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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帝国的极限
这个计划没能成功。阿古利可拉再也没有回到喀里多尼亚，而是在意大利的阳光之下度过了他的退休生活。他的部队中最精锐的部分被派遣到巴尔干地区，其余的退回到英格兰北部一连串的堡垒中。他们的征服结束了。
从1973年起，考古学家们开始在罗马人留下的堡垒之一——文德兰达的有毒的垃圾填埋场里进行艰苦的挖掘工作。在一个浸满了排泄物，连氧气都无法渗入的坑中，他们发现了几百封士兵的信件。这些信用墨水写在木板上。最早的一封写于90年，也就是阿古利可拉的战役结束后不久。其中一些信的内容很有趣，包括一个生日派对的邀请函，但大多数都很无聊。1世纪，在不列颠服役的罗马士兵脑子里想的事情跟21世纪在阿富汗服役的美国大兵们差不多：家里的消息、糟糕的天气，以及对啤酒、暖和的袜子和美味的食物的无尽渴望。守备军的生活在过去的2 000年中没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
阿古利可拉的余部在这些堡垒里继续留守了近40年。他们给家里写信，冒死与喀里多尼亚人进行小规模战斗（文德兰达另一封被小便浸过的记录中写道，“他们有好多骑兵”），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们在等待。他们一直等到2世纪20年代才离开这里。不过，他们并没有去取得新的胜利，而是被哈德良（Hadrian）皇帝派去修建那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横断不列颠的长城。罗马放弃了征服北方的计划。
在塔西陀看来，发生这一切的原因是图密善皇帝嫉妒阿古利可拉的战功。也许他是对的。但是对统治者来说，他应当看到大局，而在80年，局势突然变得不妙了。甚至在格劳庇乌山战役之前，图密善就已经开始从阿古利可拉的军团中抽调部队，返回欧洲大陆加强莱茵河防线。85年，皇帝又把最精锐的部队撤出不列颠，为的是重固摇摇欲坠的多瑙河前线。这一战略重心的转变奏效了，罗马守住了多瑙河边境。但图密善从中得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从建设性的战争之中，罗马已经不能再得到多少好处了。
在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罗马正逐渐滑向这种观点。在公元前11~公元9年，奥古斯都有条不紊地推进着一场战争。如果他能够取得成功，那么这场战争将是罗马有史以来进行得最具建设性的战争——奥古斯都将可以把罗马的东北边界推进到易北河，将今荷兰、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以及几乎整个德国纳入罗马的版图之中。但这场战争收获了一个灾难性的结局。在通往黑森林的蜿蜒的小路上，罗马人的队伍前后绵延了10英里之长，士兵的弓弦和铠甲都浸泡在瓢泼大雨之中。就在这时，罗马人的向导背叛了他们。罗马人遭遇了伏击。在持续了3天之久的战斗中，约有20 000名罗马人被杀；更让罗马的战士阶层感到惶恐的是，居然有3面军团旗帜落入敌手。在接下来的10年，罗马军队烧杀劫掠，进行报复。但这场灾难最终让罗马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帝国的大战略。征服看起来得不偿失。当奥古斯都于14年驾崩时，他的遗嘱中只有一条战略建议：“帝国应当维持其现有的疆界。”
他的继任者们大多遵循了他的遗愿。只有克劳狄乌斯（Claudius）破坏了这一规矩，他于43年入侵不列颠；而随后，图密善就在1世纪80年代结束了不列颠战役。在101年之后，图拉真（Trajan）进一步违背了奥古斯都的遗愿，他发兵占领了今罗马尼亚和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当哈德良在117年继承他的帝位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弃很多新占领的地盘。
罗马的皇帝们逐渐达成了一种战略共识，这一共识在17个世纪后被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之一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视为战争的基本准则之一：“胜利也有其顶点，超过这一顶点，就会发生剧变，遭到反击，这种反击的力量通常比进攻者的进攻力量要大得多。”克劳塞维茨的这一认识可能是他亲身观察到的（他目睹了拿破仑在1812年超过顶点后的灾难性的经历。当时，克劳塞维茨在为俄国效力，因为当时他的祖国普鲁士已经退出了战争），也可能来自他对罗马的战争的深入研究。无独有偶，现代战略家爱德华·鲁特瓦克也对顶点那充满矛盾的本性有着深刻的研究，并且写出了迄今为止关于罗马大战略的最好的一本书。“在战略的领域中，”鲁特瓦克写道，“一个行动不可能永久地进行下去，它很可能会变成自身的反面。”
几个世纪以来，征服战争在长期来看都是具有建设性的，它创造出使人们生活得更安全、更富足的、更大的帝国。但当古代的帝国主义接近其顶点时，充满矛盾的战争逻辑就把所有事情都转向了反面。战争非但不再具有建设性，反而变得具有反建设性。战争开始让大的社会崩解，让人们变得贫穷，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危险。
征服带来的回报开始减少，这是古代帝国接近其顶点的第一个征兆。只要罗马人还留在地中海附近，国土面积的扩张就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水运相对便宜，也更快捷。然而，在这个军队的行军速度跟牛车相近的世界里，把疆域扩张到德国、罗马尼亚和伊拉克这样的内陆地区就会导致成本上升。通过陆运将1吨谷物运送10英里所产生的成本，与通过水运将1吨谷物从埃及运送到意大利的成本相当。即便罗马拥有举世闻名的道路网，但是到了1世纪，无论是以金钱还是以荣誉衡量，罗马从战争中得到的利益几乎远不及损失。
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中国的统治者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公元前130~前100年，汉朝的军队狂飙猛进，把今甘肃、福建、浙江、云南、广东，以及中亚的一大片土地，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和越南的一部分都纳入了帝国的版图（更不要说深入蒙古的惩罚性打击了）。但在公元前100年之后，长安的朝廷开始觉得，在战争中投入那么多人力、财力实在是得不偿失。军队离黄河和长江越远，其耗费就会越高，而带来的利益反而越少。在公元前1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汉朝军队再度向中亚和缅甸推进，随后又进入了一个间歇期。在23~25年的内战之后，汉朝的扩张基本上停止了。
在1世纪，罗马帝国和汉朝已经征服了面积相近的领土（分别约200万平方英里），统治着数量相近的人口（分别为5 000万~6 000万人口）。它们的皇帝们面临的问题也是相似的，也几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召回了雄心勃勃的将领们，在越来越固定的边界上修建城墙，并且把数以十万计的士兵们安置在类似文德兰达这样的要塞中。事实上，在中国荒芜的西北边疆中发现的一些遗迹甚至超过了文德兰达的水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悬泉置这个汉代的军事驿站中，发掘者们发现了23 000封没有寄出的信件。这些写在竹简上的信大约写于公元前111~公元107年（其中很多信都在抱怨驿站太不靠谱）。
1世纪的皇帝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战争不再像以往那样有收获了，但他们看不到，正是建设性的战争的巨大成功改变了整个大环境。公允地说，人们总是很难看清楚应当在何时收手。克劳塞维茨曾说：“如果我们能意识到究竟有多少因素在影响着力量的平衡，我们就会理解，在有些情况下，要判断哪一方正占据着上风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谁占据着上风就变成一件再清楚不过的事情了。
帝国跨上战马
古代帝国达到了它们的顶点，并且超过了它们的顶点，因为到1世纪，建设性的战争使它们与大草原上的骑手们发生了联系。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缓慢的过程，使得皇帝们更难看清楚究竟在发生什么。在第二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帝国与骑手的联系最早开始于公元前850年，当时亚述帝国开始购买草原上的牧者成功培育出的高头大马，这些马匹强壮到可以供人骑乘。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帝国持续扩张。帝国的农民开垦草原边缘的土地，用来种植粮食；帝国的商人们进一步深入中亚，购买牲畜。与此同时，生活在荒芜的草原和经过开垦的农业区之间的过渡地带的游牧民族发现，他们有了新的选择。他们通常会意识到，与其奔波在绿洲之间，为了几口猪食不惜与其他骑手们开战，还不如把马匹卖给帝国的中间商们。他们还发现，如果帝国无力应付他们的要价，他们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弓马直入帝国，从那些手无寸铁的农民手中夺取他们想要的一切。这看起来是种更好的选择。
最早有关草原游牧民族侵扰帝国的资料，来自公元前700年之前的亚述帝国。亚述人一直扩张到了高加索山脉，那里是大草原的边缘。当斯基泰劫掠者开始给边境地区带来恐慌时，亚述的国王们选择雇用另外的一些游牧民族对付他们。但他们很快发现，斯基泰人的机动性和凶猛的秉性不仅使他们成为合适的雇佣兵，也让他们变得难以驾驭。灾祸的种子就此种下。
在公元前7世纪，成群的斯基泰人开始自行其是，抢劫他们所遇到的任何人，实际控制了今伊拉克北部、叙利亚和土耳其东部地区。“他们的野心和暴力把一切都化作混乱，”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这样写道，“因为他们四处奔突，抢走了所有的东西。”在公元前7世纪最初的10年里，反对亚述的叛军也雇用了斯基泰人，而在公元前610年之前，整个帝国就化为了废墟。这样一来，如何对付斯基泰人就成了那些获胜的叛军的问题。在公元前6世纪90年代，他们最终解决了这个麻烦（据希罗多德记载，他们将斯基泰人的首领们在宴会上灌醉，然后杀掉了他们）。
亚欧大陆上的帝国成长得越大，就越要面对一个特别具有现代性的问题：如何在中亚的边缘地带进行不对称的战争。在20世纪90年代末，当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正在进行他最早的一系列恐怖活动时，美国人发现，如果他们想要把拉登消灭在他阿富汗的老巢里，他们就不得不把价值上百万美元的巡航导弹用在打击恐怖分子价值10美元的帐篷上。古代帝国的步兵部队庞大而笨重，要想在荒野中追击那些骑手，其难度一样很大。
这并非西方的战争方式对抗非西方的战争方式，而是农业文明对抗游牧文明。从欧洲到中国，富裕的帝国的统治者们差不多面对着相同的挑战，即对付来自草原的骑手。到了阿古利可拉的时代，他们已经尝试了各种方法，进行非对称性战争。就像今天一样，最显而易见的方法是先发制人。波斯国王们曾派遣一系列部队进入草原，想要消灭斯基泰人。但波斯人发现，进入游牧民族的藏身之所追击他们，往往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只要游牧民族的骑兵不想交战，步兵就没法迫使他们交战。有的时候，先发制人的战争能迅速取得战果，就像波斯人在公元前519年击败了他们所称的“戴尖帽的”斯基泰人的联盟。但通常这种战争没有什么好结果。公元前530年，游牧民族杀死了波斯帝国的创始人——居鲁士国王，并且歼灭了他的军队。公元前514年，波斯的大流士国王绕着草原追击了斯基泰人几个月，不但未能得手，还险些遭遇了与居鲁士国王相同的命运，仅仅因为趁着夜色渡过了多瑙河才得以幸免。
亚述和波斯是各个帝国之中最先与大草原产生联系的，而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也走上了相同的道路。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发动了一次先发制人的战争。为了将游牧的匈奴人赶出国境，他还吞并了一大片草原。但这没能为中原王朝带来太多好处。公元前200年，匈奴人把一支秦朝军队引入草原深处，并将其全歼。
从公元前134年开始，汉武帝再次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战争，并且在15年中发兵6次，派遣了数十万大军进入草原。他的军队损失惨重，军费开支将前几代皇帝积攒的财富消耗殆尽，汉朝债台高筑。尽管耗资巨大，汉武帝却像大流士一样，并没有与游牧民族进行决定性的大战。
从雅典到长安，知识阶层都认为先发制人的战争是灾难性的。但根据今天的经验，从长期来看，很难说清楚究竟谁赢得了先发制人的战争，甚至难以确定这些战事究竟在何时结束。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人员损失和物资损失，斯基泰人在公元前513年之后就再未威胁过波斯，匈奴人的侵扰从公元前100年之后也急剧减少了。
皇帝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要想更好地发挥耗资巨大的草原远征的效果，应该在同时配合以更柔性，但同样花费不菲的措施。最流行的方式就是将游牧民族隔绝开来，这通常意味着修建城墙，把他们拦在外面。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中国的长城，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年左右。本章前面提及过的哈德良长城修建于2世纪20年代，算是长城的远亲。城墙并不能完全隔绝游牧民族，但是至少可以限制骑手们往来的路径。
