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协调

众人如何彼此影响

宏观经济和公共选择两个领域，都研究个人在集体中互相协调的规律。

每个人都想多挣一点钱，但如果政府有求必应地多印钱，那每个人都会变穷；每个人的意见都应该得到尊重，但如果每个人都去投票，投票的结果可能恰恰会损害大部分人的利益；人人都赞成把富人的钱分一点给穷人，但真正受益的可能是中产阶级；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越是让陪审团员来判案，错判的概率可能越大。

让我们来探讨这些众人互相影响的规律。

货币规律｜货币像水又像蜜

第103讲 | 货币的起源

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篇章——宏观经济学。整个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其实是协调的问题，而协调的核心手段，就是货币。换句话说，宏观经济学的关注点，就是整个社会是如何通过货币来达成合作和协调的。

货币为什么有用

货币，我们现在都觉得有用，但早期的哲学家反思金钱的作用时得出一个结论——钱没什么用。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说钱是无用的，翻译成英语就是“Money is barren”。barren是贫瘠的、没有价值的意思。

金钱真的没用吗？如果真的没用，它怎么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这么普遍地被使用呢？

奥地利学派的鼻祖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写的《论货币的起源》（On the Origins of Money, 1892），是回答这个问题的经典文章。

门格尔在这篇文章里说，货币非常有用，而它之所以有用，在于人人都觉得它有用，人人都觉得别人愿意接受它。货币的起源和形态，跟语言非常相似。一句话、一个词能不能流行开来，不仅在于说的人喜欢怎么说，还在于听的人是否能接受，在于别人是否也愿意这么说。

奥地利学派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它的意思是，我们今天在社会上看到的秩序，不是由哪一个个人或者哪一个权威机构一厢情愿地设计出来的，它是由无数人的行动汇合而成的。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是一种自发秩序，货币也是一种自发秩序。

货币作用之一：避免交易中双重偶然性的要求

货币提供的第一个帮助，就是人们用不着满足交易中对双重偶然性（double–coincidence）的要求了。

在物物交换的年代，人们达成交易是有条件的。我有面包要出售，同时我需要牛奶，这时我必须遇到一个刚好手上有牛奶要出售，同时又需要面包的人。只有这样，我才能够达成交易。这就是所谓的双重偶然性。

遇到一位卖牛奶的人，这是第一重偶然性；这个人也需要我的面包，这是第二重偶然性。两重偶然性加在一起缺一不可，这并不容易。两个人相亲相爱，也需要满足双重偶然性，所以也很不容易。

幸运的是，有了货币的帮助以后，交易就不需要满足双重偶然性了，只要满足一重偶然性即可。

在货币的帮助下，我只要遇到想买面包的人，我们就可以完成交易。我把面包卖给他，然后把赚到的钱存起来。同时，只要我见到卖牛奶的人，在货币的帮助下，我就可以用存起来的钱向他买牛奶了。这就是货币带给我们的极大便利。

我不赞成人们视金钱、视货币如粪土的看法。货币代表着机会，多挣钱不代表人们爱的只是钱，钱多只代表人的机会更多、选择更多。至于一个人怎么使用这个机会，是个人的选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志向。

货币作用之二：降低质量检验成本

货币的第二个作用，是使得交易当中的质检成本大大减少。

如果没有货币的帮助，人们只能进行物物交换。我作为卖面包的人，屠夫来买面包时，我得学会检验他交换给我的肉合不合格；酿酒商来买面包时，我得品尝他的酒合不合格；裁缝来买面包时，我得检验他的衣服合不合格。

没有货币，我需要成为天下所有商品的质量检验者；有了货币，我只要能够检验货币的真假就行了。

货币作用之三：增加市场交易量

货币的第三个作用，是在货币的第一和第二个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不需要满足双重偶然性的要求，质检的成本大减，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交易量大增。社会上每一个参与交易的人，幸福感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所以在任何社会，哪怕是在战俘营里，人们都会很自然地享受货币带来的好处。至于用什么来做货币，相对来说是个次要的问题。

曾经做过货币的物品，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历史上几乎所有东西都曾经做过货币。比如羊、猪、牛、马、大米、盐、酒、茶叶、铁、铜、金、银、象牙、指甲、动物的毛皮等等，当然还有最常见的石头。由此看来，并非这些东西适合做货币才成为货币，而是人们极其需要货币的帮助，逮着什么是什么，它们就成了货币。

思考题

一个国家发行货币，货币发行量的多少，究竟是根据某个客观的标准来定，还是根据货币发行人自己的意愿来定的呢？

第104讲 | 商业银行创造货币

不管哪个社会，都需要货币的帮助。当万物皆备于我，任何东西都可以做货币的时候，哪种东西会脱颖而出成为更流行的货币呢？

劣币驱逐良币符合经济效率

在选用何种商品作为货币的问题上，500多年前，16世纪英国的伊丽莎白铸币局局长格雷欣（Thomas Gresham）发现了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定律”。

这个定律讲的是，一旦一个社会确定了用某种商品作为货币，这种商品在流通当中的质量就会发生变化。质量较高的品种会被人们保存下来，质量较低的会留在流通当中，质量不高的货币会把质量较高的货币驱赶出流通领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劣币驱逐良币”。（Good money is driven out by cheap money.）

问题是，货币之所以有用，就在于人们相信它有用；而只要人们相信它有用，它就不需要用那么高质量的商品来充当。选用劣币就行了，选用劣币才是有效的。因此，劣币驱逐良币是对的，但人们还应该补充一句“劣币就是有效的货币”。（But cheap money is efficient money.）

到今天，人们基本上抛弃了用真实的商品来充当货币的做法，大家用的都是纸币，甚至是电子货币。只要我们相信它有用，它就有用，这就行了。

商业银行如何创造货币

我们再来看商业银行是怎么创造货币的。

假设一个封闭的社会里有1000元钱在流动，人们利用这1000元钱进行交易。而这个社会里有一个商业银行系统，专门帮人把钱存起来，然后再贷出去，从中赚取利息的差价。

我们想象一下，这1000元白天落进每一个人的口袋里，到晚上下班时人们迫切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笔钱再存到商业银行体系里去，这时商业银行多了1000元。

而商业银行收到钱以后，它最迫切要做的事情是把钱再贷出去。那些借到钱的人，最迫切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钱花出去，因为借钱本身是要支付利息的。

这些借钱的人把钱花出去以后，到第二天下班时，所有口袋里有钱的人，他们迫切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又是把钱存回到商业银行体系里去。

经过这两天的过程，我们看到商业银行的账户，从第一天只有1000元，变成了第二天的2000元，到第三天变成3000元。一天一天地累积下去，银行账户上的钱，在无止境地增长。

但这个社会原来总共流通的货币也就只有1000元钱，这就是一个创造货币的过程。

当然，这个过程不是无止境的，商业银行体系不能这么肆无忌惮地创造货币。实际上政府对每一家商业银行都有规定：它们在收到储户的存款，再把这笔钱贷出去以前，必须留下一部分作为所谓的“法定准备金”。

假定政府规定的法定准备金率是20%，那意味着银行第一天收到1000元以后，只能拿出其中的80%，也就是800元贷出去；

第二天这800元放到市场里去，再回流到商业银行体系里，商业银行又必须留下其中的20%，也就是160元作为准备金，于是只有640元可以贷出去。

这样循环往复，最后1000元钱在20%的法定准备金率限制下，就只能创造4000元钱的新生货币。再加上我们称之为基础货币的1000元，就导致整个社会只有5000元的货币在流通（见表10–1）。

表10–1 商业银行创造货币

注：商业银行创造货币原理：每增加1元基础货币，商业银行系统就能创造出超过1元的活期存款。

这就是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过程。它创造货币的能力跟法定准备金率成反比，法定准备金率越高，它能够创造货币的倍数就越低。

商业银行固有机制催生流动性风险

我们再来仔细地看一下，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过程：整个社会有1000元基础货币，有1000元纸币或者硬币，在20%的准备金率下，商业银行就能够创造出5000元账面上的流通货币。这是商业银行本身固有的特征。

假设这时社会上有传言说，商业银行里存的钱——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纸币或者硬币——实际上是不能满足所有储户的兑换需求的，大家赶紧把钱取出来吧。如果大家听信了这个传言，都去取钱，商业银行的钱够不够给大家取？答案是不够。只要所有的储户听到传言去挤兑，商业银行就一定会倒闭。这并不是商业银行经营不善，这是由商业银行能够创造货币这种固有的机制造成的。

这种商业银行无法满足所有储户提现要求的现象，我们称之为“流动性困难”（convertibility problem）。遇到这种困难，我们不能怪任何一家商业银行。这时我们需要商业银行背后有一个更强大的支撑，去尽量满足所有兑换的要求，平息人们的传言。只有这样才能挽救整个商业银行系统。

什么样的银行困境值得挽救

但问题的另一面在于，每一家商业银行都是商业机构，它是通过对货币的低买高卖——向储蓄客户支付较低的利息，并向贷款客户收取较高利息——来赚取利润的。从这个角度看，商业银行跟我们楼下的小卖部本质上没有区别。而经营不善、资不抵债，是任何一家商业机构都可能遇到的困难。

“资不抵债的困难”（insolvency problem），是商业银行系统所面临的另外一类困难。如果遇到这种困难，这家商业银行就该倒闭，就跟任何一家经营不善的小卖部都应该倒闭的道理一样。

于是，商业银行同时可能遇到两类困难：一类是整个银行系统本身所固有的“流动性困难”。如果有了挤兑的传言，大家只有携手来帮助它，才能挽救整个银行系统。但同时，它又面临另外一类困难，即由于经营不善而面临倒闭的“资不抵债的困难”。遇到这样的困难，我们就应该让它接受市场的惩罚。如果连经营不善也不用倒闭，那就不会有人负责任地经营了。

但问题就在于，在任何一场金融危机中，我们要很好地分辨一家有问题的商业银行，到底是流动性的困难造成的，还是资不抵债的困难造成的，往往并不容易。这也是为什么每当金融危机发生时，对于政府应不应该出手相救的问题，人们会争论不休。这个问题不好解决，但我们至少明白了经济学家们、官员们究竟为什么而争论。

思考题

我们常听说一句话叫“大而不能倒”，用到银行业中说的是，越是大的银行，我们越是不能让它倒闭。但问题是，那些银行家越是知道有这个保护伞，他们就会越不顾风险为所欲为。你赞不赞成“大而不能倒”这种政府干预原则？为什么？

第105讲 | 通货膨胀的根源

“通货膨胀”这个词我们经常听说，非常熟悉。接下来的几讲，将介绍通货膨胀的概念、根源、产生及其与失业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做出各种决策。

通货膨胀的定义

通货膨胀是指物价的持续增长。这里的“物价”指的不是某种商品的价格，而是指一般的物价总水平。通货膨胀的概念有两个关键点：第一，它指的是总的物价水平；第二，是持续的增长，不是暂时的增长。

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有很多，其中一个很常见的叫“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 CPI）。在美国，这个指数是每个月由劳动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公布的。

比如说，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是120元，它指的是原来用100元就能够买得到的一篮子货物，现在需要用120元才能买得到。这一篮子货物是事前约定好的、不变的，它并不等于我们日常所要消费的具体货物种类。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到120元，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日常开销就肯定会增长那么多，这只不过是一个大致的统计。

除了通货膨胀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叫“恶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恶性通货膨胀指的是每个月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50%的情况。

历史上有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例如德国，就曾经经历过每个月的通货膨胀率持续达到322%的情况；“二战”之后的匈牙利，也经历过每天19%的恶性通货膨胀率。

理解通货膨胀的基本视角——货币数量论

理解通货膨胀，有一个古老、扎实、到今天还被广泛使用的理论框架——“货币数量论”。经济学家通过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理解通货膨胀这种现象。

