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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商业是最大的慈善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经说过，好多人，甚至那些受过长期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也只记得一些技术上的东西，而没有掌握经济学的精髓。就像一个人背诵了好多乐谱，却从没听过音乐一样。 而我的目的，是让那些不管是学过经济学，还是没学过经济学的人，都能听到经济学的音乐。 因此我这里首先讲的，不是术语、图表、概念，而是故事，是真实的例子，它们会告诉你经济学基本的方法论。
真实世界｜经济学的视角
第001讲 | 战俘营里的经济组织
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观点：虽然经济学分析非常有道理，逻辑自洽，但经济学分析的对象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完善，因此要解释中国的现象，需要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才行。
每当听到有人这样说，我都想给他推荐一篇文章——《战俘营里的经济组织》（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a P. O. W. Camp,1945）。这篇文章的作者雷德福（R. A. Radford）是一位经济学者。“二战”时，他被当作战俘投进德国战俘营。“二战”结束后，他根据自己在战俘营里的细致观察，写了这篇文章。
战俘营里的经济活动肯定不是市场经济，但里面人们的行为、发生的事情，就不遵循经济规律了吗？雷德福在这篇文章里详细描述了战俘营里的各种经济现象、经济组织和有趣的事情，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有人的地方就有交易
战俘营里面的市场行为，是迅速发展起来的。被关到战俘营里的人，开始时互相关爱，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仅靠关爱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展起市场交易才能够互相帮助，也只有通过市场交易，才能够公平地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雷德福说：“事实上，一个战俘物质享受水平的显著提高，不是依靠自身攫取生活必需品的能力，而是通过商品和服务交换得以实现的。”
比如在战俘营里，就流传着这么一个励志故事。有一位随军牧师，他手里拿着一罐奶酪和五根香烟，在战俘营里转了一圈。回来以后，他手里就凭空多了一袋食物，而他原来手里拿的那一罐奶酪和五根香烟，却一点儿都没少。这位牧师可不是什么骗子，而是一位增加福利、创造幸福的商人。
雷德福要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哪怕物质的总量不发生变化，只要人与人之间能够进行交易，幸福就能够无中生有。而这个牧师手里拿着的那一袋食物，就是他创造幸福的证明。
战俘营里的交易，也有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在中转营里，关押的都是临时送来的战俘，他们一般只待3~5天就会被转到别的地方去。由于战俘们彼此陌生，也没来得及安顿，中转营里不仅交易量稀少，成交价的差距也很大，同时同物，在战俘营一边的价格和另外一边的就不可同日而语。
相反，固定营里的战俘，则不仅交易频繁，还发展起了交易平台。他们习惯在固定的地方交易，还会把成交价格写在公告板上。这样，成交价的差距就会渐渐缩小，即使仍然存在差距，也主要是成交的时间和物品的质量造成的。
除了物品交易以外，战俘营里还出现了劳动服务市场。有人开始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比如洗衣服、熨衣服，甚至是画肖像，等等。
战俘营中的价格与价格波动
有交易就有价格，有价格就有价格波动。
在战俘营里，面包由红十字会提供，一个星期两次，星期一和星期四早上每人发一份面包。拿了这份面包以后，每个人都要保存好慢慢吃，下次发面包得等三四天。
这样，战俘营里的面包价格就会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发面包的前夜，也就是星期天、星期三的晚上，大多数人都把面包吃光了，面包价格会达到高峰，交易的价格比平时需要多一根香烟。如果有人坚持在星期天、星期三的晚上不吃面包，他就肯定能赚到一根香烟。当然，到了发放面包的当天，面包价格就会回落。
战俘营里的货币
有了交易就会产生对货币的需求。战俘营里没有传统的货币，而是用香烟来代替。
有了货币，就有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战俘们会用坏香烟代替好香烟进行交易。一些战俘舍不得用机器造的香烟来做交易，而是把烟拆了，重新包装，里面混上一些头发丝，卷得又比机器做的烟细一点，用劣币驱逐良币。当然，如果卷的烟太细的话，别人也会拒绝接受。
战俘营里的通胀与通缩
只要有货币，就会有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现象。
每当营房周边发生空袭，炮弹在营房边上爆炸时，人们就会变得非常沮丧，觉得差一点就没命了，存那么多香烟也没什么意义，还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吧，大家就都抽起香烟来了。到第二天早上，香烟少了，通货紧缩来了，人们发现照原来的价格，东西卖不出去了。
有通货紧缩，也会有通货膨胀。有天早上，有传闻说红十字会要送一批香烟过来。这就意味着货币流通量会增加。于是，所有物价都上涨了。一份糖浆，从来没卖过两根香烟，那天早上卖到四根香烟，其他好多商品也都涨价了。但是到了早上10点钟，消息被证实是假的，所有商品的价格开始回落了。那天以后，糖浆再也没卖过两根香烟以上。回过头来看，当时那是泡沫，后来泡沫破灭了。
除此之外，雷德福还写道，战俘营里还存在着跨境贸易、户籍制度，甚至和外部世界一样，还存在舆论压力和仇富的情绪。
雷德福这篇文章告诉我们，经济规律在哪里都起作用，哪怕是在战俘营里都起作用。如果经济学能够解释战俘营里的现象，它就一定可以解释战俘营外的经济现象，当然也包括中国的经济现象。
思考题
这一讲的主题是经济规律在哪里都起作用，哪怕是在战俘营里面都起作用。现在倒过来，请举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里面，经济学规律是不起作用的，你能举出这样的例子吗？
第002讲 | 马粪争夺案
人们谈到公平与效率时，总会说要么是公平优先，要么是效率优先，二者此消彼长、互相对立。每当听到人们这么说时，我就会想起100多年前发生在美国的一个真实案例：马粪争夺案（Thomas Haslem v.William A. Lockwood, 1871 ）。
马粪争夺案的故事
这个案子发生在1869年4月6日。原告请了两位帮工，到马路上捡马粪。他俩从晚上6点干到8点，在马路上共堆了18堆马粪。马粪堆起来以后，因为太多拿不动，两位帮工就回去取车，准备第二天来运。但他们并没有在这18堆马粪上做任何标记。 第二天早上，案中的被告看见了这些马粪，就问附近巡逻的人：这些马粪有没有主人？有没有人要把马粪运走？巡逻的人说不知道。被告听了以后，觉得这些马粪没有标记，也没有主人，就把马粪运回自己家，撒到自己的田里了。 到了这天中午，两位帮工带着车过来，发现马粪没了，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是被告拿走了。双方发生争执，最后闹到法庭上。
鼓励创造财富，还是鼓励对财富做标记
在法庭上针锋相对的，有这么几种观点。 一是“溯源说”。有人主张，马粪真正的主人是马，因为马粪是马拉的；也可以进一步说，马粪属于马的主人。但问题是，马的主人把马粪丢在路上，已经放弃了对马粪的所有权。 二是“位置说”。被告主张，马粪掉到马路上，就成为马路的一部分，而马路是公家的，所以谁见了马粪都可以拿走。原告让帮工把马粪堆起来，只是改变了马粪所在的位置，并没有改变它的所有权，因而马粪不归原告所有。 三是“标记说”。法庭上也有人主张，关键看原告有没有给马粪做标记，如果没有做标记，那就不能怪别人把马粪搬走了。 四是“劳动说”。原告坚持认为，是帮工们花费了工夫，才把马粪堆积起来的，所以马粪应该归原告所有。 双方好像都有道理。但哪种观点更重要呢？如果你是法官，会把马粪判给谁？
