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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章 2008-2019：中国经济增速为何显著放缓？
在改革开放前30年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到10.0%。然而在2007-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却由14.2%一路下降至6.1%，降幅超过50%。在笔者写作本书的2020年年初，由于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国经济自2008年以来的这一波下行趋势看起来仍将持续。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会显著放缓呢？本章将同样从上篇引言中提到的生产函数入手，来解释2008-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为何显著放缓。下面同样从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实物资本、技术与制度这五个维度来展开分析。
一、劳动力数量：两个人口红利均在衰减
在第一章中，我们用了两个层次的人口红利来分析劳动力数量这一维度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人口红利I是指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人口红利II是指大规模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压低了总体工资水平。那么在2008-2019年，这两个人口红利是否发生了重要变化呢？
如图2.1所示，中国15～64岁的人口数量由1990年的7.63亿逐渐上升至2013年10.06亿的峰值，到2018年则下降至9.94亿。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则由1990年的66.7%上升至2010年74.5%的峰值，到2018年下降至71.2%。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I的顶峰是2010年。从2011年起，中国的人口红利I就已经开始衰减了。
资料来源：CEIC。
图2.1 2010年是人口红利I的拐点
如图2.2所示，截至2018年，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占比依然显著高于美国、欧盟与日本：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占比要比美国、欧盟高出5个百分点以上，要比日本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但是，2010年以来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占比曲线的下降斜率，却显著高于美国与欧盟。各方面证据均显示，中国将在未来30年内迎来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I在未来将会加速衰减。
人口红利II是否也发生了衰减呢？我们依然可以用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的间接证据来分析农民工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如第一章中的图1.3所示，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至今，中国农村人均真实收入变化的斜率明显上升，这表明农民工真实工资收入呈现出更快速度的增长。如第一章中的图1.4所示，中国农村人均收入占城市人均收入的比重已经由2007年31.8%的谷底，上升至2019年的37.8%。这两方面的证据均表明，中国农民工工资水平在2008年之后上升速度明显加快。其背后的原因则是农民工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转变，由最初的供过于求转变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供不应求。
资料来源：CEIC。
图2.2 四大经济体工作年龄人口占比比较
如图2.3所示，尽管中国的农民工规模依然由2008年的2.25亿人上升至2019年的2.91亿人，但农民工数量的年均增速却由2010年的5.4%显著下降至2019年的0.8%。在不远的将来，农民工的绝对数量很快就会由升转降了。除了农民工数量增速下降、总量趋稳外，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农民工流动还发生了两大结构性变化（见图2.4）：其一，农民工平均年龄显著上升，由2008年的34.0岁上升至2018年的40.2岁；其二，外出工作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比例显著下降，由2010年的63.3%下降至2019年的59.9%。“离土不离省”“离土不离市”“离土不离县”的情形越来越多。
资料来源：CEIC。
图2.3 中国农民工规模的变化
资料来源：CEIC。
图2.4 农民工流动的两大结构性变化
综上所述，随着工作年龄人口占比在2010年达到拐点，人口红利I开始衰减；随着农民工数量增速下降、总量趋稳与结构性变化的发生，农民工市场由供过于求转变为供不应求，农民工工资显著上升，人口红利II也开始衰减。中国劳动力收入增速加快上升，这对于劳动力自身而言是好事，但对于严重依赖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却是坏事。因此，从2008年起至今，中国沿海城市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已经持续下降。不少跨国企业与中国企业已经开始把劳动密集型工厂由中国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与印度。两类人口红利的衰减，是中国经济增速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显著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人力资本：回报率下降导致积累速度放缓
第一章提到，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积极性很高，这是因为相关投资的回报率很高，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这一时期内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较强。遗憾的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上述逻辑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我们仍以一个农村家庭为例。一个农村家庭的孩子，经过自己的努力，好不容易考上一个二本或三本学校。看到这里，读者不禁要问，在第一章中，农村孩子通过自身努力考上了重点大学，为什么到了本章，重点大学却变成了二本或三本学校呢？残酷的现实是，改革开放几十年后，中国城乡的教育差距逐渐拉大。农村学校的教育水平与二三十年前相比变化不算大，但城市教育水平的发展实在太快了。城乡教育差距的拉大，自然就会造成农村孩子考上重点大学的概率下降。
