的一下把他打得仰面朝上，最后还补上一剑，把他的脸切成了两半——剑穿过了他的一个眼窝，然后一直切到他的咽喉（见图4–4）。
图4–4 血腥的时代：陶顿25号碎裂的颅骨，于1461年被敌人连击8次
资料来源：摘自《生物人类学》，布拉德福德大学生物人类学研究中心，陶顿墓群项目。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陶顿32号头上受了13处创伤，其中一处有意割掉了他的一只耳朵。王位争夺者本人也不能幸免。1485年，在内战的最后一战中，理查德三世（由于有DNA佐证和脊柱侧弯的特征，他的遗骨在2013年被辨识出来）被绑了起来，有人用剑刺入了他的头部，然后又用斧头劈砍。在他死去之后，他的遗体又被从臀部刺穿，最后丢到了一个坑里。
在伯克于1783年发表演讲的时候，没人会设想这样的暴力行径会再度发生在西欧。在此前的三个世纪中，强大的政府又回来了。它们竭力想要弄到金钱以供养庞大的陆海军，打造威力巨大的新式船舰火炮，培养职业军官和士兵。这就是埃利亚斯所说的“文明的进程”，一个充满理性、秩序和繁荣的时代到来了，这个时代会让亨利们和理查们瞠目结舌。
但这一过程也并非举世皆然。在17世纪，同样有一批国家倾覆了，因此刺激霍布斯写作了《利维坦》。但到了1783年，海盗和拦路抢劫的强盗逐渐成为历史［1718年，大海盗黑胡子身中5枪毙命；1739年，大盗迪克·特平（Dick Turpin）被绞死］，凶杀率在下降。在15世纪80年代，差不多每100个西欧人里就有一个会被杀；而到了18世纪80年代，这一概率下降到了1‰。伯克所在的英格兰可能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在某种意义上，西欧在重演古代历史。就像罗马人、孔雀王朝和汉朝一样，西欧人也在创造更大的利维坦。就像古时候一样，这一过程也充满了暴行和剥削，但从长期看，它将带来暴力死亡率的降低和繁荣。知识分子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写了大量雄辩的文章和充满学识的论著探讨“古代和现代的战争”，辩论现代的战争是否或是在何时超过了古代的成就（不管怎么说，我在之前写作的《西方将主宰多久》和《文明的度量》这两本书中描述的社会发展指数或许可以帮助他们解答这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时间在1720年左右）。不过，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就像他们对建设性的战争所做的那样，欧洲人不仅再一次开始建设利维坦，而且为之赋予新的意义。
西欧人的帝国并非像传统的大陆帝国那样建立在自己所在的大陆，而是跨越了海洋。因此，西欧人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并且创造出规模空前的财富。单单是英国的出口额就从1700年的200万英镑急剧增长到那个世纪末的4 000万英镑。
正是大西洋让这一种新经济模式不同以往的任何模式。在欧洲人征服美洲之后，北大西洋就变成了大小适中的一个海域：它既足够大，可以在其沿岸拥有各色各样的生态圈和社会；它也足够小，可以允许船只在其中穿梭，在各个地点进行贸易，并且取得稳定的利润。
历史学家通常将这种贸易称为“三角贸易”。商人可以从利物浦出发，满载着纺织品或火器驶往塞内加尔，赚取一笔利润，并且换得奴隶。随后，商人可以将奴隶运到牙买加，再赚取一笔利润，并换得糖。之后，他可以将糖运回英格兰，再大赚上一笔。随后，他再次装载上制成品，出发前往非洲。另一种三角贸易的路线则是，波士顿人可以将朗姆酒带到非洲去，换得奴隶，再把奴隶运到加勒比地区，换取糖浆，再把糖浆运回新英格兰，然后再买进更多的朗姆酒。
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带来了完全始料未及的结果——它带来了一体化的跨大陆的市场，在地理上完成了劳动力分工，并且让每一个海岸的人都变得富有。它让毗邻北大西洋的每一块陆地都获得了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并且鼓励企业家们在某一领域有所专长：不管是在非洲抓捕奴隶、在加勒比地区和北美南部开辟种植园，还是在欧洲和美洲北部从事制造业。
这种新的经济模式要能够顺利运行，就需要能够推动专业化发展的新型政府。因此，在非洲西部产生了强势的国王；在加勒比地区和北美南部出现了种植园寡头；在西北欧和美洲西北部，商业精英们开始挑战集权君主。每一次政府变革都会产生冲突。非洲人为了获取奴隶，就去袭击他们的邻居；美洲的移民者夺去了原住民的土地；欧洲人则为了争夺商路攻击对方的船队。
凡是被这种新的大西洋经济影响到的地方，所有的固定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在西欧，廉价的航运使得普通人也能接触到一些小奢侈品。在18世纪，对一个兜里稍微有点钱儿的男子来说，可供选择的商品远不只是更多的面包，他可以买到那些来自遥远大陆的神奇东西——茶、咖啡、烟草和糖，或是本国出产的物件——烟斗、雨伞和报纸。与此同时，大西洋经济还造就了让人们获得所需的金钱的机会。贸易商们愿意购买所有他们可以运到非洲或美洲的东西，不管是帽子、火枪还是毯子，所以，生产商们也就愿意花钱雇人生产更多的产品。
一旦进入城镇可以带来更高的收入，人们就不再自觉跟着父辈进入农田干活了。有些人全家上阵纺纱织布赚钱；有些人则离开了农田，进入了工场。虽然各地的情况各有不同，但是在17~18世纪，越来越多欧洲人开始向自己的雇主出卖劳动力，而且工作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他们工作的时间越长，他们就可以购买越多的糖、茶和报纸。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奴隶会被运到大西洋彼岸，更多的土地会被开辟为种植园，更多的工厂和商店会投入运营。
1776年，哲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一书中总结说，财富的真正源泉既非掠夺，亦非征服，更非垄断。财富的真正源泉是劳动分工。他在书中说，劳动分工是“一种人类倾向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为了追求利润，人们开始专注于那些他们擅长的或是可以低成本从事的领域，随后用他们的劳动成果换取其他人擅长或是可以低成本生产或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在这些产品和服务获得了市场之后，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就会降低，质量就会提高，从而提升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我们获得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并非依靠屠户、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亚当·斯密写道，“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由于一个人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亚当·斯密解释说，“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但是）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因此，显而易见地，政府对人们的干预越少、越让他们可以自由地进行交易，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可以越好地发挥效果，人们也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
但政府会愿意这样做吗？在过去的5 000年里，统治者最重要的特权之一就是可以掠夺富有的子民，即便是最为勤勉的坐寇有时候也禁不住这种诱惑。而亚当·斯密设想中的世界则要求统治者赌上一把。他告诉统治者，掠夺你的子民确实会让你占有的国家财富的比例更大；而如果统治者愿意少分享一些利益，他们在长期会获得更大好处，因为国家财富这一整块蛋糕会变得越来越大。在国王独享大权的部分西欧国家——尤其是西班牙——这种说法似乎没什么吸引力。但在英格兰这样的君主权力较弱的国家，或是荷兰这样干脆没有国王的国家[10]，政府更愿意给予新富的商人们更多自由，开拓新兴的大西洋经济。（而最先产生新兴暴发户的法国，则介于这两种国家之间。）
让那些出身名门的情感脆弱的贵族们稍感安慰的是，这些在贸易中发财的新贵经常也会买下乡间的田庄，并且一有机会也迫不及待地戴上抹了粉的假发。不过，大西洋经济带来的资本化进程并不仅仅意味着与这些出身寒微的人做一些交换，它还意味着要邀请他们进入权力核心。经济自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人们对政治自由的要求。那些试图抗拒这一潮流的国王可能会丢掉他们的宝座［例如1688年的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二世（James II）］，甚至丢掉他们的脑袋［例如1649年的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I）和1793年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