这个理论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表示：货币流通量乘以货币流通的速度，等于一个社会里货物的总量乘以平均物价。用符号来代表就是：

我们稍微做一个移项（P=MV/Y ）就能看到，一个社会的平均物价跟这个社会的货物总量成反比。换句话说，货物总量越大，产生通货膨胀的机会就越小。而社会的平均物价跟货币流通量成正比，货币流通量越大，产生通货膨胀的机会也越大；同时它也跟货币流通的速度成正比，货币流通的速度越快，通货膨胀的机会也越大。

就这么简单的四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货币数量论——到今天为止都是经济学家理解通货膨胀的最基本框架。但对于其中的细节，宏观经济学家经常有很多争论。例如，如果货币发行量过大，M 无限增大，当然最后会体现在物价上涨上，但有些经济学家却会说，如果货物的总量也同时增大的话，那么通货膨胀的现象就会被抵消掉。

也有经济学家争论道，哪怕货币流通量根本不变，货币流通的速度发生了改变——比如今天大家都用信用卡或网上支付，货币流动的速度会大大增加——也会产生通货膨胀，不能只怪那些印钞票的人造成了通货膨胀。

还有经济学家认为，M本身就会随着市场对货币的需求变化而变化，它并不是仅仅由货币发行者操控的。用专业术语来说，它不是一个外生变量，而是一个内生变量。有时候，货币即使发行了，它也还沉睡在账户里；有时候，沉睡在账户里的货币会苏醒过来，变得非常活跃，乃至即使没有新增货币投放，也会出现通货膨胀现象。

不管怎样，每当见到通货膨胀现象时，宏观经济学家们就会争论，问题到底出在什么上：货物总量不够大？货币流通量太大？还是货币流通的速度加快了？归根结底，根据货币数量论的公式，同时影响社会平均物价水平的因素至少有三个，究竟哪几个因素起了多大的作用，是不容易精准确定的。

对通货膨胀成因的两派解释

对于是什么导致了通货膨胀，经济学家基本上分两大学派。

一派认为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年轻人急着要买房结婚，造成了通货膨胀；工会组织起来要求加工资，造成了通货膨胀；女士们喜欢买国外进口的名牌包包，进口数量和金额都大增，也造成了通货膨胀；庄稼的收成不好，大豆贵了、葱贵了，也能造成通货膨胀。这是一派经济学理论，我们经常能够遇到。

而另外一派的经济学家，他们一成不变地认为通货膨胀的成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钱印多了，货币流通量太大了。

这一派的经济学家说，虽然影响一般物价水平的因素至少有三个，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个国家的货物总量是基本不变的，而货币流通的速度也是基本不变的。在公式P=MV/Y 里，分母Y 基本不变，分子里的V 也基本不变，所以大部分情况下物价P 的上涨都可以归咎于M 的增长，即货币流通量的增长。

应对通货膨胀的两种办法

由于理解通货膨胀的成因不同，这两派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对付通货膨胀的措施也就不同。

根据第一派经济学家的观点，既然通货膨胀是由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那么要抑制通货膨胀，措施也应该是各种各样的。

如果是进口货物造成的，我们就要限制进口；如果是农产品的收成不好造成的，政府就应该对农产品进行补贴；如果是年轻人买房买得多造成的，我们就得限购；如果是餐厅老板故意提价，那我们就要实施物价管制，政府就要发文规定不得随意涨价。

另外一批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钱发多了，解决的方案也只有一个，很简单，就是少印钱，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

思考题

通货膨胀只不过是货币数量不断地增加而已，而货币本身只不过是一个记账的符号，如果每个人的工资、收入、支出都加一个零的话，那对真实生活会有影响吗？为什么？

第106讲 | 通货膨胀的过程

通货膨胀对我们的真实生活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

通货膨胀的坎蒂隆效应

如果政府每多印一批钞票，都用直升机在整个国家平均撒下去，每个人得到的货币增量都一样，而且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标价也同时灵敏地做出调整，那么货币增发对我们的真实生活不会有影响。

但现实生活中新增的货币总是通过某个出口逐渐流向社会的，这个流动的过程需要一段时间，货币对整个经济生活的影响是不均匀的，这时它对人们的决策和行动就会产生影响。

这种货币要经过一段时间才逐渐在整个社会里摊匀的现象被称为坎蒂隆效应（Cantillon Effect）。经济学家哈耶克曾经这样描述过，他说这种效应更像我们把一种黏性液体，例如蜂蜜，倒入一个容器时发生的现象：

这个液体会有扩散到整个瓶底表面的趋势，但是液体流动、扩散会有一个过程，刚开始时，蜂蜜倒下去会有一个小小的隆起，而这个隆起会慢慢地向外扩散，即使我们不再往里倒更多的蜂蜜，要达到完全持平的表面仍然需要一段时间。

周其仁老师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解释这种现象，文章的题目是《货币像水还像蜜》。每当货币增发时，这种像水又像蜜的过程就会对我们的行为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通货膨胀让人做出错误决策

通货膨胀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在经济生活当中，每个个体很难分辨物价的上涨究竟是相对价格的变化还是物价整体水平的变化。

举个例子。一家餐厅的生意最近越来越好，客人也越来越多，人们来了之后越来越愿意花钱。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家餐厅的饭菜可口、服务好，把顾客从别的店吸引过来，它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了更高的相对优势；另一种可能是政府多发了货币，整个社会都变得有钱了。

经济体里的任何一个个人、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判断，这两种可能中到底哪一种起了作用，而这又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决策和行动。

如果是自己的相对优势增加了，那就应该扩大生产，多招人、多开分店。如果这只不过是普遍的物价上涨，在收入增加的同时要承受更高的工资成本、原料成本、房租成本，那就应该按兵不动。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决策。

但我们在物价刚刚上涨时是很难分辨这二者的不同的，通货膨胀的发生、扩散和人们采取对策并不是瞬间完成的，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相对得益，有些人相对受损。

通货膨胀具有转移社会财富的效果

通货膨胀是钱太多了，钱相对于物来说不值钱了。

所以在整个通货膨胀发生的过程中，财富主要以钱的形式保存的人会受损，而财富主要以物的方式保存的人会相对得益。那些靠固定收入过日子的人会受损，而那些靠不断出售他们的资产兑现现金的人会得益。

例如，有大量人力资本积累的年轻人，他的工资在通货膨胀过程中一定会水涨船高，这时他可能因此获益，至少比那些拿固定收入的人损失要小。

通货膨胀与商家涨价无关

人们不是一下子就能判断出通货膨胀效应的，这一点还带来一个重要的后果，那就是我们经常能够观察到某些人、某些行业、某些企业会对已经来临的通货膨胀率先做出反应。有些企业先涨工资，有些房地产开发商卖的楼盘先涨价，有些人会先借一大笔钱来买房，他们这么做是要对一步一步逼近的通货膨胀做出反应，调整自己资源的定价，调整自己资源的组合方式，从而减少损失，甚至增加收入。

于是，人们很容易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那就是通货膨胀是由上述这些人或企业造成的：急着提高工资的企业，把房价抬得非常高的房地产商，争先恐后去买房的消费者。如果不是这些人，通货膨胀就不会发生了。

这个问题跟上一讲说的关于通货膨胀成因的两派经济学观点之争有关。

如果我们认为通货膨胀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我们就会谴责这些提价的人、提高工资的人、买房的人。但如果我们认为通货膨胀的根源就在于发行的钞票过多，我们就会觉得这些提价、涨工资和买房的行为是对通货膨胀的一种合理反应，就跟冰是冷的、石头是硬的、水往低处流一样，没什么可指责的。通货膨胀并不是这些人造成的，只不过是这些人察觉出来率先做出反应而已，而惩罚这些人，限制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并不能改变正在发生通货膨胀这个事实。英文有句谚语叫“不要枪毙信使”。（Don’t shoot the messenger.）枪毙信使并不能改变坏消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通货膨胀是一种无形的税收

在通货膨胀发生的过程中，在私人和政府之间也会产生财富的转移，政府多印钞票，政府的购买力就会增加，而民众的购买力就会下降，这实际上是政府向民众征收的一种无形的税。

同时，通货膨胀也会使得纳税人因为被迫上档而多交了税。所谓的被迫上档，是因为在很多国家里都有累进税的制度，收入越高税率就越高。通货膨胀使得他们的工资水平上了一个档次，结果要承受的税率就更高了。他们的实际财富并没有增加，在累进税制度下，通货膨胀使纳税人多交了税。

当然，政府也向那些持有债券的人征了税，因为政府将来向民众偿还债务时，这些还款的实际购买力是下降了的。

思考题

既然通货膨胀有这么多不良的后果，那么要避免通货膨胀，你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

第107讲 | 通货膨胀与失业

市面上有一种观点，到今天还广为流传，那就是通货膨胀跟失业之间具有反比的关系。也就是说，每当社会上出现比较高的失业率时，人们可以通过制造一些通货膨胀来解决它；相反，失业率越低，也就是就业率越高的话，社会的通货膨胀率也会越高。

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经济学家关于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关系的认识，集中体现在对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的看法上。

菲利普斯曲线的原意与由来

威廉·菲利普斯（A.W. Phillips）是英国的一位经济学家，他在1958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叫《1861—1957年英国失业与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1861–1957, 1958）。论文中，菲利普斯研究了失业率和货币工资的变化率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见图10–1）。

图10–1 原来的菲利普斯曲线（英国）

注：根据原来的菲利普斯曲线，货币工资越高，失业率越低。

他根据英国在1861年到1957年的统计数据标出了很多点，他把这些点串联起来，能够看到一个从左上角到右下角倾斜向下的趋势，即货币工资变动率跟失业率成反比。这本来是符合常理、不难理解的。

如果一个社会的货币工资变动率比较高，人们就愿意出来就业，失业率就比较低；相反，货币工资变动率比较低时，人们就更愿意停下来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就业水平就比较低，换句话说，失业率就比较高。

菲利普斯曲线为何失灵

但是后来的经济学家把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改了一下，把货币工资变动率改为通货膨胀率。他们画出了一个新的图，注意，这个新图跟旧图的横坐标不变，都是失业率，但纵坐标就从货币工资变动率变成了通货膨胀率（见图10–2）。

图10–2

注：经济学家把货币工资变动率改为通货膨胀率，表示通货膨胀率越高失业率越低。

这时经济学家又往前迈了一步，他们把问题理解为：根据英国的统计数据，失业率跟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反向的关系，通货膨胀率越高失业率越低，失业率越高通货膨胀率也就越低。

出于这样往前迈了一步的理解，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制造通货膨胀是对付失业的一个有效措施。当出现比较严重的失业率时，政府就可以通过制造一点通货膨胀来解决问题。实际上，当人们真的付诸行动，真的制造出通货膨胀时，他们确实看到失业率有所下降。其原因就是我们在上一讲讲过的道理，每当发生通货膨胀时，新增货币的扩散和人们对通货膨胀来临的认识是需要时间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就会被迷惑，做出错误的决定。

通货膨胀刚开始时，餐厅老板发现他的客源不断，最开始他不太相信，觉得这可能只是一两天生意好而已。一个星期以后，老板还是不敢轻举妄动。但一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三个月以后，老板终于被自己说服了：“这真的是我们经营有方，我们应该扩张，多招人、多开分店。”

这时，被制造出来的通货膨胀开始有了“正面”的效果：雇主开始招人，人们的收入增加，消费也增加，失业率下降，人们期待的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对付失业的想法实现了。

但问题是，上一讲我们说了，货币像蜜又像水，它在开始的时候像蜜，但它的分布是不均匀的，能够误导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向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体扩散出去。人们逐渐明白，这只不过是一场通货膨胀而已，我收入增加的同时，我的人工、铺租等成本全涨上去了。