例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刘云杉教授在统计了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后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而在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16]又如，自2000年以来，农村学生上大学的比例已经上升至新生人数的60%，但是上“985”和“211”重点大学的比例不升反降。[17]再如，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中心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调查发现，2006年入学的农户子弟（上大学前户籍为农业户口）、农村子弟（上大学前居住在农村）和农民子弟（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从事农业劳动）在本科（学院）中的比例分别为47.2%、32.4%和11.5%。2010年这一比例分别上升到68.5%、50.5%和32.7%。而在同一时期内，在“985”“211”高校这些优势教育资源上，农户子弟和农村子弟的教育机会都出现了下降趋势（李强等，2012）。
然而，考上二三本学校才是故事的开始。中国大学目前的收费特点是，越是重点大学，学费通常越低。越是二三本学校，学费通常越高。因此，这个农村孩子考上大学之日，就是家庭举债之时。大学四年毕业之后，由于二三本毕业生数量太多，这个孩子遭遇结构性失业压力，很难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养家糊口尚为不易，更不要谈偿还上大学家庭举借的贷款了。
问题接踵而来。即使这个农村孩子通过自身努力，再加上足够的运气，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城市安了家，娶了个城里媳妇儿，他还能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大学毕业生那样，给自己的兄弟姐妹以无私支持吗？即使他愿意，他在自己的小家庭里也可能遭遇很大压力。在当前很多讨论都市家庭关系的电视剧中，这种出身农村的男青年被称为“凤凰男”，通常都会遭遇冷嘲热讽或者口诛笔伐。但是，为自己原生家庭提供各种支持的“凤凰男”，恰恰是一个农村家庭所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发挥外溢作用的最重要渠道。如果预期到对特定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最终不能溢回给其他家庭成员，这个家庭的父母还愿意长期节衣缩食，并以其他孩子利益受损为代价，去送特定孩子接受各种费用不菲的教育吗？
尽管仍然不能找到具体数据，但从笔者能够接触到的案例来看，自2008年以来，不少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积极性与支出占比已经明显下降。
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则是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已经明显下降了。其实，上面这个故事反映了来自农村草根阶层的年轻人在通过自己努力实现阶层跃迁的过程中，正在遭遇越来越大的困难。第一章提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知识改变命运”与“鲤鱼跳农门”这两句俗语可以用来刻画当时中国社会较强的阶层流动性。而在当前，有一个热门词可以用来精准地刻画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性的下降，这个词就是“拼爹”。“拼爹”这个词所透露出的含义，不就是子女一辈人的社会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一辈人吗？
如前所述，“文革”造成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精英阶层断层，高考成为从草根阶层中选拔培养人才的公平机制，这一逻辑塑造了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社会较强的阶层流动性。然而，精英阶层一旦形成，利益就可能固化，从而演变为既得利益阶层。既得利益阶层将会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利益，人为提高进入门槛，这就会造成精英阶层的“板结化”，最终导致阶层流动性的下降。
很遗憾，笔者没能找到代际受教育相关性系数的时间序列来刻画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性的变化。不过，如表2.1所示，在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全球社会流动性排名中，中国在82个国家中仅仅名列第45位，这一点无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值得一提的是，排名前7位的国家均为西北欧国家。
表2.1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社会流动性排名（2020年）
数据来源：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Social Mobility Report 2020。
随着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失衡程度的上升，该国的社会阶层流动性通常会下降。中国近年来阶层流动性的下降，也与国内收入分配失衡加剧密不可分。衡量一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常用指标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的范围是由0至1，数值越大，表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越高。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基尼系数显示，2003年至201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由0.479下降至0.468（见图2.5）。换言之，这段时期内，中国的基尼系数虽然超过了0.40的国际警戒线，但总体上趋于下降，表明收入分配失衡程度有所改善。毫无疑问，官方基尼系数变动与大众的观感明显是不一致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基尼系数的估算要求精确统计中国家庭的收入，而国家统计局的问卷调查很难摸清中国家庭（尤其是高收入家庭）的真实收入。
资料来源：CEIC。
图2.5 中国官方基尼系数
这里我们可以给出三个著名的估算案例。第一，根据西南财经大学甘犁教授团队基于入户调查的估算，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61，[18]中国5%的高收入家庭拥有中国50%的储蓄。[19]第二，根据北京大学谢宇教授团队的估算，中国的真实基尼系数在0.52左右。不过，传统基尼系数是基于收入的，而谢宇教授团队的估算表明，2012年中国基于家庭净资产的基尼系数高达0.73。[20]中国1%的最富有家庭拥有中国35%的财产。导致中国出现严重财产不平等的根源，对大部分人来讲是房产，对小部分人来讲是金融。[21]第三，根据王小鲁（2019）的估算，中国的收入分配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部分城镇高收入家庭拥有大量未纳入统计的灰色收入。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真实收入是统计收入的三倍以上。2011年的灰色收入达到6.2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12%左右。如果将灰色收入统计在内，则2008年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是10%最低收入家庭的26倍，而非统计显示的9倍。
