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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章 结构性改革：中国政府提高长期经济增速的必然选择
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到10.0%。2007-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由14.2%下降至6.1%。在前两章中，我们分别讨论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增速显著回落的原因。在本章中，我们将继续使用上篇引言中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针对第二章发现的导致经济增速回落的若干问题，来为中国政府通过结构性改革重振经济增速提供政策建议。下面同样从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实物资本、技术与制度这五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劳动力数量：缓解两个人口红利的衰减
第二章指出，在改革开放前30年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两个人口红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至今均已开始衰减。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对策。
1.人口红利I衰减应对策略
2010年是人口红利I的拐点。从2011年起，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占比开始持续下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在未来30年内快速老龄化。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趋势是不能逆转的，但可以通过以下对策来缓解过快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利影响。
对策一，尽快全面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政策既是造就改革开放前30年人口红利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2008年以来人口红利快速衰减的重要原因。如图3.1所示，每位中国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由1969年的6.3个锐减至1995年的1.6个。生育率如此之快地下降在全球范围内可谓绝无仅有。自然而然地，在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实施大约20年后，人口年龄结构的加速老龄化就会到来。
资料来源：CEIC。
注：图形中纵轴表示每位女性生育儿童的平均数量。
图3.1 全球若干国家与地区生育率的变化
在认识到计划生育政策的潜在负面影响后，中国政府从2011年起就开始渐进地调整计划生育政策。2011年11月，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即如果父母双方均为独生子女，他们可以生两个孩子。2013年12月，中国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即只要父母双方有一个是独生子女，他们就可以生两个孩子。2015年10月，中国政府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究竟如何呢？如图3.2所示，效果不尽如人意。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中国出生人数仅在2016年有所增长，在2017年至2019年连续三年下滑。出生率更是从2016年的1.30%显著下降至2019年的1.05%。二孩政策效果不佳的原因，大致包括教育成本问题、住房成本问题、生活质量下降问题、孩子看护问题、70后父母身体问题及事业问题等。[31]从国际经验来看（见图3.1），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生育率的下降是一种全球普遍趋势，中国也不例外。
数据来源：CEIC。
图3.2 中国每年出生人数与出生率的变化
为了防止生育率的进一步下滑，中国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势在必行。毕竟，那些有能力支付相关成本的父母，或者对多生孩子具有更强偏好的父母，目前依然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不过有趣的是，如果全面放开计划生育真的收到较好效果，短期内工作人口占比将会更快地下降，因为未成年人占比上升了。然而从长远来看，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有利于防止生育率进一步下降，避免出现因过快的人口老龄化而造成的“大国空巢”现象（易富贤，2013）。
对策二，尽快分步骤实施延迟退休政策。
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可以提高工作年龄人口占比的分子，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人口红利I的衰减。在医疗条件与营养水平明显改善、人均寿命显著提高的中国，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是明智选择。
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是在1978年5月2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确定的。现行退休年龄依然是男性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中国目前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之一。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的退休年龄到2029年将延长至70岁，英国的退休年龄到2030年将延长至68岁，德国的退休年龄到2031年将延长至67岁，美国与西班牙的退休年龄是65岁。目前中国政府尚未正式公布延迟退休方案。但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建议，中国将从2020年起开始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并且将每两年延长1岁退休年龄，到2045年，不论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
延迟退休除了能够缓解人口红利I的衰减外，也能够适当缓解社保体系面临的巨大压力。由于中国实施的是现收现付（pay as you go）式的社保体系，即由下一代人为上一代人的养老支出买单，在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中国社保体系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收付平衡压力。例如，根据《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19）》的估算，到2022年，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省份将由2015年的6个上升至13～14个，接近全国省级统筹单位的一半，这些省份主要集中在东北和中西部地区。[32]延迟退休意味着劳动者缴纳社保费用的时间将会延长，而领取社保金的时间相应缩短。这有助于缓解中国社保体系的收支平衡压力。
