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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4章 价格
如何减少竞争的无谓损失
只要做到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人们就能够取得收益的最大化。那么随着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普及，我们对人类未来的需求和供给的预测会不会越来越准确？新的计划经济时代会不会到来？其实，人类社会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边际平衡的问题，而是怎么应对变化的问题。
资源配置｜如何分饼决定饼做多大
第031讲 | 经济计算问题
100年前在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大辩论。它于20世纪20年代在德语地区开始，30年代、40年代扩展到英语地区，一直延续到今天也没有结束。这场大辩论，我们一般称为“关于经济计算的辩论”，或“经济是不是可以计划的辩论”。
人类的雄心：预测未来，推知过去
这场辩论分正方和反方。正方认为经济是可以计划的，哪怕暂时做不到，将来也一定能够做到。
自从人类掌握并开始运用牛顿定律以来，就越来越相信，只要人们掌握了数据，掌握了规律，就会对自然界有更强的掌控能力。而人和自然界一样，都会产生许多数据，都依照一定的规律行事，只要人类对经济运行的规律掌握得足够充分，计算能力也足够强大，我们就可以对经济做出预测，甚至控制经济。因此很多人成了计划经济的支持者。“二战”之后，全世界有一半的国家，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计划经济之下。
反方则认为，人类社会跟自然界有许多根本的不同，人类社会是不可预测的。持有反方意见的学者不仅仅有经济学家，还包括大量的哲学家、物理学家、社会学家。其中知名的经济学家就包括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哈耶克（F. A. Hayek）、拉赫曼（Ludwig Lachmann）、柯兹纳（Israel Kirzner）等。他们主要生活在德国和奥地利等讲德语的地区，从1920年前后开始，他们就经常聚会，互相交流，互相评论对方的著作，共同形成了一场运动。他们指出了为什么人类社会或者经济发展是不可预测的。
计划经济：三个不可逾越的根本障碍
反方之所以认为经济不可预测，理由在于他们认为，在预测经济的过程中，人们会遇到三个不可逾越的、根本的障碍。
人际效用不可比较
根本障碍之一，是人际效用不可比较。这个问题不容易理解，好多人，甚至是一些经济学家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犯错。
每个人对不同的物品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个人估值。我喜欢苹果多于橘子，喜欢橘子多于香蕉，你可能刚好反过来。一旦遇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协调，问题就来了：到底是苹果重要还是香蕉重要？需要用一把什么样的尺子来衡量呢？
对同一种物品，每个人也有不同的偏好。例如，我们都需要木材：你需要木材，给你心爱的小狗盖个小木屋；他需要木材，给他的儿子做一套积木；我需要木材，用来取暖。我们三个人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愿意放弃什么，但是横向做比较时，谁的需求更重要呢？我们没办法判断，也没办法权衡和协调。
有人会说，能不能排个序，根据这个排序的结果，进行数学上的加总，就能看出社会上谁更需要什么了。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对不同物品个人偏好的相对高低，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计算出每一种物品效用的绝对高低。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张三家的老大，一定比张三家的老二要大。李四家的老大，也一定比李四家的老二要大。但不能因此就说，张三、李四家的老大，因为是老大，就一定比王麻子家的老二要大。很可能王麻子家的老二，年纪要远远大于张三家的老大和李四家的老大。
同样的道理，世界上有10位富人和1位穷人，我们问了10位富人，他们都说苹果比红薯好吃，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说苹果比红薯重要呢？不能。因为对于那位穷人来说，红薯可能要比苹果重要得多，因为他需要用红薯解决温饱问题。可见个人的偏好，是不能做横向比较的。也就是说，人际效用不可比较。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个人和企业的高度计划，与整个社会的无计划，这两种现象是可以并存的。因为个人有明确的目标，他知道自己的效用所在，他就会追求自己的目标；一个企业，要协调不同的资源，也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可以朝着那个目标努力。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由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的目标都不一样，整个社会不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努力。
过去我们打仗，是单目标行为，比如要把某个山头攻下来，我们就不惜一切代价把那个山头攻下来，这容易。但是到了发展经济的阶段，我们说要把经济发展起来，发展什么呢？是做面包还是做黄油、做大炮呢？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劲儿往哪儿使。
这是计划经济遇到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才能横向比较人与人之间的效用，也不知道怎么才能确定社会的总目标。
数据不可得
计划经济的第二个问题，是数据不可得。前面我们说过，在自然界，我们只要有大数据，就能够预测。但是到了人类社会，情况就复杂了。
第一，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排序。
第二，即便他们知道自己的兴趣排序，也不一定愿意告诉别人。
第三，人们会误导，因为人是有能动性的。比如，我们要做一个人口普查，这个普查数据的准确性取决于人们对普查目的的理解。如果人们认为普查的目的是要惩罚那些超生家庭，那么统计出来的人口数据就会偏低；但如果认为普查的目的是要给每户人家分宅基地，那么人口数据就会偏高。统计的结果是随着人们的预期而变化的，这也是社会科学中的一条“测不准原理”。
第四，很重要的一点，人会对预测本身做出新的反应。一个陨石飞过来，地球不会做出反应，但人会做出反应。预测什么会流行，就会倒过来影响流行。
第五，数据永远保存在不同的人那里，永远无法集中在一起，要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非常困难。
当然，更有意思的是，我们都以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官员会努力地去收集数据。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官员本身也有很强的惰性。
科斯曾经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他曾经在政府机关里短暂工作过，很多人都以为政府官员多多少少都要统计数据，事实上他们办公室那个电话从来就没响过，从来就没人报过数据。
奖惩很难恰如其分
计划经济遇到的第三个根本困难，是奖惩很难恰如其分。人总是会犯错，更何况是预测未来。谁来对正确的预测做出奖励、对错误的预测做出惩罚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解决奖惩问题，人们就不能及时修正他们对未来的预测，并做出调整。
让人认错是很难的事情。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认错，让他们调整对未来的预期，从而更好地配置资源呢？这个问题也很棘手。
这就是计划经济面临的三个根本障碍。而这三个根本障碍，到底有没有办法克服呢？
思考题
第032讲 | 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曾经在著名的《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 Economic Review ）上发表过一篇名叫《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1945）的文章。
这篇文章有多重要？2011年《美国经济评论》庆祝创刊100周年，请了世界上顶级的经济学家，在这本发表了无数文章的期刊里挑选出最经典的20篇论文，而这篇文章就是其中之一。
重温边际平衡的概念
在这篇文章里，哈耶克首先说，经济体系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边际平衡的问题。我们前面讲过边际的概念，也讲过边际平衡的概念。边际就是新增带来的新增，比如多花一元钱多带来的收益。
边际平衡说的是，我们手上的钱有限，每一元钱应该花在给我们带来收益最大的那件商品上。钱一点点花出去，最后我们在每一种商品上得到的边际效用就是平衡的。这样，我们手上有限的钱，买到的商品、给我们带来的效用，就能够达到最大化。这就是边际平衡的概念。
经济学教科书一直关心的，往往是如何平衡边际的问题，也就是怎么才能让我们每项活动的边际成本，跟它的边际收益相等的问题。如果能做到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那么个人的总收益就能够达到最大。
经济体系要解决的首要难题
但是哈耶克却力排众议，开门见山就说，经济体系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边际平衡的问题。他说边际平衡是小问题，经济体系要解决的是应付变化的问题。
人类社会跟自然界一个根本的区别是：自然界是循环往复的，而人类社会每天都在接受各种各样的冲击。哈耶克说，如果人类社会仅仅是要解决边际平衡问题的话，那实施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计划经济也可以，市场经济也可以。因为我们可以从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应该如何计划未来的生产。
如果这个世界每天都像太阳系一样周而复始，人口是不变的，需求是不变的，每年都消耗100万条蓝色的西装、100万件黑色的西装、100万条白色的裙子，那么我们不论用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找到最佳答案。实施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最终都是无关紧要的。
哈耶克解释道：人类社会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怎么让边际平衡的问题，而是发生了新的变化以后，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
与变化相关的知识，从来没有被集中过。每当发生变化，总是有个别的人，在某个局部感受到了变化。而这些关于变化的知识，是永远没办法集中在一个人的大脑里的。
每当我们说起知识，就会很自然地望文生义，认为知识当然就是课本里的科学知识。但这其实只是知识的一部分。对于经济体系而言，更多更重要的知识，是关于谁在什么地方、愿意以什么样的代价、购买什么商品的局部信息。哈耶克把这些局部信息称作“知识”。由于这些知识永远分散在不同人的大脑里，不可能集中，所以如何把这些分散的知识利用起来，从而对时刻不停的变化做出反应，才是人类社会要完成的艰巨任务。