但对于富有的商人们来说，生活中也并非只有美酒和玫瑰。按照传统的统治方式，国王会把征税、解决纠纷和管理市场垄断行为等职权下放给地方名流。这些人通常会中饱私囊，但是同时也降低了政府的开销。允许人们进行自由贸易意味着打破这种过时的运行机制，把控制权递到“看不见的手”里。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有新的机制去确保法律的执行和秩序的维系。唯一可以做到这点的就是中央政府。让市场良好运转是一件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单纯让政府远离市场是不够的，甚至，政府还需要介入市场，创造出一整套由更公正的官员、法官和公务员组成的新体系。非此，“开放的秩序”［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和巴里·温格斯特（Barry Weingast）在他们的合著《暴力与社会秩序》（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中如此称呼这种新的体系］就无法发挥作用。
我们不能夸大变革的规模和速度。按照21世纪的标准来看，18世纪的政府仍然很小。贵族们依然期待获得他人的尊敬，他们大多数时候也确实能够如愿；几乎在世界上的每个角落，“民主”都还是一个惹人生厌的词汇。但不管怎样，统治者开始更加在意普通人的利益。而要获得代表权，其代价就是向政府纳税；有了更多的钱，政府也就需要更多的管理人员。这些管理人员逐渐将利维坦的触角深入到民权社会之中。在率先走向开放的英格兰，政府办公人员的数量在1690~1782年增加了2倍，税收则增长了6倍。“看看我们桌上的法令汇编吧，”1743年，巴斯伯爵不屑地说，“简直可怕。单是看看索引就让人感到恐怖，连着好几列，你都看不到别的东西，只有税、税、税。”
尽管有这样的抱怨，但是在亚当·斯密的时代，那些选择了开放政策的政府的表现显然要比其他政府更好。从马德里到君士坦丁堡，许多统治者仍然捍卫着皇室、贵族和教权在商人面前的特权。他们限制贸易准入，制造垄断，继续掠夺臣民的财物。结果，由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低于人口增加的速度，这些国家开始面临饥饿、困苦和贫穷。与此相反，在欧洲的西北部，统治者更愿意尝试新的方式。他们强忍着与商人们达成协议，结果就是经济增长得比人口增加的更快（见图4–5）。
图 4–5为工资而劳动的人取得的工资：1500~1750年，在欧洲西北部和南部，非熟练工人的平均收入水平
亚当·斯密认识到，在国家内部的关系调整只是一个开始，统治者还需要重新调整国家间的关系。亚当·斯密认为，在迫使亚洲、非洲和美洲进入一个急剧扩大了的市场之后，欧洲各国极大地增加了世界上的财富。但他指出，由于市场已经变得如此之大，欧洲“应当主动放弃其在殖民地的管辖权，让殖民地选举自己的管理者，制定自己的法律，并且凭借自己的意愿选择战争或和平”。如果亚述人、罗马人或其他的古代帝国想要放弃其行省、依靠贸易致富的话，那么他们一定是疯了。但亚当·斯密认为，现在如果允许殖民地各行其是地进行贸易，会给统治者带来净收益。
“这种做法，”亚当·斯密也承认，“以前没有哪个国家这样做过，将来也不会有。”但在1776年，也就是《国富论》出版的那一年，英国在北美的殖民者们让他们的宗主国无须再考虑是否要听从亚当·斯密的建议——他们反叛了英国。思想陈旧的政治家们认为，失去北美殖民地将毁掉英国的大西洋贸易，但事实很快证明他们是错的，而亚当·斯密是对的。到了1789年，英美之间的贸易就恢复到了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的水平，并且继续增长。
在18世纪晚期，解释这一现象成了一个在很多领域都十分重要的问题。直到今天，这个问题实际上依然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也是我要在本书中进行回答的那个问题。我一直在说，在农耕出现后的10 000年里，建设性的战争创造出利维坦，利维坦则创造出更大的社会，并维持其内部的和平，从而使得经济得以增长。因此，建设性的战争推动着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安全、更加富庶。然而，美国独立战争似乎指向了相反的方向。由于美国独立战争将大英帝国的一大块领土分裂了出去，因此它显然应当是一次反建设性的战争（按照我此前使用的定义）。但美国独立战争并没有导致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过的种种灾难，而是英国和新生的美国都比以往更加富裕了。或许，美国独立战争告诉我们，本书的核心论点根本就是错的。或许，让世界变得更安全、更富庶的真正秘诀就是让每个人都获得追寻个人利益的自由，而根本不需要政府出面来制定规则，并用暴力确保规则的实施。
在18世纪晚期，许多学者确实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恰是卢梭挑战霍布斯的时代。卢梭指出，在产生政府之前，人们生活在和平而快乐的自然状态之中。那也是属于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时代。托马斯·潘恩在他畅销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中告诉美国人：“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也最多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恶。”美国的一些革命家，尤其是以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为首的民主共和党[11]人试图将这种新的理论付诸实践。另一些人则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为首，被称作联邦党人，他们反对“政府将变得无用，摆脱了政府束缚的社会也能存续，并且将蓬勃发展”的观点。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对杰斐逊说，事实是，人是其自身暴力冲动的奴隶，“只有武力、权力和力量能够制约之”。
亚当·斯密则站在两条道路之间。他说，就看看英格兰在1651年通过的《航海法案》吧。这一法案的主要设立动机是在英格兰殖民地的贸易中排除荷兰人的竞争，但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这个法案是灾难性的。将荷兰人排除在外，导致英格兰的市场变得更小，也让所有人都变得更穷。但从战略角度看，这一法案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崛起中的荷兰已经威胁到了英格兰的生存。亚当·斯密指出：“安全要比繁荣重要得多。因此，《航海法案》或许是英格兰所有的商业法规中最为明智的一个。”
《航海法案》解释了大西洋经济的那个基本问题，也是开放秩序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共同面对的问题。政府如果不离开市场，那么市场就无法良好地发挥作用；而政府如果不参与市场，市场则根本不能运转，因为市场需要政府出面赶走怪兽，确保世界的和平。暴力和商业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看不见的手”需要“看不见的拳”为其铺平道路。
美国独立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逐渐告诉人们要怎样解决这个谜题——解决方案并非是消除利维坦，而是要建立一个跨越整个世界的利维坦。这个利维坦将是一种全新型的坐寇，它高高在上，不偏不倚地维护国际的开放秩序，并且阻止那些更小的利维坦干预“看不见的手”的运行。欧洲西北部那些新兴的、对商业表现出友好态度的政府在本国内做到的事情，也是这一新兴的、对商业表现出友好态度的利维坦要在各国之间做到的事情。利维坦将扮演公正的“世界警察”的角色，为所有人提供安全保障，从而让人们在经济上的自利因素的驱动下加入这个越来越庞大的市场。放弃了掠夺和垄断权的“世界警察”将是这个巨大的市场中享有最多特权的参与者，如果一切顺利，这个“世界警察”的富裕程度将是此前的那些利维坦闻所未闻的。
战争再一次接近了它的顶点。自从在15世纪重新发明了建设性的战争之后，欧洲人已经对这个星球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征服，创造出了空前规模的市场，但是那些曾经带领他们走向成功的策略如今却在引领他们走向灾难。为了在这个由建设性的战争创造出的全球贸易的崭新世界中生存，各国必须接受开放的秩序。就像亚当·斯密所预料的那样，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哪个国家准备好去全心全意地采取这样的措施。即便是在北美遭遇了失败之后，英国仍然积极地加强其对印度的控制。不过，英国政府也开始意识到，他们要想获取更大的社会带来的好处，并不一定非要控制北美，而只要控制海洋就可以了（因此，《统治吧，不列颠尼亚！》这首歌在1740年问世也就没什么好感到奇怪的了）。英国正一点点儿地接近于成为“世界警察”，用它那“看不见的拳”管理海路，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运行铺平道路。
建设性的战争和利维坦并没有过时，它们反而演进出了更新、更具威力的形式。但不幸的是，这个世界要再经过一代人的杀戮才能意识到这一点。