对策三，未来可以通过移民来缓解本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
虽然移民对于当前中国而言还显得有些遥远，但对于欧洲、北美洲与大洋洲的一些发达国家而言，通过移民来缓解本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或早已成为现实。未来30年内，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将会明显提速。如图3.3所示，1980年中国人口年龄的中位数仅为22岁，2015年上升至37岁，而到2050年将逼近50岁。到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的中位数将仅次于韩国、日本与德国，而明显高于英国、美国与俄罗斯。英、美等国家从2015年到2050年人口年龄的中位数几乎没有大幅变化，这与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关系密切。[33]
资料来源：大猫财经。
注：所谓人口年龄的中位数，是指该国有一半人口比这个数字年龄大，而另一半人口比这个数字年龄小。
图3.3 不同国家人口年龄中位数的变化
2.人口红利II衰减应对策略
人口红利II是指农村劳动力持续流入城市并压低城市工资水平的机制。从2008年至今，这一红利也逐渐衰减，农民工工资增速显著上升就是明证。衰减的直接原因是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在2008年前后发生了显著变化，总体上由供过于求转变为供不应求。
人口红利II的衰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目前在大中城市里工作的农民工，有意愿且有能力在这些城市定居的比例却非常低。一方面，大中城市生活成本高、房价昂贵；另一方面，农民工受到户籍制度限制，难以在这些城市里享受到与市民平等的公共服务资源，如教育、医疗、养老等。
不能在当前工作的大中城市定居，一方面会影响农民工在城市的相关消费，另一方面也会损害农民工的工作积极性。例如，根据陈斌开等（2010）的研究，在控制住居民的其他特征之后，一个没有所在城市户籍的外来居民与当地城市居民相比，前者的消费要低大约30%。他们进而指出，户籍制度造成的消费损失相当于每年GDP增长的五分之一。
因此，为了延续人口红利II，中国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措施来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在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对策一，应该尽快取消户籍限制。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要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加快建设和共享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
根据2019年2月21日召开的全国治安管理工作会议精神，第一，在未来除了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迁移户口实施审批制之外，[34]要积极探索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第二，探索实施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第三，探索实行农业转移人口“宜城则城、宜乡则乡、来去自由”的落户政策。如果这次会议精神得以真正贯彻落实，这就意味着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
对策二，应该大力推动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
所谓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要让城市定居流动人口与市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领域享受基本相同的公共服务。迄今为止，城市定居流动人口在上述公共服务领域依然受到较大歧视，这对于充分发挥人口红利II而言是很严重的制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作为第一阶段（2020-2035年）的发展目标与基本任务。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出要以标准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到2035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的目标。
陆铭（2013）指出，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减少由户籍身份造成的公共服务差异。从更长远的时期来看，城市公共服务的获取权应以在本地居住并缴税（尤其是财产税）为前提，从而形成通过房价与财产税为本地公共服务付费的机制，而户籍则逐渐演变成一个身份认定和常住地登记制度。
为了避免新增城市居民与原有居民之间因为公共资源分享而形成矛盾，陆铭（2013）建议实行“土地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这一改革的核心思想是，允许那些已经在城市长期居住和工作的农民，将其在家乡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转让给其就业所在的城市，作为城市扩张的建设用地指标，而家乡则通过宅基地复耕的方式相应增加农业用地保有量。由于人口流入地建设用地指标的价值远高于内地宅基地的价值，因此放弃家乡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民就能够用新增收入去获取居住地的户籍、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对策三，应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快推动农地流转。