价格能够提供近乎完美的解决方案
哈耶克指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就是价格体系。价格体系能够轻松越过计划经济所遇到的一系列障碍，能够巧妙地把分散的知识利用起来，能够恰如其分地对每个人的判断和行动做出奖惩，从而解决人类社会的应变问题。
首先，我们上一讲所讨论的人际效用不可比较的问题，就可以通过价格解决。通过价格，人们就能够找到一把共同的尺子。因为每当出价，人们就知道这个人愿意用什么样的代价获得商品。这时候，价格就是一个可观察、可统计、可加总的数据。
其次，关于数据不可得的问题，价格也能解决。
（1）价格传递了关于稀缺的信息和数据，什么东西缺了，那件产品的价格就上升了。
（2）价格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时，是用最经济的方式传递的。例如，很多人要在冬天为自己家的小狗买个小木屋当狗窝，这时市场反映出来的，是小木屋的价格上涨，只有这么一个简单的信息。别人不知道我们多爱自己的小狗，我们家的小狗是公的还是母的，这些都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但只要价格上涨，人们就知道这个商品是稀缺的。价格传递关于稀缺信息的方式是言简意赅、非常节约的。
（3）价格所传递的关于稀缺的信息，只会传到相关的人那里。不相关的人，他不会收到这个信息。不买小木屋的人，他不知道价格上涨，只有那些使用小木屋的人，才会收到相关的信息。这一点非常重要。
（4）我们前面提到收集信息困难时说，人们没兴趣告诉他人关于稀缺的信息，人们有时候会把自己掌握的信息藏着掖着，不告诉别人。但是价格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人们愿意购买某件商品，购买行为本身，就把人们的真实需求公之于众了。
再有，价格还能够指导生产，指导人们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选择适当的那一种。生产同样的东西，有好多不同的生产方式，到底应该选哪一种，价格能够告诉我们。
最后，价格体系也能妥善解决奖惩的问题。怎样才能恰如其分地奖励和惩罚人们对未来做出的预测呢？价格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励和惩罚。任何人只要做错了决定，他不需要写检讨书，也不需要公开认错，价格已经惩罚他了；任何人只要做对了决定，我们也不用给他发奖状，不用表扬他，价格已经给他恰如其分的奖励了。
我们可以把哈耶克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看作是前面我们所介绍的《我，铅笔的故事》的学术版。这篇文章揭示了人类通过价格体系来运用分散的知识、进行大规模合作的独特机制。今天要回答“人工智能是否可以预测未来”“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等问题，也还得重读这篇论文。
思考题
请再做一下减法，在价格的这三个作用里面，你认为哪一个作用是最重要的？
第033讲 | 如何分饼决定饼做多大
上一讲我们介绍了价格的三个作用：（1）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2）指导生产；（3）做出奖惩，决定商品分配。许多人都能够接受价格的前两个作用，但对第三个作用——有钱的人先得多得，没钱的人迟得少得——则有不同的看法。有钱人优先，这一点不太容易让人接受。
价格只能在具体的交易中形成
我先讲一个故事，来说明要真正理解价格的形成机制，并不是容易的。
我读研究生时，有位老师讲过这样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可以在一个课堂里，把同学分成两半，给其中一半同学每人一个马克杯，而另外一半同学则没有。后者需要从前者那里购买马克杯。
他们一对一对地协商交易。通过不同的配对，不同的讨价还价过程，最后所有的马克杯都卖出去了。每个马克杯都有一个成交价。同学们把这个成交价写到黑板上。接着，就能够算出马克杯的平均价格。而且我们能看出，每一宗具体的交易，其成交价都是围绕着这个平均价上下波动的。
老师说，马克杯明明有一个平均价，如果有人——老师或者政府——提前宣布了马克杯的平均价，所有的人都根据这个平均价进行交易，不就省去了讨价还价的麻烦，避免了价格波动的困扰吗？
这位老师的观点对吗？当然不对。他把因果关系颠倒了。想想看，如果没有每一宗具体的交易，没有每一个马克杯的成交价，怎么可能算出平均价？平均价只是一个汇总的数字，只是一个事后总结的数字。
而现实生活中，永远是具体的情况、具体的案例发生在先。每一宗交易，都要在一个具体的情境下进行，没有了它就不会有汇总的数字。价格是每一个人发自他们内心，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最后达成的一个结果。
这个例子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容易忘记价格背后的真正驱动力，很容易以为价格只是个摆设，可以随意操控。他们喜欢这个价格的时候，就支持市场经济；他们不喜欢那个价格的时候，就要政府管一管。他们忘记了，价格只是一个信使，它只是在如实地反映商品稀缺的信息。枪毙信使，并不能把坏消息变成好消息。控制温度计，是调节不了温度的。
富人如果不能优先享受，人们就不会对价格做出反应
人们对价格的作用，往往是爱恨交织的。人们喜欢价格能够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指导生产的作用，但对于价格能够分配财富的作用则总是有所保留。
有钱人可以先打到车，有钱人可以先做心脏搭桥手术，有钱人可以优先登机，有钱人可以上好的学校，有钱人可以先买房子、买大的房子、买好地段的房子。这时候，有人会问：穷人该怎么办？
这样的质问，真是掷地有声，让人不敢回答。
但是我们要反过来想想，如果有钱的人不比穷人享受更多的优先待遇，没有任何的特权，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努力成为有钱人呢？如果有钱人不能享受任何优先，那就不会有人努力成为有钱人，奋发和创新的人就会逐渐绝迹。
我们看价格的三个作用：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指导生产、指导分配。这三个作用中，第三个作用最重要。如果有钱的人不享受任何优先待遇，那么他们就不会要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那整个价格机制就会失灵。
如何分饼，决定了饼能做多大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既要把饼做大，也要把饼分匀。”但实际上，由于人总是会对未来产生预期的，而对未来的预期又会影响当下的行为，因而如何分饼，往往会反过来决定饼能做多大。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重新界定分饼的方式，从而决定了饼能做多大。
40年前的农村土地改革，实际上就是对农民说，你只要向政府交纳一定的收成，剩下的都归你。一旦剩下的都归农民，他们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因此过去同样一块土地，甚至不能把人养活，更不能把人养好，但今天，不仅能把人养好，还能养得非常好，甚至还能腾出一大片的土地，来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求。
这是一个有形的土地的例子，如何分饼决定了这块地能长出多少粮食来。
还有一个无形的、知识产权方面的例子，是关于美国著名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的。美国科技蓬勃发展，不是没有原因的，而是有它的制度根源。
过去，美国政府也一直支持高校的科研活动，政府和高校的科学家之间，是一种简单的雇佣关系。政府提供资助，科学家搞发明创造，最后去申请专利，就算交差了。
交差以后，科学家又去申请下一笔政府资助，又去搞新的发明创造，然后又是一个新的循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大量的科学发明躺在专利局里，没有转化为商用和民用。
鉴于此，美国在1980年颁布了著名的《拜杜法案》。该法案规定，政府过去资助的所有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归政府所有，但科学家或者科研机构可以拥有其商业开发权，开发收益归科学家或科研机构所有。
这就是一个新的分饼游戏。一旦有了这个分饼游戏，科学家搞科研的积极性就不一样了，科学家搞科研的方向也不一样了。《拜杜法案》带来了今天美国科技的蓬勃发展。
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饼”，如何分饼，决定了饼能做多大。
思考题
倒过来，你再想想，到底有什么样的商品，它确实是应该由政府进行价格指导的？
第034讲 | 换个角度看乘人之危发财的行为
这讲我们要解释一个离经叛道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应该赞美那些乘人之危发财的人。
乘人之危发财有别于拦路抢劫
先举两个例子，看看这两个例子有什么区别：
第一个例子。一天我下班回家，经过一个黑暗的拐角，忽然冲出一个人，手里拿着刀问：“要钱还是要命？”我当然会说：“要命。”他说：“行啊，给我1万元！”我对他说：“1万元我身上没有，我家就在附近，你跟我去取吧。”强盗答应了。结果，到了人多的地方我就跑掉了。这时强盗追上来说：“你违约了。”
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判？
第二个例子。我在沙漠里快要渴死了，这时有人跟我说：“我这儿有一瓶水，1万元卖给你，你要不要？”我说：“好啊！但是1万元我身上没有，等我回到家，再给你1万元吧。”那个人也答应了，我喝了这瓶水，保住了性命。结果回到家，我没有给这个人1万元钱，因为我觉得1万元一瓶水太贵了，这不是乘人之危吗？我拒绝付款。那个人于是控告我说：“你违约了。”
如果你是法官，你该怎么判？
一个是拦路抢劫，一个是乘人之危发财，二者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于：在第一个案子里，一个人面临的要钱还是要命的选择，是强盗制造出来的；而在第二个例子里，口渴的人面临的要钱还是要命的选择，不是提供水的人制造出来的。提供水的人，只不过给别人多提供了一种选择而已。
大家都批评发国难财的行为。但我们想想，国难是那个发国难财的人造成的吗？如果不是，那么借机发财的人，其实就只是给别人多提供了一个选择罢了。发国难财的人可能确实利用了别人，但是这种利用，对另一方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生活中乘人之危来利用他人的现实，其实很多。比如，医生不就利用了病人生病吗？老师不就利用了学生无知吗？但是医生对病人来说是有帮助的，老师对学生来说也是有帮助的。但这个道理很多人都不明白，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阻止别人发国难财，只会让遭受灾害的人处境更糟
几年前，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灾难造成了密西西比河附近大规模断电。电视台播出这个消息后，有个人就想借这个机会赚点钱。他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买了19台发电机，又租了一辆大卡车，开了1000多公里的路程，从肯塔基开到了密西西比。
当时很多居民都迫切需要发电机，这个人到达之后，就将发电机以双倍价格出售。但就在这时，警察出现了。警察认为，此人违反了当地所谓的反价格欺诈条例，在牟取暴利，就把他抓了起来，那19台发电机也被没收了。这人在监狱里待了4天后被放了出来，而那19台发电机，还被扣押在政府的仓库里。