战争与永久的和平
“1793年，一个新的力量出现，打破了所有的幻想。突然之间，战争变成了人民参与的事业。”
在亲历了这一切的克劳塞维茨看来，这才是18世纪末的真正遗产。1787年，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以“我们人民”作为其宪法草案的开篇词，并非是随意为之的：正是武装了的人民，而非拿薪饷的职业军人或是雇佣兵在独立战争中站出来反对英国人。美国的革命者们缺少资金和组织，无力为军队支付薪饷，只能靠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征召军队，并且率领他们围着死板而缓慢的职业军队绕圈子。在开放的市场和政治之外，开放的秩序现在又带来了有人民的力量参与其中的开放的战争。一场新的军事革命开始了。
起初，人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们本应想到。许多欧洲观察家们坚持认为，美国独立战争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们认为，战争中的美国人根本不是一股团结一致的力量，而仅仅是一盘散沙：如果不是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以及冯·施托伊本——一位来自德意志的军官，他将大陆军训练得更接近于职业军队——参与进来，美国人很可能会输掉这场战争。
即便在欧洲人意识到美国人进行了一场新颖的人民战争之后，他们也对此不以为意。他们认为，独立战争后的美国军队简直微不足道。一直到1791年，以寡敌众的迈阿密印第安人还在沃巴什河的上游附近歼灭了一支美国军队。印第安人杀死了600名白人士兵，并且把土塞进他们的嘴里，以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贪婪。很多欧洲人认为，如果这就是人民战争的结果，那么不要也罢。
美国独立战争真正给欧洲人留下印象的，并非他们进行战争的方式，而是这个新兴的共和国发布的关于超越战争的声明。就连比大多数美国人都更称得上知兵的乔治·华盛顿也对法国记者说“是让骑士精神和疯狂的英雄主义精神终结的时代了”，因为“商业为人们带来的好处将取代战争和征服……就像《圣经》中所说，‘列国再也不学习战事’”。
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欧洲的文学沙龙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有关世界和平的提议，其中很多都受到了美国人的启迪。不过，最具影响力的还要属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小册子《永久和平论》（Perpetual Peace）。康德或许是欧洲最为著名的哲学家，他既以其出色而广受争论的专著而闻名［就连其他的哲学家起初也觉得他长达800页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晦涩难懂］，也以其严谨的生活方式而著称（他餐后都会大笑：并非因为他喜欢笑，而是这样有助于消化）。不过，《永久和平论》既不庞杂，也不严厉，康德甚至在其开篇还开了个小玩笑：他说，这篇文章的题目取自“荷兰一家旅店标识上的讽刺文字，那标识上画了一处公墓”。
除了黑色幽默之外，康德指出永久的和平在当前就有实现的可能。他认为，原因在于开放的共和国比封闭的君主国更善于经营商业。“如果进行战争需要得到公民的同意”，就像在共和国里那样，那么“公民们很可能会对进行这样不高明的赌博持谨慎态度”。而一旦共和国弃绝了战争，那么每个国家“都可能，也应当为其自身的安全考虑而要求其他国家一起加入一个类似于公民组织的组织之中，因为在这样的组织中，每一个国家的安全都可以得到保证。如此就形成了国家联盟”。这样一来，就再也不会有战争了。
直至今日，《永久和平论》仍然颇具影响力，经常在大学的课堂上被要求阅读（有时候同《萨摩亚人的成年》一道）。但就在它问世的1795年，其中的一些观点就已经很显然是错误的。共和主义非但没有带来永久的和平，反而把欧洲推入了战争之中。
事情的诱因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为了削弱英国，而给予美国革命者异常慷慨的军事援助，这简直是整个18世纪最具讽刺性的事件之一。路易十六为此大量举债，到了1789年，他已经无法支付借款产生的利息了。他试图增税，结果引发了纳税人的反感，这种反感很快演变成了暴力行为。革命者逮捕了国王和他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并在不久后将他们送上了断头台。前前后后在断头台上送命的法国人还有16 592人。
惶恐的欧洲大国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同盟，以图恢复局势。1793年，法国革命者们突然感到恐惧，于是发动了一场威力超乎克劳塞维茨想象的人民战争。“整个国家都投入其中，”克劳塞维茨说道，“只要是有用的资源，都被投入战争之中；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战争的发生。”100万法国人就此加入了战争。
康德认为，共和国的公民们对进行战争这种不高明的赌博会持谨慎态度。在这点上他可能说得不错，但一旦公民们决定发动战争，他们就会带着一种在职业军人身上鲜见的暴力的狂热参加战争。在美国独立战争之中，除了在南北卡罗来纳两州进行的大战之外，罕有什么激烈的大战。而在法国革命战争中，人们却带着一种狂热的正义感投入其中，并把矛头直指战争中的敌人。一位法国军官在1794年写给他姐妹的信中写道：“我们带去了火焰和死亡，一名志愿兵亲手杀死了3名妇女。这无疑是暴行，但为了共和国的安全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在那一年，革命军把25万乡下人当作反革命分子杀掉了。他们嫌枪决和断头台处决的效率太低，干脆把平民绑在一起丢进河里。“卢瓦尔河变成了一条革命的河流，”指挥官揶揄道，“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我将这些恶魔从自由的土地上清除了出去。”
不过，当革命者面对训练有素的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军队时，他们遇到了麻烦；在美国革命者最初面对英军和效忠英国的黑森雇佣军的时候，他们也曾遭遇同样的窘境。法国的人民军队人数众多，纪律涣散，指挥乏力，特别是在他们将那些反动军官都斩首或驱逐出境之后。拯救法军的是出色的炮兵部队，因为炮兵部队保留了那些非贵族出身、在革命爆发前就在军中服役的军官们。1796年，这些炮兵军官中的一个——个头矮小、喜欢争吵、来自外省的拿破仑·波拿巴——找到了将人民军队变为胜利之师的方法。
革命者们声称：“我们不需要策略，不需要战术，只需要火、铁和爱国精神。”而拿破仑的天才之处在于他将口号变成了现实。拿破仑的部队抛弃了经常拖住职业军队后腿的补给线，转而在所经之处购买或是抢夺他们需要的资源。17世纪以来，就再也没有人这样做过了，因为军队的规模已经太大，无法在行军沿途经过的农场中弄到足够的物资。但拿破仑将自己的部队分解成兵团和建制更小的师，让他们分别沿一条路线独自行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每一个兵团或师也可以独立作战，但拿破仑的胜利秘诀是，各支部队要迅速聚集到遭遇敌人的地点，从而可以集中兵力作战。
在战场上，拿破仑采取了相同的策略。他的士兵无法像传统的职业军人那样完美地运用复杂的线性战术，因此他也不要求他们做到这点。相反，成群的散兵会狙击敌人整齐的队列，而大群的法国步兵则在密集枪炮的掩护下排着参差的队列前进。一旦接近敌军，法军阵列就会分散为混乱的战线，对敌军进行齐射，用人数的优势弥补准确度的不足；法军也可能会继续前进，举着固定好的刺刀冲入敌阵。敌人的职业军队也经常会在法军的冲锋下丢下火枪逃走。
就在康德写作《永久和平论》的时期，法国人的人民战争的目标正在不经意地由保卫革命果实演变成了扩大革命成果。1796年，拿破仑席卷了意大利北部；1798年，他入侵了埃及；1800年12月，法军打到了距离维也纳不到50英里的地方；1807年，也就是康德去世后三年，拿破仑占领了康德的家乡柯尼斯堡。
欧洲的人民战争的方式与美国的截然不同。在英国人于1781年于约克镇投降后，美国人便铸剑为犁。将军们都回到了自家的农场，而杰斐逊和他的同道中人则顽固地抗拒着中央集权、税收、国债、常备军以及利维坦常用的其他工具[12]。
对一些美国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与那些腐朽的欧洲人截然不同。而实际上，美国在遇到危险时（比如在18世纪末，当美国人担心法国人可能入侵时）也回到了利维坦的道路上。因此，美国与欧洲的真正区别可能只是政治地理上的区别。在1781年之后，美国的存在几乎不会面临任何威胁。因此，美国人可以只维持很弱小的军事力量，甚至开始讨论他们究竟是否需要一个利维坦。与此相反，欧洲国家的周遭都是虎视眈眈的邻国。一点点儿的劣势可能就会导致致命的后果，为了生存，共和国也必须像君主国一样拼命战斗。
在美洲和欧洲，爱国热忱的勃发都是开放秩序兴起的一部分。不过，拿破仑发现，人民战争并非必须伴随着共和制度，从而使欧洲的人民战争与美国的人民战争进一步分道扬镳。1799年一场静悄悄的政变让拿破仑成了法国实际上的君主。1804年，拿破仑公开加冕称帝。自此，法国大军的战争目标就变成了旧式的帝国扩张。乔治·华盛顿相信，商业让战争变得不再必要，而拿破仑却不这么认为。事实上，从1806年开始，拿破仑开始试图做一件截然相反的事情，即利用战争控制商业。他要求被打败的敌人加入“大陆封锁体系”，即对英国展开贸易禁运，将其逐出欧洲市场，从而让英国破产。