即使取消了户籍限制、实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考虑到目前中国各线城市房价高企，如果没有财产性收入，农民工很难仅靠工资收入而在城市中获得一席之地。因此，通过加快农地流转来增加农民工的财产性收入，就成为当务之急。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给了农地流转很大的政策空间。《决定》指出，农村的三种土地——耕地、宅基地、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均可以进行流转试点。然而，迄今为止，农地流转的规模依然非常有限。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农地大规模流转可能产生一个重大风险，即大量农地集中到少数人或企业手里，造成大量失地农民的出现，这可能最终损害农民福利，并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坚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前副主任陈锡文。他的主要观点包括：其一，必须遏制大量土地被转租之后的非粮化、非农化现象，坚持农地的用途管制；其二，有些地方在推进两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农民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时，商业银行对抵押品的作价太低，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且可能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其三，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不能”，即土地制度改革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给改垮了，不能把耕地给改少了，不能把粮食产量给改滑坡了，不能把农民利益给改损害了。
二、人力资本：重塑阶层流动性与加快教育改革
第二章指出，从2009年至今，中国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积极性有所下降，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显著放缓。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明显下降，而收入与财产分配失衡是造成阶层流动性下降的重要原因。要重新提高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有以下几点。
对策一，中国政府应该实施更大力度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尤其是应该考虑引入一系列具有累进性质的财产税，如遗产税、房产税、资本利得税等。[35]
中国居民目前缴纳的税收以个人所得税为主。[36]个人所得税基于居民当期收入纳税，具有累退性质，即越富裕人群的真实边际税率更低。[37]例如，对企业家而言，他们可以采用很多手段规避个税。而对工薪阶层而言，他们却不得不如实缴纳个税。即使对个税进行综合征管，税负加重的主要群体也不是真正的高收入群体，而是兼职收入来源多样化的知识分子阶层（如教授、科研人员等）。要真正扭转中国已经失衡的收入分配格局，就必须引入具有累进性质的财产税，即居民财富越多，承担的真实税负就越高。
遗产税是以被继承人去世后所遗留的财产为征税对象，向遗产的继承人和受遗赠人征收的税种。征收遗产税的目的，是通过对财产进行调节来防止贫富过分悬殊。全球有很多发达国家都征收遗产税。例如，日本的遗产税是对每个继承者继承遗产的数额征税，税率分为13个档次，从最低的10%到最高的70%。又如，美国的遗产税是对美国公民在世界各地的所有资产征税，税率为18%～55%，并对遗产额在60万美元以下者免征。再如，德国的遗产税分为7级，税率从7%～50%不等。一般而言，大多数发达国家对慈善公益捐赠都免征遗产税，这也是慈善基金会在发达国家都很流行的深层次原因。
房产税是以房屋为征税对象，按房屋的评估价值或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向房屋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例如，美国50个州都有自己的房产税，税率由最低的0.28%（夏威夷）到最高的2.29%（新泽西）不等。又如，日本针对不动产的房产税主要包括固定资产税和都市计划税两种，税率分别为1.4%与0.3%。房产税的收入通常用于房产所在地的市政建设。对于住房分布严重失衡的国家而言，征收房产税是改善收入与财产分配的重要手段。此外，征收房产税也可以有效打击炒房行为。
资本利得税是指对从事不动产和有价证券买卖的纳税人，就其已实现的资本利得征收的一种税。例如，法国的资本利得税税率统一为27%。又如，加拿大对资本利得的50%按照一般所得税税率进行征税，而另外50%不征税。再如，新西兰的资本利得税税率达到33%，而全球资本利得税税率最高的国家是丹麦，达到42%。
通过实施具有累进性质的财产税，中国政府可以有效地实现收入再分配，降低收入与财产失衡程度。之后，中国政府可以将税收收入用于转移支付，或者向低收入群体提供公共产品。设计得当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有助于重新提高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当前中国企业的总税费负担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处于最高水平（韦森，2007）。因此，在中国政府开征财产税来实现居民部门收入再分配的同时，应该降低企业部门的宏观税负。
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2015）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区分为包容性（inclusive）制度与汲取性（extractive）制度，并认为只有包容性制度才能带来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保护私人合法财产权的基础上，通过更大力度的转移支付政策来纠正中国的收入与财产分配失衡，重塑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让经济增长惠及全体人民，与上述包容性制度是完全相通的，这与中国政府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终实现全民富裕的目标也是完全一致的。
对策二，中国政府应该加快推动教育改革，尤其是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动教育体系的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促进教育理念转变。
2008年以来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积极性下降，也与中国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有关。王小鲁（2019）指出，中国教育体系目前面临以下五个问题。一是行政化的教育管理方式和理念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例子之一，是全国各地教材和教学方式千篇一律、学校千校一面，教学强调死记硬背，不注重培育学生创新思维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子之二，是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严重萎缩，教师知识结构与课程设置严重老化。二是行政化的教育管理导致了腐败与不公平，例如大量“条子生”的出现。三是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平等，使用效率过低。四是没有处理好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关系，导致民办教育发展严重不足。五是公民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常常被忽视，特别是大城市存在对农民工子女的严重教育歧视。
