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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今天的新东方离有文化价值的机构还有一万里的距离，我们对中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还没有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未来也许会向老天再借五百年，只要我们能坚持下去我们就能够做到。希望我们大家不光为利润而奋斗，也不光为学生的分数而奋斗，我们一起来为新东方最终成为有文化价值的教育机构而奋斗。为了这个目标，我会用毕生的精力和财富去奋斗，也希望大家和我共同努力。
我刚才在下面写了一首小诗，比较做作，不习惯这样，但是突然来了兴致了。
又一个中秋，在美丽的秋天来临。
我们共举杯，为生命融入自然的清新。
一天天的日子阴晴圆缺，变成回忆。
岁月刻下痕迹，把我们带上新的瞬间。
在事业和家庭间，我们奋力作为竭尽全力。
经营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爱情。
我们接受挫折接受打击，我们依然热爱生命，
我们从不同的角落走到一起，都因为心中同一个名字，
新东方是我们今天共同的归宿，共同的努力。
我们的眼泪，我们的欢笑都和她相连。
也许明天我们依然会背上行囊，天涯远行。
在阴晴圆缺间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天天走来，
新东方一定是我们共同的回忆。
在满月的光辉里，我们一起祝福未来，
祝福新东方，祝福我们自己，
也祝福我们家人健康、祖国圆满！
知识分子的九大素质和四不糊涂
——2012年10月18日对新东方教师进修班老师的讲话
我一直认为个人的发展比新东方的发展更加重要，个人的发展能直接助力新东方的发展。这跟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是一样的，当一个国家注重每一个公民、个人的时候，这个国家必定有很好的发展。如果这个国家只注重经济发展、政治方向，而疏忽了对每个人的教育，疏忽了对每个人个性和人格的尊重，这个国家就会有问题。中国的问题实际上就出在这里，最根本的因素是个人发展问题没有解决。
谈新东方，就要谈新东方每位老师、每位员工的发展。这个不单单指薪酬，更多的是指自我能力上的提升和完善。我个人始终认为，一个人拥有的一切都是能力的副产品，比如房子、汽车、金钱，以及社会地位、名声、社会资源等。如果你没有能力，却拥有财富，那一定是父辈留下的，最后也会坐吃山空。
在座的老师不一定每个人都在新东方待一辈子，有的可能只待几年，有的可能更长一点，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混，肯定是要混一辈子的。人的生命有长短，生命怎么过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上个礼拜刚刚度过50岁的生日。前半辈子我做了不少事情，也留下很多遗憾、困惑。我在思考怎么让后半辈子活得更加丰富，少些遗憾。而在座的老师年龄平均在二三十岁之间，所谓“三十而立”也就是在30岁这个时候可以确定自己的志向，明确一辈子要去奋斗的目标或明确使自己能够获得物质财富、名声和地位的路径。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老师，不管你未来当不当老师，你都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在北大当过几年老师，出来以后我就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知识分子。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素质，但实际上也可以推而广之，看做是任何人都应该具备的素质。
第一个素质是有个性，但是却能圆润地表达出来。个性，不是指脾气好坏，是你作为一个独特的人能被世界认识，不是窝囊废、不是摇摆者、有自己的主见、对生活有看法、对朋友有选择标准，并且能坚持主见，这叫个性。含蓄是个性，直率也是个性，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有个性是件好事，有时候没有个性给人一种模糊的印象，有的人以胖为美也是弘扬自己的一种个性。但是个性是可以用圆润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不是刺头，不是用棱角让别人受伤，要把自己打磨到在人群当中让人感觉舒服。著名的词曲作家高晓松很有个性，在清华大学没读完书就辍学了，到厦门沦落为歌手，然后在厦门谈了第一个女朋友，住在茅草屋里。他的歌词很有个性。高晓松在朋友圈里是受人欢迎的，因为他能照顾到别人的感情，照顾到别人的情绪，即使他有才华也不会用自己的才华去伤害人，他有自己的原则。前段时间他醉酒驾车后，不动用关系，理所当然地接受了监禁六个月的处罚。
当一个人变得成熟，走进人群，不管你多么有个性，还是受人欢迎的，只有做到这一点，你的个性才有施展的余地。不然，你走到哪里都被人挡着，因为你有个性别人也有，你乱发挥个性别人就会把你顶回来。任何人的自由都是以限制自己的行为为前提的，当你自由到想杀人放火的时候，你的自由很快就会消失。希特勒自由地杀害了那么多犹太人，但没风光几年，就被迫在地下室自杀了，死无葬身之地。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我要做一个有个性的人，但又是一个圆润的人。如果我没有个性也做不到今天。有个性就是我有自己的主见，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主张。有个性并不是脸上刺青、鼻上带环。我也知道，我要把新东方做长久，就必须要圆润。昨天我在清华大学跟学生座谈时说：“清华、北大的学生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谦虚，怎么谦虚都不过分。你们提问题的眼神和语言都是特别过分的，对我这样的人都过分的话，你们对社会的过分可想而知，很多人都是有知识但却无知的人。”人最怕的就是有知识但却无知，知识和有知、无知完全是两个概念。
第二个素质是思想可以敏锐，甚至可以尖锐，但是不能极端。比如在网络上对什么事情都骂骂咧咧的人就是极端的人。做愤青没有问题，但是做一个无厘头的愤青，一个没有价值观的愤青，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在座的老师，你们思想敏锐和尖锐都没问题，我的思想有时候也是很敏锐的，我在微博上发的言论是很尖锐的，有时候领导人给我打电话：“俞老师，你说话要稍微缓和一点。”尽管我有自己的思想，甚至是对社会尖锐的批评，但我是有底线的，我抱着对社会的希望，认为不管处于怎样的状态，中国的社会格局会走向更美好的明天。人不能没有自己的思想，不能没有对于各种事情的看法，比如对于中国政治局面、社会局面的看法，对于中国经济的看法、知识的看法、教育的看法，对于人与人的看法，但是如果走极端，就表明你这个人实际上没思想。尤其在座的各位老师，当你向学生传达观念的时候，你可以明确地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思想，但是不能走极端。因为偏激的东西杀伤性很大。比如希特勒认为犹太人有问题，也许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能有一定道理，因为犹太人的经济能力对德国人起到了压制作用，但是他不在正常范围内表达，而是把犹太人赶尽杀绝，是违反了人道主义的残酷做法，最后的结果是把一个国家给毁掉了。有极端思想的人到最后都会出问题，有极端行为的人大部分都在监狱里。理由非常简单，这个社会需要思想，但不需要极端思想和行为。
第三个素质是在专业领域要拔尖，但同时要博学通识。什么叫专业领域？比如在座各位现在当老师就是专业，即使你以后不想当老师，也会拥有自己一辈子想做的专业领域。我的专业领域最初是英语，但是英语还是太宽泛了，听说读写到底专哪个？听说写都不是我的专长，读还可以。后来我觉得既然那么多的学生需要背单词，那我搞词汇研究，词汇成为我的专长。现在培训教育的管理成了我的专长。如果要找中国培训教育管理的专家，我应该是其中一个。人的一辈子总要有一个专业、一个领域能让你作为自己的依靠，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拿它来当饭吃。只要中国人想学英语，我谋取一份饭碗还是有可能的，这就是专业领域。
博学通识则是各个领域都要懂一点。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某个领域都是大将，但实际上他们又通达很多领域。陈寅恪是搞历史研究的，但是对物理、化学、地理、人文、考古几乎门门精通。只有博学通识，你才能用更加全面的眼光来看问题，也才能让自己的专业领域触类旁通。那怎么才能做到博学通识呢？最重要的还是要多读书，我对新东方老师的要求非常简单，每年要读30本书，而对员工的要求是每年读20本书。
另外，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精读几本书，有几本书对于你来说是能倒背如流的。这几本书到底是哪些由你自己来选择，你可以选择《论语》、《庄子》、《老子》等古代的书，你可以选择《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你可以选择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你可以选择《莎士比亚全集》，你也可以选择其他任何学科的书籍，有那么三四本特别精通、滚瓜烂熟的。在这个前提下再博览群书，读的书越多越好。有的书是用来翻阅的，有的书是一页页读过去的，有的书是读过后一辈子就不再碰的，有的书是可以连续读两遍甚至几十遍的。我现在读书的方法是拿到一本书之后，不看别人对这本书的评价，先前面读上三页，中间读上三页，最后读上三页，如果我连读三个三页，都觉得吸引我读下去，我再从第一页认真读到最后一页。如果我连读三个三页，发现这本书从语言上、思想上对我来说都不具备吸引力，我翻翻就扔到一边了。最近我读的一本书文笔特别灿烂，但除了文笔富有诗意外，没有内容也没有思想。我翻到中间再读一篇，发现还是同样的感觉，文笔很流畅，但没有内容。我不欣赏一个光有文笔没有思想的人，所以我就不继续读下去了。一个人能同时拥有文笔和思想是最好的了。如果实在没办法，就读有思想的书，宁可没有文笔。大家想一下，翻译过来的学术著作，有几本是有文笔的？用英语、德语写成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的时候，除了像傅雷这样的人能把国外的著作翻译得信达雅都能达到，又有几个翻译家能做到？尤其现在社会人们越来越浮躁。我曾经干过翻译工作，一本书一个月就翻完了，管它什么文笔呢，只要翻译成中文出版了，我拿稿费就行了。所以，相比于有文笔没思想的书，我会选择有思想的书。当然，有思想、有文笔又有感情的书，那就是顶级好书。我喜欢中国作家野夫的作品。野夫是个散文家，他写自己的经历写得比较多，他的作品把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字、情感的丰富和自己的思想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
第四个素质是要保持人格尊严，但是要以“仁”达天下。中国是一个从来不注重人格尊严的民族，因为中国一直是在皇权统治和集权统治下的民族，普通人从来都是无条件服从，既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也不能表达自己的人格。到今天为止，中国其实依然是这样。有些老师教育孩子是以摧毁孩子人格的方式，有些家长教育孩子也是用摧毁孩子的个性人格和独立思想的方式，这样做的恶果之一就是以后孩子们一旦碰上事情就会没有底线，因为中国的传统中没有对人格的尊重，人们就没有必要有底线。在中国，人的自我贬低行为和贬低别人的行为屡见不鲜，因此才会出现为了抗议日本侵占钓鱼岛上街游行打砸抢的情况，而且最后一查这些打砸抢的人，基本上都是地痞流氓。
对于新东方老师来说，我希望所有老师都能够展示人格魅力，同时展示对周围的同事以及每一个学生发自内心的尊重，从一个平等的角度来看待人与人的关系。
尊重了人格以后，我们要发扬中国文化中最核心的一个词，这个词叫做“仁”，就是仁义道德的“仁”。所谓的“仁”就是同情心、慈悲心、悲悯心。你看到别人痛苦了，你会内心痛苦，你看到别人受伤了，你也觉得痛，这就叫同情心。悲悯心就是即使你没痛，但是你愿意为天下众生服务，你愿意济天下苍生。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确实把天下苍生和社稷江山放在了自己心中。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恰恰又手无缚鸡之力，没有权势也没有力量，所以不可能改变中国。有权势有力量的人又不把社稷江山放在心中。到今天为止，依然是这种状态。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作为一个人，能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能做一点好事就做一点好事，不能做好事就把自己做好了。我也是用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做新东方的。两个月以前美国SEC来调查新东方，面对很多关于新东方的谣言，我很坦然，因为我不会让新东方去做坏事。现在SEC已经表明新东方没问题。