经过了将近10年的战争（其中包括欧洲历史上一些规模最大的战役，例如1813年有60万人参战的莱比锡战役），事实证明拿破仑是错的。如果要想靠战争制约商业，唯一可行的方法是用法国的舰队取得制海权，从而终结英国的贸易。但由于贸易的利润十分可观，比起法国人，英国总是能造出更多更好的船只，训练出更多更好的水手。拿破仑在海上的努力徒劳无功。由于英国的全球贸易依然可以进行，欧洲人很快发现，他们对英国贸易的依赖程度要高于英国对他们的依赖程度。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开始想方设法绕开“大陆封锁体系”，继续在英格兰的市场中进行贸易。
拿破仑为了推行“大陆封锁体系”而进行的战争很快超越了人民战争的顶点。从1799年开始，他证明了他可以利用人民战争将自己送上皇帝的宝座，但是现在，欧洲那些立国更久的君主们学会了用同样的方式将他赶下皇位。1808年，拿破仑占领了西班牙，以使西班牙留在“大陆封锁体系”之中。随后，他就陷入了全民起义的泥潭之中（见图4–6）。英国正规军支援着西班牙起义军在接下来的6年中拖住了数十万法军。
图4–6 人民战争：1808年5月2日，西班牙起义者在马德里对法军展开了游击战
资料来源：PhotoAISA，巴塞罗那。
拿破仑的厄运还没有结束。依旧是为了维护“大陆封锁体系”，拿破仑又入侵了俄国（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到过，正是这一事件让克劳塞维茨提出了顶点理论。在他的祖国普鲁士向法国屈服之后，克劳塞维茨于1812年作为志愿者加入俄军。他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反法情绪以及其他更激烈的反应，正是拿破仑自己一手制造出来的：拿破仑走得太远了）。形势很快发生了逆转。在拿破仑占领莫斯科的短短两年之后，俄国人就进入了巴黎，放逐了拿破仑。但随后，形势再次发生了逆转。1815年，在戏剧性的100天之内，拿破仑先是突然回到法国，再次召集起一支军队，随后险些在滑铁卢击败了英国人。再次失败之后，拿破仑被放逐到了更加遥远的地方。
面对拿破仑那旧式的军国主义和时髦的人民战争的结合体的挑战，英国这个新式的、开放的贸易帝国取得了胜利。到拿破仑于1821年去世时（有人说英国人下毒加速了他的死亡），英国已经如同一个巨人俯瞰着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世界警察”的身份开始给英国带来好处：用英国战舰监管航道确实要产生成本，但这笔钱花的值得，因为从1781~1821年，英国的出口额增加了两倍，英国的工人也成了这个星球上产出最高的工人。
英国正在变成一个前所未见的国度，同时也解决了一个前所未见的问题。
日不落
亚当·斯密认为，更大的市场会带来更精细的劳动分工，从而逐次提高生产率、利润和工资，形成良性循环。但一旦劳动分工的细分程度达到了极致、劳动效率已经无法再继续提高，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亚当·斯密没有杞人忧天地担心这一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还从未出现过。但到拿破仑去世的时候，亚当·斯密的后辈们却非常忧心这一问题。此时，英国工人的工资已经太高，导致一些英国商品在欧洲市场的价格已经实在太过昂贵。英国公司要想维持经营，唯一的办法似乎就是降低工人工资。在19世纪初，伦敦人的平均工资比他们的祖辈低了15%。在战争中取胜的英国人似乎要在和平时期落败了。
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其他一些政治经济学家猜测有一条工资的铁律。劳动分工、帝国扩张和英国成为“世界警察”这样的事件都会暂时提升工资水平，但最终工资总会下降到让人挨饿的边缘。有些人预测，19世纪将是一个悲惨的时代。但这并没有成为现实，因为在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看不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拳”用新的方式一同发挥了功效。
故事得从衣服开始。由于每个人都需要衣服，因此纺织品是近代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因为潮湿多草的国家适合绵羊的生长，所以不列颠人有着许多个世纪穿羊毛服装的历史。不过，随着东印度公司深入亚洲，它开始从亚洲把成卷的色彩艳丽、价格低廉的棉布运回本土。这些棉布大受欢迎。
羊毛商人对棉布带来的竞争深感不满，于是采取了亚当·斯密最为反感的一种方式进行反击：他们游说议会，要求禁止进口印度的棉花，以此干预市场。由于棉花无法在英国生产，因此布商们只好从加勒比地区的英属殖民地进口棉花（这是合法的），并且在英国本土纺纱织布。但英国工人纺纱织布的成本更高，做得也没有印度工人好。到18世纪60年代，每销售30件羊毛服装，才能销售出一件棉布服装。
棉布生产的瓶颈环节是纺纱。这一环节要求工人不断重复地将棉花纤维纺在一起变得更紧实，因为需要大量的劳动。据传说，在1764年，这个瓶颈被打破了。当时，一个名叫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看到他的一台手纺车在翻倒了之后，仍然继续转了几秒钟。哈格里夫斯说，他突然意识到，他可以制造出一种纺车，让纱锭不停地从垂直变成水平，再从水平变成垂直，就可以代替人的手指将纤维纺在一起。实际上，他制造出来的机器可以拥有几十个纱锭，工作效率远远高于人工。
哈格里夫斯找到了一种遏制高工资下降趋势的方法。他用机器的力量提高了人力劳动的效率，从而提高了生产率。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大受欢迎（或许太受欢迎了，他都没办法保证他的专利权）。1779年，一种更先进的设备进入了市场——这就是克隆普顿（Crompton）发明的“骡机”，它纺出来的棉布不仅比印度的产品更便宜，而且也更精细。
这些看上去与战争史的关系不大。要想清晰地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我们还需要先讨论一个偏离战争主题更远的领域——深入底下的矿脉。在18世纪，煤矿主们则面临着高工资（按照当时的标准）的问题。整体工资水平的提高导致英国人开始生更多的孩子，而人口的增多使得人们开始砍伐森林，开辟出更多的农田。随着树木的减少，煤开始取代木柴成为取暖和烹饪的燃料。这对矿工来说是好消息，他们为了开采出更多的煤而在矿井里越挖越深。但到了1700年，煤矿透水事故开始接连发生。为了能够继续开采煤矿，煤矿主只能花大价钱请人排水；而为了喂养拉斗链的马匹，他们也只好在昂贵的土地上种植燕麦。这些都带来了毁灭性的成本压力。使矿主摆脱这一困境的，是最早于1712年应用于煤矿的一项工程奇迹。这种机器用廉价的煤代替了昂贵的人力。它通过燃煤产生水蒸气推动活塞，从而将水抽出矿井；将水抽出之后，人们又可以从矿井中挖掘出更多可供使用的煤。
1785年，一位棉纺厂厂主将他的“骡机”、珍妮纺织机和画眉鸟纺织机与蒸汽机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从而使得煤与服装这两个产业发生了联系。生产效率获得了爆炸式的提高。棉纱的价格从1786年的每磅38先令下降到了1807年的每磅7先令。销售量增长得更快。1760年，英国进口了250万磅原棉；到1787年，进口量增长到了2 200万磅；到1837年，这一数字则达到了3.66亿磅。工程师们开始为蒸汽找到了各种新用途，于是蒸汽动力也就进入了一个又一个行业。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就一直下滑的英国工资水平逐渐止跌，并且在1830年之后开始上升。工业革命来临了。
蒸汽动力摧毁了欧洲商业最后的壁垒。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与东亚的遥远距离使得西方的贸易规模一直很小，商人根本无法触及非洲和亚洲腹地的市场。蒸汽改变了这一切。工程师们很快发现，蒸汽机可以装载在轮子上，它们既可以推动海洋中行驶的轮船，也可以推动铁轨上奔驰的火车。蒸汽不仅可以替代生产过程中的人力，也可以取代运输过程中的风力和洋流。蒸汽缩小了空间。
英国人走在了前面。“这个世界是为了董贝父子经商才出现的，”查尔斯·狄更斯在他那本关于傲慢、偏见和全球贸易的小说《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中如是说，“太阳和月亮是为了给他们照明而创造的；河流与海洋是为了供他们航行而形成的；彩虹向他们预示良好的天气；刮风对他们的企业有利或不利；星星和行星沿着轨道运行，是为了确保一个以他们为中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体系……A.D.与Anno Domini（公元）无关，而只是代表Anno Dombei–and Son（董贝父子纪元）。”
狄更斯于1846年（是公元，不是董贝父子纪元）写下了这段话。1838年，一艘英国蒸汽船不顾逆风或是不利的洋流，以闻所未闻的10英里平均时速航行了15天，横跨了大西洋。次年[13]，一艘更了不起的船从英格兰驶往了中国：装备有火炮和火箭弹的全铁壳蒸汽船——“复仇女神”号。它从外表看上去是如此奇怪，连其舰长都承认：“木头是可以漂浮在水上的，所以我们认为用木材来造船再自然不过了；而铁是会沉入水中的，因此用铁来造船，乍一看上去实在太不合适了。”