中国劳动力市场近年来一直面临结构性失业：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往往找不到理想工作；另一方面，高素质蓝领工人严重供不应求。这说明过多资源被投入高等教育，而职业教育发展严重不足，以至于高达上千万的高级技术工人缺口与职业学校“招生难”尴尬地并存。正如国务院相关文件《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指出的，“我国职业教育还存在着体系建设不够完善、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建设有待加强、制度标准不够健全、企业参与办学的动力不足、有利于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配套政策尚待完善、办学和人才培养质量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到了必须下大力气抓好的时候。没有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现代化”。
2019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指出要花5～10年的时间，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基本完成由政府主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到2022年，要推动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建设50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50个骨干专业（群）。建成覆盖大部分行业领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
在发展职业教育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瑞士、日本等国家的成功经验。例如，在德国，只有不到一半的初中毕业生选择通过高中进入大学深造，更多的初中毕业生会选择职业教育。德国特色的“双元制职业教育”（berufsbildenden schule,BBS），是指职业教育是在企业和职业学校两个地方同步进行，且以企业培训为主。这种“为未来工作而学习”的方式能够显著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动机。学徒制度培育出大量训练有素的技术型劳动力，为德国中小企业提供了特殊的竞争优势（奥德兹与莱曼，2018）。更为重要的是，德国职业工人不仅工资待遇与社会地位都很高，而且有顺畅的通道晋升为高级技工或者中高层管理人员。
中国目前在职业教育方面之所以进展缓慢，与整个社会看待职业教育与技术工人的观念密切相关。例如，上级评价地方政府教育工作的政绩，仍然主要看高考升学率。又如，很多家庭对职业学校与技术工人存在负面看法，不愿让子女到职业学校就读，成长为技术工人。要在中国促进职业教育发展，就必须下大力气、从各方面努力来扭转社会对职业教育与技术工人的偏见。中国政府应着力在社会上营造“大国工匠”精神，提高技术型劳动力的社会地位。此外，中国目前有大量二三本学校办学方式雷同、学生就业困难，应推动这些学校逐渐向高水平职业技术学院转变。
加快教育改革的另一个层面，是推动中国教育体系的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例如，中国的“985”与“211”高校中，没有一所是中外合办高校，也没有一所是民办高校。每年都有很多中国家庭将孩子送到欧美接受教育。其实，我们也可以把欧美知名高校引入中国，让它们在中国创办分校，在这些分校里提供与本部完全一样的教育，授予与本部完全相同的文凭。欧美知名高校的引入，还能给国内知名高校带来新的竞争，推动国内高校提高教学质量。
目前，中国政府不允许外国高校在中国独资办学，但允许外国高校与中国高校进行合作。例如，美国纽约大学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合办的上海纽约大学，取得的社会反响非常好。
中国政府也应允许民间资本创建高水平学校。在这方面，美国的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体系值得我们借鉴。私立大学通常学费很贵，适合中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就学。但公立大学的学费相对便宜很多，且提供的教育质量并不差，这就给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如果未来中国能够涌现出更多优质民办高校，那么公立高校就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致力于提高教育的公平性与普惠性。
当前的现实是，中国政府对民间资本进入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管得很紧，民间资本只能大量进入职业教育领域。考虑到中国已经有很多高校面临招生不足问题，因此教育部恐怕不会审批更多的民办高校。在这一背景下，不妨让民间资本与现有高校开展合作，或者让民间资本参股或控股一些高校。当然，中国政府应对公立高校与民办高校一视同仁地进行监管，避免民办高校出现过度商业化倾向。
中国教育体系一直以来非常强调机械式记忆与理解，而忽视了独立思考、批判性思考与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这种教育理念对于“工程师红利”的形成及中国成长为全球制造大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及对国内技术自主创新的需求上升，上述教育理念亟须变革。新的教育理念应该更加鼓励学生发挥独立思考能力、强化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去推动国内技术自主创新。
三、实物资本：开放服务业、发展先进制造业与加快直接融资市场建设
第二章指出，2009年至今，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显著下滑。投资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一是内外需增速放缓加剧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二是人口红利I的衰减导致储蓄率下滑，抬高了企业融资成本。那么，中国政府应该如何来激发企业家的投资意愿呢？
对策一，中国政府应该加快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业部门向民间资本的开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究竟什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呢？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居民对制造品的消费相对充分，困扰居民生活的主要是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等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高质量的服务品严重供不应求。为什么在市场经济下还存在产品长期供不应求呢？难道价格机制不会引导资源流动去自动填补供求缺口吗？问题的关键恰好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业部门，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国有企业垄断现象。对作为垄断者的国企而言，并没有太大动力去增加优质服务品的供给。因此，要满足居民部门对高质量服务品的旺盛需求，就必须打破国有资本对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业部门的垄断，向民间资本真正开放这些行业。这样做也能给民营资本带来传统行业之外的新投资机会，可谓一举两得。诚然，民营资本进入公共服务业可能造成一些问题和乱象，例如莆田系医疗企业造成的“魏则西事件”。但是，可以加强对民营资本的监管，而不能以此为借口，拒绝对民营资本开放上述行业。