综上所述，阶层利益固化与收入分配失衡加剧降低了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压低了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回报率，从而降低了人力资本积累速度。这可能导致中国经济长期增速的下降。[22]
三、实物资本：需求减弱与融资成本上升造成积累速度放缓
第一章指出，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很快，原因之一是有着旺盛的内外部需求，原因之二是高储蓄压低了融资成本。
然而，正如第一章中的图1.5所示，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由2008年之前的年均20%以上一路下降至2019年的5%～6%。也正如第一章中的图1.6所示，中国最终资本形成占GDP的比率，已经由2011年的48.0%下降至2018年的44.8%。换言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至今，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显著下滑。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是由市场化经营的企业做出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滑反映了相关投资回报率的下降。
导致投资回报率下滑的原因之一，是内外需增速下降使得中国传统制造业开始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23]
从内需来看，一方面，中国经济年均增速已经由1978-2007年的10.0%下降至2008-2019年的8.0%，而2019年的经济增速仅为6.1%；另一方面，中国家庭对很多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已经较为饱和，如家电和汽车等。这意味着，对中国传统制造业而言，国内需求增速已经显著下降。
从外需来看，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增速显著走低。2008-2018年的全球经济增速仅为3.4%，显著低于2002-2007年的4.8%；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后陷入长期性停滞格局，国际范围内的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和保守主义明显抬头，造成全球经贸摩擦持续升级。自2018年3月起至今的中美经贸摩擦就是明证。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与国际经贸摩擦的抬头，使得中国传统制造业面临的外部需求增速也显著下降。
一旦内外需增速同步回落，中国传统制造业就开始面临产能过剩的挑战。钢铁、煤炭、平板玻璃、水泥、电解铝、船舶、光伏、风电与石化被称为中国的九大产能过剩行业。如图2.6所示，在2008-2014年，钢铁、电解铝、水泥、炼油、平板玻璃、造纸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的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国际产能利用率的警戒线一般为75%～80%。不难看出，中国的钢铁、水泥、炼油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在2014年已经跌破国际警戒线。
资料来源：中国欧盟商会（2016）。
图2.6 六大行业的产能利用率
产能过剩意味着企业的现有产能尚不能得到充分利用，企业自然没有动力去新增产能投资。此外，内外需不振导致的产能过剩也会造成中国企业的赢利能力下滑。如图2.7所示，中国国有企业的总资产回报率（return on assets, ROA）在1997年至2007年持续上升，但在2008年至2016年却持续下降，由2007年的6.4%下降至2016年的2.7%。虽然中央国有企业的ROA要比全部国有企业高一些，但央企同样面临2008年之后ROA持续下滑的局面。
资料来源：Wind。
图2.7 中国国有企业的总资产回报率（ROA）
导致投资回报率下滑的原因之二，是中国企业融资成本的显著上升，尤其对于中小民营企业而言。近年来，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突出问题。尽管中国政府采取了很多鼓励性政策（包括结构性货币政策），依然没能显著改善这一状况。造成民营企业融资成本高居不下的原因，至少包括民营企业融资链条不断拉长[24]、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上升（因此对违约率更高的中小企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预算软约束的地方融资平台挤压了民营企业融资（徐高，2019）等。
然而，中国企业融资成本上升的更深层次、更中长期的原因，是中国储蓄率的显著下滑。正如第一章中的图1.7所示，中国的储蓄率已经由2010年51.5%的峰值下降至2018年的45.7%。导致储蓄率下降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的工作人口占比在2010年到达拐点后开始由升转降。换言之，人口红利I的衰减造成中国储蓄率下降，这提高了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压低了投资回报率。[25]
综上所述，中国国内经济增速下降、居民对传统耐用品消费接近饱和，导致内需增速显著下降。全球经济增速下降、国际经贸冲突上升，导致外需增速显著下降。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占比由升转降，导致储蓄率下降，抬高了企业融资成本。内外需增速的下降与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压低了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回报率，进而使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最终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
四、技术：后发优势难再发挥，自主创新面临掣肘
第一章指出，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后发优势，实现了持续快速的技术进步。而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又需要具备技术落差足够大和经济体量足够小两个前提条件。
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后发优势的两个前提条件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一，中外技术落差已经越来越平坦化。随着中国国内技术水平的持续进步，目前中国技术水平与全球先进技术之间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其二，中国经济的体量已经今非昔比。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越日本而位居全球第二。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当前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美国而位居全球第一。