最成功（也可能是最不成功）的策略就是贿赂。游牧民族的劫掠会造成大量死亡，这意味着帝国税收的减少。那么，为什么不花点儿钱让游牧民族不再来侵扰呢？只要贿赂的成本低于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那么这种交保护费的方式就能带来多方共赢的结果：皇帝省下了一些钱，边境地区的农民可以保住性命，游牧民族免去了很多麻烦。2 000年之后，贿赂仍然在非对称战争中存在：200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给了阿富汗的军阀们7 000万美元的现金，此举也节约了不少金钱，挽救了不少性命，省去了不少麻烦。
在芝加哥有这么一种说法：诚实的政客就是，你在他身上花钱，他就给你办事。但在非对称战争中，你的期望值要更低一些。阿富汗的指挥官在2001年12月收了10 000美元，负责守卫托拉博拉山区的退路。结果，当“基地”组织的人给他更多的钱时，他就放那些人过去了。像他这样的人，也适合生活在古代的草原地带。斯基泰人和匈奴人都经常收受帝国的贿赂，但还是会回来继续劫掠。事实证明，贿赂是对付游牧民族最糟糕的方式，但其他方式还要更糟糕。波斯和中国的战略家们发现，贿赂作为“胡萝卜加大棒”战略的一部分时，是最有效的。不停地给一些好处，再偶尔发动大规模的、十分暴力的、先发制人的战争，这样的组合可以或多或少地维持和平。
靠着这一系列技巧，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的统治者们设法保住了他们的疆土。他们把帝国与草原游牧民族的关系变得像糟糕的婚姻关系一样：双方有没有对方都能活下去。当帝国强盛时，就会在草原的部分地区设置定居点，把暴力限制在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内；当帝国衰弱时，就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受更多的苦。
在公元前500~公元500年这1 000年之中，各大帝国逐渐意识到，要想保持主动，就要在游牧民族擅长的游戏中击败他们。这就意味着，皇帝们要在他们庞大的步兵之中加入更多骑兵。那些认为存在一种植根于希腊文化的西方式的战争方式的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在马背上作战是一种典型的东方人躲避肉搏的方式，而步兵作战是西方价值的标志。但实际上，在公元前500~公元500年，真正促成了向骑兵作战的重大转型的并不是文化因素，而是地理因素。那些与草原接壤的帝国在公元前500年之后较早地过渡到了骑兵，而那些有着山丘森林作为屏障的帝国则过渡得较晚，其兵种转型也更不彻底。但无论情愿与否，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上的帝国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了。
很自然地，这一转型最先在饱受游牧民族侵扰之苦的波斯开始了。当大流士在公元前514年于今乌克兰一带追逐斯基泰人时，他的部众几乎都是步兵。而到了公元前479年，当波斯人与希腊人在普拉提亚交锋时，他们对骑兵的倚重程度几乎与步兵一样。在公元前334年，当亚历山大大帝入侵波斯时，波斯帝国则几乎完全仰仗其骑兵了。中国仅次于波斯，也是第二个开始向骑兵转型的帝国。汉武帝在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之前，征募了大量的骑兵部队。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拥有18万名骑兵，占其军队总数的1/3，而骑兵每年消耗的财物是帝国每年税收的两倍。印度躲在喜马拉雅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的背后，在公元前5~前2世纪，印度的国王们都仍在因循旧制。印度人依然可以依靠身披铠甲的大象的冲锋赢得战斗的胜利，骑兵的作用仅限于掩护大象的侧翼。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另一种现代化的发展改变了一切为止。
1954年，时任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面对着大量要求美国干预东南亚共产主义传播的呼吁请求时，警告美国人要当心“多米诺骨牌效应”。他解释道：“（假如）你立起来一列多米诺骨牌，当推倒第一块骨牌的时候，你就知道最后一块骨牌也会很快倒掉。因此，最初的一点儿崩溃也可以导致最显著的影响。”
艾森豪威尔这一对20世纪50年代中南半岛地区形势的分析，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但用它来形容公元前1世纪的草原再合适不过了。随着汉朝强大的骑兵部队胜过了匈奴的骑兵，很多游牧民族就开始向西迁移到月氏人一直以来放牧的地方。惊慌失措的月氏人也向西方迁徙，进入了斯基泰人的地盘。随着下一块骨牌的倒下，斯基泰人（在印度被称作塞人）向南经过今天的阿富汗，越过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河流域。到公元前50年，塞人已经占据了印度西北方的大部分地区。
一个世纪之后，在经历了草原上更多次几乎被人们遗忘的骑兵大战之后，月氏人跟在塞人的后面翻越了兴都库什山脉。月氏人迫使塞人进一步深入印度腹地，而他们自己则征服了从今土库曼斯坦到恒河中部的广阔地域，建成了历史学家们所说的贵霜帝国。贵霜帝国繁荣强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骑兵之一。到2世纪，贵霜帝国恐怖的骑射手们控制了连接罗马和中国的丝绸之路。关于他们的雕塑可以在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找到。贵霜帝国也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战争，甚至还与远征到今天的阿富汗的汉朝军队打了一仗。
印度的经历表明了一个严肃的事实：军事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当多米诺骨牌倒下，农业帝国面临着巨大压力时，这些帝国要么像波斯和中国一样让自己拥有强大的骑兵力量，要么就像印度一样被拥有强大骑兵的游牧民族打垮。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入侵者也会让被征服的地区最终拥有骑兵。统治者所做的决定可能会加速或者延缓这一进程，但是最终战争那充满矛盾的逻辑总会取胜。
与此同时，中国的汉朝（正是汉朝在草原的另一侧推倒了多米诺骨牌，改变了印度的命运）发现了一个更严酷的事实：各个帝国与草原的联系此时也达到了其顶点。从公元前200年开始，中国就一直在北部边境抗击匈奴部落的侵袭，而其西面的边境，由于受到足有100英里宽的山地和森林的保护，一直很安静。但当匈奴人开始在公元前50年前后进行迁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匈奴人的一部向西，导致月氏人和塞人涌入印度；而匈奴人的另一部则向南迁徙，劫掠汉朝西部边疆的羌人农民。
几十年来，羌人一直作为中国的屏障，使中国人免于与打了就跑的游牧民族进行艰苦的边界战争。然而，在1世纪，被囚笼效应困在游牧民族和汉朝之间的羌人开始组建他们自己的政权。规模更大、组织更良好的羌人为了躲避匈奴人的奴役，进入了汉朝的疆土。他们又不时与匈奴贵族通谋，联合反对汉朝。羌人的角色从屏障变成了利剑，刺向了帝国的要害。
汉朝边境的官员们看清了事情的走向。有人在公元前33年写道：“最近，西羌守卫着我们的边境，与汉人的接触也越来越频繁。”但他接着写道，随着越来越多的羌人进入汉朝的疆界，“小吏和刁民开始抢夺羌人的牛、女人和小孩。这引起了羌人的愤怒，他们开始起兵造反”。
在1世纪，汉朝对其西部边境的控制受到了挑战。在94年、108年和110年[1]，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叛和入侵（这两者很难区分），边疆地区陷于战乱之中。“就连女人也持戟舞枪，手里拿着弓，背后背着箭。”一名官员悲叹道。
在亚欧大陆遥远的西端，类似的情形即将终结阿古利可拉的有建设性的战争，将罗马也带到相同的顶点。长久以来，在罗马帝国与大草原之间，一直隔着日耳曼农牧民居住的区域，这一区域比中国西部边疆羌族人居住的区域还要广阔。但在这里，草原移民同样把帝国的屏障变成了插入帝国心脏的利剑。
迁徙的驱动者可能是沿着顿河居住的游牧民族——萨尔马提亚人。他们于1世纪开始向西迁移。萨尔马提亚人是非常凶猛的：据希罗多德记载，萨尔马提亚人是亚马逊人的后裔，他们中的女性除非曾在战场上杀过一个男人，否则不准结婚。在萨尔马提亚人的部队中，轻重骑兵相结合。战斗时，先用骑射手扰乱敌人的阵线，再派持有长矛、披着铠甲的骑兵冲击敌军。这样的战斗方式极具毁灭性。1世纪80年代早期，萨尔马提亚的支族埃阿热格人出现在多瑙河北岸，正是他们的出现促使图密善把阿古利可拉的部队从不列颠召回。而出现在东欧各地的其他部落则给他们所到之处都带来了混乱。
在1~2世纪，温暖的气候导致了欧洲人口增长，加剧了日耳曼农民之间的囚笼效应。结果，那些试图躲避萨尔马提亚人的部落立刻就与决心保卫自己的领地的邻居们大打出手。那些最靠近大草原的日耳曼人从给他们带来灾祸的人身上学会了骑马作战，而就连那些住的离大草原最远的日耳曼人也采用了更好的武器和战术。在战争的压力下，酋长摇身一变成为集权的国王，他们开始征税，并且组建真正的军队。
大约在150年，一支被称为哥特人的日耳曼人离开了他们靠近波罗的海的田园，一路向南朝黑海而去。在他们的征程上，他们一路驱赶着出现在面前的其他部落。到了2世纪60年代，一个被罗马人称作马克曼尼人（字面意思是“边界上的人”）的强大的部落联盟开始渡过多瑙河。日耳曼人已经在罗马的边境上来来回回达几个世纪之久。情况通常都是一小群年轻人跑来找些事情做，或是想偷盗点儿什么东西，然后再跑回家乡去。但这次不同。这一次，他们是几千户人一起出动，而且打算在这里长期待下去。
面对他们的，是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见图3–1）。他是161~180年的罗马皇帝。在吉本将2世纪称作人类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的时候，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很可能就是这位博学、有文化素养又仁爱的奥勒留——他可能是终极的“坐寇”。如果可以有其他选择的话，奥勒留可能会更愿意与留着胡子的希腊教授们探讨斯多葛主义哲学问题。但草原上的风暴迫使他一路征伐到多瑙河另一边的森林之中。即便如此，在战争的间隙，他还是废寝忘食地写作了斯多葛主义思想的经典著作《沉思录》（如果有任何一位古代帝王可以称得上是“伟人”，那么非奥勒留莫属）。
图3–1 工作日战士：马可·奥勒留（罗马皇帝，161~180年在位）的骑马雕像
资料来源：华盖图像。
像艾森豪威尔在20世纪60年代的继任者们一样，为了不让多米诺骨牌继续倒下，奥勒留被拖入了一场他并不想打的战争，并且用一种他始料未及的方式打了这场战争。美国陆军上校哈里·萨默斯（Harry Summers）在1975年作为代表团的一员被派到了河内。当时，就像艾森豪威尔预言的一样，南越（越南共和国）这块多米诺骨牌刚刚倒下。一名会讲英语的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上校在机场迎接他。他们的话题很自然地转向了两国之间刚刚发生的不快。
“你看，”萨默斯告诉北越军官，“你们从未在战场上击败过我们。”
北越军官想了想。“可能是这样吧，”他最后说道，“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就像美国人在越南一样，2世纪60年代的罗马军队也总能在战斗中直截了当地击败他们的敌人[2]。而就像北越人一样，日耳曼人因此尽量避免这样的战斗。结果，骄傲的罗马军团不得不采取了那些在越南再熟悉不过的战术。在马可·奥勒留去世后，他的坟墓上用来装饰的柱子十分忠实地表现了这些场面：罗马人烧毁村庄、盗取牲畜、屠杀俘虏（见图3–2）。
[3] ： 2世纪80年代，纪念马可·奥勒留的雕塑——罗马士兵烧毁茅屋，拖走妇孺" class="reference-link">图3–2 为了拯救村庄而毁灭它[3]： 2世纪80年代，纪念马可·奥勒留的雕塑——罗马士兵烧毁茅屋，拖走妇孺
资料来源：阿里纳利档案馆–安德森档案馆，佛罗伦萨。
更糟糕的是，当罗马人真的遇到两军对垒的战斗时，战斗进行的方式也往往出乎他们的意料。比如，当罗马军队第一次遭遇埃阿热格骑兵时，他们就吃了一惊。埃阿热格人采用了游牧民族常用的策略：先是假装逃跑，把一个罗马军团吸引出来，一直到冰冻的多瑙河之上；当罗马人在冰面上站不住脚之时，游牧民族的骑兵们又返身回来，包围了罗马人，意欲将他们歼灭。但罗马人的纪律性拯救了他们。“罗马人冷静依旧。”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写道：
他们组成了一个方阵，面对着进攻者。大多数人把盾牌放在冰面上，一只脚踩在盾牌上，使自己不至于滑倒。当敌人进攻时，他们会抓住骑兵的缰绳、盾牌或是长矛，再猛地向后一拉，把敌人连人带马都拽倒。如果罗马士兵向后跌倒，他就会把敌人拉到他身上来，再像摔跤手一样用腿夹住对方，翻滚一下，使自己转而压在敌人身上。如果罗马士兵向前摔倒，他就会去咬萨尔马提亚人……这些穿着轻铠甲的蛮族没领教过这样的作战方式，丧失了斗志，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逃脱了。
罗马步兵在那一天击败了骑兵。但在接下来的100年中，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跨上了马背，越来越多的萨尔马提亚人（以及其他游牧民族）开始侵扰边境。更糟糕的是，在224年夺取了波斯政权的萨珊王朝开始把成千上万的铁甲骑兵投入战场。这些重装骑兵连人带马都由铠甲和钢板包裹起来。4世纪的一个亲眼见过铁甲骑兵的罗马人写道：“他们全都由金属覆盖起来，铁甲非常合身，其关节与骑手的关节完全匹配。面罩也精巧地嵌在头盔之中，使得整个人完全覆盖在铠甲之下。仅有的可能被箭矢射穿的位置是留给眼睛和鼻孔的小洞，只有通过这些小洞，骑手们才能得到一点儿光线和空气。”