美国广播公司的一个节目报道了这个事件。节目的主持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想要发国难财的人能帮助居民，还是把发电机扣押在政府仓库里的警察能帮助居民？是谁对居民造成了伤害？当他采访那些居民时，居民都说，“我们要的是发电机，我们要电，我们要食物”。
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又跑到街上问大家：“发国难财对不对？”所有人都告诉他：“发国难财是不对的，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我们会很自然地认为发国难财不对，但是如果不能发财，我们怎么能让别人跑1000多公里路，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买那么多发电机，送到人们需要的地方呢？在风平浪静时，人们觉得一切都可以接受，一旦有了具体的事例，价格的作用就被忽视了。
紧接着，主持人又跑去采访了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问他们发国难财到底对不对。
这三位经济学家，一位是1992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他说发国难财是增加供给的最好办法，当然应该鼓励。第二位经济学家是2002年诺奖得主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他说发国难财是好事。第三位经济学家是大家熟悉的1976年的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他说：“这些发国难财的人，是在救别人的命，他们应该得到一个奖章，而不是得到惩罚。”
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知识。不是科学知识的知识，而是关于谁在什么地方、愿意以什么样的代价、购买什么样商品的具体信息。如果人们阻止别人发国难财，阻止别人用高价出售紧缺商品的话，那这些人就不会以实际行动利用这些知识了。阻止发国难财的直接后果，就是剥夺了遭受灾害的人的选择。
价格不是请客吃饭，价格永远起调节的作用
我们在经济学中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把愿望和结果分开来看。愿望是一回事，但愿望造成的结果是另外一回事。
一个人想要买最便宜的苹果，但是当他进入市场寻找最便宜的苹果时，他的寻找行为本身就使得苹果的价格上升了。一个人想要卖最贵的苹果，但是当他进入市场，想要把自己的苹果以最高价卖出去时，他的行为本身就已经使得苹果的价格下跌了。
那些乘人之危发财的人，他们自己本身的行为就增加了供给，使商品的价格下降，缓解了供需之间的矛盾。
有些朋友会说：“你怎么老是建议涨价？涨价不是治本，只是治标而已，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是增加供给。”
我的回答是：供给永远是不够的，在供给不够的情况下，价格永远在起调节的作用。价格不是摆设，不是请客吃饭。
思考题
供给不自由，价格是否还有意义？
竞争的逻辑｜社会成本决定规则的优劣
第035讲 | 竞争的规则
以个人的视角看世界，扑面而来的是稀缺、选择、成本和需求这几个关键词；如果转换视角，聚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竞争和合作就是最好的概括了。我们先从竞争谈起，稍后再用巨大的篇幅谈合作。
暴力依然是非常重要和常见的竞争规则
人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约束就是稀缺，东西不够。那么东西不够时，人们是怎么分配的呢？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岛上有一群人，但只有一块面包。我们需要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确定这块面包归谁呢？
最常用的一个办法就是暴力，看谁能把别人打倒。最后从人堆里爬出来的那个人，就能得到这块面包。
一个人杀了一个人，被称为杀人犯。一个人杀了10个人，就被称为连环杀人犯。一个人杀了10万人呢？那他是个将军。暴力，只有当它失败的时候，人们才会谴责它；当它成功时，人们往往会膜拜它。暴力是古老而常见的竞争方式，在文明有了相当发展的今天仍然如此。
靠智力高低竞争资源
暴力之外，比较常见的办法是比拼智力。谁的智力高，谁就能得到那块面包。
中国有句古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好多人争取的东西，比如房子、车子、票子，最后都要看文凭。而争夺文凭，基本靠智力。所以考试不仅是人们竞争的一个重要方法，而且与暴力相比，它要文明得多。
以论资排辈界定产权
除了智力的高低，还可以用年龄的大小来排序，年纪大的多得，年纪轻的少得。论资排辈，也是一种竞争办法。
在过去的中国，辈分特别重要，因为它其实是一种社会公认的界定产权的办法。谁的辈分高一点，谁的辈分低一点，人们会在不同的场合反复重申。吃饭的时候谁先夹菜，饭桌上鱼头对着谁，祭祖的时候祭品怎么分配，这些全都有讲究。这不仅仅是为了讲究，而是为了彰显和重申每一个人的产权、社会地位以及分配社会上稀缺资源的权利。
按社会身份分配财产
除了按年龄、辈分，人们还会按社会身份来分配。
在美国读大学时，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开车去，停车场非常大。因为停车场非常大，有些人就不得不把车停在离教学楼很远的地方。那么谁有资格把车停在靠近教学楼的地方呢？是校长，是教授，还是学生？按身份来界定。
当时我在乔治·梅森大学读书，经济系里有一位1986年就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詹姆斯·布坎南。他的停车位就在离教学楼最近的那个位置，而且这个停车位上还竖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RESERVED PARKING FOR DR. BUCHANAN ONLY. TOWING ENFORCED 24 HOURS.”（“布坎南博士专属车位。违者全天候拖车。”）我对这块牌子记忆犹新。
过去计划经济的年代，有很多商品，也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例如火车的卧铺，就需要一定级别的官员才能乘坐。
按照劳动时间、随机分配与先到先得原则分配财产
除此之外，人们还可以按照劳动时间、随机性、等待时间来进行分配。
首先是按照劳动时间分配，谁赚的工分多，谁能分配到的资源就比较多。其次是随机分配，比如北京买车的资格，就是随机分配的，摇号决定，既不按暴力、智力，也不按年龄、身份，完全随机。还有就是先到先得的方法，谁先来谁先得到服务，谁先来谁先得到商品。这也是一种竞争办法，看上去也挺公平的。
按需分配与价高者得
除了上述竞争规则，还有一种规则是被很多人所接受的，那就是按需分配，谁需要给谁。
当年我爸妈分房时，还是福利分房。那时候不是谁有钱就能买房，而是按照需求来分配，谁更需要就分配给谁。单位分房有一个公式，根据这个公式计算分数，看谁更需要：那些夫妻分居两年的，就不如那些分居10年的更需要，分居10年的就不如30年的更需要。
最后一种竞争规则，就是按照出价的高低，有钱就能买到。这是我们今天社会中特别常见的一种竞争办法。
所有这些竞争规则都是人类社会尝试过的规则。我们选择不同的规则，就会有不同的人更容易胜出。如果用暴力做标准，那么身体强壮的人就比较容易胜出；用智力做标准，聪明的人就容易胜出；用身份做标准，那些出身比较好的、根正苗红的人就容易胜出；以先到先得为标准，那些时间成本比较低的人就比较容易胜出；以出价的高低为标准，有钱人就比较容易胜出。
所以，选择不同的规则，禀赋不同的人机会就不一样。
思考题
在文章中列出的这些竞争规则里面，哪一个最公平？
第036讲 | 各种竞争规则孰优孰劣
我们前面介绍了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竞争规则，接下来，我们将对各种规则进行比较，看看到底哪种竞争规则更好。
没有任何一个规则比别的规则更公平
所有这些竞争规则里，哪一个更公平？答案是，公平与不公平要看说的人是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公平观：身强力壮的人、喜欢练武的人，会觉得暴力是个挺好的规则；学霸会觉得考试是一个挺文明、挺公平的办法；根正苗红的人会说要按出身来排序；有北上广深户口的人会说户口其实挺好的……当然，有钱的人会说，按照出价高低更公平。
关于竞争的规则，我们需要了解，没有任何一个规则比别的规则更公平。选择不同的规则，禀赋不同的人，胜出的机会就不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要让所有人都同意某个规则是最公平的，是近乎不可能的事。
每种竞争规则本身都会带来成本
更重要的是，不论选择哪一种竞争规则，竞争都会有成本。
我们一旦把竞争规则确定下来，人们就会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去努力。这个努力的过程，就会消耗真实的资源、时间、金钱、注意力等。
如果将暴力作为竞争标准，人们就需要经常练武，练武本身就是一种成本；如果将智力、教育水平作为标准，人们就会整天学习、考试，这本身也是成本；如果根据社会职务的高低，那么就会有攀附的成本；如果将先到先得作为标准，那就会浪费许多的时间成本；如果按需分配，根据社会亏欠多少来分配，人们就要花费不少装穷的成本；如果随机摇号分配，那么参与摇号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产品就会落到那些其实并不需要的人手上，资源最终就会越来越稀缺，这也是一种成本。
因此，每当人们采用一个竞争规则，这个规则本身都会带来成本。
许多竞争带来的成本，其他人都难以得益
但是，这些竞争带来的成本，其他人是很难得益的。
如果我们练武练得很出色，最后抢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练武本身所花费的成本对我们来说是值得的，但是社会上其他人，却不能从我们多出来的那些肌肉上得到好处；我们花很长时间排队，能得到自己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这些时间花得值得，但是社会上其他人，却不能从我们排队所浪费的时间当中得到任何好处；同样地，如果我们受过很多教育，脑袋里那些有关唐诗宋词的知识很多，别人也不可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有些人去攀附权贵，有些人努力钻营，所有这些努力本身，对于得到资源的人来说似乎都是值得的，但是对于社会上其他人来说，这些努力都是一种无谓的损失，也就是说资源被白白浪费掉了。
按出价高低竞争，可让社会财富高速增加
只有一种竞争方式是例外。认钱，按照出价高低来竞争，就不一样。如果凡事都要用出价高低来竞争，人们就会努力地去赚钱。为了赚钱，人们就得生产和提供别人需要的商品或服务，让别人自愿购买。
这种竞争方式，会指引人们去从事一些积极的、有收益的、给社会上其他人带来福利的工作。按照出价高低来竞争，一下子就跟其他方式区分开了。它带来的不是多余的肌肉、不实用的知识、复杂的社会关系，它带来的是社会上其他人也愿意付钱购买的商品或者服务。正因为这样，按照出价的高低来竞争，造成的无谓损失是最小的，由于竞争而消耗的资源是最少的。
人们为了争取想要的东西，就必须生产一些别人也想要的东西。在竞争过程中，当每个人都这么做的时候，产品和服务就会迅速丰富起来。
从公平的角度看，出价高低并不比别的分配方式更公平。但是从效率的角度，从社会财富积累的角度，从如何减少竞争带来的无谓损失的角度看，出价高低比别的竞争方式更有效率，它直接带来了社会财富的高速增长。
回顾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会说，它是有关竞争规则改变的改革：从过去看排队的时间，看出身，看政治面貌，变成另外一个规则，那就是看出价的高低。