“复仇女神”号此次前往东亚，是为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争端。清朝政府对西方商人十分不信任，因此多年以来只许他们在狭小的澳门和广州活动，并且对他们买卖的物品种类加以限制。但商人们发现，不论清朝政府的态度如何，清朝的消费者却很愿意购买西方的商品，特别是鸦片。世界上最好的鸦片产自英国控制下的印度，因此鸦片生意十分兴隆。1839年，清朝决定对毒品宣战。
清朝官员从英国鸦片商人手中查抄了价值不菲的鸦片。鸦片商人们进行了一番倾向性鲜明的游说工作，最终说服英国政府向清朝索要赔偿，并且要求在香港得到一块落脚点，还要求商人们（包括鸦片商人）获得进入其他港口的权利。很自然，清朝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他们相信遥远的距离能够保护他们。但“复仇女神”号和一支小型英国舰队很快证明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
鸦片战争的交战双方存在着惊人的技术差距。一名英国军官记载道，清朝的平底帆船看起来“就像是（中世纪的）图画突然实实在在、色彩饱满地出现在了现实生活之中。它在我的面前游弋，完全不知道几个世纪以来世界的进步和一切现代的发明和改进”。入侵者的火炮摧毁了要塞。1842年，清朝接受了英国人的要求。
蒸汽船开始将西方货物堆满中国的沿海城市。1853年，美国的一支小舰队为了寻找装煤站，公然驶入了东京湾。未待美国人放上一枪一炮，日本政府就屈服了。在华盛顿，美国总统无视了舰队司令关于吞并台湾的建议，但形势已经很清楚：任何一个有海岸线的国家都不再能免于西方人的侵袭。
甚至，没有海岸线的国家也是如此。蒸汽船可以在海上航行，或是溯流而上；铁路则可以让西方人深入内陆。不过，在对内陆地区的征服方面，急先锋并不是欧洲人，而是他们在海外的殖民者。欧洲政府此前就发现，那些与宗主国远隔数千英里的殖民地居民认为自己无须听从宗主国的命令。从16世纪开始，里斯本、马德里、伦敦和巴黎都曾经颁布过大量的有关贸易、茶叶、奴隶和印花税的规定，但是巴西、墨西哥、马萨诸塞和魁北克的居民无视了这些规定。即便对于那些比较合理的命令（比如殖民地应当自行负担防务费用），殖民者们也经常拒绝执行，并且对强制推行这些命令的举动进行反抗。在失去了美国之后，为了将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留在版图之内，英国只好赋予它们美国曾要求过的大部分权利。1803年，法国卖掉了它在北美洲最后一块领地；1825年，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地只剩下了古巴和波多黎各；葡萄牙则已经失去了其全部美洲领地。
出于对征服成本，甚至有时是对当地居民权利的考虑，欧洲政府在深入内陆方面犹豫不决。而白人殖民者们则没那么多顾虑。《独立宣言》的墨迹未干，美国人就翻越了阿巴拉契亚山脉；切诺基战争（1776~1794年）则拉开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对美洲原住民的进攻之序幕。19世纪20年代，澳大利亚人也如法炮制，征服了塔斯马尼亚，并且深入澳洲大陆内陆地区。19世纪30年代，南非的布尔人摆脱了英国人的统治，并且在血河战役中以3人受伤的代价射杀了3 000名祖鲁人。到19世纪40年代，新西兰人对毛利人开战，美国的疆土则终于推进到了太平洋之滨，从一个海洋扩展到了另一个光辉之海。
原住民的领地开始缩小，而铁路加速了这一进程。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人铺设的铁路是欧洲人所铺设的铁路的两倍；到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美国人铺设的铁路长度又分别增加了一倍和两倍。火车这匹“铁马”向西输送了数以百万计的移民，并且在美国军队将美洲原住民赶往遥远的保留地时为军队提供了所需的给养。到了19世纪80年代，铁路也开始把开普敦的矿工运送到德兰士瓦开采黄金和钻石，或是把俄国殖民者和军人运送到撒马尔罕。1896年，当一支英国军队进入苏丹镇压一次伊斯兰起义时，他们甚至一边走，一边修筑铁路。
阻挡西方扩张的最后一道屏障——疾病，在1880~1920年之间轰然倒塌。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医生们就隔绝并征服了霍乱、伤寒、疟疾、昏睡病和黑死病。只有黄热病坚持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每死亡14个士兵，就有13个是死于这种疾病）。
这一成就带来的后果影响了整个热带地区，但是对非洲的影响最为显著。一直到1870年，还没有多少欧洲人能深入离海岸一到两天步行距离的非洲内陆。但到了1890年，蒸汽船和铁路却将数以千计的欧洲人运入非洲内陆，药品则保障了这些人的生存。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要想获得象牙、黄金、奴隶和其他想要的东西，只能与一大串的非洲酋长讨价还价，每个酋长都会在利润中分一杯羹。而如今，欧洲人完全可以靠自己。
像往常一样，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会导致另一个问题的出现。不论是在英国人和美国人身上，还是在法国人和比利时人身上，奎宁和疫苗都同样有效。因此，那些勇闯沙漠、丛林和充满敌意的原住民等道道难关的商人们经常会发现，已经有其他欧洲人捷足先登了。就像几个世纪前在美洲和印度发生的情形一样，这些人总想说服他们的政府在非洲谋求更大的利益，并且把其他西方人赶出去。
吞并一块领土通常只需要几百名西方士兵。从18世纪50年代开始，非洲人和亚洲人就一直在努力学习欧洲的火器技术（特别是在1803年印度发生的一次艰苦的战斗之后，当时的英国指挥官承认，“我这一生中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上帝保佑，可别让我再碰到这样的情况”），但是西方的火器一直在进步。到了19世纪50年代，来复枪（这种枪的枪管内有膛线，可以让子弹旋转起来，从而增强其射程和精度）的大规模采用，造成了可怕的后果。
采用了蒸汽动力的工厂将数以万计的来复枪制造出来，每一支枪的做工都很完美，失灵的可能性比前工业化时期使用的火枪低得多。美国人尤其善于大规模生产。1854年，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一名工人随机挑选了该厂在此前10年内生产的10支火枪，将它们拆散，再把零件都扔进一个箱子里，随后又重新组装出10支功能完好的枪支。在场的英国人看了大为吃惊，他们立刻购买了美国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恩菲尔德兵工厂。
“没有什么东西是机器造不出来的。”塞缪尔·柯尔特（Samuel Colt）告诉他们。
一旦像美国内战那样，战争双方都拥有来复枪，而且都知道怎样使用来复枪，数以千计的士兵就可能会在几分钟之内被击倒。1862年9月17日，至今仍然是美军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天。在那一天进行的安提坦战役（美国南方军队习惯称之为夏普斯堡战役）中，伤亡总数将近23 000人。不过，欧洲人在非洲和亚洲很少遇到来自来复枪的反击。1857年，亨利·哈弗洛克（Henry Havelock）将军率领的一小支英军遭到印度大军伏击，结果印度军队反而被消灭。事后，亨利·哈弗洛克将军评说道：“10分钟之内，胜负已决。”他的这句评语可以用来评述19世纪中叶从塞内加尔到暹罗发生的许多场屠杀。盖特林机枪（1861年取得专利）、卡纳汉和德拉沃特最青睐的马提尼–亨利步枪（1871年问世）和全自动的马克沁机枪（1884年取得专利）使得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火力差距（见图4–7）拉得更大，只有最无能的欧洲军队才会帮敌人缩小这种差距（就像1879年在伊散德尔瓦纳战役中对阵祖鲁人的英国军队和1896年在阿杜瓦对阵埃塞俄比亚人的意大利军队）。
图4–7 小心差距：这张照片拍摄于1879年。此时，西方和非西方军队的火力差距十分巨大。祖鲁王子达布拉曼齐·卡潘德（中立者）和他的手下展现着他们手中式样杂乱的鸟枪、猎枪和过时的火枪。达布拉曼齐在罗克渡口战役中被击败，尽管他的部队数量是防守一方的10倍。只有当西方军队的指挥官极端无能时，非西方的军队才可能会取胜
资料来源：南威尔士边境团博物馆，英国布雷肯。
到19世纪末，西方陆军几乎可以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而他们的海军则拥有更多的自由。从17世纪开始，欧洲的舰队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对手了；而到了19世纪，随着铁甲蒸汽船和爆破弹的出现，敌人的抵抗就更显得徒劳无功了。在美国内战中，“莫尼特”号和“莫瑞麦克”号[14]之间的近距离炮战是历史上首次发生在铁甲舰之间的海战；到了19世纪90年代，战列舰的排水量已经达到15 000~17 000吨，航速达到16节[15]，舰上加载4门12英寸[16]口径舰炮，并且可以在相隔5英里的距离上进行炮战。欧洲国家在这些战舰上花费甚巨。结果，到了1906年，英国建造出了“无畏”号战舰，使得此前建造的战舰立刻就都过时了。“无畏”舰装备有涡轮发动机、11英寸厚的装甲以及10门12英寸口径舰炮。5年后，英国的战列舰使用的燃料由煤变为油。此时，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海军差距已经变得不可逾越——其中只有一个例外，我将在第五章中再探讨这个问题。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的祖母有一台破旧的地球仪，就是在这一时期制作的。它的纸质表面已经起泡、剥落了，但是仍然让我着迷。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报纸上满是关于国耻和帝国的萎缩的文章，但是在这台小小的时间胶囊上，一切都是不同的。地球上2/5的陆地都涂上了代表大英帝国的粉色。“在大英帝国的领地上，太阳永不落下，”早在1821年，苏格兰最早的报章就曾如此庆贺道，“当太阳西沉于苏必利尔湖的湖面之上时，它又在恒河的河口升起。”