十年前，我还没有弄清楚“仁”的概念的时候，新东方有人贪污，我最多让他把贪污的钱吐出来，然后就放他走。后来我发现这样不对，实际上我是在纵容他，让他以为原来做了坏事不会被惩罚，以后他还会去做坏事。所以后来凡是出现这样的人，我就把他送进监狱。一个社会能够扬善，一定是因为它有惩恶的能力，比如对特权的惩罚，对贪官的惩罚，对奸商的惩罚，对坏人的惩罚。胡适曾经说过：“一个国家天天讲仁义道德，讲到最后，这个国家一定是充满了不仁义道德的人；一个国家少讲仁义道德，但是订立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规矩，这个国家的仁义道德一定会遍行天下。”这句话是胡适在70年前说的。大家可以对照中国和美国的现状，咱们中国从中央媒体、地方媒体，到上课的教授、中小学老师天天都在讲你要爱国，你要帮助别人，每年都在发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可是中国却世风日下，做好事的人相当少，干坏事的人相当多。再看看美国，你绝对看不到任何一句宣传“仁义道德”的标语，也没有任何一个学校呼吁“向某某同志学习”，但你发现美国每一个人都非常守规矩，因为每一个人守规矩了，所以人与人之间相处就和谐了。美国既保持了人的独立性，同时又保持了大家应共同遵守的规矩，所以美国人的自由度反而很大。我们讲自由的时候，却发现有特权的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特权有了自由，我们就没自由了。在国外大街上是不可能看出来哪辆车是政府领导的。
只有每一个人都有遵守规矩的能力，这个社会才有仁义道德。我们现在缺乏这些东西，我希望中国未来能够有这方面的发展。但不管有没有，我们个人还是可以努力达到儒家所希望的最高境界，就是“仁、义、礼、智、信”。希望大家能做的就去做，做不到也没有关系，但是不要虚伪，表面上对别人好，背后捅人刀子。如果表面对别人好不起来，那背后也不要对他使坏。
第五个素质是追求财富和名声的同时要安于清贫，从清贫中能发现清贫的好处。前两天我看到微博上疯传两个年轻人在4.5平方米的房子里结婚，很让我感动。我曾经有过在5平方米的地下室跟我老婆住两年的经历，我知道那种生活既贫困又一无所有，但是某种意义上还有点幸福。5平方米的地下室没有窗户，空气非常污浊，因为我们在北京没有房子，只能住在那个地方。现在有了房子，家庭幸福指数真的还不如那个时候。人一无所有的时候会感觉很幸福，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反而感觉不到幸福，这是人的欲望在作怪。
我做得还算不错，我的生活有一个标准，就是生活中绝对不拥有任何丢了会让我心疼的物质，也不拥有任何会给我带来累赘的物质。我喜欢骑马，但没买过一匹马，我去了草原，看到哪匹马好就骑上一圈，骑完了，马一放，我就不再牵挂它了。如果我养一匹马，马生病了我牵挂，马年纪变大了我跟它一起痛苦。我身上所有的穿戴都是扔了不可惜的。政府官员一会儿抓一个“表哥”，一会儿抓一个“表叔”，我不懂他们怎么想的。我觉得手表唯一的作用就是报时。我手上这块表50美元，带了十多年，换了三根表带，到现在为止它还进步了，每过几天就增加一分钟，对我来说恰到好处，我就希望表跑得快一点，这样我参加各种活动就准时一点。人要安于清贫，假如现在要我过一种清贫的生活，给我十平方米的房子，每个月两千元的工资，我想我还会幸福生活的，只要满足两件事情就行。第一，这个十平方米的房子里有一堵墙必须全是书，那我就有了精神食粮。第二，必须给我一辆自行车，没事的时候骑车走在蓝天白云之下，这辈子没有汽车没关系，从前18年也从来没有过。实在不行，如果我想周游世界，徒步走还不行吗？
人生要不要有追求财富和名声的梦想呢？当然要了。个人生活品质需求不断提升，这当然和钱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心态。既要追求财富、名声，也要安于清贫。我之所以到今天为止还有非常好的心态，是因为我是一个安于清贫的人，在这个前提下去追求财富和地位。我从不跟别人比较财富、地位和名声，这些东西都是来如风、去无影的东西。如果我变成一个穷光蛋，我不会有太多的悲伤，也不会有太多的痛苦。小时候，我母亲跟我讲过一句话，叫做“穷有穷的活法，富有富的活法”。
第六个素质是在热闹时要懂得热闹，在寂寞时要懂得升华。人的生活分成两部分，热闹的时候少，孤独的时候多。热闹时候多而孤独时候少的人通常都是没思想的人。我们现在虽然在一个热闹的场所，大家在一起玩，一起开会，但是更多的时候你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时候，要让自己勤于思考，孤独的时候读书、打坐。打坐在英文中是meditation，实际上是“思考、默想”的意思，思考怎样让自己在孤独中得到升华。孤独的时候可以写诗，可以写文章，可以阅读喜欢的著作。我是喜欢热闹又欣赏孤独的人。我非常忙，但是我每个月都会有两到三天尽可能与世隔绝，所谓与世隔绝，就是从早上到晚上，不回一条短信，也不发一封e-mail，手机和电脑都放在一边，自己坐在那儿想事情，或者一个人在山里徒步、行走。这样可以让心静下来，让感觉慢下来。今年中秋节、国庆节，我一个人从初十的月亮一直看到二十的月亮，从半个月亮开始，到慢慢变圆，洒下了满地光辉，再慢慢变成半个月亮。从天还没黑的时候，半个月亮已经在天空中，到晚上12点半个月亮才从东方升起来。你会发现，当满月的时候，真是“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感觉。但当月亮慢慢变淡的时候，星星就会一颗一颗出现，天空开始繁星满天。只有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才会有这样的发现。
第七个素质是要善于表达和陈述，但不要口出狂言。不是雄辩，也不是说滔滔不绝，而是作为一个老师，要善于表达，善于陈述，但是严禁信口雌黄，说话不能夸张，不能大而无边，不能自我吹嘘，不能不讲道理，不能把幽默变成低俗，把笑话变成黄色。当一个人善于表达和陈述，又不信口雌黄，给人的是一种踏实又能干的个人魅力。我现在总在看奥巴马和罗姆尼竞选总统的辩论，我是倾向于奥巴马的，觉得这个人更实在，而罗姆尼因为是个商人，所以整个人气势中有很多商人的色彩。奥巴马由于执政四年的压力，口才反倒不如以前了，结果辩论中往往输给罗姆尼。奥巴马常常在关键时刻表达不充分，有时候我都替他着急，我就在想“赶快说啊！赶快说啊！”结果他说出来的话不是那么有说服力。其实，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能力只是一方面，但他们都有口才。对于美国总统来说，口才似乎成了第一能力，只有当你的口才powerful，让人热血沸腾，让大家觉得你就是他们的救星的时候，你才能成为美国总统。确实，我看到的成功人士，尤其是社会成功人士，大部分是善于表达和陈述的。我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我有不错的表达和陈述能力。在各种场合要讲话、要表达的时候，我都能代表新东方的形象，这样新东方就能凝聚社会资源。很多人从我的讲话感觉我人不错，愿意和我交朋友。所以，口才是一种资源。常常有人问我：“俞老师，我什么资源都没有，怎么在社会上混啊？”我说：“你自己本身就是资源，你如果不把自己当资源，你就不可能把资源聚拢过来。你必须把自己变成一个吸铁石，才能把周围的东西都吸过来。”
第八个素质是气度要大，做事要细。一个人首先要有气度，其次是做事情要细心、细致。如果从《三国演义》中找个典型的话，我觉得曹操符合这个标准。曹操能写出“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这样的诗句，再加上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气势，你就可以感觉到他的雄才，相信他绝对是一个气度很大的人，否则不会在关公过五关斩六将之后，还对关公充满义气。而且曹操布局做事的时候都非常细心，甚至他临死时还交代自己的老婆小妾，“吾死之后，汝等须勤习女工，多造丝履，卖之可以得钱自给”。你会感到他非常细心，也非常有人性。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尤其是男人，如果没有气度，光有细心，是顶级糟糕的人；一个人有气度但是不细心，很容易变成一个做不成事情的人。我们看到有气度的人很多，但是能成事的人却很少。这是因为做事的时候，很多人都缺乏细心，细心包括具体做事布局的细心，包括跟人相处时对人的感受的关注等。如果你在一群人中间随时能关注到每一个人的感受，并且通过你的关注能够与别人进行交流呼应，让别人对你留下好感，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女孩子也要有大气度。有的女孩把老公的每一分钱都把住，认为卡住了老公的钱，一分钱都不让花，就把老公的心也卡住了。其实，她越这样卡，老公的心走得越远。有气度的女孩应该是这样做的，让老公交一部分钱，剩下的钱怎么花与我无关。恰恰因为这样的气度，你老公可能就越不会乱花钱。有这样大度的老婆，他会舍得丢下你吗？当一个男人舍不得身边女人的时候，他就会检点自己的行为；当他觉得身边女人很讨厌，并且觉得丢了也不可惜的时候，他肯定什么事情都敢做。所以，有些人觉得生活这么难，其实很多的难处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当然，气度对于男人更加重要了。斤斤计较、自私自利的男人，一个铜板看的比磨盘大的男人简直应该自己一头撞死，因为这样的男人让男人世界黯然失色。
第九个素质是喜欢生活要大于羡慕浮华。喜欢生活就是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找到自己的幸福。我们常常在寻找自己幸福的时候舍近求远，一朵花、一片树叶、一杯清茶、一本喜欢的书、一个喜欢的朋友这些都是眼前的幸福。但很多人都不关注眼前的幸福，关注的都是怎样发财、怎样买车买房、怎样找白马王子等等。当然，买车买房很好，但是变成车奴、房奴，用贷款买车、买房，最后每天恨不得24小时拼命挣钱，就为了还车贷、房贷。结果当你把车贷、房贷还上后，车也旧了，房也漏了。有这个能力就买，暂时没有能力就先生活，买辆自行车，也会幸福。关注眼前的生活，一定要大于对浮华的追求。
以上是关于一个人发展，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发展的九大要素，希望对大家的发展有所帮助。除此以外，人生还有四件大事不能糊涂。
第一，嫁娶之事不能糊涂。不是说嫁进官宦之家，就不糊涂了；也不是说娶一个貌美之人，就不糊涂了。其实，这恰恰是糊涂的表现。嫁娶之事糊不糊涂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是这个男人或女人是不是你一辈子都能够爱下去。嫁娶前一定先要让自己从恋爱中走出来，冷静一下，思考一下。这个女人很美，但是娶了她会幸福吗？她会不会操持家务，是不是吃喝无度，是不是花钱如流水？徐志摩如果不娶陆小曼，可能就不会遇上撞机事件。徐志摩是一个诗人，他的爱是不顾一切的。陆小曼是交际花，长得很美丽。诗人看见美是不顾一切的，所以徐志摩爱上了她。徐志摩不是出身富贵家庭的人，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到处去赚钱，从上海到北京，又从北京到上海，到处讲课。为了省钱，他就坐邮政飞机，不用花钱，等于坐免费飞机，最后飞机撞到了山上。
从生活角度来说，嫁娶和恋爱是两个概念。只要不结婚，你恋爱谈得怎么样，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建议大家恋爱谈得长一点，最后大家冷静下来后，如果发现这个人真的是我一辈子想要的人，才不会有遗憾。
第二，欲望之事不能糊涂。欲望之事是什么呢？就是好钱、好吃、好喝、好色。中国的政府领导每年接近两万人被抓进去，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好钱。你到了政府领导岗位上，什么都有了，再要贪，就是贪天之功，连老天都不会容忍了。在政府领导的岗位上，最忌讳的就是好钱，一好钱就贪，一贪就会被抓住把柄，一被抓住把柄就会被铲除。所以，欲望之事一定要控制。一个人又要寻求欢乐，但是又要控制，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到现在还控制不住自己喝酒，我每次和朋友们一起聚会，一定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喝多，我说的不要喝多指的是不超过1斤的白酒量。我是个豪爽之人，也自认为是大气之人，所以一喝酒就喝醉。我喝醉了不会胡来，没有胡言乱语，没有撒酒疯，但我没有做到控制自己不醉。一个人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的喜怒哀乐(当然这个境界是非常高的)，即使控制不住自己的喜怒哀乐，在关键时刻你要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比如不能贪财。如果在贪欲上能够把控得住自己，生命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第三，学业之事不能糊涂。你的专业、你读的书、你人生的发展方向、你的事业目标，这些全叫学业。你的学业方向糊涂了，你这辈子就稀里糊涂过去了。从我到北大学英语开始，到在北大教英语，最后出来开办新东方做英语培训，我在这个方面思路一直没有变过。有很多人鼓动我去做房地产，我做房地产应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很多地方的政府领导和我关系还不错，我要向他们要块地，很容易就会拍卖到我的手里。你把这块地给我，我把你的孩子送到国外去，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屡见不鲜。但是，我从来不做这个事情，理由很简单，我做的是新东方，我做的是教育，既然做教育我就用纯粹的心来做教育。尽管做房地产能多赚一些钱，对我来说，无非是赚了钱干什么的问题。钱少有钱少的干法，钱多有钱多的干法，钱是没有尽头的，放一屋子是钱，放一箱子也是钱。而学业是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在学业上不能糊涂。