改革开放40年带来的巨大成果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基本上都是以认钱——按照出价的高低——的方式来分配的。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社会竞争规则的转变，造成了我们整个社会财富的巨大变化。
认钱还是认人
诚然，除了“认钱”以外，我们有许多需要“认人”的场合，恋爱、招聘、教学就是典型例子。在这些例子中，男女双方、雇佣双方、教学双方，与其说是在进行买卖，不如说是在择偶。这时，“认钱”就不是上策，因为双方寻求的都主要是非金钱的品质。也就是说，在交易的双方都需要“挑客”的情况下，“认人”的标准往往比“认钱”的标准更可取。
当然，只要有一方没有挑客的需求，那么“认钱”就往往是更可取的。例如，尽管顾客买衣服时都很挑剔，挑质地、挑颜色、挑剪裁等等，但只要商家觉得不必挑客，他就可以按“价高者得”的方式卖衣服。
我们知道，物物交换的交易费用极高，因为匹配的交易者相遇（称为双重偶然性，double–coincidence）的概率很低。而交易当中只要有一方是认钱不认人的，就能极大地增加交易的机会。这恰恰是货币的妙处所在。
思考题
既然按出价高低这么好，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商品，是不应该按出价的高低来分配的，钱不能买什么？
第037讲 | 何谓短缺和过剩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说某个商品短缺了，某个商品过剩了。那么在经济学里，短缺和过剩指的是什么呢？
稀缺与短缺的关系
稀缺是人类乃至动物都普遍面临的基本约束。好的东西永远不够。既然如此，那稀缺就不是新闻，也不是经济学家有能力解决的。
但是短缺却经常成为新闻。我们看报纸杂志，看电视，经常听说某个商品又成为短缺商品了。那么什么是短缺呢？
短缺是因为价格受到了抑制
短缺是指因为价格受到了抑制，人们仅仅用出价的办法买不到这种商品，而只有采取其他的竞争方式才能得到这种商品的情形。
出租车短缺了，是指出钱打不到出租车，人们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打到车，这叫短缺。春节期间买不到火车票，人们要找黄牛党才能买到，这叫短缺。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有钱买不到吃的，买不到穿的，买不到用的，需要用粮票、布票、电灯泡票，才能买到想要的东西，这叫短缺。
短缺不是供应的减少，而是指在商品的价格受到抑制的情况下，人们不仅要通过出价的方式去竞争，还需要依靠其他非价格的方式去竞争的一种特殊现象。
计划经济时代有一个词叫“短缺经济”，是指在社会上什么东西都不够。所谓什么东西都不够，实际上指的是人们必须采用价格以外的方式竞争。比如在苏联，人们非常习惯排队。每个人上街口袋里都放一个网兜，一看到有人排队，就先加入他们的队伍，至于排什么队不管，只要排上队最后得到了就是好的。时间不值钱，那些通过排队买到的商品才值钱。
那些根据排队来分配产品的国家，为什么往往都很贫穷？原因就在于，人们每天为了争取到一点物资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很多，而这些被花费掉的时间和精力，对社会其他人没有用处。
几年前在北京，人们普遍打不到出租车。有人说是车不够，实际上北京的出租车有6万辆。打不到车，不是车不够，而是出租车的价格不到位，结果导致乘客必须展开价格以外的竞争才能打到车。
与此相对，北京有多少间总统套房？我想不会超过60间，但是我们从未听人抱怨过北京的总统套房短缺。人们都知道总统套房好，也都想住总统套房，但为什么它没出现过短缺的现象呢？原因很简单，总统套房的标价足够高。所以只要根据价格进行分配，就不会出现短缺。
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没有听说奔驰汽车短缺过。它只是稀缺，但不会短缺，它永远在商店里等着我们。哪怕是暂时缺货，也不会成为一个新闻，不会成为一个社会现象。蒂芙尼的钻石也一样，它永远待在商店里等待着顾客。人们只要把钱放下，就可以带它回家。我们从未看哪个媒体说，蒂芙尼的钻石短缺了。
过剩是价格被人为拔高的结果
同样，过剩不是供给过多，而是商品的价格被人为地抬高，以至卖家必须搭配其他的竞争手段或服务，才能把商品卖出去的现象。过剩是价格被人为拔高的结果。
我们知道美国的农产品就经常出现过剩。很多人说农产品是一种事关国家安全的产品，需要扶持，因此政府要把农产品的价格拔高一些，而这恰恰是很多国家农产品过剩的原因。
由于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市价，农民多生产就多赚，他们当然会拼命地生产。但价格过高，产品就不能顺利卖出去。这时农民要想真的在农产品上获得收益，就必须得到政府的扶持。而政府用来扶持农产品的资金是有限的，于是农民和农民之间会展开竞争，看谁能得到政府的扶持。
每当农民不能顺利地把他们的产品卖出去，而必须加上他们对政府扶持的竞争的时候，我们就称这种现象为“农产品过剩”。要解决农产品过剩的问题，政府要么减少补贴，要么限制农民的产量，要么引导农民自行处理掉那些超出市场需求的产品。
我小时候经常听说资本主义很腐朽，牛奶都要倒掉，土豆都烂在地里。当时的解释是资本主义生产盲目，没有计划性。今天我们知道，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过剩。在美国还发生过一种非常可笑的现象，那就是政府为了鼓励农民不要过多地生产而直接补贴农民，花钱请他们不要种地。这就是所谓的过剩现象。
我们看到，稀缺是永恒的，而短缺和过剩都是价格受到人为干预的结果。当价格过低时，人们不得不展开价格以外的竞争方式，来争夺他们需要的商品，这时就会出现短缺；而当价格被人为拔高以后，卖家就不得不采用价格以外的方式，才能把东西卖出去，这时就会出现过剩。
思考题
请你举一个短缺或者过剩的例子，并且提出你的解决方案。
价格管制｜人会追求损失最小化
第038讲 | 最省事儿地违反价格管制
而每当价格受到人为干预时，就会出现价格以外的竞争，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短缺或者过剩。但短缺或过剩究竟会引发哪些类型的竞争呢？
张五常最重要的论文
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他有一篇经济学论文，题目是《一种价格管制理论》（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1974）。这是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
张五常在这篇论文中首先解释了什么叫价格管制。价格管制跟收税不一样。如果一间公寓的租金市价是100元，政府说这100元中要征收40元的税，政府就变成了二房东，也就是说房租的60%归房东，40%归二房东——政府。这叫收税。
但价格管制不是收税。政府不要钱。政府只是说，这房子的租金100元太高了，需要加个限制，租金不能超过60元，这样房东就少拿了40元。这少拿的40元，政府并没有得到。
这时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张五常在他的这篇论文里，提出了两个命题。
价格管制必然导致价值耗散
第一个命题：价格管制必然导致资源价值的耗散。
一间租金市价明明是100元的房子，非要按60元租出去，它最后就会落到那些使用价值只有60元的人手上。这房子最后就只值60元，而本来应该实现的那40元的价值，就白白地耗散掉了。
只要有价格管制，房东就不会把房子用到价值最高的用途上，房子的价值就会耗散掉。简而言之，就是每当资源不能用到刀刃上时，它就不那么值钱。这是张五常在他的论文里提出的第一个命题——价格管制必然导致资源价值的耗散。
人是追求损失最小化的动物
第二个命题：人是追求损失最小化的动物。
只要存在价格管制，就会产生资源价值的耗散。但人是有对策的，人可不愿意看着那40元白白耗费掉。在人们被迫展开价格以外的竞争时，他们就会选择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挽回损失的竞争方式。
这些方式，要么能让资产重新落到估值较高者的手上，要么能改变契约的结构从而减少不必要的交易费用和竞争损耗，要么是这两种方式的有效组合。不管怎样，人们希望将价格管制所引起的价值耗散降到最低。追求利润最大化与损失最小化，是人性同时具有的两个侧面。
人们如何应付价格管制
依照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在房租管制下的房东，会有什么样的对策？
第一，他首先会纵容一下自己的偏好，比如选择租户。过去，房东唯利是图，谁出的钱多，他就把房子租给谁。现在，反正价格管制了，反正收不到那40元了，而门口又排着一大堆要租房子的租户，这时他就可以纵容一下自己的偏好，实施歧视：有小孩的，不租；养狗的，不租；养猫的，更不租。这是第一种对策。
第二，房东可以用捆绑销售的办法。房东对租户说，这房子因为政府的管制，现在只收60元，不过顺便问问你，你要钥匙吗？而钥匙就值40元。这是所谓的“钥匙金”（key money）。
第三，在实施价格管制的情况下，还可能有一些工厂的老板，把房子租给自己的员工，房子的租金不会违反政府的管制，60元而已，但另外那40元老板可以从员工的工资里扣除。说起来也名正言顺：员工能够享受低房租的宿舍，工资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通过这样的办法，老板就把损失的40元挽救了回来。
同样，租户实际上也要付出代价。去讨好那个房东，是一种成本；去讨好那些中介，也是一种成本，毕竟要让中介给我们找一家原来市值100元，现在只需60元的房子并不容易。
最终的结果是，租户要给中介付“鞋金”（shoe money）。就是说，中介替我们找房子，实在太辛苦，把鞋子都给磨破了，我们另外给中介40元买鞋子用。最后租户付出的全部代价，其实也接近这100元。
这些做法虽然违反了政府的管制政策，但其实还算一件好事。因为他们能够使得这房子尽量回到那些用途价值更高的人手上，只不过是竞争的方式更迂回了，没有直接付钱那么直截了当。
还有另外一种规避房租管制的办法，就是房东改变房屋的用途。通常房租管制，只适用于民用的房屋，而商用地产不受房租管制的影响。这时，房东就会把原来的民用房转为商用。
本来这房子用于民用能够收到100元的租金，用于商用只能收到80元租金。但是在价格管制之下，能收到80元总比收到60元要好。
甚至有一些房东愿意把自己的老房子推平，重新再建一栋。重建时，就不再建民用房，而是建仓库或者办公室。长期的效果是，民用房屋的供给更少了，民用房屋更贵了。
不难看出，价格管制越严重，价值耗散就越大，人们设法绕过政府管制的积极性也越大；而政府围堵的力度越大，人们采用的对策就越迂回，其中白白浪费掉的竞争成本也越大。从这个角度看，价格管制之下，形形色色的违法活动以及它们出场的次序，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思考题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这个政策可是好政策，只不过执行起来比较困难，你对这句话有什么评价？
第039讲 | 春运火车票价还不够高
我们说经济学其实并不难学，因为它的原理都很简单；经济学的难，是难在运用上：难在一刻不忘、随时随地地去使用它；难在客观地评价周围的事物，将自己的利益和情绪从中剥离出来。生活中，我们发现很多人在讲经济学理论时都没问题，而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损，整个思路就会发生改变。可见，这些人没有养成稳定的经济学思维品质。
经济学思维的试金石
春运期间“火车票应不应该涨价”这个问题，就是一块很好的检验人们是否建立起稳定的经济学思维品质的试金石。
我们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40年，城市化高度发展，每到春运期间，大量在外工作的人就要回乡，这时就会产生春运的高峰期。