罗马人究竟在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自己也需要更多的骑兵，对这个问题史学家尚有争议。不过，在200~400年，罗马走上了与波斯、中国和印度相同的道路。罗马军队中骑兵的比例从1/10上升到1/3甚至1/2。到了500年，这次军事变革彻底完成了。从地中海到黄海，战马占据了绝对优势。
不过，每个帝国运用骑兵的方式因地理条件的不同而各异：汉朝和贵霜帝国仰仗轻骑兵，他们可以在开阔的草原上快速进击；波斯的萨珊王朝依靠配备长矛铠甲的骑士的正面攻击；罗马人则采用多兵种联合作战战术，驰骋深入蛮族藏身的森林，焚毁村庄，伏击敌人。虽然各有不同，但每个帝国采用的方式都能很好地对付他们当下的敌人。因此，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古代帝国并没有露出已经越过建设性的战争的顶点的明显迹象。
揭露这一事实的，是一个完全未曾预料过的敌人。
建设性与反建设性的血腥循环
古代帝国的贵族们十分厌恶游牧民族。在希罗多德看来，斯基泰人的剥皮习俗就很能说明问题：“在一个斯基泰人第一次杀人之后，他会喝掉死者的一些血，之后再把人头带回去给国王看，然后，他会绕着人头的两耳割一圈，再捏住割出来的口，把皮甩松。之后，他会用牛的肋骨把皮剥下来，再用手把皮弄柔软，最后把人皮当作餐巾使用。”1 000年之后，罗马作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对匈人[4]（古代游牧民族中最可怕的一支）的描写更直白。“他们身材矮胖，四肢强壮，脖子很粗，”他坚称，“相貌丑陋畸形，简直就是两条腿的野兽。”但是，这些绅士们真正应当感到惊恐的，并非这些骑在马背上而来的肮脏的游牧民族，而是那些“坐在”游牧民族身上而来的更加肮脏的微生物。
一直到20世纪，战争中造成最多死亡的一直都是疾病。军队需要召集成千上万的人，让他们挤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给他们吃比较差劲的食物，任由他们待在他们的排泄物附近。如此一来，军队有如微生物培养皿一般，使得微生物疯狂滋生。在拥挤而不卫生的军营里，外来的病毒即便在杀死它们的人类宿主之后仍然可以存活，因为总会有其他宿主可供它们迁移。痢疾、腹泻、伤寒和肺结核，这些都是军营中常见的疾病。
但就在161年，也就是马可·奥勒留在罗马登基为皇帝的那一年，更可怕的东西开始酝酿。我们第一次听说这种东西，是在中国的西北部边疆。在那里，一支大军正一如既往地与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作战。人们的报告描述了一种奇怪的新疾病，这种病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夺去了军营里1/3的人的性命。4年后，同样可怕的传染病发生在罗马在叙利亚的各个军事基地。这种疾病在167年传染到了罗马城，导致众多罗马人丧生，以至于奥勒留推迟了前往多瑙河的行程，而留下来举行保护这座城市的仪式。当他的军队终于开拔往前线时，他们也把这种疾病一同带去了。
按照目击者的说法，这场瘟疫听起来像是天花。遗传学者迄今还未能从古代遗留下来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上证实这一点，但我们差不多可以确定，导致在亚欧大陆的两端同时爆发疫病的源头也是来自草原的多米诺骨牌。几千年来，亚欧大陆上每一个伟大的文明都演化出了其特有的一系列疾病种类。致命的病原体和起保护作用的抗体也表现出了红桃皇后效应，它们你追我赶，越跑越快，但仍然维持着一种不健康的均势。大约有1/4 ~1/3的婴儿在出生后一年以内会死掉；能活过50岁的成年人也不多；即便是那些被误认为处于最佳健康状态的人，他们的身上也滋生着病菌。
距离曾经将这些疾病彼此隔绝，但建设性的战争的成功改变了这一切。随着帝国的壮大，人们开始在帝国之间迁徙，经常会经过草原。伴随着这样的交流，原本相互隔绝开的疾病之间产生了联系，酝酿出一种可怕的流行病混合体，这样的疾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新的。只有很少的人能幸运地天生具有抵抗这种疾病的抗体。在这些幸存者的抗体基因遍布人类社会之前（这一过程可能长达几个世纪），瘟疫就会经常发生。
埃及的数据最为完整。在165~200年，埃及的人口减少了1/4。而其他地方的情况，我们就只能根据考古学的发现进行猜测了。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埃及的情况并非特例。由于人口减少，帝国募集士兵、征收赋税的难度就更大了。这样一来，帝国要想在草原边缘阻止多米诺骨牌的倒下就变得越发艰难。罗马帝国和汉朝的统治者们惊恐地看到，他们的疆界土崩瓦解[5]，而大量的移民导致疾病传播得更加迅速。雪上加霜的是，在这些年中，气候变化变得更为迅速。从南极洲的冰芯到波兰的泥炭沼泽，气候学家都发现了世界正在变得更寒冷、更干燥的证据。全球变冷导致农作物的生长时间变短，进而引起粮食减产，并在整个亚欧大陆造就了更多的气候移民。
在游牧民族迁徙、疾病和粮食减产的连续打击下，通过几个世纪的建设性的战争建立起来的复杂的税收和贸易体系开始瓦解。在中国，鉴于税收的减少和边防开支的增长，2世纪的一些官员建议道，最明智的方案就是停止为军队发放军饷。他们认为，既然西部边疆已经在羌人叛乱和入侵之下被破坏得千疮百孔，那么再让军队在那里自筹粮饷又能让情况坏到哪里去呢？反正那些地方距离都城洛阳还远得很。
答案是：情况可以变得很糟糕。士兵们摇身一变成为匪徒，开始抢劫那些他们本应该保护的农民；将领们变成了军阀，只接受合乎他们心意的命令。有官员记载道：“平民百姓惧怕国家里最强大、最勇敢的人。”168年，瘟疫横行，军队四分五裂，宫里的宦官们发动了一场政变，反对年仅12岁的皇帝和掌管朝政的外戚。这场政变酿成了一场灾难。数以千计的官员在相互倾轧和清洗中被杀，政权崩溃。法律和秩序也开始瓦解，在2世纪70~80年代的起义造成了无数人丧生。189年，西部边境地区军阀中最可怕的一个挥师进入洛阳，烧毁了这座城市，并劫持了又一个小皇帝[6]（仅8岁）。
在接下来的30年中，一个接一个强人横行无忌，宣称要让天下重归一统，一直到220年，汉朝最终分裂为三个相互征伐的国家[7]。边界消融了，数以十万计的羌人和来自中亚的游牧民族迁徙到了中国北方，数百万汉朝人则从北方逃到了南方。官员们甚至不再尝试去统计死亡人数。
罗马的情况同样糟糕。人口、农业和贸易都像自由落体一样下降，手头拮据的皇帝们只得减少士兵们的军饷，或是降低铸币品质，以使得有限的白银储量能撑得更久一点儿。可以预料到的结果自然是不值钱的货币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进一步抑制了经济的发展。
愤怒的士兵们决定自己解决问题。193年和218年，罗马禁卫军先后两次把皇帝宝座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而在218~222年，“疯狂的少年”埃拉伽巴路斯（Elagabalus）统治着（如果那也能算是统治的话）罗马帝国。即便在罗马皇帝之中，埃拉伽巴路斯的腐朽、残暴和无能也是登峰造极的。在235~284年，根据判断标准不同，我们可认为罗马有过最多43位皇帝。这些皇帝大多数是军人出身；除了一人死于瘟疫，全部死于非命。在被杀掉的42位皇帝中，其中一人被哥特入侵者在战场上杀掉；萨珊王朝的波斯人抓住了一个，并且把他丢进一个笼子里，嘲笑他，折磨他，一直到波斯人玩够了才把他杀掉；其余的40位皇帝都是被他们的罗马同胞杀死的。
被迫面对多重军事威胁的罗马皇帝不得不把大军交给他手下的将军们，尽管这些将军们经常用政变报答统治者的信任（政变后“黄袍加身”登基成为皇帝的人往往活不过几个月，但他们还是乐此不疲）。每当有将军反叛，他麾下的部队通常就会抛弃他们在前线的驻防地，赶回去参加内战，使得帝国的边界门户大开。
哥特人建造了船只，驶过黑海，劫掠了希腊。法兰克人（他们当时的根据地在今德国）在高卢横行，并且杀进了西班牙。其他的日耳曼人袭击了意大利，摩尔人占领了北非，萨珊王朝的波斯人则焚毁了叙利亚繁荣的城市。东西方的各个行省意识到中央政府没有能力或是没有意愿保护它们，只得自行成立政府。在260年，罗马帝国就像汉朝一样，分裂成了三个小国家。
大帝国的血腥分裂变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印度的贵霜帝国被波斯的萨珊王朝大军和斯基泰劫掠者击败，在3世纪30年代一分为二。248年，在最后一次战败后，西部的那个王国被波斯吞并；而在3世纪70年代，东部的那个王国失去了对恒河流域城市的控制，只能苟延残喘。再往南，2世纪时强盛的贸易王国百乘王朝也不堪斯基泰人的袭扰，最终于236年土崩瓦解。
我曾在本书第一章中引用过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所发明的“坐寇”一词。他将那些相对良性的盗贼与彻头彻尾恶性的流寇明确区分开来。坐寇们会说我来了，我见了，我征服，我管理；而流寇们则只会说我来了，我见了，我偷了，我又走了。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中的帝国之所以能够繁荣昌盛，是因为那里的坐寇通常有足够的实力拒流寇于国门之外。可是，这种情形在3世纪发生了变化。在亚欧大陆的几乎每个地方，战争开始变得具有反建设性，把巨大的、和平的、繁荣的古代帝国撕成碎片。
这发生在几乎每个地方，但并非是每个地方。在3世纪，帝国崩溃潮流中的一个重要例外是波斯。波斯新兴的萨珊王朝在224年推翻了帕提亚帝国，随后变得越来越强盛。萨珊王朝击败了贵霜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军队，赶走了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并且加强了中央集权。到伟大的征服者沙普尔一世（Shapur I）于270年驾崩之时，萨珊王朝的首都泰西封已经跻身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列。
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萨珊王朝根本就不是一个例外，因为这一时代的主题并非仅仅是帝国的崩溃。实际上，在大约200~1400年的这1 200年间，建设性的战争和反建设性的战争在进行着循环。如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看到的那样，200年之前的1 000年是利维坦扩张、繁荣程度提高、暴力死亡率下降的时代；而我们即将在第四至七章看到，从1400年开始，这样的趋势就更加明显。但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漫长的中古时代里，却满是复杂、混乱、暴力的插曲。
这是一个曲折混乱的时代。在3世纪晚期，萨珊王朝的复兴看起来似乎要引领一个帝国复苏的新时代。在半个世纪的无秩序之后，罗马在274年再度控制了整个地中海沿岸；280年，中国的西晋王朝再度把中国建设为大一统的帝国。4世纪20年代，印度的笈多王朝也开始完成相同的功业。但与此同时，在亚欧大陆的其他地区，复苏已经开始进入了尾声。匈奴人焚毁了中国古老的城市，杀死了西晋的皇帝，屠杀了数百万的难民。随后是60年的战乱。到383年，似乎即将有一个新的王朝再度统一中国。然而，这个王朝的军队却在遭遇了一场不重要的败仗[8]之后，莫名其妙地在惶恐之中土崩瓦解。新的一轮战乱又席卷了东亚。
罗马也在4世纪晚期重新陷入混乱。哥特人在378年的阿德里安堡战役中摧毁了罗马帝国的野战部队，帝国的疆界开始崩解。匈人向西迁徙，推倒了更多多米诺骨牌。在406年的新年前夜，数以千计的日耳曼人如潮水般涌过了结冰的莱茵河。西欧陷入了暴力和混乱之中。476年，也就是莱茵河边界被突破70年之后，一位日耳曼国王宣布了西罗马帝国的覆灭。
484年，另一支匈人消灭了萨珊王朝的军队，杀死了国王。看上去，萨珊王朝即将重蹈西罗马的覆辙。但萨珊王朝坚持住了。与此同时，中国也在重归一统。5世纪，一个新的王朝再度统一了黄河流域；589年，隋朝终于统一了中国。
在经历了令人目眩的一段时间的混战之后，地中海地区看起来也要重归一统。6世纪20年代，拜占庭帝国（古罗马帝国残存的东半部）皇帝查士丁尼夺回了意大利以及西班牙和北非的部分地区。但在550年，扩张停止了。在6世纪后期，新兴的入侵者让拜占庭帝国再度衰落。印度也经历了艰难的过程：467年之后，笈多王朝开始在另外一支匈人的打击下面临崩溃。尽管这个帝国在528年曾经大败游牧民族，但是到550年，这个帝国就已经彻底成为历史。在亚欧大陆的幸运纬度带上，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的混乱，周而复始。
我知道，以上的叙述看起来很混乱，我想图3–3可以很好地表现出这一片混乱。这张图将幸运纬度带分为4个区域（欧洲、中东、中国和印度），并且描绘出公元最初的14个世纪里每个区域中最大的帝国的疆域面积。我承认，用面积来表现利维坦集权政府的实力并不严谨。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650~850年，中东的曲线出现了飙升，那是因为阿拉伯人建立了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这两个伊斯兰王朝。理论上讲，在大马士革和巴格达进行统治的哈里发控制着430万平方英里土地，使得这一帝国成为史上面积最大的帝国之一。但实际上，哈里发的势力仅仅局限于叙利亚和伊拉克。贵霜帝国使得印度的曲线在150年左右出现了一个高峰，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贵霜帝国当时统治着23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但大部分地区都渺无人烟。
图3–3 事情一个接着一个？1~1400年，亚欧大陆幸运纬度上利维坦的兴与衰（再兴、再衰），用每个地区最大国家的面积作为衡量标准