鼓励人们创造财富，社会才会越来越好
事实上，一点儿马粪，判给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案件会对后代产生怎样的影响。设想一下，有两个村子，发生了同样的案子，唯一不同的是，第一个村子把马粪判给了原告，也就是堆积马粪的人；第二个村子把马粪判给了被告，也就是那个看见马粪就把马粪拿走的人。这两个村子，过50年、100年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可以设想，在第一个村子里，由于把马粪判给了创造财富的人，那么村民就会有这样的预期：凡是经过人类劳动的成果，都是财富；凡是财富，就都有主人；有主人的财富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要尊重别人的财富，不能见到就拿走。只要有这样的共识，这一共识又变成传统，那么在这个村子里，人们就用不着花很大的工夫来保护自己的财富，他们因此也会更积极地去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50年、100年后，这个村子就会走向富足。 在另一个村子里，法官把马粪判给了被告，那么村民就会形成另外一种预期：只要是没人看管的东西，就可以随便拿走。结果顺手牵羊的行为就会大增，有产者花在看管财富上的努力就会变大，大到足以抵消财富本身的价值。人们不仅会丧失创造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即便创造和积累了财富，其价值也会被保护财富的努力所抵消。50年、100年后，这个村子就会走向贫困。 当年马粪案的法官，就是根据这个思路，把马粪判给原告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个判决意味深长。
公正背后是效率考量
尊重别人的财富，不能见猎心起，不能顺手牵羊，这是一种普世的公正观，每位负责任的家长都会向子女传授这种观念。但在这种公正观背后，却是效率的考量——保护产权的努力是会消耗资源的，这种消耗越大，资源的净值就越低；社会的道德规范，越是能够帮助降低这种消耗，社会财富的积累就越多。 在生活中，很多人讨论什么才是公正的，但背后其实很可能是在对效率做出考量。 我们不能随便把人投进监狱，除非给他一个公正的审判，否则就是不公正的——这背后的效率考量是：如果人力资本会受到随意的破坏，人们就不会有积极性去积累自己的人力资本，懒惰和无知就会成为世界的常态。 我们不能随便拿人家的东西，除非给出合理的补偿，否则就是不公正的——这背后的效率考量是：如果可以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就不会有人有积极性去爱护、积累自己的财富。 交通肇事者应该负责任，否则就是不公正的——这背后的效率考量是：如果交通肇事者不需要负责任的话，那么马路就会非常混乱，效率就会降低，马路的价值就会消失。 当我们讨论公正的问题时，背后的含义往往是：这是符合效率标准的。往往是那些让社会里每个人都有积极性去积累财富的规则，或者那些让社会能够健康发展的规则，才是公正的规则。也就是说，因为有效，所以公平。 当别人在讨论到底是公平重要，还是效率重要的时候，学过经济学的人明白，公平背后往往是效率的考量，不是单个人效率的考量，而是整体社会长远发展的效率的考量。公平和效率，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思考题 你能不能在生活中找一个例子，看上去是个公正的规则，但它背后其实是有效率的考量的？
第003讲 |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比较和选择的学问。一个人要做出正确的选择，首先要把比较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天平两边去比对。而经济学要教给大家的是，在比较的时候不仅要看见那些看得见的东西，也要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
每次在北大教经济学入门课时，我给学生推荐阅读的第一篇文章，都是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100多年前写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What Is Seen and What Is Not Seen, 1848）。
巴斯夏在文章开头就斩钉截铁地说，好经济学家与坏经济学家的区别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只能看见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权衡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和通过推测得到的后果。
是否能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是一个人有没有受过好的经济学训练的重要标志。
破窗理论的故事
巴斯夏这篇文章，首先举了破窗理论的例子。破窗理论说的是，一个顽童把窗户打破了，窗户的主人就要去买玻璃，这将刺激玻璃的生产。制造玻璃的工人完成订单以后，有了钱，就可以去买面包，面包工人又可以去买衣服。这样就推动了一连串的生产。破窗理论的支持者说，有破坏才有进步，多难兴邦，破坏本身就是好的。
这种思维在社会中非常常见。每一次社会经历灾难，每当有飓风、地震、海啸时，总会有一些经济学者站出来，说灾难虽然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它又为下一轮就业和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带来了机会。
这种说法真的有道理吗？多难真的能够兴邦吗？如果多难能够兴邦，那些避免了灾难的国家岂不是吃亏了？
要回答这几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破窗理论常见的几个变种。
破窗理论变种之一：国家发展
破窗理论有一个变种，说的是，有些国家走了很大的弯路，做了很多错事，但回过头来看，发现幸好当时做了那些错事，这个国家才有了后来的发展。比如说，德国经历了“二战”，日本遭到原子弹轰炸，所以后来才发展得很快。
一件事情发生在前，另一件事情发生在后，我们当然不能让历史重来，试看这个国家如果没有前面的经历，后面会怎样。但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如果其他国家也想像德国、日本那样有高速的发展，它们是不是也得像德国那样，先被“二战”摧残一遍，像日本那样，先挨几颗原子弹？当然不是。这就至少说明，灾难不是繁荣的必要条件，不是必须先蒙受灾难，才能享受繁荣；不是要先做一阵子坏人，才能变成好人。
这两个国家如果不遭遇那些创伤，资本的积累会更丰富，经济基础会更好。同样的道理，刚才那个破窗的故事中，如果窗户没有被打破，这户主人所拥有的资源，就可以用来从事其他生产，可以产生更多的财富。这些由于创伤而消失的其他生产和财富，是我们不容易看见的。
破窗理论变种之二：工人就业
破窗理论的另一个变种，是关于工作机会的。这种说法认为，老人不早点退休，不把职位让出来，年轻人就不会有工作；如果机器太好的话，机器就会替代工人，工人就没有工作可做。可见，老人工作时间太长，或者机器太先进，对社会发展都不利。
可是，让我们倒过来想想。我们的社会本来是有推土机的，现在不用推土机，改用勺子挖土，那我们的社会是会变得更富裕，还是更贫困？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提前20年退休，那整个社会是会更富裕，还是更贫困呢？毫无疑问，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会一落千丈。
巴斯夏还曾经用反讽的方式写过一篇文章《蜡烛制造商关于禁止太阳光线的陈情书》（The Candle Maker's Petition, 1845）。这篇文章说，阳光照射在地球上以后，蜡烛工人的工作减少了，因此蜡烛商希望国会议员禁止大家使用阳光。
确实，如果大家都尽量采用阳光，蜡烛工人的工作就会减少。但实际上，蜡烛工人不会永远失业，不会永远找不到工作，他们可以从事别的工作。问题是，别的工作是什么呢？没有人能够说出来，这得靠想象。