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高峰期就要用价格来调整，价格规律可以有效缓解高峰期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这么抽象地说，在经济学课堂上指着需求曲线这么说，没有人会不同意。但我们一旦把它带入一个具体的商品——春运期间的火车票，人们的感情一下子就涌上来了，他们会搬出种种理由说春运火车票不该涨价。
不承认火车票是商品属于鸵鸟心态
人们反对春运火车票涨价的第一个理由是：回家过年不是商品。
人们常有这样的鸵鸟心态，在讨论价格的时候，会说那些正在触动神经的商品非常特殊，不是商品，所以价格规律不起作用。谈水费的时候，说水不是商品；谈学费的时候，教育不是商品；谈药费的时候，健康不是商品；谈旅费的时候，回家过年不是商品。然而，抱着这样的心态，只能让人脱离现实，而无法正视问题和寻求对策。毕竟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很显然，回家过年不仅是商品，而且可以是昂贵的商品。媒体渲染说回家不需要理由，可是，在特定的时候回家就需要理由了。事实上，春运综合征已经不间断地发生了很多年，之所以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正是因为那么多人要同时回家，而且一年就那么一次，这就变成了奢侈的需求。
春节回家过年不是刚需
反对的第二个理由是，回家过年是刚需。意思是不管价格多高，人们还是要回家过年，因此提价只会让铁路系统多赚钱，而不能降低人们回家过年的愿望。
事实上，春节回家过年不是刚需。过去中国人离开家乡，就很少回去，更不可能每年都回去过年。我们现在之所以每年过年都要回家，主要原因就是交通成本下降了。留学在外的留学生很多年没有回家，其实也一样能过年。
我们之前在讲需求定律时说，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每个点的弹性都不同，只要价格到位，需求自然就会弱化。如果说有些旅客回家过年的需求曲线不是右下倾斜而是垂直的，那么这些旅客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回家，他们就不会非要等放假才回家，更不会非要坐火车才回家。
黄牛党可以为社会减少无谓的损失
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责怪黄牛党，认为火车票价之所以高，是被黄牛党炒高了。但如果黄牛党真能随便涨价，把自己想要赚取的部分随意转嫁给乘客，那他们为什么不把价格抬得更高一点、再高一点呢？
其实我们掌握了价格理论以后就能明白，之所以会出现黄牛党，原因在于火车票价不够高，人们不得不展开价格以外的竞争，也就是排队。排队的过程，会带来无谓的损失。而人会追求损失的最小化。人们为了节省自己宝贵的时间，会请一些时间成本比较低的人去排队，因此黄牛党的存在，可以减少因为排队而产生的无谓损失。
黄牛党是替社会减少无谓损失做了贡献的。
实名制让火车票价格更贵
以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实施火车票的实名制，只要实施了实名制，买火车票难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现在已经实施了实名制，我们看看火车票价因此涨了还是跌了呢？
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我问同学们，曾经买过的最贵黄牛票是多少钱，是原价的多少倍？普遍的回答是，黄牛票只比原票价涨了100元、200元、300元，基本上不到一倍。只有一个同学，他说原票价是30元，而最后的黄牛价是200元，涨了近7倍。我说怎么会这么高？这位同学解释道：火车票实施实名制以后，要查身份证，身份证不对是进不去的，而这200元是黄牛包带进去的价格。
春节运力不可能做到毫不吃力
还有一种观点，把问题归咎于我国铁路部门的运力不足。这种观点也经不起推敲。我们要想想，每到春运期间，我国就经历两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几亿人在短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很快又从另外一个地方回到原先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把铁路运输的运力，提高到在春运期间都毫不吃力的话，那么剩下那11个月，铁路的运力不就闲置了吗？这会造成多大的浪费，造成的损失又由谁承担呢？
垄断商品不是反对市场定价的理由
还有些人认为，火车票之所以贵、之所以难买，是由于铁路垄断。他们接下来说，既然铁路是垄断的，就应该对火车票实施调控，让火车票的价格降下来。
事实上，这种观点犯了一个错误。如果垄断本身能够证明把价格控制下来是对的，那垄断岂不成了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凡是垄断部门生产的产品，我们都能够用行政办法把价格压下来，这不挺好吗？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垄断才是啊，为什么还要指责垄断呢？这个道理明显说不通。
实际上，一件商品，无论是垄断企业还是竞争企业提供的，价格都应该由市场决定。否则，就会出现我们前面所说的短缺或过剩现象，从而产生无谓的损失。
对于垄断企业——主要是那些通过行政保护而形成的垄断企业，合理的矫正办法，并不是对它们的产品实施价格管制，而是要停止行政保护，打开市场的进入通道，鼓励竞争者的进入。否则，仅仅搞价格管制，就不仅不能消除行政垄断，而且还会造成产品分配过程中的无谓损失。行政垄断是错，价格管制也是错，错上加错，并不会变成对。
火车票定价应该参照航空公司的做法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穷人买不起火车票。这种观点也值得推敲。一个农民工跑到北上广深来工作，他一天的工资如果不到100元，是很难生存下去的。因为我们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在这些年里已经上涨了，因而哪怕火车票的价格随着市场的需求波动，他因此而多付的钱可能也就是十天半月的工资。
他在城里工作一年，付不起这个钱吗？如果他付不起，为什么一定要在最高峰时跟别人竞争呢？春运期间，火车票的定价完全可以参考航空公司的做法，后者的做法就是票价非常灵活地上下波动。飞机票最贵的时间是腊月廿七至廿九，最便宜的时间是大年初一、初二。
我自己在美国读书时是个穷学生，连续7年都没有回家过年，我当时非常羡慕我的一位香港同学。他每年都能回家过年。那么贵的机票回家也就是在家待两天，这么奢侈的旅行我是支付不起的。太贵了就寻求替代方案，这也说明了并不存在所谓的绝对刚需，即无论代价多大都不会发生丝毫变化的需求。
限制火车票价格诱发官员腐败
分析完前述种种观点之后，我们可以总结一下，看看整件事情的演进，是否符合经济规律的预判。
由于过年，人们的需求有了变动，价格本应该随着波动，但是有人否认回家过年是一种商品，于是就去限制火车的票价。火车票价被抑制后，人们就不得不展开价格以外的竞争方式，那就是排队或找黄牛党。政府再进一步执法，把黄牛党扭送到公安机关，这样人们就不得不展开更加迂回的竞争。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对那些有特权能够批火车票的人行贿。周其仁老师就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难得的教材》，讲的就是一名铁路局局长，长期通过票价的差额获得黑色收入的故事。
价格管制下的“电话追拨器”
由于买火车票排队会引起很多无谓的损失，于是这些年我们采用了所谓的电话订票的办法。但电话订票能缓解供需的不平衡吗？不能。它只会改变竞争的方式。人们从过去的排队，变成了在公司、单位或家里打电话。
电话其实是很难打通的，仍然是那些有闲暇时间的人更容易打通电话。这时市场又应运而生了一种新的设备——电话追拨器。
当然到今天，人们又进了一步，开始使用网络刷票软件。但不管怎样，经济规律一直在显灵。那就是：只要价格竞争的方式受到抑制，人们就不得不采用其他非价格的竞争方式，而这些非价格的竞争方式，是按其实施的难易程度被依次采用的。
三条对策
“春运火车票价还不够高”的问题，其实有三条基本对策：
第一，火车票提价多少才算充分？提到春运恢复正常秩序时算充分。
第二，怎样提价才合理？年前逐日递增，年后逐日递减，从而鼓励时间成本低的人早走晚归。
第三，提价的后果是什么？部分出价最低（但未必是最穷）的人，不能在春运高峰期成行了。除此以外，其他旅客照样可以回家，但他们并不通过排队来争得车票，而是凭劳动所得，购买充分提价的火车票回家。
春运火车票，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尾巴，是习惯了市场经济的年轻人了解过去生活方式的一个样本。不妨设想，如果其他比“回家过年”更基本的必需品——包括水、电、旅馆、粮食和药物——都实施和火车票一样的价格管制，我们的生活会倒退到什么程度。当然，今天随着高铁和动车的逐渐普及，它们的票价从一开始就定得足够高，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不足的问题，可能也会逐渐消失。
思考题
关于春运期间火车票价不够高的问题，你看看还有什么值得补充的吗？
第040讲丨美国的房租管制
理论是灰色的，真实故事常青。考察古今中外的价格管制历史，我们会发现，不管是谁，只要违反了经济规律，就会遭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美国的房租管制
美国有很多大城市曾经实施过房租管制，有些还延续至今。三位诺奖得主哈耶克、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合写了一本书，名为《房租管制：神话与现实》（Rent Control: Myths and Realities , 1981）。这本书非常有趣，记录了美国房租管制中很多事与愿违的现象。其中，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书中穿插了好多张破败房屋的照片（见图4–1、4–2），这些房屋有些是在房租管制下被“充公”而年久失修的，有些是在战争年代被炮弹炸毁的。令人吃惊的是，二者破败的程度，读者如果不看书末的说明，仅看图片是分辨不出来的。
地震能摧毁房屋，但不能制造短缺
该书第四章是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写的。在这一章里，他们比较了旧金山1906年和1946年的两段历史，生动地说明了稀缺和短缺之间的关系。
图4–1 炸弹伤害，德国
图4–2 价格管制，美国纽约
1906年4月18日，旧金山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地震之后，又发生了一场持续三天的火灾。整个城市的建筑有一半被地震或者大火摧毁，40万人口有一半的人失去了家园。整个城市的住房一下子少了一半，这时，这个城市会不会出现房屋短缺的现象呢？
两位大经济学家查阅了当时的主要报纸《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看上面房屋租售的广告，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地震后没有出现所谓的房屋短缺现象。因为当时房屋的价格是随行就市波动的，一半的房屋被摧毁后，房价肯定涨上去了。在房价高涨的情况下，人们就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调节：有些人暂时搬离了这个城市，有些人找亲戚朋友一起住，更多的人，只要他们的房屋还在，他们就愿意腾出来租给别人。
经济学家发现，报纸上愿意把房子租出去的广告，远远多于租房的广告。人们只要出钱，就能够找到房子，不需要展开价格以外的其他竞争，所以旧金山没有出现房屋短缺。
价格管制不能直接摧毁房屋，却能制造房屋短缺
到了1946年，旧金山开始实施房租管制，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同样一份报纸，上面出租房子的广告大幅减少，求租的广告则大幅增加。1946年求租房屋的数量是1906年的300多倍。