对策二，中国政府应该大力推动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中国并不是所有的制造业都面临产能过剩，面临严重产能过剩困扰的主要是传统制造业。中国在先进制造业方面非但不存在产能过剩，而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谓先进制造业，是指制造业不断吸收电子信息、计算机、机械、材料以及现代管理技术等方面的高新技术成果，并将这些先进制造技术综合应用于制造业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在线检测、营销服务和管理的全过程，实现优质、高效、低耗、清洁、灵活生产，即实现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柔性化、生态化生产，取得很好经济收益和市场效果的制造业总称。
当前中国的先进制造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制造业在吸纳高新技术之后提升为先进制造业，如数控机床、海洋工程设备、航天航空装备等；另一类则是新兴技术成果产业化之后形成的新产业，如增量制造、生物制造、微纳制造、3D打印等。2015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就指出了未来10年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方向。这个报告列出未来重点发展的十大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虽然《中国制造2025》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成为美国政府批评中国的靶子，但毫无疑问的是，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上述产业都会成为中国政府大力扶持、优惠措施集中倾斜的重点领域。
对策三，中国政府应该通过加快金融市场（特别是直接融资市场）发展来提高企业融资的可得性，降低优质企业的融资成本。
工作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导致的储蓄率下降难以逆转。然而，由于中国金融市场依然不够发达，导致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较差，如果能够通过加快金融市场发展来提高储蓄投资转化效率，这就能有效抑制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
迄今为止中国金融体系一直由商业银行主导。如图3.4所示，广义银行融资占中国社会融资总额的比重已经由2002年的92.9%下降至2019年的58.5%，但仍占据大半壁江山。在2019年，企业债券融资占比仅为12.7%，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仅为1.4%，这两项指标均显著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商业银行在融资方面天生就“嫌贫爱富”。中小民营企业既不能提供良好的抵押品，也很难提供长时间的信用记录，自然不会受到银行融资的青睐。因此，中小民营企业不得不通过影子银行体系进行融资，而融资链条的不断拉长无疑会提高其融资成本。
资料来源：CEIC。
注：广义银行融资包括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与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
图3.4 中国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
因此，中国政府应该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包括广义股权融资与高收益债券融资。广义股权融资是指从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再到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新三板、创业板、中小板、主板乃至国际股权市场这一整套伴随企业整个生命周期的股权融资安排。这套安排能够在不同发展阶段为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高收益债券（也称垃圾债券）是指由中小企业发行的收益率与违约风险都比较高的债券。高收益债券市场也是很多发达国家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广义股权市场与高收益债券市场的发展，能够显著提高企业融资可得性，并显著降低优质企业的融资成本。
四、技术：多渠道激发国内自主创新
第二章指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技术落差的缩小及经济体量的放大，中国在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越来越小。国内技术自主创新又受到知识产权保护较为薄弱、事实上的“国进民退”及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放缓等因素的掣肘。后发优势的下降及未能充分激发国内技术自主创新，导致技术进步速度明显放缓。
后发优势的下降是我们无法逆转的，这原本也是中国快速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因此，要重新提升中国的技术进步速度，就必须通过以下措施来激发国内自主创新。
对策一，应显著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让知识产权的拥有者更加充分地享受技术创新带来的红利，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激发创新。过去，一些地方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重视不够，甚至出于地方利益考虑，庇护本地企业的侵权行为。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科技企业与科技人员的创新热情。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指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对此，外资企业有要求，中国企业更有要求。”在2018年，中国政府重新组建了国家知识产权局，致力于完善执法力量、加大执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充分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将会显著增强。