马车跟汽车之间的替代也是一样。有了汽车，马车夫就要失业了。经济学家会说，我看得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我预测马车夫最后能找到工作。问题是，新的工作是什么呢？没人知道，只能想象。
破窗理论变种之三：节省物资
芝加哥大学的史蒂芬·列维特（Steven Levitt）写过一部脍灸人口的著作《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2005 ），书中有这么一个例子：很多环保主义者反对用大量的塑料袋来包食物，因为这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但这位经济学家说，塑料袋用得越多，食物保鲜的时间就越长，食物的浪费就越少。我们要看到的，不仅仅是用了多少塑料袋，还要看到，如果不用塑料袋，要扔掉多少食物。因此，切中要害的问题是：到底是该多浪费一些塑料袋，还是该多浪费一些食物？
看见看不见的东西要靠想象力
在这些破窗理论的变种中，看得见的，是自然灾害、人为破坏、人的衰老、工具落后等问题带来的就业机会以及花费掉的物资；而看不见的，是替代方案所导致的隐形的净损失。
如果没有发生自然灾害、没有人为破坏，如果人能生活得更健康，机器能更先进，那些没被破坏的资源和节省下来的时间与劳动力，原本可以用在生产其他更有效的东西上；而如果多用了塑料包装，是可以节省更多食物以及准备食物的时间的。
认识破窗理论谬误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连经济学家自己往往也说不清楚，那些节省下来的时间、人力和资源能用到什么新的工作和生产上，而那些多花费的物资又会带来多大的隐形利益。要理解好这个问题，得靠一点想象力。
当然，有必要澄清一下，并不是说凡是看不见的都比看得见的重要。而是说，每当我们做决策的时候，还要充分考虑那些暂时还看不见的，甚至是永远也看不见的因素。
思考题
请举出一个例子，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看不见，但实际上又非常重要，在我们做决策时不容忽视的。
第004讲 | 区分愿望与结果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个人如何致富、国家如何富强的学问。一般认为，现代经济学始于《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而《国富论》的全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 1776）。
问题是，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究，不是200多年前有了斯密才开始的。早在500年前，甚至5000年以前，人们就开始了这样的探究。那为什么以前的学问不叫经济学？经济学与过去那些研究相比，究竟有哪些不同呢？
二者的区别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以前的很多学问研究的是“事与愿符”的规律，而经济学研究的是“事与愿违”的规律。
美好愿望不一定带来美好结果
过去人们认为好人做好事、坏人做坏事——有好的事情发生，一定是好人做的；有坏的事情发生，一定是坏人做的。按照这个逻辑，这个社会怎样才能变好呢？办法自然就是让好人多做事，把坏人消灭掉。
例如，劳动人民的收入非常低，生活非常贫困。有人就会说，是因为有坏人，因为资本家发的工资太少。那么让资本家多付工资不就行了吗？
一个国家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是谁造成的？那一定是有人太贪得无厌了，是坏人提价、地产商提价、食品商提价造成的。那抑制住商人涨价的冲动不就行了？
房价越来越高，真正自住的人买不起房，怎么办？不让那些炒房的坏人得逞不就行了吗？
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资本家却不断地把工厂迁到海外去。那限制资本家去海外开厂不就行了吗？
……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都抱有这样一种非常淳朴的想法。这是一种“事与愿符”的想法：有什么样的愿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而要产生好的结果，就要怀有美好的愿望，同时让那些怀有美好愿望的人多干事。
坏人干坏事的影响其实有限
但经济学家并不这样想。经济学家会问，一个坏人到底能干多大的坏事？比如，有坏人拿着枪杀人，能杀多少人？10人？50人？100人？
他造成的影响其实是有限的。为什么？因为人是有能动性的，一个人在作恶时，其他人都会警觉起来，会制止他。
哲学家康德曾说：“愿上帝保佑我们免受友人的攻击——要是攻击来自敌人，我们倒能设法自卫。”他是说，上帝要教我们怎么识别朋友当中坏的思想。那些敌人的思想，那些一眼就能看出好坏的思想，我们能够识别，能够抵制。倒是那些用良好愿望包装起来的思想，我们比较难识别。
如果有人说，我要带大家去一个饥寒交迫、妻离子散的世界，肯定不会有人去，就算有，人数也非常有限。但如果反过来，有人说，我要带大家到一个美好的世界去，那里没有通货膨胀，没有失业，人人平等，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愿意跟着去的人一定很多，尽管这个完美的世界并不存在。
好人好心不一定干好事
经济学要研究的，不是“好人做好事、坏人做坏事”的问题，而是研究那些事与愿违的现象。它要问的是，为什么有时候好心会办坏事？例如：
（1）最低工资制度，本来是要保护穷人的，但最后穷人的境遇反而更糟了；
（2）同工同酬制度，本来是要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最后却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3）福利制度，本来是让那些没有依靠的人能够找到依靠，但最后这些人的境遇却变得更惨了；
（4）我们颁布了各种各样保护濒危动物的法律，但最后这些动物却越保护越少了；
……
这些才是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问题。
政府立法不是解决问题的终点
每当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各种各样不公正、不如意的现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让政府立法，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旦法律通过了，大家就会觉得事情画上了一个句号。
经济学家却不这么看。经济学家觉得法律通过了，画上的不是句号，而是冒号。人是有能动性的，在这个新的法律下，每个人都会有他的对策。最后事态的走向，会跟我们的想法有很大的出入，而正是这些出入，才是最有研究价值的。
经济学家关心的是，那些出于良好的愿望而制定的经济政策，会产生哪些有害的后果。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相通的地方就在于，它研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济学关心的是事与愿违的现象，而不是事与愿符的现象。
思考题
请举一个例子，人们出于美好的愿望，却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的？
人性观｜人是理性和自私的吗
第005讲 | 不确定性、进化与经济理论
我们可能都听过这样一种说法：经济学是建立在“人是理性的”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它假定人是理性的，每个人都想用最小的代价来获得最大的利益。但实际上，细心的人会反驳，人经常是不理性的。如果是这样，经济学理论岂不是有时候对，有时候错？当人是理性的时候它对，当人不理性的时候它就会出错。
这时，“人是理性的”这一经济学基础因时而变，就是不牢固的。当经济学的基础都不牢固时，它就会面临很大的质疑。因此，地道的经济学思维体系，得先为经济学寻找一个坚实的基础。
两大经济学家的理性之争
关于人是不是理性的争论很早就有。曾经有两位经济学家，也发生过这样的争论。其中一位经济学家叫理查德·莱斯特（RichardLester），他说经过调研，发现企业家做事的方式跟经济学理论说的并不一样。