更有趣的现象是，房租管制管的只是租，对房屋的买卖并没有管制，但由于房租管制，房东不愿意把房子租出去，而是更倾向于把房子卖出去。在租赁市场上，人们就不容易找到房子租了。而有钱的人，为了居住，只好买房子，但买到的房子还算比较便宜。
这时就出现了一个事与愿违的现象，本来房租管制是要帮助穷人，让他们少花钱就能找到房子住，但管制的结果是他们更找不到房子住了。只有那些有钱人才能更好地解决住房问题。
纽约房租管制故事
美国很多大城市的房租管制延续到了今天。例如纽约，到今天为止还有房租管制，很多房东一直在抗争，想要政府取消这种价格管制，但一直没有成功。
在2011年，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件，一位叫詹姆斯·哈门（Mr.James D. Harmon Jr.）的房东，控告纽约市政府征用了他的房产，而没有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给予他公正的补偿。
哈门先生有一幢楼，自己住一层，楼上几层都用于出租。而楼上的租客，由于受到房租管制的保护，交的租金只是市场价的60%左右。
纽约市有一个规定，一旦房子租出去，房东就不能随便涨价，也不能把房客赶走。不仅不能把房客赶走，而且如果这位房客有亲戚跟他住了两年以上，在这位房客去世后，他的亲戚可以继承居住权。也就是说，租客享受低价房租的权利，可以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
哈门起诉纽约市政府的理由是，政府通过房租管制，实际上征用了他的财产，政府应该给予他合理的补偿。我们前面在讲政府征地时讲过，如果政府征用了私人财产，就要给予合理的补偿。结果地方法院的判决说，政府的政策不算是物理性的征用，因此不适用于政府征地条款，不能给予经济补偿。
最后哈门先生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但令人失望的是，最高法院没有审理这个案子，而美国各地的房租管制还在继续。
对这个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斯科利亚（Antonin Scalia）曾经做过非常精辟的评论：
哪怕我们通过房租管制，可以达到一些伟大的社会目标，可以帮助穷人，我们也应该通过民主的方式征求大家的意见，并且通过政府收税的办法向大多数人征税。政府取得了这部分款项以后，再到市场上向私人业主购买或租用他们的房子，然后把房子分给有需要的穷人。而不应该把实施价格管制造成的负担，让那些刚好成为房东的人来承担。
我觉得斯科利亚说的话非常有道理，这也让我想起了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另外一段话：
一个社会如果把个人的权利置于公平之上的话，那么这个社会运行的结果，当然不会是公平的，但是它却离公平很近。而另一种社会，如果把追求公平放在追求个人权利之上，这个社会就既不能保证个人的权利，也不能达到所谓的公平。因为每当你要追求公平的时候，肯定会出现的结果，就是甲和乙两个人商量，怎么逼着丙去替丁做一些事情，而甲和乙还从中分一杯羹。
思考题
租房买房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很大的开销，如果住房不搞市场化，改为政府给我们分房的话，那么我们的住房条件会变得怎么样？
第040讲丨美国的房租管制
理论是灰色的，真实故事常青。考察古今中外的价格管制历史，我们会发现，不管是谁，只要违反了经济规律，就会遭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美国的房租管制
美国有很多大城市曾经实施过房租管制，有些还延续至今。三位诺奖得主哈耶克、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合写了一本书，名为《房租管制：神话与现实》（Rent Control: Myths and Realities , 1981）。这本书非常有趣，记录了美国房租管制中很多事与愿违的现象。其中，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书中穿插了好多张破败房屋的照片（见图4–1、4–2），这些房屋有些是在房租管制下被“充公”而年久失修的，有些是在战争年代被炮弹炸毁的。令人吃惊的是，二者破败的程度，读者如果不看书末的说明，仅看图片是分辨不出来的。
地震能摧毁房屋，但不能制造短缺
该书第四章是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写的。在这一章里，他们比较了旧金山1906年和1946年的两段历史，生动地说明了稀缺和短缺之间的关系。
图4–1 炸弹伤害，德国
图4–2 价格管制，美国纽约
1906年4月18日，旧金山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地震之后，又发生了一场持续三天的火灾。整个城市的建筑有一半被地震或者大火摧毁，40万人口有一半的人失去了家园。整个城市的住房一下子少了一半，这时，这个城市会不会出现房屋短缺的现象呢？
两位大经济学家查阅了当时的主要报纸《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看上面房屋租售的广告，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地震后没有出现所谓的房屋短缺现象。因为当时房屋的价格是随行就市波动的，一半的房屋被摧毁后，房价肯定涨上去了。在房价高涨的情况下，人们就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调节：有些人暂时搬离了这个城市，有些人找亲戚朋友一起住，更多的人，只要他们的房屋还在，他们就愿意腾出来租给别人。
经济学家发现，报纸上愿意把房子租出去的广告，远远多于租房的广告。人们只要出钱，就能够找到房子，不需要展开价格以外的其他竞争，所以旧金山没有出现房屋短缺。
价格管制不能直接摧毁房屋，却能制造房屋短缺
到了1946年，旧金山开始实施房租管制，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同样一份报纸，上面出租房子的广告大幅减少，求租的广告则大幅增加。1946年求租房屋的数量是1906年的300多倍。
更有趣的现象是，房租管制管的只是租，对房屋的买卖并没有管制，但由于房租管制，房东不愿意把房子租出去，而是更倾向于把房子卖出去。在租赁市场上，人们就不容易找到房子租了。而有钱的人，为了居住，只好买房子，但买到的房子还算比较便宜。
这时就出现了一个事与愿违的现象，本来房租管制是要帮助穷人，让他们少花钱就能找到房子住，但管制的结果是他们更找不到房子住了。只有那些有钱人才能更好地解决住房问题。
纽约房租管制故事
美国很多大城市的房租管制延续到了今天。例如纽约，到今天为止还有房租管制，很多房东一直在抗争，想要政府取消这种价格管制，但一直没有成功。
在2011年，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件，一位叫詹姆斯·哈门（Mr.James D. Harmon Jr.）的房东，控告纽约市政府征用了他的房产，而没有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给予他公正的补偿。
哈门先生有一幢楼，自己住一层，楼上几层都用于出租。而楼上的租客，由于受到房租管制的保护，交的租金只是市场价的60%左右。
纽约市有一个规定，一旦房子租出去，房东就不能随便涨价，也不能把房客赶走。不仅不能把房客赶走，而且如果这位房客有亲戚跟他住了两年以上，在这位房客去世后，他的亲戚可以继承居住权。也就是说，租客享受低价房租的权利，可以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
哈门起诉纽约市政府的理由是，政府通过房租管制，实际上征用了他的财产，政府应该给予他合理的补偿。我们前面在讲政府征地时讲过，如果政府征用了私人财产，就要给予合理的补偿。结果地方法院的判决说，政府的政策不算是物理性的征用，因此不适用于政府征地条款，不能给予经济补偿。
最后哈门先生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但令人失望的是，最高法院没有审理这个案子，而美国各地的房租管制还在继续。
对这个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斯科利亚（Antonin Scalia）曾经做过非常精辟的评论：
哪怕我们通过房租管制，可以达到一些伟大的社会目标，可以帮助穷人，我们也应该通过民主的方式征求大家的意见，并且通过政府收税的办法向大多数人征税。政府取得了这部分款项以后，再到市场上向私人业主购买或租用他们的房子，然后把房子分给有需要的穷人。而不应该把实施价格管制造成的负担，让那些刚好成为房东的人来承担。
我觉得斯科利亚说的话非常有道理，这也让我想起了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另外一段话：
一个社会如果把个人的权利置于公平之上的话，那么这个社会运行的结果，当然不会是公平的，但是它却离公平很近。而另一种社会，如果把追求公平放在追求个人权利之上，这个社会就既不能保证个人的权利，也不能达到所谓的公平。因为每当你要追求公平的时候，肯定会出现的结果，就是甲和乙两个人商量，怎么逼着丙去替丁做一些事情，而甲和乙还从中分一杯羹。
思考题
租房买房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很大的开销，如果住房不搞市场化，改为政府给我们分房的话，那么我们的住房条件会变得怎么样？
第041讲 | 解除价格管制——果断与沉稳的拿捏
前几讲我们讲了价格管制的各种弊病，这一讲我们主要介绍价格管制的解除。价格管制该如何解除？“二战”后的德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能给人不少启发。
德国“二战”后价格管制的故事
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后，德国开始实施价格管制，“二战”结束后盟军继承了希特勒的价格管制政策。希特勒之所以实施价格管制，是希望便宜地买到他所需要的商品。而盟军接管后价格管制的原因，是当时物资非常稀缺，人们普遍认为，在物资非常稀缺的情况下，如果让价格飞涨的话，人们就会受不了。
当时德国的情况，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物资匮乏、恶性通胀、价格管制。
物资匮乏的表现之一就是要凭票领取生活必需品。本来残疾人领到的票可以多一点，但由于物资实在是太匮乏了，断一条腿的人都不能算是残疾人。德国1947年的货币发行量是1936年货币发行量的5倍，而德国1948年的生活指数，仅仅是1938年的30%——钱多了5倍，生活指数却降到了原来的1/3，可见价格管制的后果多么严重。
我们知道价格管制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短缺。当时由于德国马克贬值严重，人们只能展开物物交换，拿着自己仅剩的一点财物，走几十里地去换取少许的粮食。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解除价格管制让商品在一夜之间重回商店橱窗
这时德国的财政部部长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掌管全国的财务，他信奉哈耶克的理论，相信价格的作用，于是他着手进行改革。他的改革总结起来有两点：一是抓紧货币，二是放开价格。
首先是抓紧货币。由于旧的德国马克贬值严重，他就用新的德国马克取而代之。而新的德国马克，也不再乱发，这使得马克能够坚挺，为大众所接受。
其次是放开价格。艾哈德有一天突然在电台里宣布，全国范围内解除所有的物价管制。结果解除价格管制之后，一夜之间德国十多年没有出现在橱窗里的商品出现了。人们停止囤积，开始交易，当然也开始生产和供货了。德国的市场经济就这样滚动起来了。
这个故事，被拍成一部非常优秀的纪录片，名叫《制高点：世界经济之战》，该片对此有着生动的介绍，值得一看。