欧洲人和他们的殖民者共计统治着这个世界的5/6。不过，就连我祖母的地球仪也无法完整地展现欧洲在这场500年的战争中的胜利程度。由于欧洲人占领了如此辽阔的土地，历史学家们经常会觉得“帝国”这个词语并不够精确。他们认为，我们应当将19世纪的世界看作一个“世界体系”，它是一个将整个地球联系在一起的巨大网络，而欧洲人统治的帝国只是这个网络的一部分，而且未必就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这个世界并非完全像亚当·斯密设想的那样靠着人们的自利联结在一起，但是这个世界比古时候的那些帝国都更接近亚当·斯密的想法。到1850年，“看不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拳”已经在用全新的方式进行合作了。英国皇家海军保持着海路的自由，并且教训那些触犯开放秩序的人（在1807~1860年，英国皇家海军有效阻断了大西洋上的奴隶贸易，共计抓获了1 600艘贩奴船，并将船上的15万名奴隶送回了非洲西部）。不过，由于这个体系过于庞大，英国根本不可能直接统治整个体系。英伦诸岛无疑是整个体系的中心，但是伦敦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其他人的协作，还取决于其能给予那些正式独立的地区多少激励，以使它们能按照有助于保持系统的整体运作的方式行事。
英国试图推动这个世界体系达到一个简单的目标。“政府在世界各地最重要的目标，”英国首相在1839年对英国议会表示，“就是拓展本国的商业。”但要做到这点却并不容易。英国的领导者们必须将4种截然不同的工具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这一目标。第一种工具就是联合王国本身。它是地球上最大的工业经济体的母国，它将迅速增长的人口转化为更多的移民，送到其他国家去。英国皇家海军雄踞海上，比世界上第二强、第三强（有时甚至包括第四强）的海军加在一起还要强大，从而可以保障开放的海路，以供移民、进口和出口使用——而英国不仅仅出口棉布、钢铁和机器，也出口诱人的软实力：职业装、三明治、足球、狄更斯、达尔文和吉卜林。
第二种工具在世界的另一端，那就是印度。印度对英国保持着巨额的贸易赤字，且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就供养着一支超过20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实际上就是英国的战略预备队。当英国人在1799年需要将拿破仑赶出埃及，在1839年需要强行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在1856年需要威吓波斯国王，或是在1879年需要将俄国人逐出阿富汗（甚至还包括在1942年的阿拉曼拦住隆美尔前进的脚步）时，完成这些任务的主力军就是印度人。
总数达到2 000万的英国移民创造了第三种工具——位于其他大陆的、资源丰富的、由白人殖民的殖民地。在19世纪，这些殖民地爆炸式的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到了20世纪，殖民地里的年轻人则与印度人一样是保卫这一世界体系的重要力量。
最后，还有第四种工具：不断蔓延的由资本、专家、航运、电报、金融服务和投资组成的网络。这个巨大的无形帝国的版图远远超出了地球仪上那些粉色的区域。一些国家——阿根廷、智利、波斯——高度依赖于英国的市场和资金，以至于有的历史学家经常称它们为大英帝国的非正式成员。这些国家不会接受英国政客的直接命令，但很少敢违背英国金融家的意愿。到19世纪90年代，航运和服务业为英国带来的收入相当于商品出口收入的3/4。
要让这个复杂的世界体系维持运转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需要不断平衡。这个体系需要亚洲帝国保持弱势，欧洲保持和平（至少不能再面对一个拿破仑式的发动人民战争的敌对帝国），美国保持强大但又乐于合作。由于英国几乎不能强迫各国扮演它们的角色，所以这一切都要一系列因素——炮舰外交、市场压力和利益驱使——的巧妙的共同作用实现。
这个体系经常会遭遇危机。最严重的危机发生在印度，1857年的那场大叛乱如果能得到更好的指挥，或许就真的会把英国人彻底赶出印度。在欧洲，英国于1854~1856年与俄国在克里米亚打了一场丑陋的战争，以阻止俄国人打破势力平衡。而在美洲，战争威胁也经常出现。1844年，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边界争端升温，“要么（北纬）54度40分，要么开战”甚至成了美国总统竞选的口号。1859年，就因为一头属于英国的猪闯进了美国人的土豆地，军队和炮艇都开进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到了1861年，美国自己陷入了内战，由于北军的水手登上了一艘英国船只，战争的阴影再度浮现。
但战争始终没有爆发。1858年，英国的水手曾经登上了美国的船只。当时的美国总统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为了平息这次危机，曾提醒国会：“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曾经如此互惠互利，或是曾经如此相互伤害。”美国国会同意了他的看法。大多数亚洲和欧洲的政府在根据当地情况给予合理的补偿之后，也通常会选择这样的做法。对几乎所有人来说，他们从英国的体系中进行贸易得到的好处，都会大于试图破坏这一体系所能带来的收获。
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
“我想，在大英帝国的所作所为中，有许多值得我们骄傲。”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在2013年说道。“当然，”他补充道，“有好事，也有坏事。”
他发表讲话的地点是阿姆利则。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前，英国军队在这里朝数千名手无寸铁的印度示威者开枪，造成了379人死亡。很快，卡梅伦的讲话遭到了各方面的抨击。有些人认为，卡梅伦的话里流露出自由主义者的自我谴责的态度；另一些人则认为，卡梅伦的话表明他的麻木不仁，而且对帝国主义还有留恋。当然，首相无论说什么，都会被人们批判。不过，如果一个人要对欧洲这500年战争的遗产做出评价，几乎一定会被指责有某种政治倾向。因此，我做好了被抨击的准备，而且不妨就开门见山地说出我的观点：这500年的战争是历史上具有空前建设性的战争（这个词的含义仍然是我在本书中一直使用的那个含义），它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庞大的、安全的、繁荣的社会（或者说世界体系）。在1415年，世界还是支离破碎的，每块大陆都由一些地区强国控制着。而到了1914年，这种古代的马赛克格局不见了，世界转为由4个势力遍及全球的强国主宰（法国、德国、美国，当然还有英国），而这些国家则在一个由英国掌控的体系中被紧密联系起来。欧洲人（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
“看不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拳”的结合使得现代世界体系与此前的任何帝国都大为不同。但创造出现代世界体系的500年战争却与以往的战争大致相似。首先是征服阶段，在这一阶段暴力死亡率会升高；其次，在很多地方，会进入一个反叛的时期，流血事件会进一步增加；最后，会进入一个和平和繁荣的时期，此时暴力水平开始下降，经济则在更大的规模上实现重建。
每一个阶段的发生时间因地区而异。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征服阶段发生于16世纪。随后，征服阶段在17~19世纪的北美、18~19世纪的印度、19世纪中叶的中国和19世纪晚期的非洲发生。主要的反抗活动则通常在征服阶段结束后爆发。
征服的结果也各不相同。在美洲，入侵者给原住民带来了无可名状的恐怖（原住民也在可能的时候回馈给入侵者以同样的恐怖）。不过，就像在前文中提到过的那样，在美洲杀人最多的是疾病。如果我们计算一下战争期间死亡人数中死于瘟疫和饥荒的人数，这个数字会很惊人。在1500~1650年，新大陆的原住民人口减少了一半。那些把征服美洲的过程称作“美洲大屠杀”的历史学家绝非信口雌黄。
在南亚，东印度公司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的征服活动肯定也造成了几十万原住民的死亡，而欧洲人通常只遭受了很轻微的损失。在这一时期开始的时候，南亚地区的人口约有1.75亿，并且在稳定增长。而欧洲人的杀戮只把死亡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有一位历史学家声称，在1857年的大叛乱发生后，英国人屠杀了大约1 000万人，即印度人口的1/25。尽管这次叛乱的暴烈程度让许多英国人感到震惊，但是几乎所有专家都认为，真实的死亡人数应当比这一数字低一个数量级。诚然，几十万的死亡人数也令人惊诧；而在最坏的假设之下，被英国人杀死的印度人比例应该也在1/250以下。