比如，当员工工资占比上升时，企业家并没有少雇工人，产品价格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企业家对成本的变化并不是那么敏感。只有当产品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时，产品的价格才会发生较大变化。可见，企业家在决策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根据经济学家所说的最优化原则去做。经济学理论中的成本收益边际分析，跟现实并不相符。
另一位经济学家弗里兹·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则为经济学做了辩护。他说，每个人在做决策时，虽然未必懂经济学，也没有拿着计算器计算，但是在不知不觉中，其行为已经符合了经济学的假设，符合最大化原理了。
他举例说，一个人在路上开车，有时加速，有时减速，有时换车道，有时超车，当然没有拿着计算器计算，但实际上，他已经在遵循最优化的原理了。
两位经济学家各执一词。那么每个人做决定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进行精确的计算，是不是符合理性人利益最优化的原则呢？
年轻教授拨开云雾见真容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一位年轻教授阿曼·阿尔钦（Armen Alchian），从学生那里听说了莱斯特与马克卢普的争论，就私下跟学生说，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其实都有一部分对，有一部分错，实际上应当是这样的……
这些学生就把阿尔钦的见解告诉了另外一位教授斯蒂芬·安克（Stephen Enke）。安克教授听了阿尔钦的观点以后，觉得很重要，劝阿尔钦写下来。但阿尔钦认为自己的观点只是谁都知道的普通想法，并不值得写。安克教授没有让步，说哪怕只是作为学生的讲义，也要写下来。阿尔钦写完之后，安克又不依不饶地要求他去投稿。
阿尔钦就把写好的稿件投给了《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过了不久，《政治经济学期刊》的主编米尔顿·弗里德曼回信说，文章只要略做修改就可以发表了。
于是，阿尔钦这篇本来只是给学生准备的简单讲义——《不确定性、进化和经济理论》（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1950），就在1950年的《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这是经济学里非常重要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给经济学整栋大厦找到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因此成为经济学里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之一。
那么，阿尔钦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呢？
万物存活看条件，和理性与否无关
前面两位经济学家莱斯特和马克卢普，争论人到底是不是理性的，行动有没有经过精确的计算：一个说没看见人们在计算，人们做决定的时候手上从来没有经济学家的那种供应需求表；另外一个说人们其实都计算了，是暗中计算的。
而阿尔钦则说，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既对又错，但都没有谈到点子上。他的意思是，人究竟是否理性，这个问题不重要。
他解释道：首先，世界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从统计学的观点看，只要存在不确定性，人们就没办法算出所谓的最优解，顶多只有一个最优的概率区间。
例如，有两套投资方案，一套是高风险高回报，另外一套是低风险低回报，哪一个更优呢？逻辑上它们可以是等价的，我们说不出哪个是最优的。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存在最优。其实，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追求的不是最优，而是存活！
阿尔钦说，经济学关心的是存活的条件：一个人，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制度，是如何存活下来的，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够存活下来。这些跟人是不是理性的没有关系。
阿尔钦举例说，假设人们要驾车逃离芝加哥，那么不管各人如何选择自己的路线，也就只有那些选择了沿途有加油站路线的人，才能成功逃离芝加哥。其他人，不管是怎么思考和决策的，最后都离不开芝加哥。
阿尔钦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有几个人要开加油站，一个人把加油站开在自家后院，一个人开到山顶上，还有一个傻瓜，误打误撞开到了路边。显然，最后能成功的是这个傻瓜。他是否聪明，有没有计划，是不是有理想，有没有情怀，都不重要，只要他刚好把加油站开到了正确的地方，他就能够存活下来。
更进一步，阿尔钦说：一棵树，朝阳光的一面，树叶长得比较茂盛；背着阳光的一面，树叶就长得稀疏。那么，这些树叶是不是理性的呢？树叶是不是明白了最优化的道理，于是争相长在朝着阳光的一面呢？我们既不清楚，也不在乎。但不管树叶有没有理性，我们关心的只是一个规律，就是朝阳光的地方树叶长得茂盛，背着阳光的地方树叶长得稀疏；而哪怕在一个人人都是傻瓜的世界里，哪怕每个人的智力水平都只有树叶那么高，也仍然有人能获取利润，能存活下来，甚至还活得挺好。
这样，阿尔钦就为经济学找到了一个坚实的研究基础——经济学关心的是存活的条件。也就是说，经济学研究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人能够存活下来，而如果条件发生了改变，人们存活的情况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游戏规则决定胜负概率
实际上，阿尔钦的理论看上去并不新奇，也就是优胜劣汰的达尔文进化论。阿尔钦也确实觉得自己的理论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他说去看看达尔文吧，达尔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适者就能生存，适者才能生存。但通过达尔文的进化论视角来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制度的生存条件，却是阿尔钦的创造性贡献。如同阿尔钦所说，当环境改变时，分析者可以知道哪种类型的参与者将会成功。如果我们改变规则，就能知道胜负概率的不同。例如，如果篮球规则改变了，运动员必须穿高跟鞋比赛，那我们就能预测，林志玲恐怕比乔丹都要厉害。
思考题
识时务随大流和特立独行，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哪一种成功的机会更大？
第006讲 |亚当·斯密的人性观
人性自私推动社会进步
有一种说法，说经济学是建立在人性自私的基础上的，问题是人有时并不自私，因此经济学不一定对。还有一种说法，说人不妨自私自利，但也要讲道德，特别是商人，一方面要在商场上拼搏厮杀，另一方面血液里也应流淌着道德的因子。 很多人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主张人是自私的。斯密有句名言：“每一个人，不需要自己关心社会福利，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推动社会的福利，他只需要关心自己，追求他自己的福利就可以了。但是他在追求自己福利的过程中，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让他的努力转变为对公用事业的推动。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让他的自私自利推动社会福利的改进。” 但斯密还写过另外一本著作，叫作《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 1759），这本书讲的是人应该有道德。斯密既讲人是自私的，又讲人要有道德，这样就体现了一个两难问题，那就是人究竟是自私的还是不自私的？将“人是自私的”作为经济学的基础，是否牢靠？ 在回答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仔细看看，斯密究竟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吧。