我现在50岁，也想过后面的50年怎么活。我想得很简单：首先要做好事，新东方也是在做好事，所以我反复强调新东方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诚信负责、真情关爱、好学精进，志高行远”。其次要读好书，这辈子读书对我来说是非常愉悦的事情。第三是走好路，全世界该去的好地方要去好好走一走。我绝对不会去爬珠穆朗玛峰，一是万一不小心我掉下去了太不值得了；二是珠穆朗玛峰这样的山是用来仰视而不是踩在脚下的；三是我周围很多朋友都爬了，黄怒波爬了，王石也爬了，而且不止爬了一次，他们都鼓动我也去爬，说我的身体状况一定是可以爬上去的，我说我坚决不爬，你们既然都爬了，那么我不爬就是有个性。第四是交好友，我有很好的朋友，很多久经考验的朋友，未来我还要交朋友，说不定从你们中间就可以发现忘年交。等到我不做新东方了，没事情干的时候，一壶茶、一盘棋、一壶酒再加上几个好友，就是无比的幸福。最后一个是管好家，这点我做得不够，没有时间关爱自己的孩子，弄得我很痛苦，但是作为父亲我还在尽力而为。只要尽力而为了，至少不会留下太多的后悔和遗憾。我把这几条写在我的日记上，定义在我的生命里，一有时间就做这些事情：做好事、读好书、走好路、交好友，管好家。只要尽了力，最后做不到就做不到了，这就像曾国藩说的那样，“但问耕耘，莫问收获”。
第四，朋友之事不能糊涂。交朋友一定要慎重，酒肉朋友没有问题，一般的朋友也没有问题，但是人生中一定要有几个朋友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心理压力可以和他们讲，家庭矛盾可以和他们讲，这些朋友能够让你感受到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幸福。因为，你总有些事情不能和老婆讲，不能和子女讲，不能和领导讲，不能和下属讲，只能和朋友们讲。我非常庆幸有这样的一些朋友。要交到永远不背叛你的朋友，我在这一点上做得还算不错，生活中有很多人都认为我是他们永远不会背叛的朋友。有很多朋友愿意把心事告诉我，我也能把心事告诉他们。“朋友一生一起走”，这种感觉很好。
总之，嫁娶之事不能糊涂，欲望之事不能糊涂，学业之事不能糊涂，朋友之事不能糊涂，把这四点做好了，人生的幸福就伸手可及。如果大家都能把自己的个人发展做好了，新东方必然会有发展。
怀抱百年教育的梦想
——新东方成立20周年寄语
新东方已经20 周年了。新东方成立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一眨眼已经20 岁了，好像不经意间孩子突然就长大了。
一个20岁的青年依然很青涩，自以为经历了一些风雨，见过了一些世面，但实际上生命才刚刚起步。与世界上很多已经上百年的大公司相比，新东方还在儿童阶段；与世界上很多几百年、上千年的教育机构相比，新东方还在襁褓里。
新东方在商业化的环境中做教育，天天面对激烈的竞争和科技的变迁，每天都必须奋力向前，否则就很容易变成商学院的失败案例。新东方需要用教育之心做事业，把追求知识和智慧作为顶礼膜拜的事情来对待，否则一不小心落入商业中唯利是图的俗套，违反教育规律，将会被世人诟病千秋。
20 岁的青年，已经从摇摆中走了出来，变得意志坚定，立场鲜明。新东方经历了过去20 年的风雨：经历了从一人独拼到团队共进，经历了从家族生意到国际上市，经历了从内部纷争到外部竞争，经历了从国际诉讼到浑水攻击，经历了从管理模式的改变到业务模式的变革。
这些经历让新东方变得成熟起来，勇敢起来，更加重要的是，让新东方明白了来之为何，去向何方。经历青春岁月的同时，新东方确定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明白了自己的理念和使命，也获得了丰富的精神内涵。
新东方明白，过去经历过的很多事情，未来还要经历；过去没有经历过的很多事情，未来必将经历。但20 岁的青年已经不会再在风浪之前退却，“自强不息、奋发向上，历经艰难、此心不改！”新东方精神将生生不息，为每一代新东方人提供勇往直前的动力。
在20岁的时候，新东方将再次起航。未来的道路还很长，因为我们怀抱着百年教育的梦想；未来的时间又很紧，因为我们肩负着教育报国的重任。
请相信新东方人，我们不会放弃，我们更不会退缩。在未来的20 年，新东方将会以更加成熟的姿态，为中国和世界的教育事业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坚信理想的力量
——2013年11月16日在新东方20周年庆典上的演讲
(文字版有删改)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站在这里，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这让我想起了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骑着自行车从天安门广场走过，那时候我想，有一天我能够走进这样一个神圣的礼堂。后来，改革开放终于把人民大会堂开放给了人民，我曾经以一个游客的身份参观了人民大会堂的整个会堂和周边的一些大厅。那时候我想，什么时候我能够坐在这个会场里开会呢？后来我被评为全国政协委员，有资格进这个大会堂来参加会议，听国家领导人的讲话。
又有一次，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我和王强、徐小平作为被邀请的代表，也坐进了人民大会堂。那个时候新东方还是一个非常小的机构，我曾经坐在这里想，什么时候新东方也能够在人民大会堂庆祝自己的生日？那是在十几年前，当时我就想，大概20周年的时候我们应该能走进来。今天，我们走进来了，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也许，每个会场都能容纳新东方的20周年，但是在这里的意义确实不一样，因为它证明了一个卑微的人的卑微的梦想只要坚持下去，是可以实现的。新东方就是一帮卑微的人实现的一个伟大的梦想。
在我们新东方很少有“官二代”和“富二代”，尽管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已经变成了“富一代”，但毕竟也是少数。我们每一个人都从草根出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屌丝情怀，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从来没有忘记过，有更高的山可以爬，更长的路可以走。在更高的山上，我们能看到人生更好的风景；在更远的路上，我们能遇到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朋友和机会。我们一路走来，走了20年，走到今天，取得了一些成功，这些成功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但也不全部是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要感谢，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尽管这个时代还有很多的毛病和问题。但是请大家稍微回想一下，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有哪一个时代能比今天更好呢？就是在宋朝、唐朝的时候也只是少数的知识分子和官僚才能真正享受到社会的繁荣。今天我们尽管没有看到整个社会的繁荣，中国还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有利益集团、有官僚特权，但是毫不夸张地说，一个13亿多人口的国家，大部分人已经能够吃饱饭穿暖衣，并且还能够过上有梦想的日子，这个时代真的值得我们感谢。
其次我们要感谢在座不在座的每一位新东方人，因为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做出伟大的事业，新东方之所以有今天，是我们团队成长的结果。从我一个人开始，到最后20个人，100个人，1000个人，到今天我们拥有30000多个员工和老师，大家的力量一起把新东方做起来了。
我们更加感谢学生、家长对我们的信任，正是他们的信任使我们能够收取源源不断的学费，从而能够给每一位员工和老师发工资，也使新东方能够到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世界培训教育的第一大股。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即使我有再大的能耐，如果我今天还是一个人的话，新东方依然是一个小的培训机构，依然是小小的个体户，甚至我可能已经变成了传销者。
当然，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家人。在这我首先要感谢一下我老妈，我老妈今天作为功勋人物也来到了现场。我老妈最大的功劳就是把我生了出来。老太太一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国家领导人”，但是她最大的职务就是我们村上的妇女队长。她也特别希望儿子成才，所以从小就让我看书、识字，虽然她自己斗大的字不认识几个。她不光培养了一个中文水平比较不错的儿子，而且培养了一个改变了中国英语教学格局的人。
当然我还要感谢一下我老爸，尽管他已经去世了20年。我老爸给了我巨大的酒量，使我踏遍中国江湖战无不胜。我依靠这个酒量，一次又一次在绝望中站起来，把各路人变成酒友，变成朋友，最后让他们因为新东方的事业而感动，帮助新东方一起成长。
我在感谢我父母的时候，也是在感谢全体新东方人的父母。虽然由于大会堂的人数限制，我们不能让每个新东方人的父母都过来，只是请了一部分父母过来，但把你们请过来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新东方对你们的感谢。我们做得非常不够，新东方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你们生出了好儿子、好女儿，他们为新东方奋斗，做的是一项正直的事业。请你们相信我们干的不是贩卖人的事情，我们干的是一个在中国的这一个历史阶段，甚至是在下一个历史阶段都起到正面影响的事情。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飞速变迁的时代，从一个农业社会快速地走向商业为基础的社会。在这样一个巨变的时代，我们从原来只能待在农村和城里不能动，到已经可以游遍中国和四海，从贫困到连一块肥皂都买不起，到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尽管这个时代出了太多的问题，比如官商勾结、贪污横行，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快速进步的时代所必然面临的问题。所以，我宁可相信这个时代所出现的一切不是一种绝望，而是一种希望，不是一种堕落，而是一种进步前的搏击。我相信再过10年、20年、30年，中国将会更加美好。
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有一些“坚信”在人们的心中不会变。首先，我们坚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信任和诚信为基础的。新东方能做到今天，依靠的是团队成员之间的互相信任，是家长和学生对新东方的信任，是政府对新东方的信任。但是所有信任的建立，一定是以你信任别人和自身诚信为基础的，它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可以把周边的所有负能量变成正能量。在我的一生中，我确实被一些人欺骗过，也确实遭到了一些人的暗算，但到今天为止，我最引以为傲的就是我依然相信我身边的每一个合作者和朋友，直到最后他欺骗了我。既然这是人们心中最渴望的东西，我相信在中国互相信任的基础就一定能建立起来。假如今天我们对中国政府不信任，那是因为有一些贪官的存在，但是我们也已经看到了政府对贪官下手越来越重；假如人与人之间互相不信任，那一定是因为我们沟通不畅。所有这些东西都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改善。