尽管有上述这些问题，这张杂乱的图还是表现出一个要点。在2~14世纪，幸运纬度带上的所有区域很少有什么时候展现出相同的趋势。当有的帝国崛起时，别的帝国就在衰落。一个社会的黄金时代就是另一个社会的黑暗时代。
这意味着什么？博学的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20世纪50年代做出的解读最显而易见，也最受历史学家的欢迎。他认为，过去发生的事情就是“无法用（科学）规律解释的一片混乱；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地毫无意义地发生着。这种情形，用一位20世纪的小说家和诗人的话说，就是Odtaa，即‘事情一个接着一个’（one damned thing after another）”。从表面上看，图3–3简直就是Odtaa现象的典型。帝国时兴时衰，战争或胜或败，但这一切都没带来太多变化。事情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点。
但汤因比提出Odtaa现象，只是为了驳倒它。在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几十载的研究之后，汤因比很清楚，在Odtaa的表象之外，还有更大的图景。我想，他会从这张图中看出来好几个图景。首先，就像我在图3–4中画出来的那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在这14个世纪的喧嚣之下，帝国的面积在稳步下降，幸运纬度带成了帝国的坟墓。
其次，汤因比肯定能看出来，国家面积的剧烈变化绝不仅仅是Odtaa。国家的面积一直进行着膨胀——破裂的循环。反建设性的战争导致帝国面积减少，之后会发生建设性的战争，又使得帝国面积重新增加，随后反建设性的战争又将利维坦瓦解掉，周而复始。与其说是遇到了Odtaa现象，不如说，幸运纬度带更像是陷入了一个糟糕的循环。
图3–4 混乱中的秩序：黑线表示1~1400年，亚欧大陆幸运纬度上帝国平均面积的衰减（使用图凯检验法； = 3.83－0.047x）
要解释这一现象并不难。由于建设性的战争已经越过其顶点，草原和农业帝国被联结在了一次。从此之后，每一个活动都会带来力度相同、方向相反的反作用。某个时候，瘟疫、叛乱、外敌入侵会导致帝国在反建设性的战争中瓦解，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会在这一过程中丧生；而接下来，当地的军阀或是外来的入侵者会发动新的建设性战争，利用此前产生的空间缔造又一个利维坦。隆重登场的新国王会竭力恢复法制，从臣民身上榨取税收。而这个新国家的财富又会吸引更多掠夺者，带来更多叛乱，从而引发新一轮反建设性的战争。如是反复。
幸运纬度带上的每个地区都在建设性的战争和反建设性的战争之间反复，但时间点不尽相同。这主要是因为，当一个王国成功地赶走了劫掠者时，往往就使其邻国面对的压力变得更大。有些来自草原的部族太过强大，看起来似乎同时在四处出击。例如，在5世纪，从印度到意大利，都能见到匈人劫掠的身影；而到了13世纪，蒙古人在从日本到德国的各地发动进攻。即便如此，战场上意外的胜败让事情的结果不尽相同，造成了我们在图3–3中看到的那种混乱。在此之前，也曾有过反建设性的战争，但即便是那些最糟糕的反建设性的战争，也只是建设性的战争大潮中的插曲而已。有时候，这样的崩溃会持续几个世纪之久。但尽管阿卡德帝国和埃及的古王国在公元前2200年覆灭，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在公元前1900年衰败，东地中海的王国在公元前1200年崩溃，亚欧大陆的幸运纬度带一直在朝着通往罗马、长安和巴连弗邑的方向前进。他们每后退一步，总会又前进两三步。
可是，在200~1400年，情况变了。来自草原的骑手们太过强大。偶尔有一两个国王能反击这股混乱的力量，但没有人能永久地阻挡草原迁徙的步伐。或迟或早，流寇们总会再次回来。直到有人学会阻止草原游牧民族为止，亚欧大陆的幸运纬度带都无法打破建设性的战争与反建设性的战争的血腥循环。
帝国的坟墓
反建设性的战争使得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提到过的发展进程发生倒退。陷入重围之中的政府已经无法承担它们的基本职责：保障安全。商人躲在家里，这给要征税的国王和要购物的民众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统治者无力支付军饷，军队就依靠抢劫农民弥补亏空，农民则只好向大地主们寻求保护。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对大地主卑躬屈膝，地主也将他们组织起来，靠这些农民武装赶走入侵者和征税官。地主们普遍认为，他们没有理由再为遥远的君主支付任何东西了。
公元前的5 000年中的建设性的战争造就了军事领域的一系列革命，将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打造成了富有纪律、装备精良的军团。然而，现在反建设性战争则引发了军事领域的反革命。已经发明的东西毕竟不能被简单地遗忘，国王、将领和士兵们也没有遗忘大集群作战、纪律性和良好补给的优点。但当亚欧大陆的这些利维坦失去了它们的牙齿时，政府就不再有能力去提供这些东西了。
陆军萎缩，海军朽烂，补给线崩溃，军队的指挥能力和控制能力都瓦解了。早在公元前8世纪，亚述的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就把贵族排除在了战争之外，招募、供养效只忠于他一个人的军队。1 000年之后，国王们开始做截然相反的事情；既然没法从肆意妄为的贵族身上榨取供养军队的钱财，他们只好向贵族们妥协。
以前，国王和地主都要从农民微薄的收入中分一杯羹，国王把他们的那杯羹称作赋税，地主把他们的那杯羹叫作地租。现在，国王们发现自己已经无力征税，只好放弃了他们的税收，而把好听的头衔和特权交给那些拥有私人武装力量的家伙们，任由贵族们像小王国一样经营自己的产业。作为回报，国王们从这些侯爵、伯爵、男爵那里得到承诺，当国王需要进行战争时，这些贵族们会从他们的封地上招募一支军队参加战争。
贵族们要想招募军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仿效国王们的做法，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和人民分给更低级的骑士。作为回报，这些骑士也将招之能来，来之能战。而这些骑士们也把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分给更低等级的人。如是多次，就形成了一张权利与义务的大网，将上至高坐城堡之内的国王，下至实际付出辛劳的贫农在内的所有人都联结在一起。
对那些滑入了反建设性的战争的国王来说，这样的安排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好处：他们不再需要供养作战的士兵或是征税的官吏。然而，以这种方式组织管理军队也有缺点。首先，国王对其追随者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这些人通常更在意他们自己的声望和荣誉，而不是什么更宏大的计划，他们经常会一时兴起杀入战场，也可能会一时胆怯而逃之夭夭。在中世纪最出名的一场战役—1066年的黑斯廷斯战役中，就发生了这种情况。正在攻击哈罗德国王（King Harold）盎格鲁–撒克逊军右翼的诺曼人突然调头就逃，哈罗德的弟弟利奥弗温和吉尔斯此时忘记了秩序、原则和常识，追着敌人冲下了山坡，他们的部下也欢呼着紧随其后。而就在山坡底部，诺曼人集合起来，转过身砍倒了那些追击的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阵线被打开一个缺口，随即崩溃，最终丢掉了他们的王国。
据传说，哈罗德国王被诺曼人射来的一支箭射穿了一只眼睛。但即便哈罗德幸免于难，他也将面临这个时代战争的第二个大问题：不能在战争中取胜的国王，也就没办法去劫掠敌人。不论有多少誓言和关于职责的说教，如果一个国王没有什么战利品可以分配给属下，那么他也就很难得到别人的忠诚。
而在另一边，诺曼人的领袖“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则用英格兰广阔的土地打赏他的追随者们。但他和他的继承者们很快也陷入了困境，因为新的安排造成了第三个问题。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传递，这张联结了国王和骑士的职责和义务的大网变得越来越混乱。聪明或是幸运的领主们通过继承、联姻、购买等手段扩张了他们的领地，而每块新的领地都带来了新的义务。很快，就有人发现自己要效忠于不只一个主人。
佛兰德斯伯爵罗伯特二世（Count Robert II of Flanders）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1101年，罗伯特伯爵向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Henry I）宣誓效忠。按照惯例，他发誓说将帮助主人“对抗任何敌人，不论他们是生是死”。但罗伯特还补充道，其中不包括亨利国王真正的心腹之患——法国国王菲利普（Philip），因为他此时已经是菲利普的封臣。罗伯特向亨利国王保证说，如果菲利普国王决定进攻英格兰，他本人（罗伯特）将努力劝说菲利普放弃这个计划。但如果会谈失败，菲利普仍然决定发动入侵的话，罗伯特承认他将在战争中站在法国一边——不过他也坚称，他只会派出一部分军队，只要不让菲利普怀疑他不忠心就可以了。
如果英格兰国王亨利要求罗伯特伯爵参加一场并非对抗法国的战争，罗伯特将愿意提供援助，除非（1）罗伯特身体抱恙；（2）法国国王要求罗伯特参加另外一场战争；或是（3）日耳曼皇帝（他是罗伯特的另外一个主人）也征召了罗伯特。好像是觉得这还不够麻烦似的，罗伯特还许诺说，如果法国入侵诺曼底——这几乎必然会导致法国和英格兰开战——他只会派出20名骑士为法国作战，而会派出另外980名骑士为英格兰而战。
长达几个世纪的衰退造成了如此混乱的效忠关系。我在前文提到过，在6世纪，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曾试图重新统一地中海沿岸。在他失败之后，利维坦开始真正瓦解。从7世纪30年代开始，带着一种来自沙漠的新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击败了拜占庭帝国竭尽全力供养的孱弱的军队。7世纪50年代，阿拉伯人推翻了波斯的萨珊王朝。而在接下来的150年里，拜占庭帝国看上去也似乎随时要步萨珊王朝的后尘。
到750年，从摩洛哥到巴基斯坦，穆斯林军队四处告捷。他们深入法国，围攻君士坦丁堡，但哈里发们的利维坦却从未有过坚实的基础。从伊斯兰教发迹之初，哈里发就一直处于一个模棱两可的位置，介于穆罕默德的神权继承者和普通国王之间的位置。哈里发们都仅仅能在其庞大帝国中的一小块区域里将自己的神权成功转化为世俗权力。到9世纪，很多地方上的苏丹实际上成了独立的统治者，他们相互征伐，甚至进攻哈里发，以及任何敢于挡路的敌人。
在遥远的西北方，消灭了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建成了一些新的王国。当这些王国拥有强势的国王时，它们就会进行建设性战争；而当它们没有这样的君主时，它们就进行反建设性战争。其中，最具建设性的统治者是法兰克国王查理曼（Charlemagne），他在771~814年征服了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在首都亚琛，查理曼手下的官僚在木制的厅堂里威吓地方领主，从他们身上征税，倡导教人识字，并不顾一切地让国王的臣民们遵守命令。800年，彻底被他威服的教皇甚至把皇冠戴到了查理曼的头上，宣布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然而，复兴罗马帝国的梦想很快破灭了。其直接的原因是查理曼的儿子和孙子们正忙于彼此攻伐，没空去理睬那些不听话的贵族。“这导致了大战，”当时一位编年史家悲叹道，“并非由于法兰克人缺乏足够高贵、强壮、聪明得可以统治王国的王子，而是因为他们同样慷慨、同样有尊严、同样有权势，而导致他们越来越不和。没有哪个人远远胜过其他人，足以使其他人向他臣服。”
但即便在查理曼去世之前，新的劫掠者已经开始掠夺查理曼的建设性的战争造就的财富。维京人乘着他们的长船从北方而来，马扎尔人则坐在马背上从东方赶来。亚琛距离边境太远，没办法对这种打了就跑的攻击做出反应。于是，当地的领主们就站出来填补了安全问题上的空白，这个故事我们现在听来就很熟悉了。即便是查理曼大帝这样的人物也无法阻止反建设性的战争的力量。到885年，当厄德伯爵（Count Odo）在巴黎对抗维京人的围攻时，远比查理曼差劲得多的“胖子”查理（Charles the Fat）却未能出现在巴黎。这标志着帝国已经形同虚设。
在这个混乱的新世界中，人们都要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在我们现有的资料中，第一个效忠于多个主人的人出现在厄德保卫巴黎的战斗后仅仅10年。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种现象变得越来越常见。到14世纪80年代，也就是厄德之后的500年，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以至于有一位法国的牧师提出了一个一刀切的解决方案：他建议，那些效忠于多个主人的战士，应当为他最先效忠的那位领主而战，再通过雇人代替自己作战的方式来履行其对第二个（以及第三个、第四个，等等）领主的义务。
这一方案从来没有流行过，可能是因为雇人替自己作战是要花钱的。更常见的是库西勋爵昂盖朗（Enguerrand de Coucy）做出的那种选择。1369年，库西勋爵昂盖朗的主人（英格兰国王）召集他去参加对抗其另一个主人（法国国王）的战争。库西勋爵并没有在两位国王中做出选择，而是与两位国王都达成了和约。随后，他为自己找到了第三个主人：加入教皇的军队中去意大利作战。在教皇的战事在1374年告吹之后，库西勋爵又带了10 000人私自在瑞士开战。