在两个前提条件均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中国继续发挥后发优势的难度越来越大。随着发达国家日益把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它们开始实施各种针对中国的高新技术出口限制，并开始封锁与打压中国。
例如，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美国政府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打造三个“T”，即TPP、TTIP与TISA。所谓TPP，是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所谓TTIP，是指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所谓TISA，是指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rade in Service Agreement）。这三个协定象征着美国政府试图在WTO之外构建更高标准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努力。而在这三个协定中，“知识产权条款”都是最核心的条款之一。美国这样做的用意，其实就是要用这些条款来限制中国等新兴市场大国通过从外部引入先进技术来推动国内技术进步。[26]
在特朗普上台之后，虽然美国政府暂时退出了TPP谈判，但却实施了更直接地打压中国的策略。从2018年春季开始，美国政府悍然发动了中美贸易战。美国政府挑起贸易摩擦的核心理由之一，就是中国在“偷窃”美国的技术，以及通过“强制性技术转让”来“迫使”在中国经营的美资企业向中方合作者转移技术。在2020年年初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也有专门的章节涉及知识产权内容。此外，美国政府还在大范围调查通过“千人计划”回国效力的华裔科学家，[27]以及显著提高了在美国学习敏感专业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难度。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也明显加大了对中国企业并购美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审查力度。从特朗普政府的这些举措来看，未来中国企业要想从美国获取先进技术的难度将会变得越来越大。其他发达国家虽然没有美国这么极端，但中国从外国获取先进技术的难度已经变得越来越大，这一点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既然后发优势难以继续发挥，那么中国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渠道自然会转向自主创新。近些年来，中国国内技术自主创新的确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到2016年，在11个主要的科技创新指标国际排名中，中国在研究人员数量、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高科技产品出口额这4个指标上已经位列全球第一，在研发费用、国际科学论文数、被引数、世界500强企业数、世界500强品牌数这五个指标上已经位列全球第二。
尽管如此，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还面临以下主要不足：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仍然依赖进口、原始创新能力弱、科技力量分散重复与项目重复导致整体效率不高、以论文为主导的科技评价导向不适应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基本要求、培养与吸引顶尖人才的体制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等（王宏广，2018）。
要充分激发国内技术自主创新，目前中国还面临以下三个掣肘因素。
一是中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依然较为薄弱。在过去更加依赖外源式创新的时候，淡化知识产权要求的确有助于降低中国企业的模仿成本。然而，当需要激发国内自主创新的时候，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将会降低创新企业的激励，因为它使得后者不能充分获得创新成果带来的好处。
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四万亿财政刺激方案与天量银行信贷的最大受益者是国有企业，这造成了一轮“国进民退”。从2016年年底以来，中国政府开展了金融强监管、去杠杆、控风险行动，监管强化导致影子银行体系显著收缩，商业银行表外融资规模大幅下降。由于民营企业是影子银行与商业银行表外融资的最大受益者，这次强化金融监管的行动事实上又造成了新一轮的“国进民退”。由于民营企业的创新动力普遍强于国有企业，因此这几轮“国进民退”自然不利于激发国内的自主创新。
三是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有所放缓。推进国内技术自主创新需要有人力资本的支持。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为国内技术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例如，当前中国存在巨大的“工程师红利”。然而，如前所述，自2008年以来中国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已经显著放缓，这无疑将会影响到未来中国国内自主创新的可持续性。
后发优势难以继续发挥，国内自主创新又受到上述因素的掣肘，因此，中国技术进步在2008年之后的明显放缓就不难理解了。这里我们举出两个证据。其一，如图2.8所示，在2008-2019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总体上不断下滑，由2007年的13.7%下滑至2019年的6.3%，降幅超过50%。其二，如表2.2所示，在2009-2016年，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速的贡献仅为2.7个百分点，显著低于1978-2008年（尤其是2001-2007年）时的贡献率。无论是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降，还是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速贡献率的下降，都反映出2008年至今中国技术进步速度的放缓。
资料来源：CEIC。
图2.8 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变化
表2.2 中国GDP增速的增长计量分解
资料来源：徐高（2019）。
综上所述，一方面，技术落差的缩小与经济体量的放大，制约了中国继续通过后发优势实现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薄弱、2008年之后发生的“国进民退”现象、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的放缓，均对国内技术自主创新形成掣肘。在这两方面因素影响下，中国的技术进步速度在2008年之后明显放缓，这也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速下降的原因之一。