其次，我们坚信人一定会向着人格平等和每一个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去努力。这一条也是我们做新东方的基础。我在新东方常常强调的一句话就是，人与人之间可以有岗位的不同，但是绝对不能有人格的不平等。作为上司你不能欺压下属，人可以批评，但是不能侮辱，人可以严厉，但是不能讽刺。大部分新东方人都拥有人格平等的心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新东方人能够亲如兄弟姐妹的重要原因。中国未来的进步也必须以人格的尊严和自尊为基础。尊严就是让别人能够看得起你，自尊就是你自己看得起自己，我希望中国社会成为一个人人都有尊严和自尊的社会。如果整个中国社会在这样的变革时代暂时做不到的话，我希望至少每一个新东方人都能够做到。我在这里要向大家发出号令，如果你发现任何一位主管和上司在处理你的问题或者和你交谈的时候有侮辱你人格的情况出现，我鼓励大家积极投诉。我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主管和上司从新东方清除出去。当然我更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够首先做到对人尊重。中国教育最大的毛病不是学科建设不健全，不是没有素质教育，也不是高考制度不科学，而是在教育中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的孩子们，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公民，他们到底应该对别人赋予怎样的尊重以及对自己赋予怎样的自尊，而这些是人类平等和自由的基础。我希望从新东方开始做起。
第三，我们坚信人类进步的力量。从古代到现代，我们经历了无数的黑暗，人类充满了杀戮、混乱、饥荒、灾难，西方也有中世纪的千年黑暗，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人民从科学知识到人文知识都在进步，人们享受的权利越来越多，人们的生活水平到人与人之间的尊重都在进步。即使我们在中国看到一些这样那样的坏现象，但要相信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人都是追求进步的。我们已经看到全世界融为一体，全球化的趋势把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观念、思想和进步理念都带到了我们身边。我们再也不是被蒙起双眼、闭关自守的中国，我们再也不是在愚昧社会中被压制人性的中国。即便现在的公开言论表达还不够充分，但我们每一个人至少可以在朋友圈里自由地表达我们心声。因为相信世界的进步，所以我们相信成长的力量。我们一直在追求自己的成长，在追求中国学生的成长也在追求中国每一个家庭的成长。通过这样的成长，我们在追求整个中国的成长、民族的成长和历史的成长。
最后，我们坚信理想的力量。理想不一定必须是崇高的，我们不一定非要当上联合国秘书长，我们也不一定非要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任何一个从卑微出发，哪怕是点点滴滴进步的理想，都值得我们去尊重。我的理想是从卑微开始的，从一个农村孩子卑微地希望“拔掉农根”离开农村，到最后进入北京大学；从希望成为一个北京大学的合格老师，到希望自己能够到海外去读书，到最后这个希望失败后成立新东方。我只是希望自己的家庭能够有一些生活补贴。但是这样的理想一点点成长，从最高梦想只要30万人民币，到我有了足够的钱养家糊口，到最后把新东方做成上市公司；而现在我的理想是希望为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为中国的透明和公平来贡献我自己的力量。也许一切理想都有一个卑微的开始。
世界是如此的千变万化，在过去我们任何一件事情的改变动辄都需要100年的时间，我们曾用了2500年的时间来改变中国的封建社会。从我出生到18岁，我的家就是那几间破茅屋，是那几条小溪和那几棵茂密的树，后来还因为那场浩劫树都被砍掉了。今天，我们一天所搜集到的信息，已经是我们古代人也许需要100年才能搜集到的信息；今天我们所遇到的曾经也许100年才会改变的商业模式，一天之内可能就会被推翻和改变。我们已经看到，小时候最喜欢去的书店现在已经荡然无存，我们知道人的买书读书习惯已经改变。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购买到全世界任何想要的东西，我们知道一般的商店商业模式发生了改变。
现在教育领域的变革正在来临。在过去两年中，投入教育的公司，不管是传统的还是高科技的，像移动互联网、互联网上的公司，在中国已经达到了3000多家，每一家都可能是新东方潜在的对手，每一家都有可能把新东方推翻。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新东方面临的两种命运。第一种命运，新东方继续成长，继续引领中国培训教育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可能面临另一种命运，新东方从此被竞争对手打败。有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一瞬间你就死掉了。很多商业大佬还在抽烟喝酒的时候，回头一看才发现自己的公司已经分崩离析。
新东方现在站在最好的历史机遇的关口，也站在我们自己最危急的关口。在这个关口我们新东方能够取胜吗？我对新东方的未来充满信心，我有四大理由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我对新东方的未来充满信心。第一，新东方是一个正直的事业。任何正直的事业都不太容易被打败。我们一直在为学生和家长服务，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来得公开而透明，我们一直凭着良心在做事情，我们心中存在着理想，我们确实“好学精进，志高行远”。新东方的每一个人尽管单纯，尽管有不切实际的骄傲，尽管为了利益也会争吵，但是我们本质上是一群很纯洁的人，新东方本质上也是中国最好的培训机构之一，有这样的基础，我们对走向未来会有信心。
第二，新东方是一个善于变革的机构。有多少机构是从个体户变成一个世界级上市公司的？新东方经过了无数变革，从个体户开始，到夫妻店，到家族制，到朋友合伙制，到中国股份制公司，再到世界股份制公司，最后成了纽交所上市公司。尽管现在新东方已经有官僚主义的倾向，尽管新东方滋长了形式主义，也导致了效率低下，但我依然相信新东方的心脏是迎接变革的心脏，因为我愿意变革，我愿意带着这种变革的精神跟大家一起共同前进。我们可以打破一切旧规，可以建立新的商业模式，甚至可以推翻了重来，最怕的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变。所以请大家相信我，我愿意变，我愿意付出全部精力和时间，甚至付出我的全部财富和资源来为新东方变革作贡献。我也希望新东方的每个人都能一起处在变革的前沿，共同努力，把新东方带向下一个20周年的发展。
第三，我之所以坚信新东方的变革，在于当我环视团队的时候，发现在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如此充满理想、激情，如此充满新意识和创意，而且如此团结、平等和互相调侃的团队。我去过世界很多大公司，也去过中国很多大公司，我发现新东方的文化氛围真的非常好。尽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争吵，这种争吵在《中国合伙人》这部以我和徐小平、王强为原型的电影中也有再现，但所有这些争吵都是为了新东方的发展，都是为了让我们发展得更好，所以新东方的团队精神中确实蕴藏着新东方生命力的基因。
第四，我曾经读过一句话，“任何一个组织，只要能关注年轻人的成长并产生影响力，就占领了未来”。在中国，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机构比新东方和年轻人的心贴得更近。因为新东方知道如何用年轻人的语言与他们交流。我这样一个年龄的人，在哈佛演讲也大量使用网络上年轻人流行的用语，题目就是《用4B精神，做5B的事情》。学生跟我们在一起，学生代表了未来；当学生背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我们就真正失去了未来。所以我们只要做一点就行，那就是踏踏实实为学生服务，让学生永远向着新东方，和新东方在一起。让我们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学资源、更好的教学团队、更好的教学系统和更好的教育平台。让我们一起点燃学生的理想。如果孩子们对新东方的老师真的能够像今天节目中表演的那样，如此崇拜，如此欣赏，新东方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
总而言之，我们要进步，我们要变革，我们要努力，我们要更好地服务学生。新东方就在这儿，20周年，只是今天。过去的20年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看向未来的20年，希望在未来的20年我们能够一起把新东方做得更好。希望20年以后，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依然能够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新东方40周年庆典，然后是60周年的庆典。
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
第七章
媒体说
——解读老俞与新东方
“温和而犹疑，软弱而无力，细腻而敏感”是他对自己性格的评价。当企业家领袖、青年导师、教育工作者、精神贵族几种角色在这样的人身上完成交集，他的内心该是一片何等充满矛盾的世界？
俞敏洪：出离在红尘
来源：道农参考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
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
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
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 (波兰)切斯拉夫•米沃什《如此幸福的一天》
这位中国最著名的老师独自住在北京西山一处三面环山的别墅区里，京密引水渠在不远处流过，砖混结构的建筑包围着种有草坪和瓜果的庭院。房间不算大，《巨流河》、《明朝那些事儿》等书籍堆放在室内各个角落，墙上找不到一幅名贵字画。“那就是一种负担，如果它们真的值钱，博物馆自然会收藏，”主人一边说，一边亮出手表，“知道这个牌子吗？一个加拿大农民用的品牌，50美元，我用了十年，”继而是他招牌式的冷幽默，“从不晚点，每五天还能增加一分钟。”
刚过完50岁生日的俞敏洪，身穿一件深蓝色Tommy Hilfiger短袖T恤，体形保持得一如20岁时，身材修长，肌肉结实，有人用“文弱书生”形容他实在不恰当。自幼，他就是干农活的好把式，十几岁成为苏南家乡插秧冠军，13年前一场传奇劫案中，他与一名一米八的壮汉搏斗了近十分钟，最终击败了对手，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他有一张典型中国知识分子的面孔，网友曾把他和胡适的头像放在一起疯转。“跟胡适相比，我连他的百分之一都不到，怎么可能是他的前世今生呢？”
“温和而犹疑，软弱而无力，细腻而敏感”是他对自己性格的评价。当企业家领袖、青年导师、教育工作者、精神贵族几种角色在这样的人身上完成交集，他的内心该是一片何等充满矛盾的世界？
一个秋日黄昏，俞敏洪与一群年轻的朋友刚刚爬山归来。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夕阳静默地缓缓下沉，在不经意的一瞬间投入永恒。此时最好的旁白，是弘一大师李叔同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人人心中都有等量的苦
除了每年三分之一时间陪在常住温哥华的妻子、儿女身旁，俞敏洪不愿离开这片北京大学西北十几公里处的土地。18岁那年，他站了36个小时火车从常州进了北大，从此在北京的西北角扎了根。“这片土地对我来说太有感情了，这儿的每一座山头，我在生病的一年中全爬过，医生警告我不要爬，肺结核一用力气会崩开、吐血，但我根本不听，每个山头都去爬。后来新东方所有重要的点，全在这一带。”
大三第一学期，俞敏洪被诊断出肺结核，必须休学一年卧床静养。自农村升入北大两年来，俞敏洪一直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封闭、边缘、单调、自卑，成绩乏善可陈，渴望却从未得到一位姑娘的青睐。他被送进香山脚下的北京结核病疗养院(现香山慈幼院)，一个人在那儿度过了一年的四个季节，看全了山的颜色——春天的粉红，夏天的青翠，秋天的火红，冬天的雪白……多么诗意的风景，多么诗意的年龄。
医院门口有一座小山，山脚下矗立着一座纪念北伐战争中牺牲烈士的墓碑，上面赫然刻着冯玉祥题写的“精神不死”四个大字。这四个字成为俞敏洪的精神寄托，他回忆：“我几乎每天都要去爬这座小山，每当我感到绝望时，就坐在石碑前，对着它们久久发呆，默默地流泪。”
彼时的中国，大时代闪闪发光，明快、亮丽、令人欢欣鼓舞，医院大喇叭播放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让俞敏洪至今都愿意哼唱；但仅就俞敏洪个人而言，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的文字是更好的写照：“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到自己的身影。”
这一年是俞敏洪生命中的“沉潜”时刻。“刚进北大时，我不知道黑格尔、康德是谁。同学们都觉得我没什么见识，为了和好友赌十元钱，我曾花了五天时间，每天背十个小时，把《离骚》背完了。休学的这一年，我读了300多本书，将中国历史文学典籍看了不少。”
俞敏洪后来回忆说：“人生的某个时刻，或是一个人还未问鼎成功的光环之时，必须‘沉潜’在深水里，少安毋躁。只有修炼到一定程度，才能成为远走高飞的大鹏鸟。如果说我从来没有自卑过，只是自大、傲慢过，那么我一定很浅薄。”