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正在安全而开化的爱丁堡写作《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亚当·斯密把自己身处的富有秩序的世界与库西勋爵、罗伯特伯爵、亨利国王和菲利普国王所生活的纷乱的时代进行了对比。亚当·斯密遗憾地总结说，那就是一个“封建的无政府”的时代，“大的领主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几乎永不停歇地相互征伐，甚至经常对国王开战，原野上仍然上演着暴力、劫掠和动乱”（见图3–5）。
图3–5 封建的无政府：1218年，在埃及的达米埃塔，基督徒和穆斯林最精锐的骑兵们相互砍杀（出自一本约成于1255年的书籍）
资料来源：版权所有©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
从亚当·斯密的时代开始，学者们就一直难以找出封建的无政府时代究竟有什么意义。20世纪30年代，埃利亚斯正是在读到了中世纪的混乱之后才确信，欧洲一定随后经历了一个文明化的进程，才降低了暴力死亡率。但这个结论只能说对了一半。由于埃利亚斯并没有从一个长期的视角审视这个问题，因此他认为封建的无政府状态仅仅是人类的自然状态。他没有意识到，这是古代帝国崩溃后长达1 000年的反建设性的战争导致的结果。
不过，到了20世纪60年代，当《萨摩亚人的成年》中的观点说服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他们相信人类的本性是和平的时候，很多历史学家开始怀疑是否应当用“封建的无政府”描述库西勋爵的世界。毕竟，每有一个砍人脑袋的“征服者”威廉，也会相应地有一个帮助他人的亚西西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而且大多数时候欧洲人都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但20世纪的亚诺玛米人大多数也是这样的，不过他们当中仍有大约1/4会死于暴力。“封建的无政府”这一说法之所以适合14世纪的欧洲，是因为那时的很多人（就像亚诺玛米人一样）会十分轻易地选择使用暴力解决问题，其轻易的程度让人震惊。
在流传至今的数以千计的故事中，我最喜欢的故事是下面这个：
一位骑士造访一位邻居的城堡，跟他一起用晚餐。
“大人，”他闲聊道，“这上好的葡萄酒，花了您多少钱？”
“啊，”那位和蔼的主人回答说，“没有哪个活人为这酒要过一分钱。”
在我看来，实际上，“封建的无政府”这一说法不仅可以很好地形容900~1400年的西欧，而且适用于同时期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上的大部分地区。从英格兰到日本，随着利维坦的自我解体，社会都蹒跚走向了封建的无政府状态。在3~4世纪的中国北方，资料上记载了“部曲”的崛起。所谓“部曲”，就是追随地主投入战斗的佃客。作为回报，他们可以获得一部分战利品。在6世纪的印度，衰落中的笈多王朝的统治者开始意识到，那些在帝国的官僚体系崩溃后为国家派遣士兵的地方领主，实际上已经获得了独立。在9世纪的中东，哈里发把土地封给地方上的苏丹，苏丹则会（也可能不会）召集军队作为回报。哈里发分配的这些土地，已经成了唯一联结着阿拉伯世界的东西。到了1000年，拜占庭帝国也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皇帝们也把土地分封出去，换取军事支持。在世界各地，古代帝国们都走进了它们的坟墓。
僵尸帝国
但各帝国并没有待在坟墓里。就像好莱坞大片中的僵尸一样，帝国一次次地死而复生。
就拿中国来说吧。547年，居士杨炫之来到了故都洛阳，那里的残破景象令他感到震惊。他写道，城墙倒塌了，宫殿和房屋化为废墟。就在13年之前，一场战乱席卷了这座城市，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并将曾短暂统一中国北方的北魏政权分裂为两个相互征伐的国家。从那时起，杨炫之说，“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9]。
但就在杨炫之造访洛阳30年之后，中国北方重归一统；又过了12年，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就都在隋朝的统治之下了。中国重新爬上了图3–3中的坡顶。
就像建设性的战争一样，反建设性的战争也有其顶点，一旦超过了其顶点，那些暴力卓群的人们（就像古时候一样）会开始减少杀戮的时间，增加治理国家的时间。一位波斯亲王约在1080年左右告诉他的儿子：“你要了解这一真理，军队保护国家，金钱供养军队。农业的发展可以带来金钱，而公正与公平带来农业的发展。因此，你要既公正，又公平。”
拒绝接受这一真理的征服者难以持久。于589年统一了中国之后，隋朝开始征召越来越多的军队，然后把它们投入到征伐朝鲜的灾难性的战争中。7世纪10年代，隋朝的臣民感到忍无可忍，中国一度似乎又要滑向封建的无政府状态的深渊。盗贼四起，纳税的户口减少了75%，军阀们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其中还包括数以千计的好斗的和尚，他们显然没有听从佛教反对暴力的教导）。但内战的赢家建立了唐朝，他们很懂得建设性的战争的真谛。唐太宗曾说道：“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唐朝的君主不仅说得好，他们也确实做到大赦天下，不计前嫌地提拔有才能的官员，重建起内政体系。唐太宗以身作则，命人把奏章挂在寝宫墙上，这样晚上打瞌睡的时候可以批阅这些奏章。他甚至还请来曾经反叛的佛教教徒，在大战的废墟上修建新的寺庙，让那些投降的僧人为内战双方的战死者祈福。
唐朝的统治者做的还不仅这些。作为外来的游牧民族的后裔，他们了解草原政治，知道怎样利用那些长城外面的突厥部落之间的关系。630年，在铁山之战中，唐朝的10 000名骑兵趁着浓厚的晨雾出击，荡平了东突厥人的营地，使得中国的边境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都很安宁。
不过，真正让唐朝的统治者超越了封建制国王的成就是重新建立了文官对军队的控制。唐朝的统治者十分务实，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也会向强大的贵族妥协，但他们拒绝用土地换取武装。所有军队都是唐朝政府的军队，甚至废除前朝的土地分封。他们让将领们在全国范围内轮调，避免他们形成过强的地方势力。官员擅自调动10名士兵可能要坐一年的大牢，擅自调动一支部队的可能会被绞死。
唐朝几乎做了所有正确的事情，因此7世纪成了中国的黄金时代。和平再度降临，经济蓬勃发展，中国的诗歌达到了完美的顶峰。唐朝的军队征服了朝鲜和中亚的绿洲，中国的文化永久地影响了日本和东南亚。唐朝虽然有这些成就，但也无法打破建设性的战争与反建设性的战争的循环。
8世纪中叶，中国的富庶使得草原上的突厥游牧民再度联合起来进行劫掠。为了自卫，唐朝只好在边境布置了前所未有的大军。755年，唐朝的一位将领[10]（一个加入唐朝一方的突厥人）造反了。唐朝平定了这次叛乱。但为此，唐朝赋予了其他将领巨大的权力，并请更多的突厥部落进入帝国的领土，帮助唐朝对付那些入侵的突厥人。这样的做法导致了更可怕的灾难。曾经有短暂的一个时期，似乎国家又重新有了希望，但总体上，唐朝在接下来的150年中在一路衰落。治安完全崩溃，犯罪团伙强大到可以在正面冲突中击败唐朝军队。883年，起义者中最强大的一个[11]（被他的朋友们称作“冲天大将军”，被他的敌人称作“狂贼”）甚至攻陷了长安。在“狂贼”出现之前，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居住着100万人口。而在他来过之后，当时在那里的诗人韦庄写道：
长安寂寂今何有，
废市荒街麦苗秀。
……
含元殿上狐兔行
……
天街踏尽公卿骨。
有的故事记载说，在883年，因为人们太过饥饿，每天都有1 000名农民被吃掉。“狂贼”的手下会把人的尸体腌渍起来，留到以后食用。到907年，当唐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被废黜，中国正式分裂为10个国家[12]。此时，看起来确实永远不会有人能打破建设性的战争和反建设性的战争的循环了。
没有出路
在公元前500~公元500年为幸运纬度带带去骑兵作战的这次军事革命与以往的大多数军事革命都不同。以往的历次军事革命——从公元前4300年出现防御工事和围城战，到公元前3300年之后出现青铜武器和铠甲，在公元前2450年之前出现的军事纪律，再到大约公元前900年出现的铁兵器步兵——大体上都在增强幸运纬度带上文明的实力，使得利维坦可以镇压内部的纷争与叛乱，并且征服外部的邻国，创造出更大的社会。即便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发明于草原的双轮战争，最终也在帝国军队的手中发挥出了更大的威力，因为只有帝国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建造那么多车辆，并且训练数以千计的马匹。
但随着骑兵的出现，幸运纬度带上的帝国无法再把自己在财富、组织性和数量上的优势转化为对游牧民族的胜利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就是，游牧民族占据的土地最适合养马。大多数部落蓄养的马匹比他们的人口还要多，而且游牧民终日在马背上生活。即便是最富有、最有智慧的农业帝国（其中的顶峰是唐朝），也仅仅能获得暂时的优势，而这样的优势最终会因为一点儿不走运的、错误的判断或是特别强大的游牧部落联盟的崛起而丢掉。幸运纬度带需要的是另一场可以让天平重新倾向于它们一侧的军事革命，但并没有发生这样的革命。每当有一些技术改进增强了幸运纬度带的优势（比如更好的船只、城堡和基础设施），总会有一些其他技术改进让游牧民族变得更加强大（比如马镫和更强壮的马种）。
最终打破了这一等式的是火药。但在1400年之前，除非你有着非常灵验的水晶球，不然你是预见不到这一点的。关于火药最早的记载出现在9世纪，当时中国寻求长生不老药的道士点燃了硫黄和硝石的混合物，结果发现这种混合物会以一种特别有趣的方式燃烧，发出嘶嘶的声响。他们很快发现了这种粉末的两种用途：第一种，用来做烟火，这种用法显然没法帮人延年益寿；第二种，做成火药武器，也只能让人活得更短。
流传至今的最古老的火药配方出现于1044年。这一配方中硝石的含量不高，所以这种火药不会爆炸。在火枪中，火药会从一根管子里把弹珠或是子弹喷射出来。不过，中国的工匠设计出了不同的武器。它们或是从竹管中喷射燃烧的火药，或是用抛射装置发射装满火药的纸袋子。总体来看，火药对敌人的威胁可能还不大，火药的使用者面临的危险似乎更大。
一直到14世纪，军事的天平似乎还倾向于蛮族一方，因为蛮族非常善于向他们的对手学习。378年，当哥特人如洪水般涌入罗马帝国时，他们发现，自己虽然可以打赢野战，却无法攻克城市。他们的首领指导说：“离那些城墙远点。”但仅仅在过了两代人的时间之后，当阿提拉（Attila）率领匈人入侵同一片区域时，我们看到了非常不同的场景。442年，阿提拉发现纳伊苏斯（今塞尔维亚的尼什）的堡垒挡住了他的去路，于是命令匈人砍倒大树，建造了几十个攻城槌。“守军从城墙上丢下马车大小的巨石，”罗马外交官普利斯库斯（Priscus）记载说，“有些攻城槌被摧毁了，操作它们的人也被砸死了，但它们的数量太多了，罗马人没法全部摧毁它们。随后，敌人拿来了云梯……城市被攻陷了。”
阿提拉用战利品雇用罗马最好的工程师，作为回报，这些工程师帮助匈人利用那些防御设施的弱点——而那些防御设施有的就是这些工程师自己建造的。结果，按照5世纪一位作家的说法，匈人“占据了100多座城市，甚至几乎置君士坦丁堡于险境，以致大多数人都逃离了这座都市。连神职人员都从耶路撒冷逃走了”。考古学家发掘了一座被攻陷的城市（位于今保加利亚的尼科波利斯）。匈人进行破坏的彻底性是惊人的，这座城市的建筑再也未被修复过。
几个世纪以来，游牧民族变得越来越善于对付幸运纬度带的国家。1219年，成吉思汗入侵了位于今伊朗东部的花剌子模帝国。这个国家曾经非常强大，但今天已经几乎被人遗忘。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中有一支由中国工匠组成的部队。这支部队指挥战俘挖掘沟渠，引来河水，建造投石车、攻城槌和塔楼，并且将点燃的火药如雨一般向守城者投射。据第一个生活在蒙古大汗帐下的欧洲人若望·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记载，工匠们会经常改进他们的手段。“他们甚至会使用被杀掉的人身上的脂肪，”柏郎嘉宾声称，“他们把人的脂肪融化掉，再投掷到房屋上面。一旦这些脂肪燃烧起来，基本上没有办法将火扑灭。”
1258年，在蒙古人的投石机集中轰击一座塔楼，并在3天内使其坍塌之后，伊斯兰世界最富庶的城市巴格达投降了。蒙古人先是嘲弄巴格达的统治者，因为他宁愿囤积财富也不愿意把财富花在防御之上。随后，蒙古人用毛毯把他卷起来，然后把他踩踏死，正式终结了哈里发的统治。
1267年，蒙古人又发动了对襄阳的围攻。襄阳城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堡垒，也是战略要地。宋朝人在襄阳抵抗了6年。攻城槌、火药武器、云梯，这些东西都没能奏效。但一向善于学习的游牧民族又学习了更多的东西——弃马乘舟。蒙古人在汉水之上消灭了宋朝舰队，随后使用新型的投石车攻击与襄阳隔汉水相望、守卫江岸的樊城，在它的城墙上砸出大洞。樊城陷落后，襄阳陷入了绝境；而襄阳陷落后，宋朝也陷入了绝境。1279年，宋朝最后一个皇帝在忽必烈的追击下跳海，而忽必烈坐上了天子的宝座。
游牧民族的军队在野战方面同样善于学习。例如，1191年，来自草原的古尔帝国骑兵在第一次遭遇印度战象时落荒而逃，他们的指挥官幸以身免。但当他们在第二年卷土重来时，相同的指挥官在塔拉奥里这同一个战场上面对着相同的对手——恒河流域的王国联盟。但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战术。四支人数分别在10 000人以上的骑射手队伍轮番骚扰印度军队而避免与可怕的战象直接对抗。随后，当夜幕降临之时，古尔帝国的12 000名身披铠甲、手持长枪的预备队发动了总攻，将士气低落的印度军队击溃。