人性自私，同时具有同情心和爱心
我们要先弄清楚《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出版顺序。事实上，斯密首先在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隔了17年，也就是在1776年才出版了《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包含了斯密的整个理论框架，而《国富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国富论》篇幅要更长，也更出名。 斯密的第一个观点是：人是自私的，那些完全不自私的人，连自己都不爱的人，自暴自弃的人，在社会上是不会受到尊重的。 斯密紧接着说了第二个观点：人不仅仅是自私的，同时还具有同情心，也就是有一种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人们把自己认为的别人是否幸福，当作自己是否幸福的一部分：你幸福，我幸福；你痛苦，我也感到痛苦。这是一种天生的能力，叫“同情心”，人人都有。人有同情心，也就是有爱心。
人的爱心有限，随着距离拉远而减弱
斯密的第三个观点是：“人的同情心是随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拉远而急速减弱的。” 如果我们查看自己的手机通讯录，里面少则上百人，多则数千人。但里面只有很少的人，是真正爱我们，能够随时倾听我们的诉说，在我们危难时奋不顾身来帮助我们的。人们只能爱很少的几个人，爱心没办法扩展到小圈子以外的范围。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生活在伦敦的体面的绅士，听说遥远的中国发生了地震，伤亡惨重。 这位体面的绅士会怎么做呢？他会首先拿出地图查一下中国离伦敦有多远，看看地震会不会波及伦敦。一看很远，伦敦是安全的，就放下心来。然后他会哀悼死难的中国人，感慨人的脆弱、大自然的无常。他可能会打开微博或微信，发两个蜡烛，说几句悼念的话，但接下来他就会回到自己的生活，关心自己的饮食起居，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这时，如果他自己的手指被刀割了一下，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会远比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更重要。 一位体面的英国绅士，他的爱心也仅此而已，那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仅靠爱心不够，陌生人互助需要市场协调
斯密非常睿智地看到：“一个人尽毕生之力，亦难博得几个人的好感，而他在文明社会中，随时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期，几乎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 每个人的爱心都极为有限，而他们又时刻需要别人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该怎么办呢？答案是依靠市场。市场是一个陌生人跟陌生人打交道的地方，是一个陌生人服务陌生人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斯密写下了这样一段警世恒言：“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户、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人际互动二分法：小圈子靠爱心，大世界靠市场
在斯密看来，人是自私的，但也有爱心；爱心只能适用于小圈子，无法延伸到更大的范围，所以我们只能依靠市场这个陌生人互助的平台，才能满足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的需求。小圈子靠爱心、讲同情，而大世界靠市场、讲规则。斯密的重要建议是：不要搞混了，不要在家庭、朋友圈里斤斤计较，过分讲究市场规则，也不要在市场上强求陌生人表现出不切实际的爱心。 看清了人性的两面性，并找到了对付两面性的方法，斯密就为市场经济找到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也是人们把斯密视作市场经济之父的原因。 思考题 你认为，市场经济会不会让人情变得淡薄？
第007讲 | 铅笔的故事
生活在城里的人，都非常喜欢大自然，经常赞叹大自然的美好与神奇，但对自己身边的生活却熟视无睹，经常觉得索然无味，平淡无奇。其实人类社会有许多精彩的地方，只是我们缺乏慧眼去欣赏而已。就拿最常见的铅笔来说，看似简单，只是由笔杆、笔芯、笔帽几个部件组成，但它的故事却很神奇。
神奇的铅笔
首先，铅笔的原料非常复杂。笔杆用的是一种叫作雪松木的木材；笔杆上的油漆不是一层而是六层，油漆中含有硝酸纤维素和合成树脂等复杂成分；笔芯里除了石墨，还有黏土和滑石粉；笔帽上的金属圈，据说是用黄铜做的；里面的橡皮是红色的，而红色的颜料，据说是硫化镉。所有这些原料，产地来自世界各地。
其次，它的制造工艺也非常复杂。以其中的笔芯制造为例。首先，需要将石墨与黏土等按一定比例配好；其次，将配好的原料放入机器混匀，并通过压芯机挤压出一定规格的铅芯；然后，经加热干燥和高温焙烧，使其具有一定的强度和硬度；最后经油浸处理而制成。仅仅笔芯制造就需要这么多工艺，那么深究下去，一支铅笔的生产流程，到底有多复杂？有多少人曾经参与一支铅笔的生产？50人？100人？1000人？都不对，是成千上万的人。
因为，除了生产笔芯，还要生产笔杆、笔帽。要生产笔杆就要锯树，要锯树就要有钢铁，要炼钢就得挖矿，要挖矿工人就得吃饭。工人不仅要吃饭，还得喝咖啡。要喝咖啡，就得从很远的地方运来。要航运就得有人造船，要造船……如此推演下去，整个流程会涉及成千上万的人，涉及成千上万人一代一代的努力。
市场力量造就铅笔神话
一支铅笔，将成千上万的人连接在了一起，它的神奇之处就在于：
首先，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掌握了制造一支铅笔所需要的全部知识。这些知识从来不可能集中在一个人的大脑里面，但是这支铅笔却做出来了。这是它神奇的第一个地方。
其次，每一个参与生产铅笔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努力会导致一支铅笔的产生，每个人只是做他手头的事情。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铅笔是什么，有些人根本就不需要铅笔，但是他们的努力，却使得铅笔能够生产出来。
再有，生产铅笔的这些人，生活在世界各个不同的角落，他们互相不认识，讲着不同的语言，信奉着不同的宗教，甚至可能彼此憎恶。但这没关系，他们能够共同合作，源源不断地制造出铅笔。
更神奇的是，虽然一支铅笔凝聚着成千上万人的努力，积聚着一代一代人的知识，但是我们购买一支铅笔所要支付的代价却微乎其微。你只要工作十来分钟，赚到的钱就可以买不少铅笔。
这是多么奇妙的现象！再看看大自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没有。到底是什么力量让这么神奇的事情发生的呢？那就是市场，那个让成千上万陌生人互相协作的平台。
这个神奇的铅笔的故事，被一个叫伦纳德·里德（Leonard E.Read）的人写成了文章，名叫《我，铅笔的故事》（I, Pencil, 1958）。
正如多年后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我，铅笔的故事〉之序言》中所说的：伦纳德·里德引人入胜的《我，铅笔的故事》，已经成为经典之作，它也确实是名副其实的经典。据我所知，再也没有其他的文献能像这篇文章一样简明扼要，令人信服地、有力地阐明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合作的可能性——的含义。
思考题
现代社会的分工和合作已经达到如此精细和复杂的程度，为什么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穷人呢？
第008讲 | 商业是最大的慈善