“你常常觉得这个世界很悲苦，但是你无能为力，”俞敏洪对世间悲苦有一种天生的敏感，“每一个我认识的普通人，都有一个特别动人的故事。”
北大英语系80级毕业30周年纪念册被俞敏洪视若珍宝，他动情地给我们介绍每个同学独一无二的命运，一个个故事在俞敏洪眼前荡漾开来。
俞敏洪北大同班有一位才华横溢、家庭出身又好的男生，追到班里的校花，郎才女貌，毕业后结婚生子，羡煞众人。几年后，丈夫随留学的妻子出国，因放不下知识分子的身段，不肯屈尊外出打工，妻子拿奖学金读书也无余钱，家庭生活越来越紧张，婚姻走到悬崖边上。
1995年，俞敏洪赴美，正是该夫妇关系最僵的时刻，老同学相见，丈夫向俞敏洪诉苦：有次丈夫驾车看望异地求学的妻子，碰了一鼻子灰，大吵一架后往回开，时值漫天大雪，满肚子苦楚的丈夫注意力不集中，“啪”地一连串撞了正处理交通事故的三辆警车，美国警察二话不说拷走了他。
当时新东方初有起色，俞敏洪欲赴美拼命拉回国创业的第一个人就是他，说打出一片天地后，或许还能挽救婚姻。最终，回国的是王强，是徐小平，是包凡一，而不是他。戏码如同中国留学生的典型剧本，夫妻劳燕分飞。男人现在美国一所大学任终身教授，每次回国，和俞敏洪都是寻觅一处荒野，一通啤酒猛喝，不醉不休。
“那个女孩子，全班心仪的对象，只有他一个人追到了，为什么弄成这样一个结局？我感觉特别悲伤。”人间的分分合合似乎很平常，但俞敏洪总能捕捉到其中的悲苦内涵。他不禁问自己：“一番艰辛、一场挣扎、一轮怪圈似的奋斗与毁灭，难道这就是人生无可逃遁的悲剧性？”
“人生一辈子的悲苦是谁都避免不了的。对待悲苦的态度，是人生最重要的关口。”
一位成功者的自白
采访当天上午，俞敏洪刚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委派的律师追问了四个小时。“浑水事件”发生两个多月以来，俞敏洪几乎每天要向美国律师、会计师解释各种繁琐难缠的问题。对于一个自嘲“连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都分不清”的文人型企业家，应付这些“技术活儿”一直是最让他头疼的事。然而，他在此次风波中的表现很是自信，远比六年前新东方在美国上市时从容自若。连美国律师都感叹：“调查了中国这么多案子，从没遇到一个中国CEO如你老俞般open and honest (坦诚、开放)”。
“首先，新东方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新东方没做坏事。第二，即使新东方股价掉了60%，依然是一件好事，这个好事现在深刻地体现出来了，新东方所有管理层股份都翻了一倍。第三，就算美国方面认定新东方有问题，被下市，依然是好事，我顺便就私有化了，当然现在这个状态是不能私有化的。第四，即使对我本人来说，都是一个发财的机会，股价上去了，我再一卖，又能资助多少贫困大学生？”
7月18日浑水做空新东方当天，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有一半理事发短信给俞敏洪，纷纷声援俞敏洪。“这就是团队的力量，”俞敏洪感念，“你不需要写任何合同或协议，只需一个电话，钱就可以到账。所以找组织是必然，是归宿。”
即使在这帮俱乐部亲密朋友中，还有人看不懂俞敏洪为什么对上市如此“耿耿于怀”。“你一直说上市以后很苦恼，还劝人家别上市，我觉得上市以后还是乐趣大过苦恼的吧？”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私下问俞敏洪，“你怎么赚了钱还抱怨呢？”
对新东方和新东方人来讲，上市当然是最佳选择，但对这位新东方缔造者而言，被某种东西“锁”住了的感觉是最痛苦的。新东方任何股票持有者都可以卖股票走人，但俞敏洪不行，他和新东方的命运已经拴在了一起。
柳传志说“联想就是我的命”，俞敏洪不是这样一位企业家。在内心，他思退不思进。“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把新东方彻底放掉，交给其他更有能力的人来掌舵，就犹如新东方在我的生命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财富？他常将之形容为负担：“任何给我增加负担的物质享受我都会摒弃掉，每当我做一件事情，都要先问问自己，我最终能得到心灵的富足吗？”
嗯，成为一名心灵富豪。可《圣经》上说，富人想上天堂，比让骆驼穿针眼还难呐。在一次企业家私密聚会上，俞敏洪有一段人生独白：
“人有时自以为得到某个东西后会解脱，比如没钱时觉得有钱就是解脱，没事业时觉得有了事业就会解脱，自卑时觉得自信就是解脱，结果发现，人生不过是从一个坑跳出来又跳进另一个坑，因为这世上的地从来没平过，而且往往跳进的是另一个更大的坑。我曾说幸福快乐是我的终点，后来发现这是不可能的，追求幸福快乐带来的是更多的痛苦。所以，我后来改变人生态度，有点向佛教靠近。人生出来就是为了受苦的，如果这样想，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快乐就会让你觉得很幸福。”
人不管多有钱、多成功、多有社会地位，很多东西是摆脱不了的。恰如加缪笔下的神话英雄西西弗斯，辛辛苦苦把石头推到山顶，而一旦到达山顶，接下去便是滚落，再接下去又是一番往上推的苦斗。
关于“苦”，真乃人世间永不缺席的元素，幻化为千百种不同的面貌，让不同时代、不同人生阶段的每一个人品尝。所谓“做事苦，不做事亦苦”。但俞敏洪意识到，什么也不做才是痛苦的深渊，所以他一定要做事，成为一台“痛苦转化器”，把苦吃进去，转化为乐放出来。
他改写了卢梭的名言：“人生而不平等，却无往而不在打破自己生命枷锁的努力之中。”他这样定义新东方精神：一种从绝望中义无反顾寻找希望的精神。他说苦难是最好的老师：“当你能够坦然接受各种苦，并依然保持一种努力的心态，想办法从中摆脱出来时，结果常常是好的。我从挫折中间，或者别人的欺负中间，都看到自己生命成长的一面，而不是对我伤害的一面。哪怕是最坏的人，其实都是在帮你成长。对一个帮你成长的人，你有什么好恨的？”
爱能打通心灵，恨只能堵塞心灵。俞敏洪说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怨恨过任何人。2005年，那群差点把他大卸八块的劫匪被判死刑，当时俞敏洪还找到警察，强烈希望拿两瓶酒去看他们，跟他们说几句话。“没什么好恨的，我还活着，他们死了，不存在恨的问题，”俞敏洪说，“我想问问他们的生活背景，做这些暴行时的心理感受，还有当时把刀子架在我脖子上时，为什么没往里捅？敬他们两壶酒，让他们一路走好吧。”
俞敏洪真算得上异类，尤其在这个家长制横行，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在自己的王国享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国度。王强或徐小平经常闯进俞敏洪办公室，劈头盖脸将这位“老大”数落一通。等人家发泄完推门而去，俞敏洪才猛然醒悟：“我得反驳啊。”十年前新东方内部矛盾最严重的时候，开12个小时董事会，常常没有任何结论，最后四五个人在一起号啕大哭。
作为创始人的俞敏洪也曾被“弹劾”，除了股东大会可以参加，董事会、总裁办公会、校长办公会都不能参加，“我当时心态很好，背着书包教书去了。这里面没有谁对谁错，大家一团糊涂，”俞敏洪回忆，“我做不了曹操，因为我的个性比较弱，性情比较宽容，乐于容纳，不会独断专行，我喜欢倾听朋友们的建议和忠告，喜欢跟着朋友们转。从个性上来说，我可能更像刘备。时间长了，新东方内部就有了一种共识：老俞待人很宽容。”
不愿为“暴民”“暴官”送命
9月中旬以来，各地泛滥的“爱国运动”和膨胀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让俞敏洪忧心忡忡。“野蛮救不了中国”，他在微博上大声疾呼：“坚决反对以爱国名义打砸抢烧，义和团当初打砸抢烧、袭击洋人，也没有把中国救回来。我们需要自强、自尊、自爱，让国家不仅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精神上真正强大起来。”
中国的社会结构问题、政府行事方式、贫富差距，以及十八大后新政治周期下中国的命运，是俞敏洪当下忧心的问题。作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2012年执行理事长，他在伦敦对全世界大声疾呼：“一个超越一切限制、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的存在，将会严重损害普通人的利益和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
同王石一样，他也在读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的长篇著作《罗马人的故事》，可他越读问号越多：“罗马人怎么一开始就形成了民主共和制度？历史上，为什么东西方只隔一条幼发拉底河，就将民主法治与独裁专制分隔两边？全世界民主社会已经为中国做了两百多年榜样，为什么中国的政府和老百姓始终都没准备好？钓鱼岛事件映射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火焰，又会将中国引向何方？”
“一旦暴民、暴官形成激荡，就会是革命状态。到那一天我哪边都不会参与。两个极端之下，作为处在夹缝中的企业阶层，一定是两边都想送你的命。你想要真理的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参与。我不愿为暴官送命，也不愿为暴民送命。我不愿意卷进一个没有理性的社会，成为牺牲品。”
最让俞敏洪揪心的，是目前中国社会缺少一个自我调整的机制。“任何一个阶层都没有，加上执政党现在确实比较强势，于是又陷入两难境地：不强势，说不定会乱；过于强势，又容易积累更多的社会怨恨。我最不希望看到，当最后想调整的时候，失去了机会。”
看未来，俞敏洪保持谨慎乐观，前提是“官员不贪、商人不奸、百姓有尊严”。
“我现在特别希望党和政府能够把真理和理性牢牢地掌握在手中，那样的话，我愿意参与建设性的发展。”对于新一代执政者，俞敏洪认为他们年轻，经历过文革苦难，又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知道老百姓心目中诉求的社会形态是什么样，有机会理性、和平地推动中国社会形态的变革。
中国民营企业家至今没有真正走上历史舞台，他们最缺什么？俞敏洪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缺的是一个平等对待的空间。就像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一样，中国的民营企业并没有真正的“民营企业”过，这样的民营企业家，自然没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以及可以自由表达的商业市场。
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不成熟、不自律，俞敏洪也是毫不客气：“现在中国稍大一点的民营企业家普遍在寻求国家制度和资源的庇护，而且很多民营企业家还在宣扬自己和国家机构、国有企业合作的好处，这是出卖民企力量的一种行为。如果连大民企都不能坚持走纯粹的市场化道路，那未来中国真的就很危险了。”他在正和岛2012年两会沙龙上强烈呼吁民企要远离权力：“任何时候都不要跟国家资源，尤其是国家权力资源沾边，必须以身作则，在中国力挺公平、透明、平等的商业交易行为。只有做到这一点，未来中国改革才可能通过民企力量推动。”
有段时间，俞敏洪说话尺度很大，朋友们提醒他说话不要太“冒”。一位体制内官员就曾打电话抗议：“俞老师，下次说话不能这么绝对，你说‘哪个政府领导敢说自己家族里没有一个人在外面开公司的’，我家族里就真没有啊。”“那句话肯定是错误的，”俞敏洪反思，自己的性格确实有时候一激动就会说错话，“可真是急啊，当然，现在变得柔和多了，我要把自己调整到大智若愚的状态。”
卡夫卡说：“倘若没有每个人都理解，因而每个人都自愿服从的真理，那么每种秩序都只是粗野的暴力，都是迟早要在真理需求的压力下四分五裂的笼子。”俞敏洪认为，中国需要改革，同样需要全社会的启蒙和自觉。
被问及“新东方给中国最大的贡献是什么”，俞敏洪说：“我希望新东方成为一个有文化价值的企业和教育机构。文化价值谈何容易？有文化价值的教育机构数得过来的。孔子的杏坛，诗书礼乐，老头子在那儿编编书，给弟子讲课，即使儒家不是统治阶级工具，依然会有文化影响力，因为那一套做人做事的道理乃滚滚红尘中的立身之本。老子创造了一套人生解脱之道。后代像岳麓书院、白鹿书院等，并没有突破儒学的范围，反而被朱元璋利用，把中国人的精神扼杀掉了。以本民族奴役本民族，才有了清朝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历史。现代，北大、清华，包括西南联大都出现了一批真正有灵魂、有思想、有创意的人物，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改变，沿着那条路走下去不变的话，中国今天的文化功底不知比现状升华多少呢！
“新东方对中国有没有文化价值？目前我持否定态度。但我心中依然抱有希望，再挣扎十年、二十年，或者四十年后有留学生归国，改变了中国的现状，并且其中有人站出来说，我的起步来自于新东方，我就觉得特别开心了，至少中国的进步跟新东方能挂上一点钩。”
生死之间，灰飞烟灭
“你要敢把新东方搬上银幕，这辈子就别来见我。”2011年早春，徐小平跑来告诉俞敏洪，要把新东方的故事搬上银幕：“这可是传播新东方的大好机会呀！”被俞敏洪坚拒。而今年年底，由陈可辛执导、黄晓明饰演俞敏洪的一部以新东方为蓝本的电影将在国内上映。该影片被媒体冠以“中国梦励志电影”传播。徐小平聪明，电影中没有任何关于“新东方”的字眼出现，这让俞敏洪无可奈何：“怎么能够把形象用影视方式固定下来呢？完全崩溃掉了。谁知道我在背后干了多少坏事？人如钱币，把阳光面露出来就行了，非要弄得太阳光，就会有人寻找阳光背后的黑暗。”