对策二，应努力扭转“国进民退”的局面。
在经济下行期与风险释放期，民营企业面临的困难通常会大于国有企业，这也是为何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出现数轮“国进民退”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因此，要扭转“国进民退”的局面，首先需要加快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我们将在本章第五节详细展开分析），其次需要加快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业部门向民营企业的开放，再次需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最后需要加强对于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38]
对策三，应设法重新提高人力资本积累速度。
我们已经在本章第二节进行了深入分析。一方面，应通过更大力度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来提高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另一方面，应对当前教育体系进行大力改革，以提高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积极性。
五、制度：实体改革与金融改革平衡推进
第二章指出，在21世纪初，由于国内重大经济制度改革的时间窗口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撞车，中国政府将政策重点放在稳定经济增长之上，从而推迟了重大经济制度改革。重大经济制度改革在21世纪初的缺位，是导致中国经济长期增速下行的重要原因。
此外，自201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达到拐点之后，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要素成本都在快速上升。周其仁（2006）指出，可以从要素成本、制度成本与要素质量三个要素来理解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在中国的要素成本全面上升之后，通过经济制度改革去降低制度成本、提升要素质量就变得更加迫切。
在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本届政府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这其实正是本届政府关于重大经济制度改革的蓝图。在笔者看来，《决定》提出了以下三个重要领域的经济制度改革。
一是国有企业改革，方向聚焦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简称混改）。[39]《决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二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向聚焦于“流转”。《决定》指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三是金融改革，方向聚焦于“改革+开放”。《决定》指出：“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截至2020年3月，上述三项改革的进展究竟如何呢？应该说，这三项改革均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然而，国企改革与土地改革的速度明显低于金融改革的速度。
在国企混改方面，改革进展明显滞后于市场预期。国企混改过程出现了以下问题。
第一，经典案例有限。除了中国联通之外，[40]央企层面的混改还缺少标志性成功案例。第二，国企不愿意将优质资产拿出来进行混改，而非公有制企业又对问题资产不感兴趣。第三，国企非常重视非公有制企业提供的资金，但不愿意分享国有企业的管理权。换言之，国企只愿意实现股权结构的调整，却不愿意进行公司治理机制的调整。第四，国有资产价格评估与交易规则没有明确，国企负责人存在被指责“国有资产流失”的顾虑。第五，国资监管机制尚未理顺，国资委、发改委、财政部等多头管理的情况依然存在。而作为综合性改革措施，国企混改需要多部门协同推进，要做到这一点难度很大。正是由于面临以上问题，迄今为止，国有企业在引入非公有制股东方面进展较为有限，不少混改案例实际上是国企在“混”国企。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以及金融监管的强化导致影子银行体系的收缩，近年来很多民营企业在经营方面遭遇严重困难。此外，有段时间内国内舆论对民营企业的作用、民营企业家的未来等问题存在较大争议，甚至出现了“民营经济退场论”等不负责任的言论。在这种不利环境下，不少民营企业主动寻求国有企业的“收编”。换言之，出现了不少国企“混”民企的案例。
在农村土地改革方面，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给了农村土地流转改革很大的政策空间，但农地流转改革进展仍然较为缓慢。一个重要原因是，加快土地流转可能导致大量土地集中到少数企业或个人手中，进而导致土地用途转变、失地农民受损。在2014年年初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中强调指出，“土地是否流转、价格如何确定、形式如何选择，应由承包农户自主决定，流转收益应归承包农户所有”；“没有农户的书面委托，农村基层组织无权以任何方式决定流转农户的承包地，更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名义，将整村整组农户承包地集中对外招商经营”；严格禁止“定任务、下指标或将流转面积、流转比例纳入绩效考核等方式”；“防止少数基层干部私相授受，谋取私利”。这些规定，都说明中国政府看到了无序推进农地流转可能带来的风险。正是出于上述风险的考虑，迄今为止农地流转改革进展较为有限。
相比之下，在2012年至2016年，金融改革的步伐却迈得很大。例如，人民币汇率与利率市场化得以快速推进。又如，影子银行体系、互联网金融（包括P2P[41]）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再如，股市与债市等直接融资市场均获得长足发展。此外，在2013年左右，中国政府曾经考虑过加快资本账户的开放。[42]
我们可以将国企改革与土地改革视为实体改革，将金融改革视为虚拟改革。那么在2012年至2016年，出现了实体改革速度显著滞后于虚拟改革的现象。应该怎么来认识这种现象呢？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至少中国政府在阻力较小的改革领域率先取得了突破，这是因为相对于国企改革与土地改革，金融改革面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较小。而从风险的一面来看，实体改革的速度滞后于虚拟改革的速度，可能加剧“脱实向虚”[43]与“金融空转”[44]，从而致使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上升。这是因为，实体改革速度较慢导致实体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金融改革速度较快导致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程度提高、影子银行蓬勃发展及流动性四处逐利。在实体投资回报率缺乏吸引力的情况下，大量金融资源并没有进入实体领域，而是停留在金融领域内部进行套利，或者炒作资产价格（张明等，2017a）。