在古尔帝国这支拥有超过50 000名骑兵的大军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游牧民族的力量增长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游牧民族不仅学会了怎样对付城墙、船只和大象，他们还学会了安排后勤。到13世纪，游牧民族经常会征召并供给古尔帝国的军队同等规模的大军，每名骑手通常会带着三四匹备用的马。当来自草原的军队相互杀伐以争夺幸运纬度带时（就像1221年成吉思汗在印度河河畔消灭花剌子模人以及60年后突厥人的马木留克骑兵在霍姆斯打退了蒙古人对叙利亚的入侵时），在尘土飞扬、箭矢乱飞的狭小空间里，可能有50万匹战马纵横驰骋，而它们可能消耗了周围几百平方英里内的草料。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组织保障，为此，伟大的游牧民族征服者们召集了大量的参谋人员（通常是在被攻克的城市中抓到的人）完成这些任务。
大战中，人和动物的死亡数量之大是令人震惊的，但与随后对平民的屠杀比起来，它们就黯然失色了。但有些幸存者的记载肯定不是真的，比如一位波斯历史学家说，蒙古人在内沙布尔屠杀了174.7万人，外加当地所有的狗和猫；另一位历史学家则说，在赫拉特，有240万人被杀。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死亡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些城市的总人口数量。不过，即便我们减去那些夸张的说法，每次草原上的骑手涌入幸运纬度带时，总会造成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的死亡。成吉思汗造成的死亡人数很可能已经达到了千万的级别；而当帖木儿在1400年左右发动第二波蒙古征伐，攻破德里、大马士革和几十座其他城市时，他刀下的人命可能也接近这一数字了。若不是他在1405年在进军的路上死于热病，他所夺去的性命或许还能超过这个数字。
这些大屠杀让人感到触目惊心，但别忘了，军队带给亚欧大陆的强奸、劫掠、杀戮和饥荒还仅仅是那个时代暴力的组成部分之一。与此同时，偶发的小规模杀戮——凶杀、仇杀、私斗、家庭纠纷，仍在继续。当王国崩塌为封建的无政府状态时，这些偶发的小规模杀戮就会增多；而当建设性的战争暂时发挥作用时，它们就会减少。
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手头有了关于一种流血事件的让人半信半疑的数据，这就是西欧的凶杀案件记录。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13世纪。尽管这些记录难以解读，充满缺漏，而且由于事关重大，所以充满了扭曲事实的谎言，但是它们几乎就像成吉思汗的故事一样耸人听闻。从英格兰到低地国家[13]、德国乃至意大利，在1200~1400年，差不多每100个人里就有1个死于谋杀。英格兰是最安全的，那里每140个人里会有1个人死于谋杀；意大利则是最危险的，差不多每60个人里就有1个人会被人谋杀（与之相对比，20世纪西欧的数据是每2 388人里有1人死于谋杀）。
西欧只是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上的一小部分，凶杀只是致命暴力的一种形式，13世纪和14世纪也只是我们要审视的漫长时期中的一部分。这些意味着，要想得出一个200~1400年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暴力死亡率的数字，可能得全凭运气。我们没有办法得出凶杀、仇杀、私斗、家庭纠纷以及国家间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相对比例。但如果我们假设这5种形式造成的死亡人数比例相同，那么西欧的总体暴力死亡率大概是5%（英格兰3.5%，意大利8.5%）。
这个数字可能接近于真实情况，也可能根本不靠谱（我个人认为它可能偏低）。而且，西欧的情况也未必适用于亚欧大陆的其他地区。不过，这个数字毕竟能让我们体会一下暴力死亡率大概在什么数量级上。这一数字也与定性的证据指出的方向一致，即在200~1400年这建设性的战争与反建设性的战争循环的1 200年中，古罗马帝国、孔雀王朝和汉朝曾经取得过的许多成就都开了倒车。
从200~1400年最成功的一些帝国（比如中国的唐朝）流传至今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暴力死亡率有可能被重新降低到2%~5%，即我在第二章中指出的古代帝国曾达到的水平。而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封建的无政府状态又会明显使这个数字升高。但除非那些关于游牧民族大屠杀的最极端的数字是真实的，否则当时的暴力死亡率不可能重新回到人类学家在石器时代社会中观察到的10%~20%的水平。如果这一推理是正确的，那么在200~1400年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上的暴力死亡率就高于古代帝国，但低于石器时代社会，大约在5%~10%。
我们很难从中世纪的手稿中看出这一数字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必须承认，我对这一数字的感受，大体上来自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学体裁——侦探故事。伊迪丝·帕杰特（Edith Pargeter）用埃利斯·彼得斯（Ellis Peters）这一笔名创作了12本小说和1本短篇故事集，讲述一位卡德法尔神父变成了一位侦探［在电视剧中由德雷克·雅可比（Derek Jacobi）扮演］的故事。卡德法尔神父过着平静的生活，平日里在英格兰市镇什鲁斯伯里郊外的本笃会修道院里打理草药园。但在小说故事覆盖的8年中（1137~1145年），据我的计算，卡德法尔神父一共经手了33件凶杀案，有94个人在对什鲁斯伯里的围攻战后被绞死，而另外一场围攻战和两场战斗也造成了不明人数的死亡（更不要提一次意外溺水和各种各样的袭击、鞭打和强奸未遂事件了）。
帕杰特笔下的人物很是谨慎小心。他们清楚，犯错误很容易导致丧命：对身份更高的人顶嘴会挨打，独自在树林中行走可能有被抢劫和杀害的危险，老朋友可能会突然摇身一变成为杀手。不过，尽管暴力死亡率肯定至少达到了5%，帕杰特笔下的人物也并未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在致命的威胁下瑟瑟发抖。毕竟，对每个人来说，被杀死的概率只有1/20。更重要的是，暴力不过是这个野蛮的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连他们的娱乐活动都很危险。一位编年史作者曾记录了他在意大利北部的普拉托小城的一些同伴们的故事。他们会把一只活猫钉在柱子上，把自己的头顶剃干净，把双手绑在背后，然后比赛用头把猫撞死，“就为了听到别人的吹捧”。当比利时蒙斯这个地方的人没什么事情可做的时候，如果他们自己的城镇里没有罪犯，他们就会从邻近的镇子里买来一个抢劫犯，把他的两个手腕和两个脚踝各绑在一匹马上，再把他五马分尸。据记载，“人们欢呼雀跃，就好像从死人身体里又长出来一个新的神圣的躯体一样”。记述者说，唯一让人感到沮丧的事情是，蒙斯人为了买这个罪犯花了太多的钱。
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就连卡德法尔神父这样的人也没法把怪兽关到笼子里。
把世界装入“囚笼”
尽管12世纪的西欧充满了危险，但它也要比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地方都更安全。但情况正在开始发生变化。因为，就在草原民族和亚欧大陆上的帝国陷于血腥的循环之中的同时，囚笼效应开始影响地球上其他的地区，并在那里降低暴力死亡率。
在这个星球上，有很多地方的气候和土壤都适合发展农耕。但由于可供驯化的野生植物和动物的分布太不均衡，只有幸运纬度带在冰河时期结束后的5 000年内出现了农业。不过，到了卡德法尔神父的时代，有三种力量开始发挥作用，把农耕的范围远远扩大到最初的幸运纬度带之外；而紧随其后的，是囚笼效应和建设性的战争将利维坦带到了几乎每一块大陆之上。
第一种力量是迁徙。农业导致人口增长。随着农业的发展，人们就相应地开始向外迁徙，寻求更多土地。只要还有未被占据的疆域存在，早期的农民就可以基本躲避开囚笼效应。但一旦最好的土地被分割殆尽，囚笼效应就开始让人们走上了通往建设性的战争的道路。
广阔的太平洋可以很好地展现这一点。石器时代的农民从现在的中国出发，到公元前1500年就已经迁徙到了菲律宾。在接下来的2 000年里，他们的后人进行了史诗般的独木舟远航。他们驶向海天之间，发现了数百个土地肥沃却无人居住的岛屿，并在那里定居。这些岛屿共同组成了密克罗尼西亚。他们种植芋头（这种富含纤维的根茎最早出现在东南亚），养育大家庭，进行战斗。当他们的岛屿新家也住满了人的时候，他们就会再乘坐独木舟出海。
在公元的第一个千年，这些太平洋上的冒险家远达波利尼西亚，并在1200年到达了遥远的新西兰。一些英雄一路划桨到了美国的西海岸，又折返回来（尽管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这点，但是不然我们没法解释为什么美洲的甘薯会在那个时候传播到波利尼西亚）。不过，从夏威夷到加利福尼亚有3 000英里之遥，对于迁徙而言实在太过遥远。这就意味着，到1200年，太平洋地区即将出现囚笼效应。
我们对夏威夷的故事了解最多（我怀疑很可能是因为人类学家一直都很喜欢在那里工作）。人类在800~1000年来到夏威夷，在1200~1400年出现了人口剧增。根据19世纪记载的口述故事和后来的考古发现，我们知道从那时起人们之间的战斗开始增多。到15世纪，强大的战士们将各个岛屿都合并为王国。
第一个完成这一壮举的是麦里库卡西（Ma’ilikukahi），他杀掉了瓦胡岛上所有的对手（大约在15世纪70年代），成为一个坐寇。他兴建了灌溉渠和神庙，将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里。据民间故事传说，他的族群繁荣壮大。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其他夏威夷岛屿开始要求拥有更强大的国王。据传说，茂宜岛的统治者基哈皮拉尼（Kihaa–Pi’ilani，大约统治于1590年左右）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统治者、勇猛的战士、技艺高超的冲浪者，并且长得特别英俊；他还是一位农业改革家——他清理了森林，大量种植甘薯，而且还能公正地为人民主持公道，化解矛盾。
但就像在亚欧大陆一样，夏威夷的建设性的战争也并不平静。英俊的基哈王之所以能成为统治者，是因为他与他的兄长反目（据传说，这位兄长把一整碗鱼和章鱼丢在了基哈的脸上），在内战中使国家分裂。不过，国家在衰落之后，实现了进一步成长。基哈之所以能赢得战争，是因为“夏威夷大岛的国王乌米（他也以种植甘薯闻名）想把他的势力拓展到茂宜岛，因此乐于出兵援助这位篡位者”。
从很多角度看来，夏威夷的统一战争都与亚欧大陆在200年之前的1 000年中进行的战争惊人地相似，而又与亚欧大陆在200~1400年的建设性的战争与反建设性的战争的循环往复极为不同。很明显的一个原因是，在夏威夷没有大草原，也没有马匹。因此，每当有茂宜内战这样的退步的时候，夏威夷的建设性的战争总又会前进两步。到了17世纪10年代，统治者们经常试图控制多个岛屿。威基基海滩是入侵瓦胡岛的首选登陆点；在游客们开始舒服地躺在这块完美的沙滩上几个世纪之前，有很多人在这里流血而亡，其中包括茂宜岛的一位国王、瓦胡岛的一位高级祭司以及几千名士兵。
18世纪，战争将8个岛屿合并成了3个王国。这些王国可以征召超过15 000人的军队，甚至有一次召集了拥有1 200只独木舟的舰队。帕特里克·基尔希（Patrick Kirch）是研究夏威夷的人类学家中的翘楚，他认为，“如果夏威夷再晚一个世纪接触到西方世界，这些国家中一个将胜出，并且占领整个群岛”。这显然是建设性的战争。
不过，大部分离开幸运纬度带寻找新的土地的农民，并没能来到太平洋这样充满土地肥沃却无人居住的地方。更常见的情况是，移民到达的地方已经有人居住了。有时候，当地靠采集业为生的人们会在农民到来后躲到其他地方去。但他们只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农民来到这个地方，砍伐森林，辟为田地，最终使得原住民无处可去。一旦囚笼的大门关闭，这些以采集渔猎为生的人们就面临艰难的选择了。
其中一个选项是战斗，通过残酷的、绵延几代人的游击战争焚毁那些边远地区的农庄。在美国的西南部，纳瓦霍人就时有时无地进行着这样的战争。他们先是从1595年开始对抗西班牙人，接着是对抗墨西哥政府；最后，在1864年，美国派出了强大的武装力量，蹂躏了纳瓦霍人的土地，并且将幸存者驱逐出去。纳瓦霍人的抗争只是成千上万的抗争中的一个。大多数抗争已经被人们遗忘，但所有抗争的结果都是相同的。坚持斗争的采集部落最终都被消灭了，奴役了，或是被驱赶到了保留地里。除了被毁灭之外，唯一的出路就是同化。采集部落开始学习那些后来者，然后也变成了农民。同化成为第二种将农耕、囚笼效应、建设性的战争和利维坦传播到整个星球的强大力量。
关于同化，最有趣的例子可能就是日本。起初，迁徙的作用更为突出。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朝鲜人把大米和粟米带到了日本最南方的岛屿——九州。九州是一个采集渔猎业的天堂，那里的野生食物足以养活成千上万的人口。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农耕在近2 000年的时间里都没有什么太大发展。一直到了公元前600年左右，当来自朝鲜的新移民带来了金属武器时，农耕的界线才一直拓展到日本最大的主岛——本州。
日本列岛比夏威夷群岛大得多，因此囚笼效应也花费了更长的时间才发挥作用。不过，在400~600年的三波朝鲜移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新移民以带来了文字和佛教而闻名，但其实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弩、骑手和铁剑。农耕文明的界线向北遍及了本州，但与此同时，同化作用将移民的界线又推了回去。日本的酋长们把握住了由朝鲜移民带来的现成的军事革命的成果，建立起本土的利维坦——大和国家。到800年，大和征服了本州和九州的大部分地区。