与美洲的情况类似，造成最多印度人死亡的原因也不是欧洲人的直接暴力，而是欧洲人入侵的间接影响——在印度，这个杀手更多的时候是饥荒。在1769~1770年发生的孟加拉大饥荒和1899~1900年发生的全印度大饥荒中，饿死的印度人总数达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3 000万~5 000万。在这130年里，大约有10亿人曾在印度生活过，这就意味着大约有1/20~1/30的印度人死于由战争引起的饥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英国人应当为此负责。大多数时候，造成这些灾难的直接原因是糟糕的天气，尤其是厄尔尼诺现象。但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是征服战争带来的破坏和征服者的麻木不仁和（或愚蠢）将不可避免的天灾转变成了本可以避免的人祸。关于罪责的丑陋争吵从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不过，就连最反欧洲的批评家们也会承认，对印度的征服过程之致命程度要远低于对美洲的征服。
在中国，情况又有不同。在19世纪40年代和90年代之间的入侵（主要是欧洲人，也有日本人）造成了几十万人的死亡。在这半个世纪中，大约有7.5亿人曾生活在中国，这就意味着战争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大约为1/1 000。不过，在中国，死亡人数的高峰发生在清王朝统治摇摇欲坠、叛乱四起的时期，这些内战导致了上千万人的死亡。在1840~1870年，中国的人口减少了10%，主要是由于暴力及其导致的饥荒和疾病。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到非洲不同地区遇到的截然不同的情况。在有的地方，欧洲人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因此对他们统治下的人民造成的影响也很小。例如，法国在非洲西部占领的大片土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虚拟的帝国。在撒哈拉沙漠的空旷荒野上，既没有居民，也没有官员。但其他地方的情况就比较可怕了。最极端的例子是于1884年被比利时占领的刚果盆地。在这里，殖民者对无法上交足够的橡胶的原住民采取了严酷的惩罚措施，导致这里的人口到1908年就减少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死于饥饿和疾病。
不可否认的是，对于被征服的人们而言，这500年的战争使得世界变得更加凶险了。就像古罗马人一样，欧洲人也经常制造出一些不毛之地。但就像古罗马人一样，战争带来的结果就是和平。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旦硝烟散尽，且被打破的体系得以重建、新的抗体也演化出来，被征服者就会发现，现在统治他们的是力量更强大的新利维坦，它们会积极地镇压暴力——就像德拉沃特和卡纳汉在卡菲尔斯坦所做的那样。
对很多西方人来说，这种文明化的使命使得帝国主义有了一份道德色彩。“挑起白人的负担。”吉卜林在1899年号召美国人说，
把你们培育的最好的东西送出去
把你们的孩子捆起来放逐出去
去替你们的奴隶服务
……
挑起白人的负担，
保持着耐心，
掩饰起恐惧，
隐藏起骄傲，
用公开而简易的语言，
不厌其烦地去说清楚。
去替别人谋福利，
去为他人争利益。
这首诗发表后几天，就引发了一系列的模仿（“堆起棕种人的负担”，有一首这样模仿道，“满足你的贪欲；去吧，清除掉那些‘黑鬼’，那些阻碍进步的渣滓”）。今天，你很难光明正大地去朗读吉卜林写下的这些词句。但他远非唯一一个如此看待这个世界的人。从毛里塔尼亚到马来亚，在积满尘土或是潮湿不堪的办公室里，堆积着数以千计的官员备忘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级官员投身于这需要掩饰恐惧、隐藏骄傲的事业时的那份热情。“这些不足挂齿的小邦充分享受着英国的保护和平静的生活，”1824年，有一位穆雷中尉在一份报告中这样回顾着尼泊尔在过去10年中的平静，“凶杀案十分罕见，抢劫更是闻所未闻。那几位拉者感到十分满意，他们的子民则享受着温和而令人愉快的统治。耕种的作物增加了4倍，整座山都是翠绿的。”
可是，穆雷和吉卜林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还是他们都在说谎，试图以此掩盖帝国在榨取臣民的血汗的事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其中一个原因是，在19世纪的世界体系里，各地的情况太不相同了。在欧洲人几乎消灭了原住民的澳大利亚，或是在英国人到来之前都没有脊椎动物生存的阿森松岛，维持和平这项任务的意义与几千名法国人面对着3 000万原住民的中南半岛截然不同。
即便在一个地区的内部，也很难说清楚究竟在发生什么。像许多事情一样，印度在这一方面是最知名，也最具争议的例子。在这里，致力于获取利润最大化的东印度公司投身于维持和平的事业。莫卧儿帝国在18世纪40年代的崩溃给了东印度公司可乘之机，但也使得这块次大陆上遍布着彼此攻伐的王公。虽然我们仍然没有可靠的数据，但是所有证据都表明，随着法律和秩序的瓦解，暴力死亡率出现了增长。争斗不休的纳瓦卜和苏丹们征募了数以千计的非正规军的骑兵相互杀伐，而众多失去雇主的军队则会变成匪徒，威胁着农民的安全。在18世纪的印度，道路上到处都是劫匪（也有些人据称是奉迦利女神之名勒死旅行者的邪教暴徒），乡村里则枪支泛滥。
作为称职的坐寇，东印度公司镇压了这些流寇。但像其他坐寇一样，东印度公司的行动过于暴力（而且从中有利可图），以至于旁观者经常会想，这剂“解药”是不是比“疾病”本身还要坏。“印度人受尽折磨，不得不交出所有的财富：成堆的卢比、成袋的钻石，”伦敦的一位评论家悲叹道，“城镇和村庄都遭到了洗劫和毁灭，地方的长官被革职杀掉。信仰什么都不如信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和他们的仆人。”
到了1773年，英国政府才开始试图约束东印度公司，以使其变成一个更好的坐寇。议会规定，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不得收受或直接索取……印度王公、地方势力、大臣或代理人（以及任何亚洲当地人）的任何礼物、馈赠、捐献、提供的机会或奖励”。但远在印度的人们并没有把这规定当回事。一直到1786年，议会决定亲自镇压这些行为。议会指控东印度公司的首脑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犯有重罪和种种不法行为，主要是针对他把印度变成了一片不毛之地。
埃德蒙·伯克领衔进行这次检控，就仿佛当代的西塞罗检控现代版的贪腐的罗马总督维尔列斯一样。“我以英国的名义指控他，”他怒喝道，“因为这个人，玷污了英国自古以来的名誉；我以印度人民的名义指控他，因为这个人践踏了他们的权利，并把他们的国土变成了一片荒漠；最后，我要以人性之名，代表所有男女老幼、所有阶层的人，指控这个全民公敌。”
这还仅仅是伯克的开场白。审判持续了可耻的7年，在这7年中，可怕的罪行一项一项地被揭发出来。然而，到最后，上议院却不顾堆积如山的证据，宣布黑斯廷斯无罪。但这并不是东印度公司的胜利。英国已经受够了这样的和平。议会又通过了一项关于印度的法案，收回了东印度公司指派总督的权力，为以清廉而闻名的英属印度文官制度的确立铺平了道路。
像各个时代的利维坦一样，伦敦的议会对降低管理成本更感兴趣，而非为其子民创造开放的秩序。在开始于1808年的一个著名案例中，一位格外邪恶的英国殖民者殴打一名印度仆人，并让其挨饿，最终导致其死亡。法官指控被告人的行径“妨害了……当地臣民的和平和幸福”，但他更在意的是这位被告人“冒犯了我的权威，并对法庭极为无礼”。
不过，不论动机如何，从英国派来的法官逐渐停止了东印度公司采用的那套粗糙的军事管理，降低了印度人生活中的暴力程度。最显而易见的成果是他们彻底禁止了印度教的殉夫仪式（寡妇投进亡夫的火葬堆里自焚而死）。曾有过几位莫卧儿帝国的皇帝立法禁止殉夫（奥朗则布曾在1663年规定：“在莫卧儿帝国的版图之内，官员不得允许妇女被烧死。”），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这种做法一直到1829年随着英国人的禁令才算基本上被废除。
在18~19世纪的有文化的印度人的笔下，很难找到有关暴力死亡率的记载。但其中很多人似乎认为大英帝国的统治从总体来看不是一件坏事。例如，加尔各答的非凡学者拉姆莫汉·罗伊（Rammohun Roy）就十分推崇英国的自由主义、教育和法律，并且赞同英国人对殉夫的禁令。但罗伊并不吝于批评欧洲人。1823年，罗伊抨击英国人，因为他们在教授孟加拉人“有用的科学”方面行动太过迟缓。他还曾经巧妙地反驳了一位误以为他从印度教转而皈依了基督教的加尔各答主教（“我的主啊，”罗伊说道，“我放弃了一种迷信，可不是为了接纳另一种迷信。”）。即便如此，罗伊仍然认为印度的理想出路就是留在大英帝国之内，并且取得类似于加拿大的地位。“如果印度能够取得加拿大的地位，”他在1832年写道，“就不会有脱离与英格兰之间的联系的想法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会保持在一个互惠互利的程度。”