如图3.5所示，自2008年至今，中国GDP增速与信贷增速之间的缺口逐渐拉大，说明同样规模的信贷只能拉动更低的经济增长。如图3.6所示，中国金融业增加值与房地产增加值占GDP的比率在2008年之后均呈现快速上升态势，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率甚至超过了全球金融业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上述两方面证据表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尤其是在2010年至2015年（如图3.6所示，在此期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率曲线的斜率明显变陡），中国的确出现了显著的“脱实向虚”与“金融空转”。
资料来源：Wind与笔者的计算。
注：贷款余额是指每年年底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图3.5 近年来信贷增速与GDP增速的背离程度加剧
资料来源：Wind。
图3.6 金融业与房地产增加值占GDP比率的变化
随着“脱实向虚”与“金融空转”现象的持续甚至加剧，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显著上升。如图3.7所示，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全社会非金融债务占GDP的比率）由2008年的141%攀升至2017年的244%，增长超过100个百分点，其中增长最快的是企业部门债务。
资料来源：Wind。
图3.7 中国的宏观杠杆率
从2016年年底开始，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去杠杆、控风险、强监管”行动，其目的正是打击“脱实向虚”与“金融空转”、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该行动的确取得了较大进展。例如，在图3.6中，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率在2016-2018年连续三年下降。又如，在图3.7中，中国宏观杠杆率在2018年略有下降。而在2017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上，中国政府将防范系统性风险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2018年至2020年）的三大攻坚战之首。这说明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45]
综上所述，在2012-2016年，中国出现实体改革速度滞后于金融改革速度的不匹配现象，进而造成“脱实向虚”与“金融空转”，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而从2016年年底至今，中国政府开始加强金融监管，这意味着金融改革的速度开始放缓。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都具有渐进式改革色彩。林毅夫等（1994）认为，渐进式改革模式之所以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是因为这种模式有如下四种好处：第一，渐进式改革模式最接近于“帕累托改进”[46]；第二，渐进式改革具有内在逻辑上的有序性和不可逆性；第三，渐进式改革使得“分两步跨越同一条鸿沟”成为现实；[47]第四，渐进式改革有利于保持改革过程中速度和稳定之间的平衡，从而得到大多数社会集团的支持。
然而，在笔者看来，渐进式改革是先易后难，倾向于把更困难的改革放在后面。中国到了当前发展阶段，剩下来的改革都是“硬骨头”，都是涉及存量利益重新分配的存量改革，而非做大蛋糕式的增量改革。换言之，渐进式改革在后期同样会遇到“惊险的一跃”。能否胜利完成这“惊险的一跃”，决定了渐进式改革能否收获全功。我们不妨再换个比喻。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改革的模式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目前我们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在这个时候，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未必是一种明智理性的策略。在改革的“深水区”，我们应该通过强化顶层设计，瞄准对岸的长远目标，沉着、坚定、不停顿地游过去。[48]
小结
本章从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实物资本、技术与制度这五个层面，为中国政府如何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提高中国经济长期增速，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49]（见本书彩插上的思维导图）
在劳动力数量方面，为了缓解人口红利I的下滑，中国政府应尽快全面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尽快分步骤实施延迟退休政策，以及必要时可以考虑通过移民政策来缓解本国人口的老龄化。为了缓解人口红利II的下滑，中国政府应尽快取消户籍限制、推动实施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快推动农地流转。
在人力资本方面，为了重新提高人力资本积累速度，首先，中国政府应该实施更大力度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尤其是应该考虑引入一系列具有累进性质的财产税，如遗产税、房产税、资本利得税等；其次，中国政府应推动教育改革，尤其是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动教育体系的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积极转变教育理念。
在实物资本方面，为了重新提高实物资本积累速度，中国政府应加快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业部门向民间资本的开放，大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通过加快直接融资发展来提高企业融资可得性、降低优质企业融资成本。
在技术方面，后发优势的衰减不可避免，为了激发国内自主创新，中国政府应显著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扭转“国进民退”的局面、重新提高人力资本积累速度。
在制度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本届政府重大经济制度改革的蓝图：以混改为特征的国有企业改革、以流转为特征的土地改革、以改革加开放为特征的金融改革。然而在2013年至2016年，由于国企改革与土地改革的进展滞后于金融改革，以致出现了“脱实向虚”与“金融空转”的现象，系统性金融风险也随之上升。从2016年年底开始，中国政府开始重新加强金融监管，金融改革的速度随之放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