在接下来的8个世纪里，建设性的战争统一了整个日本列岛。就像夏威夷的情况一样，这也并非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但在每次利维坦崩解之后，它总会以更大更强的姿态再度出现。大和在9世纪和10世纪陷入分裂。到了1100年，整个国家到处都是由被称作武士的雇佣兵群体组成的私人军队。一直到12世纪80年代，日本的战争才再次变为建设性的战争。当时，一位军阀击败了其他军阀，完全控制了武士，自称将军。
理论上讲，国家的统治者是可以把先祖追溯到神的天皇，但真正掌权的其实是幕府将军，这些强硬的人通常是崛起于行伍，白手起家。这个体系看上去很混乱，但效果很好。在征服了今天日本的几乎全部地区之后，幕府将军们开始重视农业。生产力和人口都迅速增长。在1274年和1281年，日本甚至击退了蒙古人的入侵。
随后，就像幸运纬度带上许多统治者一样，幕府将军们发现，一旦遭遇游牧民族，建设性的战争就会很容易变成反建设性的战争。为了动员足够的资源抵挡蒙古人，幕府将军们不得不对武士和地方领主做出很多让步，这导致这些过于强大的臣僚不再惧怕利维坦。在接下来的300年中，日本也陷入了封建的无政府状态之中。到16世纪［即黑泽明（Akira Kurosawa）著名的影片《七武士》（Seven Samurai）所处的时代］，村庄、城市社区，乃至佛寺都开始雇佣自己的武士。军阀们到处兴建城堡，暴力水平上升到连卡德法尔神父都从未见过的程度。
一直到16世纪80年代，钟摆才终于向回移动。就在基哈征服茂宜岛、乌米打算统一夏威夷的时代，一位名叫织田信长的日本军阀攻克了敌人的城堡，废黜了幕府将军。他的继承人丰臣秀吉甚至进行了历史上最有趣的一次非武装化行动。丰臣秀吉宣称，他希望“不仅造福人民于今生，还要造福人民于来世”。他迫使他的臣民交出武器，以便将这些武器都融化，重新打造成铁钉和螺钉，用来建造一座比自由女神像还高一倍的佛陀的雕像。政府军四处收缴武器，确保每个人都能享受丰臣秀吉带来的福祉。
不过，丰臣秀吉也不是那么诚实。在收缴了臣民的武器之后，他发动了一次入侵朝鲜的建设性的战争，意欲一举吞并朝鲜和中国，组建一个大东亚帝国。这场战争造成了大量死伤。当丰臣秀吉于1598年去世时，他的计划宣告破产，他手下的将领们开始陷入内战。即便如此，他在本土推行的和平政策持续了下去。政府甚至拆毁了日本大部分的城堡：在备前国这个地方，在1500年有着200座城堡；而到了1615年，就只剩下了1座。在接下来的250年中，日本是暴力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就连描述武器的书籍都被禁止了。
到1500年，迁徙和同化将农耕、囚笼效应、建设性的战争和利维坦从它们发源的幸运纬度带远播到其他地方。但在有些地方，出现了第三种力量：独立的演化。在幸运纬度带之外的一些地方，有着一些可供驯化的植物和动物，于是那里的采集部落最终也实现了他们自己的农业革命和军事革命。尽管滞后了几千年之久，但他们也开始走上了幸运纬度带上人们走过的道路。
非洲是个很好的例子。在把农业带到这个大陆的过程中，迁徙和同化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非洲最初的农民是从侧翼丘陵迁徙来的定居者，他们约在公元前5500年将小麦、大麦和山羊带到了尼罗河流域。当埃及农民开始进入今苏丹时，努比亚的采集部落开始模仿他们，自行转向了农业生产。最终，当埃及军队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向南推进时，努比亚人已经通过建设性的战争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王国。到了公元前7世纪，一位努比亚国王——纳帕塔的塔哈尔卡（Taharqa of Napata）——甚至征服了埃及。
在这里，建设性的战争像其他地方的一样充满了混乱，甚至经常变成反建设性的战争，并且带来国家的崩溃，随后又反过来创造出更加强大的利维坦。公元前300年，纳帕塔处于衰落之中，一个新的伟大的城市开始在麦罗埃崛起。到50年，麦罗埃的光辉岁月也宣告结束，一座更伟大的城市——阿克苏姆——崛起了。其统治者建立起100英尺[14]高的石柱，并派遣军队渡过红海，抵达了今也门。
假以时日，迁徙和同化作用可能会把囚笼效应和建设性的战争一直传播到非洲的东海岸。但土生土长的囚笼效应却胜过了它们。到公元前3000年，生活在萨赫勒（北至撒哈拉沙漠、南至雨林地区的横贯非洲的草原带）的人们驯化了高粱、山药和油棕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尚有争议：一些考古学家认为，东部和南部的非洲人也独立发明了农业；而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在公元前1000年之后，说班图语、使用铁制武器的农民从非洲西部和中部迁徙到了东部和南部，把放牧、农耕和囚笼效应传播到了那些地方（不过，班图人究竟是从地中海世界学会了制造铁器，还是独立发明了制造铁器，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但不论细节如何，到了卡德法尔神父的时代，建设性的战争已经让利维坦从刚果河河口一直蔓延到赞比西河畔，并且引发了当地的军事革命。例如，考古学家发现，在13世纪，一种新的作战方式出现在了刚果盆地：更多的军队、更有力的指挥和控制、更大规模的战斗用独木舟以及适用于正面肉搏的新的铁制长矛。
通往更大、更安全的社会的路径总是不平坦而充满血腥味的。在非洲东南部，随着人口的激增，一个名叫马蓬古布韦的王国在12世纪出现。但到1250年，马蓬古布韦王国倾覆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兴城市——大津巴布韦。到1400年，大津巴布韦降服了周围讲绍纳语的部落，城市人口增加到15 000人，拥有强大的城墙和塔楼。当第一批欧洲人看到这些城墙和塔楼的遗迹时，他们甚至不相信是非洲人建造了这些东西。
15世纪的夏威夷、日本和非洲（以及它们之间的其他地方）当然是各不相同的，且各自受到了迁徙、同化和独立演化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如果我们远离细节，观察更大的图景，我们就会发现各地的情况大致相同。利维坦正在占领这个星球。但凡我们可以找到证据的地方，我们都发现战争在制造压低暴力死亡率和提升繁荣程度的更大的政府。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比幸运纬度带晚了几千年踏上通往囚笼效应和建设性的战争的道路，并且在1400年时仍然落后于亚欧大陆的这些核心地带。但由于从200年开始，从草原的边缘产生了建设性的战争与反建设性的战争的循环，地域之间的差距在缩小。
自然试验
我把最有趣的例子留到了最后，那就是美洲。与受到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强烈影响的日本、太平洋岛屿和非洲不同，美洲在15 000年前接受了来自西伯利亚的最初移民之后，就基本上与亚欧大陆失去了联系。有些冒失鬼倒是曾经突破过边界，比如曾在1000年定居于文兰的维京人，以及在其后不久抵达过美洲西海岸的波利尼西亚人。但除了一个例外之外（我随后会回来讲述这个例外），这些冒失鬼都没能造成太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把美洲大陆和亚欧大陆视为两个独立的自然试验。对比这两块大陆的历史，可以真正地验证一下我们的理论，即建设性的战争和利维坦的出现是人类对囚笼效应的普遍反应，而并非某种独特的西方式的（或者亚欧大陆式的）战争的产物。
当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于1519年出现在墨西哥时，中美洲已经处于农耕文明阶段6 000年之久了。如果从亚欧大陆的侧翼丘陵上产生农耕的公元前7500年算起，那么经过6 000年就到了公元前1500年。那个时候，埃及的法老们已经拥有数以千计的双轮马车了，上面还乘着身穿青铜铠甲、手持复合弓的弓箭手。可是，那些对抗科尔特斯、保卫特诺奇提特兰的阿兹特克人却既没有双轮战车，也没有青铜制品。他们全靠步战，穿着有衬里的棉质衣服，戴着木质头盔。他们的弓制作得很粗糙，手里最可怕的武器是镶嵌了尖锐的黑曜石（一种火山岩）碎片的橡木棍。很显然，在美洲大陆和亚欧大陆，军事的发展水平是截然不同的。这对本书的观点——建设性的战争是人类面对囚笼效应的普遍选择——可不是一个有利的现象。
不过，有些区别很容易解释。阿兹特克人没有发明出双轮战车，因为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大约在公元前12000年，野马在美洲灭绝了（刚好在人类到来之后不久），既然没有可以拉车的马匹，自然也就不会有双轮战车。那么，青铜矛头和铠甲怎样解释呢？在亚欧大陆，这些事物与最早的一批城市和政府一同出现（出现在公元前3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公元前2500年的印度河流域以及公元前1900年的中国），而在美洲，却并非如此。目前所知的美洲人最早使用金属的时间约在公元前1000年。而到了1 000年之后，当最早的利维坦出现时，莫切文明的金属工匠们已经能制作出精美的黄金饰品，用来给所谓的西潘王陪葬。但美洲的原住民从未想过将铜与其他金属一起制造出青铜武器。或者说，即便曾有哪位富于进取心的匠人确实有过这个想法，这种做法也没能流行开来。
在弓箭这个问题上，美洲的情况就更加奇怪了。我在第二章里提到过，非洲人使用箭头已经有60 000年的历史了。可是，那些在15 000年前借助陆桥从西伯利亚来到美洲的人却并没有带着弓，他们到了美洲之后却没有能再发明出弓。美洲最早的箭头被发现于阿拉斯加育空河的岸边，大约来自公元前2300年。考古学家将制作这些箭头的方式称作“北极小工具风格”，表明其是由来自西伯利亚的新的一波移民带来的。随后，弓箭极其缓慢地在北美传播，花了3 500年才传播到墨西哥。当科尔特斯抵达美洲时，中美洲人才刚刚使用弓箭4个世纪。阿兹特克人使用的单弓，即便在埃及法老看来，都简直原始得足以令人发笑。
由此来看，这似乎指向了一个一目了然的事实：文化差异决定了一切。这证明，要么是亚欧大陆上的人们比美洲原住民更有理性（因此，或许更优秀），要么是亚欧大陆上的人更热衷于暴力（因此，或许更糟糕）。至于持哪种观点，完全看你自己的政治倾向。但这些观点本身也有问题。中美洲人拥有高超的技巧，可以创造出惊人的历法、垛田和灌溉法。把这样的人称作不理性的人，或者说他们的理性水平不如欧洲人，并不太令人信服。
关于美洲原住民的暴力程度低于欧洲人的说法也不靠谱。很多年以来，考古学家都把古代玛雅人当作热爱和平的典范，认为既然我们没有在他们的城市周围找到太多的防御工事，因此他们一定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解决争端。但玛雅人的文献甫一被成功解读，这种理论立刻就崩塌了。在玛雅人的文献中，其主题就是战争。玛雅人的国王就像欧洲的国王一样经常打仗。
有些历史学家则举了荣冠战争[15]的例子，这些战争的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双方的伤亡人数。他们认为，这表明美洲原住民将战斗视作某种表演，而不是像欧洲人那样注重进行决战。但这也是一种误读：荣冠战争与其说是一种仪式性的战争，不如说是一种有限的战争。荣冠战争以一种代价比较小的方式让敌人明白，抵抗是徒劳的。“如果没能达到这一目的，”研究阿兹特克战争的顶级专家罗斯·哈西克（Ross Hassig）说，“荣冠战争就会升级……从一种英勇的展示变成消耗战。”就像欧洲人一样，阿兹特克人也试图以低廉的代价赢得战争；而一旦未能如愿，他们也会不择手段。
那么，为什么美洲大陆和亚欧大陆在军事方式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呢？实话说，我们并不知道，因为历史学家们在这样宏大的比较课题上只花费了很少的时间。就现阶段的成果来说，最令人瞩目的解释是由生物学家转行为地理学家的贾雷德·戴蒙德在他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提出的看似简单的观点。
戴蒙德指出，美洲大陆大体上是南北走向的，而亚欧大陆是东西走向的（见图3–6）。在亚欧大陆，人们可以沿着幸运纬度带来回移动，相互交流思想和制度，而不需要离开这片大体上条件相近的生态带（地理学家称之为生物区系）。与此相反，在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人们没法沿东西向移动得太远，从而使自己可以不离开一个生物区系。沿着美洲大陆的长轴，人们只能沿南北向移动，穿越令人望而却步的沙漠和茂密的丛林。
图3–6 地理决定命运：南北走向的美洲大陆和东西走向的亚欧大陆
戴蒙德认为，这造成了两种结果。首先，由于沿南北方向跨越不同的生物区系的移动要比沿东西方向在同一个生物区系中的移动要困难得多，所以在美洲大陆，能够彼此交换思想和制度的人类族群要比亚欧大陆小。如果亚欧大陆的金属匠人族群要比美洲更大，他们拥有的市场也更大，那么亚欧大陆的人们比美洲人更早地想出青铜制造等有用的想法，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了。其次，戴蒙德认为，一旦认为产生了这些有用的想法，它们在同一生物区系中的亚欧大陆要比跨越不同生物区系的美洲传播的范围更大，速度也更快。
这些观点看起来与事实很相符。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在公元前4000年发明了青铜武器时，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已经远播到印度和地中海沿岸，这一交通网络所能连接的人数比印加帝国产生（15世纪）前的美洲的任何交通网络都更多。一旦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了青铜武器，这项技术就可以沿着幸运纬度带迅速地进行传播。在不到1 500年的时间里，在今中国的人们和英国的人们就都拥有了青铜武器。