除了市场，陌生人之间也存在通过爱心互相帮助的情况，比如说慈善。市场和慈善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又如何呢？
世界银行的失败扶贫史
纽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曾经在世界银行工作16年，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要知道，世界银行并不是银行，而是国际扶贫机构，其宗旨是给世界上的贫穷国家提供援助，帮助那里的人民脱贫致富。
对于这个扶贫组织的业绩，伊斯特利写过一本书《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 , 2006） [1] 。他在书里说：在非洲，如果每个儿童能拿到12美分打上一针疫苗的话，死于疟疾的人数就会减少一半。但过去50年，西方对非洲的援助高达2.3兆美元，却没做到这一点。同样，如果援助金当中有3美元能够到达妇女的手里，儿童死亡人数又可以减半；如果妇女能够拿到3美元买蚊帐，那么大量的疾病就可以避免。但是这些也都没有做到。
哈利·波特的商业奇迹
然而，伊斯特利接着说，就在2005年7月16日这一天，英美两国却把900万册的《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送到了读者手里。伊斯特利问道：从来也没有什么《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的马歇尔计划，只是一项娱乐活动，英美两个国家却非常有效率地做成了；而救助非洲的儿童这么严肃的事情，效率却非常低下，原因在哪儿呢？
不能说世界银行官员的爱心比较弱，把事情办砸了；更不能说英美出版商的爱心特别强，把事情办得很有效率。我们在前面讨论亚当·斯密的人性论时就已经谈到，人的爱心其实差不太多。事实上，原因不在于爱心的强弱，而在于行善与商业这两种模式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
四大原因让行善扶贫难见成效
在实践中，至少会有四个方面的原因让行善扶贫难见成效。
缺乏反馈机制。 最重要的一点，是市场有很好的反馈机制，而扶贫行善则没有。
比如在市场里，一碗牛肉面10元钱，顾客吃完后有两个选择：继续吃，或者离开。看到顾客离开后，作为商人，也有两个选择：要么提高质量，要么降低成本，否则生意就没法做下去。
但是慈善事业却没有这样的反馈机制。白送一碗牛肉面，肯定有人会要，不管质量如何。下一碗还是白送，要不要？一般人都会说还要。但做慈善的人并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在商业里面，很容易挑选出谁是善于从商的人，因为标准非常明确：有10个人，给每个人两万元钱出去做生意，半年之后回来，只要看看每人赚了多少钱，就能够判断谁是会做生意的人。
反过来，如果给10个人每人两万元钱去做善事。半年之后回来，没有什么明确的标准来判断谁是最会做善事的人。
更何况，我们也不容易确定，该怎么行善才是有效率的。如果只有一笔奖学金，应该给又穷又笨的孩子，还是给又穷又聪明的孩子呢？很多人会说应该给后者。但有另外一种看法认为，聪明人脱贫致富容易，笨人变聪明难。真要扶贫助弱，应该把钱给前者。从这个角度看，一些富人设立巨额奖学金，给考上美国名校的孩子作学费，就更像是投资，而非行善。
委托代理问题。 许多负责行善的人，由于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认真程度就会大打折扣。
所托非人问题。 有很多地区的贫困，恰恰是由当地政府造成的，而国际扶贫机构却把钱交给这些造成贫困的政府。如果依靠这些政府去扶贫，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养懒汉效应。 持续的扶贫会造成人们的依赖和惰性，人们不愿意自己去努力，也不愿意再去尝试和奋斗。相反，人们努力的不是力争上游，而是力争下游，争取的是怎么才能保住贫困地区的称号，怎么才能够持续获得援助。
由于存在上述几个问题，行善扶贫的效果往往会大打折扣，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而商业行为，由于市场机制协调和鼓励人们分工合作，大幅、持续而高效地改进了人们的福利。
环顾周遭的生活，我们每天都要依靠大量的陌生人给予的“慈善”，那就是——商业。商业从根本上大幅度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商业是最大的慈善。
思考题
如果你有一笔钱可以资助一个学生，在你面前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又穷又笨，一个是又穷又聪明，你应该把钱给谁？
注释
[1]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于2008年11月出版。——编者注
区别对待｜选择的标准
第009讲 | 稀缺
前面我们讨论过，“人本理性”不能作为经济学的最基本假设，因为人不一定是理性的；“人本自私”也不能作为经济学的最基本假设，因为人也不完全是自私的。那么经济学这栋大厦，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才最稳固呢？答案是：稀缺。
稀缺是一个基本事实
我们把经济学建立在“稀缺”这个基础上。但稀缺并不是一个假设，而是一个基本事实。稀缺是人类始终面临的基本约束，只要我们活在这世上，就必须面对。
稀缺的含义非常广泛，不仅指矿产、森林和能源等有形资产的匮乏，还指空气、美貌、天资、注意力和时空等无形资产的不足。
举两个不容易察觉的例子。地理位置也是稀缺的。我们坐在飞机上往下看，茫茫大地，会发现土地是无限的。但所有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在地球仪上却只有一个针眼那么大。既然土地有那么多，为什么许多城市还要填海造地呢？原因是：土地虽然很多，但地理位置是稀缺的。
信任也是稀缺的，不是可以随便建立起来的。同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同学决定了你将来社交的圈子、工作的层次。许多人读书，不是冲着教授来的，而是冲着同学来的，与同学建立信任是一项长期投资。
稀缺的原因
是什么造成了稀缺呢？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别人也想要；二是人的需求在不断变化，不断升级。
先说第一个原因，我们想要的东西别人也想要。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体验，到商店找自己最喜欢的商品时，发现它的价格是最高的。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喜欢的别人很可能也喜欢。
第二个原因是人的欲望无限。只有野菜的时候，人们想要馒头；有了馒头，就想要吃肉，想要喝酒；有了酒肉，就想备足了馒头和酒肉到远方捕捞海鲜，还要用馒头、酒肉和鱼虾来供养艺术家拍电影。某登山家在攀登珠峰时借助直升机飞了一段路程，遭到了人们的指责，那是因为人们不乐意稀释登顶的荣誉。这种荣誉是人造的，为了争夺这种人造荣誉，就得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可以说，物质越丰富，需求就越新奇。
经常听有人批评，说现代人培养了许多不必要的需求。真有不必要的需求吗？
很多年前刚开始使用去屑洗发水时，我就想，我们真的需要去掉头屑吗？还是广告商刻意营造了这样一种需求？
当然可以说，这种需求是被营造出来的。但是一次一次使用之后，我们就觉得，肩膀上看不到头屑是个人清洁卫生的一个标准。我们今天的人，肯定要比20年前、50年前、100年前的人更干净、更卫生、更悦目。
人的需求永无止境
每当说到需求无止境时，就会有人说，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有些东西人们要了以后就不会再要更多。比如阑尾炎的手术，人们做完一个，就不会要求再做一个。
阑尾炎手术和治病的药我们确实不需要很多，只要把病治好就行了，不需要做了一个再来一个。治病的药也是如此。只要把病治好就行了，我们不需要吃了再吃。但问题是，治同样的病会有不同的药，药与药之间是有区别的，有些药会带来很大的副作用，有些药则不会。
周其仁老师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两种治疗高血压的药，一种是国产的，一种是进口的，这两种药在疗效上完全一致，唯一的不同是，国产药吃了以后手会抖，进口药吃了以后手不会抖。人们要治的是高血压，手抖不抖要紧吗？当然要紧。而为了研制一种吃了以后手不抖的药，我们就得消耗更多的资源。