其他一些印度人在更进一步，他们推崇一切来自盎格鲁–撒克逊的东西。例如，“青年孟加拉运动”的成员，就曾在19世纪30年代将托马斯·潘恩置于比印度教经典更崇高的地位，让他们的前辈们大惊失色。不过，他们的观点就像罗伊和中尉的观点一样，都只是观点而已。除非社会历史学家能做一些令人痛苦的档案工作（像支撑埃利亚斯关于欧洲人变得越来越不暴力的观点的那些资料那样），或是人类学家能找出更多的颅骨并统计它们是否经历过暴力创伤，不然的话我们依然只能依靠一些定性的证据，就像我们在研究古代历史时做的那样。即便如此，这些文献的体量也实在太大了。尽管吉卜林和穆雷的话语里颇有些洋洋自得，但他们确实也说明了一些事情：一旦征服过程结束、反抗者也被镇压下去，欧洲帝国就能在大体上压低暴力死亡率了。
不过，殖民地和边境的情况总是比欧洲帝国腹地的情况更严峻一些。到1900年，每1 600个西欧人中只有一个人会被杀害，而同期每200个美洲人中就会有一个死于暴力。即便在白人定居的殖民地内，核心城区和乡村地区中间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凶杀像英格兰本土一样少见，但是美国的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危险程度就要提高9倍。（有一个故事是，一个北方人问一个南方人这是怎么回事，“南方人说，他觉得南方就是有更多的人需要杀个人”。）
死于战争的可能性也以几乎同样的速度下降。把死于各种战事中的人数加在一起，在1415年左右，大约每20个西欧人中就有一个死于暴力。而到了1815~1914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这段时间内，欧洲人之间很少进行大战。1853~1856年在泥泞的战场上进行的血腥的克里米亚战争导致了30万人死亡，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造成了至少40万人死亡，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则造成了50万人丧生。但即便我们把每一场战争的死亡人数都加在一起，在这一时期，欧洲人死于战争的概率也低于1/50（而且很可能更接近于1/100）。
在白人殖民地内部或之间的战争（相对于白人对非白人的战争来说）也很少见。在美洲，1864~1870年发生的可怕的三国同盟战争（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联手阻止了巴拉圭的扩张）造成大约50万人死亡，而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年）则导致了近75万人丧生。在非洲，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年）至少造成6万人死亡。总体来看，殖民海外的欧洲人死于暴力的可能性比留在欧洲的人更高，但是也不会高出太多。
这500年战争的规模要远大于造就了古代帝国的那些战争。凭借装备了铁制武器的大军，罗马帝国、汉朝、帕提亚帝国和孔雀王朝可以支配次大陆级别的土地；而远洋船只、火器和蒸汽动力则将欧洲人的势力范围遍及全球。古代战争造就了总人口达到千万级别的国家，其内部的暴力死亡率（据我估算）大约在2%~5%；500年战争则造就了总人口上亿级别的国家，而欧洲核心区域的暴力死亡率则在1%~3%。这一概率在美洲和澳洲的白人殖民地中要会稍微高一点，而在被直接统治的殖民地里会更高一些。
数据杂乱无章、缺乏学术研究以及各地区间的巨大差异（从刚果这样的人间地狱，到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再到尼泊尔沉睡中的遥远村庄），这些因素使得我们几乎不可能准确估算出19世纪帝国的暴力死亡率。这就意味着，在图4–8中我给出的数字（2.5%~7.5%）可能是本书中最缺乏根据的数据。我想说明的只是，在19世纪那些非洲、亚洲、大洋洲直接被统治的殖民地的平均暴力水平要高于古代帝国的水平，但又要低于大迁徙时代的亚欧大陆的暴力水平。或许有一天，对文献和人类遗骸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做出更精确的估算，但显然不是今天。
图4–8多数时间在向好（之一）：暴力死亡率的估算，每个时代暴力死亡率的区间（石器时代社会：10%~20%，古代帝国：2%~5%，大迁徙时代的亚欧大陆：5%~10%，19世纪的西方：1%~3%，欧洲直接统治的殖民地：2.5%~7.5%）及中点
卡加库斯对罗马的征服战争的看法也同样适用于欧洲的征服战争：二者都会造成不毛之地。但西塞罗对罗马的征服战争的看法也同样适用于欧洲的征服战争：二者最终都会将其治下的人民置于一个更大的经济体系里，而这一体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让这些人的生活变得更好。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政治科学家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在他们极具影响力的书籍《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Fails）中说道：“欧洲殖民帝国的利益往往建立于独立的国家和本土经济的毁灭之上。”对于这一说法，几乎无可辩驳。但就像图4–9中所显示的那样，这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创造性毁灭。随着新的经济体系在1870年之后于全球范围内取代了旧的经济体系，全球的收入和生产力水平也上升了。当然，其中也会有例外（我的脑海中又跳出了刚果这个名字），而且大部分收益也的确落入了这个新世界体系的统治者手中。但随着19世纪步入尾声，500年战争的大潮使得全世界的经济水涨船高，也使得这个世界变得空前的富庶和安全。
图4–9 多数时间在向好（之二）：由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计算的1500~1913年的年人均生产力，以1990年国际美元的购买力计价（这种人造的单位通常用来解决无法计算的漫长时期内货币转换率的问题）
因此，在1898年8月，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得出了一个很显而易见的结论，并且命令他的外交大臣对那些向他大献殷勤的达官贵人们发表了一次前有未有的声明。“维护世界的基本和平和尽可能减少过剩的军备已经成了每个国家的责任，”声明中说，“也是每一个政府都应当努力追求的理想。”因此，尼古拉二世提出举行一次国际会议——“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开一个好头”——探讨如何终止战争，并进行大规模裁军。
举世欢欣。著名的《放下武器》（Lay Down Your Arms）一书（托尔斯泰最喜欢的书之一）的作者、历史上首位女性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贝尔塔·冯·苏特纳男爵夫人（Baroness Bertha von Suttner）称赞尼古拉二世是“文明世界的一颗新星”。1899年，在沙皇本人的生日当天，130位外交官齐聚海牙（恪守中立的荷兰的一座城市）附近的一座乡间城堡，试图促成人类的和平。
在两个月的饮宴、舞会和命令往来之后，他们达成了一些协议。这些协议就算不能终结战争，至少也可以限制战争的野蛮程度。与会者充满热情地一致同意应当再举行一次会议。1907年，在这个令人愉悦的地点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们同意要在下一次会议上制订出切实的方案——下一次会议的举行时间，定在了1914年。
[1] 实际上，无论此处指的是在元末农民战争中称吴王的张士诚，还是同样曾称吴王的朱元璋，他们称吴王的时间都是在14世纪60年代。——译者注
[2] 实际上，在鄱阳湖之战中，朱元璋的对手是由另一支起义军政权的领袖陈友谅，而并非元朝军队。——译者注
[3] 扬·胡斯：胡斯因投身宗教改革事业和捷克民族主义而遭罗马天主教会处以火刑，他的死引发了地方贵族和信众的反叛，即胡斯战争。——译者注
[4] 弗拉德·德拉库尔：吸血鬼德拉库尔伯爵的原型。——译者注
[5] 1盎司≈0.028千克。——编者注
[6] 原文中使用的Drill一词在英文中既有钻的意思，又有训练的意思。——译者注
[7] 在习惯上，历史学家将1707年合并法案生效前的英格兰和苏格兰视为独立的国家，在这一时点之后则视为英国的一部分（爱尔兰于1801年加入）。
[8] 拉者：印度土邦首领的称呼。——译者注
[9] 纳瓦卜：印度土邦穆斯林首领的称呼。——译者注
[10] 这一时期的荷兰政权体制为共和体制。——编者注
[11] 民主共和党：今美国民主党的前身。——译者注
[12] 关于杰斐逊的故事，可参见中信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的《权力的艺术：托马斯·杰斐逊传》。——编者注
[13] 应为1840年，疑为原文错误。——编者注
[14] “莫尼特”号和“莫瑞麦克”号最初都是北方军队的军舰；后来，“莫瑞麦克”号沉没，南方军队将其残骸打捞起来，并将其改造为铁甲舰，更名为“弗吉尼亚”号。
[15] 1节≈1.852千米/小时。——编者注
[16]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