终于有一天，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以抑制通货膨胀时，我需要的资金就接续不上了，招来的人可能就要被解雇。这时，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那条优美的曲线、亦步亦趋的反向关系，就会被打乱。

换句话说，如果人们对通货膨胀预测的能力在提高，那么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减少失业率的努力，就会越来越不管用。

以通胀对付失业可能出现滞涨

1968年，两位经济学家——其中一位是我们熟悉的弗里德曼，另外一位是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分别发表了论文，他们认为，从长期来看，不存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反向关系。

如果政府反复地使用通货膨胀来对付失业，失业率就降不下去了，到时候有可能会出现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同时并存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滞胀——既存在通货膨胀，又存在经济停滞的现象。

果然，他们说中了。

图10–3是美国、英国和加拿大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关系曲线。我们会发现，早期在经济学家预测的模型当中的那条优美的倾斜向下的曲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好像蜘蛛网一样乱七八糟的曲线，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了。

图10–3 通胀率和失业率的关系曲线

资料来源：Brian Snowdon, et.al., A Modern Guide to Macroeconomics, 1994。

弗里德曼是在1968年预言滞胀的可能性的，仅过了两年滞胀就出现了。他因此名声大振，在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另外一位和弗里德曼同期发表相同观点的经济学家埃德蒙德·菲尔普斯运气就没那么好，到了2006年，也就是30年后他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到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从长期看，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也就是说，不论通货膨胀率多高多低，失业率或者就业率都是一个比较固定的常数。

思考题

当一个社会出现了比较高的失业率以后，政府应不应该有所作为？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呢？

经济周期｜聪明人彼此不同意

第108讲 | 奥地利学派看经济周期

自从1929年美国发生大萧条以后，世界各国都经历了大大小小的经济周期，这使得经济学界产生了一个持久且迫切的需求，那就是研究经济周期，并探讨人们能否通过人为干预来调节经济周期。

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周期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学派，最著名的包括奥地利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等等。

这些学派希望通过宏观经济调节达到以下几个目标：

第一，消除经济周期，实现生产、就业、财富的稳步增长；

第二，实现低的或者平稳的通货膨胀率；

第三，实现高的就业率，所有的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能被充分地调动起来；

第四，实现生产力和GDP的高速增长。

对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不同的学派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我们这个单元会逐一介绍这些学派的观点。这一节首先要介绍的是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的兴起

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学的贡献非常大，它提出的一些基本概念已经成为经济学理论框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内容太重要了，以至于没人再说这是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了。

奥地利学派最早是经济学家门格尔和他的学生庞巴维克（Eugen Bohm–Bawerk）共同创立的。而“奥地利学派”这个名称则是由他们的理论对手——当时德国的历史学派——提出的。历史学派认为经济现象中不存在普世的规律，每一个经济事件都有它发生的独特环境。但是门格尔和庞巴维克却认为，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背后有一般性的规律，比如由门格尔总结的边际的概念，就具有很强的普世性。

当时门格尔和庞巴维克都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任教，德国的历史学派的学者就把门格尔这一学派戏称为奥地利学派，以嘲讽他们远离德语世界的学术主流。而事实上，奥地利学派之后就没继续在奥地利发展了，他们的研究方式、研究范围转移到了整个欧洲，其他不同国籍的学者也纷纷加入了这个阵营。

我们今天在讲奥地利学派时所指的经济学家，不仅仅包括来自奥地利的门格尔、庞巴维克、哈耶克、米塞斯，还包括英国的经济学者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甚至包括美国的学者费雪、布坎南、科斯和图洛克等。奥地利学派指的不再是学者的国籍，而是一种特有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奥地利学派的基本主张

奥地利学派有什么基本的主张呢？

第一，只有个人才能做出选择。今天我们看这个主张觉得理所当然，但是当年并不是这样。那时人们经常讲一个国家怎样、一个集体怎样，甚至一个部门怎样，仿佛一个国家、一个集体、一个部门都是能够思考的个体。事实上真正能够思考、能够行动的只有个人，只有个人才会有感受，才会有意图，才会采取行动。

第二，研究交易所在的市场是研究经济学的焦点所在。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交易，所有的交易都是在某个市场里完成的。市场里有不同的规则、不同的约束、不同的前提条件，不去看这些具体的情况，我们就没办法理解交易的本质。

第三，研究经济现象要研究人的动机，要了解相应的人文背景。我的一位经济学导师，奥地利学派的专家彼得·柏特克（Peter Boettke）就经常举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我们看美国纽约中央火车站，看里面的人不断地从列车里走出来又走进去，如果仅仅分析这些数据，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规律：人们每到7点钟就会走进一个盒子，这些盒子把人从城市的一头运到另一头，到下午5点钟这些盒子又会把人从城市的另一头运回这一头。但我们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到了周六、周日，这种现象就变得非常不明显了。我们只有明白人们周一到周五要工作、周六周日休息的这个人文社会背景，才能充分地理解经济现象。

奥地利学派关于经济周期的基本观点

具体到经济周期，奥地利学派有三个基本的观点：

第一，主张货币不是中性的。我们前面讲过货币像水也像蜜，货币从长远来看像水，它能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如果我们每个人的存款都加一个零的话，真实的经济体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关系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但这个过程却是漫长的。

在货币蔓延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过程中，货币像蜜，它对人的行为会产生引导的作用。如果政府发行货币的数量和过程不得当，就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误导。

第二，资本是异质的，不是同质的。也就是说资本有它独特的使用方式，它不能像金钱那样能够随时灵活地在不同的用途之间挪用，厂房、设备、大楼，乃至人力资本一旦投资、一旦形成，就不能轻易地转移到别的用途上去。奥地利学派的这个主张是说，错误的投资决策一旦做出，要修改就得花费很大的工夫，就要付出代价。

第三，各种社会机构和安排是人们共同行为的结果，而不是计划的结果。我们理解社会上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机制时，要明白这些机制不是单个人的设计，而是人们共同行动自然形成的结果。

根据这三点基本的方法论，奥地利学派是怎样看待在欧洲和美国发生的多次经济周期的呢？

奥地利学派看经济周期的起源

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周期的起源是政府过度发钞。

政府多印了钱，通过政府部门或者银行系统注入经济体以后，整个社会的货币流通量增加，短期内人们借钱就变得容易，借钱所需要付的利息就下降了。利息下降本身就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未来商品会更值钱。

我们在讲利息理论时讲过，利率是衡量人们耐心的一个指标，利率越高耐心越低，利率越低耐心就越高。真实利率如果下降，那就意味着人们觉得未来的前景更明朗，期货在今天看来就越值钱，于是人们就会觉得投资未来是有利可图的。也就是说，政府大量发钞会导致利率下降，尽管这种利率下降是暂时的，是名义上的，而不是真实的，但它还是会误导人们增加对未来的投资。

社会上一开始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制订长远的规划，筹措大笔的资金，雇用那些本来不会雇用的劳动力，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但这时政府增发的货币也悄悄地像蜂蜜一样，向整个经济体的每一个角落慢慢地渗透。尽管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人们还是开始感觉到物价在飞涨，钱即便挣了也买不到原来能买到的那么多东西了，人们迟早会恍然大悟，真切地感觉到通货膨胀来了。

这时政府就会遇到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继续增发货币，对通货膨胀袖手旁观，对民众的抱怨充耳不闻；要么顺应民意，放缓增发货币的步伐，甚至停止增发。事实上，没有哪个社会能忍受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政府迟早会采取行动，收缩货币的发行量。这时，当初人们制订的那些长远规划就找不到足够的资金来维持，资金链断裂、泡沫破灭了。这就是奥地利学派理解的经济周期发生的过程。

奥地利学派认为，要避免经济周期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政府抑制住乱印钞票的冲动。关于如何抑制政府乱印钞票，奥地利学派提出了两个基本的主张：第一是要回到金本位，第二是实施自由发钞制度。

奥地利学派建议之一：回到金本位

所谓金本位就是以黄金的数量为发钞的依据。奥地利学派认为在一个国家里或多个国家组成的经济体里，乃至整个地球上，黄金的数量是有限的、基本不变的。如果以黄金作为发钞的依据，就基本可以锁住货币发行的总量。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找一种世界上数量不变的东西作为发钞的依据，这样货币发行的总量也就不变了。

但事实上，金本位的想法并不能解决问题，原因在于：第一，经济体在发展，用金子所衡量的货物和服务本身在变化，因此物价不可能稳定。第二，金子的数量本身也在变化，如果将黄金作为货币的本位，人们去发现、开采，甚至人工合成黄金的积极性就会大增。

奥地利学派建议之二：实施自由发钞制度

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个主张是实施自由发钞制度。我们知道，货币本身的作用是度量衡的作用，因此货币越稳定越好。但如果货币由一家唯一的中央银行发行，这家银行由于缺乏权力的制衡，就可能滥用手上的权力。如果允许多家银行同时发行它们自己的钞票，这些不同银行发行的钞票之间就会存在一种竞争关系，谁乱发钞谁的货币就会贬值，谁的货币就不被人接受，就会被淘汰出局。

事实上银行自己发钞的做法在世界上有过很多的先例，到今天都没有完全停止过。中国以前不同的银庄之间发行的银票就是自由银行制度的一种体现，而今天流行的数字货币也是一种备受关注的尝试。奥地利学派的自由发钞制度或者说自由银行制度虽然实施的难度很大，但到今天仍然是彻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一个备选方案。

这就是在经济周期问题上，奥地利学派的见解。

思考题

让私人银行之间自由发钞，当然会形成一种自由竞争的态势，但即使今天钞票是由国家发行的，那么国与国之间不同的钞票本身，是不是也形成了一种互相竞争的态势呢？

第109讲 | 凯恩斯主义学派看经济周期

上一讲我们讲了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周期的看法，这一讲我们继续介绍凯恩斯主义学派对经济周期的看法。

师出名门的凯恩斯

顾名思义，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名称来自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凯恩斯于1946年去世，我想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会同意，如果他能活到今天，就一定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并不是因为他的理论完全正确，而是因为他的思想、观点激发了经济学家持久而广泛的探索。不管这些经济学家自己形成了什么派别，他们都会向那位最早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经济学家致敬。

凯恩斯出生在英国剑桥，后来到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学习，1905年取得数学学位。凯恩斯师出名门，他的两位老师，一位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他确定了需求曲线纵坐标是价格，横坐标是需求量；另外一位是庇古，我们在讲拥堵费时介绍过他的观点。

凯恩斯主义学派看经济周期

凯恩斯是怎么解释经济周期的呢？他说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姑且称之为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人们忽然都不消费了。人们不消费以后，如果经济体是灵活的，大家就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负责生产的人少生产一些，这样经济危机就不会出现了。

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当消费忽然下降以后，经济体里的很多安排不能马上做出调整，有些甚至非常顽固地保持不变。例如，饭店来的人少了，店主本来应该降价，但是菜谱已经印好了，要换菜谱是有成本的。于是店主就忍着不降价。

此外，需求降低了，生产减少了，本来应该给员工降工资。但涨工资没问题，降工资可就不容易了，这不仅仅是合约精神的问题，还会伤感情。这是工资难以降下来的原因之一。

工资难以下调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所谓“效率工资”的概念：老板故意把工资定得比市场的平均水平高一点。工资太高，就业率就不足，工厂外求职者的队伍就排得比较长，对在岗员工形成的压力就比较大，这样就可以逼迫在岗员工格外卖力地工作，加班加点也不敢抱怨。总之，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要靠工资水平的上下自由波动来减少失业率是困难重重的，市场并非传说中那么灵敏和有效。

总括而言，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社会的总需求降低、总消费下降，对就业、产量和价格这三者的影响不是对等的。由于每当出现需求不足的冲击时，价格的调整总是迟钝和缓慢的，因此真正受到冲击的是就业和产量，这是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