从古到今，我们所知道的疾病数量越来越多，说明人类活得越来越仔细，健康的标准越来越高了。人的需求是得寸进尺的，即便物质无限丰富，人类欲望得到充分满足的日子也不会到来。
思考题
人们说，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一切都有机器人代劳了，什么东西机器人都会替我们去做，那么，在这样的世界里，还会存在稀缺吗？
第010讲 | 选择和歧视
由于东西总是不够的，资源总是稀缺的，人们在利用有限资源的时候，就不得不对资源的用途进行选择；而每当要做选择时，都必须采取某种选择的标准；一旦确定了选择标准，就意味着存在区别对待，而区别对待就是歧视。
歧视不可避免
稀缺、选择、区别对待和歧视这四个概念，其实是一体的，只要有一个就意味着同时有其他三个。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回避歧视，而只能直面歧视，并进一步讨论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歧视，歧视的条件又是什么，谁来歧视，以及歧视的后果是什么，等等。
我们永远不能避免歧视。例如，资源有限，一块木材，拿来造铅笔，就不能拿来盖房子；时间有限，今晚去看电影，就不能留在家里看电视；金钱有限，买了王菲的唱片，就不能买别人的唱片了。
当我们购买王菲的唱片时，其他歌手在我们这里就被歧视了。如果不喜欢说这是歧视，那换个词，叫区别对待，其实是同一个意思。
我跟太太结婚，也是做了选择。我娶了她，就歧视了世界上其他的女人，也歧视了世界上所有的男人，因为现在有些国家同性也可以结婚了。虽然我想平等对待所有的人，但是法律不允许我这样做。
所以说，只要稀缺不可避免，选择就不可避免，区别对待就不可避免，歧视也就不可避免。
歧视与逆向歧视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反歧视的法律，比如美国。
美国“平权运动”的宗旨就是让那些弱势群体也能得到平等待遇。那是不是有了平权运动的条款，有了平权运动的意识，歧视就会消失呢？
在教育领域，一些大学为了不歧视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学生，专门做了规定，照顾这些学生入学。1978年，美国发生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案子，叫“巴奇诉美国加州大学董事会案”（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 1978 ）。在该案中，原告巴奇（Bakke）是一名工程师，参加越战看到许多伤员后，萌发了治病救人的愿望，回到美国后打算报考医学院学医。
但巴奇已经30多岁，当时美国的大学有严重的年龄歧视，觉得30多岁的人不应该再接受大学教育。他报考了十几所大学，但没有一所大学肯录取他。这时，巴奇发现加州大学招生有一个特别条款，它在100个招生名额中，留了16个专门照顾弱势群体。
因为年龄偏大，巴奇觉得自己也是弱势群体，于是向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申请，希望校方将其当作弱势群体，准许入学。实际上他的成绩，离录取分数线也只差两分。
可巴奇没想到，由于自己是白人，校方根本没把他当成弱势群体。巴奇觉得受到了歧视，就把加州大学告上了法庭。
加州大学明文规定要照顾弱势群体，而弱势群体又不包括白人，这是否也算一种歧视？
为了消除歧视，却产生了新的歧视，我们称之为逆向歧视。
不准明晃晃亏待白人，就只能静悄悄照顾黑人
这个案子最后打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的意见也非常不一致。他们总共做出了6份裁决，主导意见是：学校根据学生的种族因素予以照顾，并不违反宪法，但是实施刚性的配额制度则是违法的。
也就是说，要照顾弱势群体可以，但不能定量地、有配额地推行这种做法。最后巴奇被允许入学。
这个判决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法官绕来绕去都未能直面现实：由于资源是稀缺的，总的入学名额只有100人，因此必然要区别对待，实施歧视。照顾了这个群体，就会损害另外一个群体的利益。如果不准明晃晃地亏待白人，那就只能静悄悄地照顾黑人。
正因为这个逻辑，其中一位大法官才公然说：“为了平等待人，必须待人有别。我们不能够，也不敢让平等保护条款延续种族上的优越性。”意思是，只有亏待白人，优待黑人，结果才能公平。而另一位法官则针锋相对地反驳说：投票支持平权运动的法官，其实都是铁杆的逆向种族歧视者。
法官们在争论的是如何才能避免歧视，而他们似乎还没弄清楚，由于稀缺性的存在，歧视是不可避免的，是绕不过去的，凡做选择就必有歧视。
歧视不是问题，如何歧视才是问题
这个案子，要是我来判的话，我会这么说：
第一，由于资源是稀缺的，学校招生时，必然要对学生进行选择，选择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歧视也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平权运动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没有资格声称自己的立场是中立的，每个人的立场都是有倾向的、偏颇的。
第二，既然歧视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谁进行了歧视，谁就要承担歧视的后果。
第三，学校是招生的主体，学校有权制定任何歧视性的招生标准。学校可以多元化招生，招一些来自弱势群体的学生，哪怕他们的考试成绩差一点；也可以招一些体育优等生，哪怕他们的考试成绩低一些，只要他们对整个群体有帮助。无论是明晃晃地规定照顾弱势群体，还是隐性地暗中照顾弱势群体，都可以，但学校要承担他们这样招生、歧视的后果。
第四，除了学校以外，毕业生的用人单位，也就是这项招生政策的后果承担人，应该有权取得相关信息；某个学生是因为体育好、学习好，还是因为种族或肤色的特征而被录取的。用人单位应该有知情权。
巴奇诉美国加州大学董事会案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案子，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大多数人容易忘记的一点：稀缺必然导致歧视。我们不应该问要不要歧视，而是要问应该如何歧视。
思考题
很多人都喜欢说：“我不赞成结果平等，但我主张机会平等。”你觉得这话有意义吗？
第011讲 | 凡歧视必得付代价
一般人认为，歧视别人就是欺负别人，被歧视就是被欺负，歧视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单向行为。
第一个对这种观点提出不同看法的，是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贝克尔在博士论文《歧视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Discrimination）中说，歧视别人的人，自己也得付出代价。
贝克尔的老师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第一次看到这篇论文时，心里也不高兴，因为弗里德曼是犹太人，以前也受过别人的歧视。说歧视别人的人自己也得付出代价，好像有点替这些人辩护的意思。当然，弗里德曼很聪明，很快就转变了思路。
歧视的起源
歧视，即区别对待，有两个最根本的起源。
第一是偏好。例如，有人喜欢王菲的歌，就会花钱买王菲的唱片，而不会买其他歌星的唱片；很多人喜欢去影院看电影，就会花钱买电影票，而不会买话剧票。
第二是信息不对称。假设房间里忽然跳出一只老虎，我们会怎么做？会赶紧跑！因为老虎会吃人。如果有人跟我们说：“先别跑，这只老虎不一样，它不吃人。”我们肯定会说：“我怎么知道它吃不吃人，我还是先跑为上。”
有人评论道：“你这是歧视，你是以对一般老虎的印象来判断这只具体的老虎，你应该多花一点时间了解这只老虎。”我们会说：“我了解不起，时间太紧，风险太高。”
这个故事是说，人们经常以偏概全做判断，那是不得已，因为信息费用很高。以偏概全做判断当然会发生错误，但是跟人们要付出的成本相比，还是值得的。
对人歧视越多，自己代价越大
经常有人说，美国人怎么样、日本人怎么样、韩国人怎么样。这都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视角，这种视角是一种歧视。但了解陌生人是有成本的，以偏概全（歧视）能让我们以最低的成本获取一些初步的印象。
