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录

《诗经》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虽然《诗经》只是一部诗歌总集，但是因为它是儒家的经典，而儒家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所以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我们今天学习和了解《诗经》，应该知道它究竟为什么会对后世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诗经》是儒家“五经”之一（五经分别为《诗》、《书》、《礼》、《易》、《春秋》），是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之书。相传孔子删编过《诗经》，虽然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孔子对《诗经》的推崇却是不争的事实。《论语》里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比如《论语·阳货》中孔子讲：“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他对《诗经》是十分看重的。对《诗经》中的具体篇目他也常常提出深刻的见解，比如他在评价《关雎》时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他的观点对后世影响极大，因此后人非常重视对《诗经》的研究。历代研究《诗经》的著作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

在孔子那里，《诗经》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内容和手段，这就是“诗教”。孔子不是简单地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而是认为它具有教化的作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就是诗教思想的直接体现。他甚至认为不学习诗经，连话都说不好（“不学诗，无以言”）。随着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的越来越重要，孔子“诗教”思想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尤其是在汉儒那里，他们几乎完全从诗教的角度来解释《诗经》，造成了严重的误读。而诗人们在创作的时候，非常重视诗歌的政治教化和社会批判的功能，讲求兴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诗教”传统。这一传统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加强文学创作的现实意义，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指涉力。但另一方面也使得文学背负的内容过于沉重，过于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使文学的审美功能被轻视，偏离了艺术的审美本质。因此“诗教”思想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无论是功是过，它已经溶进了中国文学的血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性格。

《诗经》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是中国诗歌或者说是韵文的源头。它在审美追求、表现方式、形式结构等诗歌的基本品格方面，为中国诗歌或者韵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审美追求上讲求“比、兴”的使用，这一点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影响非常深远，“触景生情”成为最常见的行文方式。在结构形式上，《诗经》采用了韵文的结构，句式工整，讲究押韵，这样就使得作品具有建筑美和音乐美（闻一多语）。此后的各种韵文都保留了这一传统，无论是汉赋，还是骈文，也无论是格律诗，还是词、曲在形式上都注重句式的严整和押韵，不同的只是骈文和词、曲在句式上相对自由一些，句式有一些变化，而格律诗则在句式和音韵上要求更严格一些而已。

《诗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还体现在它反映了古老的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觉醒和忧患意识的产生。殷人重天命，重祭祀，而周人取代殷商之后在总结殷商灭亡的教训的时候，认识到“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决定天下归属的不是天命而是人的道德。这样，人们关注的焦点就从神下降到人的头上。只有自己注意道德的修养，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才会得到“天”的垂青。忧患意识的形成标志着人们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而主体意识的觉醒同时就带来了人文精神的觉醒。我们可以从《诗经》中的《文王》、《大武》、《小宛》等篇目中清晰地看出。因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从天命下降到了人性，所以我们看到《诗经》中大量的作品都是描写人们世俗生活的，包括婚恋主题的、战争主题的和农事主题的。而在《大雅》和《颂》中虽然有很多篇目是关于祭祀的，但描写祭祀的重点已经不是在宣扬天命的神秘宗教色彩了。

《诗经》的艺术手法

《诗经》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它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或称为美学价值，而产生这么高艺术价值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对艺术手法的选择和使用。

《周礼·春官·大师》中首次提出了“诗经六义”，它们分别是：风、雅、颂、赋、比、兴。一般认为风、雅、颂是诗体的分类，而赋、比、兴才是真正的诗歌表达方式。宋代的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是比较能得到认可的，“赋者，铺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今天说的陈述和铺叙。比，“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是外物触发人的感情，一方面使人们触景生情，显得很自然；另一方面还有起调的作用，为后文奠定音韵和句式的节奏形式。这些艺术方式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有时区分很明显，也有的时候区分不很明显，主要是“比”和“兴”，它们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一方面它起到了起兴的作用，诗中女主人公看到桑树茂盛的枝叶，触发了她对青春的感想，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认为她在拿桑树比人生，因为后文还有关于“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的描写，都是在劝诫女性不能对男人太专情，要有独立意识。这样它就是既有“比”也有“兴”了。“比”、“兴”手法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非常深刻，几乎大多数的诗歌的前两句都是兴笔，触景生情几乎成了固定的形式。

《诗经》中在字词和句式上也有很多特点，比如在用词上大量使用叠词，如：“关关雎鸠”中的“关关”，“蒹葭苍苍”中的“苍苍”。诸如此类的叠词在《诗经》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这些叠词都是用来描摹事物形态的，有很强的具象性，读之如在眼前。叠词的使用可以增加诗歌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朱自清先生对古典文学研究很深，非常善于学习和吸收古典诗文中的精华。在他的《荷塘月色》中我们便可以看到大量叠词，这些叠词为他的文章增色不少。《诗经》在用词上另一个特点就是大量使用双声和叠韵词，这些词的使用主要是增加了诗歌的音韵美，读起来音韵铿锵。读者在阅读《诗经》中最常见到的一个特点就是叠章，一连几章句式和意思都基本相同，只是会有个别字词的调整。这种结构形式产生了一唱三叹的抒情效果，不断重复的韵律，加强了抒情的效果。清人方玉润曾描绘这种效果为“恍听田家妇女，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忽断忽续”。这一比喻十分妥帖，描绘出了叠章产生出的强烈艺术效果。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个“和”的文化，它对和谐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诗经》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在艺术追求上体现了对“和”的追求。“和”体现为两个层次，首先就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天人关系，古人认为两者是统一的，所以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观点。其次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体现为对“政通人和”的追求。“天人合一”观在《诗经》中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观念层面，例如《豳风·七月》，作为一首农事诗，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劳动状况，而且还传达出人们依照节气和天时行事的原则。我们在《七月》中可以深刻感受到人不是被动的顺应天时，而是主动地与天时合成生动的韵律。其次是艺术层面，《诗经》中比兴手法的普遍使用，就充分反映了人们对天人和谐的追求。因为比兴的内容大多都是自然中的物象，以自然中的物象来触发情感的抒发，本身便是“天人合一”思想在艺术手法上的表现。“和”在人事上体现在人伦和政治两个方面。人伦上比如《小雅·常棣》中就体现了对兄弟之间、夫妻之间和谐关系的追求。在政治上追求不同阶级之间和谐相处，典型的有《小雅》中的《鹿鸣》和《宾之初筵》。

《诗经》的艺术手法是整个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手法的发端，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