德国战后经济复苏，很多人相信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实施的所谓“马歇尔计划”。实际上，马歇尔计划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神奇，因为它只是一个小规模的援助计划。同样规模的援助计划也发生在其他国家，但其他国家并没有发生德国那样的经济奇迹。因此德国重新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采用了市场经济的办法，既维持了稳定的货币，又放开了市场。
经济改革：果断与沉稳的拿捏不容易
中国过去实施计划经济，人们争夺商品不是靠价格，主要凭票。当时不仅有粮票，还有布票、糖票、自行车票、电灯泡票。那么改革的一个目标，就是取消所有的票证，只用一种票，那就是钞票。
但这个改革并不顺利。1988年第一次“价格闯关”，政府决定放开价格，消息一传出，人们开始抢被单、抢暖水瓶，甚至有抢火柴的，有人买了500盒火柴放在家里，后来发生了火灾。结果第一次价格闯关失败，整个放开价格的行动停止了。过了好多年，价格才慢慢再次放开。
对这个问题，周其仁老师在他的《改革的逻辑》 [1] 这本书里，有过这样的评论：“全盘私有化，听上去很过瘾，但这种主张看轻了制度变迁要付出的代价，只要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在实际中都寸步难行。”
周老师这本书发布时，我参加了他的发布会。当时有一个圆桌讨论，我就问周老师：要放开中国的价格管制，您觉得要慢慢来，但是您看德国放开价格管制不过是一夜之间的事情，艾哈德跑到电台里宣布一声，德国的价格管制就解除了。人家是有勇气，咱们是有耐心，勇气和耐心之间，应该怎么拿捏？
周老师反问我：德国一夜之间解除价格管制时，盟军在不在？我说在。他说：盟军在就好办，盟军在，德国就乱不起来，盟军这个稳定因素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国的改革，是自己给自己改革，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改革就会遇到危险。
周老师的这番话给我很大启发，价格管制是不对的，这一点我们容易理解，但是解除价格管制，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就要复杂得多。
当然，现实生活中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不愿意改革的人，总拿社会稳定来当借口。不管怎样，要在勇气和耐心之间、大胆和沉着之间进行合理的拿捏不是容易的事情。
思考题
既然经济学的分析指出，价格管制带来那么多不好的后果，为什么那么多国家还屡屡实施价格管制？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赞成价格管制？
注释
[1] 本书于2017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第042讲 | 实物补贴和货币补贴的权衡
我们前面讲竞争方式的时候说过，价格竞争跟其他方式的竞争相比，是最有效率的一种竞争，带来的无谓损失也是最小的。但这时人们会问，如果都是凭价格来分配，那穷人该怎么办？对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已经略作回答，即如果富人不能享受一定的优先，那价格机制就不可能起作用。这一讲，我们将集中讨论针对穷人的解决方案。
桑德尔来到中国
哈佛大学有两门公开课最受欢迎。一门是道德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讲的道德公正课，另外一门是经济学家曼昆（N. Gregorg Mankiw）讲的基础经济学。他们两个的思维角度非常不一样，在校园里碰到时，两个人有时候还会抬杠。
桑德尔出过一本书，名叫《金钱不能买什么》（What Money Can’t Buy , 2012）。《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栏，曾经对他这本书做过专题报道。报道说，以公正出名的哈佛教授桑德尔来到中国，他记住了这里的黄牛党：有钱可以买黄牛票，看病可以不排队，春运可以不受罪；有钱还能让孕妇超生，让污染企业排污。在这个金钱的时代，我们应该让金钱在社会中大获全胜吗？市场的伦理边界是什么？金钱不能买什么？
这是桑德尔提出的质疑，掷地有声！但我对桑德尔教授的观点却不以为然。
桑德尔的享受要不要花钱
我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桑德尔教授自己的个人享受，主要是靠公正的排队来获得的，还是用金钱购买的？
桑德尔教授来中国推广自己的书，行程非常密集，第一天北京，第二天上海，第三天武汉。这么密集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呢？要靠飞机、靠酒店。但是飞机和酒店争夺的人非常多，要是排队，他是排不上的。他靠的是用钱把需求较低的人赶走。
桑德尔教授接受的医疗服务也是一流的，哈佛大学所在的剑桥地区，医院非常好，医生的水平非常高。而那里的医院和医生之所以好，也是金钱的作用。如果世界上所有的病人都不用钱来付费，都只靠排队的话，我想桑德尔教授得排在很多非洲儿童之后。
桑德尔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桑德尔教授的一个策略，是不断地提问题，但从不给答案。他没有回答一个其实每个人都必须直面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不由钱来决定，人们竞争一种稀缺的资源，应该凭什么？
不用钱，就只能通过别的竞争方式，而我们知道别的竞争方式带来的问题更大。
帮助穷人：实物补贴还是货币补贴
事实上，经济学家之间早就形成一个共识，不论是左派的经济学家，比如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还是右派经济学家，比如弗里德曼，他们之间都有一个共识——怎么帮助穷人的共识。他们说：帮穷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以金钱的方式给穷人补贴，同时让市场发挥它自身应有的功能，而不是直接去干预商品的价格。
我们给穷人一瓶牛奶，他就只能得到这一瓶牛奶；给穷人牛奶券，他就能够从不同牌子的牛奶中选择自己喜欢的品牌；但如果给穷人钱的话，他就不仅可以选牛奶，还可以选鸡蛋、蔬菜、肉类，甚至还可以选择不要食品，而要更好的居住环境，或更好的教育条件。
大部分经济学家总是相信，给穷人钱比给穷人食物，对他们的帮助更大。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在所有的社会中，政府经常不给穷人钱，而是给他们实物；或者不给他们实物，仅仅是对那些实物，例如住房、面包、牛奶等，实施价格管制。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帮穷人，原因有很多。第一，如果给穷人钱，政府自己必须先有钱。政府自己找钱的本事不大，只能印钞票或收税，但这两点都不容易做到。而实施价格管制，好处在于自己不用掏钱，只要下一道命令就可以了，就算把好事做了。这种举手之劳的事情，官员比较乐意干。
第二，政府有父爱主义。他们不相信穷人，怕钱给了穷人以后，穷人会乱花。因此他们就给穷人实物。政府知道穷人缺面包、缺牛奶、缺教育，就把实物发给穷人，觉得只要给了实物，就能真正帮助到他们。至于穷人深层次的匮乏和难题，政府官员很难深入体察和救助。
第三，实物补贴可以假公济私。实施实物补贴，官员就可以优先让那些跟自己有关系的商人给穷人提供实物。例如给穷人牛奶，谁来提供牛奶呢？当然是跟官员关系比较好的牛奶供应商，它们能得到政府的订单。
公交补贴：把钱交给公司还是交给市民
补贴穷人，其实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一是补贴那些商品的提供商；二是以货币的方式，直接补贴那些受益人。前者补供方，后者补需方。两种办法，效果迥异。
例如一个城市，要补贴公交系统，有两个办法：一是把钱直接交给每一个市民，二是把钱交给公交系统。在这两种不同的补贴形式下，公交系统的行为方式会有很大差别。如果钱直接来自政府，那么公交系统要讨好的也就只有政府一家了，它只要集中精力公关政府，让政府相信它就可以了。至于乘客是否能得到优质的服务，则不在它关心的范围之内。很多大城市，随着时间的变化，市民居住的位置发生了很大变化。公交路线本应随着居住位置的变化而变化，进行新的规划，但我们发现很多大城市里，公交系统的路线多年都没变过。
如果反过来，钱是直接给乘客的，那公交系统就会从讨好政府转为讨好每一个乘客，它们的行为方式就会发生很大变化，重新规划公交路线的积极性就会大增。
弗里德曼的教育券建议
补贴教育，也是类似的事情。政府要补贴教育有两种方法：一是把钱交给家长，二是把钱交给教育机构，交给学校。
政府通常都采用后者，把钱直接交给学校。这时学校要讨好的对象就是教育管理部门。而教育质量如何、学生和家长是否满意，则很难说。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常年主张在美国实施教育券制度，其实质就是要从补贴学校改为补贴家长和学生。他的建议是，政府应该向家长发放教育券，让家长自由择校，那些能够在竞争当中脱颖而出，由于教学质量更好吸引到更多学生的学校，就可以凭着家长交来的教育券向政府兑换教育经费。这种补贴方式的转换，实际上就给了家长和学生更大的自主权，让教育体系市场化。
当然，弗里德曼的这个建议，到今天都没有实现。因为美国的中小学都有强大的工会组织，它们对这种市场化的建议一直有着顽固的抵抗。
很多大学食堂也有同样的故事。大多数的学校都对学生有伙食补贴。问题是这些补贴往往不是直接给学生，而是补给了餐厅。这时餐厅要讨好的就是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而不是每一位学生。可以想见，如果把伙食补贴直接交给学生，然后让校园内的餐厅自由经营，学生所享受到的伙食质量会有很大的改进。
在权衡实物补贴和货币补贴之后，我们发现，要真正达到帮助穷人的目的，货币补贴是更好的选择，不仅浪费更小，效率更高，而且还给穷人更多的选择。
思考题
大学把补贴学生的住宿费直接交给学生，然后由市场提供宿舍，学校不再负责。你赞成还是不赞成，原因是什么？
竞争的维度｜没有人可以控制市场因素
第043讲 | 房价上升好不好
把经济学用到生活中，越是切身的问题，感受就越真切，体会就越深刻。以下几讲，我们将用学到的知识，来对住房市场的问题做一番概括性的分析。
房价涨跌，分清正负面因素
关于房价有两种截然对应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一定要把房价压下来。一次在出租车上，司机聊起北京的房价。他说政府是无所不能的，只要愿意把房价压下来，就一定能把房价压下来。对于这一点，政府确实做了不少努力，各大城市从几年前开始，就实施了很多限购政策。比如北京从2011年开始就有了房地产调控的细则，有北京户籍的家庭不允许购买第三套住房，没有北京户籍的，在北京必须纳税满5年才有买房资格。
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定要把房价顶上去。好多年前，一位香港著名杂志的主编，写了一系列文章证明香港的房价不能跌，他坚决反对当时的特区政府为穷人推出那么多土地和廉租房。因为他认为香港很多人是贷款买房的，他们的财富都放在楼房上，如果房价跌了，有一大批人的房子就会变成负资产，就会破产，因此房价不能跌。
不顾一切要把房价降下来的做法不对，不顾一切要把房价顶上去的做法也不对。我们需要仔细区分，是哪些因素导致了房价上升，哪些因素导致了房价下跌。我们要让那些正面的能够改善我们生活的因素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我们要克服那些负面因素，使得房价能够正确地反映人们对房屋的真实需求。
房价上涨的正面因素
实际上，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的房价一直在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集聚。很多人涌到这些城市生活，房价怎么会不贵呢？