凯恩斯主义学派基本主张：加大政府开支

正是由于价格反应迟缓，市场没办法自行调整，政府就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在社会总需求不足时，代替人们形成需求，产生消费。人们不花钱政府来花钱，这样才能够渡过经济危机的难关。

因此，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基本主张是，政府应该逆经济周期而行，人们都在消费时政府就少采取动作；人们都不消费时，政府就应该积极消费、积极投资、积极生产。

这里要说明的是，凯恩斯本人其实是深信市场自行调节功能的，他指出一旦社会回到正常的状态，政府就应该停止干预，让市场机制自己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凯恩斯主义者关心的是要解决短期内出现的问题，尤其是短期内出现的失业问题，这时创造需求、制造就业机会就是政府的责任。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基本办法有两个：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是通过发钞的办法影响人们的预期，使得就业得以增加。当然发钞会引起通货膨胀，但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相信在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多发钞失业率就会降低，但后来发现这一招不管用了，市场出现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高涨——滞胀——的情况。

货币政策失灵后，凯恩斯主义者就集中主张通过财政政策进行干预，那就是政府花钱办大事。政府的钱从哪儿来呢？不准印钱，就只能通过收税或者借债的办法。这就解释了“二战”以后绝大多数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政府都债台高筑的现象。

“长远而言我们都将一命呜呼”

在互联网上有一段虚拟剧的短视频，浏览量非常高，很能说明凯恩斯主义的这种主张。在这个虚拟剧里，一个人跑到银行去借钱，银行的客户经理就跟他打听他的收入和债务状况。这个人已经欠债14万元，他每年的收入只有2万元，但开销达到了3.8万元，换句话说他在14万元的总债务之外每年还新增1.8万元的债务。

银行的客户经理听了说：“你这种情况，无论如何都不能把钱借给你。”这个人说：“那不行，不借钱给我，我活不下去，我太太会跟我吵架，家里的小孩儿也没人管了。”听到这里，银行的客户经理忽然眼前一亮：“你家有小孩？”这个借钱的人也眼前一亮：“对呀，我家有小孩！”

镜头一切换，27分钟以后，这个要借钱的人抱着他的3岁小孩，这3岁小孩就在银行的借款合同上乱写乱画算是签字了。

这个故事说的是，今天的人债台高筑，解决办法是让将来的年轻人来还债。

更有意思的是，这段视频最后镜头再一转，刚才这个借款人的欠债数额后面再加上若干个零，把万元变成兆元，就成了美国联邦政府实际的财务状况。

把今天的责任推给将来的人，这么做可行吗？这个国家长远该怎么办？凯恩斯的经典回答是：“从长远而言，我们都将一命呜呼。”他的意思是，情况很特殊，这次不一样，管不了那么远的事了。当然，人们随时都可以把“这次不一样”作为违反原则的理由。

思考题

在你看来，凯恩斯学派所主张的反经济周期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障碍和困难？

第110讲 | 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看经济周期

不同的学派对经济周期有不同的观点，这很像盲人摸象的故事：摸到耳朵的学派说这是扇子，摸到大腿的学派说这是柱子，摸到尾巴的学派说这像一根绳子。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主张，而我们只有全面地了解了各个学派的学说以后，才能真正理解是什么经济周期。

前两讲我们介绍了奥地利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对经济周期的见解，这一讲我们将继续介绍另外两个学派——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对经济周期的看法。

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之所以能够兴起，是因为有一些经济学家不同意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主张。

凯恩斯主义认为，之所以出现经济周期是因为人们不消费了，解决的办法是政府替人们消费。但货币主义者不这么看，他们构建了一整套理论来反对凯恩斯主义者。

货币主义学派见解之一：通货膨胀就是因为货币超发

货币主义学派有几个重要的见解，第一就是坚持货币数量论。

前面我们介绍货币数量论时，讲过一个公式：MV=PY ，即货币流通量乘以货币流通的速度，等于社会的平均物价乘以社会的生产总量。根据这个公式，影响物价水平的因素包括了货币流通量、货币流通的速度，以及一段时间的生产总量。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合作出版了一部经典巨著——《美国货币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 1963）。他们通过研究1867年至1960年长达93年的美国货币史，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货币流通的速度这些年基本没变，年度经济增长总量也基本没变，因此，根据上述公式，造成物价水平上升的决定因素就是货币流通量。通货膨胀是多发钞票造成的。

弗里德曼的名言是：“通货膨胀到处以及永远都是一种货币现象。”（Inflation is everywhere and always a monetary phenomenon.）

货币主义学派见解之二：货币长期中性

货币主义学派的第二个主张是货币长期中性论。

前面我们讲过，奥地利学派认为，货币在短期内不是中性的，它对人的行为和决策有引导的作用，对经济结构也会有影响。也就是说，奥地利学派认为短期内货币是蜜。但货币主义学派集中关注货币增发的长期效应，他们说货币长期而言是水。

货市主义者认为，当新增的货币流动到社会每一个角落以后，除了物价水平上涨，其他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长期而言，政府通过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的努力是无效的。

货币主义学派见解之三：制造通货膨胀不能降低失业率

货币主义学派的第三个重要见解，就是他们认为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应该是垂直的，制造通货膨胀最终不能降低失业率，由此他们也预言了滞胀这种现象的产生，即滥发钞票不仅不能消除经济的停滞，而且还会额外地制造通货膨胀。

货币主义学派见解之四：永久收入假说

货币主义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理论所做的第四个重要的攻击，就是提出了所谓的“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是人们忽然间不消费了。人们不消费，政府可以替他们消费。政府也可以给人们发钱，人们拿了钱就会去消费了。

但货币主义者认为，人们拿了钱也不会消费，他们说：“你一天消费多少钱不是根据你那一天的收入而定的，而是根据你对未来平均收入的预期而定的。”

如果你的月薪是2000元，忽然有人给了你1万元，你会怎么花这1万元？你会用这1万元买一瓶红酒，把它喝了吗？很可能不会，因为买一瓶1万元的红酒，跟你平时的饮食消费习惯并不相称。

如果你真的打算把这1万元用来改善自己的饮食，你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多买一些饮料、啤酒或者二锅头，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有滋有味，这样得到的效用才会更大。

美国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电视节目，电视节目的制作者找到了一家穷人，给这家穷人购买了所有富人应该有的东西，包括一栋房子、一辆好车和一些好衣服。

半年之后他们再回访这家穷人，你猜他们还住在那栋好房子里，还开那辆好车，还穿那些好衣服吗？没有，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卖了，把换来的钱平摊在更长时间的消费里，这样他们的满足感就更大了。

这其实就是我们前面在利息理论部分所讲的——在时间维度上平衡消费，才是人们提高幸福感的办法。

人们今天消费多少不取决于今天的收入，很少人会因为今天发了工资就大手大脚地把它全部花光，而在其他不发工资的日子里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人们的消费水平是根据他们的永久收入而定的。所以政府的短期刺激政策不会奏效。

我们在欧文·费雪的利息理论里就看到了清楚的“永久收入假说”的原型，弗里德曼把它再一次阐述出来，作为批评凯恩斯政策无效的理据。

弗里德曼的主张：将货币增长比例写入宪法

既然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那怎样才能抑制政府乱发钞票的冲动呢？

奥地利学派认为，要回到金本位或者要实施自由发钞制度。而弗里德曼提出的办法是要盯死货币发行增量。哪个政府都会忍不住乱发钞票，所以解决的办法是把货币增长比例写到宪法里去，谁也改不了。

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每年的GDP增长比例是比较确定的——2%、3%。根据这个比例，货币增长量也就是2%、3%，需要把这个百分比当作一个常数写到宪法里去。

具体写多少——是2%、3%，还是3.5%——不要紧，关键是要把它当作一个常数写到宪法里，谁都改不了，这样人们都能有一个明确的预期。这是货币主义者提出的对付经济周期的办法。

理性预期学派：政府管得越多，经济波动越大

在货币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经济学家还发展出了一个新的学派——理性预期学派。

这个学派跟货币主义学派非常接近，基本上接受了货币主义学派的主张。但他们进一步提出，人们不仅在决定自己的消费水平时是有预期的，会盯住自己的永久收入，而且在解读政府经济政策时也是有预期的，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如果社会上的失业率高涨，政府就去制造通货膨胀来对付失业率，那么第一次、第二次人们会真的以为经济变好了，开始增加投资多雇人，但试过一两次以后，人们就会形成更明确的预期，知道这只不过是政府对付眼前问题的花招，他们再做投资和雇人决策时，就会格外小心。社会上这样的人多了，政府的政策就会失效。

同样的道理，当政府看到社会上消费不足，发钱让人们消费时，人们就会逐渐明白，“政府发的钱不是白给的，迟早会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要回去，所以哪怕是拿了政府的钱也不能乱花”。这时政府的政策又失效了。

政府的政策之所以会失效，不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制定得不好，而是因为政府的政策会被人们的预期抵消。

政府的政策赖以形成的经济模型，其中的参数是会随着人们预期的改变而改变的。当人们一旦形成预期，那些模型就不起作用了。

而政府企图平息经济周期的措施，本身可能就会增加经济的波动，就像在一个嘈杂的环境里政府大喊一声“大家不要吵”，这句话本身可能就增加了噪声的分贝。

这就是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对经济周期的基本看法。

思考题

货币主义者主张，把每年的货币增长率当作一个常数写到宪法里面去，但我们知道，每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好比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幅度是比较大的。以不变的货币增长率来适应变化的国民生产总值，以不变应万变，这种做法可行吗？为什么？

第111讲 |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

我们前面几讲分别介绍了几大经济学派对经济周期的看法。关于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本原因，不同的经济学派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奥地利学派认为，那是乱印钞票造成的；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那是人们忽然不消费、总需求不足引起的；货币主义学派除了认为通货膨胀是政府印钞过多造成的，还提出了永久收入假说；理性预期学派更进一步认为，政府对抗经济周期的行动本身可能就增加了经济的波动。

这一讲我们将要介绍的另一个经济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the theory of real business cycle），则又往前走了一步，它甚至认为经济周期本身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政府连管都不应该去管。

冲击无处不在，经济周期是很自然的事

前面讲的几个经济学派都认为，经济周期之所以产生，是存在外部的冲击，或者说存在外生变量。也就是说，整个经济体运作本来是良好的，这时在它之外忽然来了一股力量，破坏了经济体本来应有的平衡，于是就产生了经济周期。

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却认为，经济学家所说的外生变量、冲击，其实是无所不在的，发生意外的冲击是我们真实生活里的常态。

干旱、地震、飓风、洪水，当然是一种冲击；新的科技发明、新的技术创新、新的市场营销手段、新的支付和结算方式，也是一种冲击；新的观念、风尚、潮流，也是冲击。

冲击无所不在，而经济体当中，每一个个体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对新的冲击做出反应。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所说的时间滞后、迟钝期。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一切被前面的经济学家描绘为调节缓慢、反应不够充分、市场无效的现象，其实都是正常的。

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库存、积压是合理现象

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有一个投资加速器原理，它讲的是，如果你家今晚来了几个客人，吃饭的人数增加了，理论上讲就应该多买一个电饭煲来应付新增的需求。

但电饭煲是一件耐用品，一旦投资了，你能确保家里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客人来吃饭吗？很可能不会。正因为很可能不会，人们才不会一有客人来家里吃饭就买电饭煲。反应过快是错误的、是不经济的，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停一停、看一看，对时局做个判断再采取行动，才是合理的。