当然，以偏概全是要付出代价的。例如，马云早年到处找投资人，如果我们是投资人，觉得他太夸夸其谈了，没把钱投给他，那现在可能会非常后悔。错误的歧视，有可能要付出巨大代价。
顺着这个思路去想，我们会明白歧视造成的后果越严重，人们就越有积极性去减少歧视。如果歧视带来的后果不太严重，人们就会很随便地歧视别人。
我从小在广东长大，那时候，在广东人眼里，所有的人就分三种：广东人；广东以北的所有人，我们称之为北方人；中国人以外的，我们称之为外国人或者鬼佬。
那时候，我们一般只和广东本地人打交道，很少和北方人、外国人打交道，所以即使歧视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相反，我们还能得到一些自我满足。
后来我到了美国，在一个班里，有中国人，有美国人，有白人，有黑人。这时要组成学习小组，如果我还坚持小时候歧视的习惯，不是广东人就不跟他交往，不跟他组成学习小组，那我的学业恐怕就会大打折扣了。
当我们不需要付出多少代价时，就会纵容自己歧视的习惯；当我们要付出很高代价时，就会节制自己歧视的习惯。
市场竞争让人心胸宽广
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繁华的大都市纽约，另外一个是得克萨斯州的偏远小镇。这两个地方，哪个地方的歧视更严重？当然是偏远的小镇歧视更严重。
因为在偏远的小镇，居民的同质性强，歧视外人不会有多大损失，而在纽约这样的多种族集聚的地方，如果歧视别人，就得蒙受巨大的损失。并不是人生下来就心胸宽广，人们不歧视别人的心态，是在竞争当中慢慢习得的。
同样的道理，在不同机构里，歧视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如果一个男人身上文着文身，戴着鼻环，梳着小辫儿，那么他在国有企业里受到的歧视严重，还是在私营企业里受到的歧视严重？
在国有企业里，竞争压力较小，招聘部门就有更大的主动权去歧视特立独行的人；相比之下，在私营企业里，竞争压力较大，雇主如果以貌取人，就得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他们会更看重雇员的实际工作能力，而忽略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偏好。在这样的机构里，歧视现象就比较少。
如果你是一名少数派——不管是在宗教信仰上、卫生习惯上、性别取向上，还是在政治观点上——当你遇到了唯利是图、只想多挣钱的雇主时，那恭喜你，他会是你的避风港。
思考题
人们的歧视行为，是在选总统的时候更严重，还是在选伴侣的时候更严重？
第012讲 | 歧视的作用和限制歧视的恶果
我们可以用歧视的概念来分析更为复杂的现象，比如歧视是不是合理的；而如果合理的歧视被政府禁止，会酿成什么样的恶果。
东南亚华人的歧视故事
人们一般认为，凡是歧视别人的人，都是比较强势的人。但有人就发现，情况并不总是这样。比如，华人在美国本来是个弱势群体，但他们自己却很喜欢歧视别人。在很多行业，比如博彩业、零售业、金融业，华人就喜欢自己围成一个圈子，不跟外人玩儿。这当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有一位华人女经济学家，名叫珍妮特·兰达（Janet Landa），她给出了非常漂亮的解释。
兰达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从小在马来西亚长大。她在小时候就发现，本地人经常有排华的行为，排华的理由之一，是华人做生意的时候排斥非华人。
为了探寻究竟，兰达在当地找了一个橡胶园，她发现这一带的橡胶园是由来自福建泉州和永春县的五大家族把持的。这五大家族分别姓陈、李、林、黄、严。她发现华人之所以强调儒家思想，是要用儒家思想来进行关系计算，其目的是要进行信用评级。
当地的华人把人分成七等：第一等，直系亲属，也就是近亲；第二等，大家族当中的远亲；第三等，同族或者同姓的人；第四等，同村的人；第五等，同方言的人或者其他说本方言的中国人；第六等，说其他方言的中国人；第七等，非中国人，包括欧洲人、印度人，还有马来西亚本地人，等等。
他们把人分成七等以后，做生意的时候，针对不同等级有不一样的条款，贷款收取的利息也不一样。
歧视行为的效率含义
兰达通过分析发现，其实闽南人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华人生活在马来西亚，语言不通，寄人篱下，真发生借钱不还的情况，很难把别人告上法庭。华人没有政府关系，也不懂当地的法律，正式的司法系统很难保护他们，就只能用这种距离的计算进行自我保护。
事实上，这种方法不仅不会减少当地华人做生意的收益，反而能够增加他们的效益。因为同村的人、同族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道德约束，有自己的关系、声誉，这些都可以成为生意信用的保障。
可见，歧视有时候也是非常有建设性的。
平权运动，一场反歧视运动
在美国，存在各种各样的歧视，政府也采取了大量措施来遏制歧视。问题是，如果政府禁止了本身合理的歧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10年前，美国经历了一场次贷危机。2000年前后，美国房价一直攀升，直到2006年房价开始掉头向下。2006年第四季度，人们停止还房贷的现象越来越普遍。2008年，出现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为什么会发生？有人说，是因为资本家贪婪。可是，资本家从来都是贪婪的，贪婪，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次贷危机。
也有人说，这是金融创新犯的错。有各种各样的资产和债务，被银行打包卖来卖去，链条太长，出现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了金融危机。但是，银行家从来都是精明而审慎的，在别的行业里面，怎么就没有商人把东西包来包去，最后卖个好价钱糊弄人呢？
真正的原因是这样的。历史上，美国人的购房率一向都比较低，其中一个原因是银行家非常审慎，不轻易放贷，因此大多数的美国人买不起房。而从1960年开始，美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平权运动，目的是矫正社会上不公正的现象，支持所谓的弱势群体，鼓励他们买房。
1991年，美国商业银行放贷的数据被公开，人们发现，能够拿到贷款的人多数是白人，而那些少数族裔、弱势群体，拿到贷款的可能性比白人低很多。这时候，大家觉得商业银行有特别强的歧视弱势群体的倾向。
到了1992年，联邦储备局波士顿分行发布了一份所谓的科学统计报告，声称经过严密的计算，美国商业银行肯定是对弱势群体进行了歧视。
实际上，商业银行迫于竞争，并不会随便歧视弱势群体。如果真的还得起房贷，而银行不给贷款，这岂不是银行的损失？但是大众并不相信。这份报告出来以后，整个社会掀起了一场要求对弱势群体发放更多贷款的运动。
政府威逼利诱反歧视，酿造次贷危机恶果
商业银行是商业机构，不会随便放松放贷条件，承担不应有的风险。为了促使银行放贷，政府威逼加利诱双管齐下。
所谓的威逼，就是政府规定，如果银行歧视弱势群体，经查证属实，会被处以巨额罚款。所谓的利诱，就是让有政府背景的两家房地产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去收购商业银行的房贷合同，也就是让政府来承担所有放贷的风险。
商业银行看到无论怎么放贷，最后都有政府兜着，已经没有风险，自然改变观念，不再对借款买房的人进行严格审查，相反，都鼓励大家借款。
当所有银行都这么做的时候，房地产市场短时间内当然会一片繁荣。但一向审慎的银行知道，这些债务是有毒的，所以把这些债务包来包去、卖来卖去，就像击鼓传花一样，只是不知道这个有毒的资产最后会传到谁手里。银行还相信一点，就是所谓的“大而不能倒”——欠债越多，影响就越广，政府就越不会让你倒，因而就毫无顾忌地这么做下去。
最后的结果，就是次贷危机。
这次危机告诉我们，在现实中歧视往往都是有原因的，尤其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下，歧视往往也是有效率的。如果出于政治原因，政府逼着市场改变歧视标准的话，就有可能酿成恶果。
思考题
你能不能举一个歧视的例子，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歧视不合理，但你却觉得它是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