也是在去年，崔永元找到俞敏洪，请他做“口述历史”项目，老俞回复小崔肯定不做，理由是：“口述历史讲出来的所有原因，至少一半以上不是真正的原因，因此你的口述历史就是一部假历史。如果有一天，相关人士都已经去世了，只有我一个人活在世上，而且我还能动笔时，也许我会把这些原因写出来。但如果相关人士还活着，我口述或动笔以后会伤害这些人的话，我就会把所有的原因跟我一起带进坟墓。”
媒体人王利芬把俞敏洪多次口述整理成书《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正在全国热销，俞敏洪说：“这仍是一部假的口述历史，其中没有假话，但并不真正深刻。”真相是什么？“很多男人创造出一番大事业，背后动机可能就是因为一个女人，比如拿破仑；或者可能因为年轻时受挫，终身燃烧起想要立地为人的感觉，”俞敏洪说，“而即使在走向寂灭的时候，很多人都不会把真正的原因告诉世人。历史上只有一个人写过《忏悔录》，这个人就是卢梭，但我认为他的《忏悔录》也只讲了50%的真实。”
俞敏洪自陈，自己是一个希望世上一切都烟消云散，一切因果都随生命的消逝而消逝的人。“我不希望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就好像生命从未出现过一样。”
人生不过是无量时空中的一次闪烁，生命的本质只是到地球上走一回的过客，最终，尘归尘，土归土。俞敏洪甚至不相信“精神不灭”：“我希望消失得越干净越好。当你死后，你跟世上一切因缘其实就已经结束了，当一把骨灰撒向天空，漂向大海，一切都回归自然了，从肉体到灵魂，全部回归。”
这是位平时向往躺在草地上看云，下雨天打伞听雨声，晚上看月亮数星星的中年男人。从少年时代开始，俞敏洪以同乡、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为生命中的榜样：“400年前，他游历过中国的每座山峰、每个地方，今天，我们有飞机、火车、汽车，而自己没去过非洲、南美、南极、北极，欧洲也只是走马观花，这显然说不过去。”
俞敏洪向往的旅行是一个人走、一个人看、一个人感悟、一个人写东西，带着老婆孩子的不算。亚里士多德说：“如果有一种方式比另一种更好，那一定是自然的方式。”俞敏洪曾对外国作家解释：“如果遇到困难，就应顺其‘自然’，‘自然’会告诉你答案。”
一路走到今天，受了那么多罪，那么多委屈，俞敏洪通常用旅行、骑马、滑雪、游泳补偿自己。他偶尔狂野一把，比如跳进大海，一个人拼命游向大洋深处，一直到岸边的人身影模糊，但节制是常态——喝酒除外。酒，在俞敏洪的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继承父亲基因，俞敏洪自幼就练出超高的酒量，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他和朱新礼、牛根生、王玉锁、杨绍鹏、刘君等几位好友，拿着白酒都是一杯一杯地倒进嘴里。在汇源京郊庄园，俞敏洪酩酊大醉后会和朱新礼一起在地上打滚，早忘了医生对自己萎缩性胃炎的忠告。
“小心点，小心进入别人的传记。”我提醒他。
他很淡定，一点也不豪放，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地吐出八个字：“生死之间，灰飞烟灭。”
人生最大的功课
领悟俞敏洪，他好像一直在为“出离”做准备。外人看来，多年来他一直追求、现在拥有的东西，其实并不是他最本质的需要。滚滚红尘之中，他用最快的脚步“入世”，是在为某一天停下来“出世”修行。
他已经放慢脚步，打算在三条路上并行。第一条路，在新东方董事长位子上坚持一段时间，培养更有能力的接班人；第二条路，创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请世界上最伟大的哲人、学者布道讲座，重塑国人灵魂；第三条路，把自己几千本书搬到山里，在远离人烟的地方结个草庐，畅游山林池沼，隐居写书。
“我的进取精神绝不比其他企业家差，否则，不可能把新东方做到今天，”俞敏洪说，“但是我的退隐之心，或者说脱离红尘之心，比其他企业家要强烈一些。” 一位藏传佛教上师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在《人间是剧场》里讲：“在生命的大电影里，很少人拥有出离的勇气。了解生活是一场电影着实不易，我们总是被困住，到最后总认为这是真的。了解生活徒劳无功的一面，就是见地。”
“某种意义上，我在为更加脱离红尘的生活做准备。”俞敏洪称自己本想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后来发现自己六根不净，“好吃、好喝、好色”，于是退而求其次，笑言“红袖添香夜读书”是自己希望的人生结局。
他拜读了弘一法师的全部传记，至今视其为生命中最完美的人格偶像。
“首先，男人有那样的才华是了不得的，尤其是弘一大师那样有灵魂的才华；第二，我佩服他一辈子当成两辈子过，而且两边都活透了。”前半辈子，“二十文章惊海内”，是中国话剧鼻祖，是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金石等多种天赋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文艺先河的李叔同；后半辈子，变成凝神专修的南山律宗大师，中国所有出家人的榜样。
让俞敏洪最崇仰的一点，则是弘一大师舍弃俗世的那份自觉从容与断然决绝。一入空山，便彻底了断尘缘，实乃人生最难、最高也最美的境界。他反复琢磨那个广为传颂的细节：弘一的日本太太携幼儿从南京赶来，在杭州虎跑寺庙门外哭了三天三夜，弘一从住房走到庙门，来来回回几十趟，宁可一个人在里面流泪，硬是狠下心不见，从此与红尘相隔两端。这让弘一大师进一步看透了红尘实相：既然有苦皆必受，有生皆必死，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败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利享威势无复相随，那么，世间还有什么割舍不下的？
“那种决绝，我总想做也做不到，”俞敏洪说，如果换做自己，“孩子在边上一哭，我一分钟就跑出来了，所以凡根没净。”
但至今，弘一为什么从一个繁华世界突然看破红尘，那么决绝地遁入空门？俞敏洪仍未参透。“遁入空门前，他因辟谷断食变得神清气爽，这都只是表象。我的判断，他的人生一定遇到了‘绝不可为外人道’的东西。”依俞敏洪的人生经验，人要做一个决绝的东西，必然是渐悟的过程，但一定会有外在一次性力量的推动。“没有大纠结、大震荡、大磨难，也成不了弘一大师。”
打掉人间一切矫饰和伪装，一心一意践行自我生命目标，是弘一大师带给俞敏洪最深刻的思考。丰子恺评价弘一大师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俞敏洪颇为认同：“任何装模作样、自以为是的东西，都违反了做人的真正原则。”大约十几年前，柳传志听女儿把这位新东方创始人描述得神乎其神后，忍不住亲眼见一见，聚餐后，柳传志当面给俞敏洪的评价是：“原来你和我一样普通啊！”
龙湖地产董事长吴亚军听完俞敏洪的心路历程后，由衷感叹“命好才是真的好”。“我觉得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不管是我主动，还是被动的，都有一种力量引导着我往某个方向、某个结局走，至于那个方向、结局究竟是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冥冥之中的很多力量，你是不能较劲的。”
俞敏洪今年50岁，刚好是知天命之年。“到我这样的年龄，应该对世事洞察得非常清楚了，我可以这样作结：所有的荣耀，所有的财富，所有的迷茫，所有的红尘滚滚，最后归结为一点，就是人生的悲苦。如果一个人没体会过没有出路的彷徨和扛不过去的绝望，说明他完全没有释放过人生，这样的人，可以界定为行尸走肉。”
正如俞敏洪反复强调的，人这一世就是为了克服困难而来，而人生的苦难是没有尽头的，即使如弘一大师，当他临终前写下“悲欣交集”四个字时，他是不是真正解脱了？“留下一个谜。我认为他是部分解脱了，还有一部分依然陷在净土与红尘的交集中。”俞敏洪说。
被问及“到目前为止，你怎么评价自己的一生”时，俞敏洪答：“波澜曲折。我想追求一种清明空灵、心无挂碍的境界，但从来没有达到过。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我的生活中总会发生一些事情，让我无比纠结，而且无法排解。”
从1980年到1989年，俞敏洪写过上百首诗歌。1989年，听闻北大校友海子卧轨自杀后，俞敏洪号啕大哭了一整天。他发现，海子般的人追求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但缺少诗意的大地并不珍惜他们，此后他离开北大，迈入红尘。而今，他不愿做一个“被宠坏的中年男人”，准备从让大多数成功人士停滞的“红海”起航，驶向一片辽阔的“蓝海”。
甚至连结局，他都那么轻描淡写。
“假如生命只有十分钟，你有什么重要的话留给世界吗？”
“我就不留了，我就躺在床上，很安宁地死去好了，希望老婆孩子开心地在世上活着就好。”他眯起眼，微笑时并不掩饰露出的牙齿，“只有十分钟，连让我转账的时间都来不及呀！”
俞敏洪的新梦想：创办一所培养人文主义精神的私立大学
来源：沃顿知识在线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这家中国最大的民营教育培训集团，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夏天。在美国纽交所上市的新东方在今年(编注：本文发表于2012年12月) 7月宣布调整VIE结构(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招致美国SEC调查之后，一度成为美国做空机构浑水研究(Muddy Waters Research)的新猎物，股价在一周内从每股22美元跌至9.5美元。新东方奋力反击。在经历了管理层股票回购、成立特别委员会展开独立调查之后，公司在上个月澄清了浑水的所有指控事项，并得到SEC的认可，其股价亦在四个月内逐步回归19美元。
在经历了这番较量之后，新东方创始人和董事长俞敏洪有何感想？“我当时想的是，新东方一定要赢，让全世界投资者都对中国的公司具备信心。”他在访谈中如是表示。俞敏洪对于反击浑水的胜利是志在必得，除了他相信新东方的“根红苗正”，还在于他的人生经历和积极个性让他早已学会在黑暗中看到阳光。20年前被北京大学开除教职，创办新东方英语培训学校的时候，俞敏洪面临的压力比今天大得多。“只要奋斗不息，人生终将辉煌”——这是被誉为“大学生心灵导师”、每年在全国高校做上百次巡回演讲的俞敏洪一直坚持的人生理念。
今年刚满50岁的俞敏洪在创办教育企业20年之后，对于教育的内涵与目标，对如何塑造和培养年轻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他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一如既往。俞敏洪的新梦想是创办一所鼓励通识教育、培养人文主义精神的私立文科大学。在与沃顿知识在线的独家访谈中，俞敏洪就反击浑水的经历，以及筹办中的私立大学办学方针、教育理念和学生就业等问题畅谈了他的想法。以下为访谈内容。
沃顿知识在线：今年7月新东方遭到了美国做空机构浑水研究的攻击，股价一度暴跌，您当时如何反应？
俞敏洪：作为一家上市公司，首先要符合上市公司的规矩和要求。上市之后弄虚作假、偷梁换柱不是新东方的风格。所以我对浑水研究的攻击毫不担心，因为新东方绝对没有问题。不论是公司治理、财务数据，还是合并报表和内部管理，我们都符合美国对于上市公司的监管要求，符合包括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 Oxley [2002] Regulations)在内的各项监管规定。
新东方之所以会被SEC调查以及被浑水攻击，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浑水这样的公司是以攻击和做空中国公司为自己谋利的。他们能在前段时间屡次得手，坦率地说，中国概念股中的确有一些公司存在财务漏洞。但是烂公司毕竟有限，他们现在被迫扩大攻击范围，无中生有地寻找新目标，背后则是利益的驱使。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公司的VIE结构。VIE是指一个中国的国内公司结构，国内公司授权委托给海外机构，而由海外机构上市。由于中国政府对于VIE结构从未明确表态，因此这一结构在法规层面存在真空。而中国企业中发生的一些变化，比如去年阿里巴巴集团的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等，使得VIE结构成为国外投资者对于中国公司海外上市的心头之患。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国外公司和国内公司切开，因为这样会使得国外投资者的利益受损。新东方为了加强海外VIE结构而做出的调整，反而被美国人解读为未来可能会出现撤退的迹象。我们随后已经做出解释，美国SEC也给予认可，在上个月已经宣布新东方没问题，所以我们的股票从最低的9元多又返回到19美元。
沃顿知识在线：您为什么对新东方的清白如此有信心？