正因为这个道理，当市场的需求增加以后，老板并不会马上多雇员工，相反他会先看一看，让原有的员工加班，加班成为常态后才开始增加工资，再没办法了才多招人。

同样的道理，市场里存在一定程度的库存、积压，房屋出现一定的空置，都是合理的现象。

有些失业现象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

再举个例子。假定有几个人一起烧砖、一起砌墙，其中三个人负责烧砖，一个人负责砌墙，他们的合作本来是天衣无缝的，三个人烧好的砖刚好让那个砌墙的人满负荷工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砌墙的那个人熟能生巧了，他砌墙的速度比以前快了，而烧砖的人速度并没有跟上。这时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时砌墙的人就会出现一段时间的劳动力闲置，在外人看来那就叫失业。

闲置的这部分劳动力该用到哪里去，一时半会儿是找不到出路的，他既不可能跑去帮别人烧砖，也不可能找份兼职干。只有当这种情况维持相当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才会逐渐地想出对策来，把那一部分闲置的劳动力利用起来。

如果在这以前，政府觉得出现了闲置的劳动力、出现了失业，应该管一管，从而刻意制造一些本来市场不需要的岗位让人们去做，让多余的劳动力去填充，这实际上是造成了浪费，妨碍了人们去寻找真正有价值的工作机会。

错误的商业决策也是经济衰退的成因

此外，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还认为，我们经历的很多经济衰退，其实都是由过去错误的商业决策造成的。

例如，在政府制造的通货膨胀之下，人们打错了算盘，做了过分长远、宏大的规划，招错了人，当政府开始悬崖勒马、抑制通货膨胀时，当然就会出现泡沫破裂、工程烂尾、人员解雇等现象。

但这些现象是由过去的错误决策造成的，错误已经造成了，后来发生的工厂停工、劳动力闲置和调整策略等现象，都是回归合理经济格局的一个必然的休整过程。

一个人得了病，去住院是正常的，住院当然是劳动力的一种浪费，但产生这种浪费的根源——得病——早就已经发生了，再阻止这个人去住院是于事无补的。所以不让那些本来应该失业的人失业，那也是错的，错上加错并不能变成对。

生活中到处都是冲击，要应付这些冲击，人们的反应不是即时的，而是滞后的，不是全面的，而是渐进的。这本身就是合理的。额外的干预不会解决问题，而只会产生新的问题。

这就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思想。这个学派的两位领军人物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在2004年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思考题

针对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真实经济周期学派的理论，你认为面对失业，政府应不应该袖手旁观、无所作为？为什么？

第112讲 | 聪明人为什么会彼此不同意

前面四讲中，不同的学派对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以及政府应采取的措施，都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这些不同的理论有时候是互补的，有时候是针锋相对的。但有意思的是，这些理论的领军人物，都先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在1974年获得诺奖；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在1972年、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在1981年获得诺奖；货币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在1976年、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在2006年获得诺奖；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1995年、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在2011年获奖；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在2004年获奖。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就是今天宏观经济学的局面。

看完这些大经济学家的理论，人们很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些聪明人会彼此不同意？

宏观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四大原因

第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宏观经济现象涉及的变量太多，而我们研究的宏观经济现象本身，数量又是有限的。

如果要研究的经济现象数量不够，而对经济现象产生影响的因素又太多，那么人们就无法厘清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经济现象。这就像我们解方程式，变量数比方程数多，这个方程组就解不出来。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经济学派建立了一种宏观经济学理论，也有一些历史数据的支持，这种理论看上去是自圆其说的。但只要我们把视野放宽一点，把这种理论多放到几个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去看，就会发现它好像说不通了。每个学派都截取了一段对自己的理论有利的历史，但事实上他们的理论也就仅仅适用于这一段历史。

第二个原因，在于宏观变量本身是一些加总的变量，这些变量之间未必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例如在微观经济学里讨论的需求和供给，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一个产品的价格发生变化，需求量就会发生变化。但是到了宏观经济学中，如果我们考虑的不是单个产品的需求和供给，而是考虑整个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这些变量之间就未必有清晰的因果关系。

观念越宏大，就越不清楚，既难以被证实，又难以被证伪。这是宏观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第一个原因。

第三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会形成预期，会产生对策。

知识和信息不仅会影响人的行为，更重要的是，知识和信息本身就存在一个增长的过程，它们本身就是不可预测的。在这些不可预测的知识和信息的影响下，人的行为也会变得不可预测，这当然就增加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难度。

第四个根本原因，是人类恐怕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应付不确定性。

凯恩斯不是职业经济学家，而是英国上流社会的名人、记者、政府官员和投资家。他在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从此开创了宏观经济学这个学术分支。这本书到今天，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你到美国的书店去看，不管书店有多大，不管经济学的书架有多小，里面一定还放着凯恩斯的这本《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它到今天为止还是畅销书。尤其到了经济出现剧烈的波动，人们看不懂经济的走势，感到眼前迷茫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起这本书，他们就会拿起这本书，他们就会讨论这本书。

为什么在高度科学化、数学化的经济学已经占领了大学的经济系和研究所，成为行业的标准的今天，一本用日常的语言书写，带有文学的笔触，以一位记者观察生活的视角写成的经济学散文，会有这么强的生命力呢？

世界上不仅存在风险（risk），还存在不确定性（uncertainty）。所谓的风险是那些我们能够用数学的方法来计算的或然性，你掷一个骰子，有多大的可能出现1，有多大的可能出现2，这是我们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而不确定性，指的是那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比如500年前的人可能根本就没想象过互联网、人工智能、无人驾驶这些事情，所以根本谈不上去计算这些事情发生概率的问题。

凯恩斯的直觉非常准，他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就用他独特的语言来描述这种现象。在他的著作里，这种难以名状、难以刻画、难以衡量的不确定性被称之为“动物精神”。他说正是由于这些莫名其妙的原因，人们的需求忽然下降了，经济不发展了，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要鼓励人们去消费。

当人们面对不确定性的冲击，当他们发现用精准的数学根本无力招架、无法应对的时候，他们就只能诉诸直觉、比喻、经验、自信以及勇气。这是宏观经济学真正深不可测的原因。

宏观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八大问题

宏观经济学家争来争去到底争什么呢？我找到了一个表格，纵向有8列，指的是宏观经济学家争论的8个大问题；横向有7行，代表的是7个经济学派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因此表中总共有56种不同的观点（见表10–2）。

这八大问题是：

第一，经济周期当中存在波动的根源是什么？

有些学派认为是消费忽然不足，有些学派认为是政府印钞过多，有些学派认为到处都是冲击——大自然给我们冲击，科技文化给我们冲击，政府政策也会给我们额外的冲击。

第二，人究竟能不能够形成预测？

有些学派认为人是聪明的，能够形成预测；有些学派认为人是短视的，不会形成对策。

第三，价格能不能够灵活地进行调整？

有些学派认为，价格调整存在着很大障碍，价格是刚性的，相对僵化，存在着所谓的菜单成本。但另外一些学派却认为，价格的调整是非常灵活的，不存在所谓的菜单成本。他们举例说超市里的商品成千上万，要调整它们的价格也就是键盘上按几个键而已。

表10-2 不同学派对宏观经济学问题的看法

资料来源：Brian Snowdon, et.al.，A Modern Guide to Macroeconomics, 1994。

第四，市场结构本身能不能够做出灵活的调整？

有的学派认为可以；有的认为不可以；还有的学派认为虽然开始时难，但将来会越来越容易；也有的学派认为资本本来就是抑制性的，一旦做出了投资，资本就很难转为其他的用途。

第五，市场到底是否存在均衡？

我们打开财经新闻，听宏观经济学家讨论问题时，发现他们一天到晚都说这个失衡、那个失衡。这时，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天天都失衡，到处都失衡，那世界上失衡就应该是常态，不存在所谓的均衡吧？

针对这个问题不同的学派也有不同的观点。例如，一个社会到底能不能够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学者认为，能够通过政府的干预实现社会的充分就业？但货币主义学派则认为，失业是一个常态，任何社会都存在一个自然失业率，要把真实的失业率降到自然失业率以下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第六，经济周期持续的时间到底是长还是短？

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经济周期都是短期的，政府只要稍加干预经济就能够恢复常态，这时政府就可以停手了，自由市场就可以正常运作了。但有些学派却认为，经济周期一旦发生，它要调整的时间就很长。

经济周期持续的时间长短，也就影响了这些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政策的态度。

第七，到底应该采取相机的政策，还是规则化的政策来对付经济周期？

所谓相机的政策就是见机行事，有什么样的情况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而主张通过规则来处理问题的经济学家却认为，政府官员很难做到就事论事，相机对策反而会增加波动，要用一成不变的制度来应付变化。比如货币主义学派就主张，把货币增长率写到宪法里去，以不变应万变。

第八，收入政策到底有效无效？给人们发钱人们会不会把钱花出去？

凯恩斯主义学者认为会；货币主义学派认为不会，人们只会根据永久收入预期来决定他们的消费水平。

所有这些都是聪明人彼此不同意的原因。不能怪经济学家见解太多，只能怪问题太难了。

宏观经济学家的六大共识

当然，经过这么多年的争论，宏观经济学家还是达成了一些共识：

第一，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主要靠供应方面的因素。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还是要看它的生产力。

第二，短期的经济波动，往往来自需求方面。例如人在消费时表现出的非理性，货币流通量变化对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引导作用，政府短期的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影响，等等。

第三，从长期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替代关系，也就是说不可能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降低失业率。

第四，从长期看，货币增长率决定了通货膨胀率，滥印钞票迟早会造成通货膨胀。

第五，政府试图微调经济周期是做不到的。我们前面说过，要调节经济周期，就必须面对一系列的时间滞后。从发现问题到提出方案，到具体实施，到这些具体措施能够奏效，存在着一连串的时间滞后，微调是不可能的。

第六，大家普遍接受了“人是有对策的”这一观点。这其实是物理世界的研究方法，与人类社会的研究方法之间的根本区别。这样大家就从过去的控制论角度（觉得这个社会是可以通过政府来控制的），转化为博弈论的角度（觉得政府只不过是众多玩家中的一个）。学者要解决的问题不再是怎么控制这个社会，而是怎么让社会达到更好的协调。

思考题

请你举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既针锋相对又言之成理的例子。

公共选择｜选举未必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

第113讲 | 选举由中间派说了算

我们都知道选举是一种政治行为，它跟经济学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经济学家很早就开始研究选举问题了。

这一讲我们就介绍一下从经济学的角度是如何看待选举问题的。我们先从简单的模型开始。

市场与投票在公共选择中的区别

假定有三个人，他们决定一起去吃午饭，但是他们对吃午饭的开销有不同的偏好。第一个人喜欢吃便宜的午饭，5元钱刚好，离5元钱越远——不管是便宜还是贵——他越不喜欢。第二个人认为10元钱刚好，离10元钱越远——不管是便宜还是贵——他越不愿意。第三个人喜欢吃贵的，最理想的是吃50元钱的午饭，离50元钱越远——不管是便宜还是贵——他越不满意。

这样他们就构造了一个三个人的团体，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所谓的单峰偏好，也就是他的理想状况是一个点，公共选择的结果越是接近他心目中的这个点他就越满意，越是远离这个点他就越不满意。

在市场当中遇到这样的选择时，这三个人最终会吃多少钱的午饭呢？我们在讲科斯定律时说过，谁使用的价值最高权利就归谁。吃午饭的三个人中谁的出价最高？第三个人，他愿意出50元。

这时他可以花钱把选择吃午饭的权利买下来。假设他选择吃一顿20元钱的饭，这时第一个人只愿意出5元，这20元的饭钱，还缺的15元就由第三个人来补。第二个人只愿意出10元，第三个人也补给他10元。第三个人向第一和第二个人购买了他们手上的选票以后，还能剩一笔钱来提高他午餐的质量。

通过选票的买卖，三个人皆大欢喜，这是公共决策的问题放到市场当中产生的结果。简单地说，如果用市场的方法来解决公共选择的问题，那么公共选择就会落在大家都愿意出的那个价格的平均数上，这三个人愿意出的价格加起来是65元，三个人分摊，最后午餐的质量由平均数决定，20多元。