五、制度：21世纪初重大经济制度改革未能及时推进
第一章指出，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发生过三次重大经济制度改革，分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承包制改革，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20世纪90年代末期21世纪初的国企改革、住房改革与加入WTO。这三次改革差不多每10年发生一次，在中国经济增速陷入低谷之时重塑了增长动力。这三次改革也都成了中国经济增速由降转升的拐点。然而，如第一章中的图1.8所示，从2008年到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已经持续下滑了12年，创下改革开放之后经济持续下滑时间之最。在这12年间，似乎还没有发生在重要性上可与上述三次相提并论的重大经济制度改革。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
中国的重大经济制度改革似乎存在一个政治经济周期。在中国，每届政府通常执政10年，并分为前后两个任期。每届政府在上任初期，都会形成一套关于经济制度改革的蓝图。这套蓝图通常会在偶数届党代会的三中全会对外发布。[28]但通常来看，每届政府都倾向于在第二个任期的前几年来推进这些重大经济制度改革。个中原因可能是，在第一个任期内，新政府要集中精力完成交接，并通过把经济增速搞上去来获得有关各方更大程度的支持；而在第二个任期的最后一两年，现任政府的主要精力就变成了实现政府换届时期的平稳过渡。换言之，中国政府重大经济制度改革的时间窗口，大约是每10年出现一次，每次不过两三年时间。
重大经济制度改革一般是“以短痛换长痛”。在改革实施之初，可能导致当期经济增速下行，同时也会损害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因此，这种改革最好发生在外部环境向好之时。然而这个世界的吊诡之处恰好在于，过去几十年内，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似乎也是每10年左右爆发一次重大危机。事情就这么凑巧，连续好几次，每当中国面临重大经济制度改革的时间窗口之时，均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撞车。
例如，江泽民、朱镕基政府国内重大经济制度改革的时间窗口，与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撞车。又如，胡锦涛、温家宝政府国内重大经济制度改革的时间窗口，与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撞车。再如，本届政府在进入第二个五年任期之后，又遭遇了中美贸易战。
因此问题就转变为，在外部环境严重恶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是否依然能够推动国内重大经济制度改革呢？从历史经验来看，江泽民、朱镕基政府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大环境下，依然坚持推动了国企、住房与入世等重大经济制度改革。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由于预期这场危机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负面冲击，胡锦涛、温家宝政府实施了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辅之以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最终通过大规模基建与房地产投资稳定了经济增长。不过，国内重大经济制度改革却由此而推迟了。[29]正因为21世纪初的重大经济制度改革没有发生，中国经济增速仅在2010年短暂反弹，随后又继续下行。
综上所述，在21世纪初，由于国内重大经济制度改革的时间窗口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撞车，中国政府将政策重点放在稳定经济增长之上，重大经济制度改革没有如期推进，这是造成中国经济长期增速在2008年之后持续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小结
本章从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实物资本、技术与制度这五个层面，分析了2008年至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原因。[30]（见本书彩插上的思维导图）
从劳动力数量来看，经济增速的下行源自两个人口红利的衰减。一方面，从2011年起，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占比持续下行，人口红利I开始萎缩；另一方面，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农民工数量增速持续下行，平均年龄显著上升，且留在家乡工作的现象明显增多，这使得农民工市场的供求关系开始转变。农民工工资持续上升进一步削弱了中国城市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人口红利II也开始萎缩。
从人力资本来看，随着精英阶层利益固化，以及收入与财产分配失衡的加剧，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明显下降。这压低了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回报率，他们的投资积极性随之下降，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由此变慢。
从实物资本来看，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速与全球经济增速在2008年之后的显著下行，导致中国企业面临的内外部需求增速放缓，使得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另一方面，人口红利I的衰减造成中国储蓄率由升转降，从而提高了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疲弱的最终需求与高企的融资成本，压低了中国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回报率，最终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显著放缓。
从技术来看，30年快速技术进步，使得中国与全球的技术落差迅速收窄，再加上中国经济体量今非昔比，导致中国的后发优势不再显著。国内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数轮“国进民退”，以及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的放缓，对国内技术自主创新构成了掣肘。后发优势显著下降，自主创新面临掣肘，造成中国技术进步速度的持续放缓。
从制度来看，在21世纪初，中国政府进行重大经济制度改革的时间窗口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撞车，中国政府的政策重点转变为维持经济稳定，重大经济制度改革相应被推迟。由于缺乏重大经济制度改革的支撑，中国经济增速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仅小幅反弹，随后继续下行。