在北京，有非常好的医院、剧院、大学。就像北京大学，有好多课程都是对外开放的。生活在北京的人，他们所付的房价，买到的不仅仅是一套普通的房子，还要加上周边可得的服务，它们的价格怎么会比别的城市、比边远的城市便宜呢？
当然我们随口就能说出很多城市病：拥堵、空气不好、人与人之间发生摩擦的机会更大等等。但人们为什么还愿意留在大城市呢？那是因为人口高度集聚的地方，能够提供比别的地方多得多的机会。
我们见过很多例子，那些一早就到大城市打拼的人，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见到自己童年的伙伴。那些童年的伙伴，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而他们当年的能力、智力、本事其实差不多。因为在不同的平台上发展，遇到的是不同的机会，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就渐行渐远了。
人口集聚提高大城市的经济效率
现在有一个说法，说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要留下高端的人口，而把中低端的人迁走。这种说法有问题。如果一个城市只剩下高端人口，那这些高端人口中就自然会变出中低端人口来，否则谁来打扫卫生、修车、送快递、看孩子呢？
在美国，一个钢琴老师的收入不一定比一个修车师傅高，开垃圾车的清洁工，收入很可能比大学老师还要高。谁赚得多，谁赚得少，讲的不是职业的贵贱，而是互相依赖的程度。
在大城市里，重要的不是你是谁，而是你跟谁在一起。不要以为非得有天大的本事，才能够在大城市里立足。人与人之间讲究的，不是你个人的本事有多大，而是你的本事跟别人的本事能不能相匹配，你们之间能不能够互相服务。
大城市的人口集聚，是一个全世界都存在的大趋势。2009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提到了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国家不同地区的GDP所占的比例。日本有三个地方GDP特别高：东京、名古屋和大阪，这三个地方的GDP加起来，超过日本GDP总量的80%。换句话说，即使整个国家中别的地方都没有产出，日本的GDP总产出也没有太大变化。
同样，美国绝大部分的GDP，也是由那十几个我们都喊得出名字的大城市产生的，这些城市包括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丹佛、休斯敦等。哪怕全美国都不生产，只剩下这十多个城市生产，美国的GDP也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这就是美国和日本多年城市化、人口自然集聚产生的结果。当年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没有发布跟中国相关的数据，但是我们可以想想，要是讲中国GDP产出占比最高的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可能还有成都、重庆，接下来可能就要算上香港和台北了。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人口集聚、中国的城市化还没有完成，这些大城市对房屋的需求还在增长。
如果房价上升是因为人口集聚造成的，那么这种集聚就是正面的，我们不应该抑制它。如果非要把人赶走，或者剥夺那些已经来了的人脱贫致富的机会，其实对这些城市的繁荣发展是不利的，对公民的自立自强也不利。
简而言之，人口集聚和城市繁荣，都是使房价上升的正面因素。
房价上涨的负面因素
当然同样存在另外一些因素，这些因素也使房价上升了，但它们是负面的。例如房屋的交易不够灵活，不够频繁；小产权房未能进入正常的流通渠道；城市规划部门对房屋容积率的限制太大；房子不能建得太高，限制了土地的使用效率，等等。
同样一块地，如果房屋能够建高一倍的话，那么它能够提供的建筑面积就会多一倍。这些限制也是促使房价上升的不利因素。当然这涉及一个技术问题，我们到底能承受多高多密的房屋。而世界上各大城市的经验表明，高密度的城市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
分清了房价上涨的正反因素，我们才能对症下药。也就是说，不要破坏那些正面因素，而要改正那些负面因素。否则，只会让城市住房成为更大的问题。
思考题
你所知道的房价持续增长的地区有哪些？房价持续下跌的地区又有哪些？
第044讲 | 廉价保障房更贵
经济学家没有学派之分，而只有好坏之别；好坏的标准之一，就在于是否相信世上有免费午餐。这样划分固然粗糙，但不失洞察力。很多事与愿违并造成巨大浪费的公共政策，恰恰源自“免费午餐”的想法，而试图以大规模修建廉价保障房来抑制房价的行动正是一例。
房屋限购与对策
要解决房价上升的问题，很多人想到的是一种非常直接的办法：限制人们购买。
但人是有对策的：如果限制每个家庭只能买一套房，那么有些人可能就会假离婚，一个家庭变成两个家庭；如果每个人只能买一套房，那么每套房的面积就可能发生变化，人们会买一个面积很大的房子，交付以后再把它隔开，变成两套房；如果一套房面积不能超过100平方米，有的人就会把房子建高一点，交付以后再把它隔成两层……
可见，无论怎么限购，人都是有对策的。
而这只是需求一方的对策，我们再看看供应的一方。
不要以为房地产商不管怎样都要盖房子，实际上他们是要看收益的。如果房子不能赚钱，他们就不会盖房子了。如果限制有钱人多买房子，房地产商接着就会减缓投资，新楼盘推出的数量就会逐步减少，最后整个市场出售的房屋总量就会下降，住房的供需矛盾就会激化，实际房价就会更高，而不是更低。
廉价保障房不是免费午餐
既然限购仍然无法抑制房价，而中低收入的人又需要买房，有人就建议，可以参考新加坡的做法，由政府大规模提供廉价保障房。而政府向每个人每个家庭提供廉价住房的想法，有这样几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就是把住房看作手表、铅笔、可乐那样的标准品。手表、铅笔、可乐都是标准品，基本不以时空的变化而变化。政府如果想向每个家庭提供这些标准品，相对容易做到。然而，住房却不同。住房不是标准品，而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服务。我们不可能抽象地描述一座房屋。
在目前的中国，城市与城市之间差别很大，每个城市中的地理位置、小区的差距也非常大。一座房屋，坐落在西部的一座小城市，与坐落在北京的学区、上海的CBD（中央商务区），基本不是同一种商品。
一座房屋，不仅代表着不同的面积、格局、用料、装修、楼层、朝向、设施，更代表着不同的配套、地段、学区、医疗、交通、治安乃至周边未来的规划和发展等。这些具体的内容不仅不相同，有时甚至天差地别。因此政府无法像提供可乐、铅笔一样向每个家庭都提供标准品的住房。
新加坡的情况跟中国的情况差别比较大。新加坡面积小，提供一个标准品相对容易，因为它方圆也就几百公里，人口流动性也低得多。
而在中国，由于城市之间、地段之间、小区之间差距都非常大，如果政府一开始就给每个家庭分一套房，让他们住在那里，就相当于把人绑在这个廉租房上，极大地降低了他们的流动性，由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其实国外也有类似的经验，那就是分了廉租房以后，大家都舍不得离开，就住在那里，结果子女也在那里受教育。当他们的情况有所改善以后，还舍不得离开，本来子女可以到更好的地方就读，但不得不留在原来的地方。这使得所谓的社会流动性降低了，上升的渠道收窄了。
让政府提供大规模保障房的第二个错误，是没有看到这样做的挤出效应，也就是说，当政府要提供大规模廉价房时，政府必须找地、找材料、找钱。所有这些资源都是排他性的，政府用得越多，私人用得就越少。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权衡，这些资源放在私人开发商手里，还是放在政府手里，能够得到更好的应用。谁更能够设计建造出适销对路的房屋，是政府还是私人开发商？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在美国也有这样的情形，就是政府为了大量修建廉租房，推倒了一些他们认为房屋质量不合格的社区，结果修建廉租房的速度远远低于推倒社区的速度，穷人就不得不搬到更远的住宅区里，他们的居住情况反而变得更糟了。
第三个错误是，政府提供住房后，肯定会限制这种廉价房的有偿转让，这样会使得房屋之间的交易减少、流动性降低，这也进一步限制了资源的有效使用。
因此廉价保障房不可能是免费午餐，我们需要看清楚这几个要点：房屋不是一种标准品，它是一种服务，是一种综合的服务；私人开发商是这种综合服务更好、更适合的提供者；如果让私人业主自由转让房屋的话，这些房屋的流动性会更高，也会鼓励人们积极上进，不同家庭上升的渠道也会得以拓宽。
只要我们看清楚这几点，我们就应该坚持房屋服务市场化、商品化的道路。
思考题
请你描述一下，你印象中20年前的老住宅标配是什么？10年前的标配是什么？今天住宅的标配是什么？我们来做个比较。
第045讲 | 没有使用需求就没有投资需求
与政府大规模提供廉价住房想法一脉相承的，就是所谓“控制空置率”的想法。
空置率不可能客观衡量与计算
很多人喜欢举空置率的例子，说市场上很多房子是空置的，我们要收空置税，谁空置了房子，就要惩罚谁，让他多交税，这样人们就不敢囤积房子了。
但仔细想想，空置率没办法客观计算。例如，我有两套各50平方米的房子，自己住了其中一套，那么可以说另外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是空置的。
但是如果反过来，我有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我一个人住，里面有两个洗手间，有一个洗手间长期不用，这算不算空置？空置能算出来吗？不能。
实际上我们看到，如果我有两套50平方米的房子，当我不需要时，当市场上的价格合适时，我把其中一套租出去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我把100平方米的房子里的一间房租出去的可能性。
因此，拥有两套小房子的人，很可能比拥有一套大房子的人，对市场有效配置住房资源的贡献更大。但如果征收空置税，惩罚那些有空置房子的人，效果就会适得其反，因为人们都争着尽量买大房子去了。
当然，如果政府真的要对我那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征税，我也有很多对策。怎么证明房子是空置的？看水表还是看电表？事实上，不管看的是水表还是电表，我都很容易雇人定期去开开水龙头开开电闸，让里面的水表电表动一动。这样除了平添一种新的职业，像遛狗一样遛房以外，空置税起不到任何实际的效果，而只会扭曲市场对房型设计的实际需求。
使用需求是投资需求的基础
跟打击空置率相关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要打击投资需求，区分使用需求和投资需求。
现在市场上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房价都是那些投资炒房的人炒高的。因此有位学者提出了一个想法，说我们要积极地去满足实际的使用需求，同时要打击投资的需求。
这位学者的建议是，在那些非常好的地段批一些地出来，专门修建廉租房，让有实际需求的人住上这些好房子，而在偏远的地方批出一些没人要的地来，供那些喜欢炒房的人去投资。这个想法可行吗？
如果这个想法可行，政府就可以往天上一指，说喜欢炒房的人，你们上月亮去炒吧，好的地段，我们用来建廉租房。这可能吗？这种把使用需求和投资需求区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看法显然是不合理的。
实际上所有的投资需求，都是以实际使用需求为基础的。没有实际使用的需求，就不会有投资需求。给我们块烂地，我们会去炒吗？当然不会。
如果我们硬要把使用需求和投资需求区分开来、对立起来的话，就不会有人投资，就不会产生满足未来市场需求的供给。几年以后，新的房源就会萎缩；长此以往，居住条件会变得更差，而不会变得更好。
凡是那些打击投资需求的政策，不为投资开绿灯的政策，最终也满足不了使用需求。
思考题
请你分析，投资和投机有什么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