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在市场中才会发生的事情，在政治生活中、在选举中选票是不准买卖的。如果选票不能买卖，这时这三个人的午餐就要采用投票的方式，少数服从多数。

低端的一个人说出5元钱，高端的一个人说出50元钱，他们说了都不算，唯独中间那个人说了算，因为无论他朝低端倾斜还是向高端倾斜，他们都能够组成大多数。结果三个人共同吃的午餐价格就接近中间那个人的偏好——10元钱。

简单地说，在投票的情况下，公共选择的结果相当于中位数，由中位数决定；而在市场里，公共选择的结果则由平均数的位置决定。

赢得中间投票人支持，就能获得选举成功

经济学家就是从这个简单的模型开始，对政治选举进行经济分析的。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政治选举所要考虑的选择、内容以及选民意愿，要比简单的吃一顿饭花多少钱的问题复杂得多。

每一个政党都有非常复杂的政纲，这些政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人们要做的公共选择的数量哪怕不是无限的，也是非常庞大的。

但是，人们实际上不可能有足够的精力和金钱，来对这些选择逐一投票。所以政治的现实是，人们只能够在若干个数量极其有限的套餐里做一个选择，而最后能够脱颖而出参加政治选举的政党数目不会太多，通常是两个，三四个已经很多了。人们不可能全盘接受任何一个候选人、候选政党的全部政纲，只能妥协。

这些妥协本身就是一个人内心的选票买卖的过程：哪件事更重、哪件事更轻，哪件事值得坚持、哪件事可以放弃，我们在内心已经做了一番权衡。

在任何一个选举中，不管那些参选人的政治理想原来是怎样的，只要他们想获得胜利，在竞选中存活下来，就必须选择那些能够讨好中间选民的政纲。这是政治选举的经济学分析当中非常重要的中位数投票人原理，也就是说要获得最大多数的支持，参选人就要去迎合那些中位数者的偏好。

“中位数投票人原理”的重新发现

在当代，中位数投票人原理是由经济学家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在1948年重新发现的。所谓重新发现就是，在16世纪时，法国数学家就发现了这个原理，但是这个原理被埋没了很多年。布莱克发现以后，1957年，另外一位经济学者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把它写到了对民主进行经济分析的经典著作里，这本著作的名字叫《民主的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 1957）。

这本书的意义非同一般，因为在这本书以前人们都相信政治家攀比的是他们的政治理想。哪位政治家好、哪位政治家差，区别在于他们的政治理想谁的更高远、更伟大。

但自从中位数投票人原理被清楚地提出来以后，人们对政治选举的看法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政治家的理想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能够满足中位数投票人的偏好。只有满足中位数投票人偏好的政纲，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持这种政纲的候选人才能获得选举的胜利。

过去人们以为，政治家是为了实现他们远大的理想而参加竞选的；现在人们明白，政治家是为了赢得选举而去刻意剪裁他们的远大理想，因为只有讨好中间投票人的政纲，才能在大多数人说了算的选举中获胜。

思考题

在所有的选举当中，我们要追求、要满足的都是大多数人的意愿。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真的存在大多数人的意愿这回事吗？为什么？有哪些社会目标是真的符合大多数人意愿的呢？请你举两个例子。

第114讲 | 阿罗不可能定律

“大多数人的意愿”，听起来是个不言而喻的概念，但经济学中的阿罗不可能定律告诉我们，它可能根本没有确切的含义，或者说什么含义它都可能代表。

选举不一定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

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1921年出生，2017年去世，一直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是最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之一。

阿罗不可能定律，是指在人们有多种不同选择的情况下，选举不一定能够反映出大多数人的意愿。这个观点，18世纪的两位法国数学家孔多塞和波尔达就曾经提出过，但提出之后，他们的著作就被湮没了，很多年以后才被重新发现。到1950年，阿罗用严谨的数学方式把这个思想又阐述了一遍，后人就称之为阿罗不可能定律。

我们前面在讲选举时假定人的偏好是单峰偏好，也就是说人只有一个幸福点，离这个幸福点越近就越满足，离得越远就越不满足。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不止有一个幸福点。

如果一群人中的每个人都有两个幸福点，那么投票时会发生什么情况？比如一个单位里有三个人，他们要在三个地方中选一个去开公司年会，这三个地方分别是最热的夏威夷、最冷的芝加哥和气温中等的华盛顿。

这三个城市在三个人心目中的排序分别是：

第一个人觉得夏威夷比芝加哥好，芝加哥又比华盛顿好；

第二个人觉得华盛顿比夏威夷好，夏威夷比芝加哥好；

第三个人觉得芝加哥比华盛顿好，华盛顿又比夏威夷好。

如果我们组织一次选举，让这三位选民在夏威夷和芝加哥之间做出选择，第一位和第二位候选人喜欢夏威夷多于芝加哥，那么根据他们的偏好，夏威夷得两票，芝加哥得一票，夏威夷获胜。同样，如果让这三位选民在芝加哥和华盛顿之间做选择，那么芝加哥会获胜。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让这三位选民在华盛顿和夏威夷之间做选择，这时华盛顿会获胜（见表10–3）。

表10–3 阿罗不可能定律

注：

选举1：夏威夷与芝加哥2∶1

选举2：芝加哥与华盛顿2∶1

选举3：华盛顿与夏威夷2∶1

含义：

1.多峰偏好或多议题导致选举循环的产生；

2.议题设置和选票交易是两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以打破这一循环；

3．“大多数人的意愿”可能是个无意义的概念；

4.会议召集人和会议议程至关重要。

在这三次选举当中，夏威夷、芝加哥和华盛顿都分别获胜了。这三个不同的城市面对的是同样的选民，在选举中也没有任何作弊的行为，每个人都如实地做出自己的选择。但即便是这样，他们也选不出到底哪个城市才是最合适的。三个城市都有可能获胜。

到底哪个城市获胜，完全取决于这些选举是怎么组织的。他们面临的选择是什么，被选中的城市就是什么。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说“选举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意愿”。如果真的举办这样的选举，每一个人都会认为，只要自己的意愿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符合大多数人意愿的。但阿罗不可能定律指出，在特定的情况下，要选择真正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意愿的那个选项是不可能的，选择的结果其实是循环的。实际上，不同的问法就决定了不同的答案，并不存在什么大多数人的意愿这一说。

已经被暗中决定的投票结果

人们可能会说，在现实生活中不论是花多少钱吃饭、到哪儿开公司年会，还是确定公司未来的方针政策，我们都没遇到过这种循环不已、选来选去找不到最佳答案的情况。

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图洛克写过一篇文章来解释和回答这个问题，题目是《为什么这么稳定》（Why So Much Stability, 1981）。它的意思是说，阿罗不可能定律预测的是一个动态的结果、议而不决的结果，但现实生活中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就在于，每一次人们投票决定一件事时都有一个会议召集人或者议程设计者。他设计了怎么问别人，设计了选举方案和选举选项，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把选举的结果暗中定下来了。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的经验：虽然开会是民主的，虽然大家都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虽然最后都是投票表决，但是那个会议召集人、主持会议的人实际上才是最重要的角色，因为投票的结果在他选择投票方案时就已经被决定了。

投钞票可对偏好轻重做出排序

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要逃避阿罗不可能定律所预言的这种循环，除了确定一位会议召集人，确定一个固定的会议程序以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要让人们投选票，而是投钞票。

我们让选择芝加哥、夏威夷和华盛顿的三位投票人，分别为这三个城市标上价，说他们愿意出多少钱去这个地方开会，愿意出多少钱去那个地方开会。只要把这个价格明确地标出来，一汇总，最受欢迎的城市就出来了，而且这个选择是一个确定的答案，不会出现循环。

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那就是用选票投票和用钞票投票会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用钞票来投票不仅能反映出选民对不同选项之间的排列顺序，还能反映出他们对不同选项偏好的轻和重，因为不同的价格能够反映出量的不同。而用选票投票，只能反映出人们对不同选项之间偏好的顺序，却没办法反映出他们偏好之间的轻重。

思考题

在你所在的机构，会议召集人是怎么确定的？他们对会议讨论的结果有没有起到主导的作用？

第115讲 | 民主为何会产生不良经济政策

本书批评过许多公共经济政策，包括价格管制、准入管制、最低工资制、同工同酬法和贸易保护主义等。读者不禁会问：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既然那么多的经济政策都是低效或无效的，甚至是起反作用的，为什么这些经济政策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采纳、被执行呢？而且执行和采纳这些政策的往往还是那些民主国家呢？

传统公共选择学派的理由

对于民主为何会产生不良经济政策这个问题，传统公共选择学派提出了两个可能的理由：第一个理由，选民是无知的；第二个理由，选举的机制有问题。

理由之一：选民是无知的

很多人都相信民主是最好的制度。在民主制下大家可以公开地讨论，对公共政策进行辩论，人们迟早会认识到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人们对民主有一个基本的信念，那就是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是对的。为了让大众尽快地接近真理，那些掌握了更多信息、更多社会运行规律的人应该尽量地给普罗大众普及教育。人民被教育好了，民主也就健全了。

按照这个逻辑，在民主制下要产生好的经济政策，关键是要对人民进行经济学的教育。

第一位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他说：“只要由我来写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在乎谁来制定国家的法律，谁来起草缜密的条约。”萨缪尔森最看重的就是经济学的教育。

我们熟悉的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持有同样的想法。弗里德曼从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直到2006年去世，整整30年，利用公众媒体做节目、写专栏，用简洁的语言、生动的例子向大众传播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但结果怎么样呢？到晚年弗里德曼自己反思，他说拿今天跟30年前比，人们只不过是在口头上更接受市场了，嘴上说得好听，但在实际政策上却没有多少改进。

事实上，对人民进行经济学的教育，改善人们经济知识的普遍匮乏，从而改变不良的经济政策，这往往只是学者们一厢情愿而已。

当然，除了经济知识的匮乏，选民的政治知识也是相当贫乏的。在美国有持续的跟踪研究，比如不到一半的人能够在一帮政治家当中认出谁是副总统，不到1/3的人知道国务卿是谁，也有不到1/3的人知道自己家乡的参议员是谁。

总之，选民无知导致了不良的经济政策，这是一种解释。

理由之二：选举机制天然容易被利益团体操纵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选举机制天然地对利益团体有利。

先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侵入银行的计算机系统，在每一位存款人的账户上偷一分钱，那我一下子就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了。这时账户上损失了一分钱的人，他们会起来反对我吗？不太会，他们只要打一个电话、写一封信，付出的代价就已经比一分钱要多了。他们不值得联合起来反对我，但是我却值得这么做。

而一个国家的利益团体，他们也处于相同的格局中。凡是利益团体都是人数比较少，互相可见，得到的益处却非常大的一群人。他们利用公共政策赚到的钱，是全体人民付出的。

全体人民的特点正相反，他们高度分散，互相不可见，他们每一个人受到的损失也非常小，不值得联合起来，要联合起来成本也非常高。在这种格局下，那些有巨大利益的少数派就会有积极性去操纵选举的结果，让大多数分散的选民来承担代价。这就是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利益团体操控选举结果的理论。

唐纳德·威特曼的反驳

有一位叫唐纳德·威特曼（Donald Wittman）的经济学家，针对上述“选民无知”和“利益团体操纵选举结果”导致了民主制度下屡屡产生不良经济政策的理论，提出了严重质疑。威特曼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他秉承了芝加哥学派的传统，善于把市场运作的基本规律运用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市场机制能帮助人们做出明智选择

威特曼说：没错，在政治问题上选民是无知的，他们往往搞不清政治家谁是谁，搞不清楚政治立场是这个还是那个，搞不清楚那些跟美国打交道的国家具体在地球的哪个位置，但是这些无知都不妨碍选民做出正确的政治决定。