俞敏洪：首先，我们做的是培训教育的生意，所以从第一天起，每一分钱都能说得很清楚。既没有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也没有背后的阴暗，可谓是“根红苗正”。第二，我们在管理方面力求规范，在财务上从来没有欺诈行为。第三，新东方是一个有价值观、有理想的公司，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很多老板做公司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不管做什么，只要赚钱就行。我能做很多赚钱的事情，但是没去做，因为我知道，一旦去做，会涉及权钱交易，会涉及官商勾结。有理想做企业和没有理想做企业，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的价值观是希望做一件事情能够帮到别人。新东方让很多孩子更加热爱学习，把他们送到海外名校留学，改变了很多家庭的命运，这让我非常有成就感，也很快乐。我希望新东方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并且带有文化影响力的教育机构。
沃顿知识在线：新东方从这一轮受攻击和反击的过程中学到了什么经验？
俞敏洪：经历这样的事情，会让一家公司更成熟。因为面对这样的状况，你要不就是被击倒，从此消失；要不就是更阳光，让人更信任你。我们要让全世界投资者看到，中国公司是清白的。当我们努力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不是在为新东方一家机构在做。我们当时实际上想的是，新东方一定要赢，一定要告诉美国人新东方没有问题，要全世界投资者都对中国的公司具备信心。
沃顿知识在线：您在公开场合表示过正在筹备一所私立大学，请问目前进展如何？
俞敏洪：首先在解决校园的问题。目前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征地建设新学校，另一条路是收购一所民办大学。我倾向于第一种选择。但是由于政府在十年前批了很多地盖大学城，后来发现得不偿失，出现很多管理漏洞，所以现在地方政府对于批地办大学非常谨慎。我还在努力向北京市政府申请，希望他们能批准我来建设一所小型的私立大学，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如果第一条路实在走不通，我就会考虑收购一所现有的民办大学。中国目前有300多所民办私立大学，他们中有的经营困难，有的财政力量不够，有的原来以为能搞房地产，但因当前政策绝对不允许大学城做房地产，因此愿意寻找买主。因为我希望把这个大学办在北京，所以难度就大一些，但还是有希望的。
沃顿知识在线：能否介绍一下这所私立大学的办学方针和教育理念？
俞敏洪：基本上我的办学方针是培养“独立人格，自由思想”。首先是要培养孩子们独立的人格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其次，要让他们自由去思考、研究和创新。我更多地希望采取欧美一些高校中让学生真正能自由发展的办学体系。另外，这所大学也不是全科系大学，更会是一所小型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着重对孩子们人文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
沃顿知识在线：怎么理解“人文主义精神”？如何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俞敏洪：我强调“通识教育”。要让学生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先要让他“通”，这个“通”就是通识教育。大学应该培养人的全面发展，而不仅是培养专业人才。
我希望大学生在一二年级的必修课能涵盖艺术、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数学等各种普及性学科。难道理工科学生就不应该学美术史么？当然应该学，不是作为专业来学习，而是培养他对艺术、对审美的兴趣和鉴赏力。难道文科生就不应该学逻辑学和统计学吗？非常需要。锻炼一个人的数学脑袋，包括逻辑思维的训练对任何人的长远发展都很重要。“人文主义精神”主要是培养学生有包容天下、济世救民的情怀，用一颗有良知的心对待世界的发展，并有责任感把世界不断带向更加美好的境界。
沃顿知识在线：您认为中国的大学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俞敏洪：中国的大学仍然是以考试为核心，太急功近利，在培养学生的深入研究能力和自主学习动力方面的尝试远远不够。很多学生复习两个星期，就能去参加考试了，考到及格分这个学期就结束了。但是他真正学到了什么？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大学管理的行政化。中国大学的领导人是由政府来任命的，导致大量的大学领导以当官为目标，而非治校为己任，这是中国大学的最根本问题。
我希望我的学校中能让教授选出来的人治理学校。当然在管理口径和学位证书上我肯定要有让步，要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承认。
沃顿知识在线：美国的大学教育有何弊端吗？
俞敏洪：坦率地讲，问题不是那么严重。美国始终处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前沿，他们有问题之后，纠错速度非常快。比如说创新教育，本来美国大学里面没有创新教育，因为很多大学是源于宗教背景而设立，宗教和创新有一定的排斥性。但是你看从哈佛、耶鲁、斯坦福到英国的牛津这么古老的大学，他们都具备一流的创新意识，培养出很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他们自我更新的能力特别强，值得我们学习。
另外，欧美大学的学生选拔机制比较公平和均衡，比如哈佛大学不会因为在波士顿就多招波士顿的学生，而北大招生就向北京的学生大幅倾斜。我希望我的学校能在全国范围内均衡地招生。所以整体来说，我更愿意把办学体制向美国私立大学靠近。
沃顿知识在线：新大学的师资力量从何而来？
俞敏洪：我觉得师资力量不难解决。首先我们会确定学科和专业，然后根据这些专业在全世界招募最好的教授。用你的教学体系和教育理念吸引他们过来，同时给他们其他机构没有的最高薪资，经济条件和上层建筑双管齐下。就像我在十多年前吸引了一大帮人来新东方开荒，创办大学也是一样。当教授们发现他们和我志同道合，并且对教学条件感到满意，就自然会愿意一起努力，支持我实现这个理想。
沃顿知识在线：人文科学在今天的职场并不主流，您是否担心人文科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俞敏洪：不担心。你看律师和经济学家的收入都很高，需求都很旺盛。莫言是文艺系硕士，不是获得诺贝尔奖了么；于丹是中文系毕业，现在也成就斐然。所以没有说哪个学科毕业就一定找不到工作的。关键是大学教育要为一个人的知识和才能打下基础。凡是有人喜欢和愿意学习的学科，就有今后活动的舞台。美国的文科学生也很多，占比一半，很少听说文科学生就被饿死了。
另一方面，我一直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文官系统，没有顶尖级的文科人才出现，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因为一个国家精神的继承、文化的继承，还有核心管理人才的水准是跟文科学生的水平密切相关的。
你看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大部分人还是工程师背景，所以我认为中国目前还处在一个技术治国的阶段。当常委一半是工程师、一半是文科生的时候，中国会进入一个均衡发展的状态。
沃顿知识在线：这所大学的教育经费将怎样筹措，是否能长久维持？
俞敏洪：第一笔经费肯定来自我本人。既然我想做一所大学，肯定是把自己的钱捐出来投入进去。但是我的第一笔经费肯定不能运行一百年，所以就需要建立起让周围的企业家朋友捐款的机制，以保证大学的运营。美国著名的私立大学基本都是依靠一套社会捐款机制而运行的。中国必须有这样的捐款机制，否则中国就不可能有私立大学，永远就只有受到行政体系束缚的公立大学，那么要建设一所一流大学，培养出中国顶级人才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沃顿知识在线：听说您将创办的这所大学将主要面对农村地区招生？
俞敏洪：农村孩子应该是我招生的重要对象，但也不是全部。比如说，生源可能有50%来自富裕家庭，50%来自贫困家庭，会有一个平衡。
沃顿知识在线：改革开放30年，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同时，大学生就业也越来越困难。您认为大学教育在其中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俞敏洪：这个问题，确切地说，不仅是大学教育的问题。国家有责任让各地学生从小学到高中能接触到均衡的教育资源，即教育质量和教师素质水平应该差不多。这样就能让他们拥有均等的竞争和晋升机会进入大学。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小学到高中的基础教育资源在全国是不平衡发展的，而且一个地区的优质教育资源还被当地权贵的孩子给占用了。这就导致了进一步的不平等。落后地区农民的孩子如果从小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就很可能没有机会上最好的大学。这是个关键问题。
要通过高等教育来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我的建议是，国家可以走两条路：一是多多增加奖学金和助学金的数量，让贫困地区的孩子能上得起大学；第二是多多鼓励私立大学的出现，让优质的教育资源得到均衡发展。
现在还有一种致命的说法是教育无用论。由于有些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回到农村就业，导致农村一些目光短浅的家长认为大学教育无用。这种现象的背后有很多因素。但是我始终认为，尽管暂时没有工作，只要你在大学里真正学到了东西，有了实质性的成长，你的未来增长潜力肯定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大得多。
沃顿知识在线：现在很多高学历人才比如博士毕业找不到工作，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俞敏洪：如果让我去读博士的话，我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比如我这辈子就想研究这个领域，而且将来无论我多穷都要搞，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博士读得就有价值。如果读博士的动机是想比别人更好找工作的话，最后很可能会失望。因为本科生门槛低，企业更愿意要，其次本科生工作经验更丰富。在职场上，经验比学位更重要。因此要读博士，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理想。学位要和目标相结合。知识是学到自己够用为止，而不是过分。我怕很多人把知识学过分了，又不知道这些知识怎么用。当然在今后的社会，大学本科教育是必需的。
沃顿知识在线：教育在人的一生中究竟有什么样的地位和影响？
俞敏洪：教育对改变一个人，甚至改变一个民族都有巨大作用。孩子出生是一张白纸，他要经过两大教育，一个是家庭教育，主要是教育孩子的人品和个性。我从来不认为知识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点。家庭教育是以父母作为榜样，塑造孩子的人格，让他开朗、乐观、积极，让他成为一个充满自信的人，一个乐于助人、真诚体贴的人，一个懂得爱和感恩的人。在这些方面，家庭教育承担了更加重要的任务。
另一个教育是知识教育。学校在知识教育方面承担更加重要的角色。当然学校本身也要有良好的品格教育体系，但是学校要把品格教育和知识教育融为一体，构成孩子今后人生发展真正的核心和动力。从这点来看，我认为从小学到中学的12年基础教育甚至比大学教育更重要，因为这是奠定人格发展的最关键时期。
沃顿知识在线：您认为要成为一名卓越的大学校长需要具备什么素质，谁会是您的榜样？蔡元培先生？
俞敏洪：对，蔡元培肯定是我的理想榜样。他的兼容并包、独立思想、自由个性的教育方针是后世楷模。我会努力创造一个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有更好的人文精神继承，具有包容性的教育环境。
这就需要我对于教育理念、办学思想，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以及聘请什么样的教授有清楚的想法。同时，我还必须是一个特别宽容的老板，能够包容有个性的教授和有个性的学生。我希望他们成为真正有思想的栋梁之材，希望他们在校园里能够释放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学术创新能力，让他们能够全面追求自己想要的那种生命的状态。
法律、政策与民营经济的发展
来源：民营经济 记者：叶晓莉