至于为什么美洲原住民没有发明出青铜武器，还没有形成定论。但戴蒙德的理论看起来是最有力的观点，而且可以更好地解释美洲奇怪的弓箭使用情况。出于某些未知的原因，史前的猎人们在向北穿越非洲和西伯利亚之间的各个生物区系、再向南穿越美洲时，抛弃了他们的弓。一直过了上万年的时间，弓箭才传播到西伯利亚的东端。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弓箭跨越白令海峡进入阿拉斯加，终于来到了美洲。随后，弓箭又花费了漫长的时间才穿越了阿拉斯加和墨西哥之间的各个生物区系——这段时间十分漫长，因为亚欧大陆的青铜武器从美索不达米亚传播到英格兰（差不多相同的距离）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因为并不需要跨越太多的生物区系）。
如果戴蒙德的观点是对的，即地理因素比文化因素更显著地造成了这些差异，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另外一个特点。我们会看到，尽管美洲发生变革的步伐要比亚欧大陆小，但是其变革的大体方向——从农耕到囚笼效应，再到建设性的战争，再到利维坦——是相同的。
大体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发现。在我们今天称为墨西哥和秘鲁的地方，人们约在公元前4500年驯化了动植物。起初，变化发生得就像在亚欧大陆一样快。在中东，从农民的出现到利维坦的诞生花费了大约4 000年的时间（约在公元前3500年的乌鲁克和苏萨）；而在美洲大陆，特奥蒂瓦坎文明和莫切文明的产生花费了大约4 500年（出现于公元前100年）。
东西半球都经历了相似的前进两步、退后一步的曲折过程，在军事上出现了一系列的革命。在中美洲，特奥蒂瓦坎文明创造出了最早的整齐而有纪律的阵型，其军队数量也在迅速增加。到150年，没有头盔、盾牌和铠甲的小型作战群体被数以万计的大型军队代替了。至少，有些人开始戴上棉质的头盔，尽管听起来不是很安全，但这种头盔可以有效抵御石斧的打击。
到450年，军队的人数又增加了一倍，精锐部队在戴上头盔的同时，还穿上了棉质的铠甲。比起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里的亚欧大陆，美洲的军事革命显得小巫见大巫了。不过，特奥蒂瓦坎人也在沿着亚欧大陆利维坦相同的道路前进着。而且，就像亚欧大陆的帝国一样，特奥蒂瓦坎最终也衰落了，其城市中心在650年可能被来自墨西哥西部的入侵者劫掠并焚毁。与东半球的情况相似，中美洲的军事组织随后也崩溃了。特奥蒂瓦坎之后的壁画上再也没出现过铠甲；山顶堡垒的大量出现可能意味着，法律和秩序已经瓦解。
到了10世纪，中美洲的战争再度变得具有建设性。托尔特克人以托兰城为中心，统治着一个庞大的王国。托尔特克战士比特奥蒂瓦坎穿着更多的棉质铠甲，并且发明了一种被考古学家称作曲棒的武器（镶嵌了尖锐的黑曜石碎片的橡木棍）。托尔特克帝国大概从未达到过特奥蒂瓦坎的规模，并且也没有存在很长时间。在12世纪，来自更遥远的北方的移民征服了托尔特克，约在1179年焚毁了托兰（入侵者中的一支——奇奇梅克人，可能在这一时期将弓箭带到了墨西哥）。中美洲再次陷入小城邦频繁混战的状态，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5世纪。当时，又一群北方来客进行了建设性的战争——他们就是阿兹特克人。
我们对阿兹特克人的了解要胜过对其之前的美洲社会的了解。除了战争之外，他们的成功也仰仗外交和明智的联姻。不过，当阿兹特克人进行战斗时，他们的表现确实也比特奥蒂瓦坎人和托尔特克人更出色。阿兹特克军队分成数个师，每个师有超过8 000人。他们就像拿破仑的军团一样，既可以分散作战，也可以迅速集结。后勤方面的进步更加明显，因为他们可以要求被击败的敌人提供给养。职业军官群体逐渐成形，而就连普通的士兵也会接受基本的训练。
当战斗开始时，他们先从侧翼用弹弓和弓箭进行射击，随后再派突击队正面接近，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搏斗。他们的士兵穿着厚重的棉质铠甲，手持大盾牌，头戴覆盖有羽毛的木质头盔。突击队在进攻时采用松散的队形，以方便他们挥舞宽剑—4英尺长的橡木棍，上面镶嵌有成排的黑曜石齿。他们排成两行推进，第一行是精英的贵族战士，第二行则是平民老兵。指挥官会让这两排部队轮番上阵，一来可以避免部队过于疲劳，二来可以保留一支强大的预备队，以便在决定性的时刻对敌人进行侧翼包抄。
阿兹特克军队铸就了中美洲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其人口迅速膨胀，或许曾达到400万之众，其中20万人居住在首都特诺奇提特兰。农业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贸易网络延伸到了前所未见的领域，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足。我们无法知道阿兹特克的安全状况究竟如何，但流传至今的一些诗歌片段表明，阿兹特克人感到自己很安全。一首诗歌写道：“墨西哥–特诺奇提特兰为自己而骄傲，在这里没人会担心死于战火。这是我们的荣耀！”
在亚欧大陆，迁徙、同化和独立的演化进程将农耕文明和囚笼效应从其位于幸运纬度带的源头传播开来。如果戴蒙德的理论是对的，那么同样的事情也应当发生在美洲大陆，只不过会因为要跨越多个生物区系而在进程上迟缓一些。证据也确实印证了这一点。在500年之前，玉米、笋瓜和豆类就从墨西哥向北传播到了河谷地区，那里的河流穿越了美国西南部炽热的沙漠。当时，这一地区更加湿润，但是降雨量仍然很不稳定。因此，唯一能使农耕在这个炎热的地区变为可能的做法就是挖掘灌溉渠。没有什么比水资源的匮乏更能激发囚笼效应了。到700年，数以百计的人聚集在水资源最丰富的区域，并且随着人口的增长发生激烈的战斗。在8世纪和9世纪的一些遗址，考古学家发现到处都是被石斧击碎的颅骨、插着箭头的肋骨和被彻底焚毁的村庄。
不过，在900年之后，战斗似乎停止了，考古学家经常称之为“查科现象”，因为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查科峡谷有着惊人的考古发现。不过，也许称之为“查科统治下的和平”更加合适。人们开始生活在更大的群落（在查科峡谷可能有10 000人）中，建造拥有更多储藏室的更大的房屋，并且到更远的地方去进行贸易。
查科统治下的和平一直持续到大约1150年，然后也宣告结束。可能由于气候恶化，人们离开了查科峡谷和位于亚利桑那州希拉河畔的蛇镇这样的大社群。人们之间发生打斗的频率增加了，也不再能维护他们的灌溉渠，并且放弃了长途商旅。这个进程持续了下去。在13世纪的希拉河畔，更多更大的城镇兴起了。这些城镇通常建有用于仪式的庭院，其造型与中美洲的那些庭院惊人的相似。然而，这些被称为霍霍坎的文明也在1450年衰败了。
我们还可以罗列更多的例子，比如美洲原住民在密西西比河畔建立起来的了不起的城市卡霍基亚。不过，我相信我举的这些例子已经足以表达我的观点。地理上的差异可以塑造某一个特定地区的独特情况，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是农业能够立足的地方，囚笼效应都在200~1400年发挥了效果，创造出建设性的战争。
唯一重大的例外，就是我们之前看到过的亚欧大陆的幸运纬度带。在这里，地理因素使得各农业帝国在公元的第一个千年里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发生了纠葛，结果使得这一地带陷入了建设性的战争和反建设性的战争的循环。以此看来，幸运纬度带此时倒是变成了不幸的纬度带。
在200~1400年，亚欧大陆上的“马+草原+农业帝国”的组合是独一无二的。或许，假以时日，这一组合以及它带来的灾难性循环也会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被复制出来。18世纪，在欧洲的马匹传播到了类似亚欧大陆大草原的北美大平原之后，科曼奇印第安人创造出了一个游牧民族帝国。尽管美洲原住民在文化上与蒙古人有诸多差异，但很多历史学家仍然把科曼奇帝国比作微缩版的成吉思汗帝国。或许，在阿根廷和南非的草原上也会最终崛起类似的游牧民族帝国。
但事实是，在200~1400年，亚欧大陆陷入了循环之中，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与此同时，世界上的其他很多地方则在进行着建设性的战争。亚欧大陆上的人们在此前10 000年里创造出的巨大的发展优势正在逐渐消减。比如说，在15世纪，中国明朝和印加帝国之间的差距仍然十分显著，但如果200~1400年的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迟早有一天他们之间的差距就不会那么大了。假设其他情况都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在21世纪的世界，我们就有可能会看到大津巴布韦的继承人统一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并且在向地中海地区扩张的过程中，在尼罗河流域进行激烈的骑兵大战。或者，装备了铁制兵器的墨西哥军队将征服北美地区所有的农民，并且打造舰队以对抗波利尼西亚帝国驰名寰宇的水兵们。而且，在这个世界，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上的各帝国会时兴时衰，但始终无法在与草原游牧民族的对抗中占据上风。
如此，再经过五六个世纪的时间，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可能就会追赶上亚欧大陆，但亚欧大陆并没有给它们这么多时间。
幸运的少数人
1415年，一小群欧洲人告诉世界，时间快到了。
那年10月，一支被寒冷折磨得苦不堪言的英国军队挤在法国北部阿金库尔附近两片潮湿的森林之间。他们已经在泥地里拖着他们的马车跋涉了两个星期，试图躲避一支人数是自己4倍的法国大军。但现在英国人陷入了包围。
按照惯例，英国国王会在大战前鼓舞士气。“今天是克里斯宾节。”莎士比亚笔下的英王说道。在这一天，亨利五世说，他们将赢得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这一场胜利将是如此之伟大：
谁只要度过今天这一天，将来到了老年，
每年过克里斯宾节的前夜，将会摆酒请他的乡邻，
说是：“明天是圣克里斯宾节啦！”
然后，他就翻卷起衣袖，露出伤疤给人看，
说：“这些伤疤，都是在克里斯宾节得来的。”
……
那个故事，那位好老人家会细细讲给他儿子听；
而克里斯宾节，从今天直到世界末日，
永远不会随便过去，
而战斗在这个节日里的我们也永不会被人们忘记。
我们，是少数几个人，幸运的少数人。我们，是一支兄弟的队伍。
事实也确实如此。到了午饭时间，英国人已经杀死了10 000名法国人，而自己仅损失了29个人。编年史作者记载说，法国人的尸体堆积如山，人们甚至没法从上面爬过去；许多那天早晨才刚刚获封的骑士就在堆积的死人下面，被流出的鲜血溺死。
作为一个成长在英格兰的人，我很不情愿地承认，如果有人应该给他的儿子讲述1415年发生的事情的话，那么他们应当属于另外一支兄弟的队伍；他们作战的场合也并非下着蒙蒙细雨的法国，而是烈日当空的地中海沿岸。在那个夏天，一支小舰队离开了里斯本，穿越摩洛哥狭窄的水域，袭击了休达城。这场战斗比阿金库尔之战还要更一边倒，非洲人阵亡数千，而葡萄牙人只死了8个。但让这场战斗不同寻常的并非这点。休达之战的重要性直到很长时间之后才被人们意识到——这是自罗马帝国之后，欧洲人的建设性的战争第一次波及其他大陆。
在此之前，欧洲军队也曾跨越过海洋：维京人去过美洲，十字军去过圣地。但他们出征的目的不过是远离他们的主人，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立于更大的利维坦之外的小王国。与此相反，在休达，葡萄牙的若昂国王（King John）则把非洲也置于里斯本的统治之下。这是个微不足道的开始。但在接下来的500年里，欧洲人打破了建设性的战争与反建设性的战争的循环，将整个地球的3/4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欧洲人即将成为那幸运的少数人。
[1] 东汉时，羌人的起义多达50余次，其中大规模的有5次。分别发生于77~101年、107~118年、140~145年、159~169年、184~189年。——编者注
[2] 在2000年公映的影片《角斗士》中，开篇场景重现了发生在180年的马克曼尼战争中最后一次大战的激烈场面。
[3] 这是越南战争时期新闻报道中的一句名言。—译者注
[4] 匈人：在本书中匈人（Hun）与匈奴人（Xiongnu）为两个概念。关于匈人和中国古代的匈奴人是否为同一民族目前尚无定论。——编者注
[5] 实际上，游牧民族逐渐不受控制地涌入中原发生在东汉刚刚灭亡后的魏晋时期；特别是在311年，匈奴人攻灭了汉之后的统一政权西晋，此时距离东汉灭亡约90年。——译者注
[6] 12岁的皇帝：汉灵帝。最可怕的一个：董卓。又一个小皇帝：汉献帝。——译者注
[7] 220年，曹丕称帝，建立魏；221年，刘备称帝，建立蜀汉；222年，孙权称帝，建立吴。——编者注
[8] 不重要的败仗：前秦军队被东晋击败的淝水之战。——译者注
[9] 此句出于杨炫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意即洛阳衰败，断壁残垣，鸟兽出没，牧童和野老徘徊。——编者注
[10] 将领：安禄山。——译者注
[11] 最强大的一个：黄巢。——译者注
[12] 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自行称帝，中国正式进入五代十国时期。——编者注
[13] 低地国家：对欧洲西北沿海地区的称呼。狭义上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其海拔均低于海平面。——编者注
[14] 1英尺≈0.305米。——编者注
[15] 此处原文为Flower Wars，实际应为Garland Wars，疑为原文错误。——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