抛开政治，我们在市场上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人们对技术往往一窍不通，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买到一管好的牙膏、一台好的相机、一辆好的汽车，这是因为市场机制本身就提供了充分的帮助，让人们在无知的情况下做出明智的决策。

在市场当中，帮助我们做决策的，是厂商的品牌，是第三方的认证，是履行各种合约的制度安排。而威特曼说：所有这一切在政治领域也同样存在。

政党就好像一家公司，政党的名声就好比一家公司的声誉，它是通过多年努力而积累成的。党内对各位党员有纪律约束，这好比公司内部的品质管控程序。党外有好多新闻媒体、政治分析员、非营利组织、智库，都对政党的行为、政治家的一举一动进行着密切的监督。他们的行为稍有差池，就会被曝光，就会被放大。这跟市场体制里的消费者委员会、违约惩罚、侵权赔偿是一样的道理。

政治竞赛至少和市场竞争一样有力

对于很多人说利益团体是少数人赚了钱，大多数人付出代价，威特曼反驳说：

这种说法不完全对，既然有人能够通过占每一位选民的一点点便宜，从而获得巨大的利益，形成利益团体，那为什么就没有另外一些人，同样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形成另外一个利益团体，跟那些现有的利益团体做抗争呢？

众多利益团体互相争夺、互相抗衡，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机制。这跟在市场里商人们进行广告战、价格战、营销策略战一样，都是正常的情况。

在政治领域，选民不需要再了解政治哲学，不需要再了解军事战略，也不需要知道那么多的经济学原理，他只要看看候选人的眼神、说话的态度，有没有温暖人心的微笑，就可以投票做决定了，而这跟在市场领域，消费者不需要懂得多少科学技术原理，只要看看品牌和包装，看看那些美轮美奂的电视广告，就基本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一样。

民主制产生的经济政策就是选民要的

于是，威特曼得出了一个传统公共选择学派学者都不喜欢的结论，那就是：选民的无知不是问题，而民主决策机制也没问题。既然这样，“民主制度会产生不良的经济政策”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在市场和政治两个不同的场景里，人们都通过本质上非常接近的制度安排，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在有用信息比较少的情况下，做出了有效的选择。

威特曼的结论是：民主制度下产生的经济政策就是好的政策，因为它恰恰反映了聪明的、有理智的选民所需要的经济政策。这样，人们对经典的公共选择问题——民主为什么会产生不良经济政策——的研究就陷入了困境：民主制度没毛病，选民要什么政策，就得到什么政策，批评民主体制下的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们可以休矣。

布赖恩·卡普兰的“理性胡闹”理论

这时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站出来提出了他的解释，这就是乔治·梅森大学的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教授。他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唐纳德·威特曼提出的观点——政治的决策机制本身跟市场的决策机制一样都是有效的——他说问题就出在一个细节上。

卡普兰的论证推理过程分以下几个部分。

普罗大众的经济学认识有系统性偏差

卡普兰通过研究指出，大众的经济学认识是有系统性偏差的。他获得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数据库，在这个数据库里，有1500位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美国人，回答了30多个常见的经济问题。

这1500人具备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特征，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收入阶层、不同的党派等等，而这1500人当中，有250位是拿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

卡普兰发现，这250位受过系统经济学训练、拿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对这30多个问题的回答跟其他人有着明显的差别。经济学家是一群看问题非常特别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不可替代，原因就在于他们受过经济学的系统训练。而其他人对一系列常见的经济问题，都存在着大量的偏见。

这些偏见归纳起来有四点：

第一，排外偏见。大多数人都认为，很多经济问题是由外人造成的，这些外人要么是一个城市里的外来人口，要么是一个国家以外的其他人。他们跟经济学家相比，往往不能理解外人对本地人、本国人的福利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老百姓当中普遍存在的排外偏见，这解释了大量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挥之不去的现象。

第二，职位偏见。人们普遍觉得工作岗位像桌子、椅子一样，看得见、摸得着，也会流失到海外被外国人占有。正是因为这样，人们普遍欢迎那些把就业机会留在本地的经济政策。

第三，反市场偏见。人们对供求的关系、对价格的作用，往往理解得不够深。这造成了很多人虽然口头上说赞成用价格进行调整，但每次遇到具体的问题，他们往往会反其道而行，欢迎那些价格管制的政策。

第四，悲观偏见。人们总是记得失业的感受或者非常担心失业，他们对现状往往不满，对未来往往担忧，而对过去又往往只留下美好的记忆。结果是总觉得今天不如昨天，明天可能会更糟。

总的结论是人们对经济问题普遍抱有偏见。

任何个人的选票都无法改变选举的结果

我们前面说过，在选举当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中间选民，非中间选民所投的票，对选举的结果没有太大影响。

成为中间选民的概率，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参选人赢得大选的概率。参选人之间赢得大选的概率越接近，成为中间选民的机会就更大；而基本上已经是一面倒的选举，谁都不太可能通过自己的一票力挽狂澜。

第二个因素是选民的人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9位法官对一个案子做出判决，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成为中间投票人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是一个国家几千万甚至上亿的选民，要成为中间投票人的机会就非常渺茫了。

在现实的民主选举中，任何一个人去投票而刚好成为中间投票人，从而扭转选举结果的概率，任何一台计算器显示的结果都会是零。

图洛克教授就曾经说过：“安东尼·唐斯早就把我说服了，我在前往投票站的路上遇到车祸一命呜呼的概率，比我的选票改变了选举结果的概率要大得多。那我为什么还要折腾去投票呢？”

没有人可以通过参加投票来改变选举的结果。

市场决策与民主决策的根本区别

每当我们面临公共决策，比如“这个国家每年需要制造多少件蓝色西服”这样的问题，我们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决策程序，一种是市场决策，一种是民主决策。市场决策就是需求者用钞票来投票，需求者投多少钞票，生产者就生产多少蓝色西服。而民主决策就是选民用选票来投票，得票最多的生产方案，决定了应生产多少蓝色西服。

市场决策和民主决策这两种公共决策机制，一种是数钞票，认钱多少，另一种是数选票，认人多寡，这两种机制有区别吗？它们产生的选择结果，是会趋同呢，还是会分离呢？

对此，卡普兰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人们在做任何决策时，都要同时考虑候选方案给自己带来的功能上的好处，以及面子上的好处。

例如，在市场当中，我要买一辆车。到底是买一辆便宜的10万元的车，还是买一辆豪华的500万元的车呢？当然我知道，如果买一辆500万元的名贵跑车我会很有面子，但与此同时，我不得不考虑实际的功能、实际的效用和我要付出的代价。

最后我肯定得实际一点，说面子上的好处我就放弃了，买一辆10万元的车吧。这是由于在市场当中做决策时，自己必须为自己所做的决策承担全部的责任。

问题的关键点来了——在人们做政治选择时，也会考虑两个因素：第一是功能上的好处，第二是面子上的好处。

如果有人提议，让每一位国民都得到免费的医疗服务，你是否同意这个建议？从面子上来说当然要同意，同意了说明我们有教养、有爱心、有责任感，但实际后果是，如果人人都能享受免费医疗，那钱从哪来儿？

如果每位选民都得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财务责任——选赞成的就付费、选反对的就不用付费，那恐怕很多人都会选择反对。问题是，我们刚分析过，任何一位选民改变选举结果的概率都是零，所以每位选民都不需要像在市场里那样，为自己的选择负上财务责任。结果是，在政治选举中，人们会不惜代价地纵容自己在面子上的偏好。

是否需要为自己的主张负直接的责任，是市场决策和民主决策的根本区别。

在市场里，如果我们要买名贵的跑车，就要单独为此买单。在政治领域，我们不会因为支持人人都有免费的医疗服务，政府就会单独让我们付费，付与不付已经被决定了。

也正因为这样，人们在做经济选择时，因为自己要承担后果，人们就会变得理性；而在政治领域，由于每位选民都不需要对自己的政治主张直接承担责任，人们就会理性地选择不理性。用卡普兰的话来说叫“理性胡闹”（rational irrationality）。

因此，在讨论民主投票制度的优劣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经济学的这个重要而独特的视角：人们在需要承受代价的时候就会变得理性，在不需要承受代价的时候就会放纵自己的无知，就会放纵自己的感情和偏见，去支持那些无效的经济政策，让自己错误的观念、不负责任的观念对别人造成影响，产生巨大的外部负效应。

思考题

我们经常见到很多人，在处理私人事情的时候还是比较自私、喜欢斤斤计较的，但是一旦讨论公共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变得非常慷慨、非常大方，你能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吗？他们这样做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第116讲 | 关于收入再分配的戴雷科特定律

谈到众人互相影响的内在规律，就必须提到关于收入再分配的戴雷科特定律（Directon’s Law）。亚伦·戴雷科特是法律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最早对反垄断法提出了很多洞见，推动了法律经济学这门交叉学科的兴起。

戴雷科特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爱写文章，只爱说话，只爱参加各种讨论会，阐释自己的观点。他很早就提出了戴雷科特定律，但他总是不愿意写出来。直到1970年，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实在忍不住了，就把戴雷科特的观点写成了一篇论文，让它流传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篇论文的题目就叫《关于公共收入再分配的戴雷科特定律》（Director’s Law of Public Income Re–distribution, 1970）。

对收入再分配政策的传统批评

过去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政府承担着财富再分配、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能够把社会中有钱人的收入征收一部分，给社会中最穷的人使用。直到今天，每当人们讨论收入政策时，大家仍然会说：有钱的人不在乎多赚那么一点钱，但穷人有这一点收入就会很高兴，幸福感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所以财富再分配能够使得社会总幸福得到提高。

真是这样吗？我们在前面讲价格所提供的独特作用时就讲过，人与人之间的效用不可以进行横向的比较和加总。张三家的老大、李四家的老大，不一定比王五家的老二年纪大，好多穷人的效用之和不能简单地与一个富人的效用做比较。通过计算社会总效用的办法来支持或者反对任何一种公共政策，都是缺乏合理依据的。

这是传统的对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批评。

戴雷科特定律：收入再分配，真正得益的并不是穷人而是中等收入的人

但戴雷科特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批评。

他说事实上，政府在进行财富再分配时也不像大多数人以为的那样，钱从最有钱的人口袋里到了最穷的人口袋里。相反，每当人们通过选举、通过政府的行为进行财富再分配时，真正得益的并不是一个社会中最穷的人，而是这个社会的中产阶层。中间的人得益了，而付出代价的往往是这个社会中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个社会最穷的人，他们的知识、时间、精力致使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参与往往很不够，他们根本没有意识、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源替自己说话。而社会当中最有钱的人，他们也不屑于过多替自己说话，他们不在乎多交那么一点税收。而社会中处于中等收入的阶层，他们有很大的积极性，他们有很强的动机和能力，通过选举为自己说话，为自己办事。结果是社会上最富和最穷的人，共同补贴了社会上的中产阶级。

这就是关于收入再分配的戴雷科特定律。

关于戴雷科特定律的常见案例

公共教育

怎么理解戴雷科特定律呢？我们先举个例子。好的大学，拿到大笔的政府资助后，向成绩好但家境比较贫困的学生提供奖学金甚至免费教育，这时候，谁能得益？是那些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家庭的孩子得益。最穷的孩子根本得不到相应的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论怎么考都考不上那些好的大学。

而那些极其富裕家庭的子弟，他们的选择很广泛，不一定会跟大多数人争夺公共教育资源。结果政府对教育的资助，往往帮助了那些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而不是最需要帮助的赤贫家庭的孩子。

公共医疗服务

公共医疗服务也是如此。政府对那些好医院进行资助，谁能够享受这些医院的服务？是那些住在大城市、离这些好医院很近的人。而离好医院近的地段，房价本身就已经比较高了。因此医疗服务享受得最多的，往往是那些交税的比例比较低，但又住得离医院近的中等收入阶层。