俞敏洪小传：俞敏洪毕业于北京大学本科英语专业，1993年创立新东方学校，新东方创始人，现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全国青联常委、全国政协委员，被媒体评为最具升值潜力的十大企业新星之一，20世纪影响中国的25位企业家之一。社会兼职有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全国青联常委、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等。近年来，俞敏洪及其领衔的新东方创业团队已在全国多所高校举行上百场免费励志演讲，被誉为当下中国青年大学生和创业者的“心灵导师”和“精神领袖”。
访谈内容
叶晓莉：自新东方1993年11月6日成立以来，哪一些或哪项国家经济政策使您印象最深刻呢？
俞敏洪：其实，在教育领域的政策不应该算是宏观政策。《民办教育促进法》[1] 对新东方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首先，《促进法》把投资方的权利部分界定清楚了。这个从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投资的积极性；其次，《促进法》也为好多人挣脱了束缚，让投资者敢于参与到民办教育中来。
叶晓莉：现在好多学者认为，法律意识的欠缺是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一大重要原因。您觉得这对于新东方有影响吗？
俞敏洪：影响肯定是有的。但是不是那么的明显。首先，新东方不占有国家的资源。其实，我在很多场合都提出过国家应该给民营企业提供一个和国有企业竞争、竞标的公平、公开的环境。但现实是，直到今天，国有企业占据资源的能力都比民营企业强大得多。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民营企业要不投靠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捆绑；要不就是民营企业变质，不得不通过各种各样的特殊手段去占有资源，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腐败和贿赂的产生。
叶晓莉：除了法律意识的欠缺外，融资难也是普遍认为的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因素。您觉得这对于新东方有影响吗？
俞敏洪：这个是没有影响的。因为新东方做的是预授款行业。等我们需要钱的时候，我们已经在美国上市了，我们不受中国金融政策的控制。说到金融政策，其实跟刚刚谈到的是一样的，因为，金融本身也是一种资源嘛。不管是自然资源、政府资源还是金融资源，这些在中国的政策上都是说要一视同仁的，但是关键就是在执行上从来没有一视同仁过。比如说，在2008年的时候，朱镕基就反复强调过要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发行了四万亿的贷款，但是这些贷款真正到了中小企业去的几乎没有。
叶晓莉：在今年11月刚刚结束的由中国市场学会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专业委员会和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共同主办的中国企业权益保护高峰论坛上，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李建伟透露说，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9年，作为一个屹立了18年的民营企业的领导者，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俞敏洪：首先要看这个2.9年是包括了哪些企业。如果说，包括所有的创业企业在内，我估计2.9年都不到。这个其实很正常，在国外也是这样的。在国外，公司的平均寿命，如果把大公司、小公司、创业公司全部加起来的话，估计也就是三四年的时间。比中国会长一点，但是也不会长多少。要是看成熟企业的寿命，在国外，如果一个企业成熟之后呢，它的寿命会比在中国长一些，原因是它的消费渠道、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管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流畅性。在中国，即便是成熟企业，也大多会受到国家资源限制、宏观政策和法律不确定性的制约。我觉得做到年收入10个亿以上应该就算是成熟企业了吧，在中国这样的成熟企业的不稳定性比国外要大得多。主要原因除了刚刚提到的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外，国际贸易环境甚至人民币的升值都会多多少少影响国内企业的。因为中国还是在一个发展的时期、动荡的时期。
叶晓莉：那您觉得新东方能够在平均寿命2.9年的大环境下屹立18年，主要因素是什么呢？
俞敏洪：首先，新东方进入的是一个非国家资源可以干预的领域。其次，我们主要都是B2C，企业对个人，所以我们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不太大。第三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教育消费都是持续一贯的文化习惯。第四，管理团队也非常稳定。
叶晓莉：李建伟教授2.9年的观点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人们大都认为是企业由于法律意识的缺失而导致的短命，您觉得因为法律问题限制过新东方的发展吗？
俞敏洪：《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前，《民办教育管理条例》中规定，民办教育由于属于非盈利行业，不管初始资产的配置如何，国家可以在停业后清算所有资产。《促进法》出台后，投资者至少可以收回投资。如果你把你的企业界定为营利性行业，你还可以做到部分的盈利。你可以要求回报，这也就直接促成了新东方最终的上市。可以说，《促进法》对于中国的民办教育行业，尤其是培训行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2010年温家宝也提出了培训要作为拉动内需的一个行业，这就把培训、旅游、文化都变成了同样的、可以经营的行业了。这也促使中国拉动了5000亿的教育市场，极大地拉动了消费。
叶晓莉：《北方经贸》曾发表过一篇暨南大学法学院的学者的文章，认为政策导向与法律的难以协调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2]。也就是说，虽然政策比较多，但是无法从法律上保障政策的实施。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俞敏洪：对，首先中国就不应该有那么多的政策。政策都是人为的，它不是法律，但又超越法律。因为中国政策太多了，而且不断地变化，导致企业家以及老百姓内心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法律从原则上说一旦出现之后就是稳定的。所以，一个国家的稳定，应该以法律为主，以政策为辅。中国现在是以政策为主、法律为辅，而且政策和法律的弹性太大，直接导致有多种解释。中国制定法律和政策的模糊性就导致了其中有很多的空洞，这也使得很大一部分人可以在其中投机钻营。
叶晓莉：虽然现在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被并称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但与享有减税等“超国民待遇”的外资企业和享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政策优势的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就像是没有娘的孩子，在重复征税、融资控制等夹缝中生长。您觉得民营企业确实是处于劣势地位吗？
俞敏洪：我觉得未来外资企业的优势应该不会太明显了。所以，我想，中国未来的经济应该不是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竞争，而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争夺战。表明上，国家是要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但实际上，国有企业已经占据了很大的地盘，并且进入了很多本来应该是民营企业占领的领域。所以，尽管经济总量发展上大家都在增加，但实际上民营企业可以利用的资源是在不断减少的。这直接导致了另一种畸形企业——官商勾结企业。我想，这也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最麻烦的地方，也是中国创新最大的障碍。官商勾结企业和国有企业有个特点就是可以无限地占用资源，从权力资源到自然资源到人力资源。占用的结果就是它不需要创新就可以盈利。一旦一个企业不需要创新就可以盈利，它就不会主动创新，同时它也会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所以民营企业未来面临的难处还是很多的。
叶晓莉：正如您说的，民营企业现在面临着这么这么多的问题，那您觉得民营企业想发展下去的话，您有什么建议？
俞敏洪：联合起来，打造一个公平的平台。等到民营企业的力量，而不是数量，占优势的时候，这种不公平的局面就可以被慢慢地扭转过来。这也是中国未来发展和改革的希望。
叶晓莉：现在，包括教育行业在内的很多行业都是数量越来越多，就您刚刚说的团结起来，您觉得是数量多、规模小好一点呢，还是数量少、规模大好一点呢？那如果某个别企业规模过大，又会不会形成垄断呢？
俞敏洪：这要看不同的行业了。比如说像餐饮业，规模大小结合就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形态，包括培训业。在这些领域，规模大小都不构成威胁，因为它不可能形成垄断。一旦涉及可能形成垄断的领域，就应该让规模相对小一点的机构多多出现，这惠及的也是老百姓。在市场充分竞争的情况下形成垄断在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市场不充分竞争的行业中才可能形成垄断，比如通讯。总之，不能一概而论。在有些行业，自然需要大型企业出现，加强中国的整体国力实力和研发创新能力。对国防和民生很重要的行业，国有企业的进入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它不能进入所有的领域。
访谈感想
纵观历史，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经历了太多的不平凡。从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夹缝中勉强维持，到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全部国有化，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欣欣向荣，中国民营企业举步维艰但又硕果累累。
时至今日，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大环境下，中国民营企业究竟何去何从？从这次访谈中可以看出，访谈人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未来的发展还是很乐观的，同时，对于其现状也是很担忧的。中国民营企业到底能不能够在国有企业的阴影下成长起来。我想，这就是经济学中“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最好的证明。一方面，政府期望可以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这势必会给中国带来实惠。但是，政府目前依靠的仍然是大型国有企业，政府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一定会受到大型国有企业的阻挠，甚至是从中争夺利益。这让我想起蒋介石到台湾后痛定思痛得出的结论——没有进行土改是他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就算历史能够重演，他可以进行土改吗？还是不一定，因为蒋介石政府依靠的正是江南的几大财团，而他们也正是土改中最大的受损者。他们一定不会支持土改，没有他们的支持，蒋介石政府还能够支撑吗？中国的现状虽然没有那么强烈的依赖关系，但是国有企业一定不情愿放弃资源的垄断，甚至政策的垄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对于中小企业的支持还能够一帆风顺吗？
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自身也会存在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冲突。如果所有的中小企业都能够团结起来，那最终争得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也是指日可待的；但如果有的企业为了短期的利益投靠大型国有企业，以期获得资源或者政策特权，那这势必会像囚徒困境一样，使大部分企业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畸形，也会严重影响中小企业的未来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