社会保险与养老金

社会保险与养老金也一样。表面上看，所有人交了一定年限的社会保险，在退休后都能够拿养老金了，这是公平的。

但实际上穷人早早出来工作了，他们早早就向国家交纳社会保险金了。等到领养老金的时候，富人活得比他们更长。

最后的结果是财富从穷人那里转移到比他们更富裕的阶层那里。

免费高速公路

政府资助建设免费的高速公路，所有的人都出钱。每一位劳动力不仅要支付收入所得税，也要支付他所在公司的公司税。真正的税负是分摊到每一个人身上的。

而高速公路免费，最后得益的是有私家车的人，经常开车去上班、出去旅行的人，财富又一次从大众的手中转移到中等收入阶层了。

廉租房与廉价房

廉租房、廉价房也是一样的道理。政府占用土地修建一些所谓的廉租房，出售一些所谓的廉价房，但这些房子并不是最穷的人能够租得起、买得起，或者有资格获得分配的。

符合买房、租房和分房条件的人，都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相对而言，他们是社会当中的中等收入阶层，最穷的人、赤贫的人往往只能望洋兴叹了。

思考题

在所有关于帮助社会里面最穷的人的那些政策建议当中，你认为哪些政策是最有效、最能帮助最穷的人脱贫的？为什么？

第117讲 | 脱贫致富之路知易行难

我们虽然知道一些国家贫穷、一些国家富裕，但是这些国家为什么贫穷，另外一些国家为什么富裕，当中的原因，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到现在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让穷人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才是最重要的

不仅如此，经济学家有时给出的答案甚至是错误的。我们前面在讲慈善为什么会失效时，介绍过威廉·伊斯特利的一本书——《白人的负担》，这里我们要介绍的是他的另外一本书《威权政治》（The Tyranny of Experts , 2014）。

在历史上，向贫困宣战的政治家、慈善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不在少数，但是他们都没有真正成功过。有的学者和慈善家认为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穷人缺乏一些脱贫致富必需的技术和设施，只要有了这些技术和设施，他们就能够改善生活，告别贫困。

在《威权政治》这本书里，威廉·伊斯特利举了一个又一个的例子。他提醒我们，专家们可能忘记了，在给予技术支持、设备支持、资金支持时，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那些穷人发挥他们自己的能动性。

这应该是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当中最重要的一课。

制度设计上的一点差别，就能产生差异很大的结果

中国在短短的20年间就建成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高速公路网络。为什么中国能够迎头赶上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修筑高速公路的融资方式和美国的不一样。在制度上少许的区别，就会使结果产生重大的不同。

美国修筑高速公路的资金，是通过征收汽油税得到的，政府把收上来的资金再分配给不同的地区，修建当地的公路。而中国的许多高速公路是当地政府和当地的企业修建的，它们把路修好了以后，通过收路费的方式把成本收回来。

美国采用的是相对大锅饭的方式，而中国采用的是更接近于用者自付的方式。越是用者自付，用者就会越小心，到底该不该走这一段高速公路，司机心里就会反复盘算。而修路的人也会格外小心，对于公路如何建造会进行精准的计算。就这么一点制度设计上的差别，就能够产生很不一样的结果。

问题是，局部的规律性，我们能够通过一次一次的实验来验证，但要对更宏观的现象——比如一些国家长期落后的原因——做出一般性的概括，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为什么有些国家会成功，有些国家会失败

前几年有本书非常受欢迎，这本书是两位美国的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詹姆斯·罗宾逊（JamesRobinson）所写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2012）。

这两位学者分析了大量的实例，总结出有些国家成功、有些国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有些国家采取了包容性的政策（inclusive policy），有些国家采取了汲取性的政策（extractive policy）。

所谓包容性的政策，就是那些能够惠及所有的人，在社会中保持公正、公平，使得发展能够持续，使得所有人都能够和睦相处、发展自我的政策；而所谓汲取性的政策，就是那些通过垄断、专卖、市场控制等方法，把社会上的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经济政策。

两位作者洋洋洒洒写了厚厚的一本书，总结出来的就是这两个没有经过严格定义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看上去非常强大，能解释所有的现象，但仔细分析我们就能发现，它们的任何一种含义我们都能够找到反例。

例如，在很多实施民主的国家，人民依然是非常贫困的。在印度，有一些议员为了当选，甚至呼吁那些债务人不还钱。这显然是一种极其短视的政策，这种政策主张到底属于包容性的还是汲取性的呢？

而美国的许多垄断者，比如说洛克菲勒、比尔·盖茨，他们对人类的科技进步和物质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洛克菲勒让每一位美国人，哪怕是穷人都用上了煤油灯，让他们入夜之后的生活成为可能；比尔·盖茨则让个人电脑进入了每一个家庭。当然这些垄断者本身也集聚了大量的财富、前所未有的巨额财富。这到底是包容性的还是汲取性的呢？答案是不知道，因为这两个概念太空洞了。

枪炮、细菌和钢铁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一个国家到底是贫穷还是富裕，经济制度只不过是众多原因当中的一项，此外还有地理的因素、文化的因素、人群基因的因素、自然条件的因素等等。

每当我思考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为什么是贫困的，应该如何致富，又找不到答案时，我就会想起一部名著，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写的《枪炮、细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 , 1997）。

这本书分析了欧亚和北非的文明不仅能够存活下来，还侵略了别的地方的原因。

作者认为这些文明之所以可以这么做，不是因为这些地区的人聪明，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有道德，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基因更高贵，而仅仅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更适合生存，通过一系列的作用和反作用，他们的实力就超过了他们的对手。

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固有难题，就是分辨诸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以为是起因的现象，有可能是结果；我们以为是结果的现象，有可能是起因。上述这些对各种脱贫致富方法的研究，与其说告诉了大家答案，不如说告诉了大家为什么还没有答案。之所以还没有答案，或许是由于经济学家还不够努力，抑或是由于答案根本就不在经济学的范畴之内。

思考题

一个国家走向繁荣，更大程度是靠人们的理性思考，还是靠人们的运气？为什么？

第118讲 | 中国做对了什么

许多人都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14亿人脱贫致富，创造了经济奇迹。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固然是巨大的，但它是可以解释的。

所谓奇迹，指的是那些我们没有办法通过现有的知识去解释的现象，但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完全可以解释的，是合情合理、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当然，一个泱泱大国每天有无数人在做无数的事情，做错的事情肯定很多，但做对的事情和做错的事情互相抵消之后，还是留下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因此，着重去分析她到底做对什么，就特别有意义。

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就可以继续坚持做对的事情，也可以给其他的国家一个榜样，让其他有相似的处境、相似的问题的国家也一起脱贫致富，共同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这么伟大的经济成就，最重要的是做对了四件事情：

（1）给重要的资产确权；

（2）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

（3）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

（4）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国人民直接参与了国际化的大合作。

让我分别解释一下这四个关键的举措。

界定产权：以土地与人力资本为例

第一，确权。在一个国家里，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就是土地。在改革开放最初的时候，中国就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的核心思想就是把土地的经营权、管理权、收入分配权，从大集体转向小集体，甚至转向家庭。

这一下子就改变了农民的积极性，从余粮上缴变成只要上缴完固定的数量，余粮都归农民自己。农民成了剩余索取者，积极性当然大增。

这一点我们在讨论价格机制的时候讲过。价格有三个作用：第一是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第二是指导生产；第三是指导分配。

而第三点，指导分配，是最关键的。因为如果价格不能指导分配，多干活的人不能够在分配时多拿一点，拿好一点，拿得早一点，人们辛苦拼搏干什么？人们为什么要对价格做出反应？

如果价格不能指导分配，那么价格前面的两项功能也就会失效，价格就没办法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也没办法指导生产了。如何分饼会决定饼能做多大。

当然，我们后来在讨论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时候，在讨论谁来当老板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让那些很难衡量工作积极性、很难衡量工作投入的人拿剩余的产出。那么他们就会自己约束自己，自己激励自己。

这两部分的经济学原理，让我们充分理解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点。

当然改革开放以后，得到非常好的产权保护的不仅仅是土地一项，人们其他许多重要的资产也得到了强有力的保护。其中容易被人忽略的一点，是政府对人力资本的保护。

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高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都是政府和学校包分配、管就业的，也就是说，实际上人力资本的使用权和收益分配权不在个人手上。你可以想见，那个时候的人力资本怎么可能用得好。

当时四两拨千斤的举措，就是从政府包分配改为自谋职业。忽然间有了自由，当时很多人还感觉到彷徨，不知道怎么办好，还觉得包分配更好，有着落，不用自己发愁。

但人们很快就尝到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的好处，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一下子就提高了。人们上夜校、上函授大学、上成人大学，积极地改变自己，拥抱新的机会。当人们都这么做的时候，社会迸发出来的活力大得令人难以想象。

引入市场竞争：从认人的制度改为认钱的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做对的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引入市场竞争。当然，同时也就放弃了价格管制和票证制度，让价格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分配、娱乐和教育。

我们详细地讨论过“认人还是认钱”的问题。任何社会都免不了要采用这样或者那样的竞争机制，从而决出胜负，选出赢家和输家，只有这样才能控制无谓的竞争，才能治乱。

但问题是，不同的竞争规则就有不同的赢家、不同的输家，谁赢谁输甚至是可以预测的。所以要论公平，说不清楚哪种规则更公平。论资排辈、先到先得，按文凭高低来决定、按年龄大小来决定、按出身来决定、按职位高低来决定、按出钱的多少来决定，都做不到绝对的公平。但按出价的高低来做决定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因为这种竞争规则而引发的无谓的损失、竞争的成本会降到最低，所以它是最有效的。

你可以说一个社会认钱不公平，但是如果你不认钱，你就必须认其他的，认男女、认出身、认官职、认智力、认体力，所以比较之下，认钱更有效率。不仅更有效率，而且它更公平。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性别、出身、种族、肤色、智力、教育背景、职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相反，要攒一点钱却是相对容易得多的事情。

中国做对的第二件事情是引入了市场竞争的机制。用大白话说，是从认人的社会基本上变成了认钱的社会。这个规则的改变也激发了整个社会巨大的生产潜能。

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充分利用企业家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做对的第三件事情是鼓励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不同的分配制度、不同的决策机制，对资源的产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市场和政府应该各自分工，互相配合。所以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当中，基本上让私营企业作主，让他们去冒险、让他们去承担责任，是一种比较恰当的选择。而政府只站在旁边保驾护航，进行底线监管，同时发挥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非常睿智和实际的治理理念。

加入世贸组织：开放国门迎接竞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做对的第四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国门迎接竞争，让中国人一下子参与到国际合作的洪流当中。

我记得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有很多怀疑甚至反对的声音，说中国不应该那么早加入，中国要变得强大以后才能打开国门。

这时候，要跟每一个人都讲清楚经济学当中的比较优势原理，让他们明白“只有打开了门国家才可能强大，只有丢了成本较高的工作，才可能找到成本较低的工作”的道理实在太难了。

而中国政府采用的办法，是先实践后解释。先把事情在原则上定下来，后面让事实来解释，很多当时的问题今天就不再是问题了。

我自己当时虽然深信加入世贸组织是对的，发表过一篇叫作《愈让步，愈进步》的文章，认为中国肯定能够在这次开放当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但实际上，当时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中国竟然能够取得这么大的利益，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变得这么强大，而今天怀疑改革开放的人自然而然地就消失了。

这是中国做对的第四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中国至少做对了四件重要的事情。有意思的是，这四件事情在当初实施的时候，如果必须取得大部分人的理解、取得大部分人的同意，那我想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的速度，也不会有今天的高度。

思考题

请你也谈一谈中国在经济上取得巨大的成就，你认为中